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在1945年，部分城市的二战记忆迄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被改写，其延宕的历史记忆争夺仍在不断上演。广岛，是作为近代日本军都的“廣島”，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地“ヒロシマ”，也是战后构建的日本国际和平城市“Hiroshima”。南京，是1937年侵华日军发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史忆之所，经历了二战后被遗忘与再记忆的过程。2017年南京成功入选为“国际和平城市”。鉴于此，二战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均申报了“国际和平城市”，但“和平”实旨有所背离与伪饰，呈现出当代二战历史记忆的杂糅与矛盾。与此同时，在影像传播和历史口述等领域也展开新一轮记忆竞合。只有把单个国家的二战记忆上升为世界共同记忆，从“跨入战争”的反省到“跨出战争”的实践，才能真正以城市新生促进战争和解与世界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变迁中，部分城市备受瞩目，并在世界版图上被凸显出来。例如德国的柏林、德累斯顿；波兰的华沙、奥斯维辛；英国的考文垂；日本的广岛、长崎；中国的南京、重庆等，他们成为世界二战历史的“记忆锚点”。如果把其中的广岛与南京做一个历史链接——1937年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震惊寰宇的惨案“南京大屠杀”（NanKing Massacre）；与此同时，为庆祝“敌国首都”南京的失陷，日本广岛组织了数十万人参加提灯大游行，挂满旗帜并上书“祝南京陷落”，成为战时日本规模最大的“祝捷”游行之一。在广岛原爆和平纪念馆中，陈列展示着一幅“图像证史”——名为“广岛灯笼游行庆祝南京陷落”（标注英译为Lantern parade in Hiroshima celebrating the fall of Nanking）的照片，附上说明为“1937年12月，日本军队占领了首都南京。对重要城市南京的占领，振奋了那些认为在亚洲是进行圣战的日本人。广岛市民举行了提灯游行庆祝。”当二战中的加害者与受害者处于同一画框，历史的释解却迥然有别、甚至大相径庭。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bert Rozman）强调：“欧洲的战争记忆不存在重叠和解释工作，但东亚的记忆问题显然是东亚地区主义中的一个严重变量。”广岛和南京各以其不同的战时遭遇，在战后更受到世界不同国家与各类社会力量支配，出现不同的和平历史书写方式。关于二战城市历史记忆的改写、遗忘与竞合引发的变量，促使我们有必要再度思考“战争的记忆”和“记忆的战争”这一主题。
一、记忆的改写：二战后改头换面的城市
提到广岛这座城市，人们自然会联想到为何二战时美军会选择广岛作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投放的对象。而在遭到轰炸后，广岛又是如何从日本战败的废墟中重启，成为当代战争与和平话语建构以及“和平城市”建设的前驱。追溯广岛的近代历史，是从“廣島”开始、经由“ヒロシマ”走向“Hiroshima”的历程。三个“广岛”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战前作为日本帝国“军都”而兴荣的“廣島”；战时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遭受原子弹攻击的被爆城市“ヒロシマ”；战后在废墟焦土上再生的和平之都“Hiroshima”。不同的表记方式不仅代表了特定历史阶段，同时也隐喻了战后城市发展的“变形记”。只有将三种符号表记下的“广岛”叠加一起，才能览窥其表象下复杂的历史变体。
（一）战争加害的本源——作为旧日本帝国军都的“廣島”
从战略地理位置来看，广岛南临濑户内海，是日本本州西部最大的城市，海上航线、内陆水道以及铁路交通都相当便利。其中广岛的宇品港作为日本陆军最大的战略军需码头，同时也是日本海军护舰编队的集结点，前往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及南洋诸岛的日本军队多从这里出发；广岛的吴港则拥有研发修造舰艇及相关武器的“吴海军造船厂”，著名的万吨级战舰“大和”、空母“赤城”等数艘舰艇均在此建造。作为近代日本“军都”，广岛是日本历次对外战争的军力集结和发兵之地。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明治天皇把战争大本营迁至广岛；二战期间，广岛是日本第二总军司令部的指挥中枢，以凶猛残暴著称的陆军第五师团“坂垣师团”主要来源于广岛，其国崎支队曾参与“南京大屠杀”和“台儿庄战役”。由于二战时广岛军需产业的蓬勃兴起，广岛市民也全力支持并积极投身于战时工业建设，充当了日军的保障力量。如前所述，广岛作为后勤基地，在近代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作为一个近城市体量庞大的“二战军工厂”，广岛的城市发展早已不局限于日本范畴，而是在世界版图上被“特写”了出来。
二战后期，美军为减少伤亡，加速战争进程，并抑制苏联在远东的扩张，敦促日本加快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但近代以来一直“暴走”、负隅顽抗的日本政府置若罔闻。于是美军部署了使用原子弹轰炸的作战方针，从原先拟定的四个“被爆城市”——广岛、新潟、小仓和长崎中，“军都”广岛成为了首选。“原爆”亲历者之子、广岛县日中友好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长由木荣司先生曾表示，“原爆”的根源在于日本的对外侵略，因广岛参与其中，才招致原子弹爆炸。在广岛，诸多“被爆者”都曾为军工厂工作过，他们既是受害者，同时也是间接的加害者。广岛是“原爆”的首发之地，爆炸发生的同时摧毁了在广岛的军事大本营和军工厂，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记忆的改写，也逐渐磨平其战时的“罪犯身份”。日本人常用“避忌”的暧昧态度对广岛历史进行回避，特别“在战争记忆逐渐模糊和改写的过程中，日本通过‘原爆’素材（包括史料、文学作品、展览和影像）获得了‘二战受害者’的国际道德权利，用‘受害者’（是世界上第一个且是迄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的道德神话，结成了与其他二战‘受害者’阵营的‘情感同盟’。”但忌讳广岛这座城市的“原罪前史”与“负面形象”，即是回避日本作为二战加害者之一的本源。
（二）原爆创伤的凝结——作为世界首爆城市的“ヒロシマ”
1945年8月6日8点15分之后，全世界都知道了广岛这座城市——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爆炸，其引发的冲击气浪、火灾、核辐射等导致广岛三分之二的人口受到“原爆”重创，当时死亡人数约7.815万人。在8月9日长崎再遭遇第二颗“原爆”轰炸后，8月15日，日本宣布向盟军投降。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中宣称，美国的原子弹迫使日本无法“继续作战”，因而终止了战争，并在1945年9月2日签署《降伏文书》，标志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作为见证二战历史的“归零地”（Ground Zero），日本的“廣島”变成了世界的“ヒロシマ”。在这里，使用日本语片假名表示的“ヒロシマ”，其含义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军都廣島”，而是代表日本遭受原子弹爆炸的“ヒロシマ”，是媒介层面为掩盖原子弹带来的巨大伤亡、延续“护持国体”等虚假报道的表达惯性，也是国家层面作为“集体受害”新记忆的政治策略。与此同时，“ヒロシマ”成为战后发起的“原爆摄影”“原爆绘画”“原爆文学”“原爆戏剧”“原爆电影”等艺术装置形式再现、生产和塑造“原爆”的零点。诸多描述广岛遭遇原子弹的文学与视觉影像，均使用了日语片假名“ヒロシマ”替代“廣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1965年发表的『ヒロシマノート』（即《广岛札记》）以及日本摄影家土田宏美多次出版围绕『ヒロシマ』（这里指“原爆图”）的主题内容，展示作为“原子弹见证”的摄影作品，例如用镜头语言记录原子弹投下后产生的时间变化，刻录了带有永恒的原爆“被凝固的时间”（Coagulated Time）的书包、饭盒、水瓶、校服等遗物等，作为日本“被爆”后遗址残骸保护和物证收集的“广岛形象”的标志。
在日本，原子弹爆炸一直称为“被爆”，但对“被”的悲情诠释远超过了对因何而“被”的思考。因为“原爆”对人的伤害是一种持续性呈现（即除了即刻死亡，还因核辐射、核泄漏、胚胎破坏、基因重组、遭遇歧视等方式延续），延长了“原爆”的“原时间”（Original Time）。于是日本作为“唯一被爆国”成为一种象征资本，并由此带来新的社会文化价值。围绕“原爆”建构的战后日本社会，不断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广岛和长崎的创伤记忆，杜绝“历史遗忘症”。正如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提出由国家权威强加的“主导”记忆形式，各种媒体不断把广岛、长崎媒介化为二战中特殊的“受害地”，逐渐让其失去了历史的本相，“原爆”让二战后的日本成为战争受害者“想象的共同体”。
（三）和平记忆的改写——作为国际和平之都的“Hiroshima”
伴随二战后日本民主化运动的洗礼，多轮反战、反核活动次第兴起，日本国内的左翼和平思想高涨。1946年，时任广岛市市长木原七郎在“原爆”一周年慰灵仪式的致辞中曾表示：“正是因为我市的牺牲，才为世界带来了和平。”彼时，日本尚在盟军的舆论监管下，“原子弹带来和平”的说法甚嚣尘上。对此日本学者直野章子直言不讳：“这种说法将原子弹导致的破坏和杀戮正当化，其实质是日美两国政府间心照不宣的共谋。”在不断推进的和平化过程中，1946年颁布的《广岛市势要览》明确要将广岛建立成“世界和平纪念城市”；1947年继续推出《广岛和平纪念式典》；1949年通过了日本第一部城市特别法《广岛和平纪念城市建设法》，法案的第一条即将广岛确立为“和平纪念城市”；1958年开始建立起以原子弹爆炸“圆顶屋”残骸为起点的和平纪念公园等一系列支持“广岛复兴”的举措，让广岛得以集中一切资源重建城市。在国际社会颇有声望的日本科学界、文化界相关人士，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树、文学家大江健三郎、幼年经历广岛“原爆”的画家平山郁夫、建筑设计师丹下健三等持续为“废墟上的广岛”完成城市复兴工作。广岛不仅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摆脱了“原爆”的毁灭性破坏，努力将过去的形象彻底改写，还充分利用其独特的原子弹受害者身份，获取更为广泛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心理基础，将提倡“废除核武器”“重建和平”的国际范例，设置为重生后的“广岛新标识”，成为日本和平主义的象征。通过“No More Hiroshima”（译为“广岛悲剧不准重演”）英文口号的提出，让代表广岛的“Hiroshima”作为一座崭新的“和平城市”，以利于传播的统一英文名称而被国际社会重新认知。
不断通过各种实物展示、历史口述、文学作品、影像传播等物质或非物质载体，Hiroshima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因原爆而产生特殊“核历史记忆”的地方，也成为二战后新的“和平圣域”——类似“为思考国际和平而前往广岛”“为考察日本的和平主义而前往广岛”的行动逐渐在国际上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同时也成为日本中、小学教育中的修学选项。例如日本的中、小学生会到广岛和平纪念馆“打卡”学习（笔者2018年10月在“广岛原爆和平纪念馆”采访日本的小学生，他们带上修学专用的习题本，实地“填空”完成对“原爆”相关历史认知的题目）。和平纪念馆内设有“原爆”的地理模型、场景还原与各类爆炸遗物，如原子弹爆炸瞬间汽化变形的玻璃瓶、饭盒，包括消失的人形投射在石板上“最后的痕迹”。纪念馆还充分利用时间维度，在入馆处立有计时器，显示了广岛“原爆”距今的天数，以及世界上最近的一次核试验距今的天数。馆内还陈列了一块永久停留在“8时15分”的手表，被称之为“停滞的时间”——“原爆”不止毁灭了城市，更让过去的广岛停止了。同时，广岛“原爆”伤害的延续性也通过故事载体继续传播，如12岁就离世的日本小女孩佐佐木祯子与千纸鹤的故事。故事主角佐佐木于1943年出生在广岛县，在“原爆”中虽然幸存，但患上了后遗症“急性淋巴腺白血病”。1955年她因该病去世，临终前还在病床上折千纸鹤祈祷康复并祈求和平。因此，佐佐木祯子被日本人看作是为战争死去的“最后一人”，千纸鹤这一情感符号也与“Hiroshima”紧密结合，成为当代日本人对“原爆”情感的延续和时间媒材。
在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举行的“和平祈愿仪式”已经模式化。每至8月6日，“Hiroshima”年复一年隆重地为自己举办“城祭”，邀请世界政要名流共同见证并参加一年一度的“悼念原子弹爆炸死难者暨祈祷和平仪式”，形成了一个世界范畴的和平“朝圣”传统，吸引全球各地的人们来到广岛“体验”和平，淡化遭受原子弹的真实原因，提醒每一个人“记住广岛和长崎”“记住核武器的惨绝人寰”“记住二战中受害的日本人”。各种社会团体在广岛各处举办原子弹爆炸证言征集、政治集会、文化发布会以及放流灯笼等民俗活动来传达反战反核的主题，“祈求和平”成为不同人群来到这里的最大公约数。日本媒体反复诉说着这段“历史经历”转化的“历史故事”，用遭到“原爆”的悲怆基调回顾个人乃至民族、国家巨大的疮口。政治家们也利用这个纪念日以达成其党派宣传、造就利益的目的。在每年的纪念仪式上，广岛市市长都会发表《和平宣言》，再次强调坚持“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推进核裁军、核不扩散进程，推动各国政府早日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作为当代日本开展广岛和平记忆的“国家化”历程。1996年，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其评价是：“随着人类所创造的毁灭性力量的释放，广岛和平纪念公园成为人类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争取世界和平所取得成就的力量象征。”但如此过于宏大而罔顾历史真实的叙述，让“和平”与“宣布无核世界”逐渐成为战后日本政府所刻意强调与塑造的国家形象符码。冠以“和平”之名，不仅是所有广岛人、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也在传播助力下重塑了日本战后的国家精神，同时被“造就”为全人类的记忆遗产。
综上所述，广岛的地名随着时代变迁，出现了“廣島”“ヒロシマ”“Hiroshima”三种表记方式。现今广岛的样态，是在各阶段历史发展上累积而成，其城市定位、在二战、冷战中的作用与身份都经历着“原爆”前后的变迁——从旧时日本“军都”走向反战的和平都市，通过“原爆”惨象的“净化”处理，把“罪恶之城”转变为“和平圣域”，建构出多元立体的广岛印象。“原爆悲剧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军国主义所发动全面对外侵略战争，招致了美军的战略性报复。故战争中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等亚太地区国家造成了灾难，也给本国无辜民众造成了灾难，历史的事实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作为一个渴盼愈合但不能愈合的矛盾体，广岛的“伤疤”被各种历史表象叙述着，利用“原爆受害者”的身份促进国家民族主义情绪的汇集，如此自动“永不结痂”的伤口会一直流淌着脓血，却试图超越国家框架，将其上升为人类共同分享的悲剧，成为日本二战“受害共同体”的形象载体。
二、记忆的遗忘：二战后被遮蔽的城市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拉纳·米特（Rana Mitter）曾著述《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1937—1945》，揭示了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美、英、法、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血腥战争，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本侵略的中国却因种种原因被遗忘。当年的日本旧“军都广岛”通过战后发展，逐渐成为凝刻的“二战之殇”、被凸显的典型“和平城市”。而在二战最黑暗的历史记忆中，还有一个背负着中国近代屈辱历史、被西方主流话语遗忘、追求和平与和解的“受难城市”——南京。
（一）曾被遮蔽的民族屈辱：“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有着近2500年的建城史，400余年的建都史，在历史上留下了诸多辉煌的史迹与首善之名，光从冶城、秣陵、建康、建业、白下、应天、金陵到南京的名称变迁，鉴证了千古佳话“金陵帝王州，江南佳丽地”。然而近代以来，“南京”的盛名发生了巨大逆转。1842年，在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Treaty of Nanking，又称《万年条约》《江宁条约》），成为“丧权辱国”“落后招致屈辱”的民族情感标的。在其后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中，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底，日军在占领南京后实施了40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占南京后所犯屠杀、奸淫、纵火、劫掠等暴行的统称，是日军侵华暴行中最野蛮、最凶残的典型事件。”《纽约时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中外媒体就日军暴行进行了世界范围的即时报道，实然“当时那个世界的‘治安场’，没有人真正对南京大屠杀无知”。但与此同时，日本的主流媒体《东京日日新闻》谎以“南京城作为战争策源地，酿成了东洋的不安”作为出兵侵略的由头。1937年12月7日《东京朝日新闻》则记录到：“南京陷落迫在眉睫的快报使帝都600万市民非常感激。根据东京府、市当局的决议，南京陷落时，白天将举行全体市民游行，接着举行战胜奉告祈愿活动，晚上提灯游行，由百万人组成的祝贺胜利大众游行队伍将使帝都变成旗帜与提灯的海洋，现在市民处于兴奋之中。”而当日本最终战败后，曾经“攻占南京”的辉煌史迹，反而作为“有损于皇军名誉”的理由，不仅不被载入日本的“二战历史”，反而成为日军千方百计想要销毁的历史罪证。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终战诏书》，日本军部接到指令，紧急销毁了命令文件、军工薄、私人日记等杀人与屠城的相关证据。加害者把加害证据彻底销毁，“消毒”过历史，因此无法让受害者拿出证据来，“东京审判”也未能终结这一问题。与外部环境对应，当时国内关于“南京大屠杀”只在个体记忆层面上被提及，细枝末节的大屠杀图像、影像被零星凸显。媒体报道的重点也是围绕“一心抗日”展开，记忆逐渐被人为地抹杀与遗忘，时间成为了另一种“暴力”，留下了此后随时可能重演的纷争隐患以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动员和再生产。
内部被消磨的历史记忆，往往会在外界的刺激下再生。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了“日本教科书事件”,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及其他侵华战争罪行的叙述愈加频繁，“南京大屠杀”再次成为新闻舆论的中心。日本文部省建议高中教科书出版商修改教科书，特别是对日本自19世纪末以来对外连续战争的描述。按照他们的指导方针，日本的“侵略”被“进入”所取代，其“扩张政策”“进入东南亚”仅被描述为不积极参与。而充满历史良知、饱含义愤的张纯如女士、日本记者本田胜一等正义之士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遭到了日本保守派的大量批判，并质疑“南京大屠杀”的规模或者直接否认它曾经发生过。1985年，在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的双重推动下，南京建立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纪念碑。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围绕南京大屠杀展开了持久恒深、颇具影响的研究，“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得以向更深层次延伸”。围绕“南京大屠杀”问题展开的记忆政治，是日本对“南京大屠杀”问题掩盖和歪曲行为的巨大反作用，日本的记忆（遗忘）政治作为中国记忆政治的一个重要变量开始运作。
时至今日，“南京大屠杀”依旧是中日关系最敏感的部分之一。在日本的部分教科书以及历史的“记忆之场”（如神社、慰灵碑、军人墓地等）中，“南京大屠杀”被弱化为“南京事件”，只是作为攻占他国首都的一种战史标的。近年来，日本国内试图否定或者粉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战争罪行的声音愈加刺耳。“南京大屠杀”问题也已不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而是蕴含着丰富的国际政治学动态研究特征。加拿大约克大学历史系教授约书亚·傅佛果(Joshua A. Fogel)认为：“南京大屠杀刺激了将受害者意识作为认同感重要支柱之一的中国，从而扩大为中国和日本的国际问题。”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不仅承载了中国近代数段最为屈辱沉重的历史，与此同时，这座城市又凝聚为整个民族从磨难中崛起反抗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国家记忆”，同时也是隶属于世界、跨越国界的苦难“二战记忆”。“南京大屠杀问题已超越其本身，逐渐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国际重要问题。”
（二）“和平之都”的真义：受害者不应被抵消
悼念死者是人类共有的情感共鸣。在德国的德累斯顿，悼念死于盟军无差别轰炸的灾后市民，成为德国人在二战中的“受害者”记忆。虽然盟军轰炸后的惨状历历在目，但依旧不能就此抵消纳粹德国犯下的战争暴行。对比德国做到的“克服历史”，由于日军有意图消除“南京大屠杀”的屠城证据，加之后来没有及时保留的“记忆之场”，未能持续形成一定规模的“历史证据链”，也未能对南京的受害者记忆进行及时保护。反观日本，在今天“历史负遗产”（Negative Heritage）转型为当代全球旅行休闲的风潮中，广岛作为二战著名的“黑色旅游点”，将作为再建重要的“原爆”符号标的——原广岛县物产陈列馆圆顶建筑，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由于爆炸发生时，圆顶建筑处于原子弹爆炸中心，虽然被烧焦焚毁，但没有受到的冲击波影响较小，是废墟中央唯一没有倒下的建筑，被形象地称之为“圆顶屋”（原爆ドーム,げんばくドーム），并被作为“传递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原子弹被爆惨祸的历史见证，同时作为废除核武器与追求世界和平誓言的象征”，其国际表述则被命名为“广岛和平纪念碑”（Hiroshima Peace Memorial），以半废墟的原真遗址，成为一座具备国际传播力的“二战再造”建筑物。广岛注重把自身打造为一个“负遗产”之地，围绕着“原爆”的世界性话语，广岛原爆和平纪念馆成为日本关注度最高的博物馆之一，每年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150多万参观者。作为一种“情感型道德主义”，广岛原爆和平纪念馆成为民众去祈祷以及寻求赦免核战争罪恶的地方。然而这些历史陈列仅诉诸于呈现“日本人是战争的受害者”的单一虚空历史炒作，带有明显政治目的，起不了真正对“为何发生原爆”的战争毁灭性灾害的省思与批判作用。“遭受侵略屠戮的被害者与加害者一起，被归零为‘战争牺牲者’，在暧昧而抽象的‘和平祈念’中被强行‘超度’。其中的对与错、正义与邪恶、加害与被害等价值判断被强行抽离，进而被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高阶价值判断所蛮横而又隐蔽地替代了。”广岛——这个曾经经历二战中最黑暗历史的城市，对接西方世界的“去核”幻想，最终融入了世界和平的论述模式，成为一种“漂白历史”的大众认知。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断看到，日本加紧了修改和平宪法的步伐，解禁集体自卫权，向所谓的“正常国家”迈进。
“和平主义与记忆政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英籍学者布衣曾指出：“日本把自己认定为广岛的受害者，但德国人无法觉得自己是奥斯维辛的受害者。日本人的罪恶在人类的罪恶里化解了。这就使得日本人（在为自己定位时）立刻‘两路并进’，一个从民族出发：日本人是原子弹爆炸唯一受害者；另一条是普世之路，日本人是广岛精神使徒。日本的和平主义者就是这样进行和平教育、并帮助日本人作自我认定的。”对部分日本人来说，在战后把一段不光彩的侵略历史展示出来，是一种被社会“再审判”的心灵折磨，更担心说出来的历史真相对子孙后代是一种蒙羞。因此战争参与者宁愿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也不愿将封存的不堪往事在众人面前提及，仅围绕战时与战后日本本国所遭遇的军人与平民的伤亡进行历史叙事。但这种行径，绝不能抵消其战时对外侵略犯下的战争罪行，也不能做历史的切割。自古以来，战争的对立方都不能以某种抵消的方式来抹杀历史真实的因由与痕迹。例如“珍珠港事件”不能抵消“广岛、长崎原爆”，同样“广岛、长崎原爆”，东京“李梅大轰炸”，西伯利亚遣返归国的经历也不能抵消“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731人体实验与细菌战”的历史创伤。历史要杜绝的是奥斯维辛“再现”，是“蘑菇云”的当代威胁。正如加缪所言：这个地球上存在加害者和受害者，无论在什么情境中，我们都该尽可能地拒绝站在加害者一边。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1994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南京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仪式”。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此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在当代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内在动机，并非是为了强化仇恨，打造“诉苦的艺术”，而是要超越创伤记忆，开创和平未来。在二战中饱受战火摧残的奥斯维辛、海牙、哥本哈根、考文垂、米兰、巴黎、河内等城市先后创建成为国际“和平城市”，包括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而“南京大屠杀”最终成为国家记忆指向，也为当代南京申报世界“和平城市”做出数代人努力的铺垫。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以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西方人士的书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日本老兵证言与日记等材料互补互证，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正式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体现了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共识——中国是二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结合在一起。与一直在国际上主动发声与积极作为的广岛不同，作为二战中“三大惨案”发生地和世界“四大殉难城市”之一，南京是2017年成为全球第169座、中国首座“国际和平城市”。虽然姗姗来迟，但永恒的正义不会迟到，南京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向国际社会传播和平之声、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城市担当。
三、记忆的竞合：二战城市的口述证言
1945年广岛“原爆”发生后，有一辆遭到损害但仍在工作运营的公车，被誉为“奇迹之车”，象征了“原爆”后的广岛在废墟上崛起。但时至2006年，这辆车也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被静态展示的“原爆”历史文物。物质世界的磨损，伴生记忆的风化，让历史口述证言成为新的争夺点。情感史研究者王晴佳曾强调：“口述证言是一种回忆，即从现在的某一时刻重新讲述、重构过去某一时刻发生的事情，因此证言是过去和现在互动之后的产物，并不单纯属于过去。”今天的口述证言成为一种被继承的“活的”记忆，走入了大众视野。在日本，当年面目模糊的“平庸的恶”转成带上“受害者”的面具，变成一种“生产性的记忆”（Produce Memory）。随着“原爆”史鉴者的离世，日本厚生劳动省以“总有记忆不能也不应该被忘却”的口号，搜集“原爆”亲历者的历史证言，广岛市也开始发起“原爆体验传承者项目”，对不限年龄与地域的志愿者进行培训，让他们像亲历者一样，把这种非亲身体验“借来的历史”（Borrowed History），通过口述和现代媒介（影像化、网络直播）的介入，带入历史情境，把“原爆”表征成为了二战留下的明显受害的“疮口”，获得一种共时性的认知和体验。
2018年10月，笔者在调研“日本原爆记忆”期间，在广岛和平纪念馆证言室采访了广岛原爆纪念馆的志愿者冈田惠美子女士。她于1937年出生在广岛，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了亲姐姐，自己也因核辐射影响而多年遭受贫血症折磨。在访谈伊始，她很敏觉笔者的采访身份——笔者是江苏南京人，所以她也提到了对于“南京大屠杀”以及战争与和平的认知，“自己慢慢开始作为原爆亲历者，作为一个提供证言的证人时，在跟别人讲述时慢慢发觉，如果我们在讲述之前，没有对于侵略亚洲，对中国人的加害认识，以及抱有一种谢罪和负罪感的话，我们就没有资格在这个资料馆里面给亚洲人讲解。”笔者也表达了采访目的：“作为历史媒介研究者，对当代日本的二战电影中把广岛、长崎、冲绳等上升为全体日本人在二战中的灾难产生研究兴趣，想通过实地田野考察，了解当代日本人是如何去看待‘二战’。”获得了她的理解与认可。
随后冈田惠美子女士提及在广岛亲历“原爆”的过程：“我出生于1937年，1941年太平洋战争开始了，从我记事开始，整个环境就是战争。当时所有广播与新闻里都在宣传，日本要战胜了，我们肯定会赢。在南京城被占领的时候，整个日本社会里面就是在庆祝占领南京，提着个灯笼在街上游行。”在她关于8月6日广岛发生“原爆”的口述中涉及：“那天早上我姐姐精神饱满地跟我挥手，到今天为止，她再也没有回来，当时22岁……什么也没有留下，连骨灰也没有找到，家族的墓碑上只有一个名字。所以说，我希望你们能够想到，如果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家人，以这样的代入方式来听我所讲的内容。”这些以较强的共情力，产生失去至亲的情感代入的话语，也成为她作为“原爆亲历者”多年来反复表述的内容。
在描述“原爆”的惨状后，冈田惠美子女士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美国的看法以及这段历史记忆的流逝：“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憎恨与痛苦，再提到美国就想扔石头打人。战后大概十年左右，原爆的亲历者也被禁止去讲述这段历史。在那十年之间，有几万的原爆亲历者去世了。”当采访她“今天的日本人如何来看待二战”，冈田惠美子女士表示：“去珍珠港的时候,就会想到，因为美国总是在提‘偷袭珍珠港’。我觉得我也不能忘记了解这种事，不能把它当作好像‘只是一条狗死在那儿’那样的事。所以后来我学习了很多,包括南京大屠杀,或者是越南战争相关的知识。这种感受最深的就是,在战争中受伤害的(往往)是弱者和小孩子们。”
作为“原爆”的亲历者，笔者采访提及“广岛人继承了怎样的历史教育”，冈田惠美子女士认为：“现在这一代人对于战争(二战)的历史,包括广岛的历史都是不知道的。在学校场所也没有教育,在(日本人)近代史的书本上也没有太多的介绍。在实际的课堂上,整个近代史顶多只用一个小时就上完了。所以这一代人对历史的知识是没有的。”因此，她带着自己的家人（孙女）积极参与到广岛和平的建设中，身体力行在广岛和平纪念馆做志愿服务，参加口述史与青年人交流和平，到联合国总部参加世界“和平市长会议”。2015年12月10日受邀赴奥斯陆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时，她还曾用英语向世界诉说核武器的惨祸。采访结束，冈田惠美子女士赠予笔者亲手叠的两只代表和平的纸鹤，并在盒子底部用绿色字体写上“Peace平和”。笔者回赠给她南京博物院纪念品与摄影集。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正确看待国家民族曾经的历史行为与遭遇过的灾难，如何通过国际语言讲述国家历史、传承历史记忆、传播正确的历史观，才能真正为世界和平与“历史和解”（Reconciliation）做出努力。
关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记录工作起步较晚。斯时为回应日本对“南京大屠杀”的否认——部分日本右翼一方面“选择性遗忘”战败之际日本自上而下进行抹杀战争记录的行径；另一方面，又无端指责中国方面的资料记录缺乏可信度。“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只是由东京审判和中国政府制造的宣传。”面对日方“虚无论”“否定论”的暴力，口述记录进入了“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挖掘中心。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合作汇编资料研究“南京大屠杀”。1984年，该委员会以抢救性整理，对1700多名幸存者进行了采访。大屠杀幸存者是活着的历史书，他们见证了屈辱悲怆的“屠杀史”，其记忆证词也被放在了纪念馆。“南京大屠杀”口述资料作为二战的重要资料予以保留，并开始运用多种传播渠道对其进行国际化外译，努力破除历史虚无主义以及碎片化、局域化倾向。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开展《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World Register）项目，“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资料以及美国、日本、韩国等世界各地研究机构的二战资料一同形成相互参证，融入到世界的“二战记忆”中。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也成为首个在中国以外，设立“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的西方城市，并参与全球华人围绕“南京大屠杀”的线上同步公祭。再如通过独特的“花语”——例如代表和平的紫金草、代表友情的魏特琳菊花，代表勇气的辛德贝格黄玫瑰等柔性仪式化活动，以传统花艺技术疗愈创伤，表达历史传播和平的理念。这些为捍卫人类共同历史的口述证言与记忆仪式，形成了世界范畴的情感联系，增强全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再认知。
口述历史也是一种“遗产”，但传播力与路径有限，借助文学、影视、互联网等新媒介方式呈现、挪用或改写的记忆则占据了当代人的历史认知。过去目睹耳闻的“南京大屠杀”暴行成为了正在消逝的历史掌故，它仍然是中日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并存在较大分歧；而传播着的“原爆受害”（影像化、网络直播）则带上具身性体验，不断升级歪曲、篡改二战历史的手段。广岛作为战后代表日本主动展开历史叙事的“新起点”，把原子弹本身作为最大的罪恶，代入受害者身份来抵消其战争罪行，以博取世界同情。通过对记忆进行“消毒”，祛除自身作为二战元凶之一的“血腥味”，弱化并试图掩盖近代以来日本对外侵略和屠戮的史实，以和平的“通世话语”，作为开启建设属于世界范畴的“和平城市”“和平之国”新篇章。广岛与南京之间的记忆竞合，因其时空变异性而多样化，国家间的历史争论也成为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同时，它也表明了国际间正努力希望将各自的主张合并起来，以削弱记忆政治可能造成的歪曲和掩盖行为，并以相互可接受的方式检查和管理历史问题。
四、结语：从“战争的记忆”到“记忆的战争”
从日本的战争观来看，人为地将日本20世纪以来发动对外战争的连续性割裂，并隐瞒早期的战况，仅将之描述为日本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必然选择。从日方战争命名上来看，是席卷整个东亚“共荣圈”的“大东亚战争”，其中局部发生了“满洲事变”和“支那事变”等。而1941年12月8日才正式开启“太平洋战争”，是以“偷袭珍珠港”的胜利作为日本“被迫”卷入战争的“首捷”。日本把能够抗衡欧美国家作为帝国的光辉形象，标榜自身在战争中的“正义性”。而其在中国屠戮以及实际付出巨大国家财政预算的军事行动依旧以“事变”的幌子延续，把对中国发动的战争继续“模糊化”甚至“虚无化”。同时不断强调太平洋战争和以前的战争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都是属于类似的、一般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是什么特殊的战争，而是为了国家的生存而不得不实施的行为。这是日本对战争观的“相对化（Relativization）”和“正当化”表达，也是一种企图持续割裂历史、阻断真相的片面宣传。不容忽视的是，这种颠倒黑白、模糊扭曲的战争史观长期滋长了日本人围绕“神风护佑”“皇军必胜”“武运长久”产生的历史代入感。这种被带入现代的“历史感”，除了“举国皆兵”结成对外战争的共识体，还有后方“军国之母”的大义凌然，“军国之妻”的全力支援，以及“军国少年”的传承接续，整个国家被强制灌输了“忠君爱国”“义勇奉公”的战争观念，而今却形成了日本地缘特征的“战争的记忆”，成为被涂改与遮蔽的记忆，但无论如何伪饰和包装，终究不会成为受到国际公认的“二战共同记忆”。
今天应该怎样处理“战争的记忆”？大卫·科泽（David I. Kertzer）曾言：“历史上重要的事件一般是以纪念的形式周期性地复活，成为集体记忆的。”对于经历过战争的国家与人民而言，集体记忆对于战争和历史的价值判断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记忆是战争结束后国民身份构成的关键因素”，也成为其产生民族主义发端的源头。而没有体验的战中派和战后派通过各种纪念实体与银幕想象，以人类对战争、屠杀、原爆等“浩劫”灾难发生的共同感，将灾难符号化、精神化，进而以受害者视角，由城市的记忆上升为民族的记忆、国家的记忆乃至世界的记忆，以具备“通世价值”的和平作为最终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城市新形象，构筑起民族国家的“记忆共同体”。同时对于“战争的记忆”而言，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内部，它还深深关切“他者”记忆的形成，同时存在着国家间记忆的竞合问题与民族情感，引致新的“记忆的战争”。通过对广岛历史记忆的不断记载、形塑与再传播，“原爆”成为了日本人内心深处强烈的集体无意识，并通过新的叙事，让世代不断沉溺在历史的创伤中，只有“脱敏”才能让他们走出历史阴影，真正认识到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这意味着，只有就侵略战争对他国造成的历史伤害做出真诚道歉，才是积极争取和捍卫和平的有效实践，才能更好地推动和平城市建设与发展，从而有真正地抵达“战后的重生”。正是基于此，将二战国家记忆上升为“世界共同记忆”——既是根植于责任、反省、公平、和平的共同目标，也是从“跨入战争”的反省到“跨出战争”的实践，构成建设真正具备“和平之义”的“和平之都”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