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此文脱稿于1963年，距今已历十六寒暑。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曾几次就这篇肤浅而冗赘的东西进行反复思考，但结果却是：我在这篇东西中所持的观点依然没有改变。今天，我想我应该本着既敢于坚持真理，又不怕接受批评的精神，让这篇久藏箧底的所谓“论文”有一次接受群众检验的机会了。因此完全保留它原来面目，不做任何修改，使它公之于世：知我罪我，是在广大读者。1979年2月记于北京。

作为古典小说，《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鸿篇巨制。它艺术地概括了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从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全部过程。作者在书中塑造了各种不同阶级出身，并且有深刻典型意义的起义英雄群像。通过这些起义英雄的生活遭遇，从不同角度揭示和证实了这样一点：由于阶级压迫使被压迫者不得不挺身起来反抗（即所谓“官逼民反”或“逼上梁山”），是造成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根本历史原因。但是，梁山英雄的起义事业到底失败了。受到当时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和没有先进阶级对革命事业的领导，是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失败的根本历史原因；然而，从《水浒传》中所描写的梁山义军失败的具体过程来看，在北宋王朝屡次征剿遭到挫败之后，梁山义军竟走上接受招安的错误道路，进而更同其他农民革命队伍自相残杀以致两败俱伤，终于被封建统治阶级瓦解、消灭——却是与梁山第一首领宋江（这也是《水浒传》作者所精心塑造的一个典型人物形象）所领导的错误政治路线分不开的。这就明显地反映了《水浒传》作者（假定是施耐庵）对农民起义问题的认识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和时代局限。

在参加梁山义军的一百单八位头领中，卢俊义这个人物的出现是很晚的；而且比起鲁达、林冲、武松、李逵或宋江来，作者为他所费的笔墨确也不够充分。但是，卢俊义在梁山泊的地位却仅次于宋江，而且无论在政治方面的威望或在军事方面所负的责任，他都和宋江平分秋色——在忠义堂前，高悬绣字红旗二面，一书“山东呼保义”，一书“河北玉麒麟”；同时他和宋江又都是“梁山泊总兵都头领”。我们认为，这样一个“后来居上”的人物，对于决定梁山泊的命运是不可能不起作用的。本文即试图根据《水浒传》里有关的描写，从卢俊义的阶级出身、参加起义的思想基础，以及受招安前后与宋江错误思想的相互默契等方面，来分析这一艺术形象的思想意义。

一

从现存的材料看，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民间关于卢俊义故事的流传并不很多。在龚开的《三十六人画赞》中，卢俊义被列在第三位。《大宋宣和遗事》中的李进义，应该是卢俊义这一人物的前身，他是“落草为寇”的十二指使中的首领。这些素材，可能为《水浒传》作者塑造卢俊义形象提供了一些原始依据，并决定这个人物在起义头领中的地位；但我们认为，这些并不是主要的因素。《水浒传》作者显然是有意识地把卢俊义当作一个“忠义无伦”“出身豪富”“才能出众”、虽受官僚迫害却依然效忠于赵宋王朝的典型正面人物来加以歌颂的。因此，作者把他安排在书中，作为梁山主要领袖之一，自有其特殊的思想意义。

由于卢俊义这一形象本身存在着严重的矛盾性和局限性（后面要着重分析），从艺术感染力来看，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描写确实不够饱满。与卢俊义有关的一些篇幅，给读者的印象也确实不如描写鲁达、林冲、武松的那些章节来得深刻、强烈。由于作者的思想局限，他竟以同情和赞美的笔调描述了卢俊义身上某些应该批判的东西，因而削弱了这个人物形象的思想力量和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在我们读作品时所以感到不满足的原因。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这一人物形象在梁山义军中所起的特定作用。并且我们认为，《水浒传》中卢俊义的性格，基本上还是完整统一的。作者描写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基本上是符合艺术真实和生活逻辑的，因而基本上也是符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精神的。

卢俊义是河北大名府（宋代叫北京）的“第一等长者”（富豪），开着解库（当铺），放高利贷剥削平民。家里掌管财物出入的“行财管干”就有四五十个。他经常自己夸耀：“我自是北京财主”，“薄有家私”，“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谁不识得！”蔡福向李固索要贿赂时，说他是：“北京有名的卢员外。”这里的“有名”，当然不是指他的“棍棒无敌”，而是指他的“富豪之名”。由此可见，他是大名府的“剥削世家”。卢俊义不但经济上是剥削阶级上层人物，在思想意识上，也是封建制度的驯顺奴才和封建正统思想的积极拥护者。他以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世门第”自豪，初见吴用，就踌躇满志地自我表白说：

卢某生于北京，长在豪富之家；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更兼俊义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杨定见本《百二十回水浒》第六十一回。以下引文均据此书。一本“不取”下有“又无寸男为盗，亦无只女为非”二句）

这段话清楚地说明：卢俊义的家族血统是一支非常纯粹的地主之家的血统，卢本人也是恪遵封建礼教、坚决维护封建正统秩序的循规蹈矩的所谓“正派”人。卢俊义在被陷害以前的具体行动，正是他的阶级出身和思想意识的真实反映。

卢俊义在上山以前，是有他的人生理想的。他对吴用说，自己是一个“作事谨慎，非理不为，非财不取”的人，这就说明他是一个丝毫不敢背叛封建礼教的“正人君子”。他有一身超群出众的武艺，这正是他企图为封建王朝尽忠效力的本钱。在动身上泰安州以前，他对燕青明白表示，他要“特地去捉”“梁山泊那伙贼男女”，“把日前学成武艺显扬于天下，也算个男子大丈夫”。在路过梁山泊时，为封建王朝“建功立业”的思想支配着他，直接向梁山义军进行挑衅，在他的货车上挂起了四面白绢旗，上面写着：“慷慨北京卢俊义，远驮货物离乡地；一心只要捉强人，那时方表男儿志。”李固等人劝他不要撩拨梁山泊，一心与农民义军为敌的卢俊义却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完全不听劝告，同时也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地主阶级的面目——

卢俊义喝道：“你省的甚么！这等燕雀，安敢和鸿鹄厮并！我思量平生学的一身本事，不曾逢着买主，今日幸然逢此机会，不就这里发卖，更待何时！我那车子上叉袋里，已准备下一袋熟麻索（金圣叹本此句下夹批：可知……不是为趋吉避凶之计，写卢员外精神过人），倘或这贼们当死合亡，撞在我手里，一朴刀一个砍翻，你们众人，与我便缚在车子上。撇了货物不打紧，且收拾车子捉人（金本夹批：可知此行不为买卖而来，真乃写得精神过人），把这贼首解上京师，请功受赏，方表我平生之愿。若你们一个不肯去的，只就这里把你们先杀了。”（同上，金圣叹批本文字略有出入）

牢固地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的反动文人金圣叹对卢俊义这种“精神过人”的表现是非常赞许的。除了他在夹批的赞语中点出卢俊义这次离家的目的不专为“趋吉避凶”而另有他的“平生之愿”，在这一回的总批里也说明了卢俊义所抱负的“鸿鹄之志”是什么具体内容：“写卢员外……之一片雄心、浑身绝艺无可出脱，而忽然受算命先生之所感触，因拟一试之于梁山……写英雄员外正应作如此笔墨，方有气势。”可见卢俊义这个“英雄员外”，正是把封建统治阶级提出的人生理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当作自己的行动指南的。而且卢俊义表现得格外狂妄，他进一步要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竟单枪匹马地去镇压梁山义军，然后向封建统治者去“请功受赏”，以遂其“大丈夫”的“鸿鹄之志”。

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他对于农民革命自然是深恶痛绝、誓不两立的。梁山泊上许多头领，都是被俘虏的军官，他们在上山前都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将领。但卢俊义和他们还有所不同。这些军官的反动意识和他们的职业性质融合为一，不管他们自己的想法如何，他们的职业就是“搜捕”、镇压农民义军。他们同梁山作对，是“奉命完成任务”。他们职业的反动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执行封建王朝的命令，与人民为敌。而卢俊义与梁山为敌，对义军的极端藐视，却纯粹出于自觉的反动阶级本质。他不在反动政权中担任任何职务，也没有人指挥命令他这样做。促使他与梁山为敌的动力，只是他自己根深蒂固的地主阶级感情。所以他的反革命行为，是以单枪匹马的面目出现的，是自觉自愿的，因而态度也非常坚决、狂妄。但是，螳臂不能挡车，卢俊义在梁山英雄既定的部署下很快就当了俘虏。被擒上山后，宋江随即请他“为山寨之主”。他一再地坚决拒绝：“宁就死亡，实难从命”，“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宁死实难听从！”在一百单八将中，曾经与梁山为敌、被俘后却坚决不肯入伙的，卢俊义是唯一的一个（在卢俊义之前，还有一人曾拒绝入伙，这就是后来坐第一把交椅的呼保义宋江。这不能不使人深思）。《水浒传》作者在刻画卢俊义的这种性格时，是非常真实、深刻的。

卢俊义在被俘以后，不但态度十分顽固，拒绝入伙；而且对自己家族的“声誉”还十分珍惜，对封建秩序更丝毫不敢背叛。尤其表现得鄙俗的，是时时刻刻不忘自己是个财主，在宋江等人面前一再夸耀：“小可身无罪累，颇有些少家私”“非是卢某说口，金帛钱财，家中颇有。”这说明在卢俊义思想深处对自己的剥削享乐生活是恋恋不舍并且引以自豪的，对自己既得的阶级利益更是牢牢维护，一点也不肯放弃。而对于封建法制、封建政权以及自己本阶级里面的人，却表示了极大的信赖。这是他所以坚持非回家不可的原因。从梁山回家，路遇燕青，告诉他家庭出了变故，苦劝他不要回家。燕青本来是卢俊义最宠信的奴隶，平日是言听计从的；可是一到紧要关头，卢俊义就充分暴露出他的阶级偏见：“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你这厮休来放屁！”在奴隶和家族之间，卢俊义当然只相信后者。至于不相信李固竟敢霸占他的妻子和家产，倒不是对李固特别信任，而是由于“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谁不识得！量李固有几颗头，敢做恁般勾当！”卢俊义终于自己撞进封建统治阶级布置下的天罗地网，正是由于他被阶级偏见蒙蔽了眼睛，使他不能清醒地认识现实；由于他对封建法制充满了幻想，过分相信阶级地位会对自己有所保障的结果。

燕青痛哭，拜倒地下，拖住主人衣服。卢俊义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来。（第六十二回）

这一细节看似平常，但在刻画卢俊义的阶级性格上，却是生动的一笔。

尽管卢俊义在梁山泊寨中一再表示“宁死不屈”，态度十分死硬顽固；可是在梁中书留守司的堂上却表现得那样温顺、屈辱，带着一副可怜相。上堂以后，首先申诉：“小人一时愚蠢，被梁山泊吴用，假做卖卦先生来家，口出讹言，煽惑良心，掇赚到梁山泊，软监了两个多月。今日幸得脱身归家，并无歹意，望恩相明镜。”等到申诉不通，就“跪在厅下，叫起屈来”。最后被梁中书严刑逼供，“打熬不过”，只好“仰天（金批本作‘伏地’）叹曰：‘是我命中合当横死，我今屈招了罢！”（第六十二回）连一句反抗的硬话都没有。就在同一回书里，作者用惊心动魄的笔触，精彩地描写了拼命三郎石秀为救卢俊义而跳酒楼、劫法场、奋不顾身、英勇果敢的行动。下层平民出身，受过革命锻炼的石秀，和卢俊义成了鲜明强烈的对比。卢俊义是单枪匹马与梁山为敌，目的只是为了向封建统治者“请功受赏”，求得个人“显扬于天下”；石秀也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孤身奋战，但斗争的矛头却指向封建官僚政权，而目的又是这样光明磊落——为了执行梁山命令，打击敌人气焰，表现了无畏无私、舍身救人的英雄气概。尤其是被捕之后，在同一个留守司公堂上，请看石秀是怎样对待梁中书的：

石秀押在厅下，睁圆怪眼，高声大骂：“你这败坏国家、害百姓的贼！我听着哥哥将令：早晚便引军来，打你城子，踏为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石秀在厅前千贼万贼价骂，厅上众人都吓呆了。（第六十三回）

这是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这是凛然无畏的革命气魄！梁中书慑于这种气势，不禁感到自己的猥琐渺小，在“沉吟半晌”之后，竟连刑也没有动，就把石秀收监了。对于反动的敌人就是这样：你怕他，他就张牙舞爪，发狠行凶；你敢于向他斗争，他反倒显得阘茸气馁，一味逡巡退缩了。卢俊义和石秀在公堂上的两种态度，正是两种阶级性格的明显对比。

卢俊义不但在封建官僚面前低首下心，屈打成招；就在那些狐假虎威的下层爪牙面前，也表现得怯懦软弱，十分没有骨气。梁中书把他刺配沙门岛，押送他的公差董超薛霸受了李圆的贿赂，收拾包裹，连夜起身。卢俊义先是恳求说：“小人今日受刑，杖疮疼痛，容在明日上路。”被薛霸骂了一顿。卢俊义不死心，继续央告：“念小人负屈含冤，上下看觑则个！”又被董超骂了一顿。最后只好“忍气吞声”，乖乖地随着上路。一路上更是逆来顺受，吃尽苦头。甚至遭到董、薛谋害，被燕青救了性命以后，仍旧毫无主见，首先考虑的还是“射死这两个公人，这罪越添得重了”。如果不是燕青强调“今日不上梁山泊时，别无去处”（第六十二回），卢俊义自己是不会想到走这条路的。卢俊义不是普通人，他有“一身好武艺”，是个“棍棒天下无对”的好汉。论起他的武艺，不比武松差。可是把他对待公差低声下气的态度来和武松发配时的情形相比，我们就可以看出：具有不同阶级性格和阶级意识的人，在对待同一事件上，也是迥不相侔的。卢俊义上山前这一切言行和他待人处世的表现，正是由他的阶级性格和阶级意识所决定的。

二

根据以上的分析，卢俊义参加农民起义队伍的可能性显然是非常少的。但他又是怎样上了梁山的呢？

我个人认为：卢俊义所以上梁山，主要是由于封建王朝统治集团极端反动腐朽，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日益深刻的影响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加深，终于急剧分化的结果。

《水浒传》所描写的历史环境是北宋末年，当时在位的皇帝宋徽宗赵佶，是一个极度骄奢淫逸、昏聩腐朽的家伙。他所宠信的执政大官僚如蔡京、高俅、童贯等，在他的庇护下更是穷奢极欲，拼命搜刮，对人民的剥削残害，无所不用其极。由于政治上的黑暗腐败，民不聊生，阶级矛盾自然日益尖锐，日益深刻。《水浒传》里所展示的大大小小的农民义军，便是最清楚的说明。与此相应，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也日益显著。这些大官僚、大地主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植党营私、排斥异己，结成了一个上下其手、狼狈为奸的官僚统治集团。我们只看《水浒传》里出现的贪官酷吏，大都同蔡京、高俅有密切瓜葛[1]，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一历史现实。在这种极端黑暗腐败的封建统治之下，在这一批无恶不作、唯利是图的官僚的压榨迫害之下，统治阶级中一部分“在野”的，或不得势而受排挤的人，就愈来愈多地分化出来，有的甚至被迫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参加了农民起义队伍，反抗封建王朝的压迫。如林冲是禁军教头，杨志是世袭军官，柴进是没落王孙，宋江是中小地主，都由于某种原因遭到诬陷和迫害而参加了梁山义军，走上反抗的道路。另外，据历史记载，宋代自开国以来，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就采取重文轻武的专制政策，武职将领一直受着文臣（所谓士大夫）的等级歧视。因此，历史上出现了北宋的潘美嫉贤，陷害杨业[2]，和南宋的秦桧卖国，冤杀岳飞。而在文学作品《水浒传》中，则表现为大批的武官在蔡京、高俅窃踞统治阶级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走上了梁山。就连清风寨的文知寨刘高，也对武知寨花荣表示了极不平等的歧视和进行了蛮横无理的欺压。这一切，都是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日益深刻所导致的统治阶级内部日益分化的结果。

卢俊义是大富豪、头号高利贷者，固然是剥削阶级中的上层人物。但比起封建官僚和一般地主阶级来，他却有其独具的特点。第一，他虽富而不贵，有钱而无势，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利用财富爬进封建官僚统治集团中去，还是一个“在野”的“安善良民”。第二，他“奉公守法”“非理不为，非财不取”。这应该理解为：他积极拥护封建制度，恪守当时社会秩序；他通过开当铺来剥削人民的巨量财物，在当时社会乃是“合理合法”的“将本图利”。这既不同于明目张胆的横行霸道（如殷天锡）或瞒心昧己的巧取豪夺（如毛太公），更不同于贪官酷吏或土豪劣绅那样直接对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迫害（如梁中书的搜刮民财向蔡京献生辰纲，西门庆的奸占潘金莲），甚至双手沾满了淋漓鲜血（如高俅害林冲、西门庆害武大）。所以卢俊义在剥削阶级的行列中，还得算是个“安分守己”的“正派”人。这也正是卢俊义在社会上享有一定声望的原因之一。第三，他一面养尊处优，吃剥削饭；但另一面他又有全身武艺，“棍棒天下无对”，只知“打熬气力”而不爱沉湎于声色狗马之中（如西门庆、贺太守）。因此在那些荒淫无耻、糜烂堕落的财主堆里，别具一副特殊面貌。

正因为他只富而不贵，多财而乏势，不同官府勾结，不直接用“非法”的手段去鱼肉乡里，所以和大权在握的封建官僚还有一定的距离。像梁中书和卢俊义，一个在留守司做官，一个在北京城当财主，平时没有利害冲突，阶级利益一致，他们是可以一鼻孔出气的。财主凭借封建政权进行“合理合法”的剥削，官僚也维护财主的利益以巩固其封建统治，因而把财主当作可靠的“安善良民”。一旦发生利害矛盾，情况就不同了。当李固向梁中书首告，卢俊义已在梁山坐了第二把交椅的时候，身为封建官僚的梁中书，为了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特别是当时梁山声势已十分浩大，斗争形势十分尖锐，就更促使他加强了反动的阶级警觉），当然要对卢俊义立时翻脸，进行迫害，而且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宁可错拿，不可错放”了。因为这时他已认为卢俊义不再是“良善”之辈，倘不及时镇压，就必然要妨碍自己切身利益，影响王朝统治政权。统治者是宁可牺牲一个家私万贯的大富豪，也不肯轻易放过一个横被“强盗”之名的嫌疑犯的。何况在陷害卢俊义的过程中，梁中书不仅为封建统治阶级“名正言顺”地除了“害”，而且自己还从中得了“利”，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用卢俊义的家产填充自己的宦囊欲壑，他又何乐而不为呢！卢俊义被妻子和李固陷害，在梁中书严刑拷问下造成冤狱的情节，充分反映了当时封建官僚集团的黑暗贪暴，以及他们对人们压榨迫害的范围广泛到什么程度。正是由于这种情形，才迫使像卢俊义这样几乎不可能上山“造反”的人物，最后也上了山，造了反，从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了出来。反过来看，连卢俊义这样的人都参加了农民起义的行列，那么封建王朝的黑暗腐朽已达到何种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封建迫害的范围愈广泛，从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人数也愈多；与此相适应，农民义军的力量也就愈加壮大，革命形势当然也愈来愈发展。梁山泊争取卢俊义上山，无疑是为了扩大政治影响。但有一点却值得注意：只有在革命形势发展到一定阶段，像卢俊义这样的人物才有可能被争取上山。这是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我们只看：争取卢俊义不是在梁山泊初具规模，星火初燃，义军力量尚未壮大的时候，而是在梁山泊日益兴盛，已经有了巩固的武装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的时候，就可以从侧面证实这一点。总之，卢俊义的被迫上山，既反映了封建政权的极端黑暗腐败和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崩离析，也反映了农民革命影响的日益扩大和参加起义队伍的成分日形复杂。

梁山泊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气力争取卢俊义上山呢？作者在书中没有给我们多少正面的回答。第六十回末尾，宋江、吴用在听到大圆和尚谈起“河北玉麒麟”之后，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宋江、吴用听了，猛然省起，说道：“你看我们未老，却恁地忘事！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双名俊义，绰号玉麒麟，是河北三绝。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对。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何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吴用笑道：“哥哥何故自丧志气！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难哉！”宋江答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如何能勾得他来落草？”吴学究道：“吴用也在心多时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略施小计，便教本人上山。”

从表面理解，“山寨中若得此人时”，就不怕“官军缉捕”“岂愁兵马来临”，好像宋江等人只看重了卢俊义的武艺。可是，在经过几番周折，卢俊义终于上山之后，寸功未立，就让他坐了第二把交椅。到“排座次”时，无论是忠义堂前的旗号还是实际的职务，卢的地位绝不低于宋江，其声威权势且远远高出于上山最早的林冲、花荣之上。这就不单纯是武艺高强与否的问题了。

根据书中具体描写，我们可以看到最热衷于争取卢俊义的是宋江。宋江在晁盖死后，已正式成为山寨之主，对梁山的革命事业应该有个通盘打算。从宋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要求扩充义军队伍，希望壮大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却又时时刻刻不忘接受“朝廷的招安”。可见在宋江的思想意识中，既有反抗封建统治的革命的、正确的一面，又有对最高统治者——皇帝——抱有幻想的反动的、错误的一面。因此，他既要争取一些新的英雄人物上山，同时又希望这些新上山的人物能在思想上和他有默契，以便在执行政策时对他表示支持和拥护。这样，卢俊义就成为宋江正式坐了梁山泊第一把交椅后第一个争取的对象。

如前所述，像卢俊义这样的“剥削世家”和循规蹈矩的“正派”人物都能上山“造反”，这对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在野”的上层分子，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就是对于争取其他的起义者，也会有一定的鼓动作用。因此，大力争取卢俊义上山，既可以分化统治阶级，又可以给梁山增加一些号召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政治影响。从梁山义军发展形势的客观要求，“勾得”卢俊义前来“落草”，是完全必要的。

但更主要的还是和宋江的整个政治路线有关系。希望“招安”是贯穿在宋江全部政治路线之中的主导思想。很显然，义军队伍中像卢俊义这样阶级出身、思想意识的人愈多，在将来接受“招安”时，阻碍也就愈少。卢俊义刚一上山，宋江就要将第一把交椅让给他。那还远在卢俊义活捉史文恭以前，可见并非专为遵照晁盖的遗嘱办事。这是因为在宋江的心目中，确实感到卢俊义比自己“出身好”“社会地位高”“有威信”，可以利用他的这一切，来达到将来争取受“招安”的目的。从宋江对卢俊义的卑逊态度中，我们冷眼看到了宋江思想上的严重局限。也正是由于这个道理，梁山英雄才在宋江大力主持下想尽各种办法把卢俊义争取上山。

单靠“争取”，卢俊义是不会死心塌地地上山的。这从卢俊义被梁山俘虏后坚决不肯入伙的事实就看得很清楚。吴用说得好：“员外既然不肯，难道逼勒？只留得员外身，留不得员外心。”（第六十二回）只有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才使得卢俊义的思想起了变化。他经常引以为自豪的“祖宗无犯法之男，亲族无再婚之女”的“清白”家庭，原来却是这样的污秽、丑恶。他的妻子勾搭上了李固，并且不惜公堂作证，凶狠地要置他于死地。这对他自己的那些吹嘘简直是无情的讽刺。他衷心维护的封建秩序，奉为圭臬的封建教条，以及寄予极大信赖的阶级门第，在封建官僚的迫害下，都不能给他以任何保障。卢俊义对于自己本阶级所抱的幻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彻底破产了。而在这生死关头，他所仇视的梁山英雄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竭尽全力击溃了封建武装，从死亡线上把他救出来。这样，不管卢俊义情愿不情愿，除去上梁山，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可惜这方面作者写得很不充分，因此卢俊义的形象就远不如林冲的形象那样饱满）。

从现象看，卢俊义上山的因素有三：一、家庭变故；二、梁山争取；三、官府迫害。但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官府迫害。如果没有梁中书贪污受贿、将无作有、严刑逼供，卢俊义是不会死心塌地上梁山的。所以说到底，还是“官逼民反”的结果。至于梁山泊通过吴用的“智赚”来大力争取，不过是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因势利导，只能算作促使卢俊义上山的一个外因罢了。

《水浒传》描写了很多“官逼民反”的历史现实。不过“民”的内涵较广，所包括的具体内容不同。官府对三阮的压榨，地主对二解的迫害，以及官僚对武松的诬陷，都是统治阶级对下层人民直接进行阶级压迫的现实反映。而对于林冲、柴进以及卢俊义等人的陷害，则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的反抗，其主动性达到什么程度，乃是他们阶级性格的具体考验。前一类人是下层人民，是劳动者，在被迫害时就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后一类人是“帝子神孙，富豪将吏”，是上层社会中各种类型的代表人物，因而在被迫害时就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容忍妥协、逆来顺受、犹豫动摇以及对封建统治阶级抱有幻想等阶级性格特征（当然这也不可一概而论，如晁盖与宋江、卢俊义的表现就不一样）。《水浒传》作者相当真实地描写了卢俊义被逼上梁山的经过，刻画了这个人物的阶级性格，从而由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另一种类型的“官逼民反”的历史现实，同时也展示出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暴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趋于尖锐化的生活图景。

三

卢俊义一上山，宋江就“再三拜请”，要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当时李逵和武松就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只见李逵道：“哥哥若让别人做山寨之主，我便杀将起来！”武松道：“哥哥只管让来让去，让得弟兄们心肠冷了。”（第六十七回）

在这种形势下，卢俊义当然非常不安——

卢俊义慌忙拜道：“若是兄长苦苦相让，着卢某安身不牢。”（同上）

最后吴用出来打圆场：“且教卢员外……安歇，宾客相待。等日后有功，却再让位。”才算把僵局暂时缓和下来。

等到打破曾头市，卢俊义擒住史文恭，给晁盖报了仇。为了第一把交椅应该由谁坐的问题，在梁山义军内部展开了一场正面争论——

宋江就忠义堂上，与众弟兄商议立梁山泊之主。吴用便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其余众弟兄，各依旧位。”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遗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拣是谁，便为梁山泊之主。’今日卢员外生擒此贼，赴山祭献晁兄，报仇雪恨，正当为尊，不必多说。”卢俊义道：“小弟德薄才疏，怎敢承当此位！……”宋江道：“非宋某多谦，有三件不如员外处。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员外堂堂一表，凛凛一躯，有贵人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众弟兄不弃，暂居尊位；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一本作‘员外出身豪杰之子，又无至恶之名’），虽然有些凶险，累蒙天佑。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尊兄有如此才德，正当为山寨之主。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宋江主张已定，体得推托。”卢俊义拜于地下，说道：“……卢某宁死，实难从命。”吴用劝道：“兄长为尊，卢员外为次，人皆所伏。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恐冷了众人之心。”原来吴用已把眼视众人，故出此语。只见黑旋风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舍身拼命，跟将你来。众人都饶让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只管让来让去做甚鸟！我便杀将起来，各自散火！”武松……也发作叫道：“哥哥手下许多军官，受朝廷诰命的，也只是让哥哥，如何肯从别人？”刘唐便道：“我们起初七个上山，那时便有让哥哥为尊之意，今日却要让别人！”鲁智深大叫道：“若还兄长推让别人，洒家们各自撒开！”（第六十八回）

宋江以晁盖的遗言为理由，要把梁山泊的首座让给卢俊义，从表面上看，乃是重视义气的表现，似亦未可厚非。但李逵等人公开反对宋江让位，却不单纯是为了与宋江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不能被认为是轻视晁盖遗言，而是由于以梁山的革命事业为重。宋江做梁山领袖，是经过实际考验的。尽管他时时刻刻不忘“归顺朝廷”，向往“招安”，但是从私放晁盖、梁山泊奠基创业开始，一直到“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一系列事实都可以证明宋江是个有威信、有谋略、有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对起义事业有过贡献的领袖。梁山泊实力日强，声势日大，同宋江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因此头领们对于起义军由谁领导的问题不能不十分重视。他们推戴宋江，正是由于信赖宋江的领导。把第一把交椅轻易让给初上山不久的大地主、大富商卢俊义，头领们不仅不甘心，而且也不放心。晁盖个人的遗嘱，卢俊义个人的功绩，甚至宋江个人的坚决举荐，都不能动摇头领们的坚定意志。因为反对让位的意见是从维护梁山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的。我们只看反对最激烈的人，恰好是李逵、鲁智深等几个革命性最坚定的人（甚至连打过圆场的吴用这时也公开站在反对的一边），就可以体会这个道理。这些人平时对宋江是衷心服膺的，但到了紧要关头，却公开提出反对意见。他们当然没有什么理论，但是他们真诚坦率，言辞虽激烈，态度却十分明朗，动机也非常光明磊落。他们既不怕得罪卢俊义，也不怕得罪宋江。

我们再看宋江所提出的让位的理由。宋江自称不如卢俊义的三个条件，第一条根本不成理由，甚至看起来十分可笑。第二、第三条却值得研究。所谓“员外生于富贵之家，长有豪杰之誉”“员外力敌万人，通今博古，天下谁不望风而服”，实际上都反映了宋江思想意识中的严重阶级局限。而“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的提法，更是赤裸裸地暴露了宋江的错误政治路线。宋江所以竭力争取卢俊义上山，上山后又非把第一把交椅让出来不可，主要原因只在于，如果卢俊义这样的人当了“山寨之主”，对将来“归顺朝廷”是有利的。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宋江自然不考虑起义事业的结果，反而想尽办法让出梁山泊的领导权。这同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的思想无疑是针锋相对、格格不入的。所以这一场争论，实质上是两种政治路线的斗争，是把农民革命政权交给谁去领导的斗争。在这一场斗争里，宋江没有拗过群众的意见，仍旧坐了第一把交椅。[3]但是，由于作者的严重思想局限，却把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的形象和性格给歪曲了，使他们非但不能认识到宋江本人就是错误路线的引导人和执行者，即使宋江才能再大、威望再高也不能弥补或抵消他引导和执行错误路线这一根本性缺陷；相反，还让他们对宋江表示了誓死不贰的忠心。因此全书发展到“排座次”之后，在当时历史的局限之下，在宋江具体的错误领导之下，梁山义军到底没有逃开毁灭性的悲剧结局。[4]

《水浒传》作者通过这一段情节——宋江和卢俊义的关系，宋江和李逵等人的思想冲突，给我们揭示了梁山义军内部尖锐矛盾的实质（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也暗示给我们：梁山英雄这时已经逐步走上了无可避免的悲剧结局的道路。

四

卢俊义虽没有坐第一把交椅，但坐了地位仅次于宋江的第二把交椅。对于宋江来说，在走“招安”路线方面确实增添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者和赞助者。尽管作者在后半部没有用更多的篇幅来描写卢俊义对宋江的正面支持，但还是有线索可寻的。

简本（一百一十五回本）《水浒传》第一百零一回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征王庆的途中，卢俊义对宋江曾明白地吐露出自己在受“招安”以后蕴藏了很久的肺腑之言：

男儿之志，在于四方。卢某自北京被难之后，得蒙仁兄援力相救，上山同兴大义。幸今皇上降诏招安，乃得与朝廷出力，征讨四方。今当取封侯，立功名；而不酬其志，则平昔所学，岂不徒然！

征王庆虽是续书，但这段话却符合卢俊义的思想发展逻辑。卢俊义上山以后虽很少发表意见，但内心是充满了矛盾的。他人虽被迫上了山，他的人生理想却并未因参加梁山义军而彻底改变。他并不甘心终身做一个梁山头领，其最终目的也和宋江一样，仍旧是幻想“归顺朝廷，建功立业”，最后博得个“封妻荫子，官爵升迁”。如果说上引的一段话出于续书不尽足凭，那么再看杨定见本第一百十九回的描写，也可以“思过半矣”。

征方腊以后，由于起义军自相残杀，梁山队伍已经土崩瓦解，面临悲惨的结局。一百单八将只剩下三十六人，而且病的病，死的死，十分暗淡凄凉。鲁智深在杭州“坐化”，武松也预感不妙，抽身隐退了。就在这时，奴隶出身的燕青也来劝卢俊义“纳还官诰”“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可是卢俊义丝毫不省悟，反而回答燕青道：

自从梁山泊归顺宋朝以来，俺弟兄们身经百战（一本此句作“北破辽兵，南征方腊”），动劳不易，边塞苦楚，弟兄损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指他自己和燕青）。正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你如何却寻这等没结果？

尽管燕青再三苦劝，用韩信、英布等人相比，可是卢俊义竟自忘了血的教训，仍旧对封建王朝充满了幻想，认为：“我不曾存半点异心，朝廷如何负我？”这充分暴露了卢俊义严重的阶级局限，不但对封建统治者丧失了警觉，而且灵魂深处追求功名富贵的庸俗鄙陋的思想意识也完全展现出来了。这一套想法同他上山以前的人生理想正是一脉相承的。

自“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以后，由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在对待“招安”问题上，义军内部开始不断发生矛盾。以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就同李逵、鲁智深、武松等反对“招安”派发生了正面冲突。李逵为了反对“招安”，甚至激烈到“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第七十一回）。等到陈宗善第一次来梁山泊招安时（第七十五回），具有两种不同思想倾向的人，表现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宋江一派的人卑躬屈节，委曲求全，尽量容忍对方的轻蔑和侮辱；反对派中如阮小七、李逵、鲁智深、武松等人，就采取了提高警惕、不合作、反抗屈辱的行动，直至公开揭露封建统治者的阴谋和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一次揭露假招安的斗争里，反对派占了优势，连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穆弘），最后也都站到反对招安的这一面来。这一场政治骗局，在反对派猛烈攻击之下，终于被粉碎了。然而，即使真相已经大白，宋江在陈宗善被赶跑以后，还是忍不住埋怨大家：“虽是朝廷诏旨不明，你们众人也忒性躁。”真是惋惜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连吴用都听不过，批评宋江太“执迷”了（第七十五回）。

在这一场斗争里，卢俊义的态度如何呢？作者没有记述他发表过什么言论，但是他有行动，而且倾向性很明确：

萧让却才读罢（诏书），宋江已下皆有怒色（应理解为除宋江外皆有怒色）；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大横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宋江道：“太尉且宽心，休想有半星儿差池。且取御酒，教众人沾恩。”随即……令裴宣取一瓶御酒，倾在银酒海内，看时，却是村醪白酒。……众人见了，尽都骇然，一个个都走下堂去了。鲁智深提起铁禅杖，高声叫骂；……赤发鬼刘唐也挺着朴刀杀上来；行者武松掣出双戒刀；没遮拦穆弘、九纹龙史进一齐发作；六个水军头领都骂下关去了。宋江见不是话，横身在里面拦挡，急传将令，叫轿马护送太尉下山，休教伤犯。此时四下大小头领，一大半闹将起来。宋江、卢俊义只得亲身上马，将太尉并开诏一干人数护送下三关，再拜伏罪。……这一干人吓得屁滚尿流，飞奔济州去了。（第七十五回）

卢俊义在这次斗争里，并未单独出面说一句话，但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却十分明显。和宋江一起“大横身抱住”李逵的是他，和宋江一起“亲身上马”送走陈宗善、“护送下三关”“再拜伏罪”的又是他。可见他是不在“一大半闹将起来”的头领之内的。作为梁山主要负责人之一，卢俊义采取了与宋江和谐一致的行动。在力图委曲求全以争取“招安”这一点上，他和宋江之间是有长久的默契的。因此，他和宋江一样，在陈宗善面前，是以一种表示愿竭全力为王朝效忠的“正面人物”的姿态出现的。他和宋江的这种表现，又一次同李逵等反对“招安”的英雄们的行动形成鲜明、尖锐的对照。

卢俊义在做“员外”时一天也没有受过阶级压迫，相反，他对农民起义还十分仇视。他在极其被动的形势下勉强上了山，参加革命的思想基础显然十分薄弱而且很不稳固。上山以后，一直没有丢掉对统治阶级的幻想，因此也就无法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农民革命的领袖。他成为宋江错误政治路线的“同路人”，是很自然的。这正是卢俊义的阶级出身、阶级意识和参加起义的思想基础太欠深厚所造成的必然结果。终于，在宋江和卢俊义坚持执行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导致了梁山义军失败的悲剧结局，同时也就毁灭了他们自己。

五

反动的封建文人金圣叹从仇视农民革命的反动立场出发，把《水浒传》第七十一回以后的情节全部删去，在结尾处添写了一段“卢俊义梁山惊恶梦”的情节。他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这段情节，让读者形象地看到梁山泊一百单八将都被统治阶级杀掉，然后才可能出现“天下太平”的局面。虽然金圣叹采用了做梦的象征性手法，但给人的印象却十分残酷阴森，并用以预示起义者的最后命运。这种对梁山英雄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用心是非常恶毒的。但他选择了卢俊义作为“惊恶梦”情节的主角，却对我们分析卢俊义这个人物的阶级性格，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启发作用。

卢俊义上山之前，思想意识是那样反动顽固，对梁山是那样敌视，只是由于被封建统治阶级逼得走投无路才上的山。可是后来居上，在他上山不久“排座次”的时候，他不但坐了第二把交椅，而且还和宋江平分秋色，也当了“总兵都头领”。从大富豪一变而为阶下囚，又从封建统治阶级的阶下囚一跃而为义军领袖：这对当时的卢俊义来说，在他的人生道路上，变化是非常急剧的；在情绪上，也必然会引起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强烈波动。在他上山之后的心理状态，很可能是矛盾丛生的。一方面由于客观形势的逼迫，不得不把梁山当作权且栖身之所；而另一方面，对革命本无足够的信心，自然也就不能安于长期“落草”的现状。其灵魂深处既惴慄于起义失败，自己受到“王法制裁”；又憧憬着那种“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美丽”幻想。因此，他一面盼望朝廷尽快“招安”，使自己早日恢复原来的社会地位，重新过安定“合法”的生活，一面又不免担心事情闹得太大，北宋王朝是否肯赦免自己所犯的“叛逆”罪行。在这一系列矛盾动摇的思想活动和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之下，卢俊义做出这样的“恶梦”是完全有可能的。

金圣叹的思想极为反动是不待言的；但他同时也具有敏锐的反动阶级嗅觉。凭着他尖锐的阶级敏感，一下子就找到像卢俊义这样思想基础不稳固、革命信心不坚定的人物——这正是符合他的需要，可以利用来编造“惊恶梦”情节的中心人物。很难设想，金圣叹会选取像李逵一类的人物来作为“惊恶梦”的主角。李逵只能一面高声叫骂，一面“轮起双斧”，以复仇之神的姿态在皇帝的梦里出现（杨定见本第一百二十回）。李逵强烈的阶级仇恨和无畏的革命气魄，使最高统治者在睡梦里都会吓得“浑身冷汗”。李逵的心中只有反抗到底和勇往直前，而没有投降和失败。卢俊义和李逵的阶级性格是完全不同的。这是《水浒传》作者塑造人物的成功之处。正如一切反动派善于寻找符合他们胃口的同路人一样，金圣叹以其敏锐的反动阶级嗅觉从反面给我们提供了识别阶级性格的线索。卢俊义“惊恶梦”的情节本身是一株毒草，金圣叹编造这一情节的动机和目的也肯定是极其反动的。不过我们却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卢俊义所以被金圣叹看中，正是由于这个人物形象本身具有严重阶级局限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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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作者（假定是施耐庵）既以高度的热情歌颂了梁山上许多英雄人物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描写了一支农民义军从发生到发展的宏伟图景；又以强烈的憎恨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自上而下一系列剥削人民、残害人民和镇压人民反抗的大大小小罪行。我们认为，如果作者没有亲身经历过农民起义的实际斗争，没有受过封建统治阶级血淋淋的迫害，是写不出这样一部巨著的。但是，书中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严重的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在全书若干具体描写中，作者对封建王朝的皇帝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表现了严重的“忠君”观念，从而把“招安”路线当成农民起义理想的出路，甚至在描写农民义军自相火并的时候竟然对自称帝号的义军领袖方腊进行诬蔑，根据封建正统观念诋毁他为“盗贼”，并用来同走投降路线的宋江等人的所谓“忠义”对立起来。这样一来，从“排座次”以后，作者就把农民义军反抗封建王朝的一场规模浩大的阶级斗争，转化为仅只是反对谗邪奸佞、贪官暴吏的斗争，从而模糊了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界限。尽管作者在后半部书中写出了执行投降路线的惨痛下场，揭示了血淋淋的教训；但毕竟由于作者过分强调了“忠义”的“忠”，只反对蔡京、高俅等人而开脱了荒淫腐朽的首恶宋徽宗，并把宿元景等写成了正面人物，因此给这部古典名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带来了很大的缺陷。而这种缺陷自然也影响到对卢俊义这一形象的塑造。

总之，对《水浒传》中卢俊义这样一个人物的分析和评价，正如对待《水浒传》本身一样，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看法：卢俊义既是一个被作者歌颂的正面人物，又是一个有着严重缺陷的艺术形象。作者基本上是把卢俊义放在典型的历史环境里，按照其阶级性格和真实的思想发展逻辑来描写的。用这个人物形象来揭露封建政权的黑暗残酷，来映衬农民起义的声势浩大，来表现统治阶级内部分化的具体过程和作为一个被分化出来的上层分子参加农民起义过程中的思想矛盾，以及最后仍不免遭到统治阶级的毒手，等等，是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的。另外，这个形象的“第一等长者”身份，“忠义无伦”的阶级意识，“建功立业”“封妻荫子”的人生理想，恰恰又成为支持和拥护宋江“招安”路线的思想基础。而梁山泊有了这样两个地主阶级出身的人（宋江和卢俊义）做“总兵都头领”，最后导致土崩瓦解的悲剧结局，也就不是偶然的了。但是，也必须指出，作者在描写卢俊义被逼上梁山的思想转变过程时，是不够充分、不够深刻的；尤其对卢俊义上山后的妥协动摇，和在投降路线上与宋江的默契一致，作者不但没有给予严正有力的批判，反而把某些言行当作“美德”来加以宣扬。这无论在思想或艺术方面，都是十分严重的缺陷。过去的评论家以为卢俊义这一人物是个失败的艺术形象，我以为其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正在这里。

[1]如江州蔡九知府是蔡京的儿子，大名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华州贺太守是蔡京的门生，高唐州知府高廉是高俅的堂弟等。

[2]参看清俞樾《春在堂随笔》和近人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后者见于一九六三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余嘉锡论学杂著》。

[3]《水浒传》作者在这一段情节以后没有马上就写“排座次”，而是加入了一个插曲：宋江和卢俊义用拈阄的办法决定分头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谁先得胜，谁就坐第一把交椅。“调拨人马”的工作是由宋江传令安排的，他把一向视为自己左膀右臂的吴用、公孙胜都派给了卢俊义；卢俊义部下的战将比起宋江自己所率领的也有过之无不及。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还是“让位”的思想在支配着宋江。第七十回开始，当宋江听到卢俊义打东昌府失利时，曾有一段自白：

宋江见说了，叹曰：“卢俊义直如此无缘！特地教吴学究、公孙胜帮他，只想要他见阵成功，山寨中也好眉目（金批本作‘坐这第一把交椅’），谁想又逢敌手！”

宋江的这个愿望终于未能实现，最后还是在宋江的指挥下打下了东昌府。我们认为，这个插曲也是有意义的。从故事叙述中可以看出：以吴用、公孙胜为代表的梁山头领，在这一战役中并没有为卢俊义尽全力。卢俊义出兵迎敌，只伤了郝思文、项充二将，吴用就派白胜去向宋江求救；及至宋江兵到，却有十五员将领奋勇争先，同张清厮杀。最后“弃粮擒壮士”的计谋，是吴用策划，并由公孙胜配合进行的。而在宋江未到时他们却没有发表什么意见。这说明初上山的卢俊义远不及宋江有群众基础。人心所向决定了宋江在梁山的领导权。金圣叹对这一点是有认识的，但其结论却认为这是宋江有意不让卢俊义成功，则是错误的。当然，作者这样写，也受宿命论观点的支配，正如吴用所说，究竟谁坐第一把交椅要“听从天命”。不过从书中具体描写看，卢俊义之“必不得与宋江争也”（金圣叹语），却是“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4]芥子园本《水浒》第六十七回，在宋江让位给卢俊义时，眉批云：“死晁天王山寨不知无主，让卢员外兄弟反欲相争，可见同德推尊自有最胜，众心归向必无二人。”杨定见本第六十八回末亦有总评云：“众人十分拥戴宋江而江愈谦让，所以英雄帖服，豪杰归心。”这些从不同角度提出的意见，都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