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彭国翔，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求是特聘教授、马一浮书院兼任研究员。

摘要：本文以新近出版的《牟宗三先生与蔡仁厚书》为据，结合其它一些未刊或鲜为人知的原始文献，考察并分析牟宗三的师道与真情，包括作为“师者”的牟宗三如何对待学生以及他在对待自己的学生时所流露的情感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为学界以往罕有触及的牟宗三的情感世界这一课题，再增加一项具体和坚实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牟宗三；蔡仁厚；师道；真情

以往学界尝有以所谓“仁者、智者、勇者”来形容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和徐复观（1904-1982）这三位现代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依笔者所见，这只是得其大概的讲法。“仁、智、勇”这所谓“三达德”之间，并不是互斥的关系。作为“智者”的牟宗三，其实也绝不缺少“仁”与“勇”的方面。换句话来说，牟宗三并不只有理智的一面，其情感的一面同样丰富。刘述先（1934-2016）生前多次向笔者提起：牟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动情之人，尤其是晚年论及人生、社会时，常为之泣下。如果说“仁”的根本是孟子所谓的“四端之心”，那么牟宗三“常为之泣下”所显示的，可以说正是其“情”的一面。

笔者曾有《牟宗三的情感世界及其“觉情”说》一文[1]，专门讨论牟宗三的情感世界。其中，除了对于大自然之情、亲情、爱情以及家国天下之情之外，也讨论了牟宗三的师友之情。不过，在“师友之情”的部分主要考察的是作为“生”的牟宗三与作为“师”的熊十力之间的情感；虽然也触及作为“师”的牟宗三与其学生之间的情感，但对作为“师”而非“生”的牟宗三的这一面，着墨相对较少。那么，作为“师者”的牟宗三是如何教导学生的？特别是他在践行其“师道”的同时，其情感状态又是如何？这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本文依据最近出版的《牟宗三先生与蔡仁厚书：牟先生书信辑录》[2]，并结合其它一些未刊或鲜为人知的原始文献，专门考察并分析作为“师者”的牟宗三如何对待学生，以及他在对待自己的学生时所流露的情感。这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用蔡仁厚（1930-2019）在该书信辑录中的话来说，可以说是牟宗三的“师道真情”。而本文之作既是对笔者旧作的补充，更可以视为对牟宗三情感世界的进一步探究。

一、 对学生功夫实践的指点以及教学相长中的悲情与慰藉

何谓“师者”？韩愈在《师说》中的经典解释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对于牟宗三来说，他对于“师者”的自觉，的确并不仅仅是作为现代学院体制中学生的论文指导教师。像蔡仁厚这样终生服膺牟宗三学术思想的学生，既从未在牟宗三任教过的高校内求学，也自然谈不上牟宗三担任其论文指导教授意义上的学生。就此而言，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更接近于传统儒学尤其宋明理学意义上的师弟关系。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师生关系，作为“师者”的牟宗三，对学生而言完全符合韩愈对“师者”的界定，其“授业”和“解惑”既不仅仅限于知识的意义，其“传道”更意味着文化与价值的传承。

既然师生双方的终极追求都是“道”，而并非单纯的知识本身，以弟子身份向老师请教，为师者对于学生的教导，重点便自然放在“变化气质”这一身心转化的方面。蔡仁厚正式被牟宗三接纳为弟子不久，曾致函牟宗三，反省自己在性情方面“既拘谨，又慌张”的病痛。对此，牟宗三给蔡仁厚的指点，便是着眼于如何进行身心修炼的功夫实践。不过，正如韩愈所谓“文以载道”，“道”并不是脱离经典以及学术的空虚、抽象之物，对于“道”的理解和体会都离不开学问之功。和孔子所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的古训一致，牟宗三一开始指点蔡仁厚去除“拘谨慌张”的问题，便是强调功夫要从学问入手，这正是其“师道”的反映。

在1956年2月5日给蔡仁厚的回函中，牟宗三说：

未经磨练，外拘谨内则慌张。此为表里相反之因果。大凡青年作工夫，与中年以上直接就心性下手者不同。青年宜藉努力学问开扩自己。规模未建，心思未开，则无论大力突破，或潜心陶养，皆不能落实。大力突破是假狂荡，久之气泄，仍未突破。潜心陶养是虚做作，压缩久之，仍归慌张。故此类话必须当机落实，否则全无着处。此所谓不相应也。

青年期要去拘谨慌张，其相应之工夫当是间接的：努力学问以明事理，藉理以开拓客观意识。此时生命容或横撑竖架，但此步撑架是必要的。大力突破也必须藉学问来突破，不是空说突破也。撑架就是突破，但撑架本身就显生命之不谐和，冲破拘谨即随来一不谐和。这个不谐和是过渡到谐和必要的一步。这是把毒挑破。这挑破不能空说。学以明理，不要浮泛，方能尽挑破之责。（第6页）

至于如何从事学问，牟宗三对学生们屡有具体的指点。以蔡仁厚为例，虽然牟宗三常在信中予以称赞，如“年来棣所印持者独多，甚可喜慰”（1974年1月8日），“将来传法者盖非棣莫属矣”（1977年10月10日），但当蔡仁厚的写作需要进一步完善时，牟宗三从不吝笔墨，予以谆谆教诲。比如，蔡仁厚曾有专门考察孔门弟子的论著[3]，牟宗三阅后虽予肯定，但也指出了其仅以《论语》的材料为限、博洽不足的问题。他在1966年3月5日给蔡仁厚的信中说：

棣论孔门弟子甚佳，但亦需多看点书，只《论语》本身并不够。大抵学从悟入，则须精到见理（所谓清通简要，所谓谈言微中，一语破的），从学入，则如荀子所谓“全尽”（所谓穷其枝叶）。近世从考据业者皆能穷其枝叶，列举全尽，而又太无知见，故只见琐碎。棣等稍有知见，而涉猎不广，故嫌枯窘。枯窘与琐碎，皆是生命不充沛之象。若专求自得，则不博文亦无紧要，若欲弘扬学术，担当文运，则必须博文。（第93页）

吾近看延平，觉延平造诣精微，境界甚高，但毕竟枯窘，发脱不出。朱子便能发脱得出。此一对照甚为显然。论造诣与境界，朱子实不及延平，亦未顺其师之路前进。但结果延平默默无闻，好像只是朱子之开蒙师，全被朱子所掩盖。此皆由于发脱不出故也。此则棣等当深以为戒。故学问发越，智慧始开，生命始旺。若如棣等之枯窘，则虽有心而无力，终于泄沓而潦倒也。（第94页）

这里所谓“涉猎不广”“枯窘”“发脱不出”，皆是知识不足、博洽不足的意思。世人皆以为牟宗三轻视考证之学，其实这里牟宗三说得很清楚，“若专求自得，则不博文亦无紧要，若欲弘扬学术，担当文运，则必须博文”。在他看来，无“知见”的单纯考证固然是“琐碎”，但只有知见而涉猎不广，则不免“枯窘”。无论是“琐碎”还是“枯窘”，“皆是生命不充沛之象”。至于第二段比较李延平和朱子，更是以具体的儒学人物为例，指出如果知识不足、博洽不足，便会导致“枯窘”“发脱不出”“虽有心而无力”，无法承担文化价值的传承之任。

由此可见，牟宗三在“传道”的过程中，不仅没有轻视知识的积累和扩充，反而深知学力不足的“枯窘”之弊，而谆谆叮咛学生“若欲弘扬学术，担当文运，则必须博文”。事实上，对自己一再称许为“颖悟”的另一位弟子王淮，牟宗三一再批评的关键所在，正是其“学力”的缺乏、“博文”的不足。这一点，后文再予讨论。

牟宗三对于知识积累和博洽的重视、不轻忽，在其给蔡仁厚的信中还有一个极佳的例证。牟宗三的另一个学生陈问梅（又名“拱”，1925-2005），在东海大学讲授“大二国文”，其教材中收录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序》。梨洲序文中有一句话：“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陈问梅曾寄“大二国文”的注解本给牟宗三，但其中未对“邯郸野马”加以解释。牟宗三阅后，亦未解此典故，便托人查出，并函告陈问梅。不料陈问梅却回信说自己并没有询问这个问题。对此，牟宗三1967年5月19日给蔡仁厚的信中说：

问梅来函亦收到，望上课时告知，不另。渠能用思，希望其能从容作去。东海大二国文黄梨洲“明儒学案序”有云：“宁凿五丁之间道，不假邯郸之野马”，邯郸野马句未注，云：“未详出处。”我看到此，亦不知此典。乃托人查出，寄问梅，期做参考，将来再版时注明。乃问梅来信说他未问此问题，恐系旁人问，故寄回来。自己注的，又年年讲授，何不在心上？我看此典不懂，一直不能忘。我自己不能查，乃托人查。有人查出，便当高兴，何必自己专问耶？希望棣等用功仔细。大二国文注的太了草。这些文献都应切实了解。藉年年讲授是好训练。广之可及其他。此正是做学问的基础，不只限于所选那几篇也。（第99页）

从对“邯郸野马”这一小小典故的不放过，批评陈问梅在此等处不细致、不求甚解，以及叮嘱蔡仁厚对此要“用功仔细”，以便“切实了解文献”，足见牟宗三对于文献的一丝不苟。学问的基础在于文献，对文献的解读是“仔细”还是“了草”，其实是阅读文献时心思是否足够凝聚和郑重的反映。儒家的功夫实践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在治学的过程中对于自己不能理解的文献轻忽放过，可以说正是苟且之心作祟。牟宗三这里的教导和指点，非只治学，亦是做人之道。

需要指出的是，牟宗三在指点学生从学问入手，通过“学以明理”来转化身心的同时，也在“教学相长”中不断进行自我反省和转化身心的功夫实践。换言之，作为师者，牟宗三对学生的教导并不是单方面的输出，而是将学生视为自己功夫实践以及学思精进的助缘。就在上引致蔡仁厚的第五封书信之前，1956年1月19日给蔡仁厚的第四封信中，牟宗三便写下这样一番话：

吾星期日与棣及琏璋（国翔按：戴琏璋，亦牟宗三在台早期弟子）所说者，乃吾之性情与数年来生活之实况。常自悲、悲他不能已。“有情既病，我即随病”，平常要想了解此话，实在不易。这个时代真是伟大、严肃的时代。佛家言“大生大死”，契氏（国翔按：指丹麦哲人Kierkegaard）言“病至于死”，我皆亲身受之。我若不能翻上来而至大生，不足以为棣等之师。近来乃渐见转机，故星期日在心境平静苍茫之下，为棣等言之。此前，我一直在悲剧的观照中，哀怜感伤，静观下堕之业力，看至于何极。《中庸》言“戒慎恐惧”，曾子言“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吾实未曾一刻不在念中也。吾棣有感于此奋斗之艰难而虔诚祷祝，吾实得一极大之安慰。法愿不孤，而待增上，则棣乃吾之“增上缘”也。（佛家言四缘：一、因缘，二、所缘缘，三、等无间缘，四、增上缘。）愿共体斯艰，同臻圣域。（第4页）

这段文字写得情真意切，是作为“师者”的牟宗三向弟子袒露心迹的鲜活反映。[4]这里牟宗三所谓自己“身受”之“病”，是指在时代的巨变之下，自己的悲观、哀怜和感伤，乃至这种心境下其形躯自我的一度颓废。所谓“下堕之业力”，正是言其形躯自我的颓废。其悲情既是对自己的漂泊人生，更是对中华民族以及众生所受之苦，所谓“自悲、悲他”。[5]

牟宗三引Kierkegaard“病至于死”的话，是指出自己这种“悲情”的深重。而他同时也深知自己不能顺着“下堕之业力”而沉沦下去，不能只有“大死”，必须更有“大生”。他对蔡仁厚所说“我若不能翻上来而至大生，不足以为棣等之师”，足见其清楚地意识到，要堪为人师、足担师道，就必须将“悲情”由消极转为积极。他说《中庸》“戒慎恐惧”和曾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两句话“未曾一刻不在念中”，正见其对于自己功夫实践的自觉。蔡仁厚显然见证了自己的老师“奋斗之艰难”，所以作为学生而为老师“虔诚祷祝”。对于弟子的这一情谊，牟宗三也感到“极大之安慰”，并将其视为自己功夫实践的“增上缘”。

至于这段话最后所谓“愿共体斯艰，同臻圣域”，更是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对于作为“师者”的牟宗三来说，其终极的追求不仅仅是知识的建立，而是“臻于圣域”，这当然和传统儒学尤其宋明理学以“求道”为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并且，“圣域”也并不只是他个人的终极追求，而是他希望与其学生们“共臻”的境界。

正是师生之间的这种情感交流以及相互夹持，使得牟宗三自己的功夫实践“渐见转机”，心境终归“平静苍茫”，而可向自己的学生坦陈自己的“性情与数年来生活之实况”。可见，牟宗三的“师道”并非只是对学生“施教”，而是也从学生处获得情感的慰藉和支持。事实上，牟宗三在给蔡仁厚的信中多次提及“师友夹持”对开发义理、上达人品不可或缺的意义。这种师生之间的倾诉和互勉，从1955年蔡仁厚初入牟宗三门下，直到牟宗三晚年，并不少见。例如，1972年7月3日给蔡仁厚的信中，牟宗三又有如下两段话：

年来感觉到同辈中之学问皆不切实，又皆渐入老境，生命堕驰，气质用事，顽固自封，很少能克己复礼作真切工夫。故常错乱百出，尚不如旺盛时之气盛言宜。此所谓老象也。（我近来很体会到所谓“老”的种种。）我现在亦不能多有开展。但数年来总做真切工夫，不敢稍有怠忽。朱子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我似乎稍能尽此意，棣年前亦提及此言，深得我心，极为喜慰。（第125页）

了解儒学，了解康德，了解佛教，皆非易事。如无智力与学力，皆不能入。故期望棣等发愤，不可懈怠，不可走小路。吾将善用吾后半生，共期玉成。（第126页）

牟宗三这一“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身份，在其1950-1956年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期间，并不主要表现在学校常规课程体系的讲授之中，而是表现在其1954-1956年间组织的“人文友会”之中。像蔡仁厚、周群（后经牟宗三改名“周群振”，1923-2015）等当时尚在军中服役的青年，以及在师院就读的戴琏璋（1932-2022）、王淮（1934-2009）、唐亦男（1932-2021）、陈问梅等学生，还有其他社会人士，共计达90余人[6]，定期参加“人文友会”。

对于“人文友会”的讲学情形，蔡仁厚写道：“聚会之人，无分校内校外，自由参加。凡有志趣者，皆敞开心怀，以礼相见。如此，则学校与社会相通为一矣。” “友会之聚会讲习，既不同于学校上课，也不同于公开演讲，而是藉聚会以提撕精神，激发志趣，凝聚心志。由师友之团聚，进而扩大友道精神；由友道精神之扩大，而通接文化生命，持载历史文化。”[7]对此，牟宗三给唐君毅的信中也有印证：“人文友会气象很好，观讲词无所谓，而聚会时之气氛与诸会友之热诚，则极难得。新年元旦，隔室有大戏，他们不去听，却无一不来会。”[8]1956年牟宗三离开台北，转至台中的东海大学任教。但这一“讲会”并未中断，蔡仁厚等人依然定期到东海大学，与当时从台湾大学毕业而任教东海的刘述先等人，在牟宗三的住处连榻而卧，聚讲不已。中间，牟宗三也曾在程兆熊（1907-2001）主持的台中农学院（后改中兴大学），与农学院师生继续“人文友会”的讲学。

可见，牟宗三与学生们的聚会讲学更接近宋明时代儒家学者师生之间的“讲会”，而不是现代大学的“授课”。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讲会”，显然以通过转化身心的功夫实践而“成人”这一儒家的根本追求为目标。

二、 对学生学术上的扶持以及对学问的严格要求

作为师者的牟宗三，对待自己的学生可谓爱之深、责之切，既在学术上不遗余力地加以扶持，又对学生的学问严格要求，不以师生之情而废师者责任和学问尊严。具体来说，学生撰文稍有所得，牟宗三便予以推荐发表。但如果学生写的文字不佳，牟宗三也严加批评、严格把关，不予放行。对此，牟宗三给蔡仁厚信中多次提到的王淮和唐亦男两例，足可为证。

王淮是牟宗三任教师院期间的学生，资性颖悟但不能力学，且不免喜好标新立异，未认真研读牟著，最终自己著述有限，既没有像蔡仁厚那样阐发牟宗三的学术思想，也未能建立自己的学术思想。牟宗三一早便看出其问题，但一直对其关切有加，这在牟宗三给蔡仁厚的书信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牟宗三给蔡仁厚的信中第一次提到王淮是1955年8月16日。他在信中写道：“今年卒业者有王淮、戴琏璋、唐亦男诸生尚不差。”同时表示自己“在大陆，曾教几个学生，皆甚好。惜不得出。来台后，甚感孤苦”。“来台任教师院五六年，苦不得一好学生。”而对于蔡仁厚，牟宗三则表示了冀望，称“得吾棣，亦足慰也”。（第3页）

1956年10月31日给蔡仁厚的信中，牟宗三再次提及王淮。这次在仍肯定其悟性的同时，也指出其问题所在：“王淮颖悟甚够，而两种智及亦皆缺乏。盖其颖悟偏向于道家，此不足以言德性面之智及。至于知性面之智及，则彼根本不入，故吾谓其弱也。自古有才难之叹，不其然乎？”（第13页）这里，牟宗三只是认为王淮学力不足，“谓其弱也”，更多地还是流露出惋惜之情，所谓“才难”，尚未对其个性上的问题予以批评。当王淮稍有进步，牟宗三便立刻予以鼓励。1957年1月2日给蔡仁厚的信中，牟宗三不仅对王淮撰写的文章表示肯定，并将其文介绍给了《自由学人》，所谓“王淮近撰一文甚佳，已介《自由学人》发表。”（第15页）可见，即便牟宗三已经看出了王淮的问题，但当王淮撰写的文字令其满意时，牟宗三不仅推荐发表，更按捺不住地在给蔡仁厚的信中对其文加以肯定。

可惜的是，王淮不肯踏实用力于学的问题没有得到改善。1957年1月18日给蔡仁厚的信中，牟宗三在向蔡仁厚表示希望几位学生能到他那里过年的同时，又对王淮的问题表示了忧虑和挂念：“王淮已病，不能来。此人深可忧念。他确有颖悟，但混沌浑厚不足，太早熟。其生活太不成话。青年人不能忘掉一切，愤发向学，徒有颖悟，亦不济事。此其所以可忧也。”（第16页）对王淮的这一看法，牟宗三两年之后又向蔡仁厚提起。1959年8月22日给蔡仁厚的信中，牟宗三说：“王淮颖悟过人，惜其学力太薄。”（第26页）

牟宗三多次向蔡仁厚提及王淮，正是牟宗三关心学生的一种表现。不然的话，他完全可以不必将其放在心上。王淮之外，牟宗三也向蔡仁厚表示了对其他几位门下的看法。1957年1月2日给蔡仁厚的信中，牟宗三对周群进行了肯定[9]：“周群有一长函，此人颇具思力，又有为己之意，甚难得。”（第15页）见其门下弟子稍有可取之处，牟宗三的喜悦之情便溢于言表，给予肯定。对此，这显然又是一例。

总之，牟宗三对这些年轻人寄予希望，方才有如此评论。正如他在信中最后所说：“时下青年，若皆能得其正常发展，将来在社会上皆可起一作用。故唯以站住自己为要，其余皆随缘。”（第26页）正因此，门人弟子的文章稍有所得，牟宗三便推荐发表。王淮之外，对其他门人弟子的文章，牟宗三也是如此。不过，推荐王淮文章一事，牟宗三在给蔡仁厚的信中所述较为简略。而关于蔡仁厚自己的文章，牟宗三在信中所述就较为详细。1959年1月29日给蔡仁厚的信中写道：“所寄之稿已收到。由原始流浪到团聚，到井田，到私有，步步所显之人性上的精神真理，以及今后打散强使归于非原始之集体，所产生之奴役，需加以积极点醒。此点须略加补充，方见有力。稿略加修改后寄《人生》。”（第23页）

由此可见，对于学生的文章，牟宗三是认真看过并提出修改意见，认为确有发表的价值，才予以推荐的。这表明牟宗三固然对学生给予鼓励，也并不放松学术的标准。对此，唐亦男的例子更加可以提供佐证。1955年4月4日，牟宗三曾给唐君毅一信，专门推荐唐亦男的文章。信中说：

师院女生唐亦男从弟受课，近作“儒家心性学与历史文化”一文，阅后，大致不差，觉其甚难得。兹嘱其呈 兄一阅，酌予修改。并盼与王道先生一商，能设法在《人生杂志》上予以发表。（可独标题目，分期刊载）藉资鼓励。盖彼系女性，此为千余年来所未有。女性而解此学，而又有如此之颖悟，实以唐生为第一人。故不可不予以鼓励。若是男生，则不必多所奖饰，可让其自己刻苦奋斗。女性则当有以慰之。唐生家境很苦，父母皆去世，姊妹二人流亡在台。其胞兄前在空军，因犯过被禁。近已释放。亦不能照顾他姊妹，故甚可怜也。唐生有真性情，带点神经质（今夏毕业，因神经衰弱，暂休学），才气亦恢廓，比 熊先生之义女强得多。观其父可知矣。故特函介绍，盼兄助之。”[10]

这里，牟宗三既对唐亦男的人生经历表示出怜惜之情，更对其所撰“儒家心性学与历史文化”的文章表示了肯定，所以才向唐君毅推荐，请其相助“设法在《人生杂志》予以发表”。

不过，对于学生撰写的文章，牟宗三绝非无原则地一味推荐，而是持守严格的学问标准。这一点，唐亦男同样可以提供一个极佳的案例。1962年2月25日，牟宗三给蔡仁厚的信中说：“亦男寄来《天下篇》研究，全无精义，亦无路数。何以弄到如此了草。本来他的笔力学力不能胜任此种工作。以此申请奖助金，自无不可。但既申请，就当好好做。作不好，敷衍了事算了。岂可当作学问看。”（第58页）可见，当学生所撰文章达不到足够的学术水准时，牟宗三便表示了严厉的批评。

唐亦男撰写“《天下篇》研究”之时，已经与王淮成家。在牟宗三看来，对《天下篇》的研究工作，本当由“颖悟偏向于道家”的王淮来承担，但当时王淮因申请大学教职未果，不免消沉，便将此项工作推给唐亦男。因此，牟宗三在给蔡仁厚的信中批评王淮说：“人总要先建立自己，能有成绩表现，人家才可聘请。在中学岂便不能作学问耶？必俟进大学再用功，那是倒果为因。无好资格，此岂容易？世间那有许多好机会好运气。即有资格、有成绩，亦不可必。焉可急切于此，一不获得，便烦恼丧气。他自己不振作，藏在家里，一切推给唐亦男，在旁助唐亦男研究，此完全弄拧了……若王淮自己作，好好用功，认真从事尚可不至太失格，他自己不作，要从旁做诸葛亮，这成什么话？对学问岂可如此不负责任！”（第58页）

这里，虽然直接批评的是王淮，但既包含着牟宗三对于所有学生的“爱深责切”之情，更显示牟宗三并未因师生之情而对自己作为师者的责任以及学问的尊严有所懈怠与轻忽。这一点在这封信的末段，牟宗三有着清楚的表达：“师生之情是师生之情，学问是学问。我岂能陷于溺爱之情，而不顾吾人之责任与学问之尊严耶？他们若再不觉悟好好顺适调整自己之生活，吾亦道穷，无计可施也。”（第59页）

话虽如此，牟宗三虽然指出自己作为师者不能陷于对学生的“溺爱之情”，但无论对王淮还是唐亦男，他都表现出作为老师的极大关爱。就在这封信中，牟宗三说：“我因他谋事不成，不便再多说他。我踌躇好几天，无法下笔回他信。”（第59页）牟宗三不忍在学生谋事不成而消沉之际再加批评，足见其对学生的体谅之情。他最后特意嘱蔡仁厚：“望棣便中和他恳切一谈。吾暂时不便说他。他亦不来信，只教唐亦男写。我覆信，都是对他俩说，主要是关心他。他却不理会。这都是不对的。太颓废放肆了。”（第59页）可见其对王淮的殷切和痛切之情。

牟宗三不忍直接批评，而嘱蔡仁厚与其恳谈，这本身便是老师对学生的充分体谅。虽然信中直接指陈王淮的毛病，所谓“他们自我封闭，不与师友往来，外示老庄，说些风凉话；内存骄矜，看不起别人。即我的文字，他们亦不看。自己根基路数未能立得住，便率尔颓堕下去，此岂吾讲学之精神耶？”（第59页）可谓直击要害，但牟宗三并未放弃对这位学生的期望，否则他又何需最后再嘱托蔡仁厚与之恳谈呢？

可惜的是，人之气性颇难变化，王淮悟性虽高，却因“自我封闭，不与师友往来，外示老庄，说些风凉话；内存骄矜，看不起别人”，终究没有放开胸襟、沉下心气，在师友夹持之下建立深厚的学殖，而在学问上有足够大的成就。

牟宗三对于唐亦男的关爱和宽容，同样如此。在 1962年12月29日给蔡仁厚的信中，牟宗三说：

前亦男撰天下篇研究，完全不行。只将其首段序论交《人生》，他不高兴，向徐先生发牢骚，让徐先生乘机来信讥笑一顿。我见徐函，甚不高兴，我覆函，不提一字。以为徐先生不应如此作态。能当面教训他几句，亦是对后辈之态度。亦男亦何可如此。学问之事，岂可不郑重？随便写通俗文字，未有不交《人生》者。整理古典，岂可不负责任？吾岂不知行不行耶？现在不行，慢慢前进再求行。吾岂有私心，故意不许其发表耶？吾岂不希望棣等代笔？吾一人焉能全写？故望棣等分工，每人担任一部，一方训练自己，一方期有所成。故吾于先秦诸子，讲了几十年，一字未写，盖欲有所待也。（第66页）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首先，和同年2月25日给蔡仁厚的信中表达的意思一样，牟宗三认为唐亦男撰写的此文“完全不行”。但牟宗三仍然将该文首段序论推荐给《人生》，这表明在牟宗三看来首段序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不然，以牟宗三对学问标准的要求，所谓“学问之事，岂可不郑重”，是不会推荐给《人生》的。其次，唐亦男因并未全文发表，向徐复观发牢骚，结果徐复观致函牟宗三，对唐亦男“讥笑一顿”。但牟宗三对徐复观此举颇不以为然，认为徐复观作为前辈可以当面教训唐亦男，但不应该在给自己的信中讥笑，以至于在给徐复观的回信中，牟宗三对唐亦男文章竟然“不提一字”。如此反应，除了牟宗三的护犊之情外，实在找不出其它解释的理由。这正可见牟宗三作为师者对于自己门下弟子的护持，其实几乎已近“溺爱”。

不过，牟宗三爱护弟子门人之情固然跃然纸上，但他毕竟对师者之责任与学问之尊严有着高度自觉，所以在这段话的最后表达了第三层意思，那就是对于学生们的殷切期望。他明确提到自己虽然讲了几十年先秦诸子，却未曾撰文，就是要将这一园地留给自己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在此园地有所耕耘和收获。这当然是作为师者对于学生们的期望之情。以蔡仁厚为例，牟宗三曾表示希望他能代替自己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并疏解明儒周汝登（1547-1629）的“九谛九解”。（第139-140页）1975年10月（接牟宗三信后次年），蔡仁厚写成“王门天泉四无宗旨之论辩”，发表于《鹅湖月刊》，后收入其《新儒家的精神方向》一书。1980年，蔡仁厚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2009年以80岁高龄出版《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可谓不辱师命。

可惜的是，并非所有的学生都能不辜负牟宗三对他们的期待。对此，蔡仁厚曾在给牟宗三的信中有过情真意切的反省与检讨：“生每念及此，辄悔愧交加，而亦于诸友不能无憾。十余年来，大家如在梦寐中。无论性情、学问、人品、襟度，皆未坚成，而年各四十上下矣。岂不可慨！昔日望大学之门，今则尽入大学矣。然未见其真切恳笃有足令人喜者。当初一段精神似全塌散。往日尚有几分道义相勉意，今则连此亦若存若亡矣。生无似，何敢责人？正恨一己之资具智悟有不备不及耳。学问之事，真不轻易。而在生分上，又有若干特有之限制，故目前之忙散亦非得已，惟是孜孜矻矻，兴趣盎然，但求心思勿随忙而散也。”（第122页）这封信是蔡仁厚1970年12月10日写给牟宗三的。由此可见，从1954年蔡仁厚执弟子礼拜入牟宗三门下，近二十年来一直孜孜以“性情、学问、人品、襟度”方面的“坚成”为追求，这自然与牟宗三的不断鞭策也是分不开的。而这种不断的情感交流，只有从传统儒学意义上的师生关系这一角度才能得其善解。

三、对学生就业和生活上的关怀以及始终的挂念

除了学术上的指导与扶持，对学生谋职就业以及生活上的诸事，牟宗三都很关怀。仅在牟宗三给蔡仁厚的书信中，对此就有诸多例证。其中斑斑可见者，不只是蔡仁厚本人，还有其他一些学生。以下通过这些具体案例，来看牟宗三在就业和生活等各方面对学生们的关怀和挂念。为论述的方便起见，笔者以不同学生为例，而把每位学生的就业和生活合在一起讨论。

首先是蔡仁厚的例子。1959年夏初，尚在军中服役的蔡仁厚工作调动，等候分配，至7月初始有着落，中间未及时向牟宗三禀告，以致牟宗三挂念，曾专门让周群到台北询问。得到蔡仁厚8月9日的信件，了解情况之后，方才不再挂念。对此挂念门人的心情，牟宗三1959年8月11日给蔡仁厚的复信中开头便有明确的流露：“九日函，今日收悉。前两函亦均早收到。前因久不得棣信，不知究到校否，故着周群到台北询问。得信后，始释念。”（第24页）1960年11月3日，牟宗三收到蔡仁厚的信，得知蔡仁厚找到基隆市一中的教职。他在11月21日给蔡仁厚的信中表示“甚慰”。1961年7月2日，蔡仁厚函告牟宗三，自己转任台中一中事确定，牟宗三也表示“甚慰”。

1961年暑假，蔡仁厚订婚。牟宗三接到7月2日的信后，于7月6日的复函中开头便说：“七月二日函收悉。暑假订婚，甚喜。”（第51页）1963年6月29日，蔡仁厚与杨德英女士在台中举办婚礼。牟宗三虽远在香港，不得亲往，请李涤生代为主婚，但事前接到喜柬之后，“甚为欣喜”，特意在6月25日给蔡仁厚的信中附寄美钞二十元，嘱其“可随乐欲，置办衣料等物”。在此信中，牟宗三特意写下这样一番话：

家庭幸福，关乎福分。“惟婚姻为兢兢”，司马迁已慨乎言之。历来贤哲，少有美满家庭生活，西哲尤甚。此不正常，终属缺憾。此虽关乎福分，亦实视乎修养。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家庭美满，愉悦和乐，总是性情之正。是福，亦是慧也。棣与德英，俱朴厚敦笃，宜福之相也。望能于福中修慧，慧中修福，是谓福慧双修，不落凡俗。非福不足以安定，非慧不足以振拔。望能时时勉之，勿溺勿肆。道远，不能亲与喜筵，以此为祝。（第76页）

同年9月5日，牟宗三又在信中询问“棣婚后近况如何？德英找得事否？念念。”（第77页）

1970年7月14日，蔡仁厚函告牟宗三自己已获中国文化大学的聘书，将于8月起正式前往任教。牟宗三回信说：“十四日函收到，聘书已发下，甚慰。”（第115页）事实上，此事也是牟宗三从旁相助，由当时在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主事的谢幼伟（1905-1976）帮忙，才得以成功。谢幼伟1948年主政浙江大学哲学系时，同时延聘了熊十力和牟宗三两人。只是因为时局突变，熊、牟二人才仅在浙大短暂执教。在这封信中，牟宗三还对唐亦男有所称赞：“唐亦男在台南颇有表现。他虽是女人，却有恢廓之才。”（第115页）此外，牟宗三还对蔡仁厚说：“元康出国大概可成。俟加拿大入学证寄到，彼即可办出国手续。保证金须一千六百美金，稿费亦不过两百美金而已。此子可造，吾替他拿上，以助其成。”（第115页）石元康是牟宗三的继子，可见牟宗三对石元康也给予不遗余力的支持。

1975年7月2日，蔡仁厚函告牟宗三，自己获得教育部的副教授证书。在7月8日的回信中，牟宗三开头便说：“副教授证书已由教部发下，甚喜。”（第150页）此信最后，牟宗三也表示了对周群的挂念：“只不知群振事如何，念念。”（第150页）不仅对蔡仁厚本人，对其家人，牟宗三也常在念中。1970年12月，蔡仁厚当时尚在小学一年级的大儿子蔡维天被车撞伤小腿骨，住院治疗。牟宗三接到消息后，复函首谓“维维撞车，甚念”。（第116页）

其次是王淮的例子。前文提及，牟宗三对王淮是“爱之深、责之切”。其“爱之深”的表现，就是一直为王淮的工作之事操心。在给蔡仁厚的信中，牟宗三多次提到王淮的工作，足见其挂念。1960年5月24日信中说：“年来两事忧心，一是徐先生（国翔按：徐复观）在东海处不好，一是不能予王淮较佳之安排。”（第33页）王淮因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曾于1961年欲往香港谋职。牟宗三在1961年8月19日的信中，特意嘱托蔡仁厚通知王淮：唐君毅一家将在22日前后前往台北，以便让王淮当面与唐君毅一谈。这无疑也是为王淮提供帮助。

不过，王淮在香港谋职未成。1963年，他又曾往台北求职，也未果。牟宗三再次提供帮助，在1963年9月5日给蔡仁厚的信中说：“前接马光宇来函，谓王淮曾至台北活动亦无结果。棣可问问李涤生先生，看中兴中文系如何。希望他能设法予以安插。王淮到处碰壁，亦不是事。他一方唱高调说人家用功读书的人为贪，一方面自己心中又急，而又不肯用功，这就很难了。但无论如何，希望中兴能给他一安身地。”（第77页）正是在牟宗三的一再帮助之下，王淮最终得到中兴大学中文系的教职。

再次是周群的例子。牟宗三1955年2月7日给蔡仁厚的第一封书信便提到了周群。当时周群尚在军中服役，牟宗三信中一连用了三个“极”字来形容他，所谓“极有得”“文字亦极精炼坚实”“悟力极高”。在后来的日子里，牟宗三对周群的工作和生活也极为挂念。1960年11月21日致蔡仁厚的信中，牟宗三说：“周群在念，检定考试望能合格，庶可得一安身处。彼生活无著，可多给《人生》写点稿子。”（第41页）

1962年4月10日牟宗三致蔡仁厚的信，主要是讨论《老子》思想的诠释问题，但在这封信的最后特别写道：“周群考试及格，甚慰。”（第62页）考试及格后，周群振很快找到工作，对此，牟宗三同年7月2日给蔡仁厚的信中说“群振得安身处，甚慰”。（第63页）1967年7月，周群喜得双胞胎，蔡仁厚16日给牟宗三的信中向其禀告。想必之前周群已有信来，所以牟宗三7月28日给蔡仁厚的回信中也专门告知：“群振得双胎之喜，已知之。望便中致意。”（第101页）

以上三人之例，已足见牟宗三对其学生谋职就业以及生活诸方面的关怀。其他学生，牟宗三同样关怀。例如陈问梅的工作事，牟宗三也设法帮助。他在1960年12月28日给蔡仁厚的信中说：“问梅年来心绪不佳，东海不能安居故也。我已函李涤生先生设法让他转到农学院（国翔按：未来的中兴大学）。”（第42页）虽然陈问梅最终没有去中兴，而是在东海任教直至退休，但其心绪不佳时，牟宗三想到为其另谋出路，更见师者对学生的关怀和挂念之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学生个人遇到实际的生活困难，还是学生们所办的文化事业需要支持，牟宗三都曾予以支持。例如，后来背离师门的韦政通（1927-2018），也是牟宗三在台的早期弟子，当初穷困潦倒，牟宗三曾将自己的稿费供其用度。这在1957年6月8日给蔡仁厚的信中曾经提到：“稿费单可即寄回‘人生社’，我抽屉中者是通知单，早已由韦政通支用。”（第18页）《鹅湖》面临经费困难之时，牟宗三也委托蔡仁厚拿自己著作的版税予以资助。这在1976年1月13日给蔡仁厚的信中也有提及：“一月九日函收到，版税2120元已交《鹅湖》，甚好。当时杨祖汉说经费无着，遂略予资助以作鼓励。”（第154页）

牟宗三对于学生们的关怀和挂念，不是一时一地，而是贯彻其一生。除蔡仁厚外，前文提及的戴琏璋、王淮、唐亦男、陈问梅以及周群等人，都是牟宗三在台北师院任教期间纳入门下的弟子。1956年秋，牟宗三由台北师院转任台中东海大学，仍然挂念着这些学生，并为不能常和他们相聚感到伤怀。1956年10月2日，牟宗三在给蔡仁厚的信中写道：“诸友散处，不无伤怀。年来所遇诸生，唯棣为恳笃。文字信札，俱见贴切。于时代亦有感触，此因棣在干校经历一番，而无其恶习，使然。于以知凡有因缘，无不有助于我之发展，是在善消融耳。普通学校出身者，大都于时代无感触，于历史文化意识亦不真切。能有点聪明颖悟，即算不易。处今之世，吾人师友聚合，无真性情，不足以上达高明；无思辨学力，不足以酬对俗谛。”（第10页）

1960年牟宗三离开东海大学，由台湾赴香港之后，仍然对在台的学生们常怀挂念。一方面，他继续指导这些学生读书讨论，甚至“手把手”教他们如何解读文本、讨论问题。1960年9月27日给蔡仁厚的信中说：“诸友定期相聚甚佳。此可在精神上有一种联系，亦是一种慰藉。至于学问启发，更可随时得到……处此时代，感触最重要。了解中国学问，亦以感触为最重要。孔子重愤启悱发。无感触，不能愤启悱发，亦不能了解孔门之仁。由此悟入，可以逐步契接真理。愤启悱发，不可看作一时冲动之情也。棣等相聚，仍以就所读古今人之书或文，找出问题或一段一句为讨论之根据。此则较具体，较有把柄，亦可互相得益……讨论问题要切，将不同意见比观，要看出真是一个问题。能不能得到真正解答，则是第二步。若看得问题真切了，自然有解答。在此，要学朱子精神。”（第54-55页）

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学生们后来的逐渐“散失”，他再次表达了伤感之情。1962年12月19日给蔡仁厚的信中，牟宗三的情感溢于言表：“十余年来，吾以全幅精神灌注棣等，情甚切，意甚远，盖欲为时代作一砥柱也。来此后，一刻未能忘怀。鉴于此间不行，益念棣等。不料棣等如此散失也。政通无论矣，王淮等竟尤甚焉，则不能无伤感也。陈癸淼、林清臣等皆极好，望棣善团结之。亦男、王淮则期其觉悟。”（第67页）

这里所谓“十余年来”，即指牟宗三1950-1960年在台北师院任教期间。而“吾以全幅精神灌注棣等，情甚切，意甚远，盖欲为时代作一砥柱也”，再次清楚表明了牟宗三的“师道”。这种“师道”便是以“全幅精神灌注”于学生的培养，希望学生们“为时代作一砥柱”。[11]而牟宗三的“伤感”，也正源自他离台之后这些学生们聚少离多（“散失”），以及一些学生令他感到失望。在这段话中，牟宗三作为师者的殷殷之意、切切之情，跃然纸上。

四、结 语

离台赴港之后，牟宗三虽然在给蔡仁厚的信中不时感叹香港学生文化意识不够、学问程度不足，但他仍然以其师道与真情，极大地感染了当时在中文大学或新亚研究所听过其课的若干青年。

王耀宗是1970-197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就读的本科生。他毕业那年，牟宗三也从港中大哲学系退休。后来，王耀宗并未在中国哲学领域继续深造，因此可以说他是牟宗三在港中文教过的最后一届本科生。在2022年5月的《新亚生活》月刊上，王耀宗发表了一篇题为《回忆牟宗三先生》的纪念文章。较之学界一些知名学者对牟宗三的回忆，此文恐怕鲜为人知。

但是，王耀宗从当年一个普通大学生的角度对于牟宗三的回忆，更能反映学生眼中作为“师者”的牟宗三形象。在其笔下，“一个沉思昂首及顾盼自如的老者，身穿一袭灰色长衫，漫步于一片青草地上”[12]，已然是农圃道新亚研究所最著名的一道风景线。除此之外，讲堂之上作为“师者”的牟宗三，更在王耀宗个人的生命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这样写道：“牟先生的课精彩绝伦。经过了这么多年，他大概是我迄今听过的二个最精彩的讲学者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社会系教授‘世界体系创立人’之一的华勒斯坦E. Wallerstein）。”“听牟先生讲书，就像历经了一场思想洗涤的旅程，初则宛如小溪清流，缓缓流过，继而泉水开始湍急，跟着进入波涛汹涌的九曲十三湾，不久急流消散，前面突豁然开朗，呈现一片平静的海面，旅程也就突然中止了。”“牟先生讲课特色是‘博中有专，层层扣入’。他总是将一个观念式问题，分析到通透顶亮，深无可深了。”[13]

曾在牟宗三退休之后前往新亚研究所旁听其课的陶国璋，在回忆牟宗三时也说他讲课一开始很慢，逐渐加快。这和王耀宗的回忆是一致的。此外，陶国璋还提及：香港本土的文化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大都是在这种氛围中长大的。但牟宗三讲课与港中文哲学系的其他教师不同，除了学术性之外，还有很强的文化意识。这一方面对像陶国璋这样的香港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14]而这显然正是牟宗三师道与真情的教化泽被所致。

总之，牟宗三的“师道”是以身示范，让学生通过学问来明晓道理，所谓“学以明理”。因此，他一方面屡屡强调“学问”的重要，如多次对蔡仁厚说：“学问之事，平日不可不努力积蓄。然非水到渠成，不能算熟也。”（1961年6月26日）（第49页）“凡看文读书，不看则已，看则必切，不可浮泛。”（1961年11月10日）“故凡学问原皆只是学知。作者只是学知后消化融合所涌现之新意耳。此则非可轻易言。学知不谛、不切、不广，妄说新意、新解、新说，实只是杂乱耳。否则只是颟顸笼统以为高耳。前人有谓只伏羲画八卦是创造，余皆只是述。此言甚有意思。”（1973年8月23日）（第133页）另一方面，牟宗三更是常年在“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状态下，通过对儒释道三教文献的细致与精准解读，写出《心体与性体》《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等一系列堪称中国哲学诠释典范的著作。正是这种对于学问的专注与投入，使牟宗三的“现世关怀”建立在深厚透彻的学理之上，也使得他看似流离的生活虽“孤独”而不“寂寞”，始终不失其“奋斗的方向”。

对于在时代的洪流中如何自处，面对早年那些追随其左右而尚不能安居乐业的青年，作为师者的牟宗三在“常不安”的同时提出了两点劝勉：“一则忠于理想，不落流俗。一则顺应环境，随遇而安。”（第32页）他对蔡仁厚说的如下两段话，既是对学生的谆谆教导，也未尝不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立身之道：

处此时代，岂能事事皆合意？只要有落足处，即可黾勉以求。虽有许多不便，然不便亦有不便之好处。事事皆便，反成悠忽。居常与棣等谈说，一在激发心志，从事学业；一在宁静心志，随遇而安。不可拘定一格。随才随处，期有所成。诸友若不能识此意，而致于激荡或颓废，则吾之激发反成罪过。

人贵在无可奈何中，逐步坚定自己，克服困难。若必待顺适而后为，则将无可为之时矣。人自需要有鼓励与安慰，逆境不能太久，久则或沮丧或反动。然孔子不云乎？“不仁者不可以常处乐，不可以久处约”。此固不易，然正可由此体会仁与不仁，宁静其心志，不至间断其学业。久困处约乃是常事。而况皆在青年，焉得说久？最大之安慰与鼓励，即在师友之相处，与自己心志之成就。自己心志不一，无力求成，将何处求鼓励与安慰？（第32页）

对牟宗三的此类教言与真情，蔡仁厚深有领会、拳拳服膺。正如他以90高龄为《牟宗三先生与蔡仁厚书》撰写的“出版弁言（二）”中所说：“平时书信，对门弟子多有教言，而且时有深贬重刺，此正见‘明师之明’与‘严师之严’。此类严毅之教责，使得诸友更能观省，奋勉向上，于以知四十余年之从学，固非泛泛之过从而已。”（第II页）其他弟子门人，包括牟宗三晚年客座台湾大学时感召和兴起的一批学生，对于牟宗三的师道与真情也都各有其深刻的体会和呼应。这一点从牟宗三去世之际他们撰写的情真意切的挽词和回忆文章之中，可以获得强烈的感受。

无论是教导学生还是立身自处，对牟宗三来说，为人的最终目标是要成为一个“真人”。这个“真人”是什么意思呢？牟宗三有清楚的说明：

我这里所说的“真人”，不必要像我们一般想的道家或道教里边所说的那种“真人”，或者是“至人”。那种真人、至人，是通过一种修养，道家式的修养，所达到的一种结果，一种境界。我们现在不要那样说，也不要那样去了解这真人。能够面对真实的世界，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的责任感，真实地存在下去，真实地活下去，承当一切，这就是一个真人了，这就可以说了解真人的意思了。因此，所谓真人就是说你要是一个真正的人，不是一个虚伪的，虚假的，浮泛不着边际的一个人。[15]

如前所述，像蔡仁厚、周群等牟宗三在台初期的弟子，都不是牟宗三在学院里指导的研究生。他们投身于牟宗三门下，几乎完全是本着求道的心理。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师生关系与儒学尤其宋明理学传统中的师弟关系几无不同，未失儒家以“成人”为终极追求的宗旨。从他们一生的为学与为人来看，也恰是如此。[16]这便与同样依附牟门、而不过是怀着名利之心的人有着根本不同。牟宗三生前身后，都有此类人物。

对此，牟宗三其实早已洞悉，他在1965年2月15日给蔡仁厚的信中说得很清楚：“友会讲学……稍有声光，便有来依附者。吾人亦不能拒。依附者大都无真诚，怀名利之心……这些人来则不拒，去亦不必理。”（第83页）这当然也是其“师道”的表现。这种“师道”正是儒家的“仁者”之情。不过，那些“借光”者原本不以牟宗三所说的“真人”为追求目标，与牟宗三及像蔡仁厚那样的弟子本非同道，如此也自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2025年是牟宗三逝世三十周年，谨以此文作为笔者个人的纪念。

[1] 彭国翔：《牟宗三的情感世界及其“觉情”说》，《人文学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64-312页。

[2] 牟宗三撰、蔡仁厚辑录：《牟宗三先生与蔡仁厚书：牟先生书信辑录》，台北：学生书局，2025年。该书收录了牟宗三1955年2月至1990年6月期间写给蔡仁厚的书信共计120封，本文以下凡引此书，均仅在正文中用括号注明页码。

[3] 即蔡仁厚的《孔门弟子志行考述》，该书最初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出版，最新的版本是2025年台湾学生书局版。

[4] 牟宗三之前在给唐君毅的信中，曾坦陈自己“下堕之业力”，但基本原则持守不废。这可与给蔡仁厚此信相印证。1953年12月10日致唐君毅的信中说：“弟现在生活上常有破裂之感，不是圆盈饱满的。即，躯壳生活方面常有宁愿醇酒妇人之感，而心灵则只凝缩而为著书。书写出来就算了。这就是破裂。不能进德修业，日进无疆，此可哀也。然顺势俯仰，荒腔走调，玩弄小聪明，以艺大道，则不肯为。”1954年1月8日致唐君毅的信中说：“弟前天忽然心绪暗淡，悲从中来，不觉哭起来了。此为从来所未有。”这两封信皆未刊。

[5] 牟宗三曾在《五十自述》中对自己在1950-1960这十年间特别突出的“悲情”进行过深入的反省和剖析，并将这种“悲情”称为“悲情三昧”。（参见牟宗三：《五十自述》，《牟宗三先生全集》第32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3年，第152-153页。）

[6] 会友名单参见蔡仁厚1995年撰写的“《人文讲席录》全集本编印说明”（《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8册）。

[7] 蔡仁厚：《〈人文讲席录〉全集本编印说明》，《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8册，第（4）页。

[8] 牟宗三1955年元月13日致唐君毅的信，未刊。

[9] 关于周群（周群振）其人，参见彭国翔：《追忆周群振先生》，《鹅湖月刊》2016年第1期。

[10] 牟宗三1955年4月4日致唐君毅的信，未刊。

[11] 此信注释部分，蔡仁厚特别征引牟宗三“十余年来，吾以全幅精神灌注棣等，情甚切，意甚远，盖欲为时代作一砥柱也”这句话，并写道：“环读先生之函，怃然愧煞。然我又何能助益于诸友？唯深惩痛改，相期勇猛精进耳。”（第68页）此亦足见其作为弟子与牟宗三的深相呼应之深情。

[12]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主办：《新亚生活》月刊（2022年5月），第30页。

[13] 同上，第31-32页。

[14] 陶国璋：《追忆吾师牟宗三》，据香港01哲学报道：https://www.hk01.com/%E5%93%B2%E5%AD%B8/57724。

[15] 牟宗三：《为学与为人》，《生命的学问》，台北：三民书局，2018年，第123-135页。

[16] 牟宗三去世次日（1995年4月13日），余英时（1930-2021）在给刘述先的电报中感叹：“弟于牟先生之淡泊自甘、胸际如光风霁月，一向很敬重，此兄所素知。牟先生既逝，老成凋谢已尽，此下恐再难复观此等可敬爱的典型人物矣。”（参见刘述先：《当代中国哲学论：人物篇》，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6年，第200页。）可以说，这是基于其个人实感的痛切之言。如今，蔡仁厚、周群、余英时、刘述先这一代人也已作古，令人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