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召明，文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
内容提要：《水浒传》主题与叙事研究中，“农民起义”说与“逼上梁山”说虽时遭质疑，但在现今主要文学史著作、大众普及读本及中学语文教材中仍然定于一尊，其地位不曾动摇。然据笔者统计，《水浒传》108位英雄中仅有11人是农民(“大农业”角度)，而且全书真正被官府逼上梁山的只有9人。之所以长久以来有《水浒传》108人“被逼上梁山”、举行“农民起义”的误读，其原因有三：“逼上梁山”说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反抗精神与中国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深度的共通性；“逼上梁山”说的意识形态化与1943年末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的成功编演有直接关系；1949年以来的《水浒传》研究与政治因素形成了难以拆解的密切联系。
关键词：《水浒传》/ 农民起义/ 逼上梁山/ 献疑/
原文出处：《文艺理论研究》(沪)2017年第6期 第59-69页
《水浒传》主题与叙事研究中，最流行的莫过于“农民起义”说与“逼上梁山”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这两种观点传播范围最广，历时最长，影响也最大。其间虽时遭质疑，但其影响至今根深蒂固。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108位英雄人物的身份、职业及上山类型统计分析，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结合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及《水浒传》研究中的政治因素影响，就“农民起义”说与“逼上梁山”说略抒管见，献疑于方家。
一、英雄人物的身份、职业与“农民起义”说
《水浒传》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有“农民起义”说、“投降主义”说、“市民”说、“忠奸斗争”说、“游民”说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农民起义”说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提出后，影响最大，历时最长。1950年杨绍萱《论水浒传与水浒戏》、1953年王利器《水浒与农民革命》相继提出“农民起义”说(杨绍萱；王利器)。1954年冯雪峰在《文艺报》第3、5、6、9、11期发表《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水浒传》“农民起义”说的主题进一步强化与定位。六十年代，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指出：“《水浒传》是一部著名的描写农民革命的长篇小说”(游国恩等29)。“文化大革命”后期，“投降主义”说与“市民”说几乎同时兴起。八十年代以来，“农民起义”说再度受到推崇：“《水浒传》作为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优秀作品，更其重要的社会意义，还在于它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具体而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一次农民起义发生、发展以至最后失败的过程，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某些本质方面，并从斗争艺术上提供了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具有认识当时社会历史的价值”(吴志达73)。
目前中国文学史教材中，持“农民起义”说的非常之多。其中发行量最大、最具权威性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认为《水浒传》：
客观上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尽管领导这支义军的主要领袖并不出身于农民，且在思想上打着“忠义”的烙印，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些领袖出身于“庄稼田户”和其他下层劳动人民，他们有一种“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气概和“杀上东京，夺了鸟位”(三十九回)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梁山义军的基本队伍是一大批庄客佃户、农民渔夫。这正如第七回结尾处所指出的那样：“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他们在官逼下造反，组织武装队伍，提出政治口号，开展军事斗争，以与封建的国家机器相对抗。这就清楚地规定了梁山义军的基本性质是农民起义。小说作者站在造反英雄的立场上，沿着“乱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思路，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是十分罕见、难能可贵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水浒》是一部悲壮的农民起义的史诗。(袁行霈43)
这段文字分析逻辑严密，坚定有力，对“农民起义”说的主题不容置疑。其主要依据是“梁山义军的基本队伍是一大批庄客佃户、农民渔夫”。
《水浒传》普及读本中，发行最广、对一般读者影响最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版“前言”第一句就写道：“《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以农民起义为题材，而且有很大成就的长篇小说，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朱一玄1)。
另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级《语文》课本中选入了“智取生辰纲”的章节，并在《名著导读》中介绍《水浒传》：“作为中国第一部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水浒》生动地描写了梁山好汉们从起义到兴盛再到最终失败的全过程，特别是通过写众多草莽英雄不同的人生经历和反抗道路，鲜明地表现了‘官逼民反’的主题。在作者的笔下，好汉们大都有着自己的辛酸史，他们是被逼无奈才铤而走险、‘犯上作乱’的，这恰好印证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道理”(课程教材研究所232)。
由此可见，“农民起义”说仍是现今《水浒传》主题研究中影响最大、最为广泛的一种说法。这一主题借助于文学史教材、社会普及读本和中学语文课本的渠道，影响巨大，深入人心。尤其是广大普通读者和青年学生，也基本接受、认可了这一主题。
当然，在学术界有专家不同意“农民起义”说的主题。如有学者从小说中对不同义军的态度质疑：“如果说《水浒》是歌颂农民起义的，那么，为什么只歌颂宋江起义、不歌颂方腊起义呢?”(凌左义235)。也有学者从水浒英雄生活方式的角度进行反驳，“出入酒楼饭馆，活动于茶肆客店，狎妓赌博，使枪舞棒，追求的生活是‘只顾自己前程万里’；‘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一言以蔽之，《水浒传》中的起义军没有农民的生活方式，没有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伊永文68)。还有学者从《水浒传》英雄人物身份的角度反驳了“农民起义”说，认为《水浒传》“很少涉及宗法社会的农民生活，更没有表现出宗法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水浒传》中写的社会底层的精英，绝大部分是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所谓游民就是脱离宗法网络、宗法秩序沉沦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王学泰117)。
那么《水浒传》究竟是不是反映了“农民起义”的主题?对于这一问题，笔者以为需要基于两点去把握：一是农民，一是起义。也就是说，《水浒传》的英雄人物全部或者说大部分人的身份应该是农民，这些农民应该是被迫起义，组织武装斗争，暴力反对政府统治。只有这样才符合“农民起义”主题的基本内涵。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也可以确定，对《水浒传》108位英雄人物身份、职业的统计分析应该是验证这一主题的逻辑起点。而这恰恰是之前质疑“农民起义”说的文章所没有认真、彻底做过的工作。
笔者根据小说中的描写，对108位英雄人物的身份、职业进行了统计，列表一如下。①
从表一统计中，我们可以发现，梁山英雄108人“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来自于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行当，人员成分非常复杂；同时又各有所长，“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施耐庵罗贯中575)满足了梁山各项事业发展之需要。但是通过对人物身份、职业的统计，有几点颇值得注意：
第一，胥吏、武将31人，占比高达29％，为梁山英雄中第一大群体。衙门胥吏虽然普遍地位低下，身在基层，但是作为官府的工作人员，他们应当成为效忠皇权、维护稳定的支柱，然而在小说中他们却无视国法、为所欲为，甚至帮助梁山好汉，成为对抗政府的反叛力量。如晁盖等生辰纲事发，宋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通风报信；朱仝、雷横虚张声势，私放晁盖。宋江浔阳楼题反诗事发，戴宗不仅为宋江出谋划策，而且在梁山上取得假书信欺骗蔡九知府等等。
而武将本来是官府派去镇压、剿除梁山英雄的，令人惊讶的是，这些武将的最终结局，基本上是战败后被劝降梁山，可谓“全军覆没”。鲜有武将壮烈殉身，甚至有人未败先降。难怪索超被擒后，宋江劝慰他说：“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65回)。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武将的加入不仅丰富了梁山英雄的来源构成，而且充实、壮大了梁山的武装力量，提高了梁山兵马整体作战的能力。在后来的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征辽、平方腊的战争中，其功至伟。
第二，绿林大盗达28人，占比26％。这些绿林大盗隐藏山林，以盗抢为生。他们与官府胥吏、武将相加为59人，总占比高达55％，超过梁山英雄总数的一半。在梁山英雄的大群体中，这些来自山林的大盗与来自官衙的胥吏、武将，竟无任何嫌隙矛盾，一并成为反抗朝廷的主体力量。
第三，梁山好汉108人中，广义上的农民仅有11人，仅占10％。如果排除其中的渔民、猎户和从事私盐贩卖、水上运输的人，从狭义的农民角度统计(在农村居住、以务农为生)，只有宋清和白胜二人。白胜虽然在安乐村居住，却是个游手好闲的赌客，是否真正以务农为生，小说中并未提及。而宋清，小说中提到“(宋江)上有父亲在堂，母亲丧早，下有一个兄弟，唤做铁扇子宋清，自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18回)。因此，真正意义上居住在农村、以务农为生的农民竟然只有宋清一人!而这恰恰是梁山首领宋江的弟弟!可见，宋清是108位英雄中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且是唯一的真正农民。《水浒传》第71回作者在赞语中写道：“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施耐庵 罗贯中575)。作者的赞语中，农民这一群体没有被提及，是作者有意忽略，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由以上的分析看出，梁山英雄的主体绝非农民，而是胥吏武将、绿林大盗，农民的数量少得可怜。虽然大部分梁山英雄的语言谈吐、行为习惯、思想趣味与农民较为相近，但从身份、职业来看，却不能称之为农民。既然梁山聚义的英雄主体并非农民，岂可称之为农民起义?之前，亦有学者以历史上项羽、刘邦、张角、李密、黄巢、王小波、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为例，认为不能仅凭领袖人物的出身判断一支武装力量的性质(陈桂声28)，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把队伍的主体或者说大多数英雄的出身作为判断队伍性质的基本要素之一，笔者以为无疑是经得起推敲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水浒传》“农民起义”说的主题颇值得商榷。
二、英雄上山类型与“逼上梁山”说
与“农民起义”说互为因果的另一成说是“逼上梁山”说。长期以来，“逼上梁山”被视作《水浒传》“农民起义”说的原因，流传甚广且深入人心，并被误以为所有英雄聚义梁山的普遍路径。近年来针对“逼上梁山”这一成说，虽有学者表示异议，并撰文分析，但是在“逼上梁山”涵义、上山类型划分、英雄具体归属方面，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笔者以为，梁山108位英雄虽有各自的人生履历，但其走上梁山的路径大致可分为主动上山、被俘(劝)上山、被赚(请)上山、被逼上山及梁山元老五种类型。列如表二。
从表二中可以看出，主动上梁山的人数竟高达66人，占61％，被俘(劝)上山的20人，占19％，被赚(请)上山的13人，占12％，而真正受官府逼迫而直接上梁山的仅有6人，占6％!
从主动上山的类型来看，主要分为他山来投、负案来投和慕名来投三种情形。在梁山大聚义前，共有来自其他11山的绿林大盗34人投奔梁山(此处专指从他山来投者，故与表一数字有出入)，在总人数中占比31％。这一群体纷纷加入梁山，说明在山盗蜂起的当时，梁山以其独有的地形，领导者的声望及不断壮大的事业，群山之中独为峰，吸引了其他山盗前来投靠。有意思的是，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山盗主要来自北方，而江洋大盗主要来自南方的浔阳江、扬子江，南北大盗共同聚义的梁山，则是山水相依、得天独厚的水泊梁山。
除了他山来投者外，负案来投者17人，在总人数中占比16％。这些人被官府缉捕，无路可逃，于是主动上梁山寻求保护，如吴用等人生辰纲事发，李逵等人江州劫法场、顾大嫂等人登州劫狱，都是身负重案，前来梁山聚义的。至于慕名来投的15人(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山来投者也是慕名来投。但此处专指慕名前来的个人)，各自经历不同，但或出于对宋江的仰慕，或出于干番惊天事业的雄心，或出于困境中的无奈，期待发迹变泰，主动来到梁山。总之，这三类主动上山的情形，其中虽有遭官府缉捕被迫上山或人生困境被迫求变的“逼”的意味，但与“逼上梁山”的真切内涵相去甚远。
或许有人质疑在梁山大聚义前，有英雄被官府逼迫落草、逼上他山的情形，对此亦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统计。他山来投及梁山元老共37人。这37人落草的原因如表三。
由表三可以看出，在梁山聚义前，真正被官府逼迫而落草的他山英雄只有武松、欧鹏、裴宣3人，这3人和直接被逼上梁山的林冲、宋江、花荣、柴进、解珍、解宝6人，共有9人是真正逼上梁山的，其比例不足10％!这是一个令人颇感意外的数字!虽然受小说既定框架的约束，108位英雄必定聚义梁山，这是作者不可能改变的结果。但是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对这108人的叙事绝非全部被逼上梁山。因此，一般意义上的“逼上梁山”也只适用于这9人的上山经历。也就是说，所谓108位英雄是被“逼上梁山”，不排除是个伪命题。
如果把表一、表二和表三的统计结合起来看，结果同样非常令人惊讶。108位英雄中，被逼上梁山的广义上的农民只有猎户解珍、解宝兄弟二人!如果从狭义的农民的角度来看，被逼上梁山的真正农民竟然一个没有!因此，如果说《水浒传》描写了农民深受压迫、被逼上梁山而举行起义的话，完全不能立足。
至于武将被俘(劝)上山，是不是被逼上梁山，我们同样需要结合作品作具体分析。《水浒传》中，除扈三娘、郁保四、蔡福、蔡庆外，被俘(劝)上山的朝廷武将共有16人。两军交战，胜败俘降乃至以身殉职或以身殉国，都是兵家常事。但在《水浒传》中，为朝廷征讨梁山泊的这16将最后无一例外走上梁山，竟无一人是男儿!虽然个别将领表现出了些骨气，但却仅限于个人恩怨。如秦明妻小被杀、归路被断后，“怒气于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并，却又自肚里寻思。一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三则又怕斗他们不过，因此只得纳了这口气”(34回)。有的将领投降前后，甚至判若两人。如单廷圭劝降魏定国时，魏定国说道：“若是要我归顺，须是关胜亲自来请，我便投降。他若是不来，我宁死不辱。”似乎很有骨气。关胜来劝后，魏定国大喜，愿拜投降，同叙旧情，设筵管待(67回)。这些将领在征讨梁山泊前，个个信誓旦旦，正义凛然，斥责梁山英雄为“贼寇”“红头子”“反国逆贼”“草贼匹夫”“水洼草贼”“背反狂夫”，但他们在被俘(劝)后很快归顺梁山，这多少有些讽刺意味。
从这些将领走上梁山的情节描写来看，他们绝非是“逼上梁山”，而是感于宋江的忠义而受降。秦明、彭玘、凌振、韩滔、呼延灼、关胜、索超、董平、张清被俘后，除了花荣为秦明亲解绳索外，其他8人都是宋江亲解绳索，扶帐坐定，以礼陪话，纳头拜见。龚旺、丁得孙则是宋江“好言抚慰，二人叩首拜降”(70回)。可见，宋江对待被俘将领忠厚仁义，宽宏大量。而这些将领感于宋江仁义宽厚，没经过多么激烈的思想斗争，更无慷慨就义般的反抗，很快就归顺梁山。如秦明劝黄信曰“山东及时雨宋公明疏财仗义，结识天下好汉，谁不钦敬”(34回)，黄信即被劝降。彭玘受降时答道：“素知将军仗义行仁，扶危济困，不想果然义气。倘蒙存留微命，当以捐躯保奏”(55回)。呼延灼受降时，“沉思了半晌，一者是天罡之数，自然义气相投；二者见宋江礼貌甚恭，叹了一口气，跪下在地道：‘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实慕兄长义气过人，不容呼延灼不依，愿随鞭镫。事既如此，决无还理’”(58回)。关胜被俘后道：“人称忠义宋公明，话不虚传。近日我等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愿在帐下为一小卒”(64回)。张清被俘后，宋江“亲自直下堂阶迎接，便陪话道：‘误犯虎威，请勿挂意。’邀上厅来。说言未了，只见阶下鲁智深，使手帕包着头，拿着铁禅杖，径奔来要打张清。宋江隔住，连声喝道：‘怎肯教你下手!’张清见宋江如此义气，叩头下拜受降”(70回)。此外宣赞、郝思文、单廷圭、魏定国被关胜劝降。虽然将领归降过程中偶尔穿插以天罡地煞之数，或者朝廷昏昧之实，但其主要原因还是感于宋江的忠义。
另外，在被赚(请)上山的人中，虽然个别人是被梁山英雄胁迫，但与一般意义上被官府“逼上梁山”的情形完全不同，在此姑且不论。
关于“逼上梁山”一说，主体毫无疑问应该是官府，是官逼民反，将英雄逼上绝路，令其陷入困境，从而不得不上山落草。其中林冲向来被视作“逼上梁山”的典型。关于“逼上梁山”，有学者认为，“‘逼上梁山’的‘逼’字，有‘自己逼自己’‘民逼民’‘民逼官’‘官逼民’诸涵义”(诸葛志32)。也有学者认为，“‘逼上梁山’的‘逼’字，其实质乃是指广泛而恶劣的社会历史条件，指产生梁山好汉这样典型人物的典型环境，它有不同表现形态、不同特定内涵。比方说，既有直接的逼，也有间接的逼；既有呈现为外部形态的逼，也有着重心灵摧残的逼；既有灾祸骤然降临，迫在眉睫的逼，也有危机暂时隐伏，寓险恶于未来的逼。但是，不管何种‘逼’，都联系着一根灵敏的神经一一即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和封建社会的黑暗。封建官府的黑暗乃是导致英雄杀人的根本原因”(汪远平41)。毫无疑问，任何朝代、任何社会皆非完美，都有其各自的问题。就《水浒传》而言，固然徽宗时期“乱自上作”，各地盗贼生发，但如果不结合作品及人物经历具体分析，则容易陷入罔顾事实的主观预设，是一种“泛逼化”的倾向，即认定反对封建政治与封建社会的人物的所有行为都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甚至认定所有的滥杀无辜是社会所逼，所有的生意折本是时代所逼，所有的图财害命是官府所逼。这样一来，“逼上梁山”就成了无所不纳的箩筐，失去了其鲜明的内涵指向。
三、“农民起义”说与“逼上梁山”说的历史成因
“逼上梁山”说长期以来被视作《水浒传》英雄聚义梁山的主要原因，是支撑“农民起义”说的主要基石。因此“逼上梁山”与“农民起义”已经构成逻辑严密的因果联系。《水浒传》中“逼上梁山”的被误读，导致了“农民起义”主题的被确认。而这种被误读与被确认，则是特定政治历史背景下的必然结果。
首先，“逼上梁山”说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反抗精神与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深度的共通性。鲁迅说：“《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鲁迅192)。这种革命精神就是被逼上梁山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与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精神是共通的。这一点，可以从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谈话中得到印证。众所周知，毛泽东爱读《水浒传》、善于引用《水浒传》中的人与事，其中“逼上梁山”应当算是毛泽东引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毛泽东自幼喜爱讲述造反故事的古代小说。他曾说：“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毛泽东一九三六年”8)。这些小说中，《水浒传》自然最受毛泽东青睐。1917年，毛泽东与同学探讨救国之道，就提出“学梁山泊好汉”(斯图尔特24)。可见，年轻时的毛泽东就从《水浒传》中看到了革命与反抗精神。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抗大说：“《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忆董老》第2辑67)。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陈立夫时说道：“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王炳南24)。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宣传他的“逼上梁山”论：“共产是逼出来的，七逼八逼就逼上了梁山”(《毛泽东外交文选》225)。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正是亚非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许多国家的人“除了向毛泽东当面寻求武装斗争的方法外，还不忘请教毛泽东是如何成为战争大师的。毛泽东回答的基本上就是四个字：逼上梁山”(胡哲峰 孙彦105)。例如在会见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时，毛泽东就曾说：“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指1927年)被逼上梁山”(胡哲峰 孙彦108)。
毛泽东把《水浒传》当成一部政治书看，所以经常引用“逼上梁山”这一朴素、深刻的说法进行革命宣传。他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薄一波)。正是从《水浒传》英雄聚义的故事中，毛泽东“肯定被压迫阶级革命造反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确立和张扬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反抗精神”(董志新，“毛泽东与‘水浒精神’”2)。作为《水浒传》的特殊读者和伟大革命领袖，毛泽东出于革命需要，屡次引用“逼上梁山”一语，取得了巨大的宣传效果，展现了革命领袖的个人魅力与号召力。应当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典范案例。但从另一角度看，毛泽东引用“逼上梁山”这一朴素而深刻、通俗而响亮的词语，并不等同于毛泽东同意《水浒传》中“所有英雄都是被逼上梁山”的学术观点。这是需加以区分的。但是，由于“逼上梁山”这一成语、口号本身带有强烈的革命性与战斗性，并因概括了广大民众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而引起共鸣，进而影响到了人们对《水浒传》“逼上梁山”叙事的认知与认可。
其次，“逼上梁山”说的意识形态化与1943年末延安解放区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的成功编演有直接关系。“逼上梁山”曾被胡适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口号，而在现代革命历史进程中，“逼上梁山”逐渐被意识形态化，沉淀成为一个具有鲜明革命色彩的话语。1943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的业余京剧爱好者杨绍萱、齐燕铭等人以林冲的故事为蓝本，编演了平剧《逼上梁山》。该剧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贯穿政治意识形态，呼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体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革命真理。关于这一点，参与编演工作的金紫光曾经说：“用林冲的遭遇来反映群众的斗争，在林冲遭遇的背后写出广大群众的斗争和反抗。”“绍萱同志之所以选择《水浒传》的林冲故事作为题材，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北宋的历史情况与当时的现实情况很有些类似。绍萱同志想通过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讲古比今，教育群众，争取敌占区的人民和军政人员弃暗投明，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金紫光《在延安参加编演<逼上梁山>的经验》；转引自惠雁冰144)。《逼上梁山》演出后在延安解放区获得轰动，受到党政军民的高度评价，保持了40多天连续演出40多场的记录。毛泽东于1944年1月9日第二次看过《逼上梁山》演出后，专门致信中央党校编创人员，表达鼓励、欣慰之情，“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毛主席于1994年” 1)。毛泽东的这一评论，作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文献。它为中国古老的京剧艺术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和道路，在中国的文艺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金紫光4)，事实上，毛泽东不仅希望以此剧推进戏剧改革，更重要的是希望以水浒英雄“逼上梁山”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旧的社会秩序与反动派的政治统治。
从创作与演出过程看，《逼上梁山》属于集体创作、编排，而且在演出过程中，不断根据党政领导干部的意见和观众的反映进行反复修改，最终打磨成为一部经典剧作。《逼上梁山》标志着延安平剧改革的成功，成为戏剧改革的经典范本。同时，《逼上梁山》是“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统领下，以历史表象之间的相似性原理来解析历史共同本质，继而印证抗战的主体力量及无产阶级解放的必由之路的艺术化摹本”(惠雁冰144)。《逼上梁山》虽然反映了林冲一个人被逼上梁山的传奇故事，但是与无产阶级革命在“逼”的动因上具有高度的契合，因此“逼上梁山”成为了一个反映无产阶级革命、具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特定话语。《逼上梁山》产生的特定背景、时代内涵赋予“逼上梁山”更现实、更深广的历史影响，并借助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使其在文学原典本义的基础上，成为一个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革命性话语。因此，可以说《逼上梁山》的巨大影响也是《水浒传》叙事研究中“逼上梁山”被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
最后，1949年以来的《水浒传》研究与政治因素形成了难以拆解的密切联系。“农民起义”说的主题虽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由杨绍萱、王利器、冯雪峰等人提出，但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就已经指出宋江起义作为农民起义的特点：“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625)。事实上如有论者指出，在宋代的几次农民起义中，以规模而论，宋江还不足以充当代表。毛泽东之所以推举宋江，恐怕还是受《水浒传》情结影响，“宋江作为农民革命领袖的历史地位，也由此钦定而无非议”(虞云国)。毫无疑问，毛泽东此处所指的历史上的宋江起义是农民起义，但是我们不能将其与长篇小说《水浒传》“农民起义”说的主题等同。因为毛泽东年轻时曾经对《水浒传》等小说中没有农民作主人公感到很特别，很纳闷：“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金冲及6)。1953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中引用《水浒传》时也指出：“水浒寨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劳动人民，水浒寨是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董志新，“新披露”16)。可见，毛泽东对梁山队伍的主体组成和其中农民的数量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毛泽东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界提出的“农民起义”说主题持什么态度，是否同意这一提法，根据目前已有资料，尚不得而知。
至于杨绍萱等人为何提出“农民起义”说，笔者分析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杨绍萱等人提出“农民起义”说或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在《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865)。“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969)。毛泽东肯定了历史上宋江起义的进步作用，如果对《水浒传》这样一部体现人民性、革命性的作品“采取不同态度”进行歌颂的话，“农民起义”说的提出也就自然而然了。第二，以农民为主体的现代中国革命与《水浒传》所描写的宋江起义在革命精神、历史作用等方面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使《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主题成为一种必然要求。现代中国革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虽然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更不同于所谓《水浒传》中的“农民起义”，但是它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反抗精神与《水浒传》是深度共通的，在反对旧社会、推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与《水浒传》是一脉相承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625)。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盛行社会政治批评模式的背景下，以阶级分析方法研究《水浒传》，提升《水浒传》应有的高度，以攀附现代中国革命，“农民起义”说的提出即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诚如有学者所言：“当人们认定封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时，就不惜牵强附会地为一些著名的古典小说贴上‘起义’、‘革命’的标签”(郭英德22)。1957年李希凡发表的《水浒的现实主义》一文则为这种必然性作了很好的注脚：“《水浒传》是出现在中国近古文学史上第一部，而且是后无继者的描写农民革命的最完整的长篇小说。这不仅是中国文学史极其少有的现象，也是世界文学史上并不多见的封建时代的革命文学杰作。从这部伟大作品照耀出来的思想价值和历史价值，已经随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提升到它应有的高度”(李希凡43)。
建国以来的前三十年中，《水浒传》研究始终伴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评论《水浒传》甚至成为政治立场的一部分。“农民起义”说主题被定位后，《水浒传》即被认为是歌颂农民起义的史诗或农民革命的教科书，宋江被看作是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而对这一主题的怀疑与偏离往往招致批判。六十年代游国恩等编《中国文学史》顺势接续了这一观点，并使之成为文学史著作中的主要观点，学术界对宋江形象的评价也主要从政治立场与阶级分析的角度展开。“文革”前夕，一度有人开始对宋江全面否定，认为宋江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指出《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武思萦 樊静248)。《水浒传》又由革命的教科书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由农民起义领袖被打成了搞修正主义的投降派，《水浒传》研究风向突变。“投降主义”说几取代“农民起义”说一统天下。“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水浒传》研究才逐渐摆脱政治运动的影响，回归正常的学术研究的本位。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反思、检讨《水浒传》研究的文章也不在少数。②但是，在现今的多数文学史教材、普及读本、中学语文课本乃至研究著作中，“农民起义”说、“逼上梁山”说这样并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学术观点仍然被不断沿袭和重复，个中原因令我们深思：政治运动可以与时更变，但留存在人们头脑中的既有观念却根深蒂固。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起义”说与“逼上梁山”说要真正引起人们的正视、怀疑与反思恐需假以时日。
注释：
①文中如无特别标注，所引《水浒传》回数及文本皆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参见刘天振：“《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海南大学学报》1(2007)：70-74；王俊年等：“《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文学评论》4(1978)：38-46；陈辽：“关于《水浒》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6(1978)：75-83；王开富：“《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吗?”，《重庆师范学院学报》3(1980)：53-59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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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Yuan,Xingpei ed.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Vol.4.Beijing:High Education Pres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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