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当一个威权政权在外部制裁压力下宣布与国内反对派共享权力，甚至允许温和派登台时，外界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制裁已经奏效，当权者正在退让，甚至开始推动政治转型。然而，现实并不总是如此简单，这些制度调整究竟反映的是被迫妥协，还是一种经过精密计算的应对策略？
通过基于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模型分析，本文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反直觉的解释：在制裁威胁下，权力分享并不必然意味着退让；相反，在特定条件下，实力较强的政权反而更有动力通过“自我削弱”的方式来传递实力信号，从而影响制裁发起方的判断，降低被制裁的概率。换言之，权力分享未必是向外部压力低头，也可能是一种主动出击的应对策略。
以伊朗为例，2013年温和派总统鲁哈尼的当选，常被视为伊朗在制裁压力下低头。但换个视角来看，敢于让温和派胜选，恰恰体现了政权对自身稳固性的信心，这种高阶的“示弱”，反而能让制裁发起国更新判断，最终放弃政权更替的野心。
如果这一机制成立，那么我们或许需要重新审视一个习以为常的判断：当当权者开始分享权力时，其是在被迫退让，还是在用一种更隐蔽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实力与底气？
当“让步”未必是让步：制裁研究中的盲点
在既有的经济制裁“不确定性”的研究中，大致存在两条主要路径。
第一条路径集中于制裁威胁的“选择效应”。这一类研究认为，真正被实施制裁的往往是实力较强的目标政权。原因在于，较弱的政权通常会在制裁正式落地之前，甚至在制裁刚刚开始时，就选择让步。因此，能够进入“被制裁”样本的，往往本身就是更强、更难被迫使妥协的政权。
第二条路径则强调“信号效应”。这一类研究认为，即便是实力较弱的国家，也可能通过拒绝让步来“虚张声势”，以展示自身强硬，从而影响制裁发起国的判断。
然而，上述两类研究都有一个共同假设：面对制裁威胁，目标政权只有两种选择——合规（compliance）或抗拒（defiance）。该文则指出，这种二分法过于简化。除了合规或抗拒之外，权力分享也可能成为一种应对策略。对于实力较强的政权而言，通过与国内精英分享权力，可以向外部传递“我足够强大”的信号，从而降低被制裁的概率。
通过将权力分享纳入分析框架，本文也对大量关于制裁有效性的经验研究提出了挑战。在经验研究中，部分自由化——尤其是以权力分享形式出现的制度调整——常被视为威权政权对外部压力的让步。然而，权力分享也可能是强势政权成功应对制裁的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制裁发起国由于更新了对政权实力的判断，而放弃了更具野心的目标，例如“民主化”或政权更替。从这个角度看，一些被视为“成功”的案例，实际上可能是强势政权迫使发起国退却的结果。
除了对既有制裁研究提出修正之外，本文也在多个理论层面作出补充。它表明，权力分享不仅会影响制裁发起国的判断，也为昂贵信号（costly signals）理论提供了新的解释思路。不同于依赖“强者发送信号成本更低”的传统模型，本文强调的是收益差异：即便权力分享的成本对强弱类型相同，强势政权由于从避免制裁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仍然更有动力通过权力分享来传递信号。与此同时，这一机制也有助于解释一个长期存在的困惑——为何一些看似稳固的威权政权，同样会主动选择权力分享。
制裁威胁下的三方博弈：权力分享如何成为信号
（一）制裁如何改变国内权力结构
1. 三方博弈的基本过程
作者首先构建了一个不完全信息的三方博弈框架，将制裁发起国、目标国当权者和国内反对精英之间的互动具体化为一个有明确行动顺序的博弈过程。
第一，博弈从当权者的类型开始：当权者的政权可能是强势类型，也可能是弱势类型。这一区别体现在一个关键能力上：一旦与国内精英发生权力斗争，强势类型在冲突中获胜的概率更高，弱势类型则更低。但这一信息是当权者的私人信息，发起国只能根据公开信息进行推测。
第二，在明确自身类型之后，当权者需要进一步决定是否与国内精英分享权力。如果选择分享，其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胜算将下降；如果不分享，则保持原有优势。权力分享因此具有“自我削弱”的性质，但这种削弱是有限的，它只是改变未来冲突的胜率，而不是立即导致权力更替。
第三，制裁发起国观察到当权者政权是否进行了权力分享，然后决定是否实施经济制裁。制裁一旦实施，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减少当权者所能控制的资源规模；二是给发起国自身带来成本。因此，制裁并非自动选择，而是一个需要权衡的战略决策。
第四，在制裁决策之后，当权者政权与国内精英进入谈判阶段。双方围绕一份可分配的资源进行一次性的讨价还价。精英首先提出分配方案，当权者决定是否接受。如果没有发生制裁，资源总量保持完整。若当权者接受精英的提议，双方按约定分配资源，当权者继续掌权；若拒绝，则谈判破裂，进入权力斗争。冲突本身是有成本的，但胜者可以获得全部资源。如果制裁发生，资源总量则会缩水。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双方达成协议，也只能分配缩水后的资源；若谈判破裂，权力斗争同样发生。但此时存在一个关键差异：如果当权者在冲突中被推翻，制裁将立即解除，精英可以获得完整资源；如果当权者获胜，则只能获得缩水后的资源。
2. 收益结构：制裁、权力分享与冲突的后果
在明确行动顺序之后，作者进一步界定三方在不同结果下所获得的收益。正是这种收益结构，决定了各方的战略选择。
首先，聚焦于制裁发起国。发起国的核心目标是推动当权者下台。
如果国内精英成功推翻当权者，发起国将获得最大收益。即便当权者未被推翻，只要其进行了权力分享，发起国也可能获得一定收益，例如提升发起国的国际声望，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民主化”进程。然而，如果当权者既未被推翻，也未进行权力分享，发起国则无法从中获益。与此同时，实施制裁本身是有成本的。因此，发起国必须权衡：制裁是否足以提高推翻当权者的可能性，从而值得付出成本。
其次，聚焦当权者与国内精英。二者的收益取决于谈判是否达成以及是否爆发权力斗争。
如果谈判成功，双方按照约定分配资源，当权者继续掌权，精英获得其所争取的份额。这种结果避免了冲突成本。如果谈判破裂，权力斗争随之发生。权力斗争是有成本的，无论胜负，双方都要承担代价。胜者获得全部资源，败者一无所有。
当制裁存在时，资源总量会减少。这意味着，即便当权者在冲突中获胜，其获得的也是缩水后的资源；如果精英推翻当权者，则制裁解除，资源恢复完整。因此，制裁不仅缩小了“蛋糕”，也改变了冲突的收益结构——对当权者而言，制裁降低了其在任何结果下可能获得的上限；对国内精英而言，推翻当权者的收益则相对提高。
正是在这样的收益结构下，各方的激励机制开始出现分化。发起国是否实施制裁，取决于其对当权者类型的判断；当权者是否分享权力，取决于其对制裁后果的预期；精英是否愿意接受谈判结果，取决于其在冲突中的胜算。
3. 理论假定（assumptions）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基于既有研究与现实经验，对其理论机制提出了三项实质性假定：（1）权力分享会改变当权者在国内权力斗争中的胜算；（2）经济制裁会削弱政权的可支配资源；（3）制裁具有“领导人条件性”，一旦国内精英成功推翻当权者，制裁将立即解除，资源恢复原状。
在上述假定下，制裁不仅缩小了收益，也改变了冲突的激励机制。对当权者而言，即便赢得权力斗争，也只能获得缩水后的资源；对精英而言，如果成功推翻当权者，则可以恢复完整资源。与此同时，制裁发起国也并非没有成本，因此只有在认为当权者可能较弱时，才愿意通过制裁来诱发内部冲突。
为了让这一机制能够清晰展开，作者还对其理论作出若干技术性限定，包括（1）权力分享不能削弱强势政权到比弱势政权更弱的程度；（2）权力斗争的成本不能高到使冲突永远不会发生；（3）制裁的影响必须足够显著，以至于一旦实施便可能引发谈判破裂；（4）发起国的制裁成本则必须处于一个中间区间，使其既不会总是制裁，也不会永远克制。正是在这样的结构条件下，权力分享才可能影响外部判断，并改变制裁决策。
（二）强势政权为何更愿意分享权力
在明确博弈结构之后，真正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强势政权反而更愿意通过权力分享来“自我削弱”？作者首先指出，两类当权者不可能通过权力分享实现完全区分。原因很简单：只要模仿能够带来收益，弱势政权就一定会模仿强势政权。无论发起国如何调整策略，弱势政权总能通过调整自身行为获利。因此，完全区分在逻辑上无法稳定存在。
虽然完全区分不可能，但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出现一种“部分区分”的状态：强势政权一定会选择权力分享，而弱势政权则在分享与不分享之间摇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答案在于一个看似简单却非常关键的差异——两类政权从避免制裁中获得的收益不同。制裁会缩小资源规模，但强势政权在权力斗争中的胜率更高，本来能够保住更多资源。一旦制裁实施，它失去的绝对收益反而更大。换句话说，强势政权“更怕制裁”，因为它原本能赢得更多。相比之下，弱势政权本来胜算就低，制裁虽然有损失，但损失的基数较小。
因此，强势政权更有动力付出代价来避免制裁，包括通过权力分享来降低被制裁的概率。尤其是考虑到，权力分享对强弱两类政权的“成本”是相同的——都会削弱一定程度的胜算，但收益却有不同。由于强势政权能从避免制裁中获得的好处更大，其更愿意发送分享权力的信号，而弱势政权无法完全模仿，从而形成一种部分区分的均衡结构：强势政权更频繁地分享权力，也更不容易被制裁。
这就是该文最核心的反直觉结论：权力分享未必意味着软弱，它可能恰恰是实力较强政权的一种战略选择。
不过，上述机制也必须满足三点条件：第一，制裁的影响必须足够大，使得强势政权有动力主动通过分享来降低制裁风险；第二，弱势政权不能从模仿中获得过大的额外收益，否则它就会完全转向权力分享，导致难以区分；第三，发起国在观察到权力分享后，不能完全放弃制裁，否则弱势政权就会无差别选择分享权力。
案例检验：当权力分享成为“实力信号”
在理论部分，作者指出：强势政权可能通过权力分享来避免制裁。但这一机制是否具有现实意义？作者接着通过若干案例进行了实证检验。1992年，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在“自我政变”后面临美国威胁暂停大量经济援助与国际贷款支持。制裁威胁相当严重，满足了“制裁影响必须足够大”的条件。但与此同时，藤森拥有较高的国内支持率和政治优势，被视为强势的领导人。他随后举行立法选举，允许部分反对力量参与。这一举动既向外界展示了某种制度开放，也显示出其对自身政治实力的信心。选举结果进一步巩固了其权力结构，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对其的制裁压力。按照作者的解释，这更像是一种“实力信号”，而非真正的制度退让。
类似的逻辑也可以用于理解伊朗核谈判时期的政治变化。2013年温和派总统鲁哈尼的当选，常被视为伊朗在制裁压力下的妥协。但从另一角度看，允许一位相对温和的候选人胜选，本身也可能体现了政权对自身稳固性的信心。相反，在后续国内外压力加剧的情况下，伊朗当局对候选人资格的严格筛选和权力进一步集中，反而可能反映出政权的脆弱。
委内瑞拉的情况同样可以放在这一框架下理解。在严重经济危机与国际制裁压力之下，马杜罗政权并未选择权力分享，而是不断强化控制、限制反对派参与选举。这种拒绝分享权力的行为，反而可能反映出内部支持基础的不足与政权的不安全感。
未来研究的方向
该文的核心贡献在于提出一个反直觉的解释：强势政权并非总是制裁的受害者，它们反而可以通过权力分享这一“自我削弱”的方式来传递实力信号，从而降低被制裁的概率。由于强势政权从避免制裁中获得的收益更大，它们更有动力采取这种策略。结果是，在制裁威胁下出现的部分“自由化”，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权软弱或让步，而可能是强势政权成功威慑外部压力的表现。
这一解释也提醒我们，某些被视为“制裁成功”的案例，或许需要重新理解。若忽视权力分享背后的战略动机，现有研究可能高估了制裁推动“民主化”或政权更替的能力。更广泛地说，这一理论提示，面对外部压力，不同威权政权可能采取截然不同的回应路径：有的选择有限开放以展示自信，有的则可能通过更强硬的压制来传递信号。理解这些差异，是未来研究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
译者：陈扬，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Jacque Gao and Marton Szabo, “Signaling Strength Through Power Sharing,”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70, Nos.2-3, 2026, pp.310-329.
高雅克（Jacque Gao）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马顿·萨博（Marton Szabo） 布达佩斯科技经济大学量化社会与管理科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