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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散会后，刘西昌背着手往家走。他心里很高兴，开了一上午会，基本上是白开了，没有解决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还把往日牛皮哄哄的牛书记赶跑了。他的心理预期达到了，还利用这个机会，用自己的方法和牛书记拉近了关系，适时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这很重要，对以后他能否成为生产队的领导成员开辟通道。到家后，他搬个小凳子坐在大梨树下喝茶。眼瞅着头顶树上密密麻麻的，鸡蛋大小的梨子，再现了以前当队长，需要思考问题的时候，也在这树下坐着的情景。谋划怎么能够让刘家庄社员更听话一点，更努力一些，多拿几面红旗回来。人都是有追求的，在一般社员眼里，生产队长的权力无足轻重，可有可无，有些人甚至当了社长都嫌麻烦。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有强迫症，他当社长时，自己给自己肩上压担子。向边区时期的劳动模范杨步浩学习，向跟前的申长林看齐，多做对国家有利的事，你自然就会高人一等。当然，他也承认有权力欲，想掌控刘家庄，左右别人的意志。而一段时间，他确实做到了，非常享受那种领奖状，举红旗，出人头地的快感。大跃进期间，他在整个擂鼓川都是响当当，硬邦邦，排名擂鼓镇人民公社的首席农业合作社社长。脚步所到之处，地面都在震动。牛书记说要大炼钢铁，支援国家建设，建厂选不出好位置。要满足有水，有矿石，有煤炭，交通方便且村子里能接纳两百名以上民工的条件，让各个村自己报名。他毫不犹豫地举手。经过人民公社派来的技术员和一部分领导亲自考察以后，确定炼铁厂建在刘家庄坡底。铁厂高炉冒烟，刘家庄原本百多人口的小村子，立刻挤满了人，各家各户腾出窑洞让民工居住。同时，永坪油矿也看中了刘家庄，建起了现代化高炉，给这个小小的村庄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刘家庄声名远扬，风头盖过了擂鼓镇。刘西昌腰杆子挺得笔直，完全改变了当县警察时洋烟鬼的形象，而村党支部书记，因为不同意在村里修建炼铁厂，遭到牛书记训斥，基本上靠边站，村里的实权落在了刘西昌的手里。村里人拥护他，社员们得到了一点实惠。白天收工后，让社员去石油铁厂做小工，在电灯下用锤子打砸经过煅烧的铁矿石，百斤三毛五分钱，有人一夜能挣两块多钱，这比在生产队干一天活酬劳高十倍都不止，人们失去了种地的兴趣。刘景凡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他说话没人听。社员们喜笑颜开，他们感激刘西昌，承认刘西昌的确有本事，有能力给大家带来大收益。五八年初冬，下了一场大雪。主劳力去炼铁，老幼病弱种庄稼，没收割的庄稼压在雪地里的，荞麦粒全掉了，黄豆黑豆被雪埋的只剩棵子稍，刘景凡只好带着老人，小孩在雪地里挖收豆子，村里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冬天，吃饭都成了问题，只能从别的地方调剂，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刘西昌按上边指示，要求社员砸锅炼铁，理由是要办人民公社大食堂，家户已不需要铁锅。这件事被刘景凡阻挡了，认为这是要断大家的后路。刘西昌后来又把这事反映给牛书记，刘景凡再次受到了组织上的严重警告，说是拉社会主义建设后腿。随后，大食堂还是办起来了，半年时间，全村人吃光社里仅存的两窑洞储备粮和部分种子，大食堂被迫停办。不久，两座铁厂很快就垮了，资源不足，加上炼出的铁不能使用，造成人力财力物力极大的浪费。刘西昌同志依然光采奕奕，上级来测产，他说多少就是多少，至于实际能收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他不能落在别人家的后边。人家报1万，他就报3万。人家报3万，他就敢报10万。结果征收公购粮的时候，上边按所报的数字比例征收，刘家庄被吓傻了，村民生活陷入了极端的困境。刘景凡谴责刘西昌：“为了那面红旗，胡吹冒撂，牛皮吹破，你这光荣，是社员的血泪。”
他把责任推在牛书记头上，是大环境造成的：“我要不是先进分子，拔不来红旗，国家也没有光荣。”他不想在这个权力的巅峰时候，被人赶下去。其间，他当然也有点小利益，多吃多占，享受补贴，家里人也不再抱怨他了。老婆风光十足，当妇女队长，到处夸她男人有本事。经常站在硷畔上，冲着别人吼叫。走在街上，抬头昂首。人活一世，一为名，二为利，这两条都做到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历练了他刘西昌，那时候的情景到现在记忆犹新。后来，政府纠偏，他被愤怒的社员扯下了台子，解除了职务。村里人恨他，骂他流光锤，他变成了孤家寡人，活的比刘景行还凄惨。再后来，经过时间的磨合，加上国家对过去发生的事情深刻反思，有针对性地纠正，群众也知道了事实真相，社员逐渐原谅了他。他自己也认识到有些事情做的太过于绝对。只是，心里的落差不能平复，要抓住机会，再次风光。他这个要求并不过分。这是一个在当今大时代，风风火火的年月里，一个正常人的最基本的期盼。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刘西昌有了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表达诉求的气场。他也知道，刘景凡对他不感冒，但是，刘景凡当支书的年头太长，也该下台了。接替刘景凡的必定是任世成，刘西胜干不了几天，大老粗，跟不上形势发展要求，没人能竞争过自己。所以，该表现时一定要表现，要造势！机会是为有准备人创造的。当然，一定要入党。刘西昌曾经写过好多次申请，每次都被驳回来，说他对党的宗旨认识不够。他去找牛书记，牛书记答复，那由村支部决定，不便过问。现在，他越发明白，眼睛往上头看，不如走下层路线，要做一些特别的努力，拉拢社员群众，重点培养亲信党羽，要有人肯为他说话。
老婆叫他吃饭：“你坐着发什么傻？下午还要浇水去呢。快吃了饭去救玉米苗子。”
他有些不耐烦的说：“吃口饭嘛，还说这么多话。我下午不去地里，去自留地。”
老婆说：“自留地不用看，一根草都没有。你不是要求进步嘛，关键时候，你不表现？”
刘西昌想，也对，不能掉链子。下午他去了生产队的玉米地，只有六个人，他就是其中之一。他看着任社长着急的面孔，心里洋洋得意。哼，也有你着急的时候。不一会儿，刘景凡和刘西胜挑水上了河畔。他鼓足了干劲，别人挑两回，他挑三回。刘景凡笑他：“你咋慢些，操心闪了腰。”
他说：“给玉米救命呢！多担一担水，就能多救二三十棵玉米。”
刘西胜傻愣愣的看了他一会儿，捉摸不透啊。这人今日咋有点反常？想不通，也就不想了。
一场大暴雨，牛书记期盼了多日的愿望实现了，现在节令已到仲夏，按以往的经验，农业管理方面，也不需要公社再督促了。前些天，张文书去县里，送了一份他亲自起草的刘家庄群体事件调查报告，何县长当时很忙，给张文书说，交给办公室，连报告都没有翻一下。看来，何县长对这个事失去了兴趣，刘景行反馈的的信号是准确的。不管咋样做，工作要有始有终，应该完成何县长交代成立工作组的任务。开会这天上午，公社会议室里边，同样发生了让牛书记感到非常为难的争论。
社长王富贵说：“县长要求咱们组成工作组，进驻麻子沟村，他们也不派个人来。你让我当组长去麻子沟，怕也压不住阵脚。有句话说，穷凶极恶，饥饿的人，把我们不当回事。你不给他们带去吃的，发救济粮，弄不好，进去就出不来了。万一把我们当作人质，你要去解救我们。要不，你跟县里公安上要一个人来也行。穿着制服，威吓那伙人。”
牛书记说：“现在没有把这个事情上升为刑事案件，就是提出要派公安，人家也不会来的。人家有人家的原则，不能因为咱们要让干啥，人家就能给你干。困难哪里都有，要想办法排除。你要不想去也行，你坐镇社里，我带着人去，你看行不行？”
王富贵看牛书记把话都说到这份上，再说不去确实不妥当。现在正在乱头上，坐在公社里也不能保证，刘家庄的人不会冲击公社，讨要说法。他可没有牛书记威风，权衡再三对牛书记说：“你管镇里这一摊子事儿，我去麻子沟。我心里也没数，去了看吧。麻子沟人难缠，深山僻壤，好像完全没有开化，话不投机就动拳头。我脑袋要是被打破了，任务就算完成了。”
“你说笑呢。”牛书记说，“我批准你到武装部借把枪挂在腰里。像我以前下乡的时候那个样子。不过你可真不敢开枪啊。脑袋破了也不能开枪，否则咱们俩都得关禁闭，解决问题不是捅乱子。”
王富贵说：“拿不拿枪脑袋都得破，我要那根烧火棍干啥呢！”
实际上，牛书记心里也没指望去个工作组能解决多少问题，他心里跟明镜一样，去与不去是个姿态问题，做个样子罢了。最多就是把村干部叫在一起，训斥一番。老百姓肠子都快被饿断了，哪里还有心思配合工作？就算把抢菜的人追查出来，又能怎么样？菜已经被吃到肚子里边了，拉出来的都是屎，挑几袋肥料回来，那更是给火上浇油。能把牛杀光，把分配的种子吃光，你还指望这些人能干出来什么好事？只要刘家庄人不再追究，这场风波也就收场了。把事情平息了，稀泥抹光墙，墙光了你就是有本事的人。
当天傍晚，刘西昌到公社找牛书记。他是一个人来的。牛书记问他：“天都黑了，你有什么重要事情找我。”
刘西昌说：“你给我们说了，要派工作组进驻麻子沟。你看，我们刘家庄人是受害者。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也想了解整个过程。我想参加你们的工作组，代表刘家庄说一说我们的诉求。”
几句话，把牛书记给噎住了，愣了半天思谋这人心里想什么呢？公社处理问题，也要插一杠子？他问：“你这是代表你自己，还是代表刘家庄？你们刘支书也没有跟我说有这个需求？现在，你是一个一般社员，你能代表别人吗？我咋觉得你这人思维模式和别人不一样。这急着处理问题呢，你插一脚进来。你嫌现在还不够乱吗？你真有本事，我把我的位置给你让出来，你现在就坐我位上，品尝一下滋味，体会些感受。”
刘西昌说：“那我可不敢。你那龙椅，我碰都不敢碰。我就是想啊，这么大事情，不让我们受害者参与也有失公平。让人家麻子沟人觉得我们怂，好欺负。秋天粮食丰收了，麻子沟人再来抢粮，你能负得了责任？我也是好心提醒你，有些事情他们当领导的急于了结，这也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他的两句话，的确让牛书记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这种事发生一次，可能就有第二次，树大招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也许一定会发生，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想到这里，牛书记说：“你想的比我还周到。你还是有你原来当干部的特点，善于思考问题。这样吧，先回去，让我们几个领导再商量一下。要派你们的代表，恐怕需要你们队委会拿个意见。如果是你想去，也可以理解，但是要有群众和队委会授权。你看怎么样？”
刘西昌想了想说：“牛书记你说的话在理，我回去和刘景凡说一说，就说派一个代表去是合适的。你看行吗？”
被刘西昌步步紧逼，牛书记感到非常为难。说行不是，说不行也不对，两难。他说：“缓一缓吧！我刚才说了，让社委会研究一下这个事情，我们的成员定了，再研究你提的建议，你大半夜来，我思想上没准备，开过会后我答复你。天不早了，你回去休息吧！”
刘西昌说：“行啊，意见我说了，决定你们做。将来出问题，责任由你们担。这个话我会给我们刘支书说的。他是个老干部，他知道其中的厉害。我相信，他会作出正确判断的。”
牛书记把刘西昌送出大门，转身回到屋里。他妈的，听起来是好话，这是最后通牒呀。他立马叫王富贵和张文书。把刚才刘西昌的话，原原本本的叙说了一遍。这两人也不知道如何回答。遇到难题了，说刘西昌刁钻古怪，难缠，都可以，但是他提出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每一个身居领导位置上的人认真思考。
王富贵说：“问题怎么越来越麻烦？你看工作组中，刘家庄谁参加合适？想来想去，也只有刘景凡。可刘景凡已经给人家表态了，咋去？让刘西昌去，估计会把事情越搞越复杂。这个人心地不好，又当过兵，急了会动手，万一打起来，工作组就没法工作了。”
张文书说：“刘西昌有意拿一些莫须有的想法挑事情。他一个人来，就是说他不能代表村里社员，没有人委派他，挤进工作组是拉虎皮当大旗，不敢上这个当。一个堂堂的人民公社政府，还能由着他摆布？人常说，解铃还得系铃人，你们信得过我的话，交给我解决。至于咋解决，都不要过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