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美国华裔汉学家夏志清称《水浒传》中梁山好汉奉行的是“帮会道德”，是嗜杀者和厌女症者。夏志清对《水浒传》的指责引起了刘若愚的辩驳，最终导致了刘若愚与夏志清的笔战。引起两位华裔汉学家笔战的原因主要是他们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不同，夏志清浸润于西方思想和批评方法，借用西方批评术语指责《水浒传》，带有以西方文学为优的文化偏见，而刘若愚则维护中国文学传统，将中国文学置于与西方文学同等的地位，并褒扬中国经典文学作品。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会通视野下的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学新传统研究”(项目编号：14BZW142)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夏志清/ 刘若愚/ 《水浒传》/ 笔战/
作者简介：李金梅(1980- )，女，安徽庐江人，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学比较、海外汉学。
原文出处：《明清小说研究》(南京)2017年第1期 第180-194页
美国华裔汉学家中有“东夏西刘”之称，“东夏”是指位于美国东海岸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西刘”是指美国西海岸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夏志清和刘若愚二人在西方汉学界拥有重要影响和地位，刘绍铭曾指出二人的成就及治学方向：“国人在英美学界替中国文学拓荒的有两大前辈，小说是夏志清，诗词是刘若愚。”①夏志清非常钦佩刘若愚的学术成就，并高度评价了刘若愚的学术贡献。夏志清在《东夏悼西刘》一文中曾说：“若愚兄二十多年来，不断用英文著书立说，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理论争取国际重视，用心良苦，功劳甚大。”②刘若愚也非常赏识夏志清的学识和学术批评。他们相互欣赏却也论争不断，据夏志清自己所说：“若愚兄同我两次笔战，都为中国古典文学及其公认的经典作品辩护，我们二人互相钦佩，实在是一无私人怨仇可言的。”③夏志清和刘若愚的两次笔战，第一次是由夏志清有关《水浒传》批评引起的，第二次是有关夏志清《中国古典文学之命运》的论战。可两位华裔汉学家的学术争议一直未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因此本文主要讨论夏志清和刘若愚有关《水浒传》的笔战，并探讨形成他们各自观点的原因。
一、夏志清对《水浒传》的道德批判
1962年，夏志清(C.T.Hsia)在《〈水浒传〉的比较研究方法》(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Water Margin)一文中声称，他不再像以往评论者那样“偏向于小说的突出部分，而不愿谈其错误之处”④，并提出梁山好汉嗜杀、厌女，具有“帮会道德”的特性。夏志清在196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s)一书中对《水浒传》的“帮会道德”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称要讨论《水浒传》所谓的反政府立场和革命雄心，就必须把好汉个人和梁山好汉整体区别开来。《水浒传》中单个英雄恪守的的确是英雄信条，他们讲义气、爱武艺、仗义疏财、慷慨大方、不贪女色却贪杯嗜食，这在好汉的个人行为中都有所体现。但整个梁山英雄团伙属于一种帮会组织，奉行的是“帮会道德”，他们不是革命性的反抗力量，也并非都是被“逼上梁山”。反之，他们为了生存到处招兵买马、抢夺物资、杀人放火，他们奉行是对英雄信条拙劣模仿的“帮会道德”。夏志清指出，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接受《水浒传》中石碣上的刻字“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表面意义，因为这块石碣是从天而降，用来宣称梁山兄弟结义之天命。然而，即使以儒家道德思想来审视梁山集团的行为，他们也远不能作为忠义理想的例子，他们的行为被视为是利己的、公然漠视正当行为、有侵略的欲望，并对有丁点儿冒犯他们的敌人无情迫害。简言之，《水浒传》七十回本实际上呈现了两种相同的腐败：一种是官府的腐败；另一种是自发的却更具灾难性的梁山团伙本身的腐败。很大程度上，七十回本《水浒传》是一部帮会道德压倒个人英雄主义的记录。⑤
首先，夏志清指出梁山好汉非常嗜杀。与梁山集团有仇者肯定不能免遭杀害，林冲杀陆虞侯、宋江杀阎婆惜、武松杀西门庆和潘金莲、石秀杀裴如海和潘巧云等，都是讨公道的复仇。除复仇外，梁山还有如林冲杀王伦的争地盘、火并杀人；鲁智深和史进杀瓦罐寺道人的除害杀人；杨志杀泼皮牛二的怒气误杀等等。可见，杀人对梁山人马来说不是什么值得深思熟虑的大事。个人英雄具有野蛮、虐杀特点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武松和李逵。乱砍乱杀的武松可以看成是被恶魔驱使的代表，尤其是“血溅鸳鸯楼”一节，武松将张都监齐耳根连脖子砍着，一刀将张团练头先剁下来，割了蒋门神的头，也割了张都监的头，然后又接着下楼杀了夫人、玉兰等，一共杀了十五人。夏志清称：“即使武松恶魔般的愤怒是完全合理的，这部小说也还是描写了一些极度残忍的报复行为，这些行为都不值得同情。”⑥梁山为揽朱仝，导致李逵杀四岁小儿。朱仝与宋江等人都是旧好，因私放雷横而被刺配沧州，但深得知府和小衙内喜欢。梁山为揽朱仝入伙，让李逵拐走并杀害了小衙内，绝了朱仝归路，逼他入伙。朱仝说道：“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意，只是忒毒些个!”而且一见李逵，心头一把无明业火高三千丈，并对众人说道：“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第五十二回)⑦可见，梁山好汉内部对这种杀戮也存有不满。夏志清称西方文学在基督教的浸润下，冷血地杀害无辜儿童被认为是对上帝最大的冒犯。即使在中国传统中，营救一个落井的孩童也是人性本善的决定性证明。荒唐地杀害一个小孩绝对是恐怖的，但梁山团伙为达目的不择手段。⑧梁山好汉不仅采取野蛮和残忍的方法杀人，还经常杀人后食人肉。李逵嗜食人肉更是野蛮至极。黄文炳因曾告发宋江而使宋江对他恨之入骨。梁山在抓了黄文炳之后，宋江命人复仇，李逵起身代劳：“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着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无片时，割了黄文炳，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第四十一回)夏志清认为《水浒传》赞赏英雄们采取野蛮的报复行为，并不是对文明的肯定，小说中充斥着极端英雄主义和极端歹毒的角色。
梁山好汉不仅个人嗜杀，集体也嗜杀。梁山团伙经常进行军事出击，攻打城池，有时是为解救兄弟，有时则为获取物资。为夺取供给，他们有系统地消灭了祝家庄和曾头市，与对手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结下深仇，并组织攻打将其消灭。在对手曾头市的首领死去两个儿子忍痛讲和时，梁山团伙仍设计诱骗对手落入圈套，结果把他们全部杀尽。这些都说明他们的行为是野蛮、暴虐和贪婪的。
其次，夏志清除了称梁山好汉为“嗜杀者”(sadist)外，还称他们是“厌女症者”(misogynist)。夏志清在《〈水浒传〉的比较方法研究》一文中将《水浒传》与冰岛传奇《恩加尔传奇》对比，分析两部作品对女性的态度，从而提出梁山好汉是“厌女症者(Misogynists)”，但未具体展开论述。在《中国古典小说》一书中，夏志清对梁山英雄的“厌女症”作了很多补充，也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夏志清提出梁山英雄厌女、不好色是为了保证履行英雄信条。对好汉更重要的另一项考验是他不能好色。梁山英雄大多数是单身汉，而那些已婚英雄，他们婚姻生活方面的事，小说中也很少提及，除非他们的妻子给他们带来什么麻烦。据说杨雄和卢俊义一心习武，简直就是将他们的妻子“打入冷宫”；宋江出于善心买了阎婆惜为侍妾，却极不情愿去找她，即使是这样，李逵这位鲁莽却非常出色的英雄仍然将宋与阎的纠葛当作宋江的一个污点，同样的污点还有宋江秘密进京会见名妓李师师。对有心习武者而言，禁欲可能被视为是一项首要的保健措施，但到梁山传奇形成时，禁欲已经成为一项最主要的英雄信条。⑨小说中的田虎、王庆和方腊等都贪图女色，因而被描写成淫棍色狼。在梁山集团内部，贪女色也一再被认为不是好汉的勾当。矮脚虎王英因贪色不成而被同伙公开嘲笑；武松、鲁智深每看到和尚、道士与女人在一起，就会火冒三丈，杀机顿起；李逵更是一看到美貌姑娘就不胜厌烦；宋江称但凡好汉犯了“溜骨髓”三个字的，都惹人耻笑。梁山好汉们对有通奸行为的女性的杀戮极其残忍。一旦女性被发现有奸情和淫荡之举，则惨遭杀害，且方式极其残忍。潘金莲“被武松脑揪倒来，两只脚踏住他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说时迟，那时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斡开胸脯，取出心肝五脏，供养在灵前；肐查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第二十六回)。杨雄杀害他妻子的手段更为惊心触目：“杨雄向前，把刀先斡出舌头，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妇人叫不的……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件事分开了。”(第四十六回)可见，梁山好汉不仅嗜杀，而且还很厌女。
好汉们“不好色”这一英雄信条虽是以分析男性人物为主，但实际上是关注小说中的女性。夏志清将“厌女症”应用于《水浒传》批评开启了小说中一直被忽略的女性人物研究，他认为《水浒传》中的女性遭杀遭虐并非是因为她们奸淫和恶毒，本质原因是她们是女人。
《水浒传》中的妇女并不仅仅是因为心毒和不贞而遭严惩，归根到底，她们受难受罚就因为她们是女人，是供人泄欲的怨屈无告的生灵。心理上的隔阂使严于律己的好汉们与她们格格不入。正是由于他们的禁欲主义，这些英雄下意识地仇视女性，视女性为大敌，是对他们那违反自然的英雄式自我满足的嘲笑。小说中所写的四个罪恶女性——讹诈贪婪的阎婆惜、毒杀亲夫的潘金莲、谗言害人的潘巧云以及卢俊义的前妻——不管她们的其他罪行如何，除各自所犯的罪行外，都是对婚姻不满或不甘受约束的偷夫养汉的女人。她们的克星——正直可敬的英雄好汉们，都仇恨她们那种对欢乐的渴望和对生活的追求。他们把她们处死，以使英雄的信条的履行得到保证。⑩
夏志清对梁山英雄“厌女症”的心理探讨，不仅关注了《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更是将其上升到中国明清小说中女性整体的生存高度。夏志清运用女性主义的“厌女症者”术语给《水浒传》中的男性人物下了一个定义，而定义的力量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权利形式，具有引导和限制读者欣赏和解读作品的力量。《水浒传》的“厌女”现象引起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二、夏志清和刘若愚的《水浒传》笔战
刘若愚写《中国游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一书，《水浒传》中的侠义人物也是他论述的对象。他认为夏志清的论文太看重梁山英雄仇视女性的“帮会道德”，所以在征求夏志清的意见并获得同意后，对这一观点加以驳辩，于是才有了两人为《水浒传》交锋的第一次笔战。
刘若愚的《中国游侠》1967年出版，书中专门回应和反驳了夏志清在《〈水浒传〉的比较研究方法》一文中关于《水浒传》宣扬帮会道德的观点：“虽然我钦佩他睿智的勇气和诚实，在普遍的颂扬之声中独自提出一个责难之声，他的一些苛评也合乎情理，但我很难同意他对《水浒传》的所有批评。”(11)刘若愚认为，夏志清有关《水浒传》梁山好汉嗜杀和厌女症的分析道德气太重(over-moralistic)，虽然夏志清有关《水浒传》的帮会道德、嗜杀和厌女症批评不是一点合理性都没有，但是不能就此就谴责《水浒传》。
我们欣赏作为文学作品的《水浒传》时，不必一定要赞同小说中隐含的道德，就如同我们欣赏但丁和弥尔顿的作品时不必非要接受但丁的哲学学说或弥尔顿的清教主义，否则，我们也可以因为相信命运和报复而谴责埃斯库罗斯，因厌女症而谴责莎士比亚(特别是《驯悍记》)和莫里哀(特别是《愤世嫉俗》)的作品。虽然没有作者能够完全摆脱当前的观念、假设和偏见对作品的解读，但我们也不能因某部文学作品包含一些我们恰巧无法赞同的观点就对它加以指责。(12)
刘若愚尤其指责了夏志清因对《水浒传》的道德不满而得出的令人惊奇的结论——小说中无人能达到西门庆的“人性的广度和深度”，并以林冲为例，反驳这一观点。林冲受冤流放是因为高衙内想霸占其妻，林冲离别前坚持休妻，以使她获自由之身，可以再婚，因为他不大可能回得来了。从林冲的角度看，这看似狠心，但这也是由于他深爱她、无私地关心她。林冲落草梁山后，也并没有忘记她。当他让晁盖做梁山山寨之主后，他遂将心腹备细诉与晁盖，道出：“小人自从上山之后，欲要搬取妻子上山来，因见王伦心术不定，难以过活，一向蹉跎过了。流落东京，不知死活。”晁盖建议林冲写书搬取，林冲当即写下了一封书，叫两个身边心腹小喽啰下山去了。不过两个月，小喽啰还寨告诉林冲因高太尉威逼亲事，娘子已自缢身死，林冲听完“潸然泪下，自此杜绝了心中挂念”(第二十回)。刘若愚认为林冲有如此行为，怎可能是嗜杀的厌女症者呢?
随后，夏志清在1968年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对刘若愚指责《〈水浒传〉的比较方法研究》(13)一文作了回应。在该书《水浒传》部分的第十四条注释中，夏志清表示同意刘若愚的观点，指出批评家不能因作品所赞同的道德秩序与自己的道德观不同，就对作品加以指责，但他也为自己的批评作了一定的辩护。
因为该论文是截略的，所以也导致给我尊敬的同行这样的印象——忽视了文学价值而吐露了我对“水浒英雄道德上的不满”。(该论文是在1962年印第安纳大学举办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宣读过的部分内容，原文的中译文篇幅差不多是宣读内容的两倍，题为《水浒传的再评价》，后发表于《现代文学》第二十六期，而很遗憾刘若愚教授没有注意到。)然而，即使在缩略的论文中，我也毫不含糊地说过我的任务之一就是“考察与他们崇高的道德声明相反的道德实质”(《比较文学年鉴》，No.11，124页)。由于“小说在本国传统中的无可争议的重要性”，我还想“在世界名著的背景下寻求一个更新的理解”(同上，121页)，然而，我可能未阐述透彻。但我认为用流行的比较方法考察一部作品的道德实质是文学批评的合理目标，与沉迷于道德不满不完全是一回事。若我的研究结果使人厌烦，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我指的是像刘教授和我自己一样从小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已经习惯于把该小说的道德价值与梁山好汉崇高的道德声明等同起来，从而让我们很难顺从他们实际上非常残忍这样一种客观的观点。(14)
夏志清称，为了平衡小说中残暴和厌恶女人倾向的分量，刘教授举了林冲这个恰恰与“残暴、厌女之人”的相对人物作为人道主义的光辉例子，不过，我在我的文章原文中并没有忽视林冲这位小说中最富有同情心的英雄的情况。
林冲可以看成是个例外，他的确关心自己的妻子，对她受到侮辱非常气愤。但在刺配前，他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要休妻。他这样做深深伤害了他贤惠的妻子，比高俅儿子侮辱她的伤害还要深。表面上，休妻是为了爱护妻子，因为这样可以使她再嫁而不是在等待他归来的期待中消磨青春。但一位真正爱妻子的丈夫会让妻子遭受被休的耻辱吗?难道他不希望有朝一日能回来团聚?难道他的行动不正是表明了处于厄运、悲痛不已之时，他无意识地责备妻子为他带来这许多麻烦，同时又得到了真正好汉冷酷无情的名声吗?(15)
夏志清教授在《〈水浒传〉的比较研究方法》一文结尾处确实指出：“西门庆最终达到了一定程度的人性……他是一个成熟的角色，他的爱与痛的能力在每一次承诺中都得到净化。《水浒传》中无人可以达到他人性的广度和深度。”(16)夏志清将《〈水浒传〉的比较研究方法》一文的大部分内容都收入了他的《中国古典小说》，但有关褒扬西门庆人性的评论却删除了，这也暗示着这场笔战对夏志清的影响和对他批评的改观。
三、夏志清和刘若愚《水浒传》笔战的原因探析
中国学术界通常以研究者的具体身份区分汉学家，基本上包括外籍汉学家、无国内教育背景和有国内教育背景的华裔汉学家。夏志清和刘若愚同属于有国内教育背景的华裔汉学家，二人教育背景非常相似。夏志清1921年生于上海浦东，其父为银行职员。夏于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已大量阅读了中国文学名著。1946年9月，夏志清随长兄夏济安至北京大学担任助教，醉心于西欧古典文学，因研究威廉·布莱克档案(William·Blake Archive)脱颖而出，取得留美奖学金，在耶鲁大学攻读英文硕士、博士。刘若愚1926年出生于北京书香门第，父亲是一位传统的儒家绅士，十分注重对孩子的文化教养，秉承着诗礼传家的优良传统，因此刘若愚在上大学前已打好了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他大学时就读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学习西方语言和文学。由于他自小就表现出来的语言天赋使得他的英语才华极为突出，所以他在研究生第一学期就争取到了去英国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夏志清和刘若愚二人都具有中国文化知识基础，并都在大学期间学习英文，也都获得了机会出国留学，都属于有国内教育背景的华裔汉学家，但他们对待中国文学的态度和立场明显不同。其实，夏志清和刘若愚有关《水浒传》道德的争议是由于各自对中国文学价值观念的不同。
首先，从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上看，刘若愚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有一种亲和感，总是维护中国文学，认为中国文学传统同西方文学传统同样历史悠久，其成就也是相等的。正是在中西文学平等的基础上，他才融中西理论为一炉，成为自成一家的“语际的理论家”(an interlingual theorist)。正因为如此，他才称：“我对夏志清教授的学识和批评睿智投以最高的敬意，但我仍然认为《水浒传》是最好的小说之一，也是中国最杰出的一部骑士文学。”(17)夏志清在求学之路上多受西方文学的影响，是在西方文学的浸染中完成自己的教育，而且他是在博士毕业后转向中国小说研究。对于夏志清的学习和研究历程，陈玉珊称他是“在中国读洋书，在美国看华文”(18)。夏志清虽有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根底，但他浸淫于西方人文氛围和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价值观已经西方化，如他在探讨中西宗教文化时就曾称“中国文学传统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中国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维式怡然自得的个人享受……我国固有的文学，在我看来比不上发扬基督教精神的固有西方文学丰富”(19)。可见，他对于中国文化带有很深的文化偏见，这种偏见也必然影响他的文学批评。
他的评论中过于倚靠西方文学正典的标尺，过于信赖西方主流文化的视景，给人的深刻印象似乎是他总依据“为圣灵写作”的经典尺度以苛严的态度不断指陈中国文学中的弱点，对中国文学中缺乏宗教性超越意识和普遍的人性洞察，对中国文化执著现世、关注日常人生的单一维度，对中国作家感时忧国、以文学为揭露社会弊缺的工具的写作方式持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否定态度，从而在现实的写作层面和本质的精神层面对“为人生写作”的文学价值观作激烈的批评和明显的贬低。在这些批评中集中体现了夏志清的文化意见和审美态度中的鲜明倾向，明显凸现出了他作为一个超越的文化审察者和自信的审美观照者的优越姿态，也鲜明显露了夏志清西方经典化的精神内景和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文学价值观。(20)
夏志清所使用的批评术语和文化价值观皆以西方的为准。“厌女症”英文为“misogyny”，由希腊语“misogunia”转译而来，词典中对该词的定义是“对女性的憎恨”(21)。厌女症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术语，指父权制社会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对女性的诋毁、诽谤和虐待，也可以理解成是任何社会以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女性毫无道德的恐惧和痛恨。美国女性主义者艾德丽安·瑞奇将厌女症的特征概括为“有组织的、制度化的、正常化的对女性的仇恨和暴力”。(22)在很多方面，女性被认为是有瑕疵的、狡诈的，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在宗教方面，很多宗教中的女性形象都是邪恶的：《圣经》中的夏娃是人类堕落的罪魁祸首；在犹太教教义中，男性的力气受到高度重视，其地位高于妇女，妇女被看作是男性的财产或奴婢，被束缚在只管生育的关系中，妇女的性欲被看作是损害耶和华教的纯洁，实际上被看为魔鬼的代理人，是邪恶之源；《旧约全书》把妇女看为男子的附属品，并认为这是固有的自然法则。(23)在社会文化中，男性以从属化、病态化、疏离化、丑怪化来描绘女性，女性文化更是被称之为“亚文化”。另外，厌女症的历史可谓久远，至今依然积重难返。早在希腊神话中，就有潘多拉打开了装有疾病和灾难的盒子。15世纪，意大利女作家克里斯廷·德·匹赞(Christine de Pizan)在《女士城之书》(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1405)中就提出厌女症现象：“这么多不同的人，其中不乏博学之士，为什么不论是言谈中，还是写作中都如此倾向于刻毒地侮辱女性，糟蹋她们的举止?”(24)英国女性作家沃尔夫在其《一问自己的房间》中曾提到男性文本中的女性人物：“在简·奥斯丁之前的时代，小说中所有伟大的女性不仅是由男性来进行阐释的，而且只能从她们与男性的关系中进行理解。这或许是小说中的女性的独有的气质，其美丽与可怕都令人吃惊，不是善良得超凡入圣，就是堕落得穷凶极恶。”(25)
“厌女症”是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提出的，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美国妇女运动开始了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社会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此次运动涉及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对个人和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这不仅是一场社会运动，也是一场文学运动，它渗透至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理论中，使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得到广泛关注，并且使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得到更新和很大的发展。在当时妇女解放运动背景下，文学批评的“厌女症”现象与社会运动非常切合。1959年凯瑟琳·罗杰斯(Katherine M.Rogers)发表了《女性朋友：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厌女症》(My Female Friends:The Misogyny of Jonathan Swift)(26)一文，开始了她的文学“厌女症”研究。1966年她又出版了《讨厌的助手：文学史中的厌女症》(The Troublesome Helpmate:a History of Misogyny in Literature)(27)一书。该书追溯了自《圣经》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的负面女性形象，如妓女、泼妇、不像女人的女人和贪婪的母亲等，这些负面形象为表达和发泄厌女症情绪提供了合理的渠道。凯瑟琳·罗杰斯认为，憎恨女性在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其根源在于“父权制让女性永远臣服于男性的愿望在起作用”(28)。凯瑟琳·罗杰斯的研究揭示了文学中的“厌女症”现象，即“厌女症”作为一种男权的权利话语，用语言和文本的方式对女性进行大肆贬低和降格，女性被描述成愚蠢、只求官能满足、情感幼稚、喜怒无常、不能节制、喜好性事、精于欺骗、狡诈、易堕落等形象。
“厌女症”是源自西方文化、文学语境，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在各国文学中也都有体现。夏志清面对中西两种文学价值观的差异，主观上将西方文学传统置于上层和优等的位置，而将中国文学传统置于下层和劣等的位置。文学价值等级上设定的不平等层次导致了夏志清不可能客观、平等地审视中西两种文学。夏志清在比较冰岛传奇《恩加尔传奇》和《水浒传》中的男性的杀戮和对女性的态度时，《恩加尔传奇》中的加纳也曾“想杀死多少海盗就可以杀死多少”，女性也被描绘成“诡计多端、心狠手辣、傲慢自负的人”。可见，“嗜杀”和“厌女”并非《水浒传》所特有。西方文学中不乏残忍的杀人场景描写，更不乏厌恶女性情绪的表露，但西方文学中的这些因素却得到夏志清的维护，甚至颂扬，但夏志清在将它们套用于《水浒传》时，却借此批判和指责水浒英雄的“残暴”和“不公”。夏志清对于文学作品中同样的“嗜杀”和“厌女”行为却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这表现他颂西方贬中国的一种文化偏见。
其次，刘若愚和夏志清两位学者皆受英美“新批评”影响甚深，但他们对待作品功能上的看法有所不同。刘若愚系新批评代表人物理查兹(I.A.Richards)和燕卜荪(William Empson)的嫡裔学生，夏志清自己坦言“我到底受‘新批评’影响太深”(29)。“新批评”视文学作品为独立的客体，从作品本身入手去研究文学，强调文本细读，主张用纯文学的标准审视文学经典。在“新批评”理论的影响下，可以说刘若愚和夏志清都是文本细读的行家里手。夏志清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水浒传》道德的术语几乎都是建立在文本之上的，同样刘若愚对他的反驳也是以文本举证，但夏志清有时也脱离了文本，如他认为《水浒传》在中国至今流传不衰，与中国人对痛苦与杀戮不甚敏感有关，甚至将小说中的阴暗面延伸至整个中国文化当中，表现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夸大了小说的社会作用。夏志清混淆了小说的功能和意义。夏志清认为《水浒传》对中国人精神世界中阴暗面的见解也很值得进行深入的心理研究，由此论述来看，夏志清认为《水浒传》中的“嗜杀”和“厌女”表现了中国人精神文化的阴暗面，这种说法过于片面。小说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精神世界也是值得思考的。由于某些社会画面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呈现，文学作品通常被当作社会文献或当作社会现实的写照，但文学毕竟不同于历史，它绝不是社会现实本身。小说作为一种虚构的文学作品，是小说作者对当时生活的一种主观感受，它不能代表作者的思想，因为“那种认为艺术纯粹是自我表现，是个人情感和经验的再现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30)，更不能代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现实，因为我们无法辨别《水浒传》中诸如嗜杀和厌女等现象究竟是作者取自社会生活真实，还是纯属作者的想象。小说虽源于生活，但它又高于生活，虚构才是小说的本质属性。《水浒传》所写的未必都是真实的宋代生活场景，比如我们无法证实《水浒传》中的“人肉馒头”现象是一种普遍的生活真实，记载宋江等人的宋元时期史书和其他文献中并无相关记载，这些现象可能更多出自作者的想象。王学泰曾指出：“像《水浒传》中这样轻慢生命，这样缺少‘同类意识’，在古代其他文献，包括文学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31)可见，《水浒传》中的嗜杀并非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情况。“若研究者只是想当然地把文学单纯当作生活的一面镜子、生活的一种翻版，或把文学当作一种社会文献，这类研究似乎就没有什么价值。”(32)把文学虚构牵强附会地看作社会现实已让人质疑，将其归为中国人精神文化则更有问题。《水浒传》的确对中国精神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还塑造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某些方面或某个部分，但梁山好汉的阴暗面并不能完全转化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黑暗。精神文化是复杂的、多元的，任何一部作品，都无法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无论是积极向上的，还是阴暗的。对于夏志清的苛评，刘若愚难以苟同，所以，他以欣赏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作品为例，就是要表明欣赏文学作品时不需考虑它的外部因素，而是只对作品本身进行阐释。
结语
夏志清和刘若愚有关《水浒传》的笔战表明，即使是在海外，即使是具有同样学养和理论背景的华裔汉学家，由于批评者对中国文学的态度和指导思想不同，对同一部作品的同一问题的评论也会截然不同。夏志清和刘若愚对《水浒传》道德的争论都带有评论者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念取向的深层原因。但无论是褒扬，还是批判，他们的批评拓展了该小说的研究范围和视角，同时也反映了《水浒传》在异域的不同接受。
注释：
①刘绍铭《孤鹤随云散——悼刘若愚先生》，《中国时报》1986年7月24日，第8版。
②③夏志清著，陈子善编《岁除的哀伤》，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154页。
④⑤⑧(16)Hsia,C.T.,"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Water Margin",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1962,P.121,125,125,128.
⑥⑨⑩(14)(15)Hsia,C.T.,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s:A Critical Introduction,New York and 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8,P.103,88,105-106,340-341,341.
⑦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11)(12)(17)Liu,James J.Y.,The Chinese Knight-Erra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P.114,115,116.
(13)原文名称为“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Water Margin”，即收于1962年《比较文学年鉴》中的论文，后夏志清发表于《现代文学》的《水浒传的再评价》篇幅是此文的两倍，篇名也不同。在胡益民翻译的中文版《中国古典小说》中，译者将此论文翻译为《水浒传的再评价》是依照后来发表的中文名称，两篇文章并不是同篇。
(18)陈玉珊《论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的中国小说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06年，第73页。
(19)夏志清，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
(20)彭松《多向之维：欧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21)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Oxford:Clarendon Press,Oxford Univ.Press,[4th] ed.1993.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Boston,Mass.:Houghton Mifflin,1992.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Unabridged,G.& C.Merriam,1966.
(22)(24)(28)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28、428-429、430页。
(23)卢乐山《中国女性百科全书·文化教育卷》，东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25)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田翔译《一间自己的房间》，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7-88页。
(26)Rogers,Katherine M.,My Female Friends:The Misogyny of Jonathan Swift,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1959,Vol.1,pp.366-379.
(27)Rogers,Katherine M.,The Troublesome Helpmate:a History of Misogyny in Literature,Washingt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
(29)夏志清《人的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6页。
(30)(32)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9、112页。
(31)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