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历史评论》2025年第6期

无论从宪法规定还是历史事实看，昭和天皇绝非傀儡，而是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统治者，理应对战争承担根本责任。战后美国包庇昭和天皇免受东京审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战争责任。

昭和天皇在战争中的角色与战争责任，是战后日本历史认知的核心问题之一。尽管日本通过操控历史叙述，将昭和天皇塑造成“不具实际权力”的立宪君主与“和平主义者”，但历史清楚表明，从侵华战争到太平洋战争，昭和天皇作为国家最高统帅，始终主导战争进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未能彻底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使日本难以进行根本性反省，导致其不愿承认侵略战争性质，逃避战争责任。战后，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经过权衡选择保留天皇制，未追究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此举使日本社会渐渐形成“天皇无责”的心理认知，进而阻碍民众对侵略与加害责任的反省，成为日本社会逃避战争责任、扭曲历史记忆的深层原因之一。

精心构建“脱罪叙事”

二战结束后，为规避战争责任，昭和天皇与日本官方共同构筑起一套“脱罪叙事”。在个人层面，昭和天皇以“自辩”推卸责任；在国家层面，借助官修文本的“他辩”加固无责任形象。同时，日本通过虚构“圣断论”叙事，打造“和平天皇”的公众形象，妄图重塑战败记忆并操控战后历史认知。

“自辩”方面，1946年，昭和天皇在5位近臣协助下秘密口述整理《昭和天皇独白录》，内容涵盖从皇姑屯事件至日本战败全过程。该文书长期秘而不宣，1990年由参与者寺崎英成之女在其父遗物中发现，并在《文艺春秋》上首次刊出，引发巨大反响。其形成背景与文本内容表明，《昭和天皇独白录》并非私人记录，而是昭和天皇为应对东京审判而准备的政治性“自辩书”。1996年，日本广播协会取材班的东野真等人在美国陆军准将邦纳·费勒斯之女南希家中查阅“费勒斯文书”（后由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时，发现其创制之初的英译本，显示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当时即已掌握该文书，并以之作为开脱天皇罪责的重要一环。《昭和天皇独白录》通篇围绕“天皇无责”逻辑展开，昭和天皇作为叙述者，主要从四个方面作自辩：一是以立宪君主自居，强调无权干政；二是以“圣断”形象自饰，突出“终战”贡献；三是推责军部及近卫文麿、松冈洋右等政要；四是强调自己“信任东条”以转嫁责任。

“他辩”方面，日本宫内厅自1990年起，历时24年5个月编纂完成官方“正史”《昭和天皇实录》。其初稿共61册、逾1.2万页，于2014年首次公开，2015—2019年又编辑为18卷正篇与1卷索引正式出版。该项目共动员112名编纂人员，收集3000余件一手资料，耗资2.3亿日元，规模与投入均属空前。在整体叙事上，《昭和天皇实录》在史料选取与书写策略上高度政治化，着意突出天皇的“被动”与“调解”姿态，刻意遗漏乃至遮蔽其在“战争指导”和“国策裁定”中的核心作用，树立“和平象征”形象。国家通过官方记述为昭和天皇提供他辩式卸责，在社会层面进一步强化“天皇无责”的认知，与其自辩相互呼应、彼此强化。

政府与天皇还依靠“圣断论”虚构和操控历史记忆。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走投无路的昭和天皇为维持天皇制两次作出“圣断”。第一次发生于8月9日，在原子弹轰炸和苏联参战的双重压力下，内阁与军部就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分歧严重，昭和天皇出面裁决，同意以保留“国体”为条件接受公告。翌日，日本政府照会盟国，美方回电暗示接受，但未明言保留皇权，不满于此的主战派仍坚持战争。昭和天皇遂于14日召开特别御前会议，作出第二次“圣断”，亲自宣布“终战”。其后发表的《终战诏书》虽以“和平”名义自饰，实则意在挽救皇室体制。两次“圣断”皆非出于关怀民众生命，而是为延续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避免因彻底失败导致“国体”崩溃。

战后，昭和天皇凭借“圣断”转型为“和平主义者”，并以“象征天皇”的身份被纳入战后宪政体制。在保守政治与官修“正史”的选择性呈现下，“圣断论”被制度化并固化为“天皇无责”的国家叙事。“圣断论”依赖媒体、教育及右翼活动扩散：每年8月15日反复播放《终战诏书》“玉音”，强化“天皇为救国而止战”的印象；教科书使用“事件”、“进入”等表述淡化侵略、回避天皇责任；屡屡打压公开质疑者（如长崎市长本岛遇袭事件等）。日本社会由此形成“沉默结构”，一定程度上弱化年轻一代对战争责任的追问。日本学界亦受该叙事影响，对东京审判一直争议不断，天皇责任议题常被回避，主张追责的研究者趋于边缘化，历史批判力因而受损。

战后日本以“自辩”、“他辩”、“圣断论”的连环辩护为昭和天皇卸责。然而，此套叙事经不起法理和事实的检验。

法理上的战争责任

从法理上看，“天皇无责”论难以成立。战后，日本政府特别是内阁法制局，曾试图依据明治宪法，否定天皇的战争责任，主要提出两种论点：一是依据第3条“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主张天皇无须对国家行为承担责任。二是依据第55条“国务大臣辅弼天皇而负其责任”，提出“辅弼机关责任”论。两者共同打造天皇不对国家行为承担责任，责任应由辅弼大臣承担的论调。然而，这种基于宪法条文的脱罪手段经不起严格的法理审视。

日本援引近代西欧君主立宪宪法，如荷兰宪法第55条、比利时宪法第63条所规定“国王不可侵犯，其大臣承担责任”，为昭和天皇脱罪。然而，明治宪法未明文规定“天皇不担责”，仅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天皇的统帅权、批准权等实权，远超西欧立宪君主，更接近绝对君主，难以套用西方模式为其免责。

“辅弼机关责任”论认为，天皇在政策批准过程中仅履行形式性同意，缺乏实际干预权，责任应由具有副署权的国务大臣承担。《昭和天皇独白录》亦据此自辩，称宪法禁止其干预内政外交，如遇决策只能“批准，别无他选”，“想反对也没有用”。此说法明显背离明治宪法下的实际政治体制。战前日本实行“统帅权独立制”，军部独立于议会，直属天皇，无权下达最高命令，军令机关（参谋本部、军令部）的总长则是直属于天皇的幕僚长官。这不仅意味着天皇手握大权，也表明近代天皇制并非真正的立宪政体。由于明治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发布最高军事命令的责任归属，且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故由统帅权产生的责任只能由命令下达者天皇承担。

上述两种战争责任否定论，均意在以明治宪法为法理依据为天皇脱责。这场战争以天皇之名发动并不断扩大，给他国及其国民造成重大伤害，所涉责任显然属于国际法层面。明治宪法作为日本的国内法，其编纂本身并未也不可能设定对天皇的问责机制，无法为国际战争犯罪提供免责依据。就战后清算的基本原则与国际法秩序而言，追究战争责任理应不受日本旧宪法约束。因此，从法理上看，“天皇无责”论不能成立。

事实上的战争责任

从事实上看，昭和天皇同样应被追究战争责任。通过曲解当时的权力运行情况，“天皇无责”论主要从两个方面为天皇的战争责任作辩解。一是强调在政治体制中皇权只是形式性运作，缺乏独立决策权；二是主张在政略与战略决策中，天皇的实际参与程度极低。具体包括天皇被军部、政府无视，不具备实际权限，不具备制定政策与发动战争的决策权，不了解真实战况等理由。然而，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证明，这些论调与昭和时期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首先，昭和天皇绝非身居“虚位”。“天皇无责”论认为，明治宪政体制初期只将权力名义上归于天皇，实权由元勋集体掌握，因而战争责任应由实际行使权力的辅弼者承担。然而，至昭和时期，此说已难成立。以昭和天皇为首的统治集团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皇权，将天皇制推向高度专制。昭和天皇是一位具有高度权力自觉的君主，他一面强调固守宪法原则，一面积极参与国家政治。在当时的体制中，天皇是唯一能掌握陆海军最高机密、统合军政、协调陆海军关系的权力者，所有对外和军事政策皆须经其认可或“圣裁”方具法律效力。昭和天皇还通过宫中集团、内奏、“御下问”等方式控制政局，面对重大事变和战争等情况，更通过御前会议将“天皇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直接参与制定国家最高战略与政策。

其次，昭和天皇在具体战争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天皇无责”论主张，昭和天皇既不掌握政治军事实态，也无指导军政的能力，未曾对政策、战略及作战产生实质影响。事实恰恰相反，昭和天皇作为大元帅，在多个关键节点介入战争决策：1933年热河作战期间，下令关东军不得越过长城，如不听从，将取消热河作战；1937年全面侵华初期，指示对华作战要迅速集中庞大兵力，对中国军队给予决定性打击；1938年张鼓峰事件中，强令陆军停止作战，并警告陆军“没有朕的命令，不能动一兵一卒”；1940年得知日军一度攻占却放弃的宜昌可作为对重庆空袭的中转基地后，命令陆军迅速重新占领该城；1942年亲自终止原定的重庆攻略计划，并三度督促陆军航空队支援瓜岛守军；1943年要求陆海两军在新几内亚地区发起新的攻势等。以上实例表明，昭和天皇不仅拥有战争决定权，还可更改或终止作战计划。不仅如此，在斥责田中义一首相导致内阁总辞职、“二二六事件”等事件中，昭和天皇亦发挥重大政治作用，对国家意志施加了实质性影响。

最后，就侵华战争的具体行动而言，昭和天皇在未发布宣战布告的情况下命令正规军入侵中国；在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公开承认伪满政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相关协定；其后积极参与对华“总体战”方案制定与实施，批准对中国战场的战略轰炸与毒气使用；为彻底压制华北、华东的抗战力量，默许甚至放任“屠杀”、“三光”等灭绝性作战，并亲收各线战况汇报。同时，昭和天皇屡屡凭主观意志提出脱离实际的战略目标，通过询问、催促、压制等方式强行介入作战指挥，并多次发布敕语鼓动前线“拼死”作战，推动对外侵略不断升级。以对国家战略决策的影响程度为衡量标准，昭和天皇无疑对发动和推进战争起到决定性作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论从宪法规定还是历史事实看，昭和天皇绝非傀儡，而是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统治者，理应对战争承担根本责任。战后美国包庇昭和天皇免受东京审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战争责任。正因其战争责任始终未被追究，才给战后日本通过“自辩”、“他辩”和“圣断论”篡改历史、操控集体记忆提供可乘之机。然而，法理依据与史实证据始终昭然于世，责任不会因逃避而消失，真相不会因歪曲而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