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胡适《〈水浒传〉考证》发表至今，《水浒传》版本研究历时长达百年有余。论者聚焦于版本访寻、目录编纂、版本外围问题考证、版本特征与源流关系辨析等焦点问题，取得了不少值得称道的创获。对百余年研究史进行批判性梳理可见，古代小说版本研究领域存在若干共性问题，诸如主观臆断，缺乏证据；以讹传讹，真假难辨；关注局部，忽略整体；重视实践，缺少理论等。立足现有研究基础，未来古代小说版本研究可从以下方向深化拓展：缀合海内外版本，系统观照研究；拓展版本访寻，深化版本研究；增强版本互动研究；丰富版本研究手段；总结版本研究规律，推动通俗小说版本学教材编纂；加强版本文学价值、文化功能研究；勾连版本与书籍史研究；吸收版本研究成果，整理优质点校本等。
对《水浒传》版本的关注肇始于明人，其中时流对郭勋刊本和建阳简本最为瞩目，前者如许自昌《樗斋漫录》提到“至我朝惟郭武（定）家刻称精，未易得也”，后者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有云：“（《水浒传》）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降至清代，有人将《水浒传》不同版本相比勘，“后得明刊本……放儿曾取两本对勘，欲成《水浒札记》一书尚未卒业”。然而，这类对《水浒传》不同版本的记载多为一鳞半爪，系统性的专论难得一见。
一般认为，胡适《〈水浒传〉考证》（1920）是《水浒传》版本研究的发轫之作。在该书出版后百余年间，学界对《水浒传》版本的研究渐入佳境，先后出版相关论著6部，发表论文近400篇，其中国内270余篇，海外110余篇。目前，相关著述的数量仍在持续增长。总体来看，这些成果启人心智匪浅，也为后续研究做了良好铺垫。本文以专题形式回顾《水浒传》版本研究历程，在反思其得失的基础上，尝试对今后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进路和前景作出展望。
一、《水浒传》版本研究述略
（一）《水浒传》版本的访寻与目录编纂
以胡适《〈水浒传〉考证》作为《水浒传》版本研究的起点，国内学者对于《水浒传》版本的发现，经历了渐进的过程。胡适文章写于1920年，此时木刻本基本退出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是石印本、铅印本；《水浒传》石印本、铅印本的底本均为金圣叹本，所以他在文中关注的版本仅有金圣叹本与征四寇本两种。随后在青木正儿的帮助下，胡适知见版本大为增加，1921年，他发表《〈水浒传〉后考》，提到的版本已达七种，包括林九兵卫刊本、二刻英雄谱本、汉宋奇书本、大道堂本、全书本、征四寇本、金圣叹本。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提到的《水浒传》版本，也有六种之多。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不少国内学者远赴海外，寻访调查小说文献，推动了《水浒传》版本资料的持续发现。比如，1927年，郑振铎远赴巴黎游学，归国后，于1929年发表《〈水浒传〉的演化》，提及《水浒传》版本九种，其中有四种为胡适未曾寓目，分别为钟伯敬本、三十卷本（宝翰楼本）、插增本（巴黎藏本）和李玄伯藏本，前三种均收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1931年，孙楷第东渡日本访书；1933年，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小说目录学著作《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其中，“水浒传”条共收录版本十三种（涉及翻刻、翻印本二十六种），大大超过此前学者所知见数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提及的容与堂本、芥子园本、全传本、评林本、藜光堂本等版本讯息，皆系日本访书的收获。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国内陆续发现《水浒传》重要版本，如1950年入藏国图的石渠阁补印本，1959年前后入藏国图的嘉靖残本，1961年前后入藏社科院的容与堂本（残本），1963年前后入藏国图的容与堂本（全本），1975年上海图书馆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叶）等。随着新版本的陆续面世，研究论著中涉及的版本数量亦相应增加，以何心《水浒研究》为例，该书于1954年出版，著录《水浒传》版本十一种；1957年版，达到十三种之多；1985年版，则增至十六种。
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海内外珍稀《水浒传》版本持续面世，这离不开诸多学者的合力“耕作”，其中，马幼垣堪称杰出代表。马幼垣对简本《水浒传》颇多留意，1981年起，他先后发现或介绍的《水浒传》版本有：藏于德国德莱斯顿邦立萨克森图书馆、梵蒂冈教廷图书馆的种德书堂本，藏于德国斯图加特市邦立瓦敦堡图书馆、哥本哈根丹麦皇家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插增本，藏于日本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的藜光堂本，藏于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的慕尼黑本，藏于德国柏林国立普鲁士文化基金会图书馆的李渔序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十卷本等。
这一时期，第一部《水浒传》目录类书籍——马蹄疾《水浒书录》于1986年出版，该书涉及版本篇幅长达168页，分为文简事繁本、文繁事简本、繁简综合本、腰斩断刻本四大类，计有版本十九种，涉及翻刻本、翻印本四十余种，囊括了此时期所有知见的《水浒传》版本。后来的综合类小说书目，如江苏社科院所编《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2004）、朱一玄等编著《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提要》（2005）等涉及《水浒传》版本部分，皆不能出《水浒书录》之右。
21世纪后，随着海内外各大图书馆书目的出版以及古籍数字化的日渐普及，《水浒传》版本的发现也有新进展。2017年，邓雷《〈水浒传〉版本知见录》（以下以《知见录》作为简称）出版，这是海内外第一部专门的《水浒传》版本目录。该著将《水浒传》版本分为繁本、简本，其中繁本以回数划分，又分为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三大类，书中收录《水浒传》版本二十四种，即嘉靖残本、容与堂本、石渠阁补印本、钟伯敬本、三大寇本、大涤余人序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京本忠义传、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初刻英雄谱本、二刻英雄谱本、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八卷本、百二十四回本、三十卷本。此书著录的《水浒传》新版本，相较于《水浒书录》只增加五种，但所涉翻刻本、翻印本的数量则显著提升，仅总目部分提及的稀见版本翻刻、翻印本就有八十余种，而未见于总目的常见版本翻刻、翻印本恐有数百种之多，如仅郁郁堂本一种，书中就列举了三十七处藏本。
当然，《知见录》的问世，并不意味着《水浒传》版本寻访之路步入终点。2024年，邓雷《〈水浒传〉版本研究》出版，书中又介绍了不少新的刊本、翻刻本及翻印本。新刊本如昭华馆刊本、三刻英雄谱本；新翻刻本如百二十四回本，《知见录》依据行款不同，著录四种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版本研究》则增加至六种；新翻印本如叶瑶池刊七十回本，《知见录》未指明具体藏处及概况，《〈水浒传〉版本研究》则介绍了二十一处藏本，并将其分为四类印本予以概述。
（二）《水浒传》版本外围问题研究
所谓版本外围问题，指不涉及专门版本特征、源流考辨的研究问题，这些问题随着版本发见而产生，诸如金圣叹“古本”问题、李卓吾评本真伪问题、《水浒传》祖本问题、郭勋刊本问题、都察院本问题、田王故事插增问题等。以下择要概述之。
首先，关于金圣叹“古本”有无问题。此问题源自金圣叹本人所写序言：“吾既喜读《水浒》，十二岁便得贯华堂所藏古本。”其所称“古本”即今所见贯华堂本，有“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金氏不仅坚称七十回本为真本，更在评点中多次指斥百回本乃罗贯中所续。但此说在清初即遭质疑，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即云“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
20世纪以来，学界对“古本”真伪的讨论持续升温。胡适的态度在1920-1929年间经历了从坚信到否定的转变，最初在《〈水浒传〉考证》（1920）中，他确信存在古本；在《〈水浒传〉后考》（1921）中，此观点有所动摇，但胡适依旧疑心嘉靖以前有种七十回本，是金圣叹所用底本；至《〈水浒传〉新考》（1929），他又否定了自己先前的假设。与之相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4）指出，“其书与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无甚异，惟刊去骈语特多，百廿回本发凡有‘旧本去诗词之繁累’语，颇似圣叹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认为所谓“古本”仍然是从百回本而来。另外，俞平伯、周木斋等学者亦持伪托说。
20世纪60年代后，王圻《稗史汇编》“以梦结煞”的《水浒传》记载引发新讨论，“今读罗《水浒传》，从空中放出许多罡煞，又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其与王实甫《西厢记》始以蒲东遘会，终以草桥扬灵，是二梦语，殆同机局”。周邨《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1962）、陈辽《郭刻本〈水浒〉非〈水浒〉祖本——兼谈〈水浒〉版本的演变》（1983）、欧阳健《〈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1983）、周维衍《罗贯中〈水浒传〉原本无招安等部分》（1985）等，据此认为贯华堂本可能保存了古本面貌，但证据链尚不完整。
1998年，周岭发表《金圣叹腰斩〈水浒传〉说质疑》，引发新一轮争论。支持者认为王圻、胡应麟的记载可证古本存在。反对者如王齐洲《金圣叹腰斩〈水浒传〉无可怀疑：与周岭同志商榷》（1998）、崔茂新《从金评本〈水浒传〉看“腰斩”问题》（2000）、张国光《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2001）等，则从多个角度论证金氏“腰斩”确凿无疑。其中，王齐洲之文最具代表性，辨析有理有据。这场论战虽未达成共识，但深化了学界对版本演变的认识。
实际上，鲁迅指出的金本文本破绽具有决定性意义，“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百回大涤余人序本第四十一回有一段文字为“怎见得四个好汉英雄？有《西江月》为证：力壮身强无赛……都是英雄头领。这四筹好汉接住宋江……”。此段文字贯华堂本为“怎见得四个好汉英雄？这四筹好汉接住宋江……”，贯华堂本这两句话前后内容不连贯，乃因诗词删削所致，“怎见得四个好汉英雄”是删节时留下的“套语”马脚。由此可见，所谓“古本”乃金圣叹所自造、伪托。
其次，关于李卓吾评本真伪问题。历史上李贽确实批点过《水浒传》，其《与焦弱侯》有云：“《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游居杮录》“记万历壬辰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现存署名李卓吾批点的《水浒传》有容与堂本、石渠阁补印本、三大寇本、百二十回本、二刻英雄谱本、三十卷本六种。这些评本的真伪问题，在明末清初就受到学人关注，如钱希言《戏瑕》、周亮工《书影》、盛于斯《休庵影语》对此均有提及。
20世纪20年代始，关于李卓吾评本真伪的讨论，集中于袁无涯本（百二十回本）和容与堂本。20年代至40年代，学界基本上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容与堂本与袁无涯本批语均属伪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4）、胡适《〈水浒传〉新考》（1929）持此种观点；第二种认为容与堂本是真本，袁无涯本为伪托，持这种观点的是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1929）；第三种认为容与堂本为伪托，袁无涯本是真本，持这种观点的是戴望舒《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之真伪》（1948）。其中，除戴望舒外，多数仅为初步判断，缺乏系统论证。
此问题的大范围讨论要到1978年以后，同样存在三派观点。支持袁无涯本真、容与堂本伪者，如王利器、叶朗、欧阳代发、严云受，这类观点的主要依据包括，容与堂本署名太过花哨与李贽其他署名不类，容与堂本批语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相矛盾，容与堂本批语与叶昼批评的《三国》出自同一人之手，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作伪等。支持容与堂本真、袁无涯本伪者，如陈洪、龚兆吉、朱恩彬、任冠文、张同胜，此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包括，容与堂本批语与李贽观点相符合，而袁无涯本批语则不符合。认为二者均伪者，如崔文印、黄霖、赵明政、王辉斌、李永祜，其主要依据为，根据钱希言、盛于斯、周亮工的记载，可断定容与堂本批语为叶昼作伪；而袁无涯本有少量批语与容与堂本相同或相似，可证袁无涯本也是伪本。
关于李卓吾评本的真伪讨论，自20世纪90年代后发生了新转变。1985年范宁将日本无穷会本（三大寇本）的消息传回国内，三大寇本随之进入到李卓吾评本真伪问题探讨的范畴。王利器《李卓吾评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之发现》（1994）认为真正的李评本是三大寇本。谈蓓芳《试谈海内外汉籍善本的缀合研究——以李贽评本〈忠义水浒传〉为中心》（2002）则认为三大寇本是李卓吾的初评本，袁无涯本是李卓吾的定评本。邓雷《袁无涯刊本〈水浒传〉原本问题及刊刻年代考辨——兼及李卓吾评本〈水浒传〉真伪问题》（2017）发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藏《李卓吾先生读杨升庵集》中袁无涯的出版告白，认为大涤余人序本为真正的李卓吾评本。其《〈水浒传〉版本研究》（2024）进一步指出，三大寇本批语为李卓吾初评，大涤余人序本批语为李卓吾定评。由当前资料来看，谈蓓芳、邓雷的观点更有事实依据，但对于初评与定评的判断尚需谨慎，因为小说评点具有“累积型”特征，大涤余人序本与三大寇本相同或相似的批语，可能是由累积而成，未必是初评、定评之别。
再次，关于《水浒传》祖本与郭勋刊本问题。学界对《水浒传》祖本与郭勋刊本的探讨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是单独考察祖本的版本形态，二是将郭勋刊本视为祖本进行综合研究。现存版本中，除嘉靖残本与京本忠义传被推定为嘉靖或更早刊本外，其余有明确纪年的版本均刊刻于万历及以后。这一状况促使学者们持续探讨以下核心问题：祖本是否为分卷本、是否为词话本、是否有征辽情节、是否有征方腊情节等。郭勋刊本载录于晁瑮《宝文堂书目》，此后在天都外臣《水浒传叙》、钱希言《戏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百二十回本《发凡》中都被提及。郭勋刊本是否存世及其与现存版本的关系，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焦点。
最早对《水浒传》祖本做出推测的是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1929），其认为祖本语言不强于弘治本《三国》，叙述描写简率，部分原文保存在简本中，分为二十回，有则目无回目，每卷有致语冠于前，情节与今本大致相同。孙楷第《〈水浒传〉旧本考》（1941）则认为旧本形态为：分卷本、词话本。继孙楷第之后，洪克夷《〈水浒〉二论》（1982）、张惠仁《鸟瞰〈水浒〉演变史 漫议如何评〈水浒〉》（1984）等都认为旧本应是词话本。当然，也有学者反对祖本是词话本，如张国光、夏梦菊等。祖本基本形态由于并无实物支撑，所以无论何种观点，基本都是推测之词。
关于祖本故事形态，主要有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原本仅有大聚义、招安、征方腊情节，征辽则为后加，持此论者有鲁迅、郑振铎、王根林、张锦池等；第二种认为简本与繁本征讨田虎、王庆均为后人所加，持此论者有王利器、严敦易等；第三种认为征辽、征田虎、王庆均为原本所有，持此论者有何心、赵明政、欧阳健等。于今来看，历史中是否出现过存在田虎、王庆故事的祖本，不得而知，但是百二十回本《发凡》中所言“去王田而加辽国”的版本，乃是指三大寇本第七十二回屏风的名字，并非故事形态，现存繁本与简本的田虎、王庆故事均是百回故事之外由后人插增。至于征辽故事是否为原本所有，张锦池《〈水浒传〉原本无征辽故事考》（2014）通过辨析蓟州归属问题、鲁智深的两个偈语、宋江参禅五台山、梁山泊与蓼儿洼的地点、征辽后梁山好汉的数量等，详尽考实了征辽故事当为伪墨。
较早将郭勋刊本与祖本联系起来的是戴不凡，其《疑施耐庵即郭勋》（1980）认为郭勋刊本是最早的《水浒传》刻本，系施耐庵或是郭勋（或其门客）的伪托。这一观点得到张国光《〈水浒〉祖本探考》（1982）的引申，其将郭勋本定位为《水浒传》祖本，指出《水浒传》成书时间不会早于嘉靖十一或嘉靖十二年，而《忠义水浒传》为郭勋指使门客所编写。当然，此一观点很快遭到质疑，王根林《〈水浒〉祖本探考质疑》（1982）、陈辽《郭刻本〈水浒〉非〈水浒〉祖本》（1983）均提出不同看法。从现存材料来看，郭勋刊本是《水浒传》祖本及《水浒传》为郭勋（或其门客）所编写的观点，未见有力证据支撑。
关于郭勋刊本是现存何种版本，也有不同说法，嘉靖残本、袁无涯本、三大寇本、石渠阁补印本等均被纳入推测名单。像郑振铎《〈水浒全传〉序》（1953）将郑氏自藏嘉靖残本定为郭勋刊本；易名《谈〈水浒〉的“武定板”》（1985）根据郭勋刊刻的《白乐天文集》《雍熙乐府》，从字体、版式判断嘉靖残本是郭勋刻本；竺青、李永祜《〈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1997）亦持此论。章培恒《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1991）认为袁无涯本更多保存了郭勋刊本面貌。王利器《李卓吾评郭勋本〈忠义水浒传〉之发现》（1994）、谈蓓芳《关于〈水浒传〉的郭武定本和李卓吾评本》（2005），则认为无穷会本（三大寇本）为郭勋刊本。陈松柏《也谈〈水浒传〉的祖本》（2007）提出石渠阁补印本是忠实的郭勋刊本，邓雷《〈水浒传〉版本研究》（2024）则进一步认为，都察院本很可能即为郭勋刊本，石渠阁补印本为郭勋刊本的翻刻本。从诸学者所列举的材料及论证来看，最接近郭勋刊本的现存版本当为石渠阁补印本一脉。
（三）《水浒传》版本特征及源流研究
《水浒传》版本特征及源流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繁本与简本关系研究，主要辨析繁本与简本何者在前，以及二者如何衍变发展；二是版本源流演变研究，主要归纳版本特征、判别版本系统、梳理版本源流等。
首先，关于繁本与简本关系研究。此一问题从版本研究伊始便众说纷纭，主要分为四种观点。其一，简先繁后说。此说最早由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4）提出，一度成为主流观点，俞平伯《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1928）、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1929）、稜磨（茅盾）《〈水浒〉最初本的推测》（1935）等，均持此论。将此说发扬光大者是何心《水浒研究》（1957），其后聂绀弩《论〈水浒〉的繁本和简本》（1980）集其大成，其从题署不同、版式不同、分卷分回不同、回目不同、回末联语不同、引首的有无、“曰”与“道”及其他个别用字不同以及文字不同等若干方面，论证“简先繁后”的合理性。齐裕焜《略谈〈水浒传〉的成书过程》（1979）也持此论。20世纪80年代见证了简先繁后说最后的辉煌，之后，其被繁先简后说盖过，鲜被提及。
其二，繁先简后说。胡适《〈水浒传〉新考》（1929）最先标举此说，当时响应者寥寥。郑振铎《〈水浒全传〉序》（1953）一改前说，认为简本由百回繁本删节而成。20世纪80年代，繁先简后说渐趋盛行，诸如王根林《论〈水浒〉繁本与简本的关系》（1980）、张国光《鲁迅以来盛行的〈水浒〉简本“加工”为繁本说的再讨论》（1980）、范宁《〈水浒传〉版本源流考》（1982）、周学禹《论〈水浒〉繁本与简本的先后关系》（1983）、陈辽《郭刻本〈水浒〉非〈水浒〉祖本》（1983）等皆持此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幼垣《两种插增本〈水浒传〉探索》（2005）、邓雷《〈水浒传〉版本研究》（2024）通过大量文字比勘，发现简本存在主语缺失或不明确、语意混乱、语句不流畅或不通顺、情节突兀混乱等现象，这种情况只可能是简本在繁本基础上删节造成。自20世纪80年代始，繁先简后说成为学界主流观点。
其三，繁简递嬗说。此说由欧阳健《〈水浒〉简本繁本递嬗过程新证》（1983）提出，认为《水浒传》版本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有田王而无辽国”简本发展为“去田王而加辽国”繁本，第二阶段“有辽国而无田王”繁本删节为“有辽国而无田王”简本，第三阶段“添加改造后的田王”繁本产生前后，出现了“插增旧本田王部分”简本。刘冬、欧阳健《〈京本忠义传〉评价商兑》（1985）重申此说，认为现存简本是由繁本删削而成，但并不代表历史上就不曾有过由简入繁的过程。何满子《从宋元说话家数探索〈水浒〉繁简本渊源及其作者问题》（1982）也持此论。
其四，平行发展说。此说最早由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1957）提出，认为繁本、简本不分先后，有各自的源头，后来的繁本、简本出现不同是因为编订者不同，并不一定是繁先简后或简先繁后，而是并行；个别繁本是由简本加工而成，或简本是由繁本删节而成；简本有过删节，但只是引首诗词，而内容上却是增入。夏梦菊《水浒演变史新论》（1988-1990）进一步指出繁简本之间有一种祖本，这种本子较繁本为简，较简本为繁，繁本以这种祖本增饰，简本以这种祖本删削，《京本忠义传》近似这种祖本。
繁本与简本的关系，从现存诸繁简本及相关研究尤其是马幼垣、邓雷的成果来看，基本可以确定繁先简后，即现存简本是由繁本删节而来。至于其他说法则多以假设为前提，像欧阳健的繁简嬗递说，其中不少版本为假想本，未能证明真实性，如“有田王无辽国的简本”“有辽国无田王的简本”等。若将这些版本抹去，其嬗递观点也可简化为繁先简后说。
其次，关于版本源流演变研究。在《水浒传》版本研究早期，对单个版本特征予以归纳与多个版本源流演变作出探讨的文章甚少，仅有王利器《关于〈水浒全传〉的版本及校订》（1954），王古鲁《读〈水浒全传〉郑序及谈〈水浒传〉》（1957）、《谈〈水浒志传评林〉》（1958）等寥寥数篇，涉及石渠阁补印本、评林本等。早期《水浒传》版本源流演变研究沉寂，与版本获取不易有关。20世纪80年代以前，影印出版的《水浒传》版本不过数种，如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金圣叹批改贯华堂原本水浒传》（金圣叹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水浒志传评林》（评林本）、中华书局1966年《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容与堂本1975年再版）、中华书局1975年《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金圣叹本）。
1985年台湾天一出版社《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第17辑为“水浒传专辑”，收录《水浒传》版本八种：容与堂本、芥子园本、钟伯敬本、插增本、评林本、郁郁堂本、王望如本、二刻英雄谱本，为版本研究奠定了有力基础。20世纪90年代，《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相继出版，其中收录《水浒传》版本数种，除与《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初编》重叠者外，尚有种德书堂本、刘兴我本。资料的逐渐完备，也拉开了《水浒传》版本源流演变研究的大幕。
自20世纪80年代起，刘世德、马幼垣相继发表《水浒传》版本研究相关论文，涉及嘉靖残本、石渠阁补印本、钟伯敬本、三大寇本、百二十回本、京本忠义传、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英雄谱本、二刻英雄谱本、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慕尼黑本、李渔序本、映雪草堂本、八卷本等十七种。刘世德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至2013年止，相关文章于2014年结集出版，名为《水浒论集》。马幼垣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至2005年止，相关文章于1992年、2005年两度结集出版，名为《水浒论衡》《水浒二论》。
另外，还有诸多学者对《水浒传》版本源流演变投入了不少心力，如官桂铨、周文业对于刘兴我本、藜光堂本的研究，刘冬、欧阳健、李骞、李永祜、周文业等对于京本忠义传的研究，李国才、艾俊川对于插增本的研究，陆树仑对于映雪草堂本的研究，周文业对于嵌图本的研究，刘相雨、曾晓娟对于袁无涯本的研究，谈蓓芳对于无穷会本的研究，李永祜、齐裕焜对于繁本系统的研究等，均有值得称道之处。
持续关注《水浒传》版本研究的还有邓雷。其于2013年开始发表关于《水浒传》版本的研究论文，计有20余篇；2024年出版《〈水浒传〉版本研究》，全书117万字。相关论述在前贤基础上又有推进，包括此前国内关注有限的大涤余人序本、十卷本、汉宋奇书本、征四寇本、百二十四回本、三刻英雄谱本、昭华馆本等。其版本研究还深入到同一版本不同刻本与同一刻本不同印本之间的关系梳理，像容与堂本研究涉及四种版本之间的异同，三大寇本涉及四种版本之间的异同，十卷本涉及三种版本之间的异同，百二十四回本涉及六种版本之间的异同等。
二、《水浒传》版本研究反思
经过百余年的积累，《水浒传》版本体系的基本研究框架已然成型，但若以文献学的学科标准审视，既有成果仍存在若干结构性缺陷。这一局面的形成，受制于早期研究的客观条件，也反映出古代小说版本学所面临的方法论困境。下文将结合前文所述研究历程，从海外贡献、证据链构建、系统认知等维度展开批判性反思。
（一）海外版本研究的认识论反思
海外关于《水浒传》版本研究集中于日本。《水浒传》大致于16世纪末传入日本，日本现存最早著录《水浒传》的文献是《御文库目录》，于宽永十六年（1639）收入《水浒全传》，于正保三年（1646）收入《英雄谱》，此《英雄谱》或为内阁文库所藏二刻英雄谱本。另外，铃木虎雄原藏二刻英雄谱本是1679年山形八右卫从中国商人手中获得。可以说，《水浒传》传入日本的时间相当早，留存版本数量也甚多，现存不少《水浒传》版本仅存于日本，像刘兴我本、藜光堂本、映雪草堂本等，这也使得日本学界对《水浒传》版本访寻与研究较中国同行为易。
日本《水浒传》版本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中后期。神山闰次购入过一种全传本，内附有一张题为《〈水浒〉刊本品类随见抄之》的说明，为佚名所作。《随见抄之》载录《水浒传》版本九种：评林本、藜光堂本、百十五回巾箱本、映雪草堂本、英雄谱本、容与堂本、钟伯敬本、芥子园本、百二十回本。此外，该全传本有三色批校，分别过录容与堂本、钟伯敬本、芥子园本、藜光堂本、映雪草堂本、评林本文字。1930年神山闰次依据《随见抄之》撰成《〈水浒传〉诸本》一文。
随着《水浒传》诸版本的面世，日本学界对这些版本也着手研究。早期代表性成果有斋藤护一《全像本水滸傳の出現》（1935）、《百囘水滸傳考》（1938）、《全像本〈水滸伝〉について》（1940）、工藤篁《織田確齋氏舊藏支那小說の二三》（1938）、小川环树《全像本〈水滸伝〉について》（1940-1941）、丰田穰《明刊四十卷本拍案驚奇及び水滸志傳評林完本の出現》（1941），版本涉及容与堂本、钟伯敬本、大涤余人序本、三大寇本、评林本等。
自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学界始有学者专门从事《水浒传》版本研究。白木直也导夫先路，他自1955至1983年发表论文20余篇，对大涤余人序本、插增本、评林本、无穷会本、容与堂本、百二十回本、钟伯敬本、京本忠义传等版本进行研究。其后当推大内田三郎，自1965至1995年，他发表论文近20篇，对金圣叹本、二刻英雄谱本、汉宋奇书本、百二十四回本、映雪草堂本、诸繁本关系、繁简本关系等进行研究。21世纪之后，主要代表是氏冈真士，从2004年迄今，他发表论文近20篇，几乎囊括所有繁简本。除此之外，尚有其他日本学者对《水浒传》版本进行研究，比如高岛俊男、丸山浩明、笠井直美、小松谦、上原究一、荒木达雄、中原理惠等。
相比国内《水浒传》版本研究，日本《水浒传》版本研究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其一，研究内容与方向集中于版本源流演变，而较少围绕版本外围问题展开。此点与国内《水浒传》版本研究恰好相反，国内版本研究绝大多数是关于版本外围问题，较少涉及版本源流演变，二者占比大致是8：2，日本则正好相反，二者占比大致是2：8。其二，学术梯队建设合理。日本专门从事《水浒传》版本研究的专家，除老一辈白木直也、大内田三郎之外，中青代尚有氏冈真士、荒木达雄、中原理惠等，他们均发表过系列文章或出版过相关专著。反观国内专门从事《水浒传》版本研究者，则为数寥寥。
日本《水浒传》版本研究自有长处，但也有短板。一是日本学者在版本考订方面虽功力深厚，却未能突破实证研究的局限，缺乏对版本差异的跨维度阐释，未能将文本变异现象置于文学审美嬗变、文化思潮演进与时代精神转型的复合视域中加以解析，同样也容易忽略出版产业与文本生产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建阳书坊基于市场需求的商业决策如何深刻影响了《水浒传》文本的形态演变。像日本学者对刘兴我本、藜光堂本等版本的考订虽精，却未能揭示建阳书坊商业逻辑与文本变异之间的深层关联。二是过度关注版本源流演变，实际上也导致了对版本外围问题的忽视，而这些问题有的是相当重要的文学、哲学或文化问题。以李卓吾评本真伪问题为例，这不仅关乎文学批评史的考证，更涉及晚明心学思潮在通俗文学领域的渗透机制。这种研究失衡实质上是将版本学降格为技术性的考据工具，而忽视了其作为文化阐释路径的理论价值。
（二）版本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近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的成果，有近400篇论文，相关专著6部，几乎囊括了所有《水浒传》存世版本；同时，一些外围问题，诸如金圣叹“古本”有无、李卓吾评本真伪、何者为《水浒传》祖本、何者为郭勋刊本等等，也得到了深入探讨。但回顾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其中一些现象仍然值得反思。
首先，主观臆断，缺乏证据。版本渊源或版本亲疏的研究，以往都是以举例的形式考察，而且列举之例往往指向结论，这种研究带有一定的主观臆断倾向。像种德书堂本与插增本、评林本的关系，马幼垣仅仅依据两例，就得出“两种插增本（种德书堂本与插增本）之间的关系较此两本与评林本的个别关系密切多了”的结论。但通过种德书堂本与插增本、评林本文字相似度比对可知，若保留种德书堂本多出文字，种德书堂本与评林本关系更为密切，若删去种德书堂本多出文字，种德书堂本与插增本的关系也仅仅是比种德书堂本与评林本的关系密切一点，而绝非“密切多了”。
此类主观臆断在外围问题研究中更为常见。如金圣叹“古本”问题，《稗史汇编》中提到“从梦里收拾一场怪诞”，有学者认为这场梦是金圣叹本最后一回“梁山泊英雄惊恶梦”内容，实际上百回本最后一回“徽宗帝梦游梁山泊”同样也是从梦里结煞了全文。再如李卓吾评本真伪问题，有学者通过容与堂本批语内容与李贽观点相同，认为容与堂本批语为李贽所评，但《李卓吾先生读杨升庵集告白》中提到“遂有叶生文通者，模《藏书》为伪评以欺武林书贾”，说明容与堂本批语与李贽观点相同，乃是叶昼故意模仿李贽《藏书》所致。
其次，以讹传讹，真假难辨。此前由于绝大部分《水浒传》版本未曾影印或公开，所以小到个别文字著录，大到版本源流考证，都存在以讹传讹、真假难辨的情况。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宝翰楼本，刘修业著录为“宝瀚楼刻本”，刘世德误袭此说，并提到：“‘宝瀚楼’，许多人写作‘宝翰楼’，唯刘修业先生写作‘宝瀚楼’。刘修业先生是在巴黎见过原书的，当不会写错。兹从刘说。”又如映雪草堂本中田王故事部分的底本，大内田三郎认为此部分底本是一百二十回本，此说影响较大，刘世德也持此论。实际上此本田王故事部分底本为建阳简本，只是个别叶面以百二十回本为底本进行了补版。再如袁无涯原刊初印本的问题，自孙楷第提出北京大学所藏全传本为袁无涯原刊初印本后，此说为马蹄疾、王利器等人承袭。实际上北京大学藏本田王故事部分避“由”与“检”字讳，乃崇祯年间所刻，而袁无涯原刊本刊于万历年间，所以北大藏本并非袁无涯原刊初印本。
再次，关注局部，忽略整体。此种情况在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中颇为常见，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只注意版本异文特例，而未关注全书。如马幼垣《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叶书后》（1981）发现相较于插增本而言，评林本改动了田王故事当中余呈的死亡时间，由于评林本刊刻者为余象斗，余呈也姓余，马幼垣便判断余象斗出于爱护宗族的考虑，修改了此故事。此后马幼垣《两种插增本〈水浒传〉探索》（2005）一文，对种德书堂本、插增本、评林本及其他简本进行全面研究，发现评林本之后的简本并未以评林本作为底本，但同样修改了余呈故事。至于此前余象斗修改余呈故事的结论，自然站不住脚。
其二，只关注其中某一刻本，而忽略其他刻本。如马幼垣《关胜的死之谜》（2005）指出关胜结局存在被刘豫杀害的版本，见于钟伯敬本与映雪草堂本两种，实际上容与堂本也有两种版本同样采用了这一结局，分别为日本内阁文库藏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残本。马幼垣之所以遗漏此两种版本，是因为选择比对的容与堂本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全本，其余刻本则被忽略。对这两种刻本的失察，导致对何种版本首次改动关胜结局这一问题的判断出现了偏差。
其三，多对单个版本进行孤立考察，未建立版本谱系。此点会造成源流不清，或是跨代比对，或是忽视断链现象。关于前者，如研究袁无涯本，不少研究者直接将其与容与堂本比对，而遗漏了二者之间还有三大寇本这一重要环节。关于后者，如有论者提到，“如果说简本是从繁本删削而来，那么为什么至今没有发现一百回的简本”，有如此疑问正是没有考虑到版本佚失与断链的问题，《水浒传》万历之前的刊本几未现世，现存版本可能仅仅是全部版本的一小部分。
其四，重视实践，缺少理论。版本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践重于理论，前人的小说版本研究也侧重于具体版本，而很少能从通俗小说版本实践中总结出版本学规律。虽然版本研究属于文献学范畴，市面上优秀的文献学、版本学教材甚多，诸如王欣夫《文献学讲义》、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杜泽逊《文献学概要》等，但基本上是以经史典籍为基础来建构体系，几乎不涉及小说类俗文学。然而小说类俗文学的文献版本情况，有时与经史典籍的文献学并不适配。关于此点，潘建国《“俗文学文献学”若干问题刍议》（2022）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流通学四个方面，探讨了俗文学文献学与传统文献学之间的差异。
譬如，经史典籍具有较高的文本稳定性，通俗小说则不然。以《水浒传》为例，大系统分为繁本与简本，二者文字天差地别，繁本字数是简本的两倍甚至数倍，繁本又分为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三者故事情节差异同样甚大，即便是一百回本，其中又有容与堂本、三大寇本、大涤余人序本等，诸本文字也不相同。此类情况在通俗小说中颇为常见，《三国志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皆是如此。这就导致小说类俗文学的书目著录、版本厘定与文本校勘等方面会与古典文献学的概念、方法不同。所以，总结通俗小说版本学研究方法规律，有助于此一研究领域的持续开拓和发展。
以上便是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反思并非否定前贤贡献。实际上，正因有了版本发现与体系建构的根基，我们的批判性审视方成为可能。另外，随着学科精细化与科研条件的改善，比如学者研究素养提升、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影像公开、小说版本数字化、小说版本学与文献学教材的编纂等等，古代小说版本研究的不足也将逐渐得到弥补。而突破困境的关键，在于将传统考据与现代学术规范有机结合。
三、《水浒传》版本研究前瞻
对百年《水浒传》版本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是我们对未来研究作出展望的重要前提。虽然上文聚焦于《水浒传》版本研究，但所揭示的诸多问题意识与方法论思考，对古代小说版本研究整体也具有参照意义。应当说，现有《水浒传》版本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令人称道的成果，尤其是版本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然确立，源流演变的核心脉络亦已廓清。站在这一学术基础上，未来的研究路径应当秉持双重维度：既要修正既往研究的局限与不足，更需在前人开拓的研究范式上不断前行。具体而言，《水浒传》乃至整个古代小说版本研究，可在以下方向持续推进，以期取得突破。
首先，缀合海内外版本，系统观照研究。随着古籍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全球古籍数字化影像陆续公开，使得以前难得一见的珍稀通俗小说版本能够便捷获取。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尤其要注意版本的缀合研究，系统观照版本问题。像邓雷《无穷会本〈水浒传〉研究——以批语、插图、回目为中心》（2015）一文，指出无穷会本批语、插图及回目的某些特征，但因为日本无穷会藏本处于三大寇本系统链条的末端，不少版本特征发生了改易，存在批语佚失、插图偷工减料、文字讹误等情况，无穷会本的特征并不能代表三大寇本系统的特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六十六回残本及林九兵卫刊本则更贴近三大寇本初刊本面貌，所以若要探寻三大寇本原貌，则要缀合无穷会本、六十六回残本、林九兵卫刊本研究。又如日本东京大学藏映雪草堂本，此本虽是全本，但却是后修本，书中有不少补刊叶面，特征与原本叶面有所不同，而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宝翰楼本虽仅存残本六卷，但却保存了更多初刻本面貌，所以若要研究此版本系统的原貌与全貌，则要缀合两种版本进行探索。
此类缀合研究不仅限于《水浒传》版本研究，其他通俗小说版本研究也应注意。如程国赋、郑子成《日本九州大学藏〈考订按鉴通俗演义三国志传〉考》（2019），文章仅考述了日本九州大学藏三建书林刊本，此藏本为残本，存卷一、六至十，实际上此本国内也有藏本，比如，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藏有卷十一至卷十五、芜湖图书馆藏有卷十七至二十。若要探寻三建书林刊本全貌，则要缀合三处藏本予以系统观照。
其次，拓展版本访寻，深化版本研究。《水浒传》版本访寻经由郑振铎、孙楷第、刘修业、马蹄疾、马幼垣、邓雷等数代人的努力，数量蔚为可观，但遗漏者应当存在，甚至还可能有明代早期刊本，对于这些版本需要时时留意。如笔者曾见清代致和堂本插图一幅“吴用智取生辰纲”，为清代插图风格，不知原本所归何处。又如笔者还曾见版心题为“水浒四传”插图一幅“鲁智深浙江坐化”，此图与现存版本均不同，不知出自何种版本，也不知原本所归何处。再如辛德勇曾介绍一种残叶，存第59回大半叶（半叶外加两行），版心题“水浒传 五十九回”，半叶12行、行24字，双黑鱼尾，四周双边，白棉纸，赵体字，辛德勇认为此残叶出自一种明初刊本。除实物版本访寻外，通过其他材料的爬梳也能钩沉版本，如邓雷《从〈点将录〉看〈水浒传〉版本的流传》（2015），通过存世《点将录》钩沉出某些佚失《水浒传》版本的点滴面貌；又如齐季《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水浒传〉蒙译本版本述略》（2022），介绍了一种文字介于三大寇本与大涤余人序本之间的蒙译本底本。
现阶段《水浒传》版本源流演变研究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不同版本系统、同一系统不同版本、同一版本不同刻本、同一刻本不同印本，各方面研究深度不一。不同版本系统与同一系统不同版本研究较为全面，版本系统划分、差异、渊源基本明确，但有些版本的研究较充分，如京本忠义传、插增本、种德书堂本等，有些版本则少有人关注，如八卷本、百二十四回本、汉宋奇书本等。另外，同一版本不同刻本与同一刻本不同印本的研究较为薄弱，国内仅有刘世德、邓雷等寥寥数人关注。相比而言，经史典籍的原刻、翻刻、初印、后印的研究则领先古代小说甚多，郭立暄《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2015）对此问题有全方位的研究。日本学者中原理惠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忠义水浒全书〉版本考》（2020）一文不仅考察了百二十回本不同刻本的情况，更考察了四十四种郁郁堂本的刊印状况，分为三种印本五个阶段。针对《水浒传》版本研究的薄弱环节，今后可以作出持续修正。
再次，增强版本互动研究。任何典籍的版本研究，一般都是独立的，这种独立是针对作品本身而言，即研究《水浒传》版本，不会以《红楼梦》版本相关情况作为参照，主要因为加入其他小说版本作为参照，提升了版本研究的难度，但实际上版本之间的互动研究，有时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邓雷《〈水浒传〉版本研究》（2024）研究建阳简本文字删节所经历的阶段，从删10%的京本忠义传到删45%的种德书堂本，再到删55%的评林本止，其中从10%到45%中间是否还有其他阶段，不得而知。《三国志演义》建阳叶逢春本也是删节本，其文字删节2/7，正介于10%-45%之间。虽然《三国志演义》不等同于《水浒传》，但可见历史上确有文字删节20%多的小说版本存在。同时，结合建阳简本《水浒传》的研究，建阳本《三国志演义》是否也有多阶段删节过程，值得考察。
再如不少书坊主或书坊不仅刊刻《水浒传》，也刊刻其他小说，仅同时刊刻《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书坊主或书坊就有余象斗、刘兴我、郑乔林、藜光堂、四知馆等，这些同时刊刻多种小说的书坊，其编刊策略有何异同，包括删节文字的情况是否相同？又如英雄谱本与汉宋奇书本，此两种版本为《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的合刊本，但是以往的研究都是针对其中某一种，并未将二者结合起来。英雄谱本上栏《水浒》部分在编纂时重新划分卷数、编排回数、移置卷末文字、用钟伯敬本增补文字等，下栏《三国志演义》编刊手段是否与《水浒》一致，值得探究。
第四，丰富版本研究手段。传统的版本研究是以正文比勘作为切入点，经史典籍莫不如是，但通俗小说的版本研究，尚有其他切入点。在这一方面，邓雷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定拓展工作，先后发表《全图式〈水浒传〉插图的分类及源流考》（2020）、《〈水浒传〉批语版本源流考——兼谈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版本价值》（2022）、《书体、印章与小说版本鉴定》（2023）等文章，从插图、评点、书体、印章等方面判别版本原刻与翻刻关系、辨明版本系统、梳理版本源流。
当然，无论是插图还是批语，其效用是快速初步判定版本系统及源流先后，但无法完全替代正文源流演变研究。版本研究手段虽日渐丰富，但依旧有开拓空间，一者其他小说版本研究利用这些手段尚不充分，二者即便是《水浒传》利用了新视角进行研究，也并未覆盖全部版本。像建阳刊本插图的版本考量，基本没有研究成果，而其中关涉问题颇多，如嵌图本四种文本属于同一系统，插图之间的关联如何；上图下文之间图文是否一一对应；诸版本插图、图目是否有关联等。
第五，总结版本研究规律，推动通俗小说版本学教材编纂。版本文献学研究规律、方法的总结，需要以大量具体深入的微观研究为基础。但是研究事业的进步，必然需要方法论的指导，由此，对版本研究进行深入的方法论总结势在必行。当然，这一方面也有先例，如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1996）利用“同词脱文”研究版本先后；赵益《“窜句脱文”及“错误一致原理”与通俗小说版本谱系考察》（2020）利用“窜句脱文”及“错误一致原理”判断版本系统及亲缘关系；潘建国《明代公案小说的文本抽毁与版本流播》（2020）提出“版本标记物”设想，借由标记物考察现存版本的有无与变化，厘清复杂版本关系；刘彦彦《简本〈西游记〉诸版本关系新探——从版画比勘的角度》（2020）借由插图比勘版本之间的关系；邓雷《〈水浒传〉批语版本源流考——兼谈中国古代小说评点的版本价值》（2022）通过对批语有无与脱漏情况的考察，对版本关系进行有效判定。
以上对通俗小说版本学规律、方法总结还仅仅是起步，研究中的一些固化思维也需要破除。如关于书籍刊刻后出转精问题，研究者在面对两个版本产生的异文时，往往有刊刻讹误与后出转精两种判断思路，然而以笔者对千余部明刊通俗小说翻刻本的考察来看，翻刻本后出转精的情况微乎其微，几乎都是后出转劣，所以文字更劣的版本基本是后出本。又如刊刻时间问题，研究者一般以刊刻时间判断版本演变先后，实际上刊刻时间与版本在源流演变链条上的先后并无必然关系。因为刊刻时间可以靠后，但是版本文字因为依据底本的不同却能在前。像《水浒传》版本中大涤余人序本刊刻时间在百二十回本之后，但大涤余人序本文字在版本演变链条中却早于百二十回本。凡此种种，在总结版本研究规律、方法的基础上，编纂一部《通俗小说版本学》或《通俗小说文献学》教程，也是通俗小说版本研究的当务之急。
第六，加强版本文学价值、文化功能研究。古代小说版本以其学科属性来看属于文献学，而从其关联性来看，又是文学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推动古代小说版本研究，同样也能深化小说本体研究，这些研究包括主题思想、艺术成就、审美旨趣、小说文体等方面。关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版本研究，郭英德早就提出，“不仅仅是要通过对一部通俗小说各种版本之间的关系、差异、优劣高下的考证鉴别，……更重要的是应该综合运用异同比较法、源流梳理法、内涵阐释法、文化寻因法等版本研究方法，探究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现象自身的特点与价值，探究版本现象变迁的方式与规律，探究版本现象产生及其变迁的文化因缘”。这对于相关研究的展开不无启迪。
当然，前人对此已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如齐裕焜《〈水浒传〉不同繁本系统之比较》（2011）比勘不同繁本系统，发现乙系统的忠奸斗争思想倾向加强，艺术水平也有所提高；涂秀虹《论〈水浒传〉不同版本的文学价值》（2013）通过比对评林本与贯华堂本，发现简本价值主要在于普及性传播，繁本价值则更多体现在文学艺术性；曾晓娟《重评“袁无涯本”〈水浒传〉之文本价值》（2014）通过比勘容与堂本与袁无涯本，发现袁无涯本在推动叙述语言改造方面功不可没；邓雷《从金批“俗本”看贯华堂本〈水浒传〉的艺术成就》（2015）通过比勘百二十回本与金圣叹本，发现金圣叹本完善了字词句、人物、情节、修辞技法等方面，艺术成就更为突出；邓雷《明代简本小说的编辑与传播》（2023）通过比对三十卷本与建阳简本，发现两种版本受建阳、江南两地文化差异的影响，具有不同的审美旨趣，前者追求小说的艺术性，后者带有浓厚的世俗价值观与审美旨趣。
以上诸多成果对于小说文学、文化研究有一定推动作用，但仍存在亟待开拓的空间，不少版本的文学性、文化性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开掘。比如，作为版本链接重要枢纽的三大寇本，其艺术成就相比于容与堂本是否有提高；百二十回本与简本田虎、王庆故事的艺术成就如何；作为建阳简本最后的定本，同时又影响了一大批清代简本的刘兴我本，其文学性有哪些方面的改善；《水浒传》诗词从容与堂本842首到三大寇本453首，再到大涤余人序本564首，最后到金圣叹本40首，诗词数量的变化与小说经典化、小说文体的凝定有何关系；金圣叹删改《水浒传》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及其自身的学识有何渊源等，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讨的问题。
第七，勾连版本与书籍史研究。从传统角度来看，版本研究属于文献学范畴，其基本任务是考察版本异同、归纳版本特征、辨别版本系统、梳理版本源流等，此前的《水浒传》版本研究基本如是。然而，从广义角度来看，版本研究也属于书籍史研究，其中尤需注意的是书籍文化史、出版史、传播史、阅读史、接受史等方面，以这些角度考察版本问题，可能会另有所得。
诸如贾晋珠《谋利而印：11至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者》（2019）着重考察书籍的商品属性，那么建阳刊刻《水浒传》，甚或建阳刊刻古代小说是如何体现这种属性，其商品销售定位下层民众，又用了哪些特殊的编纂手段；建阳为理学之渊薮，对地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投射到书坊编纂小说中，建阳书坊改编的《水浒传》中又是否有体现；《水浒传》版本存在不少翻印本，如石渠阁补印本、映雪草堂本，这些翻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补板的工序有哪些；《水浒传》有不少流行版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繁本如金圣叹本，简本如刘兴我本，这些版本在传播中具有何种优势。何谷理《明清插图本小说阅读》（2019）考察插图对读者阅读小说的影响，那么《水浒传》插图在刻画小说人物、构建小说内容、还原小说场景等方面发挥了何种作用，简陋重复的建阳本插图又在读者阅读中扮演了何种角色；相比于为人诟病的建阳刊本，清代简本《水浒传》错讹之处更甚，令人几乎难以卒读。需要进一步思索的是，这些版本为读者提供了何种样式的《水浒传》，读者又从中获得了什么等问题。
第八，吸收版本研究成果，整理优质点校本。目录、版本、校勘作为文献学最重要的三翼，从目录知版本，从版本知校勘，由校勘又可提高版本学基本结论，这是目录、版本、校勘三者之间的关系。版本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其他学科研究的基础。《水浒传》版本研究，一方面需要厘定诸版本系统、梳理版本流变谱系，另一方面也为整理优质《水浒传》点校本提供依据。像整理容与堂本，若要保留更多文字原貌，底本则需选择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全本；若要文字精良，底本则要选择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整理百二十回本，底本最精良者，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整理七十回本，存世最早者为贯华堂本，印次最早者为中华书局影印本的底本。
除此之外，此前所有《水浒传》整理本，无论是七十回、一百回本，还是一百二十回本，参校本均是繁本，而未见简本。邓雷《简本〈水浒传〉版本的价值》（2020）提到简本《水浒传》某些地方与祖本关系更为密切，保存着祖本的一些痕迹，可起到补繁本之缺的功用。所以，在选择整理本的参校本之时，简本《水浒传》不能完全抛弃。同时，《水浒传汇校本》上一次整理，由郑振铎于1954年牵头完成；《水浒传会评本》上一次整理，由陈熙钟、侯忠义、鲁玉川等于1980年组织完成。此后，各种新的版本及评点本陆续面世，因此，汇校本、汇评本，乃至汇校汇评汇注本，都可以重新整理。
纵观百年来《水浒传》版本研究，虽然也存在若干不足，但可以预料的是，随着学科精细化与科研条件的不断改善，这些缺陷也将得到弥补。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沿着前人所开辟的道路，拓展版本访寻，丰富研究手段，深化版本研究。前路漫漫，行则将至。
邓雷，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
原载《文史哲》2025年第6期，第91-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