胡翼青:为媒介技术决定论正名:兼论传播思想史的新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 次 更新时间:2021-07-24 10:35:57

进入专题: 媒介技术   传播思想史   技术哲学   技术决定论  

胡翼青  

  

   摘要:长期以来, “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污名化的标签, 常被用以攻击强调技术重要性的一切理论观点。然而这通常批评的是来自政界、业界和智库式学者的“媒介乌托邦”思想,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远非实证研究的学者们想像得那么狭隘, 也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推论。所谓的媒介技术决定论是指人类被悬置于媒介技术营建的环境之中, 其观念和行为受制于媒介化环境的限定, 因媒介技术的变革而重构。这种视角对传播思想史研究特别有启发。事实上, 任何一种成功的新媒介在登上历史舞台时, 都会对当时的社会文化、社会观念产生冲击并进而发生观念与文化的变迁。传播思想史的历史使命便是将传播技术作为一种整体介质和生存环境, 并以此为起点来讨论它如何建构公众与世界尤其是公众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它如何不断建构公众头脑中的观念, 媒介技术系统与社会文化系统之间是如何调校彼此关系的。在这个传播技术发展已经严重失控的时代, 正视和重估传播技术决定论理论价值的那一天终将来临。

   关键词: 媒介技术; 技术决定论; 媒介乌托邦; 技术哲学

  


   长期以来, “技术决定论”作为一种污名化的标签, 常被用以攻击强调技术重要性的一切理论观点。比如说, 当实证主义传播学展开对媒介环境学说围剿时, 他们就轻蔑地称之为媒介决定论或技术决定论, 并因此便认为其论敌就此变得不堪一击。表面上看, 批判对技术的盲目崇拜确实很有必要, 但如果因此无条件地承认人的主体性并认定不存在技术对人的反作用甚至是倒逼, 那就形成了一种学术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这在无形中堵死了从技术的向面深入思考当代社会问题的可能。这种现象在传播学和传播思想史研究领域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面对像雷蒙·威廉斯这样的有力论敌时, 李明伟是这样为麦克卢汉辩护的:他认为, 媒介环境学在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技术作用于社会的方式以及开放性的结论和多样化的未来这四个方面都与真正的技术决定论有很大的不同。李明伟是这样评价媒介环境学的:“他们认为主导媒介决定社会的特征, 但不否认多元因素对社会历史变化的影响, 也不否认人与社会在媒介面前的主观能动性。而且, 他们也不认为, 社会将在技术的规定下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演进, 更没有为我们描绘一个万事详备的未来。”1

   李明伟当时应该没有完全明白雷蒙·威廉斯的立场, 威廉斯之所以不认同麦克卢汉的主张, 完全是因为麦克卢汉完全无视传播技术应用背后的权力逻辑, 尽管麦克卢汉并没有义务这么做, 但威廉斯的质疑无可厚非。威廉斯担心对于技术的讨论掩盖了更重要的问题, 即对权力逻辑的揭露。所以李明伟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回应威廉斯, 他们算是各说各话。但李明伟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此, 他的问题在于其前提中有一个预设观点, 那就是技术决定论的视角是错误的, 所以媒介环境学并不是技术决定论。当然, 我相信这并不是李明伟一个人的下意识观点, 它基本上就是多年来学术共同体共同的下意识观点。那为什么技术决定论视角就是错的, 技术决定论视角真的如此不堪, 纯粹是胡说八道吗?真的是人和社会在决定技术的发展和使用方向吗?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 为技术决定论正名只是个时间问题。

  

  

  

   传播学的技术决定论通常指的就是媒介技术决定论。这貌似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界定, 但这一界定是建立在对两个关键概念———“媒介”与“决定”———的限定之上的。

   首先, 什么是媒介或媒介技术。在媒介决定论的论调中, 常见的做法是将媒介定义为一种传播介质尤其是大众传播介质, 是在传播过程中介于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现代信息传递技术, 是个体与群体之间交流的工具。所以, 这里的媒介通常指的是一大类媒介或一种媒介, 如电视媒介、网络新媒介。这类媒介常常被言说者从技术的整体中抽离出来, 孤立地谈其社会影响。而且这类媒介通常被当作是具象的存在而非抽象的或意识形态化的存在。

   另外, 在媒介决定论看来, “决定”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媒介技术被看作社会进步的原因和施动方。通常因为更多人更相信所谓的社会进步的思想, 因此这种决定论的背后通常会有这样一种假设, 即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 人类社会将会不断进步, 并最终实现幸福美满的“社会大同”。这种具有强大空想成分的推断也因此被称为“媒介乌托邦”。如果从支撑这种推断的理论起点来看, 这种观念基本是一种建立在庸俗进化论 (或者干脆是政治学上的社会进步理论) 、功能主义和媒介中心主义观念基础之上的推断。而进步与否的判断则体现了这种思想强烈的倾向性和鲜明的价值立场, 不能被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而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说辞。

   所以, 如果技术决定论就是“媒介乌托邦”, 那么对它的否定是合情合理的。这种推论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2文森特·莫斯可认为这种媒介技术决定论已经到达了一种神话的地步, 以至于每当出现一种新的媒介技术, 就会有人宣称时间、空间与权力被彻底超越, 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地理的终结以及政治的终结, 人类将会真正步入乌托邦的时代。“这实际上是一个反复终结的过程。因为它所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赛博空间出现之前, 终结已经多次出现———电报、电力、电话、广播和电视都有它们自己的关于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终结的故事, 以及革命性的预言。”3莫斯可的这个论断一点也不新鲜。在新千年即将来临时, 詹姆斯·凯瑞就曾这样嘲笑这种乌托邦思想:

   所有对电子革命的歌功颂德都有一套共同的理念, 这些思想均传递着这样一个印象:电子技术是人类的伟大施主。同时, 这些思想都将电子技术奉为人们期待的社会变革的动力、重建人道主义社会的关键所在、回归珍贵的自然乐园的途径。他们的共同信念是:电将克服曾经妨碍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历史力量和政治障碍。4

   通过对媒介发展史的考察, 莫斯可和詹姆斯指出了一系列媒介乌托邦的思想。莫斯可更是花了两章的篇幅列举了一系列技术乌托邦的例证:在电报的时代, 人们就断言这种消灭了时间和空间的媒体会改变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电话的发明使许多人欢呼阶级的不平等将被终结, 平等的点对点传播的时代即将来临;广播的发明被认为可以带来“全面而持久的世界和平”;而电视在塑造人类和世界意识、提升教育能力方面完全是广播的超级升级版。在莫斯可的最近两部著作《数字化崇拜》和《云端》中, 莫斯可又提到了两个当代技术神话:关于赛博空间和大数据的神话。他指出, 在赛博空间面前:“我们坚持认为, 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正在终结———我们正在迈入一个新纪元。我们坚持认为距离已经死亡, 地理的限制正在减弱。我们认为赛博空间正在转变政治, 也许正在结变换形式的获取支持的日常动员方式, 并向人们引介一个前所未有的电子民主和虚拟社区的时代。”4而对云计算和大数据的迷信更是到达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大数据正把我们变成新的物种。首先, 大数据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让我们从因果关系的串联思维变成了相关关系的并联思维。其次, 大数据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 物质产品的生产退居次位, 产品的加工将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最后, 大数据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都将构建在大数据之上。大数据不仅仅是一门技术, 更是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它与云计算共同构成了下一代经济的生态系统。5

   然而事实上, 莫斯可想说的是, 过去和现在具有连续性, 而并非总是令人休克的彻底革命。历史、地理和政治从来没有真正终结过。新技术的出现总是使原本的社会格局变得更加复杂, 使人们被迫一次一次重新面临新的历史、空间和政治问题。情形也并不总是在进步, 恶化也是技术发展路径中不可避免的伴随性后果。对于这一点, 斯蒂格勒有一段非常全面的描述:

   一方面是普遍化的机器系统所具有的巨大活力 (它以每天产生的新体系回答在工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断革新的规律) , 另一方面是技术主导一切的升平景象的破产。技术装置带来了数不胜数的问题:由强化交通和改进速度而引起的交通阻塞和危险性的上升;不仅由于实物输送器械、而且由于信息传送网络引起的普遍的“紧急状态”;“信息内容”的贫困化、文盲、孤独、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个体性的枯竭、区域性概念的消失;失业, 机器人不仅不能使人摆脱劳动, 反而把人逼向贫困或神经质的境地;由于人把决策过程委托给机器, 所以人的选择和超前也因此受到威胁, 这种对机器的依赖是必然———因为人已无法控制信息交流的过程……震动更大的是媒体对社会集体行为造成的强烈影响, 这些媒体控制了直接传播给具有不同文化根源的广大民众的实况新闻生产, 这一生产权操纵在职业人员手中, 他们的行为完全根据越来越规范化的工业体制内部的纯粹商业的标准而“理性化”了。6

   相比于复杂的现实世界, “媒介乌托邦”思想确实过于幼稚。可问题是, 这种媒介决定论真的能够代表传播领域中技术决定论学说?顺着莫斯可的文献引用, 我们就会发现, 持上述观点的多不是严肃意义上的学者, 而多是一些政治家、未来学家、智库研究人员、企业家、媒体从业者、技术推广者或工程师。在他们炮制的神话背后, 既有着天马行空的美好政治承诺, 也有着可以预期的商业利益。一言以蔽之, 关于技术美好想象的背后, 总有着强大的意识形态主张。

   有意思的是, 如果说还有什么思想也强调社会进步、功能主义与媒介中心主义观点, 那只有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有意思的是, 这个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施拉姆曾经在自己的教材中如此轻率地为麦克卢汉贴了一个标签:“麦克卢汉, 正如他的老师哈罗德·伊尼斯一样, 是个技术决定论者。”7与施拉姆一样, 把自己当作有科学精神的实证主义传播学者们, 动辄指责技术乌托邦的观点过于强调技术而非技术承载的内容带来的社会影响。他们始终强调技术的能动性掌握在社会群体和人手中, 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层面应当是社会决定论, 是人在使用技术。然而这种攻击丝毫不能改变的一个事实就是, 实证主义者眼中的媒介也是孤立的某类媒介, 这些媒介及其承载的内容也是以因果关系的方式产生社会功能, 强调内容并没有改变实证主义者的媒介决定论基调:他们与媒介乌托邦其实是一类极为相似的思想。只是他们幻想其结论是经过数据证明的, 他们有着丰富和差异性的细节, 而不是简单的宏大叙事和巫师般的预言, 但其实结果没有什么不一样。这里面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施拉姆与他想当然的发展传播学。

   在詹姆斯、杜威等第一代实用主义者那里, 科学就被赋予了超乎寻常的重要社会意义。在美国这么一个特别强调科学技术的国度里, 所有持科学主义态度从事传播学研究的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技术决定论和媒介决定论的倾向。正如德弗勒所说:“我们从过去研究的轨迹中的确可以发现一种‘科技决定论’:主张科技决定社会的变迁。大半美国的传播学者多少保持着决定论的观点, 相信传播科技是造成美国社会变迁的主因。”8所以, 如果说学界有什么媒介决定论的范例, 那就是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

然而问题就在于,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技术决定论远非实证研究的学者们想像得那么狭隘, 也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媒介技术   传播思想史   技术哲学   技术决定论  

本文责编:hanzhirui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传播学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7670.html
文章来源:《现代传播》2017年第1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