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以东北地区从“边缘”向“枢纽”的历史性转型为脉络,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精神,融合东北全面振兴与东北亚区域合作两大时代命题,聚焦基础设施、跨境合作与人文交流等关键维度,深入剖析东北作为区域合作“试验场”的角色,彰显“中国式”治理体系在区域安全与协同发展中的独特优势。东北地区的实践揭示了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边疆区域通过制度创新破解发展困局的可能性,以及在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安全与发展、传统与现代的深层互动,为理解地缘敏感区域的合作路径提供了多重启示。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朝鲜族跨国人口流动新发展与中朝边境非传统安全研究”(18BMZ100)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周边命运共同体/ 东北/ 东北亚/ 枢纽化/
作者简介:李梅花,教授,延边大学社会学系;张敏,博士研究生,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延吉 133002)。
原文出处:《世界民族》(京)2025年第6期 第1-12页
当前,世界各国深度交融,人类社会已然成为休戚与共的有机整体,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法孤立地实现持久繁荣。然而,全球化浪潮在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复合型挑战:核武威胁的阴影未散,人口激增与粮食供需失衡相互交织,资源紧张引发的竞争加剧,族群矛盾与地区性冲突此起彼伏。这些问题,不再是单个国家和地区的“家务事”,而是形成相互传导的系统性风险,考验着全人类的协作应对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①在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语境下,零和思维与单边行动只会加剧危机,唯有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新范式,才能引导人类文明度过这场“大转型”。中国立足于这一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深入思考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未来发展的前途命运,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
在这一倡议的实践版图中,周边地区作为国家对外交往的第一道“接口”,承载着经济合作与安全协调的双重功能,尤其是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毗邻的边疆或边境地区,更是中国推动周边区域合作的重要前沿,它们既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屏障”,也是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桥梁”,堪称“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②,其治理效能直接关乎周边关系稳定,对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具有独特作用。③东北地区作为中国面向东北亚的陆路门户,拥有漫长边境线和多个国家级口岸,与东北亚各国在能源、贸易、文化等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在深化区域合作、衔接双循环中,战略价值独特。但与其他地区相比,该地区在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存在明显发展落差。④东南亚已形成“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3年提出),中亚于2023年升级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南亚也提出了“中巴发展共同体”,而东北亚区域合作仍停留在“合作伙伴关系”的浅层阶段,命运共同体建设层次较低。⑤这种落差既凸显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也揭示了探讨东北地区与东北亚地区发展合作困境的迫切性。2025年4月8—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我国周边工作的成就和经验,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周边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这为东北地区参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指引和战略方向。如何立足于东北地区的地缘禀赋与发展实际,破解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深层梗阻,推动其从“合作边缘”向“枢纽节点”转型,进而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可持续的实践路径,这是本文着力阐释的核心议题。
一、东北:作为一种现象的发展困境
2015年,《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赋予东北三省在周边合作中的战略支点地位,提出“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龙江、吉林、辽宁与俄远东地区陆海联运合作,推进构建北京—莫斯科欧亚高速运输走廊,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⑥。作为中国参与东北亚合作的核心枢纽,东北地区兼具滨海、边疆、枢纽、末梢等多重属性⑦,但其发展始终受“东北现象”⑧困扰:因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等因素的叠加,这里一直存在着“工业生产步履维艰”⑨“农业经济效益提高不大”⑩等问题,经济发展屡振不兴(11)。
这种发展困境的形成,与东北特殊的工业化历程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通过“一五”计划(在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54个布局在东北),快速崛起为“共和国工业引擎”,并在三线建设时期承担了“战略输血”功能,(12)为国家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这种历史定位也埋下隐患:计划经济烙印深厚,东北是第一个进入,且最后一个退出计划经济的地区。产业结构偏重资源型初级产品,与东北亚邻国形成“能源输入—商品输出”的深度依赖格局,从而面临产业替代和选择的战略抉择。(13)作为中国对接俄蒙能源的前沿,黑龙江省2023年进口能源产品达1619.9亿元,占全省进口总值的73%(14),其中,自俄进口煤炭占比长期超60%(15);而东北地区的机电产品、日用百货,又经满洲里、绥芬河等陆路口岸,流向俄罗斯,形成“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循环。理论上,东北与东北亚国家这种依存关系的正向逻辑,是相互激活、资源互补,进而形成理想的经济共生体。但事实上,这种“依存”成为多重枷锁,最终导致“负向循环”,使得东北地区形成资源型经济惯性,陷入“过境经济”的陷阱。例如,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经东三省、京津冀、环渤海南下,抵达上海,这虽提升了全国保供能力(16),却未带动本地能源、化工产业升级;而东北地区输出的机电产品、日用百货仍以中低端为主,与日、韩高端制造相比形成竞争劣势,最终导致长期存在区域贸易逆差,陷入“资源换商品”的低附加值循环。
另外,东北地区的要素流动失衡,整体人口流失较大。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东北三省人口同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减少1101万人(17),而这与东北亚各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配形成鲜明对比。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劳动力短缺问题进一步加剧,能源行业作为远东经济支柱,其用工压力尤为突出(18);在蒙古国,青年失业率达13.8%(19),这一比例可以说在东亚地区位居前列,且60%的失业青年拥有高等教育背景。这种互补性本应形成跨境劳动力流动网络,却因合作机制缺失未能转化为发展动能。与此同时,朝核问题等安全议题、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滞后,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矛盾。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停滞,导致东北难以承接日韩产业转移;图们江区域合作因朝俄政策协调问题进展缓慢。这种“安全-经济”的双重屏障,使东北三省在全国开放格局中逐渐趋于边缘化。在2021—2024年间,东北三省进出口额分别仅占全国的2.87%、2.88%、2.95%、2.85%(20),这与其区位优势严重不符,进一步凸显出产业结构单一、高附加值产品不足、以依赖资源型产品为主的突出问题。
上述内部结构性矛盾与外部开放动能匮乏的叠加效应,并非东北地区的孤立困局,从更深层次来看,其本质是东北亚区域整体发展过程中结构性张力的具体体现。东北地区的边缘化与战略作用受限,既是自身转型滞后的结果,也与东北亚区域在共同体构建进程中存在的“孤岛”状态密切相关。
二、东北亚:共同体时代的“孤岛”
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和区域性并未被消解,反而通过经济、文化、政治等多维度互动不断强化,区域已然成为当代世界政治的关键单元,世界正呈现出“区域的世界”(21)特征。在此潮流中,欧盟(EU)、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区域共同体,应运而生。与之相比,东北亚地区却成为区域性经济文化共同体时代的“孤岛”。虽具备地理邻近、经济互补、文化渊源深厚等构成紧密共同体的优越条件,却受制于历史遗留问题、安全困境及认同差异,长期被视为“冲突的摇篮”(22),而非沟通各方的门户。(23)
(一)周边国家的区域合作认知与政策实践差异
东北亚各国对“命运共同体”的认知差异及其通过具体政策实践形成的复杂互动格局,直接影响了区域整合进程。俄罗斯将远东开发战略与区域合作紧密绑定,视中蒙俄经济走廊为激活远东经济的关键抓手。在2015—2016年,中俄两国就打造两条国际交通走廊签署了备忘录,但因俄方对中方参与港口运营有所顾虑,不得不延期履行协议,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2013年8月,珲春—卡梅绍瓦亚铁路虽然开通运营,但货运量很少,2015年进出口货物总量仅100万吨;2018年1—5月,也只有136.8万吨。(24)这种兼具积极支持和谨慎管控的态度,反映出俄既希望借助中国资本与市场激活远东,又担忧其地缘经济主导权流失的矛盾心态。
朝鲜对罗先经贸区的定位,清晰地指向“有限开放”,其核心诉求包括:通过中朝劳动力合作,解决园区建设用工缺口;通过推动罗津港与中国珲春的铁路无缝对接,以打通出海口。在2024年8月开通的“东北亚长旅号”观光班列中,3号线专营珲春—俄罗斯哈桑—朝鲜豆满江—罗津港的铁路联运,强化了三国铁路对接。(25)不过,受国际制裁与内部管控影响,中朝物流通道利用率严重不足,双方合作项目常常因政策波动而中断。
韩国的“新北方政策”经历了从“战略对接”到“务实合作”的调整。文在寅政府时期,提出了与“一带一路”对接的“九桥战略”项目,其中涉及东北亚区域合作建设。相对而言,尹锡悦政府更侧重于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具体领域。然而,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的“友岸外包”要求,迫使韩国企业在技术合作中设置“安全壁垒”,从而导致近期中韩相关领域的合资项目纷纷推迟、告吹、暂停。(26)
日本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将东北亚合作纳入对华遏制框架。这种战略选择,源于其长期将美国奉为重要盟友,自二战结束后便构建起来的、以日美同盟为核心的军事政治体系。冷战时期,该同盟战略的矛头直指苏联。冷战落幕后,尽管全球诸多联盟纷纷瓦解,但日美同盟却持续强化。1996年台海危机后,在日美同盟的战略视野中,中国逐渐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尽管日美在经贸、外交等领域存在分歧和摩擦,但是,日本基于自身地缘政治考虑,始终将区域内的安全挑战视为主要威胁,因此,即便与美国有矛盾,依然视其为不可或缺的盟友。这使得日本在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中,极力要把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地区外国家拉进来(27),这反映出其作为“美西方阵营坚定分子”的国家定位和利益选择,最终导致在中短期内,中日两国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仍面临难以跨越的鸿沟。(28)
蒙古国则将“草原之路”倡议与中国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并在能源合作领域取得了突破。在2016年、2017年、2018年,蒙古国煤炭出口总量分别为2571.39万吨、3299.09万吨、3575.82万吨,其中出口到中国的为2539.73万吨、3240.95万吨、3549.55万吨,占比分别为98.77%、98.24%、99.27%。(29)但是,蒙古国内对“资源依赖中国”的担忧引发政策反复。2024年一度暂停对华焦煤出口谈判,2025年4月,蒙古国政府突然宣布对煤炭出口实施新政策,不仅大幅提高出口关税,还设定了严格的出口配额制,这种政策不确定性反映出其经济考量和政治因素的艰难平衡。
(二)安全困境与机制缺失的双重制约
东北亚的“孤岛”状态,本质上是安全困境和合作机制缺位的叠加产物。该区域作为冷战遗产最集中的地带,不仅有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美日韩同盟的强化,还有朝鲜的核威慑,这些都导致恶性循环。自朝鲜半岛分裂以来,韩国出于应对朝鲜军事压力的现实需求,与美国建立起军事同盟关系。在这一联盟框架下,美国不仅在韩国长期驻军,还持续强化军事部署和战略协作。这种联盟体系不仅加剧了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紧张对立,也在东北亚地区形成了鲜明的阵营对峙格局,严重制约了区域内国家间的合作与互信。
2023年6月,美韩正式启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乙支自由之盾”联合军事演习。在军演期间,美韩双方通过贸易协议降低了关税壁垒,韩国的半导体、汽车等核心产业得以保住美国市场,但韩国需承担35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承诺,直接导致韩国对华投资比例下降,尤其是在半导体领域,而且这也将改变全球供应链布局。美韩技术同盟的强化,不仅加剧了东亚产业链的“区块化”趋势,也有可能引发日本对美投资策略的调整,从而形成新的技术壁垒联盟。与此同时,随着朝鲜试射导弹与核试验的升级,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的范围也逐渐扩大至具体的生活领域。考虑到此前在东北三省与朝鲜对外贸易关系中,煤炭、水产品和劳动力的进口占很大比重,国际社会对朝鲜制裁的加深,无疑将对东北三省与朝鲜的对外贸易带来巨大负面影响。
中日韩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更具复杂性。2022年12月,日本通过内阁会议修订了《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日本的安全政策转向,不仅加剧了东北亚合作的复杂性,也将导致三国政治互信赤字加大,影响合作项目落地。2022年3月,美国提出建立“芯片四方联盟”,其成员为在半导体领域竞争力较强的美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日本,以及中国台湾有关方面对参与这一联盟十分积极,但韩国官方一直未使用“芯片四方联盟”的措辞,而是以“半导体供应链合作对话”等进行表述,试图竭力打消中国的疑虑。(30)
此外,在东北亚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多元差异,也使得各国在价值理念和发展道路上存在显著分歧。如领土(海)争端持续发酵,成为中日、日韩关系的敏感症结;慰安妇等“历史问题”至今没有解决,造成区域相关国家间彼此认同程度较低。(31)所有这些问题相互纠缠,不断加剧着区域矛盾,成为阻碍东北亚实现持久和平与深度合作的巨大障碍。近年来,美国持续推动对华战略竞争,且日本和韩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配合,在此背景下,东北亚安全合作更是陷入停滞,地区安全困境愈发凸显。(32)
2024年5月,第九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举行标志着三国合作机制全面重启,这是在地区安全形势更趋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三国向国际社会发出的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追求发展繁荣的积极信号。不过,随着美国政府的更迭,东北亚格局正在酝酿新的变化,未来走向存在多种可能。这种“不确定性”(33)极强的地缘政治态势,不仅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而且也会通过区域局势的传导效应,直接冲击中国东北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破解东北亚“孤岛”困局,需要构建“小切口、大协同”的合作路径,激活要素流动,释放互补势能。
三、枢纽化:东北地区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东北的发展困境,始终牵动社会各界的目光。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形成了强大的政策合力。2003年,《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开启了东北振兴的序幕;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2014年《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持续加码;2021年《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创新性纳入“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标志着东北振兴与区域协同发展实现深度融合。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东北是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在我国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34)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进一步强调,需立足东北亚区域一体化格局,谋划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东北地区在基础设施、跨境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正在逐步实现从地理末梢到东北亚要素循环枢纽的转型。
(一)基础设施联通:东北亚区域合作的破局之路
在东北亚地缘政治与经济发展交织的复杂格局中,基础设施领域以其强关联性、高渗透性成为撬动区域合作的关键支点。尽管自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边疆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但是,资金渠道单一、联运体系不畅、数字基建薄弱等因素,仍然制约着要素流动,尤其是吉林、黑龙江两省,因缺乏出海口,内陆运输成本比沿海地区高,严重制约了大宗商品贸易的竞争力。为此,国家与东北地方政府应着力推进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覆盖中、朝、韩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立体化交通网络,以期为区域互联互通注入新动能。
首先,需要升级基础设施,打通跨境物流“硬联通”。以吉林省为例,其边境城市珲春市凭借中俄朝交界的独特区位(距日本海仅15公里,与俄罗斯扎鲁比诺港相距约60公里),成为破局关键。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吉林省与俄罗斯苏玛集团合作建设扎鲁比诺万能自由港,开通了珲春-扎鲁比诺港铁海联运通道及跨境集装箱班轮,有效降低了东北地区货物运输的成本。随后,中俄共建的“滨海1号”和“滨海2号”国际交通走廊,进一步拓展了斯拉维扬卡港、波斯耶特港等“借港资源”。这些战略布局不仅填补了吉林海运的空白,更是重塑了东北亚的区域物流格局。目前,珲春开通了国内独家菜鸟对俄大包专线业务,成为对俄菜鸟国际认证节点城市。此外,这里还开通了东北首条跨境电商包裹国际公路运输(TIR)业务,将珲春至莫斯科的物流运输时间缩短至3—4天,实现了珲春—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莫斯科的“直通车”。(35)
其次,需以基础设施叠加跨境合作,进一步激活贸易能级。仍以吉林珲春为例,这座边境城市通过“借港出海”战略,正在整合俄罗斯扎鲁比诺港、朝鲜罗津港等资源,以期构建“陆上通关、海上运输”的立体通道。同时,依托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2019年12月国务院批复成立),珲春吸引了160多家电商、物流、外贸企业入驻,跨境电商贸易额由2018年的4300万元快速增长至2023年的50.8亿元(36),增长逾百倍。2023年,珲春对俄跨境电商货运量,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深圳,成为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发展的新高地,正逐步实现从传统边贸通道向数字贸易枢纽的转型升级。
最后,若能将基础设施与周边传播叠加,以交通干线、通信网络为传播载体,打造区域文化走廊,可实现人员物资流动和区域形象传播的有机统一。为此,可以考虑一方面在“长春—汉堡”中欧班列(2017年10月13日开通)增设“东北亚文化专列”,以朝鲜族鹤舞、俄罗斯套娃等特色文化元素装饰车厢,内设移动展厅,展示中国东北剪纸、韩国韩纸工艺、蒙古毡帐模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在沿线主要站点举办“班列开放日”活动,邀请当地民众体验东北亚文化,推动沉浸式跨文化传播;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中俄边境(绥芬河)打造5G智慧口岸,利用AI翻译技术,实时播报口岸通关信息或东北亚经贸资讯,并通过中俄双语短视频平台,进一步扩大传播。同时,可为边贸商户提供直播带货培训,在推广商品的同时,展示二人转、大秧歌等民俗文化,从而实现通信设施、信息服务、商业传播的协同发展。
(二)跨境合作创新:东北亚区域发展的机制耦合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东北地区跨境合作已突破传统边贸模式,正在形成政策赋能—平台承载—产业联动的立体化格局。在商务部等17部门2023年印发的《关于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边(跨)境经济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明确将边(跨)境经济合作区定位为“我国深化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37),为东北跨境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
在东北地区跨境合作实践中,中朝跨境经济合作具有显著的带动和辐射效应。2000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珲春出口加工区(现为珲春综合保税区),是国务院首批设立的全国15个出口加工区试点之一,也是全国14个沿边开放城市中唯一获批的一家,这为珲春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与此同时,中朝合作开发罗先经济贸易区也在规划,且有序推进。2010年,中朝就共同开发和共同管理朝鲜罗先经济贸易区达成共识,不仅签署了相关协议,还形成了《中朝合作开发罗先经济贸易区和黄金坪、威化岛经济区2011—2015年及2025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目前,中朝双方共同构成的罗先经贸区管委会在旅游、物流等领域的合作正逐步推进。接下来,若能将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升级为自由贸易区,依托上述《纲要》,建立珲春出口加工区与罗津物流园的协同,试行“两国一检”的通关模式,并配套跨境物流补贴政策,整合边境贸易、能源输送等优势资源,重点发展现代服务业,这里将有望成为东北亚多边经济合作的核心承载区。另外,当前东北的装备制造能力,与俄罗斯的能源资源、韩国的技术优势正产生协同效应;若能推进长春与韩国的现代汽车共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园,借助RCEP关税优惠政策,经珲春向俄罗斯出口变速箱、车联网设备等产品,就可以形成“研发在韩国、制造在东北、销售在欧亚”的完整产业链闭环。这种跨境合作,并非只是简单的要素堆砌,而是需要通过协同创新,实现价值跃升。
此外,跨境经济合作也可以与人文交流深度融合,推动人文要素流动,形成经济互惠—文化互鉴—认同互建的良性循环。具体在实践中,可在跨境产业合作区叠加语言服务功能:一方面,通过在跨境产业合作区叠加语言服务功能,如在珲春中俄互市贸易区建设俄语人才实训基地,联合高校培养双语人才,举办诸如俄罗斯企业家论坛等产学研圆桌会议,邀请俄国商会、贸易机构代表参会,以商业网络促进文化交流,从而实现产业园区、语言教育、民间外交等多功能的叠加;另一方面,在边民互市贸易中融入非遗经济,如在中朝互市贸易交易场地开设“东北亚非遗集市”,支持俄罗斯族毛皮工艺、朝鲜族辣白菜制作、蒙古族银饰加工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场展示与教学,游客可参与体验,并通过跨境电商平台购买;也可通过TikTok等平台进行跨境直播推广,实现边贸通道、文化体验、特色消费等融合发展,同步向周边国家传播多元文化。
(三)人文交流叠加:东北亚区域发展的新生态
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曾指出,东南亚海外华人社会网络在区域经济整合中发挥着核心枢纽作用,(38)不仅维系着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往来,更成为其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经济活力的关键支撑。反观东北亚,尽管地缘相近、文化相通,但历史纠葛、政治分歧等因素,导致“人的网络”缺失,造成东北亚在推进区域合作时面临信任壁垒、信息阻隔等多重障碍。因此,深化人文交流已成为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路径。(39)
首先,将人文交流与周边传播有机融合,以文化符号为内核,通过多元传播载体提升区域影响力。具体可从以下路径推进:一是文化IP跨境传播矩阵的深度融合,整合中国东北“冰雪文化”(如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俄罗斯“谢肉节”、韩国“平昌冬奥会遗产”等特色资源,打造“东北亚冰雪文化IP”;联合CGTN俄语频道、韩国KBS、俄罗斯第一频道等主流媒体,制作纪录片《冰与火的边境》,以国际化叙事展现区域文化共性;同步运用VR技术开发虚拟冰雪博物馆,在Meta等全球数字平台开设跨境体验专区,实现文化内容、多语种媒体、数字技术的立体化传播,突破地域与媒介壁垒,增强东北亚文化的国际辨识度;二是以教育合作驱动青年传播网络的构建,推动东北地区高校与日、韩、俄、蒙开展“东北亚青年leadership计划”,设立联合培养项目,鼓励学生在跨国校区流动与学习。同时,可发起“我的家乡Vlog大赛”,引导青年通过YouTube、TikTok等社交媒体平台,以真实视角分享本国风土人情。如此,不仅可以促进跨境学术交流,更可以培育出具有国际视野、知华友华的新生代群体,为区域合作注入人文活力。
其次,将人文交流与跨境旅游叠加融合,为东北亚区域合作开辟新维度。跨境旅游,不仅能够激活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创造直接经济效益,更是推动多边合作的重要纽带。从1987年我国在东北率先试点边境旅游,到2021年《“十四五”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打造边境旅游试验区,再到2023年《东北地区旅游业发展规划》中进一步锚定2035年建成跨区域旅游一体化典范的目标,国家层面越来越重视旅游在外交与区域发展中的战略价值,这也为东北地区发展跨境旅游指明了方向。为此,东北地区应在线路创新、服务升级和文化融合方面下功夫,设计差异化主题线,打造特色跨境旅游品牌。如中俄冰雪生态线聚焦林海雪原与俄式风情,中蒙草原线展现游牧文化与生态奇观,中朝边境线融合红色历史与自然景观,实现东北亚多国联游海陆空立体联动;同时,还需创新签证与通关便利化机制,开发冰雪民俗体验、非遗手作研学等特色产品,将人文活动转化为经济增长点。这种“跨境文旅+”的模式不仅能够创造直接经济效益,更将成为增进民间互信的重要纽带,推动区域从经济合作迈向更深层次的人文共同体建设。
四、共轭性均衡:东北地区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进程的保障机制
若要理解东北地区在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还需从更深层次的互动逻辑入手,而共轭性均衡正是这种逻辑的核心体现,它并非单一维度的孤立推进,而是通过不同关键领域的相互赋能、协同联动,形成可持续的保障机制。这种均衡,既体现在硬实力层面的安全与发展相互支撑,也蕴含在软实力维度的文化与对话彼此滋养,二者共同构成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驱动力。
(一)安全与发展:区域稳定与经济跃升的双向赋能
从国家战略层面审视,东北亚区域战略的核心目标,在于推动东北地区深度融入区域合作体系,构建与国内发达地区相均衡的经济格局,从而提升我国在东北亚乃至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当然,美国的战略干预、朝鲜半岛的不确定性以及日本的右翼倾向,严重威胁着我国在东北亚的安全利益与发展空间,这就要求东北地区的发展应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谋划。为此,应在东北和东北亚的战略布局中统筹安全与发展两大维度,探索实现区域利益最大化的实践路径,推动形成安全互信、发展协同的区域合作新格局。
在区域安全层面,东北地处中、俄、美、日等大国力量交汇点,既是中国面向东北亚的开放前沿,也是连接内外的地理枢纽,其稳定态势直接关乎国家安全大局。在这里,跨境犯罪、领土争端、生态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朝核问题、领土争议、大国博弈等传统安全隐患,相互交织,构成了东北亚地区复杂的安全格局。在此背景下,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破解安全困局的必然选择。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已经通过联合反恐演习、边境疫情联防联控等务实合作——如2017年中蒙俄三国首次三方联合演习以应对边境地区国际恐怖分子渗透;2024年4—5月中蒙陆军聚焦打击非法武装团体进行联合训练;2024年黑龙江省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建立口岸跨境传染病联防联控机制,构建了多层次、立体化的安全防护体系。这种基于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安全机制创新,打破了传统的零和博弈思维,正在推动区域安全治理从单边防御向协同共治转型。
在经济发展层面,东北地区正在通过深化区域开放寻求转型突破。面对俄、蒙丰富的能源资源,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日韩领先的技术和资金,东北地区应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主动对接俄罗斯的远东开发计划和蒙古国的资源合作项目,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图们江区域合作等重点工程为抓手,将“地缘末梢”转化为“开放前沿”。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成为这一进程的重要载体。其中,哈尔滨片区聚焦打造对俄及东北亚全面合作承载高地,黑河片区着力建设跨境产业集聚区,绥芬河片区重点构建商品进出口储运加工集散中心,三大片区凭借差异化定位,共同形成协同开放的发展格局。(40)这一格局不仅为要素跨境流动与优化配置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空间载体,更在实践中通过对内赋能产业升级,对外链接东北亚合作的双向作用,既推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又促进东北亚各国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最终达成东北全面振兴与区域共富的双重目标。
在安全与发展的共轭实践中,“有节制的开放”模式,是平衡二者关系的关键路径,也是中国特色治理体系向边疆地区的延伸。点—线—面一体化管理与数字化治理模式,恰好为这一模式的落地提供了稳定保障。以绥芬河口岸的通关实践为例,其通过引入智能卡口,构建中俄车辆联检快放新模式等措施提升效率,将信息采集备案时间从30分钟缩短至2分钟,车辆查验通关时间从10分钟压缩至30秒,整体通关时间更是从半天缩短至半小时。(41)这种效率提升的背后,正是制度创新对“有节制的开放”的支撑。再看黑龙江自贸试验区推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既严格限制高污染项目进入,守住生态安全底线;又为跨境电商、金融服务等新兴业态开辟发展空间,(42)精准体现了“有节制的开放”在“控风险”与“促发展”之间的平衡智慧。中俄边境构建的“数字围栏”体系同样具有典型性。多地运用无人机巡逻、卫星监测等数字化手段,形成刚柔并济的治理格局,既强化了边境安全管控,又保障了跨境经贸活动的高效开展,真正实现安全与效率的双重提升。这些实践共同彰显出“中国之治”的强大生命力,也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可持续的制度支撑。当然,“有节制的开放”这一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充满挑战,但只要持续深化区域合作,就能在破解难题中找到转机。
(二)跨文化对话:从价值共识到命运联结
如果说安全与发展的共轭是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物质基础与制度保障,那么跨文化对话则是凝聚区域共识的精神纽带,更是打破区域合作“表层化”困境的核心路径。东北亚区域合作长期面临机制缺失、进程缓慢的困境,其根源不仅在于利益博弈的复杂性,更在于各国在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发展路径上的差异尚未转化为合作动能,即过度强调自身利益而忽视构建文化共识,从而导致地区认同感薄弱,合作多停留在经济交易层面,难以形成深层的价值共鸣与行动合力。若要推动区域合作向纵深发展,需以文化为切入点,重构跨文化认同体系,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培育符合共同利益的区域价值观,让“命运与共”从理念转化为深入人心的集体意识。
从文化互动的视角看,历史上的东北亚早已构建起超越国界的文化共生网络,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明基因与共生特质,为当代区域对话奠定了深厚根基和历史底蕴。具体而言,汉字自汉代传入朝鲜半岛并东渡日本后,不仅成为东亚地区通行的跨国书面语言,更承担起为各国传递典章制度、伦理规范的传播功能,如日本的《大宝律令》、朝鲜半岛的《高丽史》均以汉字书写,由此形成早期区域知识共享的“文字共同体”;而儒释道思想的本土化进程则进一步彰显了东北亚文明互鉴的鲜活活力,其中,儒家的“仁”“礼”观念,既构成中国科举制度的精神内核,又在日本江户时代被融入武士道的“忠义”伦理,(43)更借由韩国“乡约运动”下沉为基层社会的行为准则。(44)尤为关键的是,东北地区作为这种文明交融的重要枢纽,其文化基因本身便兼具“跨境性”与“包容性”,既承载着与周边国家数千年经贸往来的历史记忆,也积淀着文明交融的深厚基因。进入近代,这里更是成为塑造东北亚现代国家形态的重要试验场。(45)
延续这一文明共生传统,当代东北地区的跨境民族更以其独特的文化亲缘与身份联结,成为推动跨区域对话的天然优势载体,这既是对历史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明基因的传承,更是对东北亚文化共生网络的现代激活。以延边朝鲜族为例,当地商人依托语言互通与文化共情的双重优势,搭建起中韩贸易的桥梁,将韩国的化妆品、食品等引入中国消费市场,又助力中国特色农产品(如延边大米、黑木耳、松茸)走向海外,在双向经贸流动中延续着文化工商的内核,让历史形成的文明纽带转化为当代合作的实际效果。同样,蒙古族则以“同源同宗”的文化认同深化区域联结。内蒙古自治区每年举办的那达慕大会,常邀请蒙古国的骑手、摔跤手参赛。传统赛马、摔跤、射箭等竞技项目,不再仅是单一的文化展演,更成为跨越国界的情感交流平台。在内蒙古与蒙古国接壤的口岸城市(如二连浩特、满洲里),蒙古族商人凭借对双方文化习俗、市场规则的精准把握,活跃于边贸一线,推动羊绒制品、畜产品等特色物资高效跨境流通。这些多层次、多领域的跨境交流,不仅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注入了温润持久的人文动力,更直观彰显出文化软实力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这种根植于历史传统、落位于现代实践的跨文化对话,不仅能持续增强边疆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与身份认同,更能通过“润物细无声”的社会心理建设,为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的民意支撑与情感纽带。
值得注意的是,跨文化对话的生命力在于“和而不同”,既不是对差异的刻意回避,也不是对单一文化的单向输出,而是在承认历史经纬、尊重现实选择的基础上,寻找“最大公约数”。目前,韩国的独立纪念馆与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机构,开展紧密的交流合作,共同推进资料研究和学术交流,推动从“对抗性记忆”向“反思性记忆”转化。另外,面对现代性焦虑,中俄蒙三国共同举办的“中俄蒙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学术会议”,将游牧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理念与当代环保思潮相结合,形成了区域共享的生态价值观。从价值共识到命运联结,文化的力量或许不似经济合作般立竿见影,却能如春雨般浸润人心。当东北亚各国人民既能在孔子与朱子的思想中找到伦理共鸣,也能在K-pop与中国网剧的互动中感受青春共鸣;既能在共同守护的文化遗产中触摸历史温度,也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中感知未来关联,“命运共同体”便不再是外交辞令,而成为根植于民众心中的生活信念,而这正是东北地区通过文化对话为东北亚区域合作注入的最深层、最持久的动力。
五、结语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46)东北地区从“边缘”到“枢纽”的转型实践,不仅是中国东北振兴战略的生动注脚,更是着力在地缘政治敏感区域实现共生发展的“中国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以“共轭性均衡”为核心逻辑,试图突破传统区域合作中安全与发展的二元对立、制度与文化割裂的思维窠臼,证明在复杂的地缘格局中,能够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筑牢合作根基,以制度创新平衡多元利益,用文化对话凝聚价值共识,从而将历史纠葛转化为文明互鉴的动力,将地缘博弈升级为协同发展势能。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贡献给全球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其深层智慧在于将“和而不同”的东方哲学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框架。东北地区一直处于边缘与枢纽的张力中,是边缘,但又不是纯粹的边缘。(47)两百年来,中、俄(苏)、日、朝、韩、美,在此地展开多边博弈,既见证了边疆地区不断整合的过程,也折射出中国作为“跨体系社会”(48)步入现代化的独特路径。东北地区的探索表明,命运共同体并非抽象的理念建构,而是通过“点—线—面”的立体布局逐步落地的现实进程。从绥芬河口岸的智能通关到图们江大桥的物流革命,从跨境电商的数字贸易到冰雪文化的传播,这些微观实践的叠加效应,正在重塑东北亚的经济地理与人文纽带,为“冲突摇篮”地区提供从对抗到共生的转型路径。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回望,东北地区的探索,不仅关乎中国东北全面振兴的局部议题,更回应了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命题,即如何在多元差异中寻找合作最大公约数,如何让基础设施成为文明对话的桥梁而非隔阂的壁垒,如何将短期利益博弈升华为长期价值共识。这片见证过冲突与合作的土地,正在用“和合共生”的实践证明:当安全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当制度与文化实现深度融合,即便是地缘政治的敏感地带也能孕育出可持续的繁荣图景。这不仅是东北亚的未来可能,更是人类超越分裂、走向共生的希望所在。
感谢《世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审稿专家的修改建议,作者文责自负。
注释:
①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载《中国青年报》,2013年3月24日第2版。
②外交部:《新时代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展望》,载外交部网,https://gffgg9454bde2c4994b86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访问日期:2025年5月11日。
③方盛举、杨睿哲:《边疆治理现代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载《云南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④邢广程:《周边、周边外交与中国边疆》,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3期。
⑤钟飞腾:《东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何以成为可能?》,载《日本学刊》,2020年第1期。
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经国务院授权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载外交部网,https://gffgg9c53642c97484d29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eb/wjb_673085/zzjg_673183/gjjjs_674249/gjzzyhygk_674253/ydylfh_692140/zywj_692152/201503/t20150328_10410165.shtml,访问日期:2025年4月21日。
⑦赵彪:《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关键症结与着力方向》,载《区域经济评论》,2025年第1期。
⑧田毅鹏、康雯嘉:《作为发展命题的“东北现象”——“东北现象”研究三十年》,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⑨赵玉庆等:《“东北现象”引起各方关注》,载新华社,1991-03-20。
⑩朱海黎等:《东北玉米大豆正在丢掉市场“新东北现象”令人关注》,载新华社,2002-01-13。
(11)赵儒煜、王媛玉:《东北经济频发衰退的原因探析:从“产业缺位”到“体制固化”的嬗变》,载《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2期;冯彦明:《东北振兴的中国经济学视角及其产业选择》,载《区域经济评论》,2022年第2期。
(12)周明长:《东北支援与三线城市发展》,载《开放时代》,2018年第2期。
(13)李怀:《“东北现象”:问题的实质与根源》,载《管理世界》,2000年第4期。
(14)《2023年黑龙江省进出口总值2978.3亿元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载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网,https://gffgg210dbc31cea14847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hlj/c107856/202401/c00_31703995.shtml,访问日期:2025年5月12日。
(15)《今年1月份黑龙江省煤炭进口量创历史新高》,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海关网,https://gffgg436276ee32ae4fb1h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harbin_customs/467898/467900/467901/469644/index.html;《2019年1月份黑龙江省煤进口量减价增短期内国内煤价或将回落》,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尔滨海关网,https://gffgg436276ee32ae4fb1h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harbin_customs/467898/467900/467901/2501403/index.html,访问日期:2025年5月12日。
(16)央视新闻:《西伯利亚→上海中俄东线日输天然气超6000万立方米》,载人民日报网,https://gffgg18b1349d120e456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lumn/30039413009-500004399191,访问日期2025年4月7日。
(17)《东北地区人口10年下降1.2%国家统计局解读》,载环球网,https://gffgg56b99ecd37884d4a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article/434ovSfMWVc,访问日期:2025年4月7日。
(18)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俄罗斯远东地区劳动力缺口进一步加大》,https://gffggd35eadfa492b4846h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jmwl/qyhz/202311/t20231110_11177908.htm,访问日期:2025年8月25日。
(19)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Ensuring Fair Recruitment Practice Is Essential in Mongolia's Fight against Forced Labour",https://gffggb8fb2c928ed44534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resource/news/ensuring-fair-recruitment-practices-essential-mongolias-fight-against,访问日期:2025年8月26日。
(20)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21—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辽宁省统计局、吉林省统计局、黑龙江省统计局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占全国比重由笔者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得出。
(21)Peter J.Katzenstein,A World of Regions: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6.
(22)Owen Lattimore,Manchuria:Cradle of Conflict,New York:Macmillan,1935.
(23)John J.Stephan,The Russian Far East:A History,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2.
(24)张丽、闵融融:《中俄东北跨境铁路运输走廊如此重要,却为何步履蹒跚?》,https://gffgg97c0c9de753d4798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 id=1624352227939724960&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5年5月6日。
(25)吉青飞扬公众号:《珲春首发!我国第一条沿边境运行观光班列,正式开行!》,https://gffgga96433a290764f2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 __biz=MzAxMDYwMDYyOA==&mid=2650814859&idx=1&sn=0bd60f90a9e798d51284826874e81708&chksm=816de41b6251c1506521607bd98c0130efad1481168a34e3e21a7bb8aec59d59a9d3d7e79ed4&scene=27,访问日期:2025年8月29日。
(26)《中韩锂电巨头5大工厂推迟、告吹、暂停!》,载维科网·锂电,https://gffgg5140ebf199fe4ad8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2025-04/ART-36008-8130-30661797.html,访问日期:2025年8月15日。
(27)新浪新闻中心:《小泉将在东亚峰会演说力主拉美国进东亚共同体》,载https://gffgg293d20a095334e14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w/2005-12-05/03267618962s.shtml,访问日期:2025年5月9日。
(28)朱锋:《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载《日本学刊》,2022年第1期。
(29)United Nations,"UN Comtrade Database",https://gffgg05d65950ad2c490d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占比由笔者根据上述数据计算得出。
(30)《对华通报“芯片四方联盟”,韩外长首次访华欲打消中国疑虑》,载《环球时报》,https://gffgg97c0c9de753d4798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 id=1740776027748820298&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5年8月25日。
(31)朱锋:《中日相互认知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兼议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载《日本学刊》,2019年增刊。
(32)郭锐:《东北亚和平发展繁荣之基在于中日韩三国合作》,载https://gffgg97c0c9de753d4798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 id=1800459765118418923&wfr=spider&for=pc,2024-05-30,访问日期:2025年5月8日。
(33)韩献栋、贾希铭:《不确定时代东北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载《当代中国与世界》,2024年第4期。
(34)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载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3072.htm,访问日期:2025年5月4日。
(35)《跨境电商“加速跑”奋力开启新赛道——珲春市加快推进跨境电商产业发展走笔》,载吉林省人民政府,https://gffgg4228e3adb40d43d1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yaowen/202409/t20240920_3299335.html,访问日期:2025年5月6日。
(36)孙宪超:《五年百倍增长边境小城珲春跨境电商崛起》,载https://gffgg97c0c9de753d4798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s? id=1820267031427802856&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5年5月6日。
(37)《我国出台15方面政策举措推动边(跨)境经济合作区高质量发展》,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s://gffgg9b9021b83ad24b3f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xinwen/2023-03/17/content_5747109.htm,访问日期:2025年5月6日。
(38)Takeshi Hamashita,"The Future of Northeast Asia",in Stephen Kotkin & David Wolff(eds.),Rediscovering Russia in Asia:Siberia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New York:M.E.Sharpe,1995,p.320.
(39)王晓玲:《“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与人文交流思路的转换》,载《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5期。
(40)《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2024年4月24日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载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网,https://gffgg459f11310cf6436a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ntent.html? id=65435,访问日期:2025年8月25日。
(41)张成立:《绥芬河自贸区通关便利化探索及启示》,载《北方经贸》,2021年第7期。
(42)《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2024年4月24日黑龙江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载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网,https://gffgg459f11310cf6436as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content.html? id=65435,访问日期:2025年8月25日。
(43)严锡仁(音译):《Samurai Spirit and the Direction of Confucian Shido Theory in the Edo Period》,载韩国《东洋哲学》,2022年卷57。
(44)陆妍旭:《儒家思想之于韩国国民精神探析》,载《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3期。
(45)宋念申:《作为历史中心的东北欧亚:理解东北兴衰的一种视角》,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4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新华网,https://gffggbf6f940a9ef64f34h6pu9nkcncbon600vfgzb.hbpu.wttczd-86544418598.com/politics/2016-05/18/c_1118891128.htm,访问日期:2025年4月30日。
(47)宋念申:《作为历史中心的东北欧亚:理解东北兴衰的一种视角》,载《开放时代》,2019年第6期。
(48)汪晖:《民族研究的超民族视角——跨体系社会及中国化问题》,载《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