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24 年美国总统选举暴露出民主党在政治精英选拔、政策制定、利益整合与动员等政党功能方面的系统性失调。这一失调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近年来美国政党政治结构性演变的集中体现。随着身份政治逻辑在党内提名机制与选民动员策略中的持续强化，民主党的精英更新过程日益受到狭隘认同政治的制约。这种倾向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凝聚特定群体，但却削弱了政党对重组选民结构与社会经济变迁的有效回应能力。与此同时，民主党在竞选过程中愈发依赖符号化的身份认同与话语规训，而相对忽视了跨阶层的利益整合。这一转向导致其传统支持联盟逐渐松动。选举失败后，民主党虽尝试在组织结构、代表基础与话语体系层面推动调整，但受制于路径依赖与派系分歧，这些努力难以形成制度化整合。民主党功能困境的凸显不仅反映出该党自身的治理难题，更映射出美国政党制度在政治极化持续加剧背景下的普遍困境。随着社会撕裂与党派竞争的加深，美国政党正日益偏离其应有的制度性功能轨道。这一趋势无疑正在侵蚀代议制民主的运转基础，并成为当代美国政治深层危机的重要隐患。
【关键词】 美国政治；美国政党；民主党；政党功能；总统选举
【作者简介】穆若曦，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讲师（北京 邮编：100089）
近年来，美国政党政治呈现出日益加剧的结构性变化与运行困境。在这一背景下，民主党作为美国两大政党之一，也是美国最古老的政党，其组织结构与功能表现呈现出日益明显的紧张与失衡。2024 年总统大选所暴露的问题是其更长期功能性退化的集中显现。本文以“政党功能”作为分析视角，聚焦民主党在政治精英选拔、政策整合、利益表达与政治动员等维度的制度困境，试图揭示极化时代美国政党功能异化的结构根源。功能视角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将政党视为现代政治体系中沟通社会与国家、整合利益与动员意志的关键机制，因此一旦其代表、动员、选拔与治理等功能持续弱化，便会产生一系列制度性后果——如民主正当性削弱、政治不满外溢、治理能力衰退等。美国当前的政治困境不仅表现为极化的结构僵局，更根源于政党组织未能有效履行其制度功能，从而使整个政治体系陷入结构性失衡。因此，功能视角不仅有助于把握当前美国政党的问题，也有助于追溯制度性危机的根源。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民主党近年来更明显地扮演起体制维护者的角色，在面对共和党激进动员与制度质疑倾向的同时，承担起捍卫宪政秩序与制度连续性的功能责任。因此，当民主党自身出现政党功能的衰退时，其对整体制度稳定的影响远比共和党更为深远。
一、从政党功能视角理解美国政党困境
政党之所以在现代民主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就是因为它承担了一个国家政治发动机和调节器的作用。从功能视角出发，政党被理解为现代政治体系中承接社会—国家关系的关键机制与中介机构：其通过政党功能链条，将分散的社会偏好聚合为可执行的公共决策，并以持续性动员维系制度信任与民主参与。因此，一旦该链条在任一环节发生系统性弱化，便会引致一系列的制度性后果。
在具体政治实践中，不同政党制度下的政党功能存在差异。普遍来讲，政党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主要具有以下四个功能：政治精英的培养与录用、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纲领和政策制定、政治社会化和政治动员。查尔斯·梅里厄姆（Charles. E. Merriam）在 1923 年出版的《美国政党制度》一书中明确使用“政党功能”（party function）这一术语来分析美国政党发挥的作用，主要有：（1）选拔官员；（2）制定公共政策；（3）做政府的领导或批评者；（4）政治教育（包括舆论的全国化）；（5）个人与政府之间的调解。后续研究在此基础上有一些补充：选举、为政府注入凝聚力、简化选举选择、使总统选举民主化、汇总和调解利益冲突等。从联邦与州之间的关系来看，鉴于美国政党的组织凝聚力松散且权力相对不集中，政党的作用之一是维护美国政府权力下放的形式以及程度，保证联邦制的有效运行。
此外，政治理论家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分析和评估政党与民主政府之间的关系。从“政府中的政党”研究路径出发，探究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角色。美国学界对政党政府的关注可追溯到威尔逊写于 1885 年的《国会政体》。他指出：“只有当行政管理的绝对控制权、官员的任命以及手段和政策的方向直接交给权力至高的政府部门，即代表机构时，政党政府才能存在。”在美国政治学会于 1950 年发表的《迈向更加负责任的两党制》的报告中，当时的政治学者基于对于英国战后政党政治发展的观察，表达出对于政党政府的强烈诉求，认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制度是为我们提供有效和民主政府的唯一可能的制度机制”。
在竞争性两党制度框架下，美国政党的功能定位是围绕选举展开的。在现代政治体系中，政党的制度性功能主要通过选举这一舞台得以体现与实现，选举功能是政党定义不可或缺的部分。正如乔瓦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其著名的“政党最低限度定义”中所表明的，政党是“任何参加选举并能够通过选举推选公职候选人的政治团体”。赢得政治选举胜利，将本党候选人送入政权机构是美国政党最首要的目标。政治选举是由政党推动的，政党政治生态也在选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尤其在当前政治极化愈演愈烈的时代，两党之间的选举竞争也愈发激烈，其中总统选举对于两党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政治选举。政党的功能在总统选举的不同阶段有不同体现，具体表现为五项功能：（1）政治精英的选拔、提名及录用功能；（2）纲领及政策制定功能；（3）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4）政治动员；（5）胜选后的施政。
政党候选人参加美国总统选举，其实包含两部分的竞争，第一部分是政党内部的，之后才是两党候选人之间的竞争。“提名是政党最具内在特征的事务之一……通过观察政党的提名过程，人们可以发现政党内部的权力中心，因为谁能提名，谁就是政党的主人。”20 世纪 70 年代，初选制度成为两党提名候选人的主导制度，规定各州选民以投票或站队的方式直接决定参选人获得的该州党代表支持数，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过半数党代表支持的参选人赢得初选。两党在 7—8 月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赢得党内初选、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总统候选人公布自己的竞选拍档——副总统候选人。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初选结束，大选季正式开始，两党获得提名的候选人开始竞选。
政党之间的竞争关系塑造了政党的主要目标即追求政策和职位。美国政党的政治纲领以议题为导向，无需制定连贯政策。在政党行为模式中，政党政策是政党在特定场合下专为吸引选票的权宜之计。左与右、自由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等关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划分一直以来都是按照具体议题来界定而具像化的。正如熊彼特指出的那样：“一个政党不必受它的原则限制，正如一个百货商店不必受商品的牌子限制。”不论是以赢得选举，也就是让贴有本党标签的候选人当选为标准，还是以长期性、稳定性为标准来评判，美国政党都是非常成功的。这可能也正是得益于美国政党的非纲领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无需制定连贯政策的原因。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会围绕选民关心的核心议题提出具体的政策主张，以吸引特定选民群体。在竞选过程中，辩论、演讲和广告等都会围绕候选人的政策提案展开，选民通过这些政策提案来了解候选人及其所属政党在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和方案。
美国政党是因特定社会群体有利益表达的诉求需要而产生的。在发展过程中，政党代表特定群体的利益，并调和这一群体内部及其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这一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的功能角度看，政党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提供了一种连接，以及一种向上反映代表性需求的工具。民主政治建立在冲突的基础上，政党作为民主的代理人，其作用在于使分歧得以和平解决，使冲突的利益实现妥协和包容，提供为民主体制运转和适应所必需的国家认同和决策参与。竞选期间，政党候选人通过阐述在关键议题上的政策立场为特定群体发声，吸引特定选民群体，稳固或塑造选民基本盘。
选举是政党对选民进行政治社会化动员的重要方式。尤其对于组织松散的美国政党而言，其必须通过定期的选举对选民进行动员。政党通过社交媒体宣传、开展选民登记、集会演讲等各种方式动员选民参与投票，从而让选民参与民主治理，这是政党在民主政治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在政党政治动员的过程中，选民的政党认同不断增强，政党认同作为选民理解政治的重要视角，反过来影响选民的政策偏好及投票选择。最后，选举结果决定政党是否能进入施政阶段，实现胜选后的治理。政党作为代议制民主的决定性因素，在现代民主中居于中心地位。“政党创造了民主……没有政党的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政党间的竞争为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人民主权就变得一文不值。”美国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得益于政党间的良性竞争，政党候选人在选举胜利后，组建内阁，通过执政将竞选承诺转化为实际政策，进行国家治理。
二、功能失灵的现实表现：2024 年选举周期中的民主党困境
从上述对美国政党功能的分析中似乎很容易得出美国政党参与选举的顺序是先进行候选人选拔，然后开展竞选运动，最后获胜方组建政府。这确实是一个简洁明晰的政党参与选举的时间线，但是实际情况远比这一流程复杂。随着电视、网络、社交媒体等传播技术的发展，早在选举宣布开始很久以前，各种形式的竞选活动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以至于美国大选被称为“绵绵不绝的选举”。本文透过 2024 年总统选举观察民主党暴露出的政党功能方面的问题，但是对于民主党政党本身的分析并非仅集中于几个月的竞选期。尽管民主党在总统选举中失败，但是其在国会参众两院以及州及地方层面，仍然在发挥施政（参政）功能。但因从 2024 年总统选举出发，不涉及选举后民主党在总统意义上的施政功能，文章集中探讨民主党的前四项功能，即：（1）政治精英的选拔、提名及录用功能；（2）纲领及政策制定功能；（3）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功能；（4）政治动员功能。
（一）初选程序的失败与政治精英的提名
从 2024 年总统大选开始，拜登的年龄问题被反复提及，最终因为在总统辩论中出现的眼神呆滞、反应迟缓、多次口误等老年化表现而直接导致了民主党对他的背弃，转而提名选举前满 60 岁的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代表民主党竞选。即使拜登的年龄确是个问题，拜登毕竟走完了整个初选程序，几乎横扫民主党全国所有初选和党团会议，取得了党内初选胜利。但拜登却不得不在民主党精英的压力之下宣布退选。自两党在20 世纪 70 年代共同确立通过党内初选来选择总统候选人以来，哈里斯成为首位没有参加初选就获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尽管围绕“更换拜登”是否合法仍存在程序上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内初选制度的实际作用，损害了党内民主机制的公信力与正当性，暴露出民主党在危机应对中对民意表达的漠视与制度运作的功能性崩塌。初选制度的一个核心作用即是为政党提供一个党内整合、调整路线的机会。2008 年总统选举中奥巴马和希拉里的初选竞争生动地表现出这一作用，经过激烈初选后的民主党其实是高度团结的，而 2024 年民主党失去了这一整合机会。在民主党败选后，佩洛西将败选归咎于拜登退出竞选太晚，没有为公开初选提供机会，“如果总统早点退出，可能会有其他候选人参加竞选……人们的预期是，如果总统退位，就会有公开初选”。佩洛西对于哈里斯没有参加初选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总统立即支持卡玛拉·哈里斯，所以当时几乎不可能举行初选。如果早点，结果就会不一样”。这其实体现了民主党高层仍在无视拜登赢得了民主党党内初选的事实，将胜选置于制度民主之上，将个人和派系的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
随着美国政治极化的持续加剧，政党之间的选举竞争愈发趋于零和化。按传统政党理论，选举本应服务于政治精英的选拔与录用，是实现政治治理功能的手段之一。然而，在当前美国政治实践中，选举越来越被简化为目的本身，政党组织在制度功能上出现严重扭曲。取胜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目标，政党不再以是否具备施政能力、是否具有代表性为候选人甄选的核心标准，而是围绕是否能赢得选战进行资源配置与话语建构。这一变化使选举与治理之间产生系统性脱节。政党不再是甄别与培育政治人才的机制，而是成为选举机器与竞选平台，导致政治精英导向的深层分裂：一方面是适合在媒体与数据算法环境中胜选的选举型候选人，另一方面是具备实际治理能力却可能相对缺乏竞选优势的治理型人才。在高度极化的背景下，两党对失去权力的恐惧远超对治理质量的关切，因此更倾向于支持任何可能提高胜算的候选人，无论其年龄、能力、经验是否适配，甚至不惜绕过正常初选程序或削弱基层民主机制。这种“胜选至上”主义不仅侵蚀了政党精英筛选功能的制度基础，也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构成深远挑战。
（二）纲领和政策难以有效回应选民
2024 年 8 月 18 日，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布了其 2024 年党纲，概述了民主党在关键议题上的政策立场及目标。政党纲领本质上是一个政党价值观的宣言及其打算遵循的政策路线图。在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在各自的夏季大会上公布他们的政党纲领，这通常是为了反映总统候选人的优先事项及政策立场而制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应是候选人当选后的施政纲领。民主党在党纲中提出希望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和公民拥有“更多权利”的国家以及“每个人都有公平机会取得成功”的经济。该纲领包含九部分内容，分别为：经济（8 页）、税收（3 页）、生活成本（13 页）、气候及能源（9 页）、社区安全及枪支暴力（6 页）、民主自由和平等（20 页）、边境及移民（6 页）、（拜登）总统的团结议程（6 页）、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15 页）。篇幅最长的“加强民主、保护自由、促进平等”部分涵盖了投票权、生殖自由、妇女权利、种族平等、宗教自由、新闻自由等。从党纲中可以清晰看出，在此次选举中，生命权政治、性别政治、枪支政治、气候政治、政治正确等议题在民主党的竞选策略中发挥主导性作用，但却难以有效回应选民诉求。
7 月 21 日，拜登宣布退出竞选，7 月底哈里斯才正式锁定了民主党提名，并于 8月 16 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首次重要政策演讲中开始详细阐述她的政策议程，这距离民主党 2024 年党纲发布只有两天。更重要的是，民主党发布的纲领是为拜登的连任竞选而制定的，不是为了哈里斯的竞选。尽管民主党在 8 月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周就开始起草 2024 年的纲领，并于 7 月 13 日发布了草案版本，但是，当拜登退出竞选并由哈里斯接任后，该纲领并没有更新以反映这一变化，它甚至仍然有 20 处提到 2024 年是开启乔·拜登“第二任期”的选举，最终公布的纲领也与哈里斯所阐述的政策存在相当程度的脱节。即使就像安东尼·唐斯所说，政客往往“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非为了制定政策而赢得选举”。民主党为选举制定的政策也略显潦草。特朗普在民主党党纲发布后立刻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发帖回应，声称“这表明纲领对他们（民主党）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因为他们甚至不做出任何改变”。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迪伦·约翰逊在同一天发声明称：“（这份党纲）公开承认了卡玛拉没有自己的政策。她没有计划解决自己制造的一系列危机。”
自 2021 年以来，美国经历了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通胀压力。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23 年食品价格和住房租金价格的上涨使许多家庭的经济压力倍增。即使在 2024 年，虽然通胀略有回落，但美国消费者依然感受到食品、住房和能源等基础生活成本的显著上涨。民主党作为执政党，在经济方面本就表现欠佳。民主党党纲从篇幅上很明显对经济议题的关注不够，实际选举动员也是如此。相比之下，对于堕胎、性别政治过度关注是民主党丧失关键选民的重要原因。正如克林顿在 1992 年竞选中所说的，“笨蛋，问题在于经济”（It’s the economy, stupid）。虽然美国经济在2020—2021 年疫情后快速复苏，但这种复苏并不平衡。很多低收入和中产阶级家庭并没有从整体经济增长中获益，反而因为高通胀和工资停滞而遭受了更大困境。与共和党在减税、经济自由和市场驱动型复苏的提案相比，民主党在经济政策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这也严重影响了选民投票，尤其影响首要关注经济的摇摆州和工薪阶层选民。
（三）选民重组下的利益整合与社会动员偏差
从 19 世纪早期建立之初起，民主党就一直被视为“人民的政党”，代表普通民众的利益一直是民主党的核心理念。民主党被视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共和党被视为大企业和富人的政党。“在所有的现代民主国家，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来表达的，政党基本代表了一种对阶级斗争的民主转化。”美国虽然不是一个存在明显阶级对立的国家，阶级也并非美国两大政党进行政党动员的根源，但是在政党的选择问题上，依然可以看出不同的阶级倾向于选择支持不同的政党。2023 年皮尤中心的调查显示，民主党在低收入选民中保持显著优势，认同或倾向民主党的比例（58%）明显高于共和党（36%）；在高收入选民中民主党同样略占上风（为 53%，认同或倾向共和党的比例为 46%），但优势幅度明显收窄。相比之下，共和党在中、高收入群体中表现相对较强，而中低收入与中等收入选民在党派认同上呈现出大体均衡的格局。但是，随着民主党近年来主张的身份政治及政治正确话语都更加迎合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共和党正在成为美国工人阶级的政党。2024 年大选后的主流叙事是，特朗普战胜哈里斯主要依靠多种族的工人阶级选民支持。NBC 新闻的出口民调显示，工人阶级选民（此处定义为没有大学学位的选民）中，56% 支持特朗普，43% 支持哈里斯。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中，特朗普的支持率是 66%，哈里斯的支持率是 32%，而且特朗普赢得的黑人和拉丁裔工人阶级选民比例比 2020 年更大。正如桑德斯在民主党败选后发帖称：“抛弃工人阶级的民主党会发现工人阶级抛弃了他们，这应该不足为奇。”
民主党在诸如种族、性别、堕胎和气候等问题上表现出更加进步、更加一致的立场，其中蕴含的强烈自由主义及进步主义的价值观不符合蓝领美国人的利益，甚至容易引发其反感。民主党高估了自由主义文化议题对广大选民的动员能力。拜登政府时期民主党与其说忽视工人阶级选民，不如说他们认为与这些选民（尤其是白人温和派和保守派）之间任何基于文化的分歧都可以通过经济诉求来解决，而无需改变在社会性议题上的自由主义立场。民主党的经济政策往往更加侧重于“弱势群体”或“进步”议题，诸如气候变化、工人权益保护等。然而，在面对严重通胀和高生活成本的问题时，这些政策往往难以立刻触及广泛选民的切身利益，尤其是中产阶级和那些直接受到生活成本上涨影响的选民。这使得民主党在利益整合上未能做到平衡，并未能有效整合它声称所代表的群体的利益，导致其在选民中的支持基础分裂。
此外，本次选举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率下降，反映了政党动员能力的不足。从市中心到郊区，以及传统蓝州，如新泽西州等“自由派据点”的选民没有像四年前为拜登投票那样投票给哈里斯，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她的败选。哈里斯在这些民主党的铁票仓得到的选票比拜登四年前赢得的选票少了近 200 万张，而相较 2020 年，共和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给特朗普的投票增加了 120 万张。在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群体中，投票率也有所下降——包括黑人基督徒和犹太选民人数众多的地区。“民主党在全国范围内宣传的政策，投票支持的人远远不够。”一大批之前的民主党选民对民主党感到不满。民主党在投票日前几天传递的信息过于针对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并没有引起足够多的共鸣，无法有效进行社会动员。共和党的胜利是建立在白人工人阶级选民的基础上的，与 2020 年大选相比，特朗普成功获得了更多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尤其是这些群体中的男性选民。可见对于工人阶级选民来说，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已经比种族更重要。
三、民主党政党功能失调背后：政党政治在制度与社会之间的错位
过去十余年，尤其是 2016 年大选以来，民主党的组织形态与功能结构经历了深刻变动。在面临结构性政党功能衰退背景下，民主党在内部精英结构、代表机制与动员方式三个层面均出现显著错位。这种错位并非单纯的政治路线或选战策略选择，而是制度性功能未能有效适应社会基础演化的表现。首先，在总统政治逻辑主导下，民主党的政治精英再生产机制表现出严重的代际断裂，党内缺乏稳定且具有社会代表力的中生代梯队，导致政党组织难以实现延续性战略部署。其次，政党在象征认同层面的身份标签化趋势愈加明显，其代表功能逐步被种族、性别等符号化表达所替代，削弱了跨阶层整合能力。再次，民主党的选民动员方式日益依赖政治正确话语的道义召唤，淡化了对物质利益、政策议题的现实连接，强化了话语规训而非结构动员。
（一）精英再生产失灵：在总统政治意义上的代际危机
从传统认知上来讲，相较于共和党来说，民主党是一个更年轻的政党，即其在年轻选民中占有明显优势。18 至 24 岁选民中约三分之二（66%）支持民主党，而支持共和党的比例仅为 34%。25 至 29 岁选民的党派归属也存在类似差距（64% 为民主党人或倾向民主党，32% 为共和党人或倾向共和党）。30 至 40 岁的选民也倾向于民主党，但相较 30 岁以下选民程度较轻：55% 为民主党人或倾向民主党，42% 为共和党人或倾向共和党。此外，民主党总统的形象较年轻化，如肯尼迪、克林顿和奥巴马。过去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也同样如此，大都给公众呈现出年轻的、有变革精神的精英形象。但是从 2016 年大选以来，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两党出现代际易位，近年来民主党总统以及提名人逐渐老龄化。更直观地看，在 1992 年至今的三十多年中，除了奥巴马之外，所有初选产生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出生于 20 世纪 40 年代。
2008 年奥巴马的当选，直接跳过了婴儿潮世代在总统层级的组织积累，提前触发了政党内部代际结构的失衡。奥巴马的迅速崛起使得民主党高层对“身份政治+年轻化”的动员路径产生过度依赖，但在其执政八年期间，党内并未形成一个稳定的中生代梯队以接续总统政治。到 2016 年选举周期，民主党未能推出新的候选人，反而回到 40年代出生的希拉里；2020 年再次依赖拜登竞选，形成组织逻辑上的倒退。尽管党内曾尝试推举布蒂吉格等青年面孔，但整体而言，缺乏能够整合党内派系、承担政策议程并具备选举胜算的中坚力量。
民主党内部政治精英的断代危机，直接导致其在拜登高龄引发广泛焦虑的情况下，仍未能有效推动接班人计划，甚至不得不依赖拜登以 82 岁高龄再次参选，以维持党内的组织稳定与权力整合。民主党内部政治精英存在严重的断代危机，这也是为什么在党内外对于拜登的年龄状况都有担忧的情况下，拜登依然以 82 岁的高龄继续参加 2024 年总统选举。此次选举过后，民主党显然需要反思和调整。目前来看，民主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足够强的领路人能带领它走出颓势。
（二）代表性断裂与政党认同的身份标签化
2024 年总统大选彰显了两党在国家发展和政治愿景构建上的极端差异。这不仅是政策选择的差异，更体现为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时间观与政治想象力的分野。民主党偏向于群体型政党，带有明显的身份群体标签，强调身份动员。相比之下，共和党更像是一个理念型政党，同时带有基于经济政策考量的阶层标签。自 2020 年大选后，共和党对中下层白人群体选票的依赖只增不减，有关非法移民、少数族裔等议题向更极端化发展，主张将美国“带回传统”的民族主义；民主党对女性、少数族裔、移民等群体的身份标签更加强化，竭力争取这些少数群体以及自由派白人精英群体的支持，走向更加极端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在美国国家未来发展方向方面，共和党的叙事是一种可记忆的辉煌，民主党的叙事则更接近尚未可知的希望。共和党以“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为核心口号，诉诸对某种理想化历史阶段的回溯性认同，强调传统价值、国家主权、文化延续与社会秩序的恢复，其政治动员依托于重建故土家园的叙事框架，为当代美国在身份焦虑与社会裂变中的保守群体提供象征性慰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主党倾向于以进步主义和未来导向的话语构建政治认同，其核心诉求围绕多元包容、社会正义、环境保护等展开，描绘出一个尚未实现的、理想化的开放社会图景。
民主党在 2018 年中期选举及 2020 年总统大选不断刷新提名女性及少数族裔候选人参选的纪录。2021 年，拜登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多元化的内阁，其女性和有色人种人数比以往任何内阁都要多。他的 15 名内阁成员中有一半以上是非白人，有五位女性，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仅有五位没有少数群体身份标签的白人男性。民主党的身份标签化不仅导致身份政治逐渐超越了优绩主义，主导了民主党内部精英的选拔和提名，其在对选民的动员中同样占据核心地位。在此次大选中，民主党不断通过强调特定身份标签来划分选民，巩固特定群体如少数族裔、移民、女性和年轻选民等群体支持。但是，选举结果显示民主党身份动员的效果有限，且进一步失去了其核心支持者——非白人工人阶级选民。2024 年重演了 2016 年的底层逻辑，即共和党而非民主党更为有效地回应着蓝领中下层群体。此外，民主党在如少数族裔、女性、年轻选民等关键群体中的支持率均有所下降。当一个少数群体数量足够大之后，身份标签的吸引力会下降，与此同时，经济利益的考虑和阶级的影响力上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男性少数族裔群体对共和党的支持率持续上升。身份平权是一次性的，但就业、通胀等生活成本问题是持续性的。一旦少数群体在身份上得到承认，必然开始关心经济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标签化的身份动员方式逐渐失效。
（三）从利益动员到象征动员：政治正确重塑政党动员机制
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的竞选策略依然聚焦身份动员和政治正确话语，并未考虑到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缺乏政策制定的能力。因此，哈里斯不断强调“不让特朗普回来”，以此来掩盖民主党自身的短板。民主党对觉醒文化的痴迷疏远了温和派选民，尤其是摇摆州，并将选民推向了一个承诺以文化保守主义作为抵御社会变化的堡垒的政党的怀抱。在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不断上涨，优质医疗保健资源供应不足，国家经济实力下降的情况下，这些切实的危机无法通过更多身份政治或渐进式政策转变来解决，需要重塑一个能将被遗忘的中产阶级、失望的青年、边缘化社区和低收入穷人联系起来的政治愿景。民主党并未描绘出与选民在情感和智力上引起共鸣的愿景。同时，近年来民主党始终缺乏明确而有力的领导，共和党利用这一空白逐渐将自身塑造成变革的政党，将自己展现为腐败精英的唯一真正反对派。这也导致许多处于焦虑和迷茫之中的中间选民转向特朗普。这些选民并非只想要回归传统，他们想要的是工作、负担得起的住房、食品，以及一种政府在照顾他们的安全感。当他们得不到左翼政党的支持时，他们就会转向右翼政党，尤其特朗普早已关注到了这部分选民群体的需求并作出了积极回应。
如前所述，进步主义议程虽然在许多方面都至关重要，但却越来越脱离了普通选民的关切。全民医保、免费大学和环境保护是基本的政策追求，但它们并不是动员选民的灵丹妙药。当人们连汽油和食品都负担不起时，这些政策很难推广。民主党面临的挑战不仅是提供更多进步主义思想，而且要确保这些思想植根于他们想要服务的美国人民的现实生活。如果民主党不能在现实生活的层面上与选民建立联系，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逐渐脱离群众、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知之甚少的精英政党。诚然，民主党对“多样性”的关注不应被完全忽视，但它不能成为唯一的关注点，缺乏团结的多样性只会造成分裂。任何一个政党的成功都需要建立在民众的普遍共识之上。
四、回应与转向：2024 年大选之后民主党的重建尝试及其局限
2024 年民主党的大选失败并非偶然，而是长年政党功能失灵所积累的后果：选民认同弱化、组织体系僵化、公共话语丧失凝聚力等问题交织发酵，最终反映为选举失利。大选后，民主党开始尝试在制度内部调整与重建，但至今各项调整大多零散、分裂，反映出党内在组织逻辑、社会基础与选民动员上的多重张力，以及党内持续不断的内讧与分裂。
首先是组织结构与精英传承机制的重塑尝试。2024 年大选后，民主党内部对建制派长期把持核心资源、缺乏中生代领导梯队的批评持续升温。在此背景下，如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威特默（Gretchen Whitmer）、马里兰州州长韦斯·摩尔（Wes Moore）、加州众议员罗·卡纳（Ro Khanna）等“70 后”的中生代人物开始成为重点关注对象。然而，组织结构的惯性仍限制了精英更替的制度化展开。民主党内部的候选人遴选机制高度依赖捐款平台、全国媒体曝光与工会表态，基层候选人难以突破路径依赖。在 2025 年初的多场州级初选中，尽管有部分进步派新人获得了成功，但大多数席位仍由建制派议员牢牢掌控。2025 年 6 月，1991 年出生的纽约市众议员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在民主党市长初选中意外胜出。随后，多名民主党人纷纷提出要阻止他参选，主要因为马姆达尼的左倾政纲和民主社会主义立场引起了一些民主党建制派的警惕。
其次，代表性重构与选民联盟的再定位。政党的代表功能要求其能有效反映、整合并表达社会多元群体的政治诉求。而 2024 年大选清晰表明，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联盟已出现裂解迹象：拉美裔选民支持率下滑、部分工人阶级转向共和党，而青年选民尽管政治倾向自由，却对投票行为缺乏动员意愿。据此，民主党正在尝试重构其代表基础，推进工会与地方行动团体的再联动。然而，这些调整策略在全国层面未形成一套协调战略框架，反映出代表功能上的战略漂移。民主党仍未回答清楚“民主党到底是谁的政党”这一基础问题。
再次，话语机制重塑与政治社会化路径的迷失。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要求其构建能够凝聚选民认同、传递政治价值与行为规范的叙事体系。长期以来，民主党在话语层面依赖“多元、公正、包容”的进步主义话语资源，但这一套话语在面对右翼民粹主义的国家主义诉求时逐渐显现疲态，尤其在边境治理、国家安全、经济竞争力等问题上被批评为软弱、模糊或脱离现实。大选失败后，民主党内部要求淡化身份政治语言，平等对待所有群体的呼声不断。为应对选民情绪变化并削弱特朗普风格的传播优势，民主党近期在话语策略上做出显著调整，逐步摆脱传统的谨慎、程式化表达，转向更为直接、情绪化甚至带有挑衅性的语言风格。其核心动机在于重塑真实性形象，模仿民粹政治中未经修饰的话语风格以增强选民情感认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通过缩短内容审核流程、鼓励即兴表达与网络讽刺，试图构建一种更具互动性与攻击性的数字传播机制。这一策略虽提升了传播活力，但也引发了关于政党社会化功能异化的争议。
此外，民主党内部的路线分歧与世代张力加剧。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面临日益加剧的内部裂痕，反映出党内代际分歧、意识形态张力与组织结构僵化的多重危机。来自国会、工会及青年政治群体的多位重要人物公开批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排斥异见、削弱工人阶层代表性，并指责其权力集中与程序不透明。劳工领袖接连退出、青年活动家遭边缘化事件集中暴露出党内缺乏整合机制与协商文化，已对政党功能运作及其对抗共和党的整体能力构成实质性削弱。一批青年民选官员甚至发起成立“多数民主党人”（Majority Democrats）团体。这一新兴组织联合了来自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的约 30 名民主党籍官员，公开主张要彻底改造党的形象，挑战党内既有的政策思维与组织路径。该团体认为，民主党长期以来过度依赖身份政治与建制路线，忽视了普通选民面临的生活压力与经济焦虑，尤其未能在住房、物价、教育与劳工议题上形成具备号召力的纲领性表达。这种基层政治精英的集体行动，体现了党内对于建制派路径的结构性不满。他们不仅呼吁党内进行话语与政策层面的更新，也着手推动一项新的候选人招募计划，意图在未来选举周期中挑战现任议员。“多数民主党人”的出现反映了民主党在大选失败之后所面临的两难局面：如果继续依赖既有的建制框架，将难以恢复与基层选民的联结与信任；而若全面接受年轻派的诉求，又可能在中间选民中失去稳定支持。这种组织性张力直接限制了民主党对政党功能失调的制度性修复，使其党内调整始终处于碎片化、对抗而非整合的发展轨道上。
随着共和党围绕特朗普进一步实现内部整合，民主党内部却内讧不断。2025 年10 月，联邦政府陷入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停摆，然而这一政治冲击的后果与民主党的预期截然相反：政府关门未能迫使共和党承担责任，反而将矛头重新指向民主党内部的派系分歧与领导力危机。党内进步派对温和派的妥协表达强烈不满，基层组织更是公开呼吁推动领导层更迭，谴责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领导不力，将党内矛盾全面暴露于公众视野。
综上所述，在 2024 年败选之后，民主党确实展开了组织性层面的调整尝试，并在精英结构、代表基础与话语体系方面做出了一定回应。在 2025 年 11 月的美国地方选举中，民主党在纽约市、新泽西州、弗吉尼亚州等几个重要选举中取得了胜利，为2026 年中期选举增加了一定政治筹码。然而，民主党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源于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的一系列极端政策造成的选民反弹等外部因素，民主党自身的问题如党内的派系分歧依然严重。民主党目前尝试的调整依然停留在策略层面，缺乏制度化支撑与全国性整合。一方面，党内结构与资源配置机制限制了精英更替与基层动员的制度弹性；另一方面，选民基础分化与叙事碎片化使政党难以重新建立稳定、有效的代表关系与价值认同。民主党在功能性重建道路上依然存在层层障碍。
五、结语
在经典政党理论中，美国政党以相对连贯的广泛联盟为基础，承担整合社会利益——制定可执行的政策议程——甄选并培养政治人才等核心职能，借此在选举与治理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中介机制。当下的政党实践却呈现出明显的组织性“空心化”。在“永续竞选”与初选激励的共同作用下，短期选举回报压倒了扩大社会联盟与提升治理绩效的动机。其结果是，政党的代表性从面向广泛选民的包容性联盟，收缩为围绕小部分选民群体的高强度动员与议题极化，偏离了其作为联结社会与国家、将多元诉求转译为公共政策的传统功能轨道。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民主党败选后发文所称，民主党的身份政治或所谓的“觉醒自由主义”的兴起扭曲了古典自由主义学说，其中对工人阶级的进步关怀被针对部分边缘群体，如少数族裔、移民、性少数群体等的有针对性的保护所取代。国家权力日益不再服务于不偏不倚的正义，而是转而推动特定群体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看，2024 年大选并不仅仅是民主党的失败，同样也是美国政党制度的失败。在政治极化日益加剧的时代，美国政党之间的激烈冲突与日益盛行的政治形式主义相互交织，严重削弱了美国政治中的公共精神与公民参与。政党为了短期选举利益，往往陷入无休止的党派斗争，导致公共议题被边缘化，民众的真实诉求难以得到有效回应。这种空洞化、反应迟钝的政党制度不仅加剧了社会分裂，也使得代议制民主的核心价值逐渐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