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确二战史观秉持历史客观性、主体性、系统性原则，全面展现二战真实面貌、强调人民主体地位、构建反法西斯战争整体叙事，既是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修正主义的理论武器，也是维护中俄国际地位、壮大和平力量、夯实国际秩序根基、防范法西斯主义复活的理论基石。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有助于匡正二战历史认知、捍卫二战历史尊严，汲取二战经验教训、凝聚正确历史共识，拓展二战胜利成果、落实全球治理倡议。为了更好地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应该积极构建以史实为根基的完整权威的二战历史叙事体系，拓展以对话为桥梁的多元包容的国际史观交流平台，探索以创新为驱动的信息数字化历史传播新范式。
关键词：正确二战史观 人民主体地位 历史虚无主义 新型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最终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的胜利，构建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使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80年后，部分国家为转移本国经济复苏乏力、社会治理失衡、政治体制失序的矛盾，将二战历史叙事作为其实现霸权主义的政治工具，不断歪曲、掩盖与篡改奠定国际新秩序的二战历史。面对人类要“和平还是战争、对话还是对抗、共赢还是零和的抉择”，习近平总书记立足现实、以史为鉴，在多个场合提出并阐释了正确二战史观的重大命题。2024年5月16日，中俄在联合声明中决定“共同弘扬正确的二战史观”。2025年5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俄罗斯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再次强调“要坚持正确二战史观”。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期间，又多次呼吁国际社会“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强调铭记二战历史事实、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倡导并引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科学内涵：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大历史观的整体性认知
正确二战史观遵循客观性、主体性、系统性等历史唯物主义原则，通过呈现二战真实历史、构建二战整体叙事、强调人民主体地位，有力批驳了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西方中心主义片面叙事、历史虚无主义颠覆叙事、历史修正主义歪曲叙事等错误二战史观，成为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法理根基、防止法西斯主义与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壮大人类和平事业与正义力量的强大理论武器。
（一）正确二战史观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自觉
正确二战史观从历史唯物主义与大历史观的理论逻辑出发，以历史客观性原则为认识论基础，通过还原反法西斯战争的本来面貌，确证二战历史事实的不可辩驳性；以历史主体性原则为价值论根基，充分肯定世界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牺牲、伟大贡献、伟大胜利；以历史系统性原则为方法论框架，在5000年文明史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叙事中，把握各国抗战的有机联系，考察二战胜利的枢纽意义，形成了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张力的认知范式和实践方法。
正确二战史观以历史客观性原则为认识论基础，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科学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正确二战史观坚持“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等历史客观性原则，是对当今变乱交织、纷争不断、波诡云谲的国际局势的积极回应，旨在引导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二战历史、科学把握二战本质、深刻汲取历史教训，坚决批判任何出于政治目的和一国私利，歪曲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践踏历史尊严的行径，使“一切歪曲二战历史真相、否定二战胜利成果、抹黑中苏历史功绩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正确二战史观以历史主体性原则为价值论根基，凸显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阶级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反复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正确二战史观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历史主体性原则，阐明了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主体地位。其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前赴后继、勠力同心，付出3500多万人牺牲的代价取得的；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是苏联人民生死与共、万众一心，付出2700多万人的牺牲换来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是50多个国家的人民视死如归、不计代价，付出巨大牺牲赢得的。
正确二战史观以历史系统性原则为方法论框架，彰显了用全局性视野审视历史的理论底色。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人们也总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则强调，“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正确二战史观坚决驳斥历史虚无主义用局部、片面、个别史实掩盖、歪曲、篡改历史真相，坚决捍卫“中国、苏联分别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和欧洲主战场，是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主义的中流砥柱”的历史事实；坚定维护二战胜利塑造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二）正确二战史观是对错误二战史观的理论批判
在部分国家的长期政治操弄下，“西方中心说”“忽视中国说”“二战六年论”“日本受害论”等错误二战史观不时沉渣泛起，主要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正确二战史观针对错误二战史观旨在造成认知混乱、破坏国际秩序、制造摩擦纷争的霸权逻辑，以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集体贡献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叙事，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颠覆叙事，以世界反法西斯历史的真实图景批判历史修正主义的歪曲叙事。
正确二战史观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片面二战史观的理论批判。“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说”等错误二战史观固守西方中心主义，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作为二战叙事的重点，轻视乃至忽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面对外国学界无视、贬低甚至否认中国抗战历史地位与贡献的状况，正确二战史观坚持二战集体叙事，以驼峰航线、美国志愿航空队、苏联援华航空队等世界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案例，以及德国及其盟国775%以上的军事力量消耗在苏德战场、中国人民歼灭的150余万日军约占其死伤总人数70%等历史事实，有力地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片面放大西方贡献、营造西方主导世界的叙事逻辑。
正确二战史观是对历史虚无主义颠覆二战叙事的理论批判。从历史虚无主义叙事逻辑出发的错误二战史观，无视史实甚至伪造二战史料，以主观臆断代替客观分析，用个别细节否定二战整体历史，鼓吹“二战是大国利益之争”“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等谬论，是对二战历史进程客观性、整体性及二战胜利正义性、人民性的全面否定。正确二战史观坚持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战后既定的历史结论为理论依据，有力回击了历史虚无主义试图动摇国际秩序正义根基、否定战后历史合法性、延续西方国家全球霸权的叙事逻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的：“在事实和公理面前，一切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的言行都是徒劳的。”
正确二战史观是对历史修正主义歪曲二战叙事的理论批判。历史修正主义打着“学术研究”和“重新诠释”的幌子，通过对二战过程及其历史事件的断章取义、歪曲解读，炮制淡化、否定甚至美化侵略行为的“新观点”“新结论”。作为这种错误二战史观的典型代表，“日本受害论”强调日本是唯一核武器受害者，使得“在日本，原子弹爆炸一直称为‘被爆’，但对‘被’的悲情诠释远超过了对因何而‘被’的思考”；“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更是极尽歪曲史实、颠倒黑白、否定罪行之能事。正确二战史观通过还原法西斯主义的侵略事实、坚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立场，实证了“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掩盖，历史真相不容歪曲”，有力地回击了历史修正主义解构二战历史、消解侵略罪责的叙事逻辑。
（三）正确二战史观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理论基石
“80年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保护主义阴霾不散，新威胁新挑战有增无减，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错误二战史观无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历史必然逻辑，妄图通过否定中苏二战贡献、冲击战后国际秩序、扶植霸权主义帮凶，为个别国家继续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服务。正确二战史观通过昭示法西斯国家侵略史实、夯实中苏二战历史贡献、阐明二战成果法理依据，成为壮大世界和平力量、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理论支撑。
正确二战史观是维护中俄国际地位、壮大世界和平力量的重要理论支撑。二战结束后，中俄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赞扬。然而，错误二战史观基于压缩中俄发展空间、削弱中俄国际地位的目的，散布“中国共产党游而不击”等谬论，妄图动摇党的历史根基，销蚀党执政的合法性；炮制“中苏贡献虚无论”，妄图否定中俄两国发展道路的合法性，削弱两国在当今国际格局中的建设性地位。正确二战史观通过论证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苏两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扭转战局的关键性作用，强调中俄国际影响力与发展合理性，是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历史延续的必然结果。
正确二战史观是捍卫联合国权威、筑牢国际秩序根基的关键理论依托。“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让各国人民痛定思痛，建立了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机制的全球治理框架。虽然这个框架并不完美，却是人类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为过去几十年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错误二战史观出于意识形态偏见与地缘政治私利，不断挑战联合国权威、破坏国际体系稳定、践踏国际法尊严，人为制造地区纷争与国际争端。正确二战史观坚持联合国作为二战胜利最重要成果之一，是现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石，是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人权事业进步的具有中心协调作用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合法性不容置疑，联合国的国际地位不可替代。
正确二战史观是昭示二战性质、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有力理论武器。错误二战史观基于部分西方国家挤压中俄发展空间、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需要，无视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侵略性质与反人类本质，为欧洲“新纳粹主义”和“日本右翼势力”抬头提供舆论支持。正确二战史观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淡化侵略本质、美化殖民掠夺、放纵军国主义。正如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对任何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意义及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民在击败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中所起作用、为纳粹主义和种族优越论思想翻案、为种族灭绝及其他针对平民的罪行开脱、宣扬极端激进思想等企图，我们予以坚决谴责。我们强调，反人类罪行将永远不会被忘记。”
二、价值意蕴：凝聚公平、正义、和平、共赢的普遍性共识
正确二战史观贯通历史与现实、融通过去与未来，以历史真实筑起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集体记忆，引导各国人民充分汲取二战教训，遵循“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的历史规律，为落实全球四大倡议、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起反对战争、珍爱和平，好战必亡、正义必胜，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历史共识。
（一）正确二战史观有助于匡正二战历史认知、捍卫二战历史尊严
面对部分国家为继续维持霸权霸道霸凌地位，竭力歪曲二战历史、美化侵略性质、掩盖屠杀罪行、淡化胜利成果、否定战后秩序的无耻行径，习近平总书记坚决捍卫历史尊严，强调“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提出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系统剖析二战爆发根源、全面阐释二战历史进程、深刻揭示二战历史作用，从而匡正全世界人民“对战争性质的判断、对战争进程的认识、对反法西斯阵营各国贡献的评价、对战争深刻影响的分析”等历史认知。
正确二战史观通过对二战爆发根源的系统剖析，强化了全世界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历史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根源上来说是由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周期性经济危机与掠夺性转移危机造成的，是法西斯政权扩张性本质与制度性暴力的必然结果。正确二战史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通过系统剖析导致二战爆发的持续经济危机、政治极端主义与殖民霸权扩张等复合动因，将法西斯主义的反人类本质、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转化为捍卫和平与正义的集体历史记忆，从而筑牢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根基。
正确二战史观通过对二战历史过程的全面阐释，完善了全世界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整体性的历史认知。列宁深刻指出：“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面对战后基于部分国家政治利益建构的片面二战叙事，正确二战史观以全球史观为方法论工具，时间上以九一八事变与日本无条件投降为二战起止点，空间上统筹欧洲、亚洲、非洲、太平洋等各战场的战略联动性，系统构建起从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持久抗争、到苏联卫国战争关键转折、再到英美等国协同作战的整体性认知框架，引导全世界人民深刻认识二战是在共同反侵略目标下形成的命运共同体，二战胜利是全人类共同捍卫和平、正义与文明的必然结果，从而纠正错误二战史观对二战历史的片面解读，筑起防范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维护全球和平稳定的思想基石。
正确二战史观通过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深刻剖析，深化了全世界人民对反法西斯战争价值性的历史认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先辈以远见卓识，建立了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寄托人类新愿景，开启合作新时代。”80年来，联合国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引导各国团结合作、塑造国际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正确二战史观以历史事实为方法论依据，通过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深度解构，将反法西斯战争的价值性认知从军事胜利的表层维度推向人类文明存续的深层逻辑，揭示了战后国际秩序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用数千万生命换来的文明共识，终结了近代以来殖民扩张的霸权逻辑，划定了现代国际关系的伦理边界，并以制度形式固化了和平与发展的价值底线，是值得全人类共同守护的历史遗产与精神坐标。
（二）正确二战史观有助于汲取二战经验教训、凝聚正确历史共识
“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旨在通过对法西斯主义侵略罪行的共同批判，引导世界各国深刻汲取二战历史教训，达成反对战争、珍爱和平，好战必亡、正义必胜，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普遍共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共同引以为戒。传承历史，不是为了纠结过去，而是要开创未来，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正确二战史观通过还原法西斯主义的侵略罪行，引导世界各国筑牢“反对战争、珍爱和平”的历史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那场战争的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军队和民众伤亡超过1亿人，其中中国伤亡人数超过3500万，苏联死亡人数超过2700万。绝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是我们对当年为维护人类自由、正义、和平而牺牲的英灵、对惨遭屠杀的无辜亡灵的最好纪念。”正确二战史观通过系统呈现法西斯主义的种族灭绝政策和军事扩张逻辑，将侵略罪行的反人类本质具象化为可感知的历史创伤，让全世界人民清晰感受战争对生命和文明的毁灭性破坏，以及当今“世界仍很不太平，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悬在人类头上”的残酷现实，从而将个体对和平的强烈渴望汇聚成跨越国界的集体共情，形成抵御战争风险、守护人类安全的思想屏障。
正确二战史观通过叙述法西斯主义的灭亡过程，引导世界各国达成“好战必亡、正义必胜”的历史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正义、光明、进步必将战胜邪恶、黑暗、反动。”正确二战史观通过呈现法西斯主义在军事溃败、经济崩解与国际孤立中的覆灭轨迹，实证性揭示了“好战者必被战争反噬”的历史逻辑，从而将“好战必亡、正义必胜”从抽象口号转化为历史共识，成为各国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世界公平正义的思想基础。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的那样：“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
正确二战史观通过揭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原因，引导世界各国达成“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的历史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一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取得的”。深刻总结二战初期英美等国推行绥靖政策助长法西斯扩张野心、丧失遏制法西斯力量战略主动权的惨痛教训，世界各国在共同生存威胁面前放下分歧，建立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汇聚成相互支撑、彼此策应、深度协同的“整体合力”，最终实现了反法西斯斗争力量的最大化。正确二战史观通过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整合多国战略资源的集体胜利叙事，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从历史经验升华为普遍共识，使世界各国认知到化解冲突必须依赖平等对话而非零和博弈，从而为当前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镜鉴和治理智慧。
（三）正确二战史观有助于拓展二战胜利成果、落实全球治理倡议
二战胜利价值的具象化成果，是建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使反法西斯精神成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内核。面对质疑二战胜利成果、否定战后国际秩序的国际逆流，世界正义力量应共同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捍卫和拓展二战胜利成果，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落到实处。
揭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失灵根源，理解全球治理倡议的历史必然。“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以帝国主义强权政治为核心、以殖民霸权为逻辑建立的治理体系，其本质是战胜国对世界秩序的重新瓜分，最终因内在的不平等性和不稳定性走向崩溃。正确二战史观通过揭示这一体系霸权、排他、零和博弈的致命缺陷，揭露了部分国家屡屡违反联合国宪章、抵制安理会决议、大兴单边主义等行径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严重威胁，引导国际社会深刻理解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的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捍卫当前国际体系的基础上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继续解决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提供机制方案”，反映了世界各国对国际公平正义新秩序的共同需求。
阐释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的治理逻辑，领会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要义。作为二战集体安全经验的制度化结晶，《联合国宪章》的治理逻辑正是源于对二战悲剧的反思，本质是对侵略行为的彻底否定和对和平秩序的坚定维护。正确二战史观坚决维护战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系统阐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强调全球治理的根基在于反对霸权主义、尊重各国主权、践行多边主义，引领国际社会深刻领会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理念的全球治理倡议，“不是要对现有的体制机制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要对现行的体制机制进行调整改革、创新完善”，致力于破解全球发展失衡、集体安全困境等世界性难题，大力倡导通过对话协作和集体力量应对共同挑战，巩固各国人民全球治理参与者和受益者的地位，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解码中国参与全球性治理的历史贡献，凝聚全球治理倡议的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大国更应该有大的样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产品，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巨大牺牲赢得了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为战后国际体系与秩序构建注入了中国智慧和正义力量。正确二战史观通过回顾中国在《联合国家宣言》签署、东方战场牵制与贡献、旧金山和约博弈等事件中的战略选择，揭示了中国以主权平等遏制殖民霸权的长期治理逻辑。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展现了中国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勇担大义、笃行大道，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让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造福全人类”的大国担当，为凝聚全球治理倡议的内生动力提供了理念引领和价值共识。
三、弘扬路径：实现体系化叙事、平台化交流、数字化传播
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就是要将尊重历史事实作为根本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塑造并传播关于二战的完整集体记忆，以史为鉴、共创未来。为此，应积极构建以史实为根基的完整权威的二战历史叙事体系，拓展以对话为桥梁的多元包容的国际史观交流平台，探索以创新为驱动的信息数字化历史传播新范式。
（一）以史实为根基，构建完整权威的正确二战史观叙事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应立足马克思主义历史思辨方法，坚持“历史正义的内核就是正确的历史事实与历史叙事”，健全二战史料搜集整理及甄别考证机制，善于通过建构认识与叙事架构提高历史解析与批判能力，掌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原则与方法，从而构建以史实为根基的完整权威的二战历史叙事体系。
坚持“以史为证”，使二战历史叙事更为可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必须坚持正确历史观、加强规划和力量整合、加强史料收集和整理、加强舆论宣传工作，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为此，需依托官方档案、军事文献、亲历证词等第一手资料，结合文物遗迹、影像记录、私人日记、往来信件等实物证据，建立起多元互证的二战核心史料支撑体系；需恪守史学研究的严谨性、警惕主观解读的片面性，通过跨国家、跨群体的史料协同考证机制，实现对二战史料辨析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坚决反对政治篡改、歪曲历史的虚无主义倾向；需坚持实证原则与历史批判的辩证统一，以史料的真实性、叙事的客观性和视角的包容性超越民族史观局限，确保二战历史叙事永远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
坚持“范式科学”，使二战历史叙事更为可靠。以史实为根基构建完整权威的二战历史叙事体系，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继承传统史学的通史精神，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有机结合；以史为鉴、经世致用回答大变局下的时代之问与历史之问”，建构兼具科学性与包容性、融通历史性与现实性的二战历史研究范式。为此，应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单一视角局限，整合不同参战国、不同群体的多元史料，通过关于二战的专题史、区域史、国别史等具体研究，形成破解碎片化、选择性解读的全球性叙事；应融合历史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跨学科方法，以史料考证的严谨性确保史实准确，以多学科交叉视角深化对战争成因、进程及影响的立体解读，以逻辑严密、内容全面、方法科学的研究范式形成更为可靠的二战历史叙事框架。
坚持“话语创新”，使二战历史叙事更为可用。专业史学界关于二战史实的考辨、二战进程的描绘、历史规律的提炼，是构建正确二战史观的认知基础，但塑造正确二战史观不仅需要深化专业研究，更需要夯实全民认知基础、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为此，应在坚守史实客观性的基础上，跳出传统宏大历史叙事的单一视角，融入平民记忆、个体命运等微观历史元素，把二战历史从抽象的事件罗列转变为可感知的人性故事，增强当代受众对二战的生存体验与情感共鸣；着力推动适配数字时代的叙事话语创新，借助纪录片、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交互式数字展览等喜闻乐见的传播载体，结合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安全保障、人权状况、文明互鉴等现实议题，建构更具当代价值的二战历史叙事话语，形成更具吸引力和战斗力的二战历史传播内容。
（二）以对话为桥梁，构建多元包容的正确二战史观交流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由于西方长期掌握着‘文化霸权’、进行宣传鼓动，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存在太多被扭曲的解释、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实。”为打破西方国家对正确二战史观的扭曲、屏蔽、颠倒、抹黑，冲破历史虚无主义及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话语封锁，我们应主动利用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发声平台、以世界史学会为代表的全球性学术交流平台、以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为代表的社会团体，构建政治引领、学术支撑、民间参与的正确二战史观交流体系。
主动利用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国际性政治组织，提高正确二战史观的政治引领力。要利用联合国大会等国际交流平台，持续巩固“二战历史不可亵渎、二战成果不容置疑、中苏功绩不可磨灭”的政治共识；继续推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设世界记忆工程，在《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基础上，增加更多能够反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程的真实史料；继续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和通过反历史虚无主义国际公约，保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集体历史记忆。同时，依托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扩大叙事辐射范围，构建全球、区域联动的历史话语网络。比如，可以利用二战胜利重要历史节点，适时将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共识融入政治议程和全球治理，不断增强世界各国对正确二战史观的认知度与认同度。
充分利用相关政治类、历史类全球性学术平台，增强正确二战史观的学术公信力。彰显二战历史叙事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应充分利用全球相关学术组织的中立性与权威性，推动设置以正确二战史观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论坛、跨国协作平台及联合研究项目，构建可溯源、可互证、可共享的开放式二战电子数据库，逐步将中国对二战历史的系统研究与正义立场融入全球学术对话体系；继续鼓励中国学者在国际顶级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研究成果，积极推动各国进行二战历史研究与合作，让正确二战史观在与各类历史叙事的平等交流中，逐步成为全球学术界的主流共识和对话基础。
积极利用具有国际交流功能的社会性民间团体，增强正确二战史观的社会认同力。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重视公共外交，广泛参加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立体的中国、全面的中国。”社会性民间团体具有贴近民众、形式灵活的优势，可以借助自身的国际网络组织二战历史主题的跨国民间对话、线上线下纪念、青年研学交流等活动，推动各国民众分享本土二战记忆、互鉴历史认知，从而在民间层面搭建起理解与共识的桥梁，逐步消解错误二战史观的影响。比如，“日本铭心会”等和平团体持续数十年收集侵华老兵证言、“美国飞虎队友好协会”老兵后代自发整理援华档案，以非官方“背书”的真实性消解了民众的政治化质疑，有效增强了正确二战史观的国际传播力与民间认同度。
（三）以创新为驱动，构建数字时代正确二战史观传播体系
随着“互联网日益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坚持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必须紧密结合数字时代的传播特点，全面准确地剖析错误二战史观网络传播新样态，通过搭建多平台联动的新媒体传播矩阵，以及虚拟仿真、现实加强等数字技术的沉浸式体验，强化正确二战史观在算法推荐中的内容表达，以技术赋能与形式创新突破传统传播载体的功能局限、增强年轻群体的历史感知，从而在虚拟空间构筑起正确二战史观集体记忆的铜墙铁壁。
坚持对症下药，解析错误二战史观数字传播新样态。随着数码虚拟时空日益成为人类历史文化的主要载体和社会生活交往的主要平台，错误二战史观也呈现出碎片化、隐蔽化、社交化的数字传播新样态。比如，错误二战史观借助深度伪造技术，将歪曲内容拆解为猎奇故事、争议话题等碎片化信息进行隐蔽渗透，实际上是历史虚无主义利用智能生成内容技术，遮蔽政治立场，批量化生产“虚无”信息；再如，错误二战史观借助沉浸式体验和圈层化传播，将错误观点融入虚拟社群、游戏模组、网络漫画等娱乐化内容以扩大影响，本质是西方中心主义利用算法推荐把受众束缚于信息茧房的惯用伎俩。而要突破信息茧房和算法丛林，构建正确二战史观数字化传播体系，需精准剖析错误二战史观的传播新逻辑与载体新特征，从而实现对错误二战史观的纠偏，维护历史真相。
解决本领恐慌，强化正确二战史观数字传播能力。提升正确二战史观的数字传播能力，核心在于构建适应数字生态的内容生产与传播体系，关键在于“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真正成为运用现代传媒新手段新方法的行家里手”。在研究范式上，应熟练掌握、充分利用数字史料整合技术，主动突破传统学术表达的传播局限，实现学术成果的可视化、故事化、互动化表达，从而将严谨的二战史实转化为适配数字载体的鲜活内容，让数字化时代的受众在沉浸式教育中主动接受；在传播渠道上，应跳出单一的传统史料陈列模式，主动布局短视频、社交平台、知识社区等年轻用户的聚集地，持续提升传播团队的算法推荐应用、传播受众分析、网络舆情研判、错误观点批驳、法律手段运用等能力，从而精准打破错误二战史观的信息茧房，有效增强正确二战史观的传播力和渗透力。
强化主流传播，彰显正确二战史观国际话语力量。强化正确二战史观的主流传播，必须“优化战略布局，集中优势资源，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充分利用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将正确二战史观嵌入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为此，应统筹海内外新闻资源与线上线下传播渠道，坚持自主发声与“借船出海”相结合，主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设置议题，通过刊发中外专家言论、社论评论等阐明中国抗战贡献；应借助海外媒体朋友圈优势推动多语种稿件在海外主要媒体刊发，利用一切与反法西斯战争相关的历史节点，讲好中国抗战故事，传播好中国价值立场，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治理方案；应主动构建多元立体的国际传播矩阵，加强与海外媒体的专题合作，打造正确二战史观爆款产品，持续强化正确二战史观的国际话语力量。
马福运，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波，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6年第1期
项目：本文得到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项目（教社科司函〔2021〕-201）、河南省“中原文化名家”项目（豫组通〔2021〕-44）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