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奥斯威辛报告》全面揭露了发生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种族灭绝行为，引发犹太世界呼吁“轰炸奥斯威辛”的强烈诉求，但英美采取一以贯之的消极推诿态度，未将此事上升到战略决策高度。然而，战后两国却不遗余力地自我塑造为“犹太拯救者”，并将其作为建构国家记忆与国民认同、彰显价值观的核心素材。随着大屠杀研究兴起，英美的“人道主义神话”遭遇多方解构，其“旁观者”形象越发清晰。以“轰炸奥斯威辛”为视角，可以真实考察英美对待大屠杀的消极态度，及其“旁观者”形象背后的本位主义、利己主义特性。
关键词：奥斯威辛 纳粹大屠杀 种族灭绝 犹太人 二战
英国和美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主导了战后对德国的罪责审判，其自我塑造的“犹太拯救者”和“犹太解放者”形象被广泛渲染并获得普遍赞赏，成为建构英美国民文化和价值认同的重要政治资源。随着大屠杀研究在全球范围兴起，英美营造的“人道主义神话”开始遭遇多方解构，讨论的核心是，两国在拯救犹太人问题上是否可以做得更多，但没有去做？支持者和反对者展开激烈论战，使英美“拯救者”、“解放者”形象大打折扣，“旁观者”角色逐渐深入人心。
在二战叙事中，奥斯威辛（Auschwitz）集中营作为纳粹大屠杀的永恒符号，不仅是一种“政治事实”，还具有典型文化意蕴与历史内涵。1944年，5位奥斯威辛集中营出逃者写下《奥斯威辛报告》（Auschwitz Reports），让西方社会普遍获知发生在集中营的种族灭绝真相，犹太组织就此提出“轰炸奥斯威辛”以解救集中营囚犯的请求，但并未获得英美重视，成为评判两国对纳粹大屠杀态度的代表性事件之一。
二战后，国际学界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研究相当丰富，一是从施暴者视角探究集中营的建立、功能及其在种族灭绝链条中的作用；二是揭露与反思纳粹在集中营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三是出版大批幸存者作品，呈现其创伤记忆。20世纪60年代末，学界开始探讨英美与大屠杀的关系，多以难民政策、对犹太人的救援等为切入点。80年代后，大卫·怀曼、马丁·吉尔伯特等学者开始关注“轰炸奥斯威辛”事件，将其作为“英美救援犹太人不力”的典型案例。国内学界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研究主要从文学、传播学、历史学等角度展开，鲜少关注“轰炸奥斯威辛”计划。
整体而言，国内外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集中营的解放、战犯审判以及战争记忆构建等方面，“轰炸奥斯威辛”虽时常被论及，但系统研究仍显不足，尤其是很少将该事件置于宏观历史视野下，呈现其与英美的战时外交、难民政策，以及战后“拯救者”形象的自我塑造等一系列问题的内在关联。本文力图深入挖掘“轰炸奥斯威辛”计划从提出到流产的历史过程，并以此为切入口揭示英美在拯救犹太人问题上的消极推诿态度，梳理战后国际学界对英美“拯救者”角色的解构与批判，在长时段宏观视野下厘清英美对待犹太问题的利己思维与政治逻辑。
一、《奥斯威辛报告》的形成
波兰小镇奥斯维希姆（O?wi?cim）的历史可追溯至13世纪，犹太人大约自1457年起定居此地。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德军于9月占领该地并改名为“奥斯威辛”。此时该镇有1.4万名居民，其中犹太人约7000—8000人。1940—1944年，德国陆续在此建立3个营区，其中包含冶炼厂、橡胶厂等附属设施和39所劳动营。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德国集中营体系中规模最大，也最具代表性，据估计，二战期间至少有130万人被送往这里，其中110余万人死亡，绝大多数为犹太人。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管理特点是对内施行法西斯统治，对外严格封锁消息。但如此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员调动很难完全保密，英国早已通过各种途径初步掌握相关情况。从1940年开始，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通过游击队不断得到情报。1941年5月，波兰外交部在伦敦出版《德国占领下的波兰》（The German Occupation of Poland），其中提及“1940年11月底，有8000名波兰人被关在奥斯威辛，囚犯被区分为波兰政治犯、罪犯、神职人员与犹太人，最后一类绝大部分遭受迫害，几乎无一幸免”。还有一些相关信息于8月通过情报部门传递至英国外交部。1941年11月15日，在伦敦出版的《波兰双周评论》（Polish Fortnight Review）提及奥斯威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转运、奴役、精神摧残，以及“利用营地犯人建造合成燃料工厂”，但仍然“很难满足三个焚尸炉的需求”等信息。1942年7月，《波兰双周评论》又列举纳粹实施暴行的22个营地，其中包括奥斯威辛。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向议会宣读声明，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在此期间，波兰流亡政府向各盟国政府发出照会，公布德占波兰领土上发生的大规模灭绝犹太人事件，特别指出纳粹党卫队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宣称要在1942年底灭绝波兰50%的犹太人，并强调德国已在隔都（Ghetto）或集中营中运用新的系统化屠杀手段。
如果说1940—1943年的情报传递尚显零散的话，《奥斯威辛报告》则全面呈现德国在集中营进行的系统化种族灭绝行为。1943年底至1944年，5位出逃者将自己的经历写成《耶日·塔伯报告》（Report of Jerzy Tabeau）、《维尔巴—韦茨勒报告》（Report of Vrba-Wetzler）和《摩尔多维奇—罗辛报告》（Report of Mordwicz-Rosin），3份报告被统称为《奥斯威辛报告》。他们死里逃生，“挽救生命的强烈愿望和对自由、家庭、家乡的向往聚合在一起，形成支撑其行动的强大动力。除此以外，他们还有其他期待：获取自由去反抗可恨的纳粹体制，向世界揭露集中营的真相”。
《耶日·塔伯报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转运”开始，描述他进入集中营后经历的“净身”（交出所有首饰等贵重物品、去除身体上毛发）、获取号码、分配宿营、点名等细节；第二部分主要回忆强制劳动以及囚犯们被奴役的场景；第三部分记录对犹太人的种族区分、精神折磨与肉体摧残；第四部分聚焦灭绝营，尤其是第10营和11营之间的处决墙（Execution Wall）以及囚犯被集体屠杀的场景。报告还提及集中营门口“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的标语、“地狱音乐”、不同犯人的身份标识、党卫队的职责以及囚犯的绝望情绪等。
《维尔巴—韦茨勒报告》展现集中营的建筑布局、周边环境等整体情况，最难得的是附有整个营区主要建筑分布图和所在方位地形图。报告详细记载囚犯长期从事超强度劳动、忍饥挨饿、遭受毒打的情况：“200人的工作队中，每天都有30—35人死去。”特别是1942年7—8月斑疹伤寒流行期间，“有1.5—2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犹太人。女子营地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那里没有医疗设施……每周都要进行大规模‘挑选’，女孩们不得不赤身裸体地来到‘挑选委员会’面前……自杀事件频繁发生”。报告之所以记述得如此详细，得益于在毒气室工作的犹太人菲利普·缪勒（Filip Müller）：“我把焚尸炉和毒气室的平面图、党卫队成员执勤名单，以及囚犯被毒杀后运往第4、5号焚尸炉的运输批次记录等交给阿尔弗雷德·韦茨勒，还向他们描述整个灭绝过程的细节，以便他们向外界报告。”
《摩尔多维奇—罗辛报告》主要记录1944年初的情况，特别关注大批匈牙利犹太人的来源地、不同转运批次的人数及其在集中营的分布等内容，例如来自波兰、捷克等地的“雅利安人”，来自俄国的战俘，来自法国等地的政治家、记者、知识分子等，还有转运来的犹太妇女和儿童。报告特别揭露“奥斯威辛第10营”的人体医学试验，涉及大量犹太人以及吉卜赛女性（最初医学试验也选取男性样本，后来男女分开，以女性为主），该营区被党卫队及纳粹医生严格监控，其他犯人不得接近。
《奥斯威辛报告》全面展现集中营的地理坐标、内部结构、周边环境、建筑分布、营区功能和运作体系等各方面情况，尤其是毒气室和焚尸炉等设施以及多份人口灭绝统计记录。报告寄托着无数受害者期盼获救的强烈愿望，字里行间流露出向外界揭露罪行的紧迫之情。
二、“轰炸奥斯威辛”计划的提出
1944年初，德国在匈牙利配合下开始将大批犹太人转运至奥斯威辛，相关消息引起普遍关注。美国国务院于5月23日致电驻瑞士伯尔尼公使馆：“对发生在匈牙利的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相关报告严重关切……请尽快获取详细信息并通报调查结果。”由于纳粹的灭绝计划规模庞大，犹太代办处（The Jewish Agency）等犹太组织开展的营救活动收效甚微，采取何种方式解救在犹太人内部也有争论。但当《奥斯威辛报告》披露后，集中营里的惨烈情况让犹太精英达成共识：要尽快借助盟军力量制止杀人机器运转。
来自斯洛伐克的犹太教正统派拉比多夫·维斯曼德尔（Dov Weissmandel）较早提出“摧毁通往集中营的交通，以延缓犹太人死亡”的动议，请求轰炸运送匈牙利犹太人到奥斯威辛的科西策—普雷绍夫（Ko?ice-Pre?ov）铁路线，该提议通过瑞士中转后送到纽约犹太领袖手中。1944年5月16日，斯洛伐克犹太地下组织成员迈克尔·维斯曼德尔（Michael Weissmandel）与吉西·弗莱施南（Gisi Fleischnann）再次请求轰炸铁路线，以阻止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被运往奥斯威辛，该请求通过美国犹太宗教领袖和世界以色列组织（Agudas Israel World Organization）在伦敦与纽约传播。6月2日，犹太代办处救援委员会主席伊扎克·格鲁恩鲍姆（Yitzak Gruenbaum）向美国战时难民委员会（The War Refugee Board，简称WRB）提出类似请求，恳请将轰炸范围从铁路线延伸到死亡营中的毒气室和焚尸炉。此后不久，瑞士世界犹太人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代表罗斯韦尔·麦克莱兰（Roswell MacClelland）进一步建议对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焚尸炉、防护栏周围的岗哨、瞭望塔和工业设施等实施轰炸，路线、目标以及“死亡列车”时刻表等信息由捷克地下武装力量提供，以铁路沿线的主要设施尤其是桥梁为首要目标。6月18日，世界以色列组织负责人雅各布·罗森海姆分别致电美国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和战时难民委员会执行主任约翰·佩勒，建议研判从匈牙利到波兰的铁路交通，通过空中轰炸科西策—普雷绍夫铁路线，为拯救犹太人赢得宝贵时间，并强调“每一天的延误都意味着非常沉重的责任或生命危险”。佩勒随后将相关信息转告美国战争部部长助理约翰·麦克洛伊（John J. McCloy）。
与此同时，新闻媒体也开始关注奥斯威辛的相关情况。1944年3月，美国《每日电讯》《檀香山广告商报》等率先报道“超过50万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处死……由于毒气供应有限，有些人在还未死亡时就被扔进焚尸炉”，“从希腊、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和法国被带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17万犹太人，已被一个日均处理1万具尸体的‘死亡工厂’毒死”等信息。6月份开始，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等近百家主流媒体和地方报纸均开始密切关注，尽管内容比较零散且重复度较高，但集中营的主要情况都有涉及。消息很快传到纳粹德国安全部门，并以“死亡营”为标题编辑成册。就其内容来看，“外界很可能以为是恐怖宣传，其实仅仅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帝国保安总局非常愤怒，把小册子发给奥斯威辛长官办公室，责令其说明情况。他们急于知道到底泄露了多少秘密，怎么连第11营的事情都被波兰人知晓了”。
6月24日，佩勒回复罗森海姆：“战时难民委员会极为关切匈牙利境内犹太人的处境和该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我们正在采取一切可能措施处理这一情况。”6月29日，一份战时难民委员会内部文件强调，应通过轰炸集中营延缓德国的屠杀行为，并指出奥斯威辛集中营所在的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工业区距离德国重要工业集群卡托维兹（Katowice）仅14英里，可以在不偏离军事目标的情况下完成轰炸。关于轰炸可能造成的犹太人伤亡问题，该文件认为，“聚集在工业和铁路设施附近犹太人的悲惨命运不可避免……完全不必担心，因为任其存在比轰炸本身残酷得多”。
与此同时，犹太人积极在英国进行外交努力。1944年5月，匈牙利犹太领袖乔尔·布兰德（Joel Brand）带来一个惊人消息：纳粹屠犹计划主要策划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可能有意就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做暗中交易，如果犹太代办处能够认真考虑并给予答复，这些犹太人的处境可能发生转机。7月6日，英国犹太社团负责人哈伊姆·魏兹曼（Chaim Weizmann）和犹太代办处官员摩西·夏里特（Moshe Sharett）拜见艾登，告知布达佩斯的40万犹太人已被运往死亡营，布达佩斯及其周边还有30万犹太人可能一周内就要被转运。魏兹曼强调，德国愿意谈判的背后肯定有其他动机，也许只是为获取“赎身费”，但不排除可能释放一定数量的犹太人。魏兹曼向艾登提出6项请求，其中两项是：“第一，暗示德国，已有部分机构做好准备，愿意当面讨论营救犹太人问题；第二，希望美国战时难民委员会派出代表，与英国官员一起做好在伊斯坦布尔会见纳粹成员的准备，以寻求救援可能性。”此外，魏兹曼还希望盟国以及瑞士、瑞典、西班牙等中立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接纳犹太流亡者。与此同时，还要向匈牙利官员、铁路工人和普通民众发出严正警告，一旦参与围堵、驱逐和灭绝犹太人，都将被视为战争罪犯。艾登表示将慎重考虑该建议，已就轰炸集中营与空军部沟通，但必须获得苏联支持。7月7日，魏兹曼进一步建议出动皇家空军，强调轰炸不仅能推迟灭绝行为，“还将产生深远的道义影响，象征盟国对纳粹压迫受害者的行为发动了直接战争”，且还能证明“纳粹发言人一再散布的盟国默许纳粹分子肃清欧洲犹太人等言论纯属谣言”。捷克驻瑞士代表雅罗米尔·科佩基（Jaromir Kopecky）也给伦敦的捷克流亡政府发电报，希望促成轰炸集中营行动。
三、“轰炸奥斯威辛”计划流产
在《奥斯威辛报告》出现前，曾有希望通过军事行动解救集中营犹太人的建议，但并未引起英美重视。战时难民委员会成立后，在拯救犹太人问题上没有发挥多少作用，英国在1944年2月表示无意与该委员会合作，原因是不愿为拯救难民出动武装部队，美国随之表示，除非能同时打击敌方军事力量，否则不会考虑使用军事手段。7月5日，英国《阿格斯领袖日报》在《盟军胜利是犹太人的最大希望》一文中称，外交大臣当天在下议院表示，在对待犹太人问题上，英国已尽了最大努力，但收效甚微，结束悲剧的希望主要寄托于盟国迅速获取胜利。
艾登7月6日与魏兹曼会面后，随即向首相丘吉尔报告，内容包括魏兹曼传递的死亡营信息（艾登强调信息可能有夸张之处）、轰炸请求以及与匈牙利当局谈判的可能性等，并表明自己的赞同态度。7月7日，丘吉尔回复艾登：“在国会提出这些事情有理由吗？我与你的意见完全一致。你只管从空军那里调用资源，如需我的支持请告知。”这是战争期间盟国高层在奥斯威辛问题上最积极的表态。但令人遗憾的是，后续没有任何落实举措，丘吉尔和艾登的谈话不了了之。英国考虑到盟友苏联可能的反应，加之其自身也不愿背负更多难民包袱，最终拒绝与德国谈判。7月11日，一份内部讨论记录显示：英国仍将更多注意力集中在整体战事进展上，认为虽然轰炸集中营可能会延缓30多万犹太人的死亡并摧毁德国工厂，但不能从根本上拯救受害者。即使确定要进行轰炸，也要考虑其他方面因素，如针对德国的舆论战、坐实德国实施大屠杀的证据以及借此强化德国内部反对大屠杀的力量。7月13日，丘吉尔在写给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和第一代梅尔切特男爵阿尔弗雷德·蒙德（Alfred Mond, 1st Baron Melchett）的信件中表示，“在我看来，毫无疑问我们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严重和最可怕的罪行之一……我和我的同事已经并将继续对这一情形进行紧急考量，但正如外交大臣在7月5日下议院演讲中所言，盟军尽快获胜才是结束一切的主要希望”。7月中旬，空军部表态，英国擅长的夜间轰炸根本无法支持如此漫长的航程，强调美军有白天轰炸的技术能力，提出应由美国来完成，甚至还建议“美国人最好能在轰炸毒气室的同时空投一些武器，争取促成一次大规模越狱”。
随后一个多月，英国政府基本搁置关于此事的讨论，直到9月1日，外交部官员理查德·劳（Richard Law）正式通知魏兹曼，“7月6日您谈及德国在上西里西亚地区对犹太人犯下的暴行，并建议通过轰炸集中营及其铁路线来阻止大规模屠杀。艾登先生非常重视……经过空军参谋部极其认真的考量，我不得不抱歉地通知您，由于复杂的技术问题，该提议无法实施”。据魏兹曼后来回忆，他还提出过另一个大胆计划，即把数百名巴勒斯坦犹太人空降到匈牙利，帮助盟军阻止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但被英国以“考虑政治压力”为由拒绝。对此，美国学者亚瑟·莫尔斯无奈写道：“拒绝批准摧毁集中营或对匈牙利犹太人进行外部防卫，看起来注定了1944年5—7月被驱逐后仍滞留在布达佩斯的20万人的命运。”犹太代办处执行主席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也发出质问：“如果不是犹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英国人、美国人与俄国老弱妇孺，每天都在被折磨、被烧死，在毒气室里窒息而亡——你们会以同样方式泰然处之吗？”
美国的态度跟英国如出一辙，同样拒绝关于“轰炸奥斯威辛”的一切请求。1944年6月下旬，麦克洛伊将相关信息转给战争部民政部门处理，6月23日，民政部门负责人约翰·希德林（John Hilldring）拟定《旨在阻止驱逐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犹太人的空袭行动建议》备忘录，对轰炸持否定态度。6月26日，助理参谋长托马斯·汉迪（Thomas Handy）同样认为，“战争部完全理解提议该行动的人道主义意义……但对受害者最有效的救援就是尽早击败轴心国，我们必须为此投入所掌握的一切资源”。7月4日，麦克洛伊正式回复佩勒，拒绝轰炸匈牙利和波兰之间的铁路线，强调“所建议的空中行动行不通，它需要相当多的空中支援，这些力量对我们正在进行的决定性行动至关重要，而且轰炸效果充满不确定性，因此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7月24日，拯救欧洲犹太人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 to Save the Jewish People of Europe）执行副主席约翰·斯梅尔滕科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三点建议：轰炸通往波兰集中营的铁路和桥梁不仅可以阻止犹太人被屠杀，还对苏联盟友有利；被解救的犹太人可以补充地下抵抗组织的力量；应宣称对德国毒杀犹太人的行为采取对等报复，给德国人造成心理压力。
7月29日，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将捷克斯洛伐克国务委员会成员、犹太领袖欧内斯特·菲利舍尔（Ernest Frischer），写给世界犹太人大会营救部负责人列昂·库伯威茨基的信件转发给美国国务卿，提出轰炸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焚尸炉、毒气室和沿线铁路将避免德国“掩盖罪行”，具有“重要意义和军事价值”。8月8日，库伯威茨基将菲利舍尔的建议转达给约翰·佩勒，后者随即提交至美国战争部。8月14日，麦克洛伊再次回绝，“战时难民委员会已经联系战争部……此类行动需要相当多的空军力量改变航线才能完成，而这些空援对于其他地方参加决定性战役的军队必不可少；这种行动的效果令人怀疑，以至于不能成为我们动用人力物力的根据……即便它可行，也可能引起德国人更大的报复行动。战争部充分意识到提出此行动建议的人道主义动机，但由于上述原因，至少在目前情况下，该行动不能实施”。8月30日，库伯威茨基致信麦克洛伊，迫切表示即使暂时无法实施空中轰炸，也应尽快组织盟军伞兵或波兰地下组织采取营救措施，延缓种族灭绝进程。9月29日，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向美国政府汇报与相关方的会谈情况：波兰方面和犹太救援组织的情报证实，德国的灭绝活动正在加剧，他们希望战时难民委员会与战争部再次探讨轰炸方案，同时还提供更详细的地图，尤其提及德军营房与囚犯住处的距离足够实施精准轰炸。佩勒10月3日将电报内容转给麦克洛伊，但10月5日战争部一份备忘录再次强调，“不建议对此采取任何行动……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多次提出……轰炸应该属于苏联军队的行动责任范围”。
随着战争局势复杂化，德国的迫害行为更加疯狂。佩勒11月8日又给麦克洛伊发去一封言辞激烈的信件，“强烈建议认真考虑轰炸摧毁集中营的可能性”，并特别强调轰炸奥斯威辛附属工业设施在军事层面的效用。11月14日，战争部备忘录详细记录了对轰炸方案的分析，依旧老调重弹，“目前欧洲战争正处于关键阶段，我们的战略空军正尽最大努力忙于摧毁工业目标，我们不能转移注意力……该计划的可行性非常值得怀疑，从军事角度不可接受”。备忘录进一步强调，即使同意采取军事行动，但摧毁集中营所需的轰炸机都已部署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飞到奥斯威辛超出其最大航程。随后麦克洛伊回信佩勒：“以英国为基地的重型轰炸机才能执行轰炸任务，这是跨越敌占区长达2000英里的充满危险的往返飞行。目前，这些轰炸机都已投入到其他行动中，无法完成这一任务。”
客观而论，1944年英美确实被诺曼底登陆牵扯大部分精力，将确保整体战争胜利作为首要战略目标无可厚非，也不排除轰炸奥斯威辛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难度。但问题的关键是：对于这样一个完全存在现实可行性的计划，两国根本无意认真对待。《奥斯威辛报告》在1944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但直到年中才被翻译为英文提交给英美高层，如此关键的内容却未被列入“优先级情报”。奥斯威辛集中营所在的上西里西亚工业区和周边的法本集团（I.G. Farben AG）工业设施群一直是盟军重点关注对象，美军第15航空队对该地区进行过上千次轰炸，早已掌握相关建筑的具体坐标、设施分布等信息。1944年8月25日，在执行对周边化工厂的轰炸任务时，还意外获得集中营航拍照片。但盟军从未将这些情报与“轰炸奥斯威辛”建立联系，对集中营在结构设计、材料构成、基础设施布局等方面的情报验证、侦查和可行性分析，都没有上升到战略决策高度。可见，两国官僚体系在情报筛选、传递和交叉比对方面存在明显选择性，对“工业化屠杀”认知严重不足，甚至有意弱化或忽略相关情况。
实际上，两国秉持消极态度并非一时之举，而是受20世纪以后移民政策和国内外局势长期形塑，具有深刻历史背景。就美国而言，《1924年移民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已完全背离移民国家宗旨，加之随后而来的大萧条，促使自由派、保守派、工会及商界领袖结成联盟，反对任何扩大移民配额的做法。1930年，胡佛总统颁布行政令，要求严格执行移民审查制度，任何“有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移民一律拒发签证。1936年，虽然罗斯福总统放宽对难民的签证限制，但在落实中大打折扣，1939年“圣路易斯号”难民船事件就是典型例证。战争期间，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传统及战争激起的排外情绪，形成不愿介入犹太难民事务的强大势力，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甚嚣尘上，并一直延续到战后。在麦卡锡时代，美国军方对犹太人的极度厌恶和偏见更加凸显。美国政府的一贯态度是不过多介入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问题及欧洲事务，认为盟国胜利就是对犹太人最有效的营救。
英国也不例外，自1905年起就通过一系列法案限制移民进入。到二战爆发前，英国“对外国人的严格控制成为一种固定规则”。整个20世纪30年代国际格局复杂多变，遍布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动摇了英国统治根基，大国势力的组合与博弈深刻制约欧洲地缘环境，英国对本土安全深感焦虑。二战爆发后，由于担心德国间谍渗透，英国强烈反对改变难民政策的法律文本和政策框架，并把移民限制延伸到委任统治下的巴勒斯坦。《1939年英国白皮书》开始严格限制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
整个二战期间，英美就犹太难民问题进行过多次磋商，主导召开了两次难民会议。1938年7月埃维昂（évian-les-Bains）会议上，美国承认难民问题的严重性，但拒绝增加犹太人入境名额，对德国的移民配额仅为27370人。英国则强调，“许多海外领土已人满为患，或不适合欧洲人定居。还有部分领土的政治条件不利于大规模移民”。会议最终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国家愿意接受更多犹太难民。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V?lkischer Beobachter）在难民会议之后发布头条新闻，标题是“没人想要他们”，副标题是“埃维昂会议毫无成果的争论”，甚至连希特勒都以此嘲笑民主国家的伪善行为。尽管埃维昂会议决定成立“政府间难民委员会”，强调要与国联及其他国际组织保持合作，但该委员会并未获得成员国授权，也没有任何资金支持，形同虚设。英国甚至于1939年9月宣布不能“以任何方式协助敌方国民外流，也不能接纳来自战争爆发后德国控制领土上的人，即便他们后来进入过中立国或友方领土”，同时拒绝“与德国就难民问题进行任何谈判”。1943年4月百慕大会议（The Bermuda Conference）力推由中立国家接受更多难民，美国重申自己无法“为难民提供跨大西洋的船舶空间”，还反对英国提出在北非安置难民的提议。英国方面，艾登也强调如果要协助难民离开欧洲，即使全世界的交通工具加起来都不够用。犹太人代表呼吁英国改变巴勒斯坦政策，希望美国给予难民更大配额比例，但并未引起会议关注。会议结果再次令世界大失所望，5月4日《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内容，主题是“对于纳粹死亡陷阱中的500万犹太人来说，百慕大是一个残忍的嘲弄”。
显而易见，“轰炸奥斯威辛”完全是可为但不愿为之之事，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英美的一贯态度。在对待大屠杀的态度上，一向标榜代表西方民主的英美两国，其本位主义、利己主义考量远远超过人道主义情怀。
四、英美“拯救者”角色的塑造与解构
当盟国军队解放集中营后，呈现给世人的是远超想象的地狱场景。1945年11月20日，英美主导的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多名奥斯威辛高级官员受审；1963—1965年，又集中审判中下层管理人员，共有673人被控犯有战争罪，对奥斯威辛的实地考察使审判在司法与政治层面均掀起高潮。这场审判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寻求以刑法手段严厉惩处谋杀行为”，也“成为开启关于大屠杀的政治与社会讨论的决定性推动力”。随着罪犯相继落网，奥斯威辛罪行在英美公共领域引发巨大波澜，一系列文化产品通过书刊、电影、博物馆、纪念馆、课程教学、年度纪念活动等媒介传播。1978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推出的系列纪录片《大屠杀》产生轰动效应。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奥斯威辛集中营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83年，英国犹太人代表委员会出资在伦敦海德公园建起英国第一座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其意义“不仅是对过去悲剧的铭记，更是对未来的警告，对摧毁犹太社区的极端分子发出警告”。1993年，欧洲议会通过《关于欧洲和国际（社会）保护纳粹集中营历史遗迹的决议》。同年，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大获成功，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在华盛顿正式落成。大屠杀、集中营等元素逐渐成为世界记忆。在此过程中，英美主导的官方叙事极力夸大自己在战争中对犹太人的救助，自我塑造为犹太人的“解放者”、“拯救者”，以此满足彰显价值观与建构政治文化的现实需要，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政治逻辑。
首先，“拯救者”角色契合英美建构国家记忆与国民认同的时代需求。奥斯威辛是种族灭绝事件最具代表性的时代隐喻，因而被内化为英美国家历史叙事的一部分。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主格调就是宣传“解放者”角色，把“一个族群社团（犹太人）的失亲之痛与片面记忆，应用于美国最基本的价值观”，强调逃离“旧大陆”的犹太人如何在自由的“新大陆”“存续生命之链”，借此释放强烈政治信息。当参观者体验完炼狱般的“疯狂世界”走出展览馆后，映入眼帘的是实现美国理想的纪念碑，“美丽美国”（America, the Beautiful）的政治信念得以完美诠释。对英国而言，“从多方面来看，大屠杀似乎是一个遥远的事件，然而，英国人确实有相当充分的理由认为大屠杀是其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因为盟国打败法西斯，在西线解放集中营，对战犯进行审判，坐实“最后灭绝”证据，并向世人公布纳粹罪行。因此，“将犹太人从大屠杀中拯救出来”应该成为英国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记忆“并非根植于单一的政治或地理空间，它形成于全球与地域的互动中，成为普世‘道德政治义务’的焦点”。
其次，“拯救者”角色被英美定格为彰显价值观的绝佳案例。出于战后领导世界的现实需求与特殊心态，英美急于从战争经历中建构以“和平自由”为内涵的社会规范，而“拯救者”形象恰恰是在犹太和美国（英国）双重认同中塑造的。通过“忆恶颂善”宣扬“优越论”，由此“塑造了20世纪中期一代精英对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看法，也成为确认‘异己’国家的棱镜，助推了民主—专制（极权）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范式的形成”。集中营恶行是纳粹种族主义极端化表现，成为此种对立话语体系的绝佳注脚。与此同时，英美犹太知识分子群体也顺应冷战思维，着力批判纳粹意识形态，渲染西方的自由、民主与人权，引起广泛社会影响。
最后，“拯救者”角色建构契合犹太人的精神回归潮流。战争结束后，英美犹太人对大屠杀的反思从未停止：在同胞受难之时我们做了什么？犹太组织做了什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大屠杀幸存者埃利·威塞尔写道，“刽子手正在屠杀……奥斯威辛的工厂正在全速运转，而在另一边，犹太社会和智识生活仍欣欣向荣。犹太领袖……虔诚地流下一两滴眼泪后就继续生活……一如往常”。“受害者”、“拯救者”话语体系营造的“受害者文化”（Victim Culture），很容易成为战后犹太族群认同的共同基础，从而产生“我们是一体”（We Are One）的归属感，“创伤性叙事”和“拯救者叙事”与官方的“自省性道德叙事”不谋而合，有利于形成主流社会与少数族群的“共同体意识”。
然而，随着大屠杀研究持续深入，人们开始反思：如果英美真如自我宣扬的那样伟大，他们始终为解放犹太人而竭力付出，那么一个小小的奥斯威辛集中营何以湮灭超过100万的冤魂？英美对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到底知悉多少？英美对大屠杀的真实态度到底是什么？越来越多的学者带着不同立场与情绪参与讨论。当英美已充分了解集中营情况时，他们“是否能够、是否应该运用空军力量摧毁奥斯威辛的毒气室、焚尸炉以及保障其供给的铁路网，成为大屠杀最让人好奇，甚至最扑朔迷离的遗留问题”。大屠杀幸存者鲁宾·安斯泰因（Reuben Ainsztein）指出：“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因素，同仍旧活跃的孤立主义势力结成联盟，直至1943年这种力量依然强大，足以成为罗斯福及其国务院不把拯救犹太人作为美国战争目标之一的理由。”随后，一批质疑英美的著作陆续问世，英美“拯救者”、“解放者”形象遭受巨大挑战和根本性解构，“旁观者”形象反而越来越得到证实。美国著名犹太史专家大卫·怀曼1978年发表的《为什么奥斯威辛没有被轰炸》一文被广泛关注，他在回应关于“轰炸奥斯威辛没有意义”这一观点时，着力强调1944年春天轰炸奥斯威辛的战略意义与可行性。1984年，他在《抛弃犹太人：美国与大屠杀（1941—1945）》一书中进一步完善对“美国不作为”观点的史料分析。
英国学者和纪录片导演劳伦斯·里斯认为，“关于轰炸奥斯威辛问题的讨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是因为它背后隐含着一个更宏大、更深刻的追问：拯救犹太人的努力是不是不够”？“轰炸问题已远超事实层面的辩论，成为一种象征——它意味着盟军本可以阻止更多犹太人被杀害，却选择不这样做。”整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英美在奥斯威辛问题上进行道德谴责在欧美学术界占据上风。越来越多的人认清极具讽刺性的现实：可以肯定，到1944年英美已非常了解奥斯威辛的各种情况，但对解救其中受害者并不特别感兴趣。以威塞尔为代表的一批幸存者反复表达失望情绪，“受害者们天真地以为，所谓的文明世界对他们的困境一无所知……如果罗斯福知道就好了，如果丘吉尔知道就好了……一旦他们知道，情况就会立即改变……但他们错了，证据确凿，无可辩驳。人们知道——而保持沉默，人们知道——而毫无行动……当盟军领袖收到请求轰炸通向比克瑙的铁路时，他们一致断然拒绝”。以色列大屠杀研究专家耶胡达·鲍尔也强调：“解放集中营的美国官兵目睹的惨状给他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当认识到自由世界在阻止大屠杀方面作为甚少时，他们充满强烈的震惊和内疚。”批评者中还有一些更为激进的学者，把英美描述成纳粹的“帮凶”或“共犯”。美国历史学家蒙蒂·彭科维尔指出：“基督教和西方人文主义逃避了拯救无辜人民的道德责任，其中包括150万名丧生的儿童，并通过他们的沉默成为集体屠杀的帮凶，让铁丝网与骨灰的恐怖世界无所拘束地蔓延肆虐。”大屠杀幸存者威廉·珀尔更为尖锐地抨击导致大屠杀发生的原因，“是许多国家蓄意的行为，让数百万人在敌对的欧洲被囚禁和屠杀。这些蓄意的行为最终证明是出自个别国家内部或国家间的共谋”。学者把英美当作“帮凶”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严苛的移民政策；二是听任纳粹势力对本土及其占领区犹太人的迫害；三是拒绝轰炸奥斯威辛。
结 语
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很难描述奥斯威辛和其他死亡集中营对欧洲人智力与想象所造成的冲击”。在纷繁复杂的战争场景中，“轰炸奥斯威辛”只是“想象中的事件”和“未曾发生的历史”。然而，它之所以在跨越世纪的变迁中不断被重复解读，背后隐含的是人们对历史的情感化注入。用魏兹曼的话来说：“当未来历史学家汇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惨记载时，会发现两件事情难以置信：一是罪行本身，二是世界对这一罪行的反应……文明世界面对这场有计划的大屠杀无动于衷”。英美口头上都积极表态要拯救犹太人，但在行动上不顾多方外交斡旋，把拯救生命变成政治问题，所谓“时机不成熟”、“技术不支撑”、“效果不可期”等都是推托之词，而推诿是其一贯消极态度的再现。“一架轰炸机的通过便可以使这个死亡工厂停止工作，实际上盟国曾轰炸过几英里外的战略目标。如果当时下过一道命令，轰炸机驾驶员手中的舵杆轻轻一动，便会停止这场屠杀。然而，这样的命令却从没有被下过。”“盟国虽然知道这些信息，却并没有为此做任何事情。欧洲的犹太人是注定要死的。”
犹太人问题从来不是英美对德战争的核心话题，也极少被视为能够左右战局的重要因素，因此英美面对大屠杀说得多、做得少，不愿为拯救犹太人消耗过多战争资源，也极力避免人道救援的政治负担，“旁观者”角色已成为不争事实。更为讽刺的是，在战争结束后，曾经的“旁观者”却“华丽变身”，通过一系列“在二战中竭力救助犹太人”的话语建构，成功占据道德制高点，以“解放者”、“拯救者”角色演绎出“令人舒适的灾难叙事”，为西方“人道主义神话”制造舆论，以此修复被战争撕裂的国家认同，诠释“英国价值”、“美国信条”的“普世性”，服务其道德政治与人权外交。纳粹大屠杀成为英美满足自我粉饰、美化“民主生活”的反例，利用“解放者”角色对西方价值观的过分标榜与宣扬，不仅虚伪，更是滥用大屠杀的一种表现，严重伤害大屠杀幸存者的感情，从而引起诸多批评。
劳伦斯·里斯在反思大屠杀时提出“累积式激进”（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的观点，认为除政治、经济、文化等传统根源外，种族灭绝是纳粹德国官僚体系内部在应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时，由各级人员盲目迎合取悦上司、无视底线、层层加码的结果。按照“恶意叠加”的逻辑，人们面对灾难的沉默态度与消极反应，也成为这种“累积式激进”的外在推力。在屠杀犹太人问题上，“旁观者”行为造成的后果已远超道德范畴。因为从纳粹发迹到世界大战，从绥靖政策到难民会议，其释放的信号不仅仅是旁观与冷漠，更是默认与纵容，此态度实际上跟杀戮者一样，都是在“累积罪恶”。也正因如此，纳粹高层、媒体，包括希特勒在多种场合幸灾乐祸地表示：英美并不希望解决犹太人问题。
英美一些政要在不同场合表达对当时无所作为的遗憾。美国总统吉米·卡特1979年表示，“600万人死去……世界默立一旁，这种道德沦丧的严重程度至今仍让人头皮发麻”。另一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1993年承认，“所做的确实太少了……自由的大门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关闭……通往集中营的铁路线距离重要军事目标仅几英里，却没有受到干扰”。英国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Jeremy Hunt）2019年也公开对二战期间遣返来自纳粹德国占领区的欧洲难民表达歉意。
以奥斯威辛集中营为象征的大屠杀，挑战了人类的道德底线，“犹太人是种族灭绝的具体受害者，但其启示是普遍的，因为没有人知道谁将会成为下一个犹太人”。奥斯威辛作为典型的创伤性记忆遗产，在塑造“自省性道德叙事”与“创伤性共同体”方面发挥了独特功能与作用。“解放者”与“旁观者”的双重定位呈现出不同记忆主体在价值取向与叙事模式上的差异化表达，不仅代表纳粹德国难以消解的战争罪责及犹太民族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拷问着英美两国的记忆政治。这种“悖论性角色”恰恰说明，在二战结束80年后的今天，探究真实的奥斯威辛，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作者李晔梦，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