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算法已经全方位渗透进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各领域、诸环节，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重要变量，给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带来了功能性影响和结构性变革。算法在赋能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风险。这些风险在技术层面表现为因算法功能逻辑完备性不足以及底层价值倾向等造成的算法模型漏洞、技术价值冲突等，在应用层面表现为国际政治主体算法逆向攻击、算法资本技术控制下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歪曲和抹黑，在国家间竞争层面则表现为算法技术、话语权竞争带来的算法政治操控等挑战。这需要持续完善算法模型、优化算法功能，强化主流价值导向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算法传播的引领，构建以党媒党刊为核心、算法平台为支撑的融媒体传播矩阵，还需要针对国家间竞争，强化国家算力建设，完善参与国际算法竞争的法律法规体系，维护算法传播平台在海外市场拓展中的正当权益，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算法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国际形象  算法渗透  算法话语权  算力建设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5期，注释从略。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形象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好作风好形象创造新伟业”。以良好形象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开创世界政党治理新形态、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形象建设的重大时代任务。国际形象是中国共产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宗旨性质、执政理念、治国理政实践等在国际社会的综合反映。获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认可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支持，需要不断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不仅需要关注常规传播手段的应用，还要顺应传播技术变革引发的国际传播生态变迁，正视人类社会数智化转型和智能媒介发展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这需要发掘算法技术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渗透效应，防范智媒传播带来的算法挑战和安全风险，充分利用算法塑造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新优势，以更好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效能，强化中国共产党政党治理新形态的国际影响力，切实为世界提供政党治理的中国方案，为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执政提供有益借鉴。

一、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及其算法运用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三重使命：一是维护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二是抵御资产阶级的颠覆、攻击和意识形态渗透，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重点领域安全，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向全世界彰显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强大活力，为世界提供政党治理的中国方案，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向深向新发展。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使命，所承担的推动全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属性，需要加强党的国际形象传播，以党的执政绩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等为切入点，向国际社会展示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优势，消除国际社会存在的一些敌视、误解。

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自身国际形象的传播，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传播策略。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发布宣言、举行纪念活动、参与国际事务等方式推动党的国际形象传播，向国际社会展现积极、良好的政党形象。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形象传播问题上经历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话语转变，党的国际形象传播重点也随着传播话语的演进而改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与各国政党进行交往，向世界彰显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责任担当的大党形象，通过塑造开明开放、合作共赢等国际形象寻求与国际社会的对话并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但在国际社会，受某些国际媒体的刻意抹黑、意识形态差异与对抗、部分国家政党的误解等因素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长期遭到污名化。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基于西方价值观和媒体利益，长期传播针对中国共产党的错误论调和政治偏见，甚至在国际社会投放虚假新闻以污名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在既有研究中，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分析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变化规律和有效路径。如有学者探讨中国共产党百年国际形象变迁，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呈现螺旋式上升趋势。面对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学者们主张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话语权，探索党的国际形象传播话语叙事内容框架和策略，增进党的国际形象传播话语叙事认同。还有学者立足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认为新时代党的国际形象传播能够引导国际社会对中国式现代化形成正确认知，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认可度。随着数智技术的发展，新兴技术、新兴载体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创新传播载体，尤其是运用新兴技术手段打造新的传播载体平台，成为党的国际形象传播的重要举措。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技术等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应用日益广泛。数智技术的全方位渗透使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技术特性和智能化范式凸显，党的国际形象传播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数智技术及其建构的传播生态的影响。

算法和数据是数智技术的基石，其中算法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遴选和决策生成机制，它结合对输入数据的分析，从繁杂的信息中遴选出最优解，承载着数智技术程序运行的功能设想。算法的研发是为了解决特定社会问题，或辅助人类完成单纯依靠人力难以完成的任务，因此需要算法具备相应的功能，即算法功能。算法功能的实现依托其内在源代码和功能逻辑体系，算法模型则是算法在数据学习中得到的、可对输入的新数据进行预测或决策的程序，承载着算法功能。就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理论而言，算法可视为资本积累的新工具，但算法又不仅仅是提升生产力的工具，更是一种改变生产关系和政治支配的新要素。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具备决策、分类、排序与分级的能力，通过分类、排序、精准推荐等方式，建立新的认知框架。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座架”，技术可以通过对人类社会的强制性改造实现技术理性对世界的系统性支配。算法通过社会化运行影响人类社会秩序，成为支撑数智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但算法本身并无立场，只是因为使用者赋予其特定意义而具有了价值倾向，即算法模型因在编制时植入了算法设计者的价值观而具有了社会价值判断。这说明，在算法影响下建构的认知框架并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反映着特定群体的认知偏好，算法也因之具备了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性。

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过程中，算法的运用推动了智能传播生态的塑造，重塑了信息生产和分配逻辑，并逐渐具备了控制信息流向的权力。算法权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新兴权力，中国共产党得以借助算法权力嵌入国际传播场域，改变国际形象传播的权力关系网络，增强形象传播的议题议程引导力和传播话语国际影响力。算法权力的去中心化特征还催生了算法传播的去中心化趋势，普通公众借助算法传播平台具有了设置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议程、向公共领域传播党的国际形象信息的权力，推动党的国际形象传播内容由国家重大事件向日常生活场景扩展，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生活叙事。算法的运用改变了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认知模式。传播主体借助算法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治理理念等进行解读、传播，凭借算法的信息遴选和决策生成优势，对流动的信息进行筛选。同时，结合算法平台用户的兴趣爱好等进行个性化议程设置和信息分配，引导公众建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图景，从而影响公众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综合评价和认知。

整体而言，以数智技术平台为介质，算法得以深度渗透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各领域、诸环节，成为影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范式和效果实现的重要变量。我国已经认识到数智技术在管党治党和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互联网会对亿万网民“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对人生的看法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突出的现实问题。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将互联网这一最大变量变成我国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也成为我国强化数智技术发展和应用的重要共识。当前学界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新兴传播方式应用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等方面，在技术赋能的底层逻辑、算法复合型影响方面的探索还有拓展空间。本文以此为切入点，从支撑智能传播开展的底层逻辑的算法着手，探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算法渗透问题，发掘人类社会数智化转型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算法赋能与挑战，寻求借助算法变量应对西方国家限制党的国际形象传播甚至歪曲党的国际形象的破局之路，切实将技术变量变成技术增量，助力党的国际形象传播。

二、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渗透及其影响

作为一个技术变量，算法以其技术平台为中介渗透进国际政治传播场域，给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带来系统性影响，改变着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生态。

1.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全方位渗透缘何发生

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全方位渗透的实现，一靠具有政治传播功能的算法模型，二靠承载这些算法功能的技术平台，三靠政治传播主体的现实需求。

具有政治传播功能的算法模型的编制是算法全方位渗透进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体系的技术基础，也是实现信息数智化生产、精准化传播、产供需精准衔接的基础。就功能设定而言，算法传播功能的信息推送主要有两个思路：一是内容推送，算法模型基于设定好的源代码和功能逻辑体系，结合用户兴趣爱好进行信息分发；二是协同过滤，算法模型通过对海量用户信息的分析，结合用户的社交关系数据、地理信息等内容，向用户推送与其品味接近或相同的信息。当前，主要商业传播平台都强化了对智能算法的研发和应用，不断提升算法在用户数据分析和信息精准分发方面的能力，这些都为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全方位渗透提供了技术基础。依赖算法模型中的推荐功能模块和决策功能模块，算法可以对流动着的信息进行遴选，对目标用户活动痕迹进行分析，进而决定个体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信息的接收类型和接收时间，制造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热点议题，影响国际社会舆论，引导国际社会对党的国际形象认知。

承载算法政治传播功能的技术平台是算法全方位渗透进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体系的物质基础，对算法传播功能的实质性影响需要依托算法传播平台实现与国际传播场域的衔接。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过程中，算法“过滤气泡效应”的形成、算法精准推送的实现以及算法意识形态属性的凸显都依赖算法平台对现实社会的嵌入，以实现网络用户与算法技术相互形塑。一方面，算法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网络活动痕迹，形塑国际组织、政治个体等对党的国际形象的态度，影响党的国际形象信息流动方向。另一方面，国际组织、个体甚至国家主体通过向算法平台输入大量结构性数据，使算法模型在深度学习中形成新的功能逻辑体系，进而影响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信息的分发逻辑。据统计，“Netflix中超过75%的观看行为由推荐算法所驱动”。《人民日报》“央视视频”等党媒党刊也通过开通海外栏目、外文频道以及入驻Facebook等智能传播介质等方式，强化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等内容的国际传播，向国际社会传播党的形象。

面对算法传播的技术优势，政党具有借助算法进行政党形象传播的强烈需求，需加强对能够赋能政党形象传播的算法模型研发。在中国，党媒党刊以及智能传播平台通过对算法传播功能的开发和对国际智能传播平台体系的嵌入，提升了党的形象在国际社会的传播效率。在国际社会，诸多传播媒体都加强了算法传播技术研发和智能传播平台体系搭建，借助算法技术优势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渗透，也说明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渗透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具有政治传播功能的算法源代码和逻辑体系使算法渗透并扰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成为可能；算法平台的建构则使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渗透成为现实；而中国共产党对提升党的国际形象传播效率的现实需求，国际政治主体对推动或限制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政治需要，进一步加深了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渗透。需要指出的是，各国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或政党形象传播的算法模型和算法传播平台，而是将对政党形象传播的算法需求置于智能传播平台之中，针对政党形象传播的算法功能只是智能传播平台众多功能中的一个。

2.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渗透表征

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渗透既有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社会传播场域的嵌入，也有国际组织、国际媒体、国家主体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场域的干扰。其中，中国共产党借助数智传播技术及其平台对国际传播场域的嵌入式传播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动行为，它是中国共产党借助算法传播平台推动开明开放、胸怀天下、自我革命等政党形象在国际社会进行传播的自塑活动。一是借助党媒党刊的国际频道以及本国的智能传播平台进行国际形象传播，通过开拓智能传播平台的国际市场实现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算法嵌入。二是将党媒党刊嵌入西方智能传播平台，在国际智能传播平台开通账号，向国际社会进行党的理论成果、反腐倡廉绩效以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念等的传播，借助国际性的算法传播平台体系嵌入国际传播场域，增加党的良好形象在国际社会的曝光度。

同时，还存在国际社会政治主体借助算法及算法平台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渗透，国际组织、国家主体等政治主体借助数智传播平台和算法技术优势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进行正向宣传或抹黑歪曲。一些西方国家主体还会通过政策性限制或算法模型价值底色塑造等方式，加强算法对党媒党刊国际传播平台账号的价值性干预，限制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算法流量分配，甚至采取数据污染、代码污染等方式对党的国际形象传播进行干扰。如美国限制、打压中国技术及其平台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业务拓展，这会影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算法传播。

3.算法全方位渗透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复合型影响

算法的全方位渗透既给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要素、载体等带来功能性影响，又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空间和主体的结构，推动原有传播空间、传播主体、关系网络的结构性变迁。这一影响整体呈现“功能—结构”的演进逻辑，算法的渗透最先在功能层面影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进而向结构层面拓展。

算法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早期应用主要是为解决具体领域、要素的功能性问题，借助算法拓展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要素的功能、增强传播效果。如党媒党刊通过对算法传播技术的应用和智能传播平台的嵌入，具有了传播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技术功能，实现由传统传播模式下“传者本位”逻辑和单向度、整体性传播向智能传播模式下的去中心化、数智化和个性化传播转变。借助3D影视、AR、VR眼镜等拓展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载体的功能边界，创建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建设世界性大党等相关主题的虚拟数字场景，增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叙事吸引力和受众体验感。还可借助人工智能打破党际交流对话的封闭环境，破解西方国家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话语霸权难题。

随着算法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领域和环节应用场景的增多，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影响逐渐突破功能层面，向结构层面延伸，开始拓展到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要素、关系网络等，推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结构性变迁。算法空间的建构使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空间由现实物理世界向算法虚拟空间延伸，成为在国际社会宣传党的理论、解读党的政策的新阵地。算法权力是区别于传统公共权力的新的技术权力，中国共产党可以凭借掌握的算法资源和智能传播平台影响或者控制国际传播场域中的数字权力，以更好地在国际社会进行形象传播。

三、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算法渗透风险

全球性算法传播平台体系的形成拓展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渠道，赋能使命型政党形象、马克思主义政党理念等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使中国共产党得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元宇宙技术等嵌入国际智能传播平台体系。如在智能传播生态下，党的新闻发布会能够在国外媒体上实现全网全球直播。同时，算法的全方位渗透还给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带来技术挑战和安全风险。算法技术模型的编制、承载这类算法模型的应用平台的建构以及政党的形象传播需求直接关乎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渗透，而国际传播场域中不同传播主体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现实需求则面临国家间的算法竞争和意识形态争夺。因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算法渗透表现在技术、应用、国家间竞争三个方面，其算法渗透风险也蕴含在这三个方面之中。

一是技术层面的算法渗透风险，这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算法渗透的基础性风险，与算法的模型完备性和功能适用性息息相关。算法安全风险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数智化转型中的现象级景观，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渗透同样会带来不可回避的算法安全风险。算法模型存在的诸如功能逻辑体系与外部环境不适应、程序代码漏洞等问题，都会引发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算法安全风险，使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平台体系受到其他算法使用主体的攻击，甚至通过算法入侵改变算法传播平台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信息的推送规则。而算法功能是否具有普适性，算法模型的自主学习能力和逻辑自塑能力，也直接关乎算法在不同的国际形象传播场景中的运行，影响算法功能能否在脱离中国传播场景的情况下，在不同的传播场域中有效运行。因此，因算法模型漏洞或算法模型有限性弊端而引发的算法失灵问题，会引发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算法安全问题，使我国面临因算法安全而衍生的算法政治操控风险和意识形态渗透风险，给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带来新的挑战。

算法并不是中立的，而是随着“政治—技术”的结合呈现显著的“政治性”。它有着特定的价值底色和意识形态属性，算法模型内嵌的价值偏差和意识形态偏见同样会影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信息分配。尤其是在国际传播场域中，西方国家主导的算法模型在价值设定上被优先赋予西方中心主义色彩，西方“普世价值”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算法政治传播的价值底色。中国共产党依托西方国家的智能传播平台进行政党形象传播，必然会遭遇技术价值冲突问题。西方主要国家长期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抹黑和歪曲，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力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敌视，乃至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属性、奋斗目标上的差异，都会映射进算法传播平台的模型编制之中。这会干涉国际社会算法传播中的信息流量分配。西方智能媒体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算法偏见使他们会在算法模型编制过程中给予特定形象内容以不当的算法权重，通过算法模型的参数设定确保优先向用户推送符合西方价值观的内容，以达到借助算法传播限制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目的。

二是应用层面的算法渗透风险。它是伴随算法在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应用而出现的负向效应。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于对社会主义中国快速发展的担忧，借助网络水军、AIGC、智能社交机器人等对党的国际形象传播阵地进行渗透，甚至对承载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智能传播平台进行逆向算法攻击。他们通过扰乱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秩序的方式抹黑党的形象，或通过算法价值植入和结构性数据输入改变国际传播场域中的中国共产党形象信息结构。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受其他国家意识形态和权力资本属性的限制。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数智传播平台会对中国共产党正常的活动进行负面报道。有的西方主流媒体还会通过放大算法传播的信息茧房效应，限制中国共产党正面、积极形象信息的传播。

全球性智能传播平台体系的形成加速了政党形象的跨境传播，不同性质的政党政治模式、政党治理理念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散，这使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面临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算法传播生态。一些西方国家借助对全球性智能传播平台体系的控制，通过夸大西方政党制度优势打压我国的政党制度。同时，借助数智技术的先发优势形成个性化信息茧房，破坏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公共对话的共同经验基础。

三是国家间竞争层面的算法渗透风险。它在形式上是国家间的算法技术竞争，在表象上呈现为中国共产党与西方国家政党在政党治理模式、政党治理理念等方面的话语权争夺，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国际影响力之争，在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间的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并影响着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之间存在本质差异，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人对人的剥削”“民族对民族的剥削”，“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必然会遭遇西方国家和资产阶级政党的阻碍。通过技术封锁、限制中国海外算法传播平台等方式，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算法传播设置障碍。

同时，西方国家及其主流媒体还借助算法先发优势和国际传播话语权，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传播进行算法干扰。它们以技术中立为掩饰，限制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反腐倡廉以及全面从严治党等在国际社会的传播，甚至将党的国际形象信息排挤出国际传播场域。西方国家及媒体还会以其所谓的新闻自由、多线程叙事等为借口，削弱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影响力和可信度。美西方国家借助算法传播覆盖面广、个性化特点突出等优势，形成“算法权力势差”，渲染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对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政党治理的挑战，挑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抵触情绪和敌视心理。

四、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算法渗透风险的应对策略

面对因算法渗透给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带来的风险，需要在顺应人类社会数智化转型和政治传播智能化转向的基础上，兼顾算法的功能赋能和结构优化，从技术、应用和国家间竞争三个层面着手，实现算法的技术赋能与风险规制并举，切实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效果。

第一，在技术层面持续完善算法模型，不断研发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算法传播新的功能，并以主流价值导向引领算法源代码编制和功能逻辑体系建构。首先，贴合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需求，完善、优化党媒党刊和中国智能传播平台算法模型。借助算法技术强化其对外宣传功能，增强党媒党刊、中国智能传播平台面向国际社会的算法赋能，使其能够有效参与国际传播活动。其次，完善、优化党媒党刊嵌入国际主流智能传播平台的算法接口，谨慎对待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党媒党刊算法传播系统的干扰，有效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算法逆向攻击。推动有序算法开源，在推进党的国际形象算法传播中持续优化算法模型，使党媒党刊算法传播功能适应复杂的国际传播环境，克服因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算法传播环境变化而造成的算法传播弊端。最后，强化主流价值导向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算法传播的价值引领，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多元、价值理念多样的国际社会，更需要中国智能传播平台坚守社会主义算法价值底线。在国际社会中，政党形象传播的攻防与争端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算法技术的研发、算法传播的开展是这些冲突与争论在新领域的体现。这就需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党媒党刊和中国智能传播平台国际传播算法模型与功能的价值引领，在编制算法模型时引入“价值对齐测试”机制，检验、剔除算法模型训练数据库中的隐性价值偏见，采用含有主流价值的数据库，确保算法传播模型承载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此外，还可以对算法传播模型进行对抗性输入下的伦理响应测试，验证其在意识形态多元的国际传播场域中遭遇对抗性内容输入时的价值响应，确保在虚假信息输入、价值观冲突等环境下算法推荐逻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语义耦合，以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党媒党刊嵌入国际智能传播平台时的算法价值审查，应对借助算法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价值渗透。

第二，在应用层面强化算法对党媒党刊的功能赋能，规制算法传播风险，利用中国智能传播平台海外市场拓展强化对国际传播体系的结构性嵌入。以党媒党刊为核心、以中国智能传播平台为介质打造融媒体传播矩阵。运用算法技术统合各类传播资源，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形成传统媒体嵌入和智能媒体渗透相结合的形象传播和舆情分析机制，实现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统传播与算法传播相结合的多层次媒介融通，“推动党的声音直接进入各类用户终端，努力占领新的舆论场”。如新华社打造了多媒体融合传播平台，增强新华社官方网站、移动APP的个性化推送算法功能，并通过嵌入智能社交平台，进一步利用算法扩大新华社等媒体平台推送党的建设成就、执政理念、反腐倡廉成果等内容的覆盖范围。还可以借助算法传播平台进行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资源的多模态数字化存储，对与此相关的政策、理论、实践进行数字融合和拟态改造。如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打造宣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虚拟化场景，以增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内容的可读性和趣味性，缓解因话语习惯和价值差异导致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国际融入难题。

针对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算法安全问题，需要消解算法技术异化风险，优化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算法传播体系，破解西方国家以及国际主流媒体打造的信息孤岛。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把技术纳入资本的运转体系，“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在国际传播场域，一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媒体直接受资本财团的控制，其根本逻辑是资本逻辑而非人民逻辑。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必然受到国际资本的打压。因此，消解算法技术异化风险需要规制算法资本扩张，通过出台法律、政策规范资本对智能传播平台的过度介入，防止私人资本对党媒党刊和全国性智能传播平台的意识形态侵蚀，防止资本与算法合谋挤压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空间。对于因技术异化导致的传播信任危机而言，需要加强基于西方情境和用语习惯的国际形象传播场景搭建，破解西方国家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和“算法黑箱”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抹黑，以消解西方社会及其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抵触情绪，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信任度。

第三，在国家间竞争层面积极参与国际算法治理，推进国家算力建设，增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算法话语权，保护中国智能传播平台海外正当权益。首先，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推进算力建设，依托算力优势夯实“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新格局，抢占算法赋能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技术优势。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中的算法渗透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算法治理规则体系，打造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算法传播的中国标准。并依托网信管理部门构建大算力运行中心，打造算法产业链，加强芯片等支撑算力释放的硬件开发，以提升党媒党刊和中国智能传播平台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算力。同时，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算力安全保障中心，实时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球话语体系中传播的通畅性，评估算力波动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遏制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算力侵蚀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算法传播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此外，还可以增加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性特质等政党话语在国际社会的传播，以中国政党政治话语嵌入推动国际传播场域中的政党政治话语结构性改善，以输入算法传播平台数据的结构性变化，使算法模型在对外部数据的深度学习中形成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算法逻辑体系和价值倾向。其次，要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以支撑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传播的算法话语权竞争，为中国共产党形象在国际社会的算法传播提供法律保障。当前，我国已经出台了诸多旨在规范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且于2025年10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进行修订，增加关于算法研发、训练、安全监管等方面的内容。但这些法律法规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国内算法使用主体，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长臂管辖”等还显得被动，面对西方国家对我国智能传播平台数据、资产的制裁和强制“接管”还缺少必要的应对手段。这需要完善我国算法程序应用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打造技术与制度相结合的矩阵化安全保障体系，实现技术规制、制度规制与国际参与齐头并进，做到党的形象国内传播效能提升和国际传播困局突破并举。最后，要支持中国智能传播平台海外市场拓展，保障其海外发展正当权益，加强中国智能传播平台对世界主流智能传播平台体系的嵌入，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力、影响力、话语权。当前，抖音、微信、微博等国内主流智能传播平台都打造了海外传播版本，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也逐渐凸显。但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对我国智能传播平台应用海外拓展的限制和打压也逐渐增强，美国对TikTok的制裁、西方国家将中国5G技术污蔑为“安全威胁”、将华为产品视为“间谍工具”都是明证。这需要从国家层面为中国算法技术、算法传播平台的国际市场拓展提供支持，为中国智能传播平台“走出去”提供坚实保障，在维护我国智能传播平台的海外利益的同时，削弱西方算力对我国算力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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