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江湖”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富意涵的词汇，在明清小说中所描述的“江湖”则更是在这一基础上丰富了其内涵。《水浒传》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其构建的“江湖”世界，更是将“江湖”小传统的文学意涵推向顶峰。《水浒传》将“江湖”远离庙堂的特质发挥至极致，且将脱离社会主流的“游民”作为“江湖”的主角着重描写，其所描画的江湖世界，具有很强的主观心营意造的性质。小说中以“江湖”为核心，“好汉”“武艺”“本事”“义气”“仗义”“酒肉”“客店”“盘缠”等，则是围绕着这一核心的多见意象、语词，并成为作者讲述故事、刻画人物不可须臾离开的“建筑材料”，也就成为了辨识小传统的“纸上江湖”的重要标志。

关键词：江湖/ 《水浒传》/ 小传统文化/ 游民意识/

作者简介：陈洪，文学教授，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学批评史、明清小说及理论批评； 曹廿，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小说及理论批评。

原文出处：《明清小说研究》(南京)2020年第4期 第4-28页

一、小传统中的江湖表达

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了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二分的观点，其内涵后来又有发展与变化，但大体来说，“大传统”指社会上层，精英知识分子所秉持的，也被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文化内容；“小传统”则指社会下层，一般民众(乡土、市井之间)口耳相传，非正式的民间文化。用这样的思路来看“江湖”及其书写，我们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同一个名词，在不同的“传统”中有着迥异的书写——建构；但这种表面的差异底下，却又有精神层面的相通。

小传统中的“江湖”，与大传统中的“江湖”，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主要是在某些精神气质方面，如与“朝廷”“庙堂”的疏离，不受或少受“礼法”的约束，对自由生存状态的向往，等等。这些都是内在的，须“透视”方可见出。不过，之所以“共用”了“江湖”这个词，与这种关联是分不开的。至于差异，则更为明显一些。首先是在身份方面。大传统的“江湖”向往者都是文人，是文人中较有个性、怀才不遇者，或是政治斗争中的失意者。小传统的“江湖”人物则多为社会下层的游民。而由于这一根本性差异，大传统的“江湖”书写，是文人的自我表现；而小传统的“江湖”则包含了文人为“江湖人物”的代言与文人的大胆想象。因而，如前面所论述，大传统中的“江湖”散发着几分幽怨、几分潇洒，基调是怨而不怒，闲适自在；小传统中的江湖却是泼辣大胆，既有热血，也有罪恶的另类世界、异样天地。

全面呈现小传统的“江湖”样貌，首推《水浒传》，而对《水浒传》的阐发，也就和“江湖”书写紧密纠结在一起。评点《水浒传》的第一个大名人是李卓吾。他的历史观念与文艺观念都带有明显的异端色彩，所以在评点中反复强调：“《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施罗二公，真是妙手，……只是借此发泄不平耳。”“劈空捏造，条理井井如此，文人之心一至此乎!若实有其事，则不奇矣。”在他看来，《水浒传》是“文人之心”想象的产物，而想象的动力则出于对现实的“愤懑”“不平”，也就是他在《杂说》中鼓吹的“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对于小说中的离经叛道描写，李卓吾总是赞不绝口，如针对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一节批道：“此回文字分明是个成佛作祖图。若是那班闭眼合掌的和尚，决无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样尽好看，佛性反无一些。如鲁智深吃酒打人，无所不为，无所不作，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算来外面模样看不得人，济不得事，此假道学之所以可恶也与。”其中有两个观点值得注意：作“恶”者具备成佛的条件，反之却不成；认真依照佛教规仪(“闭眼合掌”打座)修行，并非真修行。这两点结合到一起，就形成了背离社会主流道德标准的异端倾向——这正是李卓吾评论《水浒传》的出发点。

继李卓吾之后的《水浒》评论者是民间色彩更浓的金圣叹。他对于文人的“江湖”书写有更透彻的认识：

人亦有言：“非圣人不知圣人”，然则非豪杰不知豪杰，非奸雄不知奸雄也。以豪杰兼奸雄，以拟耐庵，容当有之。若夫耐庵之非淫妇、偷儿，断断然也。今观其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则又何也?

谓耐庵非淫妇、非偷儿者，此自是未临文之耐庵耳。……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又安辨眦笔点墨之非入马通奸，眦笔点墨之非飞檐走壁耶?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而耐庵一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是深达因缘也。深达因缘之人则岂惟非淫妇也，非偷儿也，亦且非奸雄也，非豪杰也。何也?写豪杰、奸雄之时，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或问曰：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真能格物致知者也。①

“非圣人不知圣人”之类的疑问涉及了作品真实性与作者生活经验的关系，金圣叹用“因缘生法”说来解释这一种奥秘，换成今天的话语就是“无中生有”的想象与虚构。在一定程度上，他看到了《水浒传》一类作品描画的江湖世界，具有很强的主观心营意造的性质。

到了近现代，构建“纸上江湖”的工作主要由武侠小说承担起来。有些作家自述其创作心得，也涉及这类观点。如上世纪40年代，朱贞木在其名作《罗刹夫人》中自承武侠的写作乃是“文人造谣，聊以快意。”

小传统中的“江湖”文学书写，主要见于白话小说，文言小说次之，戏剧、弹词又次之。这方面，最早集中描写，同时内容又极其丰富的作品首推《水浒传》②。将《水浒传》称之为小传统的“江湖宝典”殆不为过。

二、《水浒传》中的江湖指向性

《水浒传》是一部世代累积而成的作品。宋元两代的二百余年间，下层文人与民间艺人陆续为搭建这一“纸上江湖”添墨着色；到了明初，某天才文人——姑名之为“施耐庵”，集其大成，又发挥丰富的想象力，终于完成了任何一部经史子集都未曾涉及的另一个世界——“江湖”的构建。既通过故事、描写，也表现在意象群的建立。

纵观文学史，无论大传统方面还是小传统方面，当“江湖”成为文学书写的对象时，作者的笔触都不是局限于“江湖”这一个词语、一个概念。如前文已经讲过的，文人笔下的江湖生涯，除了“江湖”这一核心用语外，“小舟”“扁舟”“舟楫”“渔父”“渔翁”“渔樵”“簑笠”“蓑衣”“渔簑”等，都具有互文见义的表达功能。甚至，“沧海”“白鸥”等意象也是同一主旨下的代用语。

同理，小传统中的对“江湖”的文学书写也含有相当庞大的意象组合。“江湖”，当然居于组合的核心位置，而“好汉”“武艺”“本事”“义气”“仗义”“酒肉”“客店”“盘缠”等，则是围绕着核心的多见意象、语词。正是这些意象、语词，成为作者讲述故事、刻画人物不可须臾离开的“建筑材料”，也就成为了辨识小传统的“纸上江湖”的重要标志。

在最表层的意义上，《水浒传》中，“江湖”一词出现了46次；“好汉”一词出现了86次，“英雄”则有60次；“义气”一词出现了34次，“仗义”则为26次(仗义疏财16次)；武艺出现了43次，本事则有38次。其无论是其中某一意象、语词，还是作为一个组合，出现的密集程度，古今作品无与伦比。

如果再细分一下，这些意象、语词既是互相依傍，又是彼此分工，成为“纸上江湖”世界的特殊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

作为另一个世界的核心——“江湖”，是与“朝廷”“官家”相对的意象。这一点，与大传统中的“文人江湖”有相通之处。但是，区别也是明显的。如果说“文人江湖”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幻像，建构的是心灵抚慰场域；与庙堂的关系也是“分居的夫妇”而已。那么《水浒传》构建的江湖则是实实在在的空间，里面活跃着有血有肉的众生。它与庙堂、朝廷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是剧烈冲突的，即使冲突没有爆发的时候，也是被强烈排斥的。这在使用“江湖”这一语词时也可明显感觉到。例如：

店主人道：“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无人敢欺负他。专一招集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付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我如今卖酒肉与你吃得面皮红了，他道你自有盘缠，便不助你。我是好意。”

“专一招集天下往来的好汉，三五十个养在家中。常常嘱付我们酒店里：‘如有流配的犯人，可叫他投我庄上来，我自资助他。’”这是明目张胆地招降纳叛。而由于所谓的“陈桥让位”，这种行为更是带有十分危险的政治色彩，至少也是和朝廷分庭抗礼。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完全是下层文人与民间草根想象出来的。之所以有这种想象，其实就是给处于边缘的“江湖”树立旗帜，扬威壮胆。

如果说柴进是“江湖”的一面旗帜的话，另一面更高更大的旗帜非宋江莫属了。作品里唯一的一次由作者出面介绍人物：

这宋江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同样是自觉树立在江湖中的威信，成为这个隐形社会的无冕之王。作品里写到这二人的会面，把“江湖”与“朝廷”的对立、对抗性质揭示得淋漓尽致：

柴进携住宋江的手，入到里面正厅上，分宾主坐定。柴进道：“不敢动问。闻知兄长在郓城县勾当，如何得暇来到荒村敝处?”宋江答道：“久闻大官人大名，如雷贯耳。虽然节次收得华翰，只恨贱役无闲，不能彀相会。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没出豁的事来；弟兄二人寻思，无处安身，想起大官人仗义疏财，特来投奔。”柴进听罢，笑道：“兄长放心，遮莫做下十恶大罪，既到敝庄，俱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宋江便把杀了阎婆惜的事一一告诉了一遍。柴进笑将起来，说道：“兄长放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

“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物，柴进也敢藏在庄里。”“遮莫做下十恶大罪，既到敝庄，俱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两位“江湖”领袖人物见面，自诩与相互推许的都是谋逆造反的话题。按说，两个人都属于统治阶级，特别是柴进，地位与财富都堪比王侯。但由于与当政者的矛盾，便转持了敌对的态度。而支撑这一态度的实际行动就是混迹于“江湖”。

《水浒传》中，与“江湖”这一意象关联最为密切的语词当属“英雄”与“好汉”这一组。“江湖”可以说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半隐半现的空间，这个空间的主体部分五行八作，而共同的身份则为“游民”。孟子讲过“有恒产者有恒心”，而江湖人物正是这句话的反面——无“恒产”者。在这个群体里，自然也会按照其特有的标准分为上层与下层。“英雄”与“好汉”便是“江湖”上层的流行称谓。二者合计，《水浒传》中出现了146次，可见其核心性地位。

书中写武松在十字坡与张青相遇之后，因同为“江湖好汉”便不打不相识成了好朋友：

两个又说些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两个公人听得，惊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难得你两个送我到这里了，终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汉们说话，你休要吃惊。我们并不肯害为善的人。

“好汉”与“江湖”密切相连，成为一种身份；这种身份既是相互辨识的基础，又是自我正当化的出发点，也是内心自豪感之所在。

给“江湖”世界以道义支撑的，还有“义气”与“仗义”一组语词。如前所言，《水浒传》中，“义气”一词出现了34次，“仗义”则为26次(仗义疏财16次)，合计达到60次。可以说，《水浒传》在构建“江湖”世界的时候，作者的脚是站在梁山大寨中的。他为这一评价暧昧的世界建立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就是“义气”。所以“好汉”们相互推重、自我标榜，无不把“义”挂在嘴边。如第七回，回目即为“公孙胜应七星聚义”，标榜这个“义”字。其中，吴用介绍阮氏三雄入伙道：

这三个是亲兄弟。小生旧日在那里住了数年，与他相交时，他虽是个不通文墨的人，为见他与人结交，真有义气，是个好男子，因此和他来往。

显然，“真有义气”是非常高的评价，由于有义气，所以断定“是个好男子”，可以放心拉他们入伙。而三阮上梁山后，这个“义”仍然是支撑起他们正当心理的核心。阮小七被关胜俘虏后，视死如归，一派凛然地斥责关胜：

阮小七应道：“俺哥哥，山东，河北大名，叫做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你这厮，不知忠义之人，如何省得!”

道德上的优越感使得他虽为俘虏却显得义正词严。

晁盖等明明做的是触犯刑律的危险勾当，但有了“义”做心理支撑，一切就理直气壮了，于是他们之间言必称“义”：

我等七人聚义举事，岂不应天垂象?

去后堂前面列了金钱纸马，香花灯烛，……个个说誓道：“梁中书在北京害民，诈得钱物，却把去东京与蔡太师庆生辰。此一等正是不义之财。我等六人中，但有私意者，天诛地灭。神明鉴察。”六人都说誓了，烧化纸钱。

刘唐道：“……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

贫道久闻郓城县东溪村晁保正大名，无缘不曾拜识。今有十万贯金珠宝贝，专送与保正作进见之礼。未知义士肯纳受否?”

当然，最能显示“义”对于“纸上江湖”的重要性的细节，是“聚义厅”“忠义堂”的名目。无论桃花山、清风山，还是早期的水泊梁山，山寨的中心都是“聚义厅”——这一字样出现过22次。宋江主持梁山之后，“聚义厅”改为“忠义堂”，隐隐指向了“招安”的后续情节。而“忠义堂”也出现了22次。虽然改来改去，“义”字是不能变的。

还有一组语词，也是构建“纸上江湖”不可或缺的，就是“武艺”与“本事”。二者基本同义，只是因语境而有所区分，如：

王伦动问了一回，蓦然寻思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着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

朱贵见了便谏道：“哥哥在上，莫怪小弟多言……这位又是有本事的人，他必然来出气力。”

刘唐道：“闻知哥哥大名，是个真男子，武艺过人。小弟不才，颇也学得本事，……倘蒙哥哥不弃时，情愿相助一臂。

吴学究道：“我寻思起来，有三个人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这三个人，方才完得这件事。”

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招贤纳士，结识天下好汉。谁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艺，愁甚不收留?”

杜迁道：“吴军师一来与你相识，二乃知你两个武艺本事，特使戴宗来宅上相请。

无论是自负的刘唐，还是心虚的王伦，都十分看重“武艺”与“本事”。显然这是成为“好汉”的必备条件，也是行走“江湖”的通行证。所以书中频繁出现这些语词，也频繁出现展示“武艺”与“本事”的情节。

当然，列举“江湖”及其关联的语词，只是“纸上江湖”最表面的现象。接下来我们稍微深入一些，看看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到一个怎样的江湖。

三、《水浒传》中“车船店脚牙”的江湖

过去民间有一个说法：“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这是“走江湖”者打交道最多的五种职业，此话意思是这五种从业者，都有犯罪的很大嫌疑。当然，这里不无夸张，不无想象，可以看作是“江湖”之外的人们对“江湖”的恐惧心理的流露。

《水浒传》正可以拿来作为这种说法的注脚。

先来看“店”——客栈及饭店——的有关描写。

十一回朱贵开的酒店：

林冲与柴大官人别后，上路行了十数日，时遇暮冬天气，彤云密布，朔风紧起，又见纷纷扬扬下着满天大雪。林冲踏着雪只顾走，看看天色冷得紧切，渐渐晚了，远远望见枕溪靠湖一个酒店，被雪漫漫地压着。林冲奔入那酒店里来，揭开芦帘，拂身入去，倒侧身看时，都是座头，拣一处坐下，倚了衮刀，解放包里，挂了毡笠，把腰刀也挂了。……那汉慌忙答礼，说道：“……山寨里教小弟在此间开酒店为名，专一探听往来客商经过。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放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蒙汗药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精肉片为羓子，肥肉煎油点灯。③

一个典型的黑店，令人毛骨悚然。其功能既是强盗的眼线，本身也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而且手段极其残忍。特别可骇怪的是这种吃人的“业务”竟然是梁山的日常惯例!

更有名的黑店是张青孙二娘的十字坡：

来此间盖些草屋，卖酒为生；实是只等客商过住，有那些入眼的，便把些蒙汗药与他吃了便死，将大块好肉切做黄牛肉卖，零碎小肉做馅子包馒头。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里卖。如此度日。④

模式与朱贵一样，但在吃人一点上更为恐怖：人肉包子还要到村落里出售，可见“经营的”规模(这种描写对于后世社会的恐慌心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甚至到了现代还会衍生出吓人的谣传)。还有揭阳岭上的催命判官李立，情况完全一样，此不赘述。

作品还通过武松与宋江之口，把“江湖上”黑店现象进行归纳性描述：

武松道：“我从来走江湖上，多听得人说道：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

三个人一头喝酒，一面口里说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万千好汉着了道儿的：酒肉里下了蒙汗药，麻翻了，劫了财物，人肉把来做馒头子，我只是不信。那里有这话?”⑤

这样写，把江湖上的“黑店”普泛化，再加上武松在景阳冈上的猜疑——“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造成了几乎无店不黑的印象。这分明既有揭露的成分，也有猎奇、夸张的成分。

再来看“车船”——江湖上的运输行业。

最有名的当属浔阳江上的船火儿张横了。

那梢公摇着橹，口里唱起湖州歌来，唱道：“老爷生长在江边，不爱交游只爱钱。昨夜华光来趁我，临行夺下一金砖!”……那梢公睁着眼，道：“老爷和你耍甚鸟!若还要‘板刀面’时，俺有一把泼风也似快刀在这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个，都剁你三个人下水去!你若要‘馄饨’时，你三个快脱了衣裳，都赤条条地跳下江里自死!”……李俊道：“哥哥不知。这个好汉却是小弟结义的兄弟，姓张，是小孤山下人氏，单名横字，绰号船火儿，专在此浔阳江做这件稳善的道路。”⑥

“馄饨”“板刀面”已成为后世水上抢劫的代用语，可见这段给读者印象之深。而更可怕的是，不仅张横，李俊与二童也干着类似的营生，而且实力显然又超过张横。“江湖”之可怕实令读者心惊。这段描写也成为后世无数小说的范本。《西游记》、还珠楼主等，都有类似的仿制品。

《水浒传》中写“车”之可怕不多，但也有间接笔墨，如：“姓王名英，江湖上人叫他矮脚虎；原是车家出身，为因半路上见财起意，就势劫了客人，事发到官，越狱走了，上清风山，和燕顺占住此山，打家劫舍。”“车家”与“船家”路数一样，差别只在作案的地点。

更为明目张胆的自然是劫匪了。这方面，《水浒传》写的就更多了。既有安营扎寨、团伙作案的，也有个人单干、出没无常的。后者最典型的是“假李逵”，根据他的自述：“孩儿虽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风；为是爷爷江湖上有名目，鬼也害怕，因此孩儿盗学爷爷名目胡乱在此剪径，但有孤单客人经过，听得说了‘黑旋风’三个字，便撇了行李逃奔去了。以此得这些利息。实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贱名叫李鬼，只在这前村住。”后面李鬼的老婆更是给他出主意：“你去寻些麻药来，放在菜内，教那厮吃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对付了他，谋得他些金银。”也就是说，看似平民，随时可以“转换身份”成为劫匪，成为黑店。还有“九纹龙翦径赤松林”一节，史进没有了盘缠，就临时作“翦径”的营生，也属于单干户。

安营扎寨的就更多了，梁山之外，还有桃花山、清风山、二龙山、白虎山，等等。日常的粮草靠抢劫，招待朋友靠抢劫，考验同伙也靠抢劫。他们的自存之道就是利用险要的地形地势，“占山为王”——梁山还多了一层“水泊”。而在他们打家劫舍的威胁之下，有实力的村寨便组成武装民团，形成“准”割据的局面，如祝家庄、曾头市，还有史家村等。这也构成了江湖的另一种景观。

至于“走江湖”者，《水浒传》也描写了各色人等。打把势的如李忠、薛永、汤隆等。他们走州撞府，收入微薄——李忠的小气乃缘于贫穷。而且随时会受到恶势力的挑衅。李忠碰到周通，只好入伙。薛永碰到孔明孔亮两个恶霸地痞，几乎送了性命。作品描写其场面：

分开人众看时，中间里一个人，仗着十来条杆棒，地上摊着十数个膏药，一盘子盛着，却原来是江湖上使枪棒卖药的。史进见了，却认得他。原来是教史进开手的师父，叫做“打虎将”李忠。⑦

原来使枪棒与卖药是相关联的。而薛永一段描写得更细：

只见人烟辏集，市井喧哗。正来到镇上，共见那里一伙人围住着看。宋江分开人丛，挨入去看时，却原来是一个使棒卖膏药的。宋江和两个公人立住了脚，看他使了一回棒。那教头放下了手中棒，又使了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棒拳脚!”那人却拿起一个盘子来，口里开口道：“小人远方来的人，投贵地特来就事。虽无惊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远处夸称，近方卖弄。如要筋骨药，当下取赎；如不用膏药，可烦赐些银两铜钱，休教空过了。”那教头把盘子掠了一遭，没一个出钱与他。那汉又道：“看官，高抬贵手”。又掠了一遭，众人都白着眼看，又没一个出钱赏他。⑧

如何习武，如何卖药，如何讨钱，以及凄惶的场面、心酸的生涯都生动呈现出来。

卖艺的则写了卖唱的金翠莲与父亲金老、宋玉莲与父母、白秀英与父亲白玉乔，还有画匠王义与女儿玉娇枝。这里又分成了两类：一类没靠山的，如金翠莲、宋玉莲、玉娇枝，完全是“被侮辱、被损害”，而女孩子处处受气。情况最好的是宋玉莲，虽被李逵打伤，却得到宋江的赔偿。金翠莲被霸占了身体，还要受到奴役与敲诈。玉娇枝更是被地方官强占，父亲被判罪，本人投井自尽。另一类则是白秀英，出卖色相靠上了官府，有靠山后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宫调。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是戏舞，或是吹弹，或是歌唱，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得意忘形之下，倚官仗势未免嚣张跋扈，于是与地方另外的势力冲突，死于非命——其实也是一种悲剧。

描写卖艺女子的命运，我国古代没有一部作品如《水浒传》这样多着笔墨的。书中不仅写了她们的悲剧生涯，还描写了演出的情况：

雷横听了，又遇心闲，便和那李小二到勾栏里来看。只见门首挂著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著等身靠背。入到里面，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住坐了……只见一个老儿裹着磕脑儿头巾，穿著一领茶褐罗衫，系一条皂条，拿把扇子上来开科道：“老汉是东京人氏，白玉乔的便是。如今年迈，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普天下伏侍看官。”锣声响处，那白秀英早上戏台，参拜四方；拈起锣棒，如撒豆般点动；拍下一声界方，念出四句七言诗道：新鸟啾啾旧鸟归，老羊赢瘦小羊肥。人生衣食真难事，不及鸳鸯处处飞!雷横听了，喝声彩。那白秀英便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著这场话本，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唤做‘豫章城双渐赶苏卿’。”说了开话又唱，唱了又说，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那白秀英唱到务头，这白玉乔按喝道：“‘虽无买马博金艺，要动聪明鉴事人。’看官喝采道是过去了，我儿且回一回，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盘子，指著道：“财门上起，利地上住，吉地上过，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过。”白玉乔道：“我儿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赏你。”白秀英托著盘子，先到雷横面前。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不想并无一文。……雷横道：“我怎地不是晓事的?”白玉乔道：“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时，狗头上生角!”众人齐和起来。⑨

这是一段具有多方面价值文字。首先，关于勾栏演出的实况，从门首、旗杆，到演出的服装、道具，甚至收费的方式，如此详细、具体的描写几乎是仅见。其次，“院本”演出的内容、体制，如“开科”、定场诗、务头等，也都是戏曲、说唱艺术史的宝贵资料。还有就是与“走江湖”有关的材料：白秀英原在东京演出，老相好到郓城作知县，便来投靠；在官方势力下，演出异常火爆，连观众都分外买账，帮她嘲笑雷横；雷横也是地方有势力的人物，所以白氏父女到郓城也要先来参见，只是偶然错过，酿成冲突；走江湖卖艺会夹到地方各种势力之间，生存不免处于危险之中。

其他“走江湖”的人物，《水浒传》还描写到流配的囚犯，如林冲、武松、宋江、卢俊义等，他们的经历更是惊心动魄，可以说是“江湖险恶”的最佳注脚。书中也描写到漂泊江湖的僧道。这些人物的真实身份又各不相同：公孙胜既习武艺又学道术，却“飘荡江湖，多与好汉们相聚”，实则伺机作案；鲁智深属于“调动工作”，但也在江湖上卷入是非、争斗；崔道成、邱小乙则是隐身于寺院的匪徒。

《水浒传》不仅描绘出“江湖”的各色人等、各种场面，还着意揭示一些江湖的“规矩”“内幕”。这显然是好奇的读者特别感兴趣的。

这方面最突出的是“智取生辰纲”一节。

先是梁中书欲委重任于杨志，杨志献上一条计策：

杨志又禀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送去。”梁中书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说!”杨志道：“若依小人说时，并不要车子，把礼物都装做十馀条担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货也点十个壮健的厢禁军，却装做脚夫挑着；只消一个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连夜上东京交付，恁地时方好。”⑩

这当然属于杨志的江湖经验，就是后世武侠小说常常写到的套路——“保暗镖”。正如杨志教训老都管“你须是城市里人，那里知道途路上千难万难”，城市里的“良民”对此自然会产生新奇感，而待到杨志百般小心终归失败后，作者先用“却怎地用药”来吊起读者的胃口，然后还原现场、细加解密：

原来挑上冈子时，两桶都是好酒。七个人先吃了一桶，刘唐揭起桶盖，又兜了半瓢吃，故意要他们看着，只是叫人死心塌地。次后吴用去松林里取出药来，抖在瓢里，只做走来饶他酒吃，把瓢去兜时，药已搅在酒里，假意兜半瓢吃；那白胜劈手夺来倾在桶里：这个便是计策。那计较都是吴用主张。这个唤做“智取生辰纲”。(11)

严苛地说，这几乎要沾上“教唆”“指导”的嫌疑了。

类似的江湖知识，如十字坡一节，通过武松与孙二娘的对话，告诉读者：有蒙汗药的酒会比较“浑”，而且把酒“烫得热了”，“这药却是发作得快”。再加上生辰纲一段，几乎可称作“蒙汗药专题”了。还有第四回，鲁智深遇到李忠一节，作者特意插入一段说明性文字：

原来强人“下拜”，不说此二字，为军中不利；只唤作“翦拂”，此乃吉利的字样。(12)

这也是很有趣的现象——作者似乎是特意要做一江湖知识的普及。不过，这里有一点费解的情况：《水浒传》全书共出现四次“翦拂”字样，都是用在鲁智深身上。而其他好汉之间类似的行动都是“便拜”“下拜”，计有六十余次。这种特异的情况，当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有关，他日或当详考之。

四、水浒江湖中的价值观

《水浒传》不仅仅想象、描画出了“江湖”的丰富、复杂的面貌，而且还对内在的精神世界，包括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社会立场等，都有或深或浅的表现。

阮氏三雄被吴用勾引动心，起念要弃家踏入江湖时，非常直白地讲出自己的动机：

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我们弟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得他们!

放纵、享乐、自在，这就是江湖好汉共同的人生追求。而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必然要和现存的社会秩序发生冲突。于是，就形成了江湖好汉“圈子里面”的价值标准，与“主流社会”认可的秩序、价值背道而驰，甚或不可避免地走向冲突。第三十四回有这样一段戏剧性很强的情节：宋江串联起花荣、秦明、燕顺等一众好汉投奔梁山入伙，路上歇脚，于是出现这样的一幕：

宋江和燕顺下了马，入酒店里来……燕顺听了，那里忍耐得住?便说道：“兀那汉子，你也鸟强!不换便罢，没可得鸟吓他。”那汉便跳起来，绰了短棒在手里，便应道：“我自骂他，要你多管!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燕顺焦躁，便提起板凳，却待要打将去。宋江因见那人出语不俗，横身在里面劝解：“且都不要闹。我且请问你，你天下只让得那两个人?”那汉道：“我说与你，惊得你呆了!”宋江道：“愿闻那两个好汉大名。”那汉道：“一个是沧州横海郡柴世宗的子孙，唤做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宋江暗暗地点头；又问：“那一个是谁?”那汉道：“这一个又奢遮!是郓城县押司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宋江看了燕顺暗笑，燕顺早把板凳放下了。“老爷只除了这两个，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宋江听了大喜，向前拖住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汉相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使小弟得遇哥哥!……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赌为生。本乡起小人一个异名，唤做‘石将军’。为因赌博上，一拳打死了个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庄上。多听得往来江湖上人说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郓城县投奔哥哥。……”(13)

作者通过这生动而有趣的一幕“江湖”冲突，集中表现出“江湖”的另类价值观：它的领袖人物是与官方的最高代表——“大宋皇帝”相对的；当石勇讲出“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时，是把皇帝也算在里面的。在石勇的世界里，最高的价值是在宋江与柴进身上，而且是与“大宋皇帝”相对而并举的。而这句“大逆不道”的话一出，立刻引起宋江的注意，得出此人“出语不俗”的结论——不是大逆不道，而是惺惺相惜式的赞叹。接下来，他的问话也很有意思：“你天下只让得那两个人?愿闻那两个好汉大名。”可注意的是，宋江立刻得出那两个人是“两个好汉”的认识。如前所述，“好汉”是江湖上人的尊称，庙堂上、市井里绝无这等推尊。

经过这番问答，刚刚还是剑拔弩张的双方，立刻化干戈为玉帛：“宋江听了大喜，向前拖住道”，“那汉相了一面，便拜道”，“宋江便把那汉拖入里面”。“大喜”“便拜”，是相互认可了“自家人”，而两个“拖”字更是生动地描画出宋江对石勇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固然与对方的尊重有关，但在其他类似场合却从未有过。可以看出，这与石勇“两个人”“脚下泥”表现出的另类价值观搔到了及时雨心灵中隐秘的痒处直接相关。

《水浒传》在构建“纸上江湖”之时，不仅平面地展示出了五行八作的样貌——既有写实也有想象，还十分明晰地刻画出这一另类世界的道德支撑——“义气”“仗义”。可以说，对这一支撑的认可，是“江湖”凝聚力的根源。江湖的好汉们相互推重、彼此标榜，首先就是这一品性：

晁盖道：“小可多闻人说柴大官人仗义疏财，接纳四方豪杰，说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如何能彀会他一面也好!”

武松又说：“山东及时雨宋公明仗义疏财。”

宋清答道：“我只闻江湖上人传说沧州横海郡柴大官人名字，说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只不曾拜识。何不只去投奔他?人说他仗义疏财，专一结识天下好汉。”

燕顺道：“小弟在江湖上绿林丛中，走了十数年，闻得贤兄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缘分浅薄，不能拜识尊颜。”

甚至，他们的自我认知，也是把“义气”“仗义”摆在重要位置：

林冲乘着一时酒兴，向那白粉壁上写下八句道：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江湖驰誉望，京国显英雄。身世悲浮梗，功名类转蓬。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有了这样共同的道德准绳、价值取向，也就有了相应的羞耻观，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行为准则。这样的笔墨可谓“盗亦有道”，是《水浒传》为梁山好汉赚取同情的重要方式：

宋万也劝道：“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这里做个头领，也好。不然，见得我们无义气，使江湖上好汉见笑。”

阮小七道：“便捉得他们，那里去请赏?也吃江湖上好汉们笑话。”(14)

《水浒传》这部小说对于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把“江湖义气”“仗义疏财”的观念凝聚定型，并大力度地传播开来。无论评价或褒或贬，“义气”“仗义”自此成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则属确凿无疑。

在中华思想文化史上，有关“义”的论述最多最早当属《孟子》，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便由此而发。其最为有名的言论如：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5)

而关于“气”的论述，也以孟子影响最大。有趣的是，他也是把二者联系到一起来谈的第一人。他在回答弟子公孙丑时讲：

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16)

他认为“义”“气”相配合(当然，还有“道”)，便成为强大的主体精神；而如果没有这样的主体精神，人格便会柔弱颓靡。这种观点，最基本精神上倒是与《水浒传》鼓吹的“义气”“仗义”有几分近似，但内涵与重点却还有较大的差异。

经典中，“义气”连用而对后代产生广泛影响的首推《礼记》：

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徳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17)

这是把阴阳五行与伦理附会，而作为一个固定的词组，《礼记》发端，其后沿用者众多。但都是在大传统之中，语义与“江湖义气”基本无涉。

“义气”“仗义”的内涵逐渐向“江湖义气”的方向，是在宋代的事情。有趣的是，这种情况大量发生在经典的阐释中。宋代对于《春秋》《尚书》的阐释之作都有不少“义气”“仗义”出现，如《洪氏春秋说》：

今楚以征舒大恶、天下莫讨，合两国而图之。义气所激，其谁不应!不待战邲，而晋九万里风已在其下矣。

夫义气之感人，捷于威令。

宜拊膺流涕、以天子蒙尘于外激发诸大夫之义气，鼔行直前。(18)

《春秋集传》：

宋冯、鲁允、郑突，皆簒国之君，其罪皆当讨。齐方伯之国也，仗义而讨之，夫谁曰不然?

以为成汤仗义以正天下。

桓公伐楚，仗义执言，不由诡道，犹为彼善于此。(19)

《尚书全解》：

我当与尔众邦仗义兴兵，以伐殷之逋亡播荡之臣武庚也。

然就是三者论之，比干仗义以立君，臣之大节其正也。(20)

《夏氏尚书详解》：

今日之事，天实以其事之甚大者遗我身，事之甚艰者投于我身，故仗义往征者，于我冲人非自恤也，实天以是遗我也。(21)

《乐书》：

武王仗义以平乱也。(22)

“义气”“仗义”，在经典原文中都不曾出现，此前的注疏中也不曾有，而两宋之间如此集中出现，可见当时已有流行之势。细玩文义，以上文例中，“义气”“仗义”的用法已经和《水浒传》相当接近了。而以文本性质论，与小说直接相关的领域中，此时也出现相同的趋向，如《太平广记》：

对曰：“暂寄居耳。无害于君，且以君义气闻于乡里，故告耳。”(田达诚)

唐元和中，有陈鸾凤者，海康人也。负义气，不畏鬼神，乡党咸呼为“后来周处”。(陈鸾凤)(23)

又如《分门古今类事》：

张景，晦之，以古学，尚义气，少走河朔，与冀州一侠少游侠者不轨。事败，景亦连坐，捕之甚急。(张景改名)(24)

宋元时期，正是《水浒传》成书之前的累积期。这一变化，无论是在观念层面，还是在语词层面，对于《水浒传》“纸上江湖”的构建，都是提供了帮助的。

《水浒传》流行之后，“义气”“仗义”“江湖义气”“仗义疏财”便成为明代小说中相当普遍的通用语。这也可以看作《水浒传》社会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拍案惊奇》中：“每讶衣冠多资贼，谁知资贼有英豪?试观当日及时雨，千古流传义气高。”(25)《二刻拍案惊奇》中：“我朝嘉靖年间，苏州有个神偷懒龙，事迹颇多。虽是个贼，煞是有义气，兼带着戏耍，说来有许多好笑好听处……他自号懒龙，……《水浒传》中鼓上蚤，其矫捷不过如此。懒龙虽是偷儿行径，却有几件好处：不肯淫人家妇女，不入良善与患难之家，说了话，再不失信。亦且仗义疏财，偷来东西随手散与贫穷负极之人。”(26)又如《警世通言》中：“此人姓范名汝为，仗义执言，救民水火。群盗从之如流，啸聚至十余万”(27)；“看他《千里送京娘》这节故事便知。正是：说时义气凌千古，话到英风透九霄。八百军州真帝主，一条杆棒显雄豪”(28)。《拍案惊奇》中“十一娘道：‘吾是剑侠，……见公颇有义气，所以留心，在此相侯，以报公德。适间鼠辈无礼，已曾晓谕他过了。’”(29)《二刻拍案惊奇》中：“话说杭州府有一贾秀才，名实，家私巨万，心灵机巧，豪侠好义，专好结识那一班有义气的朋友。”(30)“话说天台营中有一上厅行首，姓严名蕊，……行事最有义气，待人常是真心。所以人见了的，没一个不失魂荡魄在他身上。”(31)“山东莱州府掖县有一个勇力之士邵文元，义气胜人，专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等等，可谓不胜枚举了。

五、水浒江湖之兄弟内涵

毋庸讳言，《水浒传》中的“纸上江湖”，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归纳一下，可简称为“半侠半盗”。十字坡的人肉馒头，浔阳江上的板刀面，梁山泊的投名状，恩州牢城的杀威棒，如此等等，无不是令人悚然心惊的盗匪行为，其活动的空间乃是不折不扣的“险恶江湖”。但是，就整本书而言，读者对这一“纸上江湖”的印象还是正面成分居多。究其原因，大端有二：一是作品开篇两个人物的遭遇为全书的基调——逼上梁山奠定了道义基础。那就是王进与林冲的亡命江湖。他们本是守法良民，无辜被害投入了“江湖”。于是，“江湖”因他们而涂上了“正义”的底色。另一个原因则是“江湖”人物之间的“义气”。这是贯穿《水浒传》的精神线索，某种程度上几可视为全书的灵魂。

《水浒传》故事的一个特点是好汉们不断“结义”“结拜”，检索《水浒全传》，直接出现的字样将近三十处。而全书的高潮处——大聚义，有一段精彩文字称得上是“江湖义气”的宣言书，略云：

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怎见得：“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雠，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认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地方四五百里，英雄一百八人。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似古楼钟声声传播；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如念珠子个个连牵。在晁盖恐托胆称王，归天及早，惟宋江肯呼群保义，把寨为头。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是对江湖人物的“定性”——后面特意点出“江湖上闻名”。“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则是他们之间相处的理想性原则。换句话讲，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过，《论语》中的“皆兄弟”重点是强调人的修养。而这里强调的是平等。“都一般儿哥弟称呼”，看似一个人际相处的小小细节，其实蕴涵着下层民众，尤其是自尊心强烈的下层文人对人际平等关系的强烈企盼。还有“随才器使”，也是不得志者的社会理想。至于“一样的酒筵欢乐”“认性同居”，则与大传统中，特别是东坡所代表的“江湖”任性逍遥的一脉相承。

这篇文字在容与堂的《忠义水浒传》中完全是另一种面目，上述“亮点”几乎都没有出现，就是“山分八寨，旗列五方”“列两副仗义疏财金字牌，竖一面替天行道杏黄旗”之类平铺直叙的内容。所以，这篇精彩的江湖义气“宣言书”应出自于万历四十二年书种堂的《水浒全传》。大胆推测一下，很可能是伙同书商袁无涯增改刊行的杨定见的手笔。关于容本与袁本文字优劣，历来见仁见智。但如果就这一篇文字比较，袁本之优胜多多矣。

奇怪的是，袁本问世的二十余年后，金圣叹伪托“古本”刊行了《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竟然删去了这篇精彩的文字。一般而言，金批本对《水浒传》文字的打磨是有所提升的，但删去这段，将其揉进誓词中，其原因及效果还是值得研究一番的。他的改动是这样的：

宋江鸣鼓聚众，焚一炉香，都到堂上，又对众人道：“今非昔比，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必须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一同扶助宋江，仰答上天之意。”众皆大喜，齐声道是。各人拈香已罢，一齐跪在堂上，宋江为首誓曰：“梁山泊义士宋江……同秉至诚，共立大誓：窃念江等昔分异地，今聚一堂；准星辰为弟兄，指天地作父母。一百八人，人无同面，面面峥嵘；一百八人，人合一心，心心皎洁。乐必同乐，忧必同忧；生不同生，死必同死。既列名于天上，无贻笑于人间。一日之声气既孚，终身之肝胆无二。倘有存心不仁，削绝大义，外是内非，有始无终者，天昭其上，鬼阚其旁；刀剑斩其身，雷霆灭其迹；永远沉于地狱，万世不得人身!报应分明，神天共察!”誓毕，众人同声发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间阻，有如今日!”当日众人歃血饮酒，大醉而散。

百回本与百二十回本的誓词相同，且都比较简单：“宋江为首誓曰：‘宋江鄙猥小吏，无学无能，荷天地之盖载，感日月之照临，聚弟兄于梁山，结英雄于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自今已后，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鉴察，报应昭彰。’誓毕，众皆同声共愿，但愿生生相会，世世相逢，永无断阻。当日歃血誓盟，尽醉方散。”两相比较，金圣叹改写的誓词在文采与气势上都提升了一大截。可是，金氏是在删除了那一大段赞语前提下改写的，而且分明是借鉴、吸取了赞语的思路。那么，就需要考虑，他对赞语的取舍得失如何了。

有清一代，《水浒传》流行的就是《第五才子书》，所以金圣叹撰写的结义誓词也随之广为传播，“指天地作父母”甚至成为某些帮会的切口。“一日之声气既孚，终身之肝胆无二”“人合一心，心心皎洁”“生不同生，死必同死”，把“江湖义气”的“义气”抒写得十分到位。但是，赞语中关于“江湖”的理想性描述，如“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一样的酒筵欢乐”“认性同居”则被摒弃、刊落了。这一点向未有人关注。其实，对“江湖”的态度也是分析金圣叹评点《水浒》一个重要的角度。作为一个专题研究，实有深入的余地，不过那要俟诸他日了。

注释：

①[明]施耐庵著，金圣叹评：《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641页。

②版本说明：《水浒传》的版本问题相当复杂，其主要可分为三类，即繁本、简本、全传本。繁本：在招安征辽后便接征方腊，并无田虎、王庆二传，因文字描述极为详尽，故称为繁本。简本虽有田、王二传，但文字简略。全传本，顾名思义，在征辽后为田、王二传，再接征方腊。现今较为重要的三个版本为《容与堂本水浒传》其无田、王二传，共一百回。《袁无涯本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以及《金圣叹批评本水浒传》共七十回本。此外，李卓吾评点本为《容本》而金圣叹点评本则是在《袁本》基础上“将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全传》删去四十九回，改动目次，润饰文字，诡称乃施氏原本”。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明]施耐庵、罗贯中：《容与堂本水浒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51、394、391、521、534、40、524、755-757、213-214、222、78、504-506、156页。

(15)(16)[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第332、231页。

(17)[清]孙希旦著，沈啸寰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26页。

(18)[宋]洪咨虁：《宣公二》，《洪氏春秋说》卷十六(钦定四库全书本)。

(19)[元]赵汸：《庄公》，《春秋集传》卷二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本)。

(20)[宋]林之奇：《周书·大诰》，《尚書全解》卷二十七(钦定四库全书本)。

(21)[宋]夏僎：《周书·大诰》，《夏氏尚书详解》卷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本)。

(22)[宋]陈旸：《礼记训义·乐记》，《乐书》卷二十(钦定四库全书本)。

(23)[宋]李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805、3145页。

(24)[宋]委心子撰，金心点校：《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156页。

(25)(29)(30)[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36、74、253页。

(26)(31)[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第529、174页。

(27)[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95页。

(28)[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