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后冷战时期的诸多论者致力于将托克维尔的“大革命进一步加强了‘旧制度’业已推进的‘中央集权’”这一论断，“移植”到20世纪中国的语境之中。这一尝试忽略了两个国家在近代国际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在托克维尔的视野中，中国居于与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类似的位置，而被殖民者如何争取托克维尔式的自由，恰恰构成托克维尔思想的“薄弱环节”。托克维尔对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不同态度，与其贵族色彩强烈的“自由”观念有着深刻的联系。对于中国在近代国际体系中的位置的自觉，不仅是重新理解托克维尔的关键所在，也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当性的关键所在。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对殖民主义的否定之上，深入反思殖民主义对于近代西方区域与国别研究知识传统的塑造，有助于在“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中真正落实中国主体性，实现“自建光荣”。

【关键词】 殖民主义,法国大革命,自主知识体系,主体性

冷战落幕之后，即便是英国资深的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也将“短二十世纪”命名为“极端的年代”。①在苏联以及东欧国家，全面否定“短二十世纪”，接续更早的19世纪遗产，更是成为主流知识界一时流行的共识。而在同时期中国知识界的讨论中，对于同一问题的讨论，往往是以更迂回的方式展开的，借助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来表明对于20世纪中国道路的态度，一度成为常见的思想姿势。②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之下，《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者、法国思想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成为备受关注的近代欧洲思想人物。

晚近三十年来，将托克维尔对于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论断（大革命进一步加强了旧制度业已推进的“中央集权”）直接套用于对近代以来中国“旧邦新造”历程的反思，一度蔚然成风。在这种反思之中，清朝的皇帝，以及推翻帝制之后的种种掌握中央政权的力量，往往被代入法国波旁王朝以及后续政权的位置，20世纪革命被视为进一步强化了中国自身的“旧制度”的消极面。尤其在经过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英美经验主义”／“大陆唯理主义”这一“理论滤镜”的过滤之后，托克维尔往往被解释为赞成英美式的革命与改革，而反对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与20世纪中国革命。③根据这样的思维模式，如果《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诊断大革命的问题，那么托克维尔早期所写的《论美国民主》似乎就提供了某种答案；类似地，既然20世纪的中国革命被表述为某种病灶，那么太平洋彼岸的统治方式就被自然地推断为治疗中国种种病症的良药，列强又在中国扶植地方实力派，抵制中央政府的“削藩”努力。

然而，将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直接套用于对20世纪中国道路的评判，在思想方法上最大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