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正面临从符号展示向知识生产的关键转型。当前困境主要在于：传统知识尚未有效融入现代知识生产体系，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广泛认可；传统文化缺乏标准化产品转化，难以实现规模化推广；传播缺乏受众导向、新型载体应用不足，难以形成深层次文化认同。高校应立足知识转化、产品化创新、受众导向型载体创新三个核心维度，充分发挥学术研究、教育创新、技术研发的独特优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文化认知向知识运用的实质性转化，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知识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亟须实现从符号展示向知识生产的战略跃迁——这既是国际传播从“讲好中国故事”向“构建中国理论”的战略升级，也是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服务文化强国建设的根本路径，更是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重要支撑。
当前，书法、传统节日、传统工艺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已获得一定国际认知，但此类认知多停留在浅层符号展示层面，尚未转化为国际学术界和主流教育体系的深度认同。例如，中国传统艺术教育在海外多以兴趣班、短期体验活动等形式存在，缺乏可衔接国际学位体系的完整课程产品。这种浅层传播困境，集中体现在知识转化、产品化转化、传播载体三个核心维度，严重制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上述三重困境的突破，恰恰有赖于高校所独具的结构性优势：知识转化对应其学术研究与跨学科整合能力，产品化转化对应其教学体系创新能力，传播载体创新对应其前沿技术研发能力。高等教育作为知识创新的前沿阵地，理应主动担当知识生产者、标准制定者、技术引领者的核心角色，通过知识转化、产品化创新、传播范式革新三个维度，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从文化符号展示到系统知识供给的主体升级，以中国智慧参与全球知识重构。
高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三重缺失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停留在符号层面，未能进入知识生产阶段，与高校在知识转化过程中的能力发挥不足密切相关。高校虽具备推动上述转型的结构性优势，但这一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集中体现为三个层面的结构性缺失。
1.知识转化不足：传统知识与现代学术体系脱节
高校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多停留在概念介绍与历史叙事层面，未能将传统知识有效转化为现代学术体系认可的科学成果和理论贡献，面临学术合法性不足的困境。以传统本草学知识国际传播为例，《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等古籍记载了数千种药物的性味归经、配伍禁忌等经验总结，相关知识多局限于文献整理和历史研究层面，缺乏现代植物学、药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系统验证与理论重构。当前其国际传播主要关注文化介绍范畴，即展示古籍文本、讲述发展历史、翻译重要概念，却未能有效回应国际学术界关注的核心命题：这些药物的有效成分是什么？作用机理如何？能否用现代科学方法验证其功效？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困境并非不可突破——例如青蒿素研究已证明传统医药知识具备转化为现代科学成果的潜力。然而，此类成功仍属个例，尚未形成可系统推广的知识转化机制，大量传统本草知识仍停留于“民族医药遗产”而非“现代药学贡献”的认知框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体系的广泛认同与学术话语权[2]。
除传统本草学外，传统技艺的理论化程度不足也是突出问题。以景泰蓝、苏绣等传统工艺为例，尽管其技艺本身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学界对其背后的设计原理、色彩理论、工艺创新机制等核心内容，仍缺乏系统的学术研究、理论提炼和体系化建构。
这种知识转化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传统知识未能真正进入国际核心学术话语体系。在SSCI、A&HCI等国际权威学术索引中，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相关研究占比较低。同时，高校的跨学科整合能力有待提升，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协同研究尚显薄弱，缺乏有组织的跨学科科研攻关，进入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的原创性理论贡献较为匮乏。
2.产品化转化缺失：传统教育与国际体系脱节
高校文化传播多依赖讲座、展览、演出等传统形式，缺乏将传统文化转化为标准化教育产品的产品化思维。课程模块化、评价标准化、认证国际化水平不足，导致传统文化教育多停留在兴趣体验层面，无法形成完整的学位衔接和学分互认体系，难以实现规模化、常态化的国际传播。
以传统音乐的国际传播为例，传统音乐教育的学位体系化困境最为突出，是制约其国际规模化传播的核心瓶颈。古筝、二胡、琵琶等民族器乐在海外缺乏系统课程体系，无法与国际音乐学位教育有效衔接。海外学习者即便长期研习，也难以获得国际认可的学历证明，无法将中国民乐作为正式专业纳入所在国高等教育体系，进而制约了传统音乐文化的系统化传播。
高校在产品化转化中存在“重展演、轻产品转化”现象，这是导致产品化转化缺失的核心症结。许多高校的艺术学院、非遗中心、传统文化研究院等，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展览、演出、讲座等展演类活动中，侧重“展示性传播”，而在课程标准化、教材开发、评价体系建设等核心产品化工作上投入有限。高校对如何将优质的教学经验、文化资源转化为可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国际教育产品缺乏系统探索，导致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优质的教学能力难以转化为国际市场认可的标准化产品，无法进入国际主流艺术教育体系，严重制约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规模化、常态化发展。
3.传播效能受限：技术优势转化不足且传播模式与受众需求错位
高校传统文化传播面临技术创新不足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技术研发优势未能有效转化为传播能力，传播模式未能适配当代受众需求。许多高校的文化传播活动仍停留在讲座、展览、表演等传统形式，究其根本，在于传播理念上预设“我讲你听”的单向传播模式，内容设计上过度强调“五千年文明”“深厚底蕴”等宏大叙事，却忽视了Z世代受众更关注的个体体验、互动参与和情感共鸣，因此难以实现文化传播的共情效应[3]。
更突出的问题是，高校传播线上平台多停留在信息发布与内容搬运层面，缺乏针对数字受众特点的内容创意和互动设计，使高校在文化传播领域处于“借鉴者”而非“引领者”的被动地位。《黑神话：悟空》通过游戏载体、《哪吒之魔童降世》通过电影载体成功吸引全球受众。李子柒通过短视频载体，以生活化场景呈现传统农耕、美食文化，同样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广泛国际传播。这些实践充分印证了载体创新对助推文化国际传播、扩大文化影响力的关键作用，也为高校传播载体创新提供了重要借鉴。
转化逻辑：高校推动传统文化“知识化”的三重机制
针对上述知识转化不足、产品化缺失、传播效能受限的三重困境，高校应依托自身独特优势，构建“知识转化—产品化转化—传播范式革新”的三重机制，对应破解各维度难题，并通过具体实践路径落地，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落地验证”的完整逻辑链条。
1.知识转化机制：从“经验描述”到“科学理论”
知识转化是高校推动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逻辑起点，也是高校在这一过程中能够提供的独特贡献。其核心在于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传统经验进行系统研究，将长期以隐性、经验形态存在的传统知识，转化为具有可验证性、可推广性的科学成果，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文化传承创新是高校的核心职能之一，而知识转化正是高校履行这一职能的关键路径，高校通过对传统知识的梳理、验证与重构，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也是高校区别于其他文化传播主体的核心优势。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知识转化的根本目标，也是从源头上解决传统文化知识合法性困境的必要前提[4]。知识转化并非将传统文化纳入西方学术规范进行片面“改造”，而是借助现代科学方法揭示其内在价值与发展规律，形成能够回应人类共同发展问题的新知识、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述既是知识转化的方向指引，也揭示了知识转化的根本路径[5]。传统智慧以这种方式获得国际学界认可，对文化影响力的促进并非直接作用，而是通过重构国际社会对传统知识的认知框架来实现——学术层面的认可为传统文化提供了超越文化身份的普遍性依据，使其得以跨越文化隔阂进入更广泛的受众认知；当传统文化从“历史遗产”转变为“有效知识资源”，外部受众对整体文化的评价也将随之改变。这是知识体系建设影响文化传播的内在逻辑，而非另设目标。
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有赖于实证研究范式的确立。当前不少关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仍停留于“经验梳理”层面，仅回答传统方法“是什么”，对其“为什么有效”“内在机制如何运作”则语焉不详，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6]。高校推动知识转化的核心方向，应是推动相关研究从“经验梳理”走向科学验证——引入实验设计、数据分析、模型建构等现代科研手段，为传统智慧提供可重复、可检验、可推广的学术论证，使其从个体化的实践经验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进而有望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
这一转型的实现，离不开跨学科的协同研究机制。传统文化研究本身横跨人文与科学两大领域，单靠人文学者难以完成从文献解读到科学建模的全过程。合理路径为：人文学者深耕典籍、提炼核心命题，理工学者提供验证工具与理论框架，依托各自专长形成实质性合作，共同完成知识的现代转化。唯有如此，传统智慧才能真正以原创性学术贡献的姿态，进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结构[7]。
2.产品化转化机制：从“个体传承”到“标准化产品”
从传播实践来看，传统文化教育长期依赖“能人”传承模式——某位教师学养深厚，便在其任教范围内形成一定影响力；一旦此人离开，传播也随之中断。产品化转化的价值正在于打破这种脆弱的单点依赖，将个体化的教学智慧与经验转化为制度化、标准化的教育资产，为传统文化的规模化传播提供保障[8]。具体而言，高校应建立标准化、可认证的课程体系，使传统文化教育不再依附于特定教师，通过制度化路径实现可复制推广。
标准化在产品化转化过程中居于核心位置。其实质是一种“质量锁定”机制：以统一的教学大纲规范内容边界，以明确的教法指引保障教学水准，以清晰的评价体系支撑教学效果认定。当这些规范被固化为课程产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便有望突破院校与地域限制，在更大范围内形成网络化的传播格局，并依托成熟体系实现持续、稳定运转。至于如何使标准化课程真正融入国际主流教育，仍需专业学位体系的进一步配套完善。
体系化是实现专业认可的关键机制。体系化将传统文化教育从短期文化体验提升为完整的专业培养，建立起从入门到专业的系统路径。当传统艺术成为可授予正式学位的专业方向时，便从国际教育体系的边缘进入主流，学习者能够将其作为终身职业发展方向，这有助于提升传统文化在国际教育格局中的地位，但要实现可持续传播，还需建立完善的跨国流通机制。
国际化认证是实现可持续传播的保障机制。其核心在于建立跨国教育流通机制：通过师资培训体系使海外教师具备独立教学能力，通过学分互认机制实现学习成果在不同国家教育体系中流通，通过质量认证体系保障各地教学水平的一致性。这种国际化认证有助于推动从“输血式”短期输出向“造血式”本土生长的转变，在海外逐步构建起自我复制、自我更新的传播生态。
3.传播范式革新机制：从“传统载体”到“数字载体”
传播范式革新的关键是技术引领与需求导向相结合，出发点是满足当代受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传播范式革新的实现，首先有赖于打破科研部门与传播部门之间的体制性壁垒，建立技术研发成果向传播实践转化的内部协同机制。此外，当代文化消费已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从浅层知晓转向深度体验，受众期待的并非单向信息灌输，而是沉浸式文化体验、互动式参与过程与情感共鸣，这也是提升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9]。高校具备虚拟现实、数字媒体、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研发能力，传播创新的关键，是将这种技术优势转化为传播创新能力，从被动借鉴商业成功模式转向主动引领载体创新[10]。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引领不应与技术堆砌混为一谈。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效果不佳，症结往往不在于技术水平的高低，而在于传播设计仍以“我有什么可传播”为起点，忽视受众主体性，未能主动追问“受众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文化体验”“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满足这种体验”。高校应以对受众的深度理解驱动技术研发方向：当代受众偏好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技术开发就应服务于这一需求，让用户在虚拟空间中主动探索，而非被动接受。数字原住民的文化消费习惯与传统展示方式相去甚远，需要突破物理空间局限，构建面向全球用户的数字传播资源。归根结底，需求导向的技术创新有助于改变受众与传统文化的根本关系——文化认同的形成源于深度卷入，而非浅层知晓。
技术路径的战略纵深，还体现在标准制定层面。原创性技术研发不仅创造新的传播形态，从更长远的战略视野来看，更有机会为中国高校争取参与国际数字文化标准制定的话语空间。这一目标的实现固然有赖于长期的技术积累、开放共享策略以及与国际文化机构的合作深化，但其战略意义值得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国际数字文化标准的讨论与制定，是中国高校从内容供给者向规则参与者转变的重要路径，也是在技术话语层面争取主动权的长远布局。
实践路径：构建“知识—产品—传播”一体化生态
高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应充分发挥其在学术研究、教育创新、技术研发方面的独特优势，构建“知识转化、产品化创新、传播创新”的生态系统。知识转化确立传统文化的学术合法性，为产品化创新提供内容基础与学术支撑；产品化创新将知识成果转化为可复制的教育制度，建立规模传播的制度通道；传播载体创新则依托前两者积累的内容与体系，拓展文化触达的受众边界与深度。三者依次递进、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从知识生产到文化认同的完整链条。以下结合典型案例，展现高校在三个维度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路径。
1.知识转化：以原创性突破引领国际认知
高校推动知识转化，核心指向是以原创性科研突破重构传统知识的国际形象。屠呦呦从《肘后备急方》等中医文献中获取研究灵感，成功提取青蒿素，并于201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这一路径极具说服力的例证。这项成果的取得并非偶然：研究团队从古籍记载中发现低温提取这一关键线索，随后在“523项目”框架下，整合中医学、药物化学、临床医学等领域的研究力量，严格遵循现代药物研发科学规程，历经分子结构解析、作用机制验证、临床试验等环节，最终将千年传统医药经验转化为国际公认的科学知识。这一过程充分表明，跨学科整合能力与实证研究范式，在知识转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青蒿素研究对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影响，远不止一项科学成果本身。它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国际社会对传统知识的固有印象——传统文化不再以“文化遗产保护”为主要叙事框架，完全可以作为解决当下人类问题的活态知识资源进入国际视野。这一案例所揭示的转化逻辑，在传统建筑智慧的结构力学研究、传统工艺材料的化学机制分析等领域同样具备适用条件：只要传统文献中存在可供现代科学验证的核心命题、跨学科研究力量能够形成有效整合、研究成果能够回应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真实问题，这一路径便具有较强的可推广性。由此勾勒出高校助推文化国际传播的一种独特路径：从最严格的学术层面确立传统知识的正当性，使文化影响力在知识认可的基础上自然延伸。
2.产品化创新：以标准化体系推动规模化传播
在产品化创新方面，巴德美中音乐研习院的实践提供了完整参照样本，证实课程标准化与学位体系建设是两种具有内在互补性的路径。
该研习院由美国巴德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合作创建，于2018年正式开设中国民乐专业与文理学科专业双学位五年制本科，将中国传统乐器演奏的专业教学与美国文理学院的通识教育相结合，培养兼顾中西方文化的新型音乐人才。课程涵盖二胡、古筝、琵琶等多个民乐专业方向，是西方高等院校中首个为中国民乐授予正式学位的专业项目。这一设计有两大关键支撑：一是完整的梯级培养路径，由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派驻师资，从基础技法到高阶演奏均有明确课程架构；二是与巴德学院通识学分体系的互认机制，保障学习成果在更大教育生态中的可流通性。迄今，该体系已培养数百名国际学生，这批获得正式学位的毕业生，具备了在所在国从事专业教学的资质，得以作为独立的传播节点，无须依赖中国方面的持续输出，便可在本地自主延续中国民乐的教学与传播。
这一案例的启示在于：产品化创新的核心不在于简单的内容输出，而在于通过规范化手段，建立国际认可的教育秩序。学位制度赋予中国民乐在国际音乐教育中的合法专业地位，使其从文化展演性活动转变为可纳入职业路径的正式学科，学习者得以将其作为终身发展方向。
3.传播创新：以技术引领提升传播吸引力
“数字敦煌”项目充分彰显了高校技术赋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价值。长期以来，受物理空间与地理条件限制，海外受众对敦煌莫高窟的认知多依赖图册、纪录片等间接形式，难以形成直观、系统的文化体验。在浙江大学、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与虚拟现实技术团队的持续支持下，敦煌研究院完成了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与6500余份藏经洞文献的数字化永久存档，并面向全球免费开放，使原本难以抵达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全球共享的数字公共文化空间。数字资源库的开放，以技术手段系统性消解了文化传播的地理阻隔，截至2025年，“数字敦煌”资源库访问量已突破2300万人次，访问用户遍布全球78个国家和地区[11]，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人类共同遗产保护的典范”。
文化资源的技术可及性，并不直接等同于受众的深度文化认同。物理距离的消除，只是文化“出海”的基础环节。2024年9月，“敦煌文化周”在哈佛大学举办，依托高校在虚拟现实、图像处理等领域的技术积累，推出AR沉浸式体验项目。观众通过扫描展品即可实现“反弹琵琶”等经典艺术形象的动态复原。这种交互设计从根本上改变了受众与文化遗产的关系模式——当受众从被动观看转变为主动触发，文化体验从外部信息接收转变为内部感官卷入，文化认同的生成也随之从“了解”层面向“体验”层面深化，形成单向展示所难以实现的情感连接。
从数字资源库的开放共享，到跨国沉浸式体验的场景落地，敦煌案例呈现出清晰的文化认同深化路径，而高校的技术研发与转化能力，始终是这条路径的重要支撑。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落地与应用的精准度。将高校的技术优势系统性转化为文化国际传播的长效动力，是新时代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需持续深化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求是，2024（8）.
[2][6]郁建兴，黄飚.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及其世界意义[J].政治学研究，2023（3）.
[3][9]曹杰.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效能[J].人民论坛，2024（8）.
[4][7][8]刘建军，张丹琛.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科学内涵与基本要求[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2）.
[5]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人民日报，2022-4-26（1）.
[10]吕治国.在教育对外开放中提升国际传播力[J].中国高等教育，2025（13/14）.
[11]李维宇，吴林峰，杨贵明.数字赋能“零距离”触摸敦煌文化[EB/OL].（2025-09-19）[2026-03-11].https://www.gswbj.gov.cn/a/2025/09/20/26019.html.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重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第二个结合’背景下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策略研究”（24JZ026）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刘儒，西安交通大学；王前，西安交通大学、陕西中医药大学；窦红莉，陕西中医药大学】
（原载2026年第12期《中国高等教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