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以小红书为分析对象，尝试探究这一内容平台如何将自身打造为一种“认知基础设施”并重塑社会知识的再生产。所谓的“认知基础设施”，是指一整套以算法为核心中介的社会技术装置，它通过对信息的生产、获取、传播和交互来实现对人类认知结构的重组和再造。具体而言，小红书平台通过捕获搜索行为、建立“算法友好”想象、鼓励真实话语的生产、利用性别议程、确立“帮做决定”的生活助手形象等策略，完成了自身的基础设施化。小红书作为一个新型平台资本的知识“装置”，其全民生产机制冲击了传统的知识权威，但也不可避免地剥夺了个体使用者的认知主体性。因此，警惕“搜索即世界观”亦是未来学术研究的重要议题。
关键词：小红书；平台；平台化；认知基础设施；知识生产
当代一些年轻人在面对陌生体验和日常决策时，已经养成“先搜小红书”的习惯。环顾我们的生活，从书桌的布置到通勤穿搭，从面试准备到妆造美颜，小红书已成为大家处理生活不确定性时的主要“搜索引擎”之一。截至2026年5月，小红书的月活突破4亿，日均搜索超8亿次。这些庞大的数字在不断宣告，小红书已经从一个内容平台叠加为搜索平台，且随着用户的增多，搜索的日常化也在不断凸显。当每天数亿次的搜索发生在这个平台上，大量的知识、情感、信息奔涌其中，内容的迸发与交互活跃涌现，毫无疑问，小红书已经成为平台时代主要的搜索引擎之一。
这是一个有趣且值得注意的现象：搜索会促进信息的传播，而信息的传播则会影响和改变大众的认知。下文将在论述中视小红书平台为一个新型的“认知基础设施”（cognitive infrastructure），并试图论证这一结果是如何达成的。本文希望通过捕捉小红书平台中日常但活跃的全民创作行为，分析个中用户呈现的情绪、思考、认识和行为，以此与平台研究、基础设施研究和知识生产研究进行对话，来阐释小红书转变为“认知基础设施”后产生的社会影响。
一、研究理路及概念阐释
（一）基础设施的发展：一个历史的视角
小红书通过自身的平台构造与规则机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观念、知识结构，甚至自我认同，可以说，小红书业已成为当下时代重要的“认知基础设施”。“认知基础设施”这一概念延续和继承了“基础设施”的诸多特点，同时也有着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为进一步阐释这一概念意涵，下文将从历史的视角切入，回溯基础设施研究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回答以下几个核心问题：什么是基础设施？为什么小红书这样的平台可以成为基础设施？如何定义“认知基础设施”？
综合来看，学界对于“基础设施”的讨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语境下有着不同的判断与认识。通过文献梳理，过往讨论大致可以被概括为四个维度，分别是物质工程论、社会生态论、权力关系论、数字系统论。这四个面向的研究没有明确的时间线性关系，它们在不同的时段皆有出现，且呈现彼此交错和补充的样貌。但是通过总结，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趋同的发展脉络，即对于“基础设施”的理解经历了从“硬”到“软”、从单向到多维的讨论过程。
有关基础设施最早的讨论来自物质工程领域，起源于19世纪中期。在这一阶段，基础设施的概念随着欧洲工业化生产的过程而出现，主要指代技术工具的物质凝固。如在英国权威的铁路工程教材中，路基、桥梁、隧道等被定义为重要的基础设施要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曾指出，道路、运河、铁路、港口等都属于“一般性生产条件”，它们是资本运动得以开展的物质基础。随后，关于基础设施的讨论被纳入社会科学范畴，经济学中的“社会间接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这一概念即指代为经济运行提供基础服务但不参与直接生产的各项基础服务体系，包括水电网等基础设施。
对于基础设施概念的多维拓展主要得益于三位学者。首先是苏珊·斯塔（Susan Star）和卡伦·鲁莱德（Karen Ruhleder）将基础设施从工程中“需要被建造”的概念拓展为“一种运作的生态”，并指出基础设施是关系性的、实践性的，它既与已有社会的系统紧密对接，又可以被修改、拓展和重新配置。这两位学者的贡献在于，将基础设施从“物”的维度拓展为分析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另一个重要拓展者是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他在文章中讨论了基础设施的双重存在问题。在他看来，基础设施不仅是一个物质系统，也是政治、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融汇。以尼日利亚新建的广播塔为例，拉金认为它不仅是一种新的媒介形态，更是新一代民族国家证明自身现代性与合法性的情感和仪式展示。
至此，有关基础设施的讨论从单纯的“物”变为融合社会权力关系、情感、符号的多维概念。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加入多维基础设施概念的讨论。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地理与城市空间成为重要的讨论场域。例如，有学者认为城市基础设施正在从通用化的服务转向“碎裂的网络”，尤其是伴随着私有网络、专机机场、专用车道、私人安保的出现，部分基础设施只服务特定的精英人群，城市被重组为按照购买力分层的碎片空间。与此相似的脉络还有关于城市排水系统的研究、后勤供应链的研究、自来水管接入的研究等，这一脉络的研究旨在阐明，基础设施从来不是技术中立的工具装置，而是关系重组和社会阶层划分的重要物质表达。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发展带动了数字基础设施的研究。其中重要的研究包括：互联网的产生、宽带的接入与分布、海底电缆的全球配置、数据中心的建设、AI算力的实现等。在这一过程中，基础设施研究的面向进一步拓展，从单纯关注硬件转变为关注软件、程序和虚拟技术下的动态技术体系，如算法、APP、API等。在过去的十年间，随着平台经济的崛起，平台作为新型基础设施成为学界热议。通过普遍的关联，平台深度中介和嵌入了人们的日常实践，联动线上与线下，成为社会组织、信息流通和关系建立不可替代的数字工具。至此，基础设施的研究由“硬”及“软”，步入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二）认知基础设施
本文所要讨论的“认知基础设施”，正是在数字平台崛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可以说，“认知基础设施”是平台基础设施化背景下的一个细分趋势。随着内容类平台尤其是泛社交平台的快速发展，平台日益深入地介入信息传播与社会文化的建构之中，并显著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认知。这一点可以从人们对抖音、快手、小红书等平台日益流畅且深度的使用中窥见。
既往有不少的文献曾提及“认知基础设施”的概念，大致可以将其分成两个面向。一是借由基础设施的物质性延展出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权力关系，如有学者关注像海底电缆这样的信息基础设施如何通过私人的、地域的选择来实现对特定知识（如金融和交易）的更高效传输，而忽略其他社区和地方知识。学者称之为“认识基础设施”，因其介入对于社会知识的再生产具有重要影响。也有学者关注传统基础设施的遗产转化问题，如其不断数字化会形塑一种“认知生态系统”（cognitive ecosystem），在这一生态中，传统基础设施与大数据、AI、学术机构以及诸多技术体相互关联，共同作用于人机关系和对世界的理解。二是数字化和媒介化系统如何改变人类的认知结构和知识形态。有研究将新闻业作为认知基础设施，认为在数字现代性的语境下，其赖以运作的知识生产逻辑发生了重要变化。有研究将AI作为一种新型认知基础设施，认为它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信息的接受模式和知识边界，并在认知战中发挥重要作用。有研究发现，智能体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成为人类新的“认知代理”，其通过检索、筛选、组织等步骤前置了大量的认知信息。在国际语境下，有学者提出了“隐形知识基础设施”（shadowy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s）的概念，认为由数据驱动的基础设施平台借由规模效应和内容集成，已成为人类知识新秩序的创立者。也有教育领域的学者通过案例分析发现，教育政策分析的数据中心正在成为一种认知基础设施（cognitive infrastructure），通过自动化的思考以帮助人们做出复杂决定。
本文延续第二个脉络，并基于对小红书这一平台案例的观察研究，将“认知基础设施”界定为一套以算法为核心中介的社会技术装置，其通过对信息的生产、获取、传播和交互来实现对人类认知结构的重组和再造。在当下的语境中，像小红书这样的内容生产平台正在成为这种认知基础设施，即通过捕获用户的搜索行为、实行“算法仲裁”、鼓励真实话语的生产等策略，重构用户的主体认知，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知识生产的方式。文章也将着重阐释小红书如何通过建立认知通道、维持认知秩序、让渡认知主体三个维度来完成它的认知基础设施化。
（三）平台：一种新型的知识生产“装置”
数字平台正成为知识生产的新场域。这里讨论的“知识”更多的是一种泛指，即在特定社会情境下生成的用以阐释、理解、判断并指导自身行为的内容总和。从更宏观的角度讲，它接近福柯所论述的总体的、组成历史的知识，即“savoir” ，它不指代某一领域、面向或特定学科，而是指经由话语实践规则筛选后所呈现的一种陈述空间。
平台化的知识生产是如何达成的呢？从古至今，承载知识生产的媒介发生了几次重要的转变。从前工业化时代的石刻、岩画、莎草纸、竹简等，到工业化时期的书籍、小册子、报纸、电视和广播，再到互联网时代的网站、电子书、智能手机，知识的生产方式随着媒介形态而不断变化，并且整体趋势呈现出知识生产的加速、总量的扩张和模态的多样等特点。到了互联网发展的后期，平台成为知识生产、传播存储的新中介。以算法推送为基础的内容生产模式让平台成为知识生产的“守门人”，一端是知识生产普及，另一端是内容呈现的可见性。平台成为知识生产和传递的新阵地。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试图以纵贯的历史观论证一个值得深思的发现，知识的生产自有其规则和代码。他认为，知识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话语”生产出来的。在实际生活中，话语的实践有着自己的规则，它与社会权力关系紧密交织，权力关系决定了话语生产的秩序。福柯认为，知识“是一个有规则的总体，这些规则决定了什么可以说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说出，以及谁是说话的主体”。回到本文所要述的以小红书为代表的内容生产平台，虽然其鼓励全民创作，但其基于算法推送、可见性原理形塑的传播规则使其变成了一个新型的知识生产“装置”，此种装置通过在媒介形态、技术规则和话语组织上的一系列策略，牢牢抓住了数字媒体时代知识生产的权力。
文章将平台视作一种“装置”，更多的是指向一种过程性，希望呈现其打造“认知基础设施”的动态过程。这里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意涵。首先，平台是一套由多元、异质性元素组成的网络体系，其中包含了话语、规范、陈词、律法、科学等各种面向，这与福柯论述的“装置”的概念不谋而合。其次，平台是一套借由数字技术搭建而成的动态互动体系，它的存在与发展是各方参与者协商的产物。在福柯的笔下，“装置”的概念也指向一种策略性的组合而非静态的模型。最后，平台作为一种隐形的基础设施，它的运作逻辑是生产性的而非压制性的。福柯与阿甘本有关“装置”的论述，都旨在强调装置如何通过捕获、引导、规训等潜在的、非强压的手段来发挥作用，并以此形塑参与者的主体性。文章也将进一步论述小红书平台的商业属性和逐利本质决定了它对用户内容生产的鼓励方式，即通过主体性的塑造和询唤来为平台资本增殖不断蓄力，同时也强化了自身的认知基础设施属性。
二、打造“认知基础设施”：小红书的平台化机制
在平台的语境下，“认知基础设施”是一整套影响人们认知结构的规则与机制。它以技术可供性为前提，重构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并以此为基础再塑人们的认知结构与思维模式。小红书的认知基础设施化经历了三个前后连续的阶段，包括认知渠道的建立、认知秩序的维系和认知主体的让渡。相较于抖音、快手等基于算法“投喂”的平台，小红书以用户的搜索意向为核心，通过鼓励全民创作来拓展搜索渠道，以此影响和帮助用户做出决策。这一过程不仅是内容的供给，更是用户通过与小红书的搜索交互、留言、阅读、共情完成自身的认知模式的过程，主动性的交互与决策的达成构成了小红书独特的认知路径，也使其认知基础设施化的过程不同于其他内容平台。
（一）“捕获”搜索
成为“认知基础设施”的第一步是拥有足够或更多的使用者。小红书吸引受众直接的方式是：将自身打造成平台化的搜索引擎。沿此路径发展至今，并非一蹴而就，盖因内外多重因素驱动。
首先是用户在媒介形态使用上的习惯转变。小红书的流行离不开良好的“受众基础”，到2016年前后，智能手机已大范围普及，移动支付成为常态，用户的手机使用习惯使其逐渐适应了从链接到图文、从网页到“生活”的转变。小红书以图文为主的互动模式内容翔实、沉浸感强，给受众带来了信息搜索的全新体验，“遇到问题先搜小红书”“生活问题首先小红书”逐渐成为不少人的习惯。
其次是小红书主动将自身定位成“经验分享平台”的策略。这一点可以从小红书的官方宣传语得以窥见，从早期的“全球好物分享平台”到扩张期的“标记我的生活”，再到2022年以后的“你的生活指南”，小红书的平台定位愈发向经验分享社区靠拢。其内容创作也不断丰富，美食、旅行、装修、面试、避坑指南、网红打卡等相关的经验分享不断增多。“2亿人的生活经验，都在小红书”的标识语使它捕获了大量的用户搜索，成为传统搜索引擎的有力替代。
除此之外，传统搜索引擎的式微为小红书的发展提供了外部机会。2016年， 魏则西事件的出现使传统搜索引擎的公信力下滑，竞价排名、虚假宣传等问题被广泛讨论 ，用户开始质疑网页版搜索引擎呈现的所谓“官方内容”。当用户不再信任传统的搜索引擎排名，小红书这边则推出了“基于个体亲身经历”的内容社区，并已积累多年“做社区”的运营经验，成功建立了受众新的信任锚点。 这种素人、少广告的社区生态为小红书带来了大量好评，其用户数量快速扩张。
（二）“算法友好”的想象
在当下，用户普遍形成了对于平台算法的负面想象，如信息茧房、大数据杀熟、操纵榜单、侵犯隐私等。与大部分平台“被动接受监管”的处境不同，小红书实行了积极的算法管理策略，并通过一系列策略打造了普通人对于小红书平台“算法友好”的想象。
小红书强调平台“去中心化”的算法分发机制。在2025年3月“算法向上向善”的主题分享会上，小红书副总裁许磊打出“好的算法是能够让每一个普通人的美好生活被看见”的标语，展示小红书平台对“0粉人群”“素人”“普通人”的友好与鼓励。在平台的实际操作中，小红书通过社区公约、信息栏告知、创作周报等形式，主动告知初入创作者的数据分发与算法识别情况，以此表明平台算法对普通人创作的鼓励和支持。与此同时，小红书在2025年初上线了算法公示页，公开了算法的基本原理与运行机制，希望通过算法披露进一步建立算法公正的印象，其CES算法公式一度广为流传，传递给受众一种算法可以被认知、被掌握的感觉。这些措施得到了用户的认可，不少用户在刷小红书的时候表示，平台不仅给自己推送高流量、高点赞数的内容，也会给自己推送只有几个阅读数的素人帖。一些用户甚至会表示，自己随手、偶然发布的内容“不知为何就火了”，暗示平台算法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惊喜感。
随着算法日益嵌入内容创作者的日常，用户对于算法想象经历了由模糊到精确，由“民间故事”到“机理机制”的过程。与算法的互动故事、体验和由此形成的感知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参与者的创作意愿，小红书通过对算法“去中心化”的诠释，将民众对算法技术普遍的批评话语转化为“反信息茧房”的努力尝试，以此建立了一套“算法公平”的传播话语。Gillespie在讨论媒介技术时提出了算法的“相关性政治”这一议题，认为算法并不是中立的技术工具，而是嵌入了价值判断、商业利益与政治选择的文化装置。至此，小红书通过捕获搜索和“算法友好”体验话语，完成了自身的渠道建立，既拓展了自身作为算法基础设施的合法性，也吸引了更多的用户参与平台的内容创作。
（三）“真实”话语的生产
如果说传统的搜索引擎专注于专业、权威性的知识呈现，那么小红书平台的认知竞争力则体现在建立了一套以“真实”为核心的话语生产、分享机制。
小红书鼓励“素人话语”，并尝试用KOC取代KOL。以往知识体系传播中所依赖的意见领袖，如主流媒体、学术权威、专业人士等正在被“乐于分享的普通人”替代。在小红书平台，一种“经验至上”的话语机制正在形成。普通创作者可以凭借真实的经历、真诚的分享、平等的互动，有可能获得比权威专业人士更高的关注度和认可度。这种认可的来源不再是“专业性”，而是来自一种普通人的“真实感”。“我试过”“我用过”“我踩过坑”等UGC呈现变成了创作者与观看者情感连接的钥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
个人经验的分享带来了同辈信任，也奠定了线上社群的情感基础。围绕“种草”、踩坑、亲测、避坑等话题，小红书形塑了强烈的社群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定向、定时的同辈信任。例如，平台的评论区往往有着强烈的社群感，素未谋面的用户对话看上去更像日常好友的真实互动，“我也！”“哭了”“谁懂啊”“蹲一个后续”“已下单，不好用回来骂你”等亲密性、互动性的表达随处可见。小红书的口语化、情感化表达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平台鼓励的“真实感”和“真实话语”。情绪的表达与共情成为小红书线上社群的重要特色。这样的运作机制，与中国传统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信任文化”有着深层的同构。基于帖子内容、讨论主题的参与者可能素未谋面，但大家因为真实的经历和情感建立了一种“熟人信任”，叙述者的惊讶、焦虑、失落和难过成为虚拟社群共情的基础，同时也无形之中影响着参与者对于具体事务的看法和认知。
为了鼓励“真实话语”的生产，小红书还推出了“真诚分”体系，从用户的行为、发布内容的质量、互动模式等多个维度给账户“打分”。这样一套基于“真实”的平台话语规则逐渐成为小红书平台的通用表达模板，一些用户为了获得更高的“真诚分”，会自觉地按照平台对“真实”的操作定义来规训自身的表达。由此，“真实话语”不再仅仅是个体的自主表达，也变成了一种可计算、可排序、可治理的生产性技巧。
（四）姐妹关系与性别身份的聚合
与其他内容平台的显著不同在于，小红书的平台化离不开性别的驱动。虽然它较少标榜自身的性别化运营，但是毫无疑问，女性用户是推动小红书平台成为新型搜索引擎的核心力量。换句话说，小红书所形塑的认知生态是高度女性化、年轻化的。数据显示，小红书的女性占比已超70%，从UGC的生产到信息的检索，从算法推荐到社区规范，小红书平台形成了一整套基于女性主义的运行模式。
利用“姐妹逻辑”或者“姐妹情谊”的连接，小红书牢牢抓住了一、二线城市高活跃度的女性人群。从美食到穿搭，从旅行到美甲，小红书不断打造年轻女性用户喜欢的内容主题，并鼓励女性之间的互动、分享、共情，从而大大增加了基于性别的情感共振的可能。
在小红书上，“姐妹逻辑”的表达往往内嵌了一套基于平台规则的情感互惠规范，包括对于同性别的无条件支持，如“姐妹你值得更好的”“抱抱姐妹，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样的话语呈现；基于性别身份的经验分享，如化妆品成分的分析，婚姻方面的法律咨询；以及基于电商消费的“避雷共同体”，如对不良商家、消费陷阱、智商税等购物风险的分享等。小红书通过打造性别共鸣、互助和互动友好度，来加深女性群体的性别身份聚合。
性别议题的交互性（intersectionality）不但体现在跨国、跨种族的对比逻辑下，也同样体现在当下平台资本主义的运营逻辑下。从某种程度上，“真实话语”的生产和基于性别议题的互惠性互动，是小红书平台维系自身认知秩序的重要抓手。女性用户在其中进行充分的情感表达和信息输出，在无形之中为平台创造了一套表达认知的话语规范，这样一套“姐妹逻辑”的实质，是平台对性别化认知框架的塑造和维持。性别的议题既是知识生产，也是判断决策，小红书平台的性别化认知模式由此达成。
（五）“做决定”的依赖感
小红书认知基础设施化的重要一步还包括“帮你做决定”。在信息和物质十分丰富、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当下，个体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做决定。从每日的穿搭到如何与同事沟通，从小白理财到如何快速有效健身，从亲密关系到ADHD确诊，在做决定前，几乎每一件事情都需要信息的搜集或情绪的安抚。
在这样的语境下，小红书极力将自身打造为这样一个平台：懂用户的需求，并能提供有用的信息。“遇事不决小红书”已经成为众多用户的选择。从平台的发展脉络看，小红书场景知识的供给经历了系统性的扩张，即从以消费、生活方式为主的内容生产扩展到了几乎所有需要“做决定”的场景。除穿搭、美妆、户外等话题外，医疗、法律、健身、金融、心理援助等相关内容也在不断增多，场景知识的全覆盖使小红书作为搜索平台能够为用户提供更加多元的信息参考。有数据显示，超55%的用户来小红书的目的是“获取信息”，超42%的用户是“学习新知识”。“打开即搜”已成为越来越多小红书用户的基本使用习惯。
小红书的出现改变并重塑着个体与社会知识互动的传统模式。个体做出的决定不再依赖某种权威性的专家信息，而变成了通过“打开小红书-搜索话题-对比笔记-做出决定”这样更个性化的方式。在对比笔记的过程中，用户会发现，小红书的诸多内容不仅提供了“怎么做”的信息，更给予搜索者充分的情绪共鸣和心理抚慰。例如，在疾病与健康知识、情感关系等问题上，小红书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提供经验性知识，更在于将知识生产与情感交流、经验分享和社群连接结合起来。个体的分享更看重“真实”，它的输出也往往更加嵌入个人的生活经验，甚至在无形中形塑了一种基于共同体的社群想象与互助网络。换句话说，小红书的知识生产不同于搜索引擎、百科、AI问答或信息聚合平台所强调的客观化、标准化，而是以经验为纽带，以情感为依托，建立一种基于社群传播的知识流通机制。
在这样的情感依赖下，用户将搜索小红书内化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相对固定的平台使用模式也逐渐形成。用户看似通过主动搜索、判断信息，自主掌控了认知与行为的节奏，但实际上，认知主体的替换和让渡在不知不觉中就发生了。
三、批判性反思：认知侵蚀与主体让渡
对社会组织模式的探讨一直是知识社会化生产的重要内容。思考知识的生产源、流通渠道和社会影响是知识社会学重要的考量因素。作为一种认知基础设施，小红书积极参与知识再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红书鼓励参与者按照平台设定的“理想生活”模板开展日常实践，而平台的全民生产看似带来了知识的民主化，它对“新知识精英”的偏爱也在社会范围内进行了知识等级的重塑，这样一种建立在海量用户基础上的“总体意识形态”逐渐形成了对人的主体性替代。
（一）平台化的“认知模板”对日常生活的侵蚀
当小红书深度嵌入人们的生活，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论证的“景观社会”也在此出现。具体而言，小红书所引领的“潮流趋势”开始深度影响甚至开始组织、编排个体的日常生活。用户开始按照小红书平台的内容呈现规则来“改造”自己的生活，哪些风景值得被记录、哪些体验需要去经历、哪种状态称得上“理想”，参与者开始挑选并展现自己的生活“景观”。大家开始在内容呈现上相互模仿、借鉴，这背后一方面有着算法助推的流量逻辑，另一方面也与小红书所塑造的关于“美好生活”的统一想象有关。但是，这样的“美好生活”绝对不是字面上呈现的这么简单，它是一个标准的设定、一种认识模式的限制。通过后台的筛选与算法的中介机制，它强化了平台的“认知模板”，转而屏蔽和覆盖了那些模板之外的内容。
小红书上看似碎片化、零散的内容在经过长时间、大量的搜索阅读后，拼凑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生活认知方案，深度参与到用户的日常生活组织之中。本文将其称为一种“认知模板”。当人人都按照平台内容的呈现逻辑来组织和塑造自己的生活时，平台之外，再无生活。人们的认知开始窄化，变得单一、统一，没有了超越平台之外的创意。我们的旅行、美食、生活都开始“小红书化”，我们总是需要知道最佳拍摄机位、最佳旅游路线，或者最“特种兵”的时间安排。而这样的一套“认知模板”，恰恰是平台打造“认知基础设施”的必要过程。
平台化认知模板对日常生活的本真性造成了严重侵蚀。个体抛弃了原本随性、自然的生活日常感，转而开始追寻小红书式的“理想生活”模板。 为了让自己的生活状态更符合预期，发布之前的精心布景、美颜、构图成为必须。搜索小红书的用户实践不断惯习化、合理化，进而演变成伯格和卢克曼所揭示的制度化过程，事实和知识历经人与平台的多轮互动得以生产出来。
（二）从“打破知识权威”到“知识的再等级化”
小红书的内容生产机制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社会知识的传播与分布？它一方面借由技术形成了“共同体的同侪化生产”，带来了知识的全民化趋势，另一方面则依托区隔化和类别化的画像模式，形塑了知识的再等级化。这两个方面相互矛盾又彼此关联。
从历史的角度讲，知识的生产天然带有等级性。最初的知识传播与学习成本昂贵，仅围绕少数的精英人群展开。伴随媒介技术的不断普及，知识的全民化逐渐呈现，尤其是近代以来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知识传播的进程。但无论是前工业化时代还是工业化时代，或者说是互联网的搜索引擎时代，知识合法性的分配都遵循一套清晰的逻辑，即拥有学位、执照、注册资质的专家更具权威性，也更具可信性。但是内容平台的出现打破了知识分配的等级，人人都可以发声，人人都可以成为“专家”。为了获得更多的使用黏性和使用数据，平台的机制鼓励素人、普通人的创作，并依托这样的策略建立了全然不同的知识等级秩序，一套依托算法机制，以点赞、转发、评论、收藏作为评价标准的知识等级。传统的知识权威逐渐消融，转而被经验性的、素人的、情感性的知识分享取而代之。
知识的全民化趋势 本应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但在当下的平台资本运行的逻辑下，得出这样的结论需要十分慎重。小红书所带来的“知识全民化”背后，是一套基于平台商业化、资本化和品牌化所形成的知识价值排序。这套知识价值排序存在隐患。一方面，随着小红书平台的高度商业化，“国民种草”风流行，平台引领和形塑的“时尚潮流”背后实则是面向特定人群的消费主义的陷阱。平台在鼓励“种草”与“剁手”内容之时，已然将一套物欲的、消费的认知逻辑嵌入用户使用习惯之中。另一方面，知识的权威性被社交平台的展示性、吸引力、情绪化所替代。虽然知识权威的消解带来了内容生态的大繁荣，但在不少专业领域，这也意味着个体认知风险的增加。不少的专业领域，如医疗、心理、法律、金融等，素人的经验可以共情，但无法替代专业的知识阐释。
与此同时，知识的全民化并不意味着知识的无差别生产。恰恰相反，它可能导致知识的再等级化。首先是在知识生产的内部，兼具专业知识和表达能力的“新知识精英”、拥有表达能力但缺乏“网感”的素人知识生产者、既缺乏知识又缺少资源的观看者同时存在，他们是平台认知基础设施化过程中细分的“新知识阶层”。而从平台的纳入生态讲，知识的生产同样充满偏见。新中产、女性、青年、都市是小红书的主流用户标签，他们自然也成为知识生产和消费的主要人群，他们生产被算法青睐的知识，也消费被算法推送的知识。而那些未被平台纳入的人，如农村老人、低学历人群、不熟悉平台逻辑的中老年用户，他们的经验与知识系统，则被平台排除在外。
（三）认知主体性的让渡
随着平台的基础设施化推进到认知的层面，人的主体性开始被侵蚀。通过诸多鼓励式的生产机制和算法匹配，小红书摇身变成知识生产的场域，规定了知识生产的格式，甚至成为知识传播的过滤器。它在某些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知识的铭写装置，引导参与其中的使用者按照平台的逻辑来思考和处理自己的生活。
在小红书上，算法的精准匹配使每一次快速的搜索都能得到有效反馈，例如，“哪两种药物不可以同时吃”“如何在五分钟之内搞定妆容”“十个帮助屋子更干净的小工具”等。这些知识能够帮助用户做出选择或补充知识盲区。但同时，它们也是高度压缩的认知信息，碎片、零散、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它们只负责呈现结论而不阐释知识的条件性与不确定性。长此以往，用户习惯了信息的速食，知道的多，但是真正理解的很少，也就难以建立试错的、沉浸的自主判断和批判。
在小红书这个知识再生产装置里，权力关系和知识体系彼此交织，共同组织和调节社会、政治与人的生命实践。小红书平台通过自己的规则，重新定义知识的生产过程：从建立用户的搜索习惯，到帮助用户做出判断，再到确立个体的自我认知，可以说平台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用户主体性 的建构。当然，相较于其他平台，小红书平台的用户在追寻自主知识搜索的同时，也比其他平台的使用者更加在意算法黑箱的存在，他们会通过刻意回避、有意点击、大量使用tag等形式，对算法进行逆向规训。 这种循环互动的产生，正是阿甘本对“装置”理论最重要的推进，他认为，人在与装置的互动中获得自己的身份认同，这个过程既是自我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的过程，同时也是臣服化（subjection）的过程。两者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
四、结论
本文以小红书平台为分析对象，尝试探究一个问题，即当下的内容平台如何将自身打造为一种认知基础设施，并影响社会总体知识的再生产。所谓“认知基础设施”，指代平台通过算法逻辑、内容生态和关系连接，不断捕获用户并持续影响其认知结构和实践逻辑的权力系统。分析发现，小红书平台的基础设施化主要通过“认知渠道建立-认知秩序维持-认知主体让渡”三个彼此关联的维度达成。其中，在传统搜索引擎式微的语境下努力“捕获”用户、设立“算法友好”的群体想象是小红书建立和拓展自身认知渠道的重要方法；鼓励“真实话语”、通过姐妹逻辑锚定市场版图是小红书打破传统知识权威，重新建立认知秩序的重要策略，而养成用户“遇事不决小红书”的使用习惯，则是平台实现主体性替换、打造认知基础设施的最终落点。
伴随着小红书成为一种生活潮流，其基础设施的属性也在不断影响社会范围内的知识再生产。看似令人激动的知识全民化，经由平台有意地纳入与排除，演变成基于特定知识的再等级化。在此过程中，平台成为重要的守门人，通过一系列诸如算法、标签、关键词等手段完成了对认知获取的占有。换句话说，小红书的知识生产，是一种被算法重新编码的“决定性存在”，作为“装置”的小红书平台则在用户的搜索中不断侵蚀人的主体性。
从本质上讲，小红书认知基础设施化的过程是一个塑造“不可见性”的过程，它意味着分类标准、判定体系“沉入”人们的认知，并影响社会实践。在很多情况下，这样的机制不是压制性、强制性的，而是积极、轻松并充满鼓励的。当小红书这样的平台日益成为一种隐形的存在，它就成为福柯和阿甘本笔下的“装置”，人身处其中，并依赖装置塑造自身的认知框架。打造认知基础设施是平台维系自身发展策略的重要根基，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平台得以塑造更广泛的社会实践，从而达成自我发展的合理性和协调性。
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提出的“认知基础设施”，应该算作“平台基础设施化”研究脉络上的一个细分。平台对知识生产的重构不是一个孤立的商业现象，从人类知识生产方式的角度，我们正在经历人类知识生产的重要转折点。在AI大模型时代，平台商业版图的扩张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依赖数据，“数据即世界观”已经成为现实。而具体到小红书，“搜索即世界观”既彰显了平台化的重要影响，也昭示着一个对人类未来的重要挑战正在来临。
作者：孙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城市治理研究部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北京100720
原文刊载于《新闻界》杂志2026年第6期，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