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说话艺术脱胎而出的《水浒传》，保存了不少鲜活的宋元禅宗文化图景，对禅宗丛林制度有多方面的叙及，主要包括寺庙经济如何运行、丛林职事制度中的分工与等级、丛林仪式的严谨与次序等等。小说揭示了檀越布施与寺产租金对于禅寺运营的重要性；介绍了禅寺内僧职的等级，透露出菜头在丛林中的殊胜地位，谈及俗僧们意图争做监寺的事实；对禅堂上的“参请”与颂圣，行脚僧人的挂褡与告香等仪式、仪轨也都有着详细而有趣的描述。细究这些仪式本身的流变，则能观察出丛林制度文化的世俗化倾向。《水浒传》中的这些描写与宋元时代的《禅苑清规》、《敕修百丈清规》、《五灯会元》等，相互印证也互有弥补。只是清规类书因其琐碎、枯干，宗教人士也少有翻阅，佛教语录中对丛林清规只是侧面谈及且更为零碎，反倒是通俗文艺的《水浒传》能以一种活泛、生动的民众感知方式，把看似隐秘的宗教生活场景以一种亲切的姿态呈现至古今读者眼前。禅宗文化，在本部小说中成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全息文化景观”，它的存在也使得《水浒传》在文化传承上的价值与功效亟待重估。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水浒传》资料编纂与研究”(13YJC751055)，广州市社科联资助项目“《水浒传》与佛教文化”(09SKLY27)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水浒传》/ 禅宗/ 丛林制度/ 佛教礼仪/ 清规/ 《五灯会元》/ 《百丈清规》/
作者简介：项裕荣，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广东 广州 510665
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2017年第4期 第65-73页
现存《水浒传》的最早版本是容与堂本，明万历十七年(1589)印行；这部小说中不少篇幅其实诞生于更早的南宋时期，这个时期的说话艺术与禅宗文化的关联也更为紧密。如敷演鲁智深事的《花和尚》，即诞生并流行于南宋，今存《水浒传》对禅林文化有着多方面的呈现与刻画，实亦因文字内容承袭了此部话本的缘故。只是，禅林清规作为禅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变迁相当复杂，梳理不易，所以，虽然近年来佛学研究中对于禅宗清规的研究有渐趋暖热的趋势①，但古代通俗小说与禅林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史学者中尚未见有留心细究者。
事实上，从禅宗清规的角度来考察《水浒》一书，则此部小说不仅多层次地展现了清规的风貌，于禅风佛影捕捉得细腻翔实，而且，其叙述手法也相当高明。禅林制度，得益于能与小说情节及人物紧密而巧妙地融为一体，小说行云流水的叙述之中，禅宗文化图景得以徐徐展开。
本文将从经济制度、僧职制度和礼仪制度三个层面，对《水浒传》中所涉及的禅林制度文化，作出适度的分析与总结。所谓适度，盖指对于各个层面的制度文化，本文只能择其要者而作阐发，不作无限度的深究；另外，本文主要以《五灯会元》、《禅苑清规》及《敕修百丈清规》这三种颇具代表性的佛教典籍作为主要参照文献。可以强调的是，本文对《水浒传》与禅宗丛林文化关系的考察，不仅可以更为全面与深入地评判《水浒传》的文化价值，对《水浒传》的生成及编撰规律的认知，也能提供重要参考。
一、禅林经济制度：檀越与寺产
说到禅寺中的经济制度，元代《敕修百丈清规》中才开始针对寺庙内的财务管理岗位，针对收入支出的“结算”方式，有了一些较为明晰的规制。此点王永会的论文有专节论之②。但《敕修百丈清规》于经济或经济核算等问题，既无分论，又无总述，一般人通览全书后即便是对禅寺经济或收入来源等粗显的问题，也无法形成大致印象。反观《水浒传》则不然，有关禅寺的经济来源与经济运作，倒是在这部通俗小说中，揭示得更为清晰透彻。
众所周知，禅宗有“农禅”的传统，早期的禅宗僧人深居山林，要亲务劳作以自谋其食③，故此深山野庙倒也无需外来的经济援助，便可自给自足。不过，在宗教地位得到朝野认可后，禅宗的大型丛林靠“农禅”已经无法解决僧人们的衣食了④。
五台山文殊院是《水浒传》中最有名的禅宗寺庙，此寺修行人众有“五七百人”之多。他们的衣食，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于施主们的财物施舍。有学者在研究我国中古寺院经济时即指出，城市村镇的寺院获得土地的主要手段即是靠信徒施舍⑤。当然，这个历史知识未必人人尽知。《水浒传》中有个赵员外，虽不曾施舍土地，但他却是小说中最为显赫的一位大施主，熟悉《水浒传》的读者对他的印象必定深刻。这位赵员外作为有财势的乡绅，受到丛林中上至方丈下至普通僧人的极高礼遇。藉此，檀越(即施主)在禅宗丛林中的真实地位——这是一般清规书中未有提及的——读者们可以一览无余。
赵员外因其“祖上曾舍钱在寺里”，其本人又饶富钱财，故敢直呼文殊院的方丈智真为“我弟兄”。而智真长老之所以不顾众僧意见，收留鲁智深，也是因为赵员外这位大檀越的面皮不好驳回；后来花和尚两次三番大闹五台山，职事僧人上下，都要赶智深离寺，可是一旦方丈老师父搬出这位大檀越作为托辞时，众僧也就只好屈服了事⑥。依此，则檀越对于禅寺的特殊作用与地位，读者自然能心知肚明了。而这位赵员外也确实出手阔绰，单看他后来替鲁智深重修山门、再塑金刚的巨额开销，更可说明上述问题。
从《五灯会元》等禅宗语录看来，唐宋时代的高僧们确实是看重“护法”的，但这些护法多为文士或一方官吏。至于财主，除了在“开山”建寺的描写中偶然提及外，禅宗语录中一般不会给予他们特殊的关注。与之相反，《水浒传》却并不遮掩，它将檀越在禅寺中的实际地位和盘托出，更显得真实可信。元顺宗元统三年(1335)重修的《敕修百丈清规》也强调了施主的重要，“施主到门，知客接见，引上方丈献茶汤，送安下处。若官贵大施主，当鸣钟集众门迎”⑦，礼节原须如此。可以推想，禅寺之依赖大施主，宋元时代皆然。清规类书中，对“化主”地位与职务也有琐碎规定，藉此，我们也能考察出施主在禅寺经济中的重要性⑧。不过，清规也罢，语录也罢，这些书都无法为后世提供出一个“鲜明”的施主形象，而《水浒传》则凭借其描摹之细腻，人物之生动，将施主与禅寺的关系揭示得清晰可睹，这也是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在文化传播与传承上的优势所在，它能让大众感知到文化的可触摸性，画面感也更为鲜明。
当然，大型丛林，仅靠信众施舍，还无法支撑寺庙的整体运营。《水浒传》中的文殊院作为十方丛林，每年得接待各地前来挂褡的禅僧。若无固定的财源，其开销难有保障。
《水浒传》中有段文字，便透露出寺庙此类财源所自。小说写道，这一日鲁智深在寺外半山腰见一挑酒的汉子上山，遂欲买酒来吃，却被这汉子百般拒绝。
那汉子道：“我这酒……本寺长老已有法旨，但卖与和尚们吃了，我们都被长老责罚，追了本钱，赶出屋去。我们见关着本寺的本钱，见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卖与你吃?”⑨
原来这位挑酒汉子租屋用钱，皆借租于禅寺，因此虽被鲁智深踢蹲在地，抢了酒桶，却“怕寺里长老得知，坏了衣饭”，最后只能“忍气吞声，那里敢讨钱。把酒分做两半桶挑了，拿了镟子，飞也似下山去了”⑩。生动的故事背后，可以看到的是这位汉子作为寺庙“佣工”的存在，可以推知文殊寺内一定还有专事收租与放钱的僧人一职。而五台山寺产的丰厚，从小说第四回描述的鲁智深在山下集镇买酒的遭遇中，则同样见得鲜明。他所到之处，没有店家敢“胡乱卖些”米酒给他，其原因店主人们说得明白：“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的。”
除了店面租金外，历史上的文殊院应该还拥有数量不菲的田地与雇农，只是小说对此并未涉及(11)。有研究佛教历史的学者这样指出，“宋代有的大寺拥有邸舍多达数百间，并以此租金作为日常开支的费用”(12)，而“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皇室及贵戚向寺院赐田的记载一直没有中断”(13)。依此，禅宗大型丛林依赖寺产之租金，乃是不争之史实。《敕修百丈清规》中还专门提道：“凡安众处，常住租入有限，必借化主劝化檀越，随力施与，添助供众。其或恒产足用，不必多往干求取厌也”(14)，可见恒产为主，有不足，则依靠檀越布施，是一般寺庙的经济常态。作为比照，《水浒传》中还描写有东京的大相国寺，这座皇家性质的庙宇高贵之气逼人，寺内只要求城外的菜头提供一些菜蔬，偌大个菜园中的其他物产庙里均不再过问，其寺产之雄厚可想而知。
此外，《水浒传》也涉及了度牒制度，这种我国历代专制王廷对佛教的控制手段，是将僧人的户口、出家的权力收归为国有的一种举措；故此出售度牒之利多归中央或省府一级的政权所有。《水浒传》中揭示出，权势者购得度牒后，可随意指派俗人成为僧徒；至若武松更是冒名袭用他人度牒，成为一名头陀，可见度牒制度在民间的异化情形。不过此制度与寺庙经济基本无关(15)，本处不复详细展开。
总之，《水浒传》对于禅林经济的侧面勾勒，是与鲁智深落发五台、醉打山门、倒拔垂柳等活跳的小说情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由于文字的生动与真实，也正可使无数的普通民众，对禅林经济有了大致的了解。当然，经济问题的外延极为广阔，下文将要谈及的僧职问题、菜园场所，甚至是斋僧仪式等，也莫不与财货、经济有关。不过，寺产租金与檀越布施，确实是禅寺经济的主要支柱，这方面本文已经谈得足够充分。
二、寺庙职务与内部管理：监寺与菜头
禅宗丛林在管理上，早有清晰的人事制度与职务划分。一般说来，宋元禅寺中都以方丈为最高首领，分为东西两序(诸知事为东序，诸头首为西序)，除了这些管理层外，庙内还有各种杂务僧人，做着一些厨房杂工甚至是厕所清理的粗笨活儿，他们可以算是管理层的预备队伍。《水浒传》中写有一个荒落的寺庙——瓦罐寺，此庙因被恶僧把持、侵占，致使寺内僧人走散，庙宇破败不堪。此寺庙的特殊情况，倒也说明了寺庙方丈的重要，以及公平、合理的人事管理的必要性。
事实上，《水浒传》对于禅寺中琐碎与细致的僧职分工，作过一番有趣而堪称经典的“简介”。且看这一日，鲁智深在智真长老的推荐下来到东京大相国寺，侍者引其在方丈室内拜见智清长老。不过，鲁智深显然对酸枣门外管理菜园没有兴趣，而是一味地讨要“都寺”或“监寺”之职。首座虽然在旁劝解，怎奈鲁智深只是不听，偏要做都寺、监寺不可。于是知客(16)此时开了口：
……知客又道：“你听我说与你：僧门中职事人员，各有头项。且如小僧做个知客，只理会管待往来客官僧众。至如维那、侍者、书记、首座，这都是清职，不容易得做。都寺、监寺、提点、院主，这个都是掌管常住财物。你才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职事?还有那管藏的，唤做藏主；管殿的，唤做殿主；管阁的，唤做阁主；管化缘的，唤做化主；管浴堂的，唤做浴主。这个都是主事人员，中等职事。还有那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东厕的净头，与这管菜园的菜头。这个都是头事人员，末等职事。假如师兄你管了一年菜园好，便升你做个塔头；又管了一年好，升你做个浴主；又一年好，才做监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时，洒家明日便去。”(17)
此处，知客如数家珍地列举出了禅寺中的诸多职位，名号之多大可让初闻禅事僧职的俗人惊讶不已，其中“提点”(18)一词尤显生僻。从知客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到禅寺中职事分工的细致与人员配备的齐整。不过，与唐代百丈怀海初创的禅林组织形式中的“民主、平等”原则(19)大有不同的是，这位知客公开宣称寺庙中的职事，除方丈外，分为了上、中、末三等，并明确指出“清职”与“掌管常住财物”的属“上等”，“主事人员”若藏主、阁主等属“中等”，难免勤苦的饭头、茶头等“头事人员”，则属“末等”。这种等级划分，是宋元时代的清规类书中从未提及的，这段话对于今天的清规研究也极具比对与参考之价值(20)。小说的讲述，不可能是向壁虚构；俗世中禅寺的实际情形应大致如此。清职是高僧们所期待的，这在《五灯会元》中多有述及，而掌管财权的管理职位，小说中明言，也属于上等要职。
围绕着这些职务，俗僧之间的争竞在所难免。鲁智深嚷嚷着非监寺、都寺不做，或许正是作者有意无意之中，对元代禅林中“热衷僧职现象”的真实讽刺呢。笔者在《话本小说与禅宗预言偈》一文中也曾指出，围绕着方丈与佛法传承的正宗与否，佛门内的争斗可谓酷烈(21)。纵览《五灯会元》全书，很少有描写到僧人的职务争竞(22)，但宋元时代的禅林，不可能如此清净，至少在《敕修百丈清规》“入龛”条中，对元代僧人追求财物与权力的恶劣行径就有着清晰的披露：
近时，风俗薄恶，僧辈求充庄库执事不得。或盗窃常住，住持依公摈罚。恶徒不责己过，惟怀愤恨。一闻迁化，若快其志。恶言骂詈，甚至椎击棺龛，抢夺衣物，逞其凶横。主丧耆宿、诸山檀越、官贵士庶、参学交游，当为外护。人谁无死，况是座下参徒，犯者必摈逐惩治。主丧执事，若能预申戒饬，早令悛格，化恶于未萌，尤全外观之美。(23)
看来，当时的俗僧对于“库头(副寺)”、“庄主”等拥有经济大权的职位贪执强烈，有些僧人因求职不得，便在寺内行窃，被方丈赶出之后，竟又伺机在方丈日后的丧礼上逞凶报复，其行为之悍劣，与佛教徒的形象全然不符。再者，元代《至大清规》(元武宗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编)中也提到，选拔寺内执事僧最好采用“大小之职一例公同阄拈”的方法，怕的乃是住持“多徇私情”导致寺庙混乱。看来，元代禅寺世俗化明显，因财争竞之事多有发生。
结合这些材料来看，《水浒传》中的知客之谈入情入理，反映出当时寺庙内“职场”中的“潜规则”。一方面，寺庙职位分有等级，可让无望成佛的俗僧们在寺内找到出身的机会；另一方面，升职讲求资历，至少可以维持僧众人际间的相对和谐。这不，等级既已分明，小说中的鲁智深见上等职事无望，又见“管了一年菜园好”还有升迁的机会，也就安心地去做菜头了。
说到菜头一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职位在禅宗史上的特殊性。《水浒传》中虽称塔头是末等职事之首，是鲁智深的升职目标，然就僧史来看，塔头一职未见有高僧充任，在《五灯会元》写到塔头的几则语录中，塔头们均因智慧有限、机锋不足，而被他人问倒(24)。看来，在语录中他们充当的只是别人的配角。
相反，“菜头”，又名园头，这个职位在禅宗史上可谓光彩熠熠。
如五代时的大同禅师(819-914)，座下有个菜头。某日，禅师叫其入静室，欲授其佛法要诀，谁知这菜头毫不领情，而是为难老师道：“并却咽喉唇吻，请师道。”(25)可见此菜头内心坚定，确信别无秘法。不允许老师鼓舌弄嘴，老师还能说什么?此语一出，大同禅师也不禁欣喜感叹。再看五代时的永安善静禅师(?-946)，老师洛浦元安对他非常器重，“容其入室”，授以菜头一职，于是善静“乃典园务，力营众事”，并在做菜头期间顿悟，老师元安为此兴奋异常，他对大众宣告：“莫轻园头，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26)善静禅师后来果然成为一方祖师。可能这“力营众事”的苦辛，有助于园头的颖悟精进吧。总之，善静的修行实践，赋予了“菜头”一职殊胜的丛林地位。
禅宗史上有名的菜头，仅《五灯会元》中即可再举出三例(27)。结合这些材料看，园头职位的殊胜显而易见。石门献蕴禅师甚至在契悟之后专要做“园头”，以报师恩。
拓展开来，我们可以观察到禅宗丛林素有看重苦行的倾向，六祖慧能“椎石煮饭”的传说，《百丈清规》等书对打扫茅厕的“净头”一职(28)的颂赞，都是这种倾向的明证。故此，《水浒传》安排鲁智深做一菜头，是与当时的禅宗风习与文化传统高度契合的。甚至我们可以推想，鲁智深在宋《花和尚》话本中，其顿悟可能是安排在菜头一职的任期上。
除了职事等级的争竞与菜头一职的殊胜之外，本文还想谈一点，即禅寺中除了有一众僧人与各种僧职之外，还有一批打杂的俗人。《水浒传》中多次提到“火工道人”、“直厅轿夫”、“老郎们”、“做生活的”，他们不曾受戒，多被称为“行者”或“道人”，年幼者则又被呼作“童子”，但他们都是寺庙的重要组成人员。“直厅轿夫”的存在，更可显示某些禅寺地位之高，社交之频繁。这类力役人等依赖寺庙生存，也受命于监寺(29)；《水浒传》就几次提到这类俗众协同僧众一起驱逐鲁智深的画面。他们的存在，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寺庙人众构成的复杂性，尤其是宗教圣地与世俗世界的人事上的勾连。
应该说，《水浒传》的编撰者们对于寺庙中诸色人等的身份与分工，极为熟稔，凡所描写，职事僧人们莫不进退有序、各司其职，这在小说的各种寺庙场景的描写中皆有显现；更重要的是方丈便有方丈的气度，知客便是知客的言谈。另举两例来细看，如推荐鲁智深去任菜头的，便是对大相国寺有着通盘考虑的都寺。再如文殊寺的首座，他曾向长老智真提醒过鲁智深将来定犯清规，不宜留在寺内，其见解不可谓不高，其劝谏方丈的态度与分寸，也与首座的丛林地位异常契合。
总之，由于《水浒传》的讲述者，观察并把握到寺庙内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职事特点，加之其描写上的细腻、准确，于是乎宋元时代的寺庙生活，包括禅寺之庄严以及人事之井然，遂能千百年来栩栩如生地活泛在读者眼前；而这份“鲜活”，显然是那些相对淡泊而枯燥的僧录、语录、清规等佛教书籍所无法拥有的。从这个角度评价，则《水浒传》作为通俗小说，始终侧重于从俗人之眼光取景，以审美式的“小说视角”来展现，将禅寺中僧人生活场景写得活泼有致，可谓是说部中稀有难得的另类史料。
三、禅寺的礼仪制度：上堂、祝圣与挂单、告香
众所周知，佛门法事，多有特别的仪轨与讲究，禅寺之清规以及参禅的“制度化”，很大程度上也就体现在这些繁文缛节中。假如我们将经济制度视之为禅寺生活的“骨骼”，僧职制度是其“脉络”，而这些礼仪制度就是禅寺生活的“血肉”了。这个比拟虽或牵强，但这三者于禅寺生活的重要性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确实大抵如此!《水浒传》一书的写实倾向，致使书中禅寺礼仪的描述翔实清晰，读后有仿若身在僧堂之上的亲临之感。
以参禅而言，方丈上堂，诸僧请示，是禅堂中最习见的仪式，此名之为“大参”，盖禅堂中另有别无形式讲求的“小参”(30)。《水浒传》第九十回中宋江途经五台山，与诸位兄弟上山请益，智真长老就曾为其“上堂”说法。
且说次日库司办斋完备，五台寺中法堂上鸣钟击鼓。智真长老会集众僧于法堂上，讲法参禅。须臾，合寺众僧都披袈裟坐具，到于法堂中坐下。宋江、鲁智深并众头领立于两边。引磬响处，两碗红纱灯笼，引长老上升法座。智真长老到法座上，先拈信香祝赞道：“此一炷香，伏愿今上天子万岁万万岁，皇后齐肩，太子千秋，金枝茂盛，玉叶光辉，文武官僚，同增禄位，天下太平，万民乐业!”再拈信香一炷：“愿今斋主身心安乐，寿算延长，日转千阶，名垂万载!”再拈信香一炷：“愿今国安民泰，岁稔年和，五谷丰登，三教兴隆，四方宁静，诸事祯祥，万事如意!”祝赞已罢，就法座而坐。两下众僧打罢问讯，复皆侍立。宋江向前拈香礼拜毕，合掌近前参禅道：“某有一语，敢问吾师。”智真长老道：“有何法语，要问老僧?”宋江向前道：“请问吾师，浮世光阴有限，苦海无边，人身至微，生死最大。特来请问于禅师。”智真长老便答偈曰：
“六根束缚多年，四大牵缠已久。堪叹石火光中，翻了几个筋斗。咦!阎浮世界诸众生，泥沙堆里频哮吼。”
长老说偈已毕，宋江礼拜侍立。众将都向前拈香礼拜，设誓道：“只愿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焚香已罢，众僧皆退，就请去云堂内请斋。(31)
禅堂上讲法参禅，在禅宗的初期其形式倒也简要，百丈时期，只须“长老上堂升座，主事徒众雁立侧聆”，随后便是“宾主问酬，激扬宗要”(杨亿：《古清规序》)，可谓直奔主题。但随着禅宗的发展，礼仪渐趋繁缛。且看上文写道，在鸣钟击鼓，会集众僧之后，长老升座前，有“两碗红纱灯笼”在前引导，威仪如此。清规对于“升座”确有类似规定，而且更为庄重(32)。我们还会注意到，正式开示之前，小说中的方丈有三次拈取“信香”，分别祝赞当今天子、寺庙斋主、百姓诸人平安寿延等。这种祝圣行为的规范化也有一个演进过程，五代时“上堂说法中为国王祝寿”属个别僧人所为(33)，至南宋《入众须知》中，始提及“拈香祝圣”的程式，至《至大清规》这部书中，“开堂祝圣”就成为定制了。之前的祝圣，多是安排在“圣节”、“朔望”或“新住持入院”等特殊的日子里(34)。总之，祝圣行为反映出了世俗权力尤其是皇权对佛教的影响与渗透的逐步加强。
考宋代《禅苑清规》“请因缘”条，众僧请长老开示时，往往是这样的规制：“参头已下面北立定，次第烧香毕，参头出班，当面问讯，(转身禅椅西南角)问讯云：‘某等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伏望和尚慈悲，开示因缘。’”(35)据此，则宋江之言仿佛依样画葫芦，正是宋代禅风之写实。说来有趣的是，在《五灯会元》中恰有几例“渠魁”(即盗匪首领)向禅师请教的对话，他们有“闻而拜伏”(36)者，也有对禅师“以刃加之”(37)者。作为叛军或寇贼的首领，他们大多粗鲁不文，而宋江此次是以王者之师的身份前来拜谒，所行倒是符规守契。小说中的宋江，此次专来“问法”参禅，知道要“向前拈香礼拜”，知道要“合掌”问法，至少对于这些礼仪是知晓并且尊重的。只是俗心炽热的宋江，对于禅师“泥沙堆中频哮吼”的讽刺与开示充耳未闻。这既是小说情节的必然体现，也大抵是禅寺中僧俗对话、参请时，最常见的一种画面吧。
虽然此次方丈智真的开示，宾主之间的参请，与语录中那些“激扬宗要”的清音妙语、顿喝狮吼全然不同，但如前所言，《水浒传》中的这段描写反映出了那个时代僧俗之间的对话特点：方丈随机接应，信众俗缘未了，所谓机缘未足，各行其是是也。
说完“上堂参禅”这种大佛事，再来看《水浒传》中记录的一些简要的小型佛事。
《水浒传》还描写了“挂单”仪式。挂单，又名挂褡，指的是游方僧人行脚至某庙投宿，得其许可之后，将本人衣钵袋(褡膊)悬挂于僧堂衣钩的整个过程。且看小说原文：
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开包裹取出书来，拿在手里。知客道：“师兄，你如何不知体面，即目长老出来，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条、坐具、信香来礼拜长老使得。”智深道：“你却何不早说!”随即解了戒刀，包裹内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条，半晌没做道理处。知客又与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铺坐具。知客问道：“有信香在那里?”智深道：“甚么信香，只有一炷香在此。”知客再不和他说，肚里自疑忌了。(38)
“七条”，即袈裟。戒刀乃凶器，长者面前行脚僧人自当解下。
在此挂单仪式中，鲁智深百般笨拙，拿出七条，竟不知要穿戴。至于这“信香”，原是用来礼拜方丈的，偏偏这鲁智深全不懂做。“信香”一词，据笔者考察，指的是亲传弟子在他处开山做了方丈之后，再派遣自己的学生前来拜见师祖时，所献烧的一炷香。意义有二，一则是感恩，二则表明自己的法脉渊流有自。可谓来去有信，故名“信香”。此处鲁智深初来大相国寺挂褡，要向方丈拜香一炷，希得许可。这种表示恭敬的香礼，一般称为之“告香”。
告香在《敕修百丈清规》中被仪式化了，但早在唐宋丛林中时，此仪式并非通例。据笔者考察推断，挂单中的“告香”之礼，有确定“师生”关系的含义，所以并不会被轻易使用。外来行脚僧人如果闻法之后，对本寺住持并不敬服，一般不会选择在众人面前来敬香；换句话说，挂单者唯有心悦诚服之后，才会“告香”以示厕身弟子之列的愿望。举例来说，著名的圆悟克勤禅师(1063-1135)在遍参诸师之后回到五祖座下，他是在悟得佛法大要之时，“遂袖香入室”(39)，向老师五祖法演正式汇报自己的见地。可见香礼之郑重!其中透露出的是克勤禅师敢于荷当大法的自信，以及得法喜悦之后的感恩之情。另外，受他人香礼，在禅林中可是非同小可。试看：
师(从悦禅师)益疑骇，遂袖香诣素作礼。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师授记，不许为人。”师益恭，素乃曰：“怜子之诚，违先师之记。子平生所得，试语我。”师具通所见。(40)
从悦禅师(1044-1091)拜见清素和尚，因欲行香礼，被清素婉拒。原来清素和尚自认为福薄，倘为人师必定害人害己。由此可见，香礼意味着拜师从嗣，宗教意义相当严肃。
总之，告香之仪，往往是从学者对于禅师发自内心的信服与尊崇时，才会选择的重礼(41)。鲁智深不行香礼，可能在原初的故事中，表示的是他对大相国寺的智清长老未有信服之意。不过，自元代之后，凡来挂单，皆行香礼以示敬意，此时仪式化的“告香”反而与真正的崇信无关了，成为了一种空洞的仪轨。
为节略篇幅，本文只就上堂与祝圣、挂单与告香这几个礼仪问题，简略述之，并就个别礼仪之演化实际，略作源流之考察。事实上，《水浒传》一书至少还描写有迎宾仪式、剃度(落发)仪式、丧礼(下火)仪式等其他禅门仪轨，对其中礼仪程式以及其中需采用的偈语(咒语)等，都有翔实描写与程式的展开。这些文字是当时禅风佛影的经典写照，将神秘、神圣的宗教生活“日常化”，繁简处理又颇为得当，这种近景式的直观方式，有助于宋元时期及后世民间、俗众了解与观察到当时僧人们的朝夕礼忤、打坐参禅的实际情形。《水浒传》在这一点上，其文化传播、文化传承上的功劳值得再次肯定!
四、结语
《水浒传》的成书有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反映在本文所讨论的内容上，《水浒传》中的丛林制度文化，往往呈现出某种宋元混杂的特点。细致说来，鲁智深任菜头一职、鲁智深拒向方丈告香、宋江向智真长老的参请之言，这三处的情节或细节，其中的文化气息都更接近于宋代禅宗特质。再补充一个前文没有讨论的例子，《水浒传》中剃度仪式的描写也是本于宋代(南宋)禅宗风习，故与《敕修百丈清规》中“沙弥得度”所述的差异相当明显(42)。至若鲁智深力争监寺一职、方丈上堂祝圣的礼仪等，其中更多体现的则又是元代清规以及当时宗风浸染后的习俗。凡此种种，正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特色，也因此，一般的佛教史专家会觉得小说中的佛教史料实在难资考证。
众所周知，南宋时说话艺术共分四家，其中专有“说参请”一门。此门艺人，对于禅宗文化、寺庙生活、禅宗语录等都极其熟习。《花和尚》话本虽然刻画的是“杆棒类”的豪侠，但它与说参请同生共长于南宋，故其中表现出的对禅宗制度文化的熟谙，乃属必然。有兴趣的读者还可参看笔者《<水浒传>与“说参请”》一文(43)。总之，《水浒传》与禅宗文化的紧密，是时代所致，亦是通俗的说唱文本之间交互影响的必然。
纵览比较之余，我们会发现，《水浒传》对禅宗制度文化的描摹与反映，与佛教书籍中的记录形成了相互印证、互有弥补的材料关系。大体说来，《禅苑清规》(宋僧宗赜著)、《敕修百丈清规》(元僧德辉编)等清规类书对丛林制度的呈现是文件式的记录，零碎而古板，看似条理分明，实则一般读者阅后则是印象模糊，难得要领；而通俗小说对禅林制度的反映则是更为立体、连续与翔实，文化的呈现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等融为一体，故此人们的印象更为深刻而鲜明。《五灯会元》(宋僧普济著)等语录类文体，其记录则因“清高孤冷”，制度文化的呈现更显得语焉不详，非爬罗梳理不能得其大概；相较而言，《水浒传》中浓郁的世俗气息才真正能将禅宗制度文化的“日常”性凸显出来，更能拉近其与俗人之间的距离。
总之，《水浒传》风靡天下，古今读者也因之可以近距离地了解到禅宗一脉的文化特色，其描述或亦有粗疏、不切之处(44)，但其宗教、史学研究之价值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上，如果结合“三言”与《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宋元时代的小说来合而观之，《水浒传》与禅宗丛林制度文化之间的关联，我们会剖判得更为精准与清晰。这一点自然是有赖于将来，有赖于学界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了。由于《水浒传》对禅宗寺庙中的生活图景作了全面的、细腻的刻画与展示，使得本文相信《水浒传》最有资格在古典小说中被称作“禅宗文化百科全书”。
最后，《水浒传》时时坚持以“俗人之眼”来观察、映照独特的禅林文化景观，其中的美学价值与成就也值得另文阐发(45)。
注释：
①有关禅宗清规的研究现状，以及相关的述评，可参看黄奎《中国禅宗清规》之《导论》部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1-13页)。
②王永会：《禅宗清规与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③自道信、弘忍的东山法门始，禅宗历史才算是真正开篇。道信的双峰山僧团鼎盛时有五百余人，弘忍的东山僧团人数更多。他们坚持在山林垦荒禅修数十年。而南泉普愿(748-834)在池州修行时，“堙谷刊木，以构禅堂，蓑笠饭牛，溷于牧童，斫山畲田，种食以饶。足不下南泉三十年矣”(赞宁：《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此行径更可视为唐代农禅的经典画面。
④曾经在怀海时代非常重要的“普请”规矩，即一众僧人共同参加农业劳动的相关规定，在宋代《禅苑清规》中消失不见。这至少说明宋代禅宗寺庙放弃了农禅并举的传统。
⑤谢重光：《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03页。
⑥且看《水浒传》中，鲁达初来时，众僧原不欲收留，长老道：“他是赵员外檀越的兄弟，如何别得他的面皮。你等众人且休疑心。”他闯祸之后，长老是这样喝住了众人：“胡说!且看檀越之面，后来必改。”待他酒醉打了众人之后，长老也只道：“无奈何，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容恕他这一番。”直至鲁智深再次醉酒闯下大祸，打坏了山门前的金刚，智真长老要打发他到别处去，之前还得通报赵员外。临了，对鲁智深言道：“智深……我这里出家是个清净去处，你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赵檀越面皮，与你这封书，投一个去处安身，我这里决然安你不得了。”(施耐庵、罗贯中著，李贽评：《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6、58、60、66页)如此看来，这赵檀越的面皮，在小说中简直可以堪比佛祖了。
⑦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1页。
⑧所谓化主，是寺庙专门委托某个施主来替寺庙去采办与化缘。有时会因临时任务来设置，如大修殿宇时，便有“修造化主”。平时更有菜化主、盐化主、草鞋化主、香烛化主等等之別。由于寺庙或住持过于依赖这些化主的工作，有些化主会出现“蓄私财”及“矝功欺众”的现象。有关化主之恶行，可参看《百丈清规证义记》，见《卍新纂续藏经》第63册，东京：国书刊行社，1975-1989年，第454页。
⑨施耐庵、罗贯中著，李贽评：《容与堂本水浒传》，第58页。
⑩施耐庵、罗贯中著，李贽评：《容与堂本水浒传》，第59页。
(11)五台山十寺旧管有四十二庄，宋初被边臣“标夺良田三百余顷”。见宋张商英《续清凉传》卷下。此据谢重光《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第190页转引。
(12)李富华：《中国古代僧人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6年，第43页。
(13)李富华：《中国古代僧人生活》，第39页。
(14)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第106页。
(15)宋代有些寺庙成立有“度僧局”与“长生库”，以募缘来的钱财帮助寺庙内的童行出家，其方式便是购买朝廷的空名度牒。详参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第387页。
(16)《水浒传》原文作“首座又道”，不过据其言谈，说话者是知客，非为首座。这一处当是小说传抄之误。
(17)施耐庵、罗贯中著，李贽评：《容与堂本水浒传》，第95页。
(18)提点，乃是禅林的职位名称，管理金谷一类物品。此词原为宋朝官职之名，故其设置当自宋始。
(19)有关百丈怀海奠立的禅林组织形式中的“民主、平等”原则的体现，详参谢重光《中古佛教僧官制度和社会生活》第284-286页。
(20)黄奎先生在《中国禅宗清规》中把方丈之外的宋元禅林僧职分为“执事僧”与“杂务僧”两种(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96-97页)。这显然没有《水浒传》分“上、中、末”三等来得细致。而清职与财权大者并为上等，就很有启示意义；“主事”与“头事”的区别与称号，也简明扼要。
(21)项裕荣：《话本小说与禅宗预言偈——从<水浒传>中的预言偈说起》，《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22)与之相关或相似的若干条材料中，涉及到的主要是一二高僧为了清职(即侍者或首座等)展开的“君子之争”，主要较量的也还是学佛境界的高低。
(23)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第82页。
(24)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3、363页。
(25)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第300页。
(26)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第343页。
(27)若五代后晋时的石门献蕴禅师，“契悟”后，“更不他游，遂作园头”。宋代有广慧真禅师，曾做园头，后亦为方丈。宋僧兴阳清剖，在园内种瓜之时，而得彻悟。
(28)《禅苑清规》称：“净头者，行人之所难，当人之所甚恶，可谓无罪不灭，无罪不愈，无福不生。同袍拱手上厕，宁无惭愧之心?”(宗赜著，苏军点校：《禅苑清规》，郑州：中州古籍出社，2001年，第50页)，《敕修百丈清规》则强调“凡供此职，皆是自发道心”(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第106页)。
(29)他们也属于寺庙人员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不是简单的雇用人员。据元代《敕修百丈清规》可以看到某些重要的寺庙仪式中，他们也是参加的，如“开堂祝寿”仪式快要结束时，这些“直厅、轿番、庄甲、作头、老郎、人仆参拜”，也要礼拜长老的。
(30)僧人可以不时请示，师父则随时指点，这种无形式讲究的参究行为，称为“小参”。
(31)施耐庵、罗贯中著，李贽评：《容与堂本水浒传》，第1310-1311页。
(32)在“开堂祝寿”等严肃的场合下，方丈的出场是比较讲究的。《敕修百丈清规》中便有“铙钹、幡花、挑灯迎引至法堂位前立”的明确描写(德辉编，李继武校点：《敕修百丈清规》，第73页)。
(33)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74页。
(34)有关祝圣礼仪在禅宗清规中的规定与变迁，可参黄奎《中国禅宗清规》的相关内容(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125-132、162-172页)。
(35)宗赜著，苏军点校：《禅苑清规》，第15页。
(36)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第300页。
(37)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第542页。
(38)施耐庵、罗贯中著，李贽评：《容与堂本水浒传》，第93页。
(39)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第1254页。
(40)普济著，苏渊雷点校：《五灯会元》，第1147页。
(41)王大伟《论宋元禅宗清规中的香礼》(《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1期)一文，专谈“告香”一节，此中虽与笔者引证材料不同，但观点基本一致。有必要补充说明的是，唐宋禅林中有这样一种看法，僧人若闻某法师之语而有所顿悟，却又傲慢不礼的话，即算“窃法”，而窃法的果报是相当严重的。这大概可以视之为“香礼”背后的信仰支撑吧。
(42)《敕修百丈清规》中的“沙弥得度”条，文字极是详实琐碎，至写“剃头”与“受袈裟”一节便录有“落发偈”等偈语三条，全与《水浒传》不同。至于“受五戒”时，戒师每问“汝能持否”，答云“能持”，亦与《水浒传》中采用的“是否”二字全然不同。
(43)项裕荣：《<水浒传>与“说参请”》，《湖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44)如《水浒传》第四回中长老主持鲁智深的剃度仪式时，替他摩顶受记道“一要皈依三宝，二要归奉佛法，三要归敬师友”，这“三宝”一词显然有误，当作“佛祖”。而“受记”一词亦明显有误，当作“授戒”。
(45)就本文所涉及到的内容来说，《水浒传》始终坚持以人物的塑造为中心，注意保持情节的生动与流畅。文化内容的呈现，往往是通过人物对话自然叙及。即使是在相对繁琐与呆板的礼仪描写之中，其“陌生化”手法的巧妙运用，也能将禅林风俗摹写得趣味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