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名著里,像《水浒传》和《金瓶梅》那样关系密切的,大概是绝无仅有的了。

众所周知,《金瓶梅》故事主要是脱胎自《水浒传》第二十三回至第二十七回既有的情节,雷同的部分高达四五万字之多。

研究《水浒传》的学者,经常都会提到它对《金瓶梅》的重大影响;若探讨《金瓶梅》的成书,往往也都是先从《水浒传》讲起。

不过,即使如此,在《水浒传》与《金瓶梅》之间,仍存在许多有趣的问题尚未被注意,或者还没有被拿来充分讨论。

例如:《水浒传》有《郓哥大闹授官厅》的回目,但是没有内容。郓哥到底是如何大闹授官厅的,不得而知;然而,《金瓶梅》既然有从《水浒传》大量取材的情形,那么它会不会刚好把这段内容给保留了下来呢?这个问题,恐怕没有多少人注意过。

又例如，《水浒传》里《王婆贪贿说风情》一回,篇幅甚大,几乎是别回的两倍长,有人认为这并非《水浒传》的原貌,而是从加增润色后的《金瓶梅》割取下来,回头增益进去的;这样的说法很新鲜,但是否属实,则需要进一步讨论。

以上二例,前者是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可能的发展,有点“假设”的味道;后者是从《金瓶梅》到《水浒传》臆测的回响,犹待仔细“求证”。

本文选择这两个例子作为论述的重点,也想借此来谈谈胡适(字适之,1891~1962)“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小说考证方法。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关于《郓哥大闹投官厅》去向的假设

胡适无论是在归纳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或在介绍自己的思想,总是一再强调“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的方法"【1】。

他以这个方法去考证中国古典小说,无论是《水浒传》、《红楼梦》或《三国演义》、《西游记》等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水浒传》是胡适1920年起最先从事考证的小说,他开创了以“历史演进法"研究《水浒传》的风气之先,果真替后来的《水浒》专家和其他古典小说研究者，“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2】；

可惜他视《金瓶梅》为“大淫书”,怕出“大乱子”,不肯去研究考证【3】,否则从《水浒传》到《金瓶梅》,他应该会发现许多问题并设法予以解决才对。

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演变,胡适虽不涉猎,但认真去探讨的人还不少。

早期(1940)痴云写过《金瓶梅与水浒传红楼梦之衍变》【4】,还很简略;后来(1960)美国学者韩南(Patnck D.Hanan)完成《<金瓶梅>的写作和素材来源研究》,已经把《金瓶梅》抄用《水浒传》的部分罗列得十分详尽【5】。

魏子云《金瓶梅探原》还在韩南文章的基础上做过分析:

《金瓶梅词话》取于《水浒》的情节部分,约分三类,一是原情节照录,只在形体的揉合上,略加剪裁,如武松打虎部分;一是把原情节取来,加以改写,如来旺捉贼部分;一是根据《水浒》上的多处情节,萃成《金瓶梅》的一个情节,如吴月娘泰山进香部分;其他便是诗词的照抄。[6]

关于《水浒传》、《金瓶梅》二书相同的情节和主要人物,如武松、潘金莲、西门庆,痴云、韩南、魏子云和其他专家们都比较过,然而“郓哥”及其“大闹授官厅”的故事,却始终乏人问津。

因此,本节先就《郓哥大闹授官厅》部分,以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试加论述。

按《水浒传》版本有繁、简之分，《郓哥大闹授官厅》是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本、钟伯敬批评本等一百回繁本系统,第二十六回上半回共同的回目。

照理说,回目既作“大闹”,郓哥本当在授官厅有所作为才是【7】,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却不是这样。

以容与堂本《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8】为据,郓哥首度出现在第二十四回未尾,他因受王婆阻拦,找不到西门庆买他的雪梨，在王婆的茶肆跟她大吵一架。

第二十五回,郓哥主动帮武大郎定计,助他捉奸,不料武大郎反被西门庆踢中心窝,且遭潘金莲毒害,三日便出殡烧化。

到了第二十六回,武松回来,要替哥哥申冤,找了仵作何九和郓哥当人证。

郓哥作证始末,书上只写到:

一、武松找上时,郓哥和盘托出他所知道的一切,并承诺“便到官府,我也是这般说”(I0b);

二、第一次被武松带到县厅上，“知县先问了何九叔并郓哥口词”(10b);郓哥如何回答并未交代:

三、知县要武松先行退下,“何九叔、郓哥都被武松留在房里”(11a);

四、次日武松所告被知县驳回,“下厅来到自己房内,叫土兵安排饭食,与何九叔同郓哥吃,留在房里”(1Ib)。

直到第二十七回,武松私下了结了潘金莲和西门庆的性命来到县里自里自首,才又提到知县“唤过何九叔、郓哥都取了明白供状”(1b),接下去虽有东平府府尹“拘到何九叔、郓哥并四家邻舍和西门庆妻小,一干人等都到厅前听断”(4a)等语,但郓哥始终没有丝毫表现。

这么看来,第二十六回回目所谓《郓哥大闹授官厅》根本是名实不符。然而,若就剧情的铺排而言,闹过王婆茶肆的郓哥,是很有再闹投官厅的可能的。

尤其武松拿钱安顿了乔老爹,郓哥已无后顾之忧;而知县则贪图贿赂,一心要为西门庆开脱,这时如果安排郓哥闹官的场面,不仅合情合理,还能有更突出的戏剧效果。

只是,这个场面现在不见了,是作者当初就没写呢?还是有写但遗落了?

假设《郓哥大闹授官厅》一段原本有写而后遗落的话,那么它是在什么时候不见的呢?从版本上来考察,万历二十二年(1594)双峰堂余象斗刊《水浒志传评林》回目已改题《郓歌报知武松》,在它之后的刘兴我本、英雄谱本、姑苏映雪堂本等简本系统,也依次改作《郓哥报知武松》、《郓哥知情报武松》《郓哥报知武都头》,

至于七十回的金圣叹本和一百二十回的袁无涯本,则干脆把郓哥从回目中删除,将《郓哥大闹授官厅,武松斗杀西门庆》易为《偷骨殖何九〔叔〕送丧,供人头武二〔郎〕设祭》,可见各书的编刊者,也有可能是注意到书中没有郓哥闹官的具体内容,于是做了修改。

估计情节遗落的时间,是早在万历二十二年以前。

要从现存的各种《水浒传》版本中,去寻找《郓哥大闹授官厅》的下落,已无可能。接下来,大概只能寄望《金瓶梅》了。

韩南认为当年《金瓶梅》的作者所使用的《水浒传》版本已经亡佚,那个版本跟现存清代翻刻万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序一百回本较为接近,而年代还要更早一些!【9】。

假设《金瓶梅》的作者所使用的那本《水浒传》拥有《郓哥大闹授官厅》的内容,而他正好“把原情节取来,加以改写”,或根据包括该段在内的多处情节,“萃成《金瓶梅》的一个情节”,那么从《金瓶梅》下手,是否有可能还原《郓哥大闹授官厅》的原貌呢?

《金瓶梅》意外保留了《水浒传》之《郓哥大闹授官厅》内容的假设,并非毫无根据。

因为现存的几种《金瓶梅》版本,虽然都没有《郓哥大闹授官厅》的回目与内容,但诚如上引魏子云所述，《金瓶梅》自《水浒传》取材的情形有三类,它不也有可能被转化到其他人物的身上去吗?

当我们看到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回下半回作《西门庆大闹丽春院》或许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再看到《金瓶梅词话》与崇祯本《新刻锈像批评金瓶梅》，康熙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八十四回都有《吴月娘大闹碧霞宫》,尤其第九十二回居然又都出现了《吴月娘大闹授官厅》的回目,那么这样的假设,成立的可能性不就大增了吗?

关于《郓哥大闹授官厅》去向的假设,我们现在以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10】为据,试着从第二十回、第八十四回和第九十二回来求证看看。

按第二十回,说西门庆在丽春院争风吃醋,“一手把吃酒桌子掀倒,碟儿盏儿打的粉碎”(14b),并喝令跟马的四个小上来,“不由分说,把李家门窗户壁床帐都打碎了"(15a);

第八十四回,说吴月娘去泰山烧香,在碧霞宫遭石道士帮衬殷天锡对她施以轻薄,同行的吴大舅“拿石头把门砸开”(6b),并喝令跟随的手下,“把道土门窗户壁都打碎了”(7a)。

这两回,确有“大闹”之实,但因场景一在妓女院里,一在道士房内,跟郓哥所闹之“授官厅”不同,加上第八十四回明显利用的是《水浒传》第四十二、第五十二、第七、第三十二等四回的片段【11】,和《郓哥大闹授官厅》关系甚微。

最有可能的,还是《吴月娘大闹授官厅》。

按第九十二回,说陈经济和娼妇冯金宝虐待西门大姐,逼得她上吊自杀,吴月娘获悉，率领家人小厮丫环媳妇揪打陈、冯二人，“把门窗户壁都打得七零八落,房中床帐装奁都还搬的去了”(13a),然后到本县授官厅告状;

新任的霍知县先是将陈、冯二人判了重刑,后来又接受贿赂,一夕之间把招卷改了,“吴月娘再三跪门哀告"(15a),但亦无可奈何。

原本寄望于《吴月娘大闹授官厅》,以为它有还原《水浒传》的《郓哥大闹授官厅》的可能,不料月娘闹官竟只此“再三跪门哀告”一句而已,连《金瓶梅》这第九十二回本身也显得名实不符。

这是怎么回事呢?

清光绪五年(1879),文龙(字禹门)曾在在兹堂本《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上写下六万余言的批评文字【12】,其中第九十二回回末评语说道:

目录云“大闹投官厅”,故作瘦(廋)词,有何意味?按月娘连此两书大闹矣。夫闹其所不当闹,是为胡闹;闹所当闹,不得谓之闹也。

况泰山之事,若非大闹,恐将如潘金莲葡萄架下之大闹矣。告官伸理,亦是正辨。……【13】

这言下之意,仿佛他也对书中吴月娘理当大闹而未明写感到疑惑。

总之,关于《郓哥大闹授官厅》去向的假设,经过求证,在《金瓶梅》里是落空的。

有可能是《金瓶梅》作者所利用的《水浒传》版本还不够早,要不然就是《水浒传》根本没写下郓哥闹官的情节,详情暂时只得存疑。

若是前者,有待《水浒传》新版本的发现来印证;若是后者,则不能不说这是《水浒传》的一处瑕疵,因为郓哥在授官厅贪官面前替武大冤死作证,写出大闹比不闹要强多了。

从《金瓶梅》到《水浒传》——关于《王婆贪贿说风情》来历的求证

就成书的年代先后来说,从《水浒传》到《金瓶梅》方是常理,毕竟前者的确影响了后者;倘若要改口说从《金瓶梅》到《水浒传》,颠倒影响者与被影响者的顺位,那真是新鲜事。

当真有人做此主张吗?有的,他也不是泛泛之辈,正是著名史学家陈垣(字援庵,1880~1971)。

陈垣早年(1907)在广州《时事画报》第三十期,发表过一篇《书水浒传》的文章(署名“钱”)，该文把《水浒传》比作“元世之革命党杂志”,又称赞金圣叹为“能读水浒者”,说他“属词命意,有大相反者,不可于字句求也”,另外还有一段出人意表的话:

抑有一事足为水浒病。全书七十回,其王婆说风情一回，比他回卷帙厚至一半。今少年子弟,见之心荡。斯何以故?则有妄人从他书增入故。

盖某某既割取水浒传潘金莲一节以演金瓶梅,其有所加增润色,势也。而妄人即以金瓶梅所割取水浒者,还割取金瓶梅以增益水浒。取原书一按,其增入痕尚略可辨识也。[14]

根据陈垣文章看来,他所读到的《水浒传》是金圣叹的批改本;他所提到的“妄人"未明言是谁,但一定不会是指金圣叹;他知道《水浒传》影响了《金瓶梅》,

但仍主张其中《王婆贪贿说风情》一回的来历,是《金瓶梅》“回锅"到《水浒传》的,理由是那回的篇幅为其他各回的二倍长,他自己约略看得出后增的痕迹。

何以当年二十七八岁的青年陈垣会在《时事画报》发表这篇《书水浒传》呢?

那是由于清光绪三十、三十一年间(1904~1905)广东掀起以抵制美货为主的爱国运动，《时事画报》正于1905年创刊,系当时“在内地发行的唯一革命报”,陈垣负责主管报中文字,常以笔名谦益、钱罂等笔名撰写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短论。

所谓“谦益”,“谦受益"也,取其与“满招损”对;所谓“钱罂”,取其别名“扑满”，这是陈垣他“当时的思想”【15】。

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便不难理解陈垣何以视《水浒传》为“元世之革命党杂志”,并在文中声称:“今人读水浒者,徒以水浒作等闲小说观耳,乌知作者有如是之苦心也耶?”【16】

既然陈垣认定《水浒传》是具有鼓吹革命色彩的苦心之作,而非等闲小说,那么书中《王婆贪贿说风情》一回的存在,在他看来，自然有些碍眼。

所以他认定这令人“见之心荡”的段落,是有“妄人”从《金瓶梅》移植回《水浒传》而造成的毛病。

这样的说法很新奇,但是能成立吗?这个“大胆的假设”,有没有经过“小心的求证”呢?

学界过去似乎不太晓得陈垣写有这篇《书水浒传》,所以在众多探讨《水浒传》与《金瓶梅》关系的论著里,始终不曾有人针对《王婆贪贿说风情》的来历再加辨正。本节试着求证如下。

按金圣叹批改本《水浒传》第二十三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整回长约一万五千言,是前一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六千余字)的二倍多,

后一回(《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五千余字)的近三倍,它比次多的第三十八回还多出五千字,是全书各回平均字数(七千上下)的加倍,陈垣所言:“比他回卷帙厚至一半”,是正确的。

不过,单就金圣叹批改本《水浒传》篇幅长度来算,并不足以证明一切。因为我们还得先考虑一下时间问题。

如果七十回本《水浒传》的《王婆贪贿说风情》真是“妄人”从《金瓶梅》移回来的,那么他是在什么时候动的手脚呢?

陈垣所指称的“妄人”,当然不会是他在文中极力赞扬的金圣叹,而金圣叹冠于《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书前的《读第五才子书法》,已经提到:

潘金莲偷汉一篇,奇绝了;后面却又有潘巧云偷汉一篇，一发奇绝。

有大落墨法,如……王婆说风情、武松打虎、还道村捉宋江、二打祝家庄等是也。

有正犯法，………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17】

加上,他在第二十三回回前评细数“武二遇嫂”、“西门庆接连数番踅转”、“王婆定计”、“西门庆爱奸”、“虔婆爱钞”等节,通回作批到底,甚至在第二十四回回前还评道:“此回是结煞上文西门庆潘氏奸淫一篇"云云。

可见《金圣叹批改本水浒传》里的《王婆贪贿说风情》一回,在他批改之前是早已存在的了。

那么,倘若真有“妄人”割取《金瓶梅》以增益《水浒》,必是在金圣叹批改《水浒传》的崇祯十四年(1641)【18】之前,而绝不会是在此之后,这是下限。

下限已知,上限呢?自然是《金瓶梅》问世以后。更合理的讲，应在《金瓶梅》流行以后。

关于《金瓶梅》问世的年代,素有“嘉靖”“万历”二说;至于流行,应以现存最早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为准,即使把《金瓶梅》传抄的年代也算上的话,仍旧不能早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19】。

现在,问题来了。现存万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既是清代翻刻,我们可以不论。

然而,在万历二十四年之前的《水浒传》版本,至少还有一本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余象斗刊行的《水浒志传评林》,它虽然属于简本系统,第二十三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篇幅浓缩为四千八百字,但故事情节与繁本不二,这点可以从该回十七幅插图的图题看得出来:

1.武松听见背后人叫          2.武松同兄入见嫂子

3.武大将酒待武松             4.潘氏以言调戏武松

5.嫂子叫武松般(搬)来家      6.武松冒雪归见搜嫂

7.嫂子调戏,武松不从          8.武松拜辞歌(哥)嫂去京

9.武大妻失手打西门庆        10.西门庆取银与王婆

11.西门庆取银与王婆(重复)  12.王婆来到武大家

13.王婆引见庆潘娘子          14、王婆潘氏西门庆共饮酒

15.西门庆与潘氏云雨          16.王婆撞见二人云雨

17.郓歌（哥）要入寻西门庆【20】

再者，《水浒志传评林》第二十三回的字数,也是同书第二十二回(二千一百字)的二倍多,第二十四回(一千八百字)的近三倍……,长短悬殊,状况与比例均与金圣叹批改本一致。

陈垣在1907年还没有机会看到更多、更早的《水浒传》版本，否则他一定会发现无论是繁本系统、简本系统或繁简合并本的《水浒传》,其实早就都有《王婆贪贿说风情》的回目与完整的内容了。

他可能出于对《水浒传》的爱护,硬是凭印象或直觉,就把其中他觉得碍眼的《王婆贪贿说风情》的来历,归因于受到《金瓶梅》的“污染”,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说法并不可靠。

有趣的是,类似陈垣为《水浒传》开脱而“嫁祸"给《金瓶梅》的例子,也发生在《金瓶梅》的研究上。

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王昙《金瓶梅考证》曾有“原本”《金瓶梅》“不似流传之俗本铺张床笫等秽语”的说法【21】；

1979年,朱星《〈金瓶梅)的版本问题》也主张《金瓶梅》有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吴中初刻本,原为洁本,后来“续刻本出,为了投合明末淫风,大加秽语淫词”,才使《金瓶梅》变成“淫书”【22】。

更妙的是,朱星又撰有《<金瓶梅>被窜伪的经过》一文,兴冲冲地说:

第四回叙西门庆和潘金莲第一次在王婆家通奸,全按《水浒传》写法:“当下两个就在王婆房里脱衣解带,共枕同欢。"轻轻带过。我认为《金瓶梅》初刻本就是如此。

但到再刻加伪时,插入一段描写“但见……”的二十六句、一百五十四字的词。……这一回是辨伪的关键,我首先在这里看出破绽,全书的伪撰处就迎刃而解了。【23】

事实上呢,除了简本系统的《水浒传》和金圣叹批改本外,朱星说的那段一百五十四字的词(交颈鸳鸯戏水,并头鸾风穿花……),在天都外臣序本、容与堂本、钟伯敬批评本等一百回本的繁本《水浒传》,和一百二十回本的袁无涯本,根本就是存在的。

朱星虽未颠倒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顺序,但他不知《金瓶梅》的那段“秽语淫词”其实在繁本《水浒传》早已有之,迳而草率立论,难怪随即受到学者的质疑【24】

总之,在《水浒传》与《金瓶梅》的问题上,陈垣、朱星都犯了只有“大胆的假设”而没无“小心的求证"的毛病,他们的意见自然也就不足采信。

四、结   语

以上,本文选择在《水浒传》与《金瓶梅》之间两个有趣而欠缺讨论的问题,即《郓哥大闹授官厅》的去向与《王婆贪贿说风情》的来历,进行论述。

第一个问题,跟从《水浒传》到《金瓶梅》的演变有关,笔者有所假设,但小心求证后,几乎已自行推翻;

第二个问题是陈垣从《金瓶梅》到《水浒传》的逆向思考,针对他的大胆假设,笔者求证的结果,亦持否定的态度。

陈垣是中国著名史学家,他在目录版本学上的成就是学界有目共睹的【25】。

他跟擅长《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小说考证的胡适,经常有书信来往,并不时谈到“方法论的紧要问题”【26】,两人一致肯定《水浒传》的价值【27】,对《金瓶梅》也都怀有成见。岂料陈垣早年对《水浒传》的讨论,竟会受限于版本的不足而判断错误?

胡适曾说:“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28】

未来在《水浒传》与《金瓶梅》之间,乃至整个中国古典小说的考据学上,“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应该还是最好的方法吧。

注 释：

1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问题与主义》,页182)《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选》,页17、346)《治学方法·三讲》(《胡适演讲集(一)》,页42),《胡适作品集》第四、二、二四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8年9月,远流三版。

2 胡适《<水浒传>考证》,《水浒传与红楼梦》(同注1,第五册),页67;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香港:中华书局,1999年1月),页358-363。

3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三)》(同注1,第三六册),页241;颜非〈胡适与说〉,《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页114-129。

4  收入姚灵犀《瓶外卮言》(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1989年11月,根据天津书局1940年版本影印)，页68-78。

5  相关部分之中译本,收入徐朔方编《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金瓶梅〉探源》,页4、10;包振南、寇晓伟、张小影编《〈金瓶梅)及其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3月)，《<金瓶梅>版本及素材来源研究》,页87~96。

6  魏子云《“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金瓶梅探原》(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4月)，页147。

7  无名氏《王矮虎大闹东平府》杂剧出现类似情形,刘靖之认为:“剧名既有'大闹’,剧情就应该以'大闹’为重点”,因为该剧并无“大闹”之实,所以他主张应改剧名,才能符合剧情。详参刘靖之《元人水浒杂剧研究》(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11月),页314~315。

8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北京图书馆藏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本。以下引文迳标原书版心页次,不另出注。

9  同注5,《金瓶梅西方论文集》见于页4,《<金瓶梅>及其他》见于页87。10 据日本大安株式会社1963年5月影印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万历刊本。以下引文迳标原书版心页次,不另出注。

11 详参韩南的考证,同注5,《金瓶梅西方论文集》见于页8~9,《<金瓶梅>及其他》见于页92~94。

12 相关资料,详参刘辉《略谈文龙批评<金瓶梅>》《文龙及其批评<金瓶梅>》二文，《金瓶梅论集》(台北:贯雅文化公司,1992年3月),页255~276。

13 引自刘辉、吴敢辑录《会评会校金瓶梅(伍)》(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页1939。

14 陈智超编《陈垣早年文集》(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2年7月),页104。15 详参陈垣《忆时事画报》,收人《陈垣早年文集》(同注14),页405~406。

16 同注14,页 103。

17 据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4月影印贯华堂原本,三段引文见于新编页码页35、页39。

18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一《序三》,署“皇帝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同注 17,页29。

19 详参魏子云《金瓶梅的作者是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7月),页16。

20 据北京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影印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藏万历二十二年刊本辑录,第十二辑第一册,新编页码页223~239。

21 该文见于1916年存宝斋印本《绘图真本金瓶梅》卷首,收人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10月),页88~89。

22 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二期,收入朱星《金瓶梅考证》(台北：木铎出版社,1983年9月翻印),页3~41。

23 朱星《金瓶梅考证》(同注22),页77。

24 参见黄霖《〈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与朱星先生商榷》、《<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二文,《金瓶梅考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页104-169。

25 详参邓瑞全《陈垣先生在目录版本学上的贡献》,《纪念陈垣校长诞生一一〇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页136~ 149。

26 详见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页

173-195,十七通;《陈垣先生往来书札(上)》(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2年8月)，62-91,九通。

27 1949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和5月17日的《进步日报》,刊有陈垣《给胡适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该封长信曾说:“读了史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们那时是一些也不知道的。……我爱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笔调动人,以文章价值来说,比《水浒传》高得多,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注意的。……”署时4月29日,收入《陈垣来往书信集》(同注26),页191~195。这封信不像出自陈垣手笔,至少应该不会是自愿的。

28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同注1),页182。

本文经审查荣获“中国小说研究与方法论国际研讨会”论文一等奖,并收入研讨会论文集;该研讨会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1999年3月在香港大学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