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特朗普第二任期重启“能源主导”战略，对内巩固化石能源与核能的主导地位，对外利用能源维护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其战略聚焦五大方向：促进本土化石能源开发、强化油气出口与全球市场控制、提升核电产能与技术输出、弱化能源转型政策支持、重塑国内能源治理体系。战略动因涵盖能源实力变现、能源出口霸权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能源需求激增以及国内选举政治考量。该战略强力干扰美国和全球能源转型，加剧世界能源体系的地缘政治化，并对中国能源安全构成挑战。同时，特朗普政府难以逆转美国能源转型，无法操纵油气市场走势，较难扩张地缘政治影响，贸易战还会制造反噬效果。当前中美能源合作空间狭窄，中国需采取灵活合作策略，夯实能源安全基础，加大力度支持新能源产业和全球能源治理。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3BGJ036)。
关键词：美国/ 特朗普/ 能源战略/ 化石能源/ 能源转型/
作者简介：张锐，全球能源互联网经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岳锋利，全球能源互联网经济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31)。
原文出处：《东北亚论坛》(长春)2026年第1期 第93-110页
能源议题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议程中始终占据核心地位。特朗普第一任期提出的“能源主导”(Energy Dominance)战略试图将页岩革命以来积累的能源实力转化为能源权力，扩大美国国际影响力乃至领导力。[1]2024年竞选期间，特朗普高调借用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的竞选口号——“钻吧、宝贝、钻吧”(drill，baby，drill)，宣示其对化石能源产业的一贯偏好和战略倚重。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伊始便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能源政策转向：单方面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签发四项旨在“增强美国在全球能源领域的主导地位”、系统性逆转拜登政府零碳政治的行政令。2025年上半年的进展表明，新政府不仅全面重启“能源主导”战略体系，并通过密集出台配套政策，拓展能源领域的权力边界和内外行动路径。
美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其能源战略不仅关系到美国自身的国家竞争力和民生福祉，也牵动着全球能源秩序演进与低碳转型进程。本文将系统考察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能源战略重点，深入剖析其执着于追求能源主导地位的战略动因，展望其战略所造成的负面冲击与实施限度。
一、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能源战略重点
特朗普所追求的“能源主导”是“双重主导”的目标体系，即对内维护化石能源和核能在能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对外利用能源维护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政策行动始终围绕“推崇化石能源、限制‘风光’开发、重视油气出口、抗拒能源转型”的思路展开，并不断增强能源政策的内外联动及对地缘政治战略的助力。第二任期的能源战略重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促进本土化石能源开发
提升煤油气的开发规模始终是特朗普政府“以能源主导世界”的基础举措。煤炭方面，特朗普政府完全无视全球气候治理、低碳转型的诉求，将煤炭定位为“维护国家安全和能源稳定”的重要能源，强调“煤电占美国发电量的16%”，批评拜登政府关停煤电站的政策“可能导致电力短缺，增加美国对外国能源的依赖，并在危机时期加强其脆弱性”。[2]2025年4月8日，特朗普发布签署《重振美国美丽清洁煤炭产业》行政令，将煤炭列为与铀、铜、黄金等同等地位的“关键矿产”，赋予其获取联邦资金支持、放松管制的特殊地位，同时从加速租赁开发、撤销环保限制、提供融资渠道、支持煤炭出口、促进煤电为数据中心供能等多方面提供系统性扶持。同月，美国环保署为66家煤电厂提供了为期两年的豁免，使其免受拜登政府时期依据《清洁空气法》制定的汞、砷、苯等有毒物质排放限制的约束。
油气方面，特朗普着力扭转拜登任内行政部门所谓“过度监管的弊端”，为资源开发创造宽松环境。在特朗普上任首日签发的四项与能源有关的行政令中，三项都与扩大油气开发相关。《释放美国能源》指出“鼓励在包括外大陆架在内的联邦土地和水域进行能源勘探和生产”，并指示各联邦机构消除审批流程中的延误，“通过高效审批释放能源主导权”；[3]《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要求各行政部门及其负责人应确定并行使其可获得的任何合法紧急权力，以促进国内能源的识别、租赁、选址、开采、精炼等生产性活动；《释放阿拉斯加卓越的资源潜力》表示将加快该州能源项目的许可和租赁，重新向企业开放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的油气开采权，优先开发当地液化天然气(LNG)。为激发国内原油生产，特朗普政府还计划投入200亿美元，将美国战略原油储备从2024年底的3.95亿桶填充至现有容量上限的7.27亿桶。
(二)强化油气出口与全球市场控制
强化油气出口和市场控制是特朗普政府“以能源主导世界”的核心抓手。2024年，美国已是世界第三大原油出口国、第一大LNG出口国。然而，特朗普认为美国资源变现能力和出口规模增长在拜登任内仍然遭受严重抑制，明确将扩大油气出口定位为改善贸易平衡、壮大国家实力的核心政策工具。具体而言，首先，施压全球主要经济体增加对美油气进口成为特朗普政府能源外交的主要任务，例如，特朗普要求欧盟应承担每年高达3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进口义务，以消除欧盟对美的贸易顺差。这一目标缺乏市场供需基础或经济合理性论证，其规模相当于欧盟2024年能源进口总额(约4292亿美元)的81.5%，[4]远超欧盟从任何单一国家的进口水平。再如，在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会谈中，特朗普宣称美国“有望成为印度最大的油气供应商”，并促使印度政府承诺将自美能源进口额提升三分之二，达到250亿美元。相较于俄罗斯和中东供应商，美国在油气价格竞争力与运输成本上均处于劣势，印度的妥协更多是基于对美印整体经贸关系及地缘政治利益的综合考量。另外，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国务院、能源部官员在参与各种国际能源治理会议时，大多都将推销美国油气作为发言主题。
其次，迫使日本、韩国投资阿拉斯加LNG出口项目。长期以来，阿拉斯加寻求建设一条全长1300公里的输气管道，将该州北部开采的天然气输送到南部的库克湾，经液化加工后出口到亚太市场。该项目设计年产能为2000万吨LNG，约占美国2024年出口总量的23%，但面临高达440亿美元的投资成本门槛，以及环境评估、土地征用等制度性障碍。特朗普在与日韩领导人的会谈中都提议合资开发阿拉斯加LNG项目；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表示该项目将在与日本、韩国的贸易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暗示两国须采取配合态度；美国政府筹划在阿拉斯加召开美日韩LNG峰会，以敦促日韩明确投资承诺。美方强势态度日益突出，如阿拉斯加工业发展与出口管理局的官员于2025年2月表示，“现在处于一个完全交易型的贸易时代，日本必须加大对美投资、购买更多的液化天然气，”[5]日本应从规避贸易战、维持与美安全协议、对抗中国的角度参与该项目。
再次，加强对敌对原油出口国的打压。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便施加了对伊朗、委内瑞拉高强度的能源制裁，这种能源武器化手段既服务于美国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地缘政治布局，也通过系统性削弱主要产油国的出口规模，为美国页岩油产业的海外市场抢夺空间，进而谋取干预国际能源市场供需平衡的结构性权力。2025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演进充分体现了这一战略逻辑的延续与强化。对于伊朗，特朗普于2月宣布恢复“最大限度施压”(maximum pressure)行动，寻求彻底切断该国石油出口；5月，特朗普威胁任何从伊朗购买石油或石化产品的国家或个人都将遭受二级制裁，将被禁止与美国做生意。对于委内瑞拉，特朗普不再允许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在该国的原油开采和经营活动，责令其迅速退出所有在委业务；另签发一项行政命令，宣布自4月2日起，美国将可能对从任何直接或间接进口委内瑞拉石油的国家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美国拉美事务特使毛里西奥·克拉弗—卡罗内(Mauricio Claver-Carone)在2025上半年对拉美区域开展密集外交，施压加勒比国家中止从委的原油进口，指示圭亚那、苏里南等产油国与美国一道建立孤立委内瑞拉的西半球原油供应网络。
上述政策动向体现了能源出口霸权重构世界秩序的典型特征：一是秉持出口国的“能源重商主义”(energy mercantilist)思维，追求能源贸易盈余最大化的目标，“同俄罗斯、沙特等石油出口大国一样，美国对(维护市场稳定的)国际合作失去长期兴趣，更倾向于用产能优势换取短期利益”。[6]二是在贸易谈判中强调“对等原则”，但实则推行非对称互惠，只顾自身的出口收入和市场份额，迫使贸易伙伴承担更高的能源进口成本和投资风险。三是热衷通过政治施压替代市场机制实现出口扩张，模糊经济行为与地缘战略之间的界限，针对敌对出口国的二级制裁、针对全球所有进口国的“能源—关税”联动制裁等胁迫性手段层出不穷。
(三)提升核电产能与技术输出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生产国，2024年在役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近97吉瓦，核能发电占总发电量的19%。[7]美国两党对发展核电具有高度共识，特朗普第一任期通过了《核能创新与现代化法案》《先进核能技术法案》等政策文件，简化先进反应堆的行政许可流程，鼓励私营部门技术创新；拜登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政策为核能产业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财政激励，加速推动先进反应堆从技术研发迈向工程落地。①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未能以满足国家紧急安全需求的速度和规模应用核电技术，而战略竞争对手正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输出和部署这些技术”。[8]2025年5月23日，特朗普签署了四项以振兴核电为主旨的行政令，内容包括要求能源部促成10座大型反应堆在2030年前开工建设；提出2050年美国核电装机容量达到400吉瓦的目标；要求核管理委员会简化审批流程，将新堆审批时限压缩至18个月以内；评估关停机组重启及在军事基地建设新堆的可行性；推动美国铀矿开采与浓缩能力提升等。美国能源部出台新的扶持政策，如2025年3月启动总额9亿美元资助计划的招标工作，旨在加速小型模块化反应堆(SMR)的商业化部署。
同时，特朗普政府将核能技术出口提升至能源外交的重点议程。《为国家安全部署先进核反应堆》的行政令要求国务卿或其指定代表应加强外交磋商与协议谈判，助力美国核工业开拓合作伙伴国家的新兴市场，并谋划制定海外核能应用、促进核能贸易的专项战略。2025上半年，美国核能外交呈现显著的战略进取态势。例如，特朗普5月访问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期间，不仅就深化民用核能合作、开展联合铀矿开发及技术研发与两国达成合作共识，更实质性地调整了拜登时期的对沙核能政策，即美方不再以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作为向其提供民用核技术援助的政治前提。再如，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东欧多国(包括7个核电国家和正在开发核电的波兰)都将核电视为未来的能源支柱，“认为其既能满足自身能源需求，也能高效地加速减碳进程”。[9]能源部长赖特于4月底访问波兰，见证了波兰首座AP-1000核电站工程开发协议的签署，该项目由西屋电气、贝克特尔组成的美国企业联合体设计建造，赖特高度赞赏美波之间战略性的核能伙伴关系，并面向中东欧国家推荐美国核电技术优势。
(四)弱化能源转型的政策支持
特朗普一贯抵制能源体系的低碳转型，无视近十年全球新能源技术变革成果，偏执地认定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缺乏供能的稳定性和经济性，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他多次抨击风电开发“破坏社区环境、影响海洋生态和推高用电价格”。在其能源主导战略的框架中，削弱对能源转型的政策支持是对民主党气候议程的必然修正，能够使美国推卸气候治理责任、专注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的化石能源，还将延缓全球低碳转型进程，强化各国对美的化石能源依赖。
特朗普政府对能源转型的压制性行动包括：一是干预风电开发。特朗普于上任首日就暂停了所有风电项目的审批，可以预见，即使后续恢复常规审批，也会可能通过强化环境审查、收紧电网接入标准、放大风电机组对航空安全的威胁、渲染海上风机对海运和渔业的负面影响等手段为项目落地设置障碍。二是大幅削减财政支持。特朗普一上任便暂停《通胀削减法案》等拜登任内政策对清洁能源产业的补贴。其在2025年7月签署生效的《大而美法案》大幅压缩补贴时效，2027年后投入运营的太阳能和风电场将不再享受税收抵免，比《通胀削减法案》规划的到期时间提早七年；2025年内终止电动车购置、新建节能住宅、节能家居改造、家用可再生能源设备等多项税收抵免；增设“海外禁止实体”条款，使用中国零部件的装备企业将被直接取消税收减免资格。三是逆转交通电气化。特朗普废除拜登政府提出的“2030年电动汽车销量占美国新车销量一半”的目标；指示美国环保署弱化汽车排放标准；冻结用于兴建全美电动车充电站的50亿美元资金。四是削减科研投入。美国能源部在促进新能源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上发挥重要的资助作用，但也受制于政局变动的影响。[10]根据能源部发布的2026财年预算文件，其下设的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办公室(EERE)的预算将从2025财年的34.6亿美元降至8.8亿美元，EERE用于太阳能与风能开发、可再生能源的电网接入和氢能的技术研发预算归零；关停旨在促进工业脱碳的清洁能源示范办公室；科学办公室的预算同比缩减14%，涉及清洁能源的项目被大幅删减。[11]按照这种趋势，美国联邦政府其他下属机构资助的清洁能源科研计划都将大规模停滞。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政府并非排斥所有清洁能源，多份政策文件都明确表达了对水能、地热能、生物燃料的支持，EERE2026财年的预算保留了对上述三种能源的研发经费，生物燃料的税收抵免在《大而美法案》中还获得四年延期的特殊待遇。地热开发获得更多实质支持，赖特在多个场合呼吁扩大开发地热能，他强调油气行业的“水力压裂和水平钻井已为地热开发提供了关键技术”，开发地热有利于油气公司的业务多元化。[12]美国内政部于5月30日宣布启动地热项目的紧急许可程序，小规模项目的环境评估将被限制在14天内，大规模项目的评估时间将由此前常规的两年压缩到28天以内。
(五)重塑国内能源治理体系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认识到既有行政体制与监管流程对能源政策实施的掣肘，所以二次上台后急于突破治理框架束缚，为推行能源主导战略创造有利条件。具体表现为：第一，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指示联邦政府各部门“必须识别并行使紧急状态下的合法权限”，以促进能源资源的勘探和开发。[13]当前美国能源供应体系并未面临突出威胁，此举实质是执政者通过安全化叙事将常规政策议题升级为“生存性威胁”，从而为行政扩权提供合法性依据，这一策略符合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安全化”理论范式，即行为体通过话语建构将特定议题塑造为国家安全问题，进而采取非常规举措达到有效施政的目的。第二，组建跨部门能源议事决策机构。②2025年2月14日，特朗普宣布成立国家能源主导委员会，内政部长道格·伯格姆(Douglas Burgum)、能源部长赖特分任正副主席，委员由多名政府部门负责人担任，成员涵盖国务卿、国防部长、商务部长等关键内阁成员。该机构设置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体现了“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治理模式，通过高层级协调机制整合碎片化行政资源，并寻求变相削弱能源部专业官僚体系决策权；另一方面凸显能源政策与外交安全事务的深度绑定，注重化解能源领域的外部风险，及时将能源治理的成效转化为对外影响。第三，以联邦权力压制地方能源转型。4月8日，特朗普签发《保护美国能源免受州政府过度干预》行政令，直指纽约、佛蒙特等州推行的气候变化政策“威胁国家能源安全”，指示司法部长采取法律手段中止此类政策或法规。此命令针对联邦政府的能源决策难以扭转地方能源转型的现状，不惜以激化联邦与蓝州之间的法律冲突为代价，寻求能源主导议程的强行落实。
综上所述，与第一任期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能源战略着力巩固化石能源与核能地位，加速推进油气出口规模扩张，减弱对能源转型的财政支持，保持较大程度的延续性。同时，第二任期的战略呈现出基于国际能源格局变动和美国中长期战略需求的新特点，包括强调化石能源和核能在支撑人工智能用能方面的必要作用，将传统能源保障与新兴技术发展深度捆绑，追求电算协同发展的先发优势；提升油气出口与美国贸易战略、地缘政治战略的结合程度，向更多国家施加命令式、排他性采购要求，急于将敌对国家的产品挤出市场；对风能、太阳能的打压更加简单粗暴，采取了第一任期未曾运用过的暂停项目审批手段，大幅削减新能源研发预算，近乎宣告美国主动退出全球绿色能源的技术竞争；不满足于通过修改或废除法规为能源行业松绑监管，通过联邦扩权、机构重组及干预地方治理等系统性手段，试图重构能源领域的国家权力结构。
二、特朗普能源战略的主要动因
特朗普政府以化石能源和核能为主导能源、以能源维护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战略主要基于以下动因。
(一)加速能源综合实力的利益变现
将美国油气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利益是特朗普能源战略的首要出发点。自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启动以来，2004-2024年，美国原油日均产量从500万桶飙升至1320万桶，天然气产量从2008年的5975亿立方米增至2024年的1.07万亿立方米，油气生产规模已多年位居世界第一。[14]尽管民主、共和两党在气候政策上存在显著分野，但自奥巴马政府以来的三届行政当局均将页岩资源开发作为国家能源战略的核心支柱。随着产能的突飞猛进，美国在全球油气贸易中的角色在过去几年出现重大变化，2020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出现的身份转变；2016年放开天然气出口限制，2023年即跃升为全球最大的LNG出口国，出口国家多达50余个。而且，美国LNG具有明显优势，其出口计价与亨利港(Henry Hub)天然气价格挂钩，通常低于全球市场上与油价挂钩的LNG长协资源，尤其在高油价(布伦特均价高于70美元)情况下，美国LNG的经济性越加显著；同时在目的地和合约期限方面保持较大灵活性，买家可以在国际市场上自主转售资源。[15]
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从2024年竞选到再次执政，不断宣扬“液体黄金”(Liquid Gold)的能源政治经济学叙事，强调油气资源的三大战略经济价值：一是以能源供给扩张实现国内通胀调控，通过推动页岩油气增产，压低国内能源价格，从而降低供应链成本与居民生活支出，并为后续的降息操作提供结构性支撑。二是通过扩大油气出口，缩小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特朗普选择能源作为国际贸易平衡的着力点有其现实原因，在汽车、飞机等美国传统优势商品出口增长乏力的背景下，能源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凸显，2024年美国能源产品出口额达3200亿美元，约占美国出口总额的15%。[16]基于前面两个目标的能源战略必定导致逻辑混乱，这是“石油资源国的共同困境——既希望出口油价高企，又需要国内低价安抚民众”。[4]三是强化“能源—美元”的双向绑定及其对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权，通过在油气贸易中捍卫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以及推动以亨利港天然气价格和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WTI)价格作为全球基准，构建出口大国主导的“能源商品流—美元资金流”的闭环体系。
同时，特朗普期望凭借核能技术实力创造经济回报和政治红利。一方面，美国是核电技术强国，其境内所有核电机组均采用本国核电公司的技术，西屋电气、通用电气两家企业掌握完整的核电产业链。近年来，美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着力推动SMR的商业化部署，X-energy和TerraPower两家初创企业分别计划于2027年和2030年在华盛顿州、怀俄明州建成首批示范电站，这些示范项目不仅验证SMR的经济可行性，也为美国抢占全球新兴核能市场奠定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全球核电开发需求持续增长，2020年以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对核电的展望一直稳步提升，在高估值情景预测中，到2050年，全球核发电装机容量预计将在2023年的基础上增长2.5倍，主要增量来自中东、东欧和非洲的新兴市场，潜在的核能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核供应国提供巨大商业机会。[17]
(二)建构能源出口霸权的战略框架
随着美国成为全球主要油气出口国，其能源外交的战略逻辑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传统的“能源进口安全”范式转向更具扩张性的“能源出口霸权”范式，这种转变呈现三个典型特征：战略目标从保障供给安全转向提升出口规模、谋求全球油气市场主导权；战略视野从此前主要的油气进口来源(尤其是中东地区)扩展至全球各区域的主要消费国，将欧洲、亚太等主要消费市场纳入核心关注范围；战略手段上更加强调能源贸易的地缘政治工具价值，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特朗普第二任期势必会实施一系列油气外交政策，构建更契合“美国优先”原则、更加系统化的战略框架，加速固化自身的权势地位。本文提出，美国能源外交正在追求一套基于“能源供需—地缘政治关系”二维矩阵的战略框架(见图1)，将对象国划分为四类并实行差异化政策。
第一类是具有进口需求的政治盟友或伙伴国家，如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等。美国的核心战略目标是与这类国家实现地缘政治阵营与能源贸易阵营的深度耦合，美国油气在这些国家的进口份额“被异化为衡量外交友好关系的象征性资本”，进口国不得不“通过调整能源采购结构来换取与美国更加紧密的政治军事同盟关系”。[18]这种新型供需关系不仅旨在巩固美国在传统同盟体系中的轴心领导地位，更希望通过能源相互依赖实现对盟友战略自主权的隐性约束。二是具有出口需求的政治盟友或伙伴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挪威、加拿大等。美国的核心诉求是确保这些资源国在全球能源市场调控(包括产能调整、定价机制、交易货币等方面)中与美国协调一致，不与其发生激烈的客户争夺或价格战，并期望中东油气国能够维持“石油美元”框架下对美国资产的大力投资，支撑美元霸权。三是具有出口需求的敌对国家或战略竞争对手，如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等。美国倾向于压制这类国家的出口能力，既追求特定的地缘政治效果，也为自身油气出口赢得更大空间。同时，美国亦警惕和防范这类国家做出极端反制措施，以免触发全球能源秩序的全面危机(如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或油价在短时间内飙涨等)。四是具有进口需求的敌对国家或战略竞争对手，最典型的国家即是中国。美国一方面基于现实利益不愿放弃这类国家的市场红利，另一方面希望在特定冲突或竞争情境下，能将能源迅速武器化(如联合某些油气国减少或切断出口供应)，以此增加竞争对手的安全脆弱性与经济成本，迫使其在战略博弈中付出更高代价。这一能源出口霸权的构建将超越美国政治周期，即使未来民主党执政，其出于巨大的油气贸易利益、地缘政治红利仍将继续推动这一框架的完善与维护。
图1 美国能源出口霸权战略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迎合化石能源行业和选民群体
特朗普及其代表的共和党与化石能源行业长期存在紧密的利益共生关系。环保组织“气候力量”基于竞选财务披露和广告行业数据，发现2023年1月至2024年11月，化石能源利益集团共花费4.45亿美元支持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还投入2.43亿美元用于国会游说活动。[19]2024年总统大选结果亦显示，特朗普在得克萨斯、北达科他、俄克拉荷马、阿拉斯加、宾夕法尼亚、西弗吉尼亚、路易斯安那等煤油气生产大州均赢得胜利。特朗普当选后自然会“投桃报李”，继续实施其一贯亲化石燃料的政策。而且，特朗普热衷传播能源领域的民粹论调，以迎合右翼选民的保守政治诉求，通过营造“受害者”与“阶级对立”叙事，将传统能源行业的既得利益形塑为“天赋权利”，将美国面临的各种能源挑战全部归因于民主党政府的政策失败，将能源转型抹黑为“华盛顿精英”对传统资源产业和中下层工人的权利剥夺，[20]其执政后的能源战略无疑需要落实长期宣扬的论述，表现出对民主党气候政治遗产的全盘否定、对化石能源的全力袒护。
美国民众近来对能源成本、能源转型的民意变化也为特朗普部分政策主张提供支撑。有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18-2023年期间，美国家庭平均电价上涨了21.9%；2024年，近24%的受访家庭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无法支付至少一个月的能源账单”。[21]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和共和党人一直将拜登的“绿色新政”定义为“绿色新骗局”(Green New Scam)，放大美国能源转型过程中的不利影响和必然承担的经济成本。[22]随着能源经济性挑战突出，美国公众对能源转型的支持态度出现一定程度的弱化趋势。根据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的研究，2018-2025年，赞同“美国应优先开发可再生能源”的受访者比例从73%跌至56%，这是自2011年启动这一调查以来的最低点，赞同“美国应优先开发煤油气”的受访者比例则从21%增至39%；美国公众对开发核电的支持不断攀高，57%的受访者支持开发核电，这是2011年以来支持率最高的一年，同时反对核电的受访者比例仅为35%。[23]
(四)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能源挑战
美国人工智能(AI)产业的指数级发展正在全面重塑其电力消费格局，这是影响特朗普第二任期能源战略建构的新背景。2008-2020年，美国电力需求增长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1%，但2021、2022及2024年电力需求增速均突破2.5%。[24]除了交通、建筑部门电气化导致的用电需求外，推升美国电力需求猛增的主要原因是数据中心的规模化扩张。根据美国能源部发布的报告，2023年数据中心用电量已占全国总用电量的4.4%，预计到2028年该比例将攀升至6.7%～12%，成为电力消费增长的主要驱动力。[25]国际能源署(IEA)预测到2030年，美国在处理数据消耗的电力将超过制造所有能源密集型商品(包括铝、钢铁、水泥和化学品)的总和。人工智能还将带动一系列高耗能产业的跟进发展，如数据中心所依赖的半导体制造将刺激采矿、冶金、装备制造等产业的扩张，使美国进入电力密集型产业集体振兴的时代。与此同时，美国人工智能行业普遍面临缺电和少电的严峻挑战。由于长期需求疲软和投资不足，美国发电与输配电基础设施冗余度已降至危险水平，数据中心的电力接入时长指标持续恶化。在美国数据中心最为集中的弗吉尼亚州，新建项目从选址到并网获得电力的平均周期多达7年，电力供应的可及性已成为制约美国算力提升的核心因素。[26]数据中心开发商为了突破供电瓶颈，积极探索直连发电厂、开发SMR电站、在页岩气资源富集地区自建燃气电厂等方案，但均面临三重约束：一是能源监管体系对非传统供能方式的限制；二是电力市场机制中备用容量成本分摊的技术难题；三是环境社会层面的合规性要求，例如，数据中心直连电厂的方案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率，但会减少公共电网的备用容量且难以计算、均摊成本，所以招致电网企业的普遍反对。
特朗普政府充分意识到“能源产业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与依托”，为人工智能产业提供充足电力已成为一项“关乎美国霸权存续的重大议程”。[27]内政部长博格曼宣称：“美国正在与中国进行人工智能军备竞赛，我们取胜的唯一方法是增加电力供应。”[28]能源部长赖特渲染核电开发主要为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这是一场“与中国的竞争”，美国必须把大幅增加核电生产当作“曼哈顿计划2”，其意义等同于“二战期间美国研发原子弹的大规模计划”。[29]在此战略导向下，特朗普政府不少能源政策都在试图为人工智能行业的能源供给提供支持与便利，推动数据中心与燃气电厂、核电站等基荷能源的协同发展，促进数据行业的科技巨头成为美国能源主导战略的实践者与贡献者。另外，从政治叙事策略的角度出发，特朗普政府亦乐于将开发化石能源与维护人工智能领导地位这两大目标进行关联，为自身能源战略提供合法性支撑。
三、特朗普能源战略的冲击及其限度
要全面评判特朗普政府“能源主导”战略的影响仍需时日，但从目前走向出发，基本可以判定其对美国与全球能源体系的不利影响，同时需要看到其战略实施面临诸多限制，其政策成效可能显著低于预期。
(一)不利冲击
1.阻滞美国减碳进程
特朗普执政团队在气候治理上的立场依旧消极，能源部长赖特在多个公开演讲中都主动提及气候变化，承认气候变化是“一个真实的物理现象”，但表示“这是人类利用碳氢化合物必须承受的代价，而且这个代价并没有气候主义者宣扬般可怕”。[30]他自称“气候现实主义者”，强调低碳能源转型仍然是一项困难的任务，主张全球都应务实地继续依赖化石能源。特朗普政府“亲化石能源”的战略导向无疑将使美国能源领域减排受阻，乃至抵消拜登任内的气候治理成果。据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的估算，特朗普的二次执政将导致美国无法实现此前设定的碳减排目标(即到2030年比2005年排放水平降低50%～52%)，由于其任内对化石能源的扩大开放，2030年美国排放量仅会比2005年水平下降28%，全球温升控制在1.5℃的希望将彻底破灭。[31]同时，特朗普能源战略对美国新能源产业造成沉重打击。由于各类补贴面临取消前景，加之关税战增加原材料和装备进口成本，美国清洁能源投资在2025上半年出现了收缩趋势，不少光伏风电项目、新能源装备制造项目的投资意向被取消，多州为适应清洁能源大规模接入的电网改造、储能部署计划可能被推迟实施或削减规模。
2.扰乱全球能源转型
在世界范围内，特朗普能源战略将影响多国能源减碳进程。首先，压缩气候融资渠道，削弱发展中国家转型支撑。特朗普上任后的首批行政命令之一是撤销美国国际气候融资计划，取消了美国为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GCF)提供的40亿美元资金承诺，并向美国进出口银行、世界银行等金融机构施压，要求其支持化石燃料。据研究机构评估，特朗普反对气候治理和削减对外援助的政策将威胁全球近十分之一的气候资金的拨付。[32]例如，拜登政府承诺在“公正能源转型”(JETP)框架下向南非提供资金支持，支持该国减少煤电开发、促进产煤区经济转型。特朗普上任后宣布退出JETP合作，这意味着美国不会提供其承诺的5600万美元赠款，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也不会以商业条件向南非能源转型项目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或股权投资。其次，为开辟海外化石燃料市场，强势引导中小国家放弃或改变能源转型战略。在2025年4月波兰举办的三海商业论坛上，面对中东欧国家的能源部门高官，赖特用大量篇幅强调能源转型“降低了西欧国家的繁荣和国家安全”，西欧国家为了“气候减排”承担高昂的用能成本和经济的去工业化，呼吁中东欧国家应参与美国的“能源自由团队”(Energy Freedom Team)，在天然气进口、核能技术引进等方面加强与美合作。从其发言可以看出，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挑拨欧洲内部的能源战略分歧，并鼓励能源基础薄弱的中东欧国家摆脱西欧国家的低碳化引导，回归高碳发展路线，依附于美国的资源与技术。再次，为资源型经济体延缓低碳转型提供宽松的战略空间。有观点认为中东油气国家必然欢迎特朗普的“亲油气”政策，并愿意与美国一道宣扬“全方位的”能源发展战略，强调“油气开发消费的优先级高于清洁能源部署”。[33]
3.加剧世界能源体系的地缘政治化
地缘政治化是指“将一种社会现象框定为国际权力竞争的问题，从而促使采取旨在培育对战略竞争对手的优势的政策和手段”。[34]历史上，美国一直都有将能源议题地缘政治化的传统，一方面利用地缘政治手段维护能源安全，最典型的案例是自20世纪70年代延续至今的“卡特主义”主张，美国将任何企图掌控波斯湾地区的外来势力都视为国家利益的严重威胁，并愿意动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加以解决；另一方面热衷将能源作为地缘政治工具，包括对敌对出口国实施各种形式的能源制裁、控制全球重要的海上油气通道、利用能源合作塑造区域秩序等。在美国自身能源安全得到较大程度保障的背景下，特朗普的能源战略有望呈现更加冒进的地缘政治化倾向。
其一，或将频繁借助地缘政治手段开拓市场或左右价格走势，推行强买强卖的新型能源殖民主义，甚至存在利用、放大或制造地缘政治乱局攫取市场份额的可能性。乌克兰危机已为此提供先例，美国成为俄欧“能源战”的最大受益者，其对欧盟的LNG出口量较2021年增长逾两倍，成功将地缘政治风险溢价转化为商业利润，并取代俄管道气在欧洲市场的主导地位。在中东区域，鉴于全球油气需求在21世纪中叶前有望达峰、出口国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前景，未来不排除美国通过煽动地缘政治动荡使中东域内势力保持对立态势，控制中东地区区域安全走势和油气产能。国际社会都须警惕美国油气利益集团对地缘政治失序红利的追逐，防范其为实现出口霸权而采取的胁迫性政治手段。
其二，日益把能源议题作为遏制中国崛起的支点。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油气领域，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使用“长臂管辖”等手段干扰中国海外油气投资，强化“印太”海洋军事合作以威胁中国海上油气开发和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破坏中俄、中沙等关键能源合作关系，遏制中国依托油气贸易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35]核电领域，美国大概率限制其科研机构与中国在核聚变等领域的技术合作，联合盟友在新一代核能技术方面开展“小院高墙”式合作，同时胁迫某些中小国家放弃与中国的核电项目合作，阻挠中国核电项目“走出去”。新能源领域，鉴于特朗普政府对清洁能源产业的轻视，其将毫无顾忌地加速与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脱钩断链，最大程度压缩中国产能在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的市场空间。从目前已实施的政策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阻击包含了提升中国储能电池、光伏装备等产品的关税，严格限制中国企业利用第三国迂回出口的行为，寻求禁止中国新能源企业赴美投资设厂。③相比第一任期，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敌意更重，大量政策语言把发展清洁能源和“接受中国主导地位、向中国输送利益”直接关联，形成遏制中国与延缓本国能源转型的政策联动。此外，势必延续美国近年来的关键矿产战略，推动构建排华供应链体系，鼓动资源国加强对华矿业投资审查，威胁中国获取关键矿产的稳定性和安全性。[36]
(二)战略限度
在全球能源结构深度转型与各国能源实力格局加速重构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能源主导”战略存在落实上的局限性，其政策目标与实际成效之间势必存在显著差距。
1.难以逆转美国能源转型
美国能源体系的低碳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华盛顿的政治周期，其进程受市场机制、技术迭代与产业利益的深层驱动，特朗普的能源战略很难逆转转型成果与进程。
第一，难以振兴煤电。美国煤电衰落是页岩革命引发的市场选择结果，而非特朗普所称的“零碳革命的牺牲品”。2017年美国能源部的报告已经指出“天然气发电的经济优势是煤电退役的最大贡献因素”，页岩革命之后“新建的、更具灵活性且运营成本相对较低的燃气发电厂将批发市场价格拉低到较低水平，导致一些原本盈利的煤电站出现亏损”。[37]尽管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出台大量扶持煤电的政策，但收效甚微，2017-2020年煤电发电占比从30.1%降至20%，煤电累计退役48吉瓦，2020年煤炭产量跌至5.11亿吨，为196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新任期政策同样面临这一内源性矛盾，即促进天然气发展会压缩煤电的生存空间，不同化石能源难以实现同步繁荣。而且，即使联邦政府对煤电的环保限制大幅放宽，美国煤电企业基于各州既有环境法规和能源转型中长期趋势，也很难作出扩容煤电或增加投资的决策。
第二，难以阻挡清洁能源开发。太阳能、风能已成为美国成本最低的电力来源，形成对化石能源发电的市场挤出效应。2025上半年，美国公用事业规模光伏项目的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为38～78美元/兆瓦时，陆上风电项目为37～86美元/兆瓦时，显著低于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48～107美元/兆瓦时)和煤电(71～173美元/兆瓦时)，这种情况足以反驳特朗普对清洁能源“成本昂贵”的错误攻击。[38]而且，美国电力监管的联邦制特征赋予州政府实质性能源决策权。1990年以来，多个州政府陆续推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PS)，要求电力公司出售给终端用户的电能必须有一定比例来自清洁能源。截至2023年底，全美2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实施了RPS政策，其中16个州设定了50%以上的清洁电力占比，4州将目标设为100%。[39]面对特朗普对清洁能源的压制，多个州政府已经通过法律诉讼、另立新法、设定更具雄心的转型目标等形式加以反制，如2025年5月，17个州政府集体向联邦政府提出诉讼，要求其取消限制风能发展的行政令。
第三，难以改变美国业已成形的新能源产业格局。历经过去十余年的快速发展，新能源产业已突破传统政治分野，深度嵌入美国经济体系。拜登政府任内的绿色新政使美国各地都获得转型动能，据统计，《通胀削减法案》从启动实施的2022年8月到2024年8月，其至少促成了334个清洁能源和电动车项目的投资，其中代表85%投资额的近六成项目位于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选区。[40]一些红州的清洁能源增长规模领跑全美，如在共和党长期占据政治优势的得克萨斯，2023年其风光发电总量是排名第二的加利福尼亚的两倍，2024年全美三分之一的新建清洁能源和储能项目落户于这个传统能源重镇。[41]在上述背景下，越来越多共和党政治人物成为促进新旧能源共生关系的“保绿派”，呼吁联邦政府维持对新能源产业的必要扶持，至少保证在建项目能够平稳落地。另外，风电产业链的既有投资格局将对新政府的政策逆转形成较大约束，如特朗普政府曾于2025年4月以环境保护为由暂停了纽约州在建的“帝国风电”项目，该海上风电项目的投资总额高达25亿美元，装备供应链分布于全美23州，在纽约州政府、多个劳工组织和企业的游说下，内政部在一个月后宣布解除停工令。
2.无法操纵油气市场走势
特朗普政府的油气扩张政策面临全球油气市场供需结构的刚性制约。石油方面，全球原油需求已进入接近峰值的平台期，需求增速不断放缓，而“欧佩克+”、非欧佩克产油国竞相扩大产能和出口，持续强化供大于求的市场格局。面对市场形势，美国石油公司纷纷采取削减支出并闲置钻井平台的保守策略，标普全球商品洞察公司预测美国原油产能在2026年将出现十年内的首次年度下降，降至1350万桶/日。[42]同样，美国能源企业对放宽环保限制的政策也未作出积极回应，因为在阿拉斯加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沿海大陆架上的海上钻井成本远高于二叠纪盆地的开采成本，在目前市场形势下更不具备可行性。天然气方面，全球LNG市场正面临供给扩张与需求乏力的双重压力。由于美国和卡塔尔的多个大型项目在2025-2027年集中投产，全球2030年的LNG出口能力有望比2024年水平提高45%以上，达到9500亿立方米；[43]然而在需求侧，新兴市场的增长难抵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需求下滑，全球LNG的结构性过剩很可能于2027年出现。上述情况都意味着在特朗普第二任期，LNG产能和出口的提升空间将比较有限。
特朗普政府对主要油气出口国、进口国的影响都存在显著边界，没有国家愿意成为全球能源格局中被美国主导的对象。石油出口方面，“欧佩克+”成员国2024年的原油日均产量为3570万桶/日，占全球原油总量的47%，是美国产量的2.7倍，这一产能优势赋予其通过增减产调节市场的关键能力。2025上半年，面对油价跌幅三成的行情，“欧佩克+”仍多次决议增产，核心目的是将油价压到60美元/桶以下的水平，挤压包括美国在内的高成本产油国的市场空间。④从中长期展望，中东产油国无惧与美国的市场竞争，一是由于其原油开采成本全球最低，沙特、伊朗、伊拉克的单桶油生产成本大致为美国的一半；二是正通过CCUS等技术降低原油开采的碳强度，争夺“绿色原油”生产的先发优势。[44]天然气出口方面，“美国迅速扩大的天然气份额威胁了俄罗斯及中东地区传统天然气出口国的核心利益和主导权，尤其危及了现有国际天然气的定价机制”。[45]俄罗斯、卡塔尔等国通过长期合约绑定亚洲买家、推动本币贸易结算、推动上下游一体化合作等方式加强竞争。油气进口方面，进口需求较大的西方经济体在贸易谈判中纷纷做出迎合美国但脱离实际的能源贸易承诺，如在美欧于2025年8月达成的关税协议中，欧盟承诺至2028年额外进口总值达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然而，欧盟2024年从美国进口的能源总额仅约700亿美元，这意味着2025至2028年间，欧盟需将对美能源单年进口规模提高两倍以上。[46]面对特朗普的关税胁迫，2025年7月，日本政府承诺对美国进行5500亿美元规模的投资，将其中部分资金投向LNG等能源领域，并扩大从美能源进口；韩国于同月宣布在未来四年内购买价值10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产品。这些贸易伙伴所承诺的采购规模，不仅远超其自身实际能源需求，也超过了美国在当前产能条件下的可供应量。当然，西方经济体不会改变它们各自的能源供应多元化方针，也会视情况对业已达成的长期协议、重大投资“以拖待变”，如欧盟多位高官都表示欧洲不愿对某一国家形成过度的能源依赖，同时欧盟机构和各国政府无法强迫私营能源企业选择进口对象。
3.较难扩张地缘政治影响
特朗普始终期望利用增长的能源实力提升地缘政治影响，但其施展空间受制于一系列因素。
首先，全球能源转型抑制了美国依托油气实现权力扩张的地缘政治潜能。随着能源转型深入，“能源稀缺性的相对降低使得生产国的能源权力大幅减弱。由于具有较强流动性的石油是一种全球性商品，单一产油国无法阻止消费国在全球市场上获取石油。同时，迅速崛起的液化气增加了全球天然气市场的流动性，而供给渠道的多元化则削弱了天然气生产国和管道过境国的能源权力。”[47]
其次，随着全球油气出口的竞争日趋激烈，美国对中东油气国的关注和掌控势必减弱。中东油气国领导人在其第一任期已认定“特朗普本质上是交易型领导人”，美国政府“对2019年沙特东部石油设施遇袭事件等威胁性事件表现冷漠，却执着于提升自身化石能源在全球竞争市场中的主导地位”，这种变化驱使海湾国家领导人追求战略自主、发展更加多元化的安全伙伴关系。[29]
再次，美国页岩油实力无法充分转化为地缘政治实力。美国原油出口主要依托于页岩油开发，与多数欧佩克国家由政府主导能源开发的格局不同，美国页岩油开发依赖于50余家开发商，它们“不太可能对短期供应冲击做出同样迅速和有效的反应，拥有超额产能并不等同于在危机时刻愿意以亏损为代价释放产能”，“这些分散且各自为政的生产商不能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可靠补充力量”。[48]
最后，美国能源制裁的边际效应呈现递减趋势，随着对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等产油国的制裁常态化，这些制裁对象已采取包括“影子船队”、本币结算体系、油气管道替代方案在内的反制网络，维持可观的能源出口收入。近两年，俄罗斯不断“通过能源杠杆增加美欧的战争疲劳与政策内固化倾向，刺激因民生困境而不断壮大的本国利益优先派，从而瓦解美欧对俄战略和行动协同”。[49]对此，美国很难挖掘“能源牌”的战略博弈价值，如进一步增加对俄能源制裁，造成全球油气价格上涨，加剧美国通胀压力；如为劝说俄罗斯而减少或解除制裁，俄罗斯油气很可能大规模回归欧洲市场，造成原油和LNG价格下跌，有损于美国能源产业利益。
4.贸易战对能源战略造成反噬效果
美国能源主导战略的落实依托于全球能源需求持续扩张、与贸易伙伴的良性互动以及能源供应链的成本优势，但特朗普着眼于短期利益的贸易战都在破坏这些基础。其一，滥征关税的举动严重冲击全球经济，抑制能源需求，间接构成美国拓展海外油气市场的阻力。例如，高额关税将沉重打击欧盟汽车、机械、航空航天、化学品和药品等产业，由此削弱的工业用能需求会减少欧洲油气进口需求。其二，贸易战中他国的反制令美国能源行业、能源安全承受代价。例如，自2025年2月中国对美国LNG征收15%的反制性关税后，中国方面随即暂停进口美国LNG，从美进口的原油规模比2024年同期水平大幅降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评论强调中美LNG贸易成为贸易战“牺牲品”的严重后果，指出在全球天然气生产国都在争取中国市场的时代，“如果中国的暂停成为永久性的，将显著改变全球LNG的流向，提升俄罗斯、卡塔尔和伊朗等其他供应商的影响力，降低美国LNG的地缘经济价值”。[50]再如，2025年3月11日，作为对特朗普加征关税的回应，加拿大安大略省对输美电力征收25%的附加税，该省省长甚至表示会在形势恶化时切断对美电力出口。由于美国是加拿大电力的净进口国，安大略省为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东北部提供大量可靠低廉的清洁电力，该省的非对称反制精准打击了美国能源系统的脆弱环节。其三，提升美国能源行业的开发成本。新增的钢铁关税会大幅增加各类油气开采、运输和加工设施的建造成本，降低行业的盈利空间。对各种电机设备(如高压变压器、风力涡轮机部件、水电涡轮机、电力电子控制系统、电缆等)征收的关税将增加美国各地升级改造电力系统的成本。
四、结语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能源战略秉持“以能源主导世界”的执念，全力扶持化石能源开发和出口，弱化清洁能源政策支持，注重挖掘核电潜力，形成了以维护传统能源利益集团诉求与布局新兴能源技术并行的复合政策体系，并试图建构匹配能源出口霸权利益、最大程度汲取能源贸易红利和地缘政治红利的战略框架。特朗普的“能源主导”战略虽然可能在短期内扰动全球能源市场格局、对中国能源安全与对外合作构成不利影响，但其战略效能面临多维度的制约，至少包括全球能源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主要经济体日益增强的能源韧性和随之拓展的战略腾挪空间，以及美国单边主义政策引发伤及自身的“回旋镖”效应。
基于当前形势研判，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能源合作的空间比较有限，双方缺乏与对方深化能源利益联系、开展深度产业合作的战略互信，也缺乏基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共同立场开展能源政策对话或新兴技术合作的可能。对中国而言，更须警惕美国联合盟友或个别国家在油气进口通道、新能源产业海外基地、关键矿产供应、核电产业“走出去”等方面大肆制造风险或实施战略围堵。
结合本文研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对美合作保持灵活姿态。把握特朗普平衡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关切和两国元首会谈后释放的机会窗口，将油气作为平稳中美贸易合作的重要抓手、反制贸易战的必要手段，视条件推动与联邦政府在地热、电算协同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在可以实现的中美对话渠道上，对美明确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安全红线，强调两国在能源领域并不存在核心利益冲突，甚至互补性远远大于竞争性。鼓励中美地方政府、能源企业、非政府组织和行业机构保持能源转型领域的多轨交流。第二，夯实国家能源安全基础。一方面，提高化石能源供给保障能力，与关键油气出口国加强贸易合作，提升中国境外油气权益产量，扩大油气储备和油气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加强对美各类制裁的跟踪和预警。另一方面，以更有力度的能源转型促进中国更高程度的能源自主，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推进清洁能源大规模开发和高质量发展，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推广“电力+算力”协同发展模式。第三，加大力度支持“新三样”产业链出海。提前评估美国在新能源产业对华彻底“脱钩断链”的冲击影响，形成相关应对预案和产业扶持计划。推进“区域化+本土化”产能布局，在哈萨克斯坦、巴西、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建立辐射区域、联通西方市场的生产中心，巩固中国企业的国际“链主”地位。立足电力装备的国际合作，推动新型电力系统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走出去”。第四，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在美国专注传统能源发展、全球气候治理出现“领导力真空”的背景下，在能源气候领域构建制度性话语权，在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7、和平利用核能、电力互联互通、技术标准输出、公正能源转型等领域主动设置议题，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向“规则制定者”的角色转变。
注释：
①在美国政策语言中，“先进核反应堆”包括第三代(或“三代+”)核电技术、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微型反应堆、移动式反应堆等新型技术。
②美国有设立跨部门能源议事决策机构的行政传统。小布什在其任内曾设立由副总统切尼领导的国家能源政策发展小组，应对21世纪初全球油气市场的波动局面。拜登在其任内设立了国家气候特别工作组，在气候治理框架下统筹制定能源转型战略。
③根据相关行业协会的数据，2024年，中国对美国的电池产品出口额约为160.62亿美元(其中锂电池的出口额为153.15亿美元)，占中国电池出口总额的24%，美国是中国电池产品出口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对美国的光伏产品出口额仅为2.15亿美元，占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的0.65%。但是，中国光伏企业通过东南亚以及其他市场转口、组装再出口等方式占据了美国光伏进口产品的主要份额，美国商务部曾评估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生产基地向美出口的光伏产品占2023年美国进口量的62%。
④根据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季度能源调查，在2025上半年，美国页岩油生产商需要65美元/桶的油价才能实现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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