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英雄传奇”，《水浒传》中“侠”的叙事对20世纪武侠小说具有显明影响，但研究者往往忽略了其中英雄征战的部分。现代通俗小说家张恨水的《水浒别传》和《水浒新传》不仅是《水浒传》续书中的优秀之作，而且汲取了《水浒传》的精神传统，是名副其实的“英雄传奇”。《水浒传》的梁山聚义带有明显帮会性质。党会小说作家姚民哀自觉参照《水浒传》，写出了《山东响马传》等作品，使武侠小说创作有了现实的根基。现代武侠小说对《水浒传》的结构也有所承续。集缀起众多故事的英雄“传”写法在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等作品中不但蕴含了“英雄何处不相逢”的人世想象和期盼，也传达出了另一番慷慨激昂的时代情绪。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古典章回小说承继下的现代通俗小说形态研究”(项目编号：13CZW070)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水浒传》/ 现代通俗小说/ 张恨水/ 姚民哀/ 平江不肖生/
作者简介：张蕾，苏州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文学评论》(京)2017年第3期 第80-88页
《水浒传》不但被现代学者经典化，也影响到现代小说的创作。以往研究或从“武侠小说史”的角度梳理神话传说到当代武侠的演进过程，或从“批评”角度考察《水浒传》的接受史，或就晚清“翻新小说”讨论一种创作现象，但都没有对《水浒传》的现代影响作出专门研究。现代通俗小说是从古典小说直接承续而来的，无论是故事题材还是结构形式，《水浒传》都对现代通俗小说有显著影响。向恺然、姚民哀、张恨水等现代通俗小说家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水浒传》的叙事传统，并且创作出了现代人热衷的小说门类——武侠小说。由《水浒传》来察考现代通俗小说或武侠小说，不仅能辨析古典小说的现代流变，也能探求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的渊源所自。
一 “英雄传奇”和“武侠小说”
《水浒传》成书后就备受关注。晚清民国年间《水浒传》被看成是最有代表性的传统小说之一，进而成为现代小说创作的借鉴资源。作为一部“英雄传奇”，《水浒传》如何变身为现代“武侠小说”的主要源头，是需要首先讨论的问题。
晚清人谈《水浒传》，一种以梁启超为代表，用“诲盗”眼光看待它，“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①。一种则用西方视野对它作新的解读：“《水浒传》者，祖国之第一小说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说家之鼻祖也。”它是“社会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伦理小说”“冒险小说”“讲公德之权舆也，谈宪政之滥觞也”。②被晚清人看重的《水浒传》可以归入多种题材类型，但基本都认可它叙写了“英雄”故事。所可注意的是，此时也出现了“武侠”的提法。如说：“《水浒》以武侠胜，于我国民气大有关系，今社会中尚有余赐焉。”③“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铮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实施耐庵之功也。”④“英雄”和“武侠”两个概念颇为不同。晚清人认为“英雄”是超出于普通人的卓越人物。“其人若生，小则为帝王，大则为教主，使天下之民，身心归命，不敢自私；其人已往，则金石以象之，竹素以纪之，歌舞以陈之，其身心归命、不敢自私者，犹其人之生也。”⑤“武侠”概念则包括武艺技能和行侠仗义的品格两方面。谈到“武侠”，通常都会溯源到韩非子《五蠹》和《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侠”的描述。传统中国文化比较看重“侠”的品格，强调的是一种精神德行，而并不太看重是否具有高超武艺。到1904年梁启超出版《中国之武士道》一书，武艺才从振兴民族国家的角度被唤起。叶洪生认为，“武侠”是在20世纪初“辗转由旅日文人、学者相继采用，传回中国”⑥。民国初年，钱基博谈《武侠丛谈》一书的编写旨趣道：“乃世之柄兵者不察，不自知崇固有之国粹，徒思敩步邯郸，冀欲丐他人余沥以自润溉，是其舍己田而他芸。虽谓之大惑不解，不为过也。”⑦正因有感于日本等国的尚武之风，才反求诸己，重拾中国的“武侠”传统。
无论是“英雄”还是“武侠”，《水浒传》都能在现代的阐释空间中被置于突出位置。它既塑造出了能够领袖群伦的为人不为己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形象也运用他们高超的武艺传达出了侠义精神。现代学者对《水浒传》的研究也首先基于这种认识。胡适在他一系列的学术文章中对《水浒传》的来龙去脉下了一番十足的考证功夫，并在考证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他说：“到了明朝中叶，‘施耐庵’又用这个原百回本作底本，加上高超的新见解，加上四百年来逐渐成熟的文学技术，加上他自己的伟大创造力，把那草创的山寨推翻，把那些僵硬无生气的水浒人物一齐毁去；于是重兴水浒，再造梁山，画出十来个永不会磨灭的英雄人物，造成一部永不会磨灭的奇书。”⑧胡适的研究主要在于考证那些“英雄人物”故事如何集结成一部大书，以及《水浒传》的各种版本源流。鲁迅的研究思路和胡适相类，《水浒》故事可在《宋史》中找到痕迹，因此鲁迅把《水浒传》放在“讲史”的门类中。在胡适、鲁迅等人的研究基础上，郑振铎的《水浒传》研究显得更加细致完备。在《水浒传的演化》一文的开端，郑振铎就作出了他著名的评断：“《水浒传》是中国英雄传奇中最古的著作，也是她们之中最杰出的一部代表作，却又是矫矫不群，与一切的英雄传奇都没有什么联络的关系。”⑨郑振铎把《水浒传》归为“英雄传奇”，后来学者在研究古典章回小说类型时，也会分出“英雄传奇”一类，把《水浒传》《禅真逸史》《说岳全传》等书归入其中，并认为《水浒传》是“英雄传奇”的“发端”⑩。
《水浒传》被归入“英雄传奇”主要是因为小说从第47回“宋公明一打祝家庄”开始，就有大量两军对垒的场面描写；71回之后叙述招安过程和招安以后的一系列征战，战争场面的描写就更多了。但小说前半部分叙述鲁智深、林冲、宋江等人故事，都属于个人历险，倾向于“侠”的一面。这部分“侠”的叙事对后来的“清代侠义”和“20世纪武侠”都产生了影响。研究者在论述武侠小说时追溯至《水浒传》，主要看重了其中“侠”的部分，而相对忽略了英雄征战的叙述。
“武侠小说”概念并非古已有之。据马幼垣考察，“最早标明为‘武侠小说’者，厥为林纾在《小说大观》第三期(1915年12月)发表的短篇小说《傅眉史》，一次刊完”(11)。多数研究者会用“武侠小说”来涵盖从古至今讲述侠义故事的叙事文本，并把《水浒传》置于突出地位。如叶洪生道：“元、明间水浒故事流行而后各种繁简不同版本的《水浒传》相继问世，方始树立白话武侠典型。姑不论其作者属谁，此书兼具‘银字儿’、‘说公案’、‘说铁骑儿’三种小说性质；再加上‘讲史’，一炉共冶，九转丹成，遂开我国长篇武侠章回小说之先河。”(12)所以《水浒传》成为“武侠小说”的源头是后世学者在梳理小说史的时候对它的定位。被强调的个人行侠和被忽略的英雄征战使《水浒传》由“英雄传奇”变身为“武侠小说”。
20世纪“武侠小说”继承了清代“侠义小说”和之前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的传统。研究现代通俗小说的学者认为：“近现代武侠小说的兴起与对于中国传统侠义小说尤其是《水浒传》的重新评价是相辅相成的。”(13)《水浒传》在晚清被关注，以至被胡适、鲁迅、郑振铎等学者作考证研究，它对于现代的价值不仅是学术上的，也是思想艺术上的。《水浒传》传达的“忠义”思想，如果滤掉为统治者效命的意思，其对精忠报国的倡导，正合现代救亡的思想主潮。而水浒英雄劫富济贫、正气凛然的精神，又是现代市民社会需要的。《水浒传》由此能够成为现代武侠小说的主要源头之一。
二 从《水浒别传》到《水浒新传》
《水浒传》影响后世小说创作，最明显的表现是续书。清代陈忱《水浒后传》和俞万春《荡寇志》是《水浒传》续书中较为著名的两部，但都没有很好延续《水浒传》的精神，甚至是“反水浒”的。鲁迅认为《水浒传》精神所及至《三侠五义》渐趋衰微。晚清藉“水浒”之名写作的小说有：陈景韩(或包天笑)《新水浒之一节》(《时报》，1904)、包天笑《新水浒之一斑》(《时报》，1906)、西冷冬青《新水浒》(彪蒙书室1907；中华学社，1909)、陆士谔《新水浒》(改良小说社，1909、1910)等(14)。阿英称这类小说为“拟旧小说”，一些学者也称它们为“翻新小说”。《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在晚清被用新的眼光重新评价，《新水浒》等小说也可被看成是用新眼光写的续作。这些小说和评价在晚清掀起了一股对古典小说的接受热潮，融合了变革时代的观念印迹。但藉故书写新事，过去的人物被放在晚清社会时局之中，虽有作者的显明意图寄寓其间，仍不免产生滑稽效果，颇有物是人非之感。
晚清“拟旧”“翻新”小说价值不高，在其落潮之后，程善之写有《残水浒》、姜鸿飞写有《水浒中传》，均乏善可陈，能够续写《水浒传》并能弘扬《水浒传》精神的作品当推张恨水的《水浒别传》和《水浒新传》。《水浒别传》1932年至1934年连载于北平《新晨报》，《水浒新传》1943年在重庆出版。两部小说所叙故事不同，但和晚清“拟旧”“翻新”类小说相比，能看成是严格意义上的续书，行文语气也和《水浒传》一脉相承。张恨水对《水浒传》颇有研究，30年代初发表于《晨报》的《小说考微》以及不少关于小说的单篇文章，可以看作是他研究中国小说的心得，其中《水浒传》的版本资料为他所特别关注。他说：“单就《水浒》而论，我就收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例如百二十四回本的，胡适先生说，很少，几乎是海内孤本了，我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又在安庆买到两部，可见民间的蓄藏，很深厚的呀。”(15)《水浒地理正误》等文是张恨水研究《水浒传》的所得，更突出的研究成果是1944年4月在重庆出版的《〈水浒〉人物论赞》。此书分为“天罡篇”(33篇)、“地煞篇”(23篇)、“外篇”(32篇)，另有两则附篇，一共90篇评论文字；这些评论文字较早的写于1927年和1928年间，发表在北平的《世界晚报》上。1930年，张恨水辞去《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职务，“论赞”写作暂停。1936年，他在南京和张友鸾创办《南京人报》，重新刊载了之前写的《〈水浒〉人物论赞》，并新添写了十余篇。1943年，万象周刊社编辑刘自勤在重庆找到了《南京人报》合订本，和张恨水商量出版了《〈水浒〉人物论赞》单行本。这部用文言写成的书，伴随着张恨水辗转于北平、南京、重庆三地的人生经历，开始写于《水浒别传》之前，在《水浒新传》成书之后方结束。可以说，从20年代末至40年代中期，张恨水都心系《水浒传》，并有所成就。
写续书不是件容易的事。张恨水谈道：“我这部书，为什么又叫《水浒别传》呢？这也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不敢攀援古人的正传、续传、后传；其二，我的书中主人翁乃是《水浒》以外的萧恩。他不过认识梁山人物，书里因之有些《水浒》人物作陪衬，所以在这里不正式写《水浒》人物。”(16)张恨水写《水浒别传》是较为小心翼翼的，不敢与传统经典相埒。陈忱《水浒后传》谈到了李俊等人故事，特别是第9回“混江龙赏雪受祥符 巴山蛇截湖征重税”和《水浒别传》的核心故事有些相似，但《水浒别传》对京剧《打渔杀家》有更多借用。张恨水喜欢看戏，对《打渔杀家》尤为熟稔，写过《〈打渔杀家〉之两谬点》等文。他说：“戏里的萧氏父女，我们并不知道出自何书。可是混江龙李俊，这是很熟的《水浒》人物，而且道白里面有个花荣之子花逢春，更可以证明这戏与《水浒》有关。我为这个，曾下一番考证功夫。”(17)张恨水考证的结论是：《打渔杀家》这出戏由《水浒后传》里的故事而来，应是京剧《庆顶珠》中的一部分。张恨水的考证结论成为后来的共识，他的研究也成为小说《水浒别传》的由来。
《水浒别传》借用《打渔杀家》故事，以萧恩为主人公，相对于水浒小说是另起炉灶的。但有一说认为：萧恩就是隐姓埋名的阮小七。《水浒别传》没有用这个说法，小说中只有李俊、童威、童猛是《水浒传》108位英雄中的人物，其他相关人物则被笼统地称为“梁山旧人”。小说开篇叙道：“却说大宋宣和七年，徽宗在位，虽然蔡京、童贯依然掌着大权，政治没有起色，但喜得田虎、方腊、王庆次第削平，梁山众英雄死的死，散的散，并没有什么人敢和朝廷为难。”这是对《水浒传》百回本、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或百二十四回本等的接续，张恨水收藏有这些版本。在这些版本结尾，“梁山众英雄死的死，散的散”，萧恩和女儿萧桂英则生活在一个小渔村里，因抗渔税，被逼杀了丁子燮一家。小说第13回“下山虎黑夜杀仇家”对萧氏父女潜入丁宅杀人复仇的叙述和《水浒传》里武松“血溅鸳鸯楼”类似，都是手起刀落的豪爽，体现出“武侠”气概。萧恩父女的侠客行为，激怒州府吕志俅，李俊等人便和萧恩父女杀入常州城。第18回“闹州署亲手刃贪官”，萧恩杀死吕志俅虽是痛快淋漓，却也血腥味十足。“只一声，刀朝下落，吕州尉成了两个半个，那上半段还在萧恩手上揪住，索性两手抓定，血淋淋地，用力向井中直摔下去。”这样的叙述很得《水浒传》真传。小说第17、18两回叙述众英雄常州城之战，用了《水浒传》后半部“英雄传奇”的写法。可以说，《水浒别传》的两个高潮，“杀仇家”和“闹州署”正好体现出“武侠小说”和“英雄传奇”的特色。
小说共20回。第19回写萧恩之死，是英雄末路。第20回何清护送萧桂英到潼关和花逢春团聚，夫妇俩一同为国征战去了。小说结尾诗云：“英雄亦儿女，一事足千秋。”张恨水为他的故事加上了些儿女情长的意味，这在《水浒传》里是没有的。固然这也得自于《打渔杀家》，但张恨水却别有怀抱。他说：“《庆顶珠》的故事，应该在宣和七年到靖康建炎之间，那也正是权奸在位，内忧外患，国亡无日的当儿，假使真有那样一件事，真有那样几位英雄，我们再闭眼想想现在的中华民国，那岂不是可以用借镜一照的吗？”(18)《水浒别传》是“借古讽今”的，不仅是张恨水研究《水浒传》的成果，也有心系现实的寄托。
七八年之后，张恨水写作《水浒新传》，表意就更加明晰。《水浒新传》写于重庆，但最初连载于上海《新闻报》。1941年底，上海全部沦陷，《水浒新传》停止刊载，这时张恨水已写出小说的47回。1942年，张恨水听说上海某家小报请人续写《水浒新传》，他怕被人篡改原意，就自己把小说写完，共68回，1943年在重庆出版单行本。在小说《自序》中，张恨水谈了写作用意：“我感到要在上海发表小说，又非谈抗战不可，倒是相当困难。到了1940年，我就改变办法，打算写一本历史小说。而在这本小说里，我要描写中国男儿在反侵略战争中奋勇抗战的英雄形象。这样对于上海读者，也许略有影响，并且可以逃避敌伪的麻烦。考量的结果，觉得北宋末年的情形，最合乎选用。”(19)如果说《水浒别传》还因为写了萧恩自刎、李俊遁海显得感叹有余反抗不足，那么，《水浒新传》则是一部全力抗争的作品。借水浒英雄的抗金来鼓舞中国人民的抗日，极富时代价值。
小说从梁山聚义述起，把《水浒传》70回之后征辽、征方腊和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都舍弃，重写梁山众英雄受招安的经过和全体抗金故事。所以《水浒新传》当得上是《水浒传》的续书，却和《水浒后传》《荡寇志》等书全然不同，开了一片新境界。小说主要故事围绕两次都城东京保卫战展开。第一次解了东京之围，第二次东京陷落，众英雄大都殉难。小说叙述宋江和李逵服毒自尽之事，和《水浒传》异曲同工。相较于《水浒传》，《水浒新传》写英雄之死更显得悲壮。第26回“风雪遮天舍生献计 战袍染血复命成仁”写朱武和石秀风雪杀场，为回营报信，不辱使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第52回写鲁智深之死甚是感人：“智深突地由床上跳下来，大吼一声，拿了枕头边那柄六十二斤重的水磨镔铁禅杖在手，起身就向外走。史进挽了他一只手臂道：‘师兄哪里去？’智深道：‘你听，兀的不是金兵，和我军马厮杀声音？’史进道：‘师兄错也，这是海潮音。’智深哪里肯听？拖了史进，奔出茅庵外来。向前一看，哪里有金兵，海湾子外，海阔天空，几片白云，在蔚蓝色长空里飞奔。那西来风，卷了茅庵前十几棵老松树，枝叶像波涛一般声音汹涌。智深将禅杖拄在地上，站着又吼了一声，就在拦门那凳子上坐下。史进看时他直挺了身子，却低了头，闭了眼，另一手扶在大腿上。史进道：‘师兄且进去将息。’智深并不言语，史进连道了几声，他依然不言语。手牵他时，却似生铁铸的，动也不动。史进大惊，摸他鼻孔时，一点气息也无，竟是坐化了。”鲁智深为解东京之围，舍生忘死，立下大功。但奸臣当道，众英雄为朝廷不容，鲁智深便想回归佛地，史进伴送他离开。来到登州，在面海山脚收拾出一所荒废的茅庵，鲁智深觉得这就是他的落脚之地了。百回本《水浒传》的第99回鲁智深生擒方腊，军功已了，他的死可以看成是功成身退的一种表示。同样是坐化，《水浒传》的描述显得隆盛热闹，鲁智深周围有宋江众人的看护，有名川大寺的超度，还有十刹禅师的诵经收殓，而《水浒新传》的描述则显得悲凉寂寞。虽然《水浒新传》对《水浒传》有所因袭借鉴，但张恨水的笔力同样雄健，在情感投射方面甚至超越了《水浒传》。
张恨水为《水浒新传》写有15条《凡例》，其中14条谈及《水浒传》，可知《水浒新传》接续《水浒传》而来，不脱原书精神，且处处体现出张恨水的创造。其中一条云：“中国旧小说所叙战斗，恒以将为主，《水浒》未能例外。其实两军胜败，决于数将百十回之交锋，实无是理。此种错误，不宜再蹈，故本篇力避此种叙述。”(20)《水浒传》写两军对垒场面，基本以将领对战决胜负，张恨水认为这太不合理。《水浒新传》写战争虽突出将领，更表现众人，众英雄全力抗金才是小说主旨。《水浒新传》汲取了《水浒传》的精神传统，着笔于英雄征战，对战争场景的描述宏阔激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英雄传奇”。
三 “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
《水浒传》对现代通俗小说的影响主要在于“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是现代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门类。20年代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和《近代侠义英雄传》问世，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武侠热潮。30年代初，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连载，又一股武侠热潮习卷了平津文坛。对武侠小说的风行，当时的文学家发表了不少批评意见。张恨水《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郑逸梅《武侠小说的通病》、郑振铎《论武侠小说》、瞿秋白《吉诃德的时代》、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等文都从社会影响角度对武侠小说进行了批判。郑振铎例举了读武侠小说弃家访道的事，并上升到民族问题的高度，认为武侠小说“使强者盲动以自贼，弱者不动以待变的。他们使本来落伍退化的民族，更退化了，更无知了，更晏安于意外的收获了。他们滋养着我们自五四时代以来便努力在打倒的一切鄙劣的民族性！”(21)读了武侠小说，不是做强盗，就是做奴才，民族便无可救。这是郑振铎等人反对武侠小说的根本原因。
但读者市场让武侠小说层出不穷。英雄崇拜之心在当时无助的民众那里不可免，武侠小说不仅满足了他们的阅读期待，还能造就种种超人技艺，这在对神怪抱有某种崇拜心理的民间社会里，正能获得发挥的空间。口吐白光、飞剑杀人等出神入化的“武艺”成了以《江湖奇侠传》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常用的引人入胜之法。郑逸梅把武侠小说涉及神怪的写法追述至《水浒传》。他说：“我国的旧小说汗牛充栋，但是十之六七属于武侠方面。武侠小说的里头，往往涉于神怪一流，就是最著名的《水浒传》中，也未免有戴宗的神行法、入云龙公孙胜的种种技术，其他各种小说，更属推波助澜。”(22)《水浒传》虽写英雄故事，但不乏掺杂神怪叙述。第1回“张天师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就明显带有神怪味道。小说中公孙胜、樊瑞等人都会做法。第54回“入云龙斗法破高廉”就叙述了两军交战中的神魔斗法。这在《水浒传》中虽不常见，却增添了小说的“传奇”性质。
张恨水等作家反对飞剑杀人的写法，但对武侠小说创作并不全然否定，因为武侠小说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张恨水说道：“农村社会，被迫着只有走上两条路：其一是各村筑堡自守，但必须一方面敷衍奴才，一方面与盗匪妥协；其二是干脆去当强盗，整个村子化巢穴。大地主当寨主，佃农和自耕农当喽罗。这样，中国变成了寸步难行的国家。”(23)张恨水此话不是姑妄之言，是有他自身的经验作证明的。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群盗纷起，如此现实，难免会有讲述侠盗故事的小说产生。《水浒传》的成形何尝不与此相关？《水浒传》除讲述英雄末路、被逼上梁山的故事外，对世俗社会的描述是小说真实性的重要构成部分。这种真实性正是张恨水等作家分外看重的。张恨水“客串”过《剑胆琴心》《中原豪侠传》等武侠小说的写作，讲述武术家的技击才能，不写剑仙神道，有意纠偏当时流行的飞剑杀人故事，写作姿态十分明显。但张恨水对自己的写作并不满意，他说：“我生平就只反串了两次，而这两次都决不成功。好在是反串，不成功也无所谓。倘若真有人能写一部社会里层的游侠小说，这范围必定牵涉得很广，不但涉及军事政治，并会涉及社会经济，这要写出来，定是石破天惊，震世骇俗的大著作，岂但震撼文坛而已哉？”(24)张恨水所说的“游侠”，在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有过经典表述。但是“到了火器盛行于国内以后，技击已无所用之，游侠者流，社会每个角落，诚然还是有，而靠他一点技击本领，已不能横行江湖了。所以真要写游侠小说的话，四川的袍哥，两淮的帮会，倒真有奇奇怪怪及可歌可泣的故事”(25)。武侠小说涉及到一个历史时间的问题。当“火器盛行”之时，武功已无用武之地，所以武侠小说作者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故事背景推向过去。而要写现实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就要到“四川的袍哥，两淮的帮会”中去寻找题材。对于一般作者而言，“社会里层”的秘密组织不太好写，于是就只能靠旧闻掌故来敷陈剑仙侠盗的故事，缺少了现实感觉。
就江湖帮会而言，《水浒传》的梁山聚义即带有明显的帮会性质。有学者论道：“《水浒》前七十回中处处以梁山聚义为正义的坐标，以对未来梁山上的天罡地煞的态度为界线，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帮派意识。”(26)梁山泊聚义的帮派性质及梁山好汉的绿林行为，对于喜好这类故事的中国民众来说是一种鼓动。清代天地会、小刀会、青红帮，民国以后各地的帮会组织和猖獗的土匪活动，成了现代武侠小说孕育的现实土壤。“各种秘密宗教的巨大融摄力、武林的集群力、绿林的号召力，也促使武侠进入这些宗门帮派当中。于是，武侠就成为彻底大众化的中国民间文化的一种承载体，他自身的武技、武德、气质、风骨等深受这些秘密组织的影响，同时也以自己特立独行的武风侠骨反作用于各种宗门帮派的精神气质。”(27)侠客的个体性和帮会的组织性本是相区别的存在，但帮会的吸引力和侠客的投身相靠使两者聚合起来，正如《水浒传》里众英雄上梁山的故事。对侠客和帮会的叙述反映的正是张恨水认为的现代武侠小说应有的写作范域。在现代武侠小说作家中，擅于写这方面题材的有姚民哀、郑证因、朱贞木、吴公雄等。武侠小说研究者一般用“党会”来概括这类写作。因为帮会是民间政治的产物，所以“党会”与政治革命多少有些牵连。现代写“党会小说”的代表者当首推姚民哀。他是“第一个从实践上基本解决了‘党会’和‘武侠’结合的问题，推出了轰动一时的成果”(28)。姚民哀是评弹艺人，惯走码头，“随时在江湖上，跟此中人物交结，留心探访各党秘史轶闻，摸明白里头的真正门槛”(29)，因此小说材料得来不易，能带读者进入一个社会下层的秘密世界，故事人物富有纪实感。例如《龙驹走血记》中，充斥了党会各种黑话切口与行当规矩，非熟悉党会事务者，断不能通晓个中含义，真切保留了党会组织存在与活动的情形。
姚民哀的党会小说与《水浒传》的关联，不仅在于党会帮派与兄弟结义、占山为王同宗，还在于姚民哀是比较自觉地把《水浒传》作为他小说创作的一种参照，典型表现是他较早写出的一部作品《山东响马传》。这部小说1923年开始连载于《侦探世界》，共分6节，1924年出版单行本时改为16回。小说故事来源于一则时事新闻。1923年5月，山东抱犊崮匪首孙美瑶袭击一列火车，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临城劫车案”。姚民哀根据这一新闻，加上他的履历经验，写出了孙美瑶之兄孙美珠落草为寇的故事。徐斯年论道：“已被新闻媒介传播得家喻户晓的抱犊崮案及其复杂背景，很难纳入姚民哀所熟谙的《水浒传》式传奇性文体……所以当姚民哀把‘孙美珠传’写成一篇‘现代宋江传’或‘现代卢俊义传’时，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现在’与‘水浒时代’之间的‘时间差’。”(30)这一评价指出了《山东响马传》艺术性的不足，但就与《水浒传》之间的联系而言，《山东响马传》确实以《水浒传》中英雄落草的经历作了小说的主体。
小说运用了嵌套式的结构。外叙述层讲述的是“我”下乡调查烟叶，坐了赶脚史的车。赶脚史阅历丰富，对山东匪患的情形十分清楚，“我”从赶脚史口中得到不少帮会盗匪的信息。从第6回到第15回，赶脚史讲述了孙美珠携家落草的故事，这是小说的主体内容，详尽说明了“临城劫车案”的前由。第16回回至外叙述层——《山东响马传》在《侦探世界》连载不及一半，“我”收到一封来信，交代了赶脚史的下场：“因开武班子之当家者，责其不应家帮外教，往往在隔教之人面前放龙。近且有形之笔墨，将线上情形榻成黑头，与弟兄们买卖上很有阻碍，故劈之以灭其口。”赶脚史泄露了帮会秘密，使《山东响马传》得以刊出，帮会中人因此杀害了赶脚史。这段文字充满江湖切口。姚民哀写党会小说因其真实性，故风险亦存焉，这是他小说可贵的理由。
《山东响马传》的嵌套结构和行文语言，使小说带有新文学笔法，读来颇有意味。而具体叙述过程中，时时提及《水浒传》，又使小说故事不脱通俗情调。在故事情节、人物描述、环境介绍等方面《山东响马传》都会引用《水浒传》，《水浒传》成了这部小说的“前文本”，两者可作互文参照。如第5回叙道：“大约把踰山抱犊峪两处山崖当做他水浒内的梁山泊，隋唐里边的瓦岗寨一般看待。”引用“梁山泊”是用来说明地理环境。水泊梁山在山东，《山东响马传》的故事也发生在山东，因为环境险要，这一带成了历来土匪聚集之地。第7回土匪代表请孙美珠上山：“‘兄弟就是恭请虎驾的专使，还带一纸盟书在此。大哥要是不答应呢，莫怪我们抄袭吴学究相邀卢员外的法儿，也许要大闹大名府哩。’一面说着，一面在破大褂里取出那张盟书，授给美珠。”以《水浒传》吴用智赚卢俊义的故事相要挟，孙美珠如不同意落草，就要像卢俊义一样被逼无退路。这是故事情节的引用。赵苕狂为《山东响马传》作序道：“余受而读之，觉其刀光血影，跃跃纸上，不啻重温《水浒传》也。”(31)姚民哀因为熟悉《水浒传》，才会在他的小说中信手拈来；读者、评论者因为熟悉《水浒传》，才会容易理解小说所指；党会人物因为熟悉《水浒传》，才会把《水浒传》英雄聚义故事作为他们行为的模范，或者快意恩仇、或者壮志难酬。这些都是现代武侠小说产生的因由。《水浒传》的影响于是有了现实作根基。
四 英雄“传”的写法
不仅党会小说得自《水浒传》影响甚深，其他武侠小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受此书影响。范烟桥评文公直《碧血丹心大侠传》道：“书中主要活动的人物，是一班武术名家及其弟子和山林豪侠、社会上各种出身的勇武之士等一百多人，性情面貌技艺各异，并讲究布局笔法，写作技巧较高，可说是接受了《水浒》的影响的。”(32)现代武侠小说常在叙事过程中提及《水浒传》。王度庐《卧虎藏龙》第10回道：“玉娇龙进了屋一看，一通联的五间屋子很是宽大，裱糊得也相当干净，陈设桌椅不少，可是没有什么华贵的东西。最奇异的是迎面有一幅横匾，上书‘忠义草堂’，这名称很怪。在左边墙壁上有一幅大画，画笔粗劣，走近了去看，原来是‘梁山泊忠义堂’的全景。玉娇龙小时看过《水浒传》，记得那部书的一开篇就有木刻的一幅图，这就是照着那幅图放大了描下来的。”这所宅子的主人原来正是贼首。《水浒传》可成为现代小说故事自然的互文内容，此外，小说叙述者的评述也会连及《水浒传》。张恨水《中原豪侠传》第1回叙道：“汴梁城里的大相国寺，下午一点多钟，正正集合着中下等社会的人，开始热闹。提起这个大相国寺，大有来头，在宋朝就建筑了的。所以《水浒传》上提到鲁智深上东京，就投奔的是这里。”在场景叙述中谈到大相国寺，叙述者就随即点出了《水浒传》。《水浒传》第6回叙述鲁智深和相国寺的一段因缘：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离开文殊院投奔东京相国寺。相国寺住持忌惮鲁智深，让他看管菜园，鲁智深与相国寺的怨仇就此种下。《中原豪侠传》的叙述者看似不经意地提及这个典故，却把整部小说的叙事宗旨和《水浒传》联系了起来。
《中原豪侠传》第1回主人公秦平生在汴梁相国寺的平民市场，后来结识了江湖人物郁必来，由此展开江湖豪杰的革命故事。《水浒传》中鲁智深在东京相国寺看守菜园，结识了禁军教头林冲，由此引出众英雄上梁山的故事。《水浒传》写众英雄上梁山，把每个主要人物入伙梁山的前史都写得有声有色。鲁智深、林冲等人的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每个英雄故事的连接都依靠人物之间的遇合。鲁智深在东京结识林冲，引出林冲正传；林冲落草，剪径杨志，遂引出杨志的故事。较有特色的是武松的出场：宋江杀了阎婆惜，投奔在柴进庄院，醉酒遇见武松；武松出场，小说先不急于道出武松名姓，而是布下阅读期待；及至后文，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情节，把武松的故事铺展得痛快淋漓。《水浒传》70回之前，基本叙述的是各路英雄的个人事迹，显露出累积成书的痕迹。
《水浒传》累积成书的过程造就了小说英雄“传”的结构。这种结构对现代武侠小说产生了影响。赵焕亭《奇侠精忠传》《英雄走国记》等作品就存在类似的结构。研究者论析道：“赵焕亭的长篇小说，从总体倾向看，是珠花式结构，但是，游离中心的笔墨不在少数。”“这类游离于结构中心之外的故事，往往是作者广泛搜罗的笔记、野史、轶闻，在写作中不时将其凑进书中，既为了奇趣，更为了抻长篇幅，以博取酬资。”(33)把“笔记、野史、轶闻”罗致于书，和《水浒传》把戏曲、说书、历史文本等改编进小说相似，都使小说故事有了来源，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素材问题，又使小说不致完全成为向壁虚构的产物。姚民哀就把他搜集党会秘闻的小说和《水浒传》作了比较：“因为在下一不能缀珠成串，拼为《水浒》般一类大著作，又不愿鸡零狗碎，胡诌若干短篇用掉它。掐指一算，拢总尚有五十多位秘党男女英俊……故便剿袭五十三参正法眼藏的皮毛佛典，预定做一种分得开，拼得拢，连环格局的武侠会党社会说部。”(34)50多位人物故事，采用系列长篇小说的形式作传述。姚民哀深知《水浒传》的艺术特色，他用一个“拼”字，点出了水浒人物在小说中的结构关系。在充分借鉴《水浒传》写人传统的同时，姚民哀的小说化解了《水浒传》的结构，“连环格局”可谓是出新。
赵焕亭、姚民哀等人的作品之外，能承传《水浒传》写法的，还当推平江不肖生的《近代侠义英雄传》。同为“传”，同是为“英雄”纪传，这部记述众英雄故事的小说在各方面都和《水浒传》十分相近，被认为是民国武侠小说的“奠基之作”(35)。小说开篇就提到《水浒传》：“曾读过《水浒传》的先生们，当读那一百零八人绰号的时候，读了‘摸着天’和‘云里金刚’这两个绰号，必知道杜迁、宋万二人的身量是很高的，‘矮脚虎’王英是很矮的，‘白面郎君’郑天寿是很漂亮的……如今在下所写的大刀王五，是和梁山泊上的大刀关胜一样的。”小说介绍开篇主人公大刀王五，先和《水浒传》众英雄的绰号联系起来。在人物叙写方面，《近代侠义英雄传》可谓直袭《水浒传》。小说第5回，王五到天津，引出真正贯穿小说的人物霍元甲。霍元甲在小说中的地位与宋江在《水浒传》中的地位相似。宋江也非小说一开始就出现的人物，而是到第18回才正式登场。在叙述以宋江为首的英雄故事时，又有武松、花荣、李逵等人故事穿插其间。《近代侠义英雄传》的结构与此相仿。小说以霍元甲和外国大力士的擂台比武为主线，其中穿插了大量英雄故事。这些英雄故事和《水浒传》一样，大都先是独立的，然后被作者结集到一部小说中。
20年代《近代侠义英雄传》连载于《侦探世界》之时，向恺然还发表了一系列单篇的武侠人物故事。《孙禄堂》《秦鹤歧》《杨登云》等文以“拳术珍闻”的名目在《红玫瑰》等杂志刊发。这些人物故事具有真实性，和《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的“英雄传”很有些联系。“有的是主人公的名字换掉了，但情节相似；有的如第53、54回(岳麓版)‘秦鹤歧八代传家学’、‘杀强盗掌心留纪念’作为短篇发表时，题名就叫《秦鹤歧》。”(36)而霍元甲的故事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之前也有多种文本流传。(37)小说共75回，上半部分主要叙述霍元甲声名在外，各路英雄慕名拜访，进而引出众英雄故事。至第40回霍元甲为和外国大力士比武，来到上海，此后主要叙述霍元甲结识各路英雄。赵苕狂评道：“不肖生地写小说，素来是大刀阔斧的：每每一笔远放开去，放得几乎使别人代为急煞；他却写写意意地收了过来。”(38)这种写法能把众多英雄故事集缀在一起，正如《水浒传》一样是缘于人物之间的遇合，蕴含了“英雄何处不相逢”的人世想象和期盼。
武侠小说营造的江湖世界让各路英雄多了遇逢的机会，而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却想把它扩大，在生活的不经意间得遇高人，是让人满怀憧憬的事。武侠小说运用“英雄何处不相逢”的结构，把这种可能性变为一种常态。众英雄造访霍元甲和霍元甲拜访众英雄的故事让江湖世界的“狭路相逢”具有了现实的合理性。主动上门要求比武，比不经意的遇逢多了些现实的目的，少了些虚幻的传奇。在《近代侠义英雄传》中，这种行为意识主要通过“打擂台”来展现。陈平原说：“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实际上就是个‘大擂台’。人世间的一切纷争，最后都简化为‘大擂台’上的打斗比武。”(39)《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的“打擂台”是小说的核心情节，作为不世出英雄的霍元甲，他的价值就是在擂台上打败外国大力士。小说中，外国大力士遭遇霍元甲或其他中国英雄，总是败北，虽不免于童话叙事的理想，却传达出了另一番慷慨激昂的意义。
《近代侠义英雄传》的故事大致发生在1888年至1908年，小说开首对谭嗣同就义的叙述奠定了全书的爱国基调。作者向恺然研习武术，创办国术训练所，发表有《我研究拳脚之实地练习》《拳术传薪录》《拳术见闻录》等，表达了他对于武术和习武的看法。他把自己的武学经验诉诸笔端，行文中的一招一式显示出真正的武侠风范。小说中作为武术高人的霍元甲用打擂台的方式极力声明中国人并非“东亚病夫”。小说结尾，霍元甲创办“精武体育会”，清晰道出提倡中国武术、强身健体、抵御外敌的宗旨。但霍元甲终究不免有所感慨：驰战疆场、建功立业是古来英雄的理想，《水浒传》众英雄受招安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理想，但在霍元甲的时代，却有些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怅惘。可以说，《近代侠义英雄传》继承了《水浒传》的忠义思想和英雄姿态，最终也以英雄含恨而亡结尾。对《水浒传》而言，以武侠小说形态现身的《近代侠义英雄传》乃是一种现代回响。
注释：
①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清议报》第1册，1898年。
②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叙》，《新评水浒传》，保定直隶官书局1908年版。
③卧虎浪士：《女娲石叙》，海天独啸子：《女娲石》，东亚编辑局1905年版。
④定一：《小说丛话》，《新小说》第2年第3号(原第15号)，1905年4月。
⑤几道、别士(严复、夏曾佑)：《本馆附印说部缘起》，《国闻报》1897年10月16日—11月18日。
⑥(12)叶洪生：《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第9页，第17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⑦钱基博：《跋》，泠风编：《武侠丛谈》上册，第1—2页，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
⑧胡适：《〈水浒传〉考证》，《胡适文存》第1集第3卷，第392页，黄山书社1996年版。
⑨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郑振铎全集》第4卷，第89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⑩石麟：《章回小说通论》，第27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1)马幼垣：《水浒传与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1987年)论文，转引自叶洪生：《论剑：武侠小说谈艺录》，第10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13)(28)(30)(33)(36)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第452页，第559页，第540页，第606页，第607页，第530—53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4)据吴泽泉《晚清翻新小说考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9年第1期)文末附表。
(15)(24)(25)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北平《新民报》1949年1月1日至2月15日，引自《张恨水散文全集·写作生涯回忆》，第38页，第40页，第40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16)(17)(18)张恨水：《序》，《水浒别传》，《水浒系列小说集成》，第253页，第254页，第25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9)(20)张恨水：《自序》，《水浒新传》，第1页，第2—3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1)郑振铎：《论武侠小说》，郑振铎：《海燕》，第13页，新中国书局1932年版。
(22)郑逸梅：《武侠小说的通病》，郑逸梅：《小品大观》，校经山房1935年版，芮和师、范伯群等编：《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第13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3)张恨水：《武侠小说在下层社会》，《新华日报》1945年7月1日。
(26)王学泰：《中国游民》，第3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版。
(27)易剑东：《武侠》，第109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29)(34)姚民哀：《箬帽山王·本书开场的重要报告》，《红玫瑰》第6卷第1期，1930年3月。
(31)赵苕狂：《序》，姚民哀：《山东响马传》，第1页，世界书局1929年版。
(32)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314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35)范伯群：《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作〈近代侠义英雄传〉》，《西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37)霍元甲其人其事具有真实性，但通俗小说的叙述又作了加工和演绎。丕文《记霍元甲逸事》(胡寄尘编：《虞初近志》，广益书局1913年版)、萧汝霖《大力士霍元甲传》(《青年杂志》第1卷第5册，1916年1月)、卢炜昌《霍元甲遗事并精武体育会之梗概》(姜侠魂等编：《国技大观》，国技学会1923年版)等文对此均有记述。
(38)苕狂：《写在〈江湖怪侠〉之前》，《红玫瑰》第6卷第1期，1930年3月11日。
(39)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第1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