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本文删节版发表于《环球时报》6月30日第六版，题为《美全球制度霸权再难重建》。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1930年前后，身陷囹圄的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危机的本质，恰恰在于旧的世界正在死去，而新的世界却迟迟无法诞生；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漫长空位期中，种种怪异的病态症状开始野蛮生长。”[①]时值建国250周年的美国，似乎正站在这样一个空位期中。借用葛兰西的说法，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从媒体上读到美国的种种“怪异的病态症状”。在制度霸权层面，四十年来人们习以为常的所谓“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旧世界”正在终结；而在国家实力层面，美国的兴衰尚难结论，“后美国时代”（Post-American Era）的“新世界”样貌仍然模糊不清。

美国霸权的兴衰

从建国以来，美国外交中始终存在两种传统：一种是自保性的共和国传统，强调远离旧大陆纠纷、保存自由共和国本身。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到门罗主义的原初主张，再到一战后拒绝《凡尔赛条约》的参议员都属于这一传统。另一种是扩张性的帝国传统，强调以实力、市场和制度塑造外部世界。从将领土扩展到西海岸的詹姆斯·波尔克，到提出“罗斯福推论”的西奥多·罗斯福，再到提出“十四点和平计划”的伍德罗·威尔逊，可以被归入这一传统。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两种传统并不是简单替代，而是周期性地相互拉扯。

在这两种传统的拉扯下，美国从强国走向霸权的历史表现出“进两步、退一步”的特殊过程。1890年前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当时的美国朝野对欧洲的所谓“肮脏地缘政治”充满厌恶。直到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前，美国的陆军规模甚至比不上比利时等欧洲小国。美国空有世界第一的物质“肌肉”，却心安理得地躲在两个大洋后面充当自由贸易的“搭便车者”。一战后，在战争中“一锤定音”的美国本有条件争取全球领导地位，却在国内“共和国传统”的推动下，拒绝了《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主动退回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和非干预主义。

二战后，美国外交帝国传统在过去80年占据了美国外交叙事的主流。二战后美国牵头建立了以联合国和一系列国际制度为核心的制度性霸权体系。冷战期间，这一制度霸权基本是一个西方世界内部的“半球霸权”；冷战结束后，它被扩展至全球。从制度的全面性与地理覆盖范围来看，这一体系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本质上是一个“美国单极霸权支撑下的自由主义全球体系”，具备多边主义的外观和功能，但其底层逻辑长期依靠美国霸权支撑。这个多边主义体系就像一张“桌面”，而美国单极霸权则是支撑“桌面”的唯一一条“桌腿”。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罗马的衰落，是其过度伟大的自然且必然的结果。繁荣催熟了衰败的种子；征服的范围越广，毁灭的因素也随之倍增。[②]”吉本所谓“自然且必然”，指的是霸权国家的衰落往往并不只是外部打击的结果，也来自霸权自身的内在矛盾。正如“月满则亏”，一国崛起为霸权之后，也会在其霸权结构中埋下衰落的种子。

强国成为霸权后，其货币通常会成为霸权体系内的储备货币。霸权国对外输出可以被信任、被储值和被交易的“安全资产”和支付体系。由于霸权国的信用与货币被广泛接受，全球资本又回流霸权国金融市场，金融业利润远超制造业，资本逐利的天性会推动资源从制造业转向金融、法律、管理、咨询等高端服务业，从而对实业产生挤出效应，推动经济结构“去实向虚”。与此同时，为维持霸权，霸权国往往要长期维持庞大军队、海外军事存在和干预能力。历史上许多大国的衰落，都与战争负担和军费开支高度相关。这也就是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所说的“战略过度扩张”问题。

美国同样无法完全逃脱这些历史结构的制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面对国内产业空心化、社会阶层矛盾加剧、中东地区无休止的战争以及竞争对手崛起等因素，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继续为维持制度霸权而支付公共产品成本，向内收缩、集中精力解决自身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一背景下，特朗普应运而生，并在其两个任期里推动了“掀桌子”式的对外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的对外战略并不是美国历史的偶然意外，而是美国外交中那种反国际主义、反多边捆绑、反公共产品负担的传统，在新的国内社会条件下重新浮出水面。

如此，我们如今看到的美国霸权正在以历史上非常罕见的方式来终结：美国不是被某一个外部敌人击败，而是自己主动拆毁在二战后牵头构建起来的霸权体系。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在言辞上采取了很多共和国传统的词藻，例如反对“永远的战争”、反对在海外投入“国家建设”和民主改造，但在行动上，特朗普政府却结合了杰克逊主义的民粹民族主义、麦金莱式的关税保护主义、老罗斯福式的强权外交和门罗主义的西半球势力范围。MAGA不是从帝国退回共和国，而是从自由国际主义帝国退回到19世纪末的民族主义帝国想象：高关税、强边境、势力范围、大棒外交，以及对全球公共品义务的拒绝。

当然，美国并不是简单地“不想当霸权”了。更准确地说，美国是不愿意继续承担自由国际主义霸权的成本、约束和道德语言，却仍然希望享受霸权的好处。从权力的来源看，霸权来自于强制力、制度约束力以及话语叙事的力量。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更看重强制霸权的直接收益，而低估了制度霸权和话语霸权的长期收益。他们看到的是维持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制度需要付出的成本，却低估了这套制度为美国提供的合法性、吸引力、联盟黏性和规则优势。特朗普理解的霸权，是一种较为原始的、基于硬实力、基于恐惧、基于直接交易的强制性霸权。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一方面在全球制度层次“退群”“弱盟”，另一方面却迷信“大棒政策”，在西半球和伊朗大搞军事冒险，并对全球发动关税战。

因此，今天美国面对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衰落”问题，而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美国还能不能在霸权退潮之后重新组织自身实力？霸权是实力在特定国际结构中的一种外化形式；当这种外化形式瓦解时，其内在的实力基础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美国实力的起落

历史上，美国国力的几次跃升，往往来自三种边疆的打开：地理边疆、制度边疆和技术边疆。

第一是广义的地理边疆。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在美洲大陆推动的门罗主义、在中国推动的“门户开放”政策，以及冷战结束后在全球推动经济全球化、不断拓展外部市场，本质上都带有空间扩张的意义。美国通过不断打开新的边疆、新的市场和新的外部空间，缓解内部矛盾，扩大增长基础。然而在当下国际关系中，传统领土扩张已经不可行，逆全球化进程又意味着市场空间的分裂收缩而不是整合扩大。因此，依靠地理和市场空间扩张来重振美国，已经很难成为主要路径。

第二是制度边疆。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通过制度调整实现再平衡，比如罗斯福“新政”、20世纪80年代里根新保守主义革命。特朗普确实也想推动一种制度变革，但目前美国国内围绕国家未来发展路径，并没有形成罗斯福时代或者里根时代那样的压倒性共识。相反，特朗普的施政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美国的社会撕裂、政治极化和制度对抗。因此，至少在短期内，美国似乎也很难通过制度革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重生”。

第三是技术边疆。当地理边疆不再可得，制度边疆难以打开，技术边疆就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剩余边疆。历史上，美国曾经抓住以电力、石油、钢铁、化工为核心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也抓住了以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实现国力跃升。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全球生产力水平、国家安全、社会治理和人类知识生产方式都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我们现在很难精准判断这轮技术革命的发展边界及其最终后果，但可以相对确定地说，美国仍然具备从中获得巨大收益的关键条件：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顶尖大学体系、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深厚的资本市场、成熟的风险投资生态，以及吸引全球人才的制度和社会条件。中国和其他技术中心当然也会参与这一轮竞争，并可能在不同领域形成自身优势。但从目前人工智能及相关技术的发展格局看，美国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最大受益者之一的可能性不可低估。如果美国能够通过技术革新重新做大经济“蛋糕”，其国家实力地位就有可能再次跃升。因此，在上述三条路径中，目前看，科技创新几乎是美国重振实力最重要、也最现实的路径。

但是，“蛋糕”即便重新做大，美国“分蛋糕”的机制也很难同步改善。技术变革可能使美国实力重生，却未必能够修复美国社会。相反，财富与权力可能以更加极端的方式向社会头部集中。新科技可能带来巨大财富增长，也可能加剧已有的不平等结构。如何防止技术权力高度集中，形成新的技术寡头政治；如何防止少数掌握技术、资本、平台和算法的人获得近乎“超人”的社会权力；如何防止新技术在新就业机会尚未成熟时大规模取代旧就业机会，并制造社会动荡；如何给公民提供充分而平衡的信息，从而保证高质量民主政治的运行；如何防止技术本身或者技术叠加现有工具对人类社会带来生存性威胁，这些问题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并非美国所独有。但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作为技术创新能力领先全球的国家，美国将首先遭遇和应对新技术在就业、增长、选举、安全、社会整合等领域给国家治理带来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过去一直是，现在也仍然是人类文明探索的“前沿实验场”。这场实验究竟是福是祸，尚难推定。即便最终结果整体是积极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或大或小的混乱。

讨论美国兴衰时，常见的一个说法是美国有很强的纠错能力。“纠错能力”这一说法实际上暗含着一种钟摆式的线性史观，假设美国有一个“正确”的发展轨道。美国的内外政策在短期可能犯错，但是从较长时间看，美国有较强的能力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人们经常引用美国三权分立、联邦制、选举制等基本政治制度，认为这些制度确保了美国特殊的“纠错能力”。这种看法在认识论的层面存在明显漏洞：任何国家可能都不存在一个事前预设的正确发展道路；在历史事实层面也存在明显问题：美国的宪政体制、选举制度、社会治理机制在历史的不同阶段差别巨大。并不存在两百五十年不变的三权分立、政党制度、总统选举办法；即便连民主、自由、人权等观念，在美国不同历史时期，也都呈现出大相径庭的面貌。例如，今日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逐渐转变为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希望通过“共和制”来驯服的制度；[③]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通过“国会不得制定法律”这种否定句式，试图为美国人民确立的“消极自由”，与当代美国自由主义主张通过政府能力为美国人提供的“积极自由”已经大相径庭；麦迪逊与汉弥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主张将立法权严格限定在国会，[④]而二百五十年后，“行政国家”的实践与最高法院“终审造法”已经击穿了建国先贤的法治设想。与其说美国有特别强的“纠错能力”，毋宁说美国在历史上战胜过一轮又一轮的挑战，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中对自己的建国理想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重新诠释，获得了国家内部的认可，并多次引领全球思潮。现在美国面临的危机，不是特朗普政府“犯错”的结果，而是国家面临新一轮挑战的结果。除了霸权地位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外，新技术对就业和社会形态的冲击、对选举和政治组织形式的影响都是特别需要关注的问题。美国未必不能战胜这些挑战，重新获得独占鳌头的国家实力地位；但是历史上美国多次战胜挑战的经历，也不能保证美国下一次一定会战胜挑战。

此外，美国的国家实力未来有可能再次获得提升，但是美国曾经对世界拥有的制度性领导地位，也就是“美国治下的和平”，在可见的未来却很难重新构建。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构建制度霸权时，其经济规模一度接近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工业能力、金融能力、军事能力和制度吸引力都处于绝对优势。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向全球扩展制度霸权时，虽然经济规模已经没有二战结束时那样的压倒性优势，但其国际威望达到顶峰，其他强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差距巨大。未来，即便美国综合国力出现明显增长，国际威望得到恢复，也很难重获二战结束或冷战刚结束时的水平。美国国内对于美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命题严重缺乏共识，但是即便在特朗普之后美国重新出现一位拥抱自由国际主义的领导人，美国也很难再有二战结束或者冷战结束时那样的条件去重建全球制度霸权。

未竟的实验

1789年，乔治·华盛顿在他的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说中说，“……自由的神圣火焰和共和政体的命运，深深地、也许最终地寄托在托付给美国人民之手的这场实验之上”。[⑤]250年前，美国实验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新共和国能否在旧世界的帝国体系之外生存下来。250年后，美国实验还在继续。当代美国面对的新问题是：一个曾经的全球霸权能否在霸权退潮之后，重新成为一个内部团结而富有活力，外部能与世界和谐共处的强大国家。美国霸权的瓦解不是终局，美国实力的重生亦非定论。这场实验的结果如何，值得我们带着耐心、尊重与好奇去观察和认识。因为美国的实验，从来都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实验。它事关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事关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