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泽奇，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数字治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数智社会发展、数智社会治理、人机互生、技术与组织，主要著作有《重构关系：数字社交的本质》、《基层治理的数智转型》（合著）、《数据要素五论：信息、权属、价值、安全、交易》（合著）等。
摘要：数智时代的大势在赋能人的同时，可能在特定边界上侵蚀人的能动性，而宏大叙事往往遮蔽小我的具体处境。人类分散的能动性谱系，可整合为一个由工具性、反思性、建构性三个特征复合的模型，揭示三者在大势中各自面临的差异化侵蚀机制与坚守条件，有助于把能动性的抽象讨论落到实处。在此框架下，小我的能动性可见于认知、关系、劳动、价值等四类日常实践，能动性的三个特征与“不躺平”的要求相互呼应，形成从特征分析到行动方案的路径。每一个小我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微观基础，未来应考虑在“人工智能+”行动中，增设覆盖教育、健康、社交、劳动、价值、日常生活等方面的人机互生配套机制，以此把面向个体能动性的守护纳入政策视野，使小我之能动性成为大势之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点明把握时代宏观大势的重要意义。“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明确了一切发展着眼于人、落脚于人的价值取向。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正在改变社会的基本面貌。在学界围绕数智社会变革、治理、本体论等议题展开丰富研讨的背景下，个体“小我”的处境与能动空间时常被宏大叙事遮蔽，专门探讨普通个体如何在时代大势之中守住自身主体性、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研究仍相对稀缺。
将行动者能动性纳入大势与小我关系，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在数智时代大势中，小我的能动性如何体现？大势对小我能动性的侵蚀机制是怎样的？小我能动性坚守的条件是什么？本文把分散的能动性谱系，整合为一个由三个特征复合的模型，然后将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微观基础相衔接，并据此提出面向个体能动性的政策建构。
具体而言，本文将从人机社会大势的形态与争论焦点入手，把大势从速度推展到赋能边界。随后，建构小我能动性的三个特征复合模型，把工具性、反思性、建构性与五条知识脉络衔接，论证三个特征在大势中的差异化侵蚀机制与坚守的条件，提出小我不躺平的认知、关系、劳动、价值等四类可操作的场景实践。其后回到大势，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里，把每一个小我的现代化作为现代性的前沿来表达，提出人机互生的政策建议。结论部分提出观念倡导，把小我能动性归结为大势之中的人类自觉。
人机社会的大势所趋
讨论小我的能动性，首先需要理解小我所置身的大势究竟是什么。如果仅把大势理解为发展速度，那么这不过是一个修辞性的口号。事实上，数智时代的大势是一组相互嵌套的结构性变迁。
数智时代的大势，可以从经济运行、社会本体、治理对象等三方面来理解。从经济运行来看，有学者将数智技术驱动的生产力大幅提高，称作第二次机器时代。然而，生产力的提高并不必然均衡分布。有研究追溯千年技术变革史，提示技术进步与广泛繁荣之间并非线性相关。其中，权力分配是不可忽略的中间环节。权力分配在数智时代具体表现为劳动议价空间的变化、市场份额的分布、平台规则设定权的扩张。值得强调的是，生产力的提高与权力的配置，在数智时代表现为一体两面。
社会本体也在转变。有学者将数智革命视作继哥白尼、达尔文、弗洛伊德之后的第四次革命，认为人类已进入信息圈（infosphere）的时代。信息圈把人机置于同一本体中，从根基上对以人为单一行动者的社会学预设提出挑战。还有学者总结跨学科对新人机社会的系统研究，把人机网络理解为社会本体的基础构件，进而将社会学的研究单元扩展到人类的边界之外。
随之而来的还有治理对象的延展。传统上以人类为单一对象的治理框架，已扩展为人机复合体。算法既是治理的行动者，也成为被治理的对象。算法推荐系统、自动驾驶决策算法、自动化内容审核系统都是这一新型治理形态的具体表现。机器既是治理的载体，也是治理的参与者。人类与机器构成数智时代的复合行动者，形成新的治理单元。
数智时代大势的认识分歧。人们对大势的认知向来存在分歧，其焦点在于，人工智能到底是在替代人，还是在赋能人？争议可分为侧重点不同的三个议题，即任务、技能、主体。对任务的争论较为直接。以美国劳动力市场为对象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约47%的工作岗位面临被替代的高风险；而一项随机化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一家拥有5000多名客服的公司，在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助手后，整体效率提高14%。
对任务的争论，进一步延伸到技能层面。劳动力市场暴露度研究显示，高收入职业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暴露度高于中等收入职业，技能型技术变革偏好假设也因此被推翻。一项针对中等技能写作任务的实验显示，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后，写作任务的整体质量明显提高，低绩效者受益更大，组内差距收窄。对技能的考察，同时呈现暴露度上移与组内收敛两个方向。
如此，争论的焦点也转移到人工智能的主体性。替代派关注超级智能的控制权，人工智能权力地图的政治经济学剖析，监控资本主义等。其共识是，人工智能对人类主体性构成侵蚀。赋能派倡导人类主动塑造未来，深度乌托邦设想等。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替代派还是赋能派，都不否认人工智能能力的快速增长。二者的差别在于，对人类主体在其中位置的评估。
人类社会生活的数智化渗透。随着人工智能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快速渗透，近年来的研究把视角下移到任务、用户、群体三个具体方面，对人工智能作用的边界条件进行实证刻画。本文把实证研究揭示的边界，统称为赋能边界，用以指代大势在何处赋能人、在何处又侵蚀人。
在任务边界上，基于对波士顿咨询集团758名咨询师的研究指出，对边界内任务而言，人工智能让咨询师的产出提高12%至40%。对边界外任务来说，人工智能反而把咨询师的判断带偏，使错误率上升。这一研究发现被称为“锯齿形前沿”，至此，研究焦点已从人工智能的平均效应，迁移到边界条件，且边界会随任务类型、用户能力、模型版本而变化。必须区分的是，锯齿形前沿刻画的是机器能力的差异，即任务落在机器胜任的范围内还是外；而赋能边界要问的是，大势在何处赋能人、在何处又侵蚀人。两者虽都用“边界”一词，指称的却不一致。有学者将人机边界视作持续协商的产物，区分互补、竞争、共演三种姿态，关键是人如何认知自身与机器的关系。本文沿这一方向再进一步，探讨大势对人的能动究竟在何处赋能、又在何处侵蚀。
在用户边界上，有研究指出，人工智能输出的流畅性，诱发用户信念膨胀，使用户对其判断过度采信。反复转述又让信息源头逐渐隐没。两类现象叠加，把人工智能的影响延伸到用户的元认知层次。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社会化，元认知的影响在普通用户中的覆盖面也随之被放大。
在群体边界上，有学者关注赋能与不平等的同时发生。赋能的具体收益与替代的具体成本，可能在同一群体中同时出现，其中，接入门槛、能力前置、组织资源的不均衡分布是差异的来源。这些研究把对大势影响的争论从抽象立场引向具体边界，指出大势在何处赋能、又在何处带来侵蚀，以及小我在其中如何自处。
对大势的政策回应，则在不同地域分野鲜明。欧盟的监管，优先以个体权利为基础。《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第二十二条，赋予个体对纯自动化决策的拒绝权，并保障其获得人工干预、表达意见与申诉的权利。2024年通过的《人工智能法案》第八十六条，进一步赋予受决策影响的个体获得清晰解释的权利。两部法律在数据决策与高风险系统的救济环节衔接，形成对个体能动性的法律支撑。
美国的政策取向则随政府换届发生转变。拜登政府2023年10月发布的第14110号行政令以个体退出权与系统安全测试为重心。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以第14179号行政令撤销该命令，转向工人就业与国家利益优先，2025年7月发布的《赢得竞争：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是这一取向的落地。同一国家的政策基调从权力单元，切换到经济身份单元，突显能动性的话语框定与执政理念紧密关联。
中国倡导创新驱动与集体可控，以人为本、智能向善。2025年的《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把人工智能与各行业全面融合作为产业方向，并配套相关治理要求。2023年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提出在国际场域打造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信赖的人工智能技术。国内的创新与治理配套、国际的可控与共建主张，构成内外双轨。可见，在中国语境中，能动性议题主要落在国家与社会层面。
国际共识体现在以人为本、人类监督、人权等主张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人工智能原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是谱系的官方文献基础。英国《布莱奇利宣言》与韩国《首尔宣言》则在峰会模态上延续相同表达。尽管具体内涵各有侧重，却都强调以人为本。
大势中人的能动性
相较于人们热议的数智时代大势，个体能动性则相对较少被关注。对人的能动性的讨论，技术哲学从分布式能动性入手，强调人与非人的共构。社会学从结构化与反思性入手，把主体放在社会结构的实践位置。本文试图以人的能动性为关注点，将其区分为工具性、反思性、建构性等三个特征，每个特征在大势中各有被侵蚀的机制，也各有可以坚守的条件。当然，对三个特征的厘清，还需从既有知识谱系出发。
在文献中，对能动性的讨论有五条知识脉络。较早的脉络来自韦伯（Max Weber）的社会行动理论。韦伯把行动区分为目的理性、价值理性、情感理性、传统理性等四种类型。人的能动性体现在前两类自觉行动中。韦伯传统强调把个体作为行动的起点，把自觉选择行动作为基本关注点。只是其难题在于对结构约束的处理较弱，使得行动者的行动悬浮于结构之外。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与阿切尔（Margaret Archer）把人的能动性往结构动态方向推进。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把能动性放在结构二重性中，认为结构既约束行动者，又通过行动者实践被持续再生产。阿切尔的形态发生学，进一步把反思性作为能动性的关键，把内在对话作为反思的微观机制。结构二重性与形态发生学的贡献在于，揭示结构与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其对反思能力来源的处理也较为深入，但难以回应数智时代机器作为类人主体带来的挑战。
20世纪90年代后，关系性的能动性进入学术视野。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主张，能动性分布于人与非人行动者构成的网络之中，不专属于人类。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本体论，挑战人、机、动物的边界划分。海勒斯（N. Katherine Hayles）提出我们是后人类的论断，提示信息技术对身体边界的重构。萨齐曼（Lucy Suchman）则从人机互动情境视角，把能动性视为不断重构的过程。事实上，关系性传统的贡献，是揭示能动性的关系性与分布性。问题在于，若能动性分布于人机网络，那么，由谁负责便难以说清。
在人工智能治理实务中，关系性人工智能伦理，承接关系性的能动性传统。库克伯格（Mark Coeckelbergh）主张，责任、信任、能动性皆为关系性建构。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第十四条提出人类监督要求，是把关系性的能动性落到制度安排的尝试。只是，监督可以是关系性的，责任却不可分散，最终还是要回到具体的人。
中文社会学界对能动性的专题讨论相对较少，大多数关注的是主体性、范式、治理议题。比如，对人机互生与物种分化的讨论，从断网实践反向论证主体性反抗，人机对齐论对价值对齐的拓展，从侧路将数智议题接入中文社会学的本土关切，等等。中文文献把主体性议题纳入中国社会语境，为能动性讨论提供前提，但对能动性的特征化处理依然存在巨大空间。
归纳起来可以发现，韦伯重个体自觉，吉登斯重结构反思，关系性重分布共构，关系性人工智能伦理把关系性传递到当代治理，中文社会学则把主体性纳入中国社会脉络。问题是，如果整合这些脉络，且承认能动性分布于人机复合体，又如何把小我作为价值倡导的目标呢？为此，可将人的能动性归纳为三个特征，即工具性、反思性、建构性，各自标识人的能动性的一个面向。
当然，本文的归纳与既有的能动性类型划分不冲突，只是视角各异。有的按时间场景把能动性区分为习惯性、实践评价性、投射性三个维度，此三维在任一行动中并存；有学者按主体规模把能动性划分为个人能动、代理能动与集体能动；还有学者着眼于内部对话的运作类型。时间场景、主体规模、反思运作，各有其独到的观察，只是都不沿能力层级展开。
本文归纳的三个特征沿着一条纵轴展开。小我改变其所处的约束结构，从规则内选择手段，到质疑与修改规则，再到参与框架建构，深度逐层递增。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反思性是这条纵轴上的一层，指质疑规则的能力，与前文提到的反思运作，把反思性作为调停结构和能动的总机制，存在显著差异。
工具性指在既定规则下，选择手段的能动性表现，其经典是韦伯的工具理性与工具性行动。比如，算法推荐机制让用户从十个推荐选项中选择其一，这是工具性的典型情境。工具性出现在大多数日常行动中。
反思性指质疑与修改规则的能力，其经典则是吉登斯的反思性现代化与阿切尔的道德反思。如果用户意识到推荐机制可能扭曲自己的判断，且为此调整接受推荐的方式，人的反思性便出现了。反思性包含对选择规则的元判断，不是单纯的选择行为。
建构性涉及参与构建人机社会的制度与价值框架的能力。比如，公民参与、制度建构、价值共同体。如果公民参与人工智能立法听证、推动算法透明化制度的形成，建构性就会发生作用。建构性把能动性从个体行动延伸到共同体行动，从单点选择延伸到框架塑造。
三个特征形成并列结构，分别面对三种不同场景。在日常选择中，工具性表现更直接，反思性在用户追寻规则时更突显，建构性出现于共同体参与制度建构场景。三种场景彼此独立又可同时发生。完整的能动性结构由三者并立而成。
三个特征在数智时代大势中均遭遇不同的侵蚀。对工具性的侵蚀，来自机器算法接管人的选择。推荐系统、排序系统、评分系统，在用户不知不觉中预先框定选项空间，让用户在有选择的场景中失去实质的选择权。坚守的条件在于选项的可拒绝性以及人工救济通道的存在。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第十四条要求，高风险系统应设置人工监督环节，即工具性的制度坚守。
对反思性的侵蚀，来自信息超载、注意力经济、信念膨胀。如前文提及，人工智能输出的流畅性会诱发人的信念膨胀，用户对自己未经核验的判断会产生过度自信，可源头的不确定性也在反复转述中消减。与此同时，人的反思性在持续的信息冲刷中会被磨损。坚守反思性的条件，则在于教育资源、休闲时间、心理资源的可获得性，以及人工智能素养的普及和提升。
对建构性的侵蚀，来自平台垄断与监控资本主义。公共领域被平台架构吸纳，人们参与制度建构的渠道，在私有化算法基础设施中被挤压。即便渠道尚存，参与也很容易停留在程序上。坚守建构性，应保持公民参与机制的开放性，并让参与触及框架与权力层面。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有赖于关联的制度安排。
坚守三个特征则对应不同的条件。对三个特征的侵蚀机制与坚守条件的梳理，具有微观到宏观的连续性。对工具性的侵蚀，作用于人的每一次具体选择；坚守工具性的条件，是更多的选项与更及时的救济设计。对反思性的侵蚀，作用于人的认知带宽与价值序列；坚守反思性的条件，是系统性的教育与社会保障的供给。对建构性的侵蚀，作用于公共领域；坚守建构性的条件，涉及制度安排。三者相互呼应，缺一不可。
如果用三个特征分析一些流行的术语或概念，就会有新的发现。比如，作为概念和倡导的人类在场（human-in-the-loop），在人工智能治理实务中使用非常广泛。这一概念强调关键决策环节应当有人类参与，触及的能动性特征是工具性的，即人作为最后把关者参与单点决策。问题在于，这一概念既不涉及反思性的认知资源，也不涉及建构性的制度渠道。如果把人类在场当作能动性的完整方案，显然窄化人的能动性。因此，只有从三个特征整体出发，才能完整观察人的能动性，把窄化的实务理解，拓展为完整的能动性结构。
又如，在人工智能安全研究中，价值对齐处在关键位置。这一概念关注人工智能的目标与人类价值的匹配。有学者指出，还需要把价值对齐升级为人机对齐，把对齐从单向的“机对齐人”，扩展为双向的相互建构。人机对齐是建构性的关键，探索的是人机社会的价值框架由谁、依何参与建构。也只有从三个特征整体视角，才可把抽象的价值对齐映射到建构性特征，使其落到具体场景的能动性实践。
再如，后人类主义的分布式能动性，挑战传统的主体观，揭示能动性的关系性。分布性洞察便于解释人机混合行动的过程。通常认为，道德的能动性分布于人与技术的复合体，而技术物不承担责任，责任仍在人，但这一观点未指明这个“人”到底是谁。事实上，身处复杂组织与供应链的个体，因分散而难以被追责，责任落实到人也由此无法实现。
分布式是可分析的事实，价值后果归属则是另一问题。具体痛苦总是由具体的小我在承受，价值守护也应以小我为最终对象。小我之为价值主体的依据，不在于其能否独自担责，而在于小我是觉知与判断的最小单元，也是群体、组织、国家乃至人类觉知与判断得以建构的基石。分布式可以作为分析工具，然而，价值倡导应当回到小我。如果希望价值后果落在小我，问题也随之而来，小我如何在大势的每一具体交集上，把能动性落实为日常行动呢？
小我能动性的场景
从小我拓展而来的觉知与判断，是价值落地的实践形态，意味着小我应当在大势的每个场景中，把能动性落实为日常行动。日常行动的形态，由“不躺平”展开。在数智时代的零工劳动语境下，劳动者通过不断学习、调整、选择，获得对劳动的自主、自在、自由。 “不躺平”是数智时代人获得尊严的逻辑前提。若小我放弃自我支配，尊严的基础也会随之而失。
在大势之下，小我的能动性需从劳动场景扩展到更广的实践面，包括认知、关系、劳动、价值等四个场景。如果把四个场景与前文提及的三个特征建立一个列联表，则每一场景都同时承载着工具性、反思性、建构性的实践要求，不同场景的侧重也有不同。
数智时代对小我能动性的侵蚀，易发生在认知场景。大模型把判断的成本降至前所未有的低位。一个问题交给模型，几秒钟之内便可得到流畅、自信且看似权威的回应。然而，便利的代价是人的判断的让渡，随之可能带来判断能力的退化。
适度的认知摩擦是判断发生的条件。具体来说，质疑、追溯、推敲这些慢的环节，是人的判断形成的必然工序。算法投喂的“一键即得”，把这些工序压缩为零，让便利感取代人的判断感。零摩擦的设计，利用人的“认知吝啬”，诱使认知能动性让渡。应对之策是，以刻意保留的摩擦，守卫认识主权。维护认知摩擦，是认知不躺平的诸多场景之一。
认知不躺平有四个具体实践。其一，不把人的判断外包给机器算法。算法可提供素材、线索、候选答案，最终的判断应当由小我承担且负责。在这里，有必要把相信与采信进行区分。相信是即刻反应，便利、依赖于算法呈现的置信度。采信需要核验、追溯与自我推敲，是经过审慎思考之后的判断。其二，保持源头追溯的人的习惯。算法输出常常隐去信息源头。反复转述会让源头模糊，使信息在“无人作者”的状态下流通。源头追溯是认知能动性的基础功夫。其三，警惕人的信念膨胀。流畅的输出诱发对未经核验判断的过度自信。人的信念膨胀是认知能动性的威胁。其四，维护人的认知摩擦。在“一键即得”的诱惑下，主动保留人思考的耗时与摩擦感。摩擦是判断的代价，也是认知能动性的工序。
认知不躺平对应能动性的工具性与反思性两种特征。工具性要求小我对算法输出的权重作出选择，反思性要求小我对算法机制保持质疑。判断的工序稳定，关系的接触才有据可依。
关系维度也在不断遭受侵蚀。社交平台把关系建立、关系维护、关系评价中介化。点赞、转发、评论的数据反馈，替代现实关系的质感。亲密关系被数据化处理。心率监测、定位共享、聊天频率分析，侵入亲密关系中的私密部分。
关系“不躺平”有三个具体实践。其一，不把人的社交完全托付给平台。平台的算法逻辑追求停留时长与互动频次，与关系的逻辑并不一致。关系需要慢，需要静默，需要不被评价的沉浸。把人的社交完全交给平台，等于把人的关系逻辑让渡给商业的机器逻辑。其二，保留亲密关系的非中介通道。面对面交谈、不语的共处与肢体的接近等“非中介”实践，不可被数字交往替代。有研究提示，“过度中介”的关系带来更深层次的孤独。其三，警惕数据化的人的亲密。亲密关系一旦被量化，其内在逻辑便发生根本变化。关怀的温暖、承诺的分量，是不可被数据化的部分。有研究显示，离开数据化的关系，反而有助于获得人的关系的还原。
关系“不躺平”也对应能动性的反思性与建构性两种特征。反思性要求小我对关系的中介机制保持反思，建构性要求小我参与构建非平台化的公共关系基础设施。人的实体性关系守得住，劳动的物质基础便有共同体的支撑。
面对劳动维度的侵蚀，存在更大的争议性。以平台骑手这一行业为例，在算法管理日益严密的劳动组织中，骑手保有对接单与不接单的实质选择权，这是劳动能动性的基础。人工智能替代任务的边界在变动，劳动者可以通过技能升级，将自己置于赋能边界的有利位置。然而，这一主张需要面对两条反证。一条来自经验，平台劳动者的反制，往往只能换来暂时的喘息，人的能动性，受算法的识别与加码影响。另一条来自理论，自动化与增强在时空上相互转化，使得赋能边界难以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条反证中，劳动的能动性没有消失。
劳动能动性的实质，是随边界漂移而持续的再定位。对抗式的规避一旦被算法识破，即告失效。然而，技能性的迭代却把能力沉淀下来，不因被识破而消失。从个体的以劳易资，发展为集体劳动制度，劳动能动性便从工具性延伸至建构性。劳动“不躺平”对应能动性的三个特征，也是“不躺平”概念的发源地与原型场景。
价值是大势中隐蔽且根本的侵蚀对象。算法不直接塑造价值，却通过推送、排序、奖励机制，持续塑造价值的可见性、可达性，以及相对位置。久而久之，价值序列已被算法重构，小我却尚未察觉。
价值“不躺平”也有四个具体实践。其一，不让人的价值序列被机器算法塑造。算法把热度、点击率、转化率作为隐含价值标尺。这些标尺会把小我的价值排序悄然带向流量逻辑。价值不躺平要求小我意识到这一塑造过程，主动校准自己的价值序列。其二，保持人对价值反思的元能力。元反思指对自己价值判断的二阶反思，探索我为何持此价值、此价值从何处来、此价值在新境遇下是否仍然成立。元反思是反思性能动性的深层部分，也是抵御算法塑造的重要防线。其三，参与人的价值共同体。价值在共同体的实践中得以传承、修正、再生产。家庭、社区、行业协会、学术共同体、宗教团体，这些非平台化的共同体是价值能动性的实践场所。其四，承担人的价值的最终责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年通过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明确，人工智能系统永远无法取代人类的最终责任和问责。人工智能无论多强，人对价值的最终责任不可委托。
价值“不躺平”依然对应能动性的反思性与建构性两个特征，是四个实践场景的基础。
四个场景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四个场景构成有序的支撑链。认知承载人的判断，关系孕育人的意义，劳动提供物质基础，价值则给出能动性的方向。任一场景失守，其他三个场景都会受牵动。认知一旦失守，判断便失去依据，进而影响关系、劳动与价值的实践。关系一旦失守，意义的对话对象、劳动场域的伙伴、价值传承的共同体，都会随之削弱。物质与方向两维同理。四个场景互为前提，缺一不可。
四个场景“不躺平”指向小我的实践。实践发生在真实的社会之中，由守正与创新一起构成其进入现实的路径。守正以抵御大势的侵蚀，创新以参与大势的塑造。大势通过算法（推送、排序、评分）、平台（劳动组织与社交中介）、组织（绩效算法管理）、教育（标准化测评与人工智能替代式学习）四个具体通道作用于小我。四个通道把大势的力量渗透到小我的日常实践之中，而识别四个通道是小我守正的前提。小我也通过断网与离场、价值坚守与社群建构、技能升级与终身学习、社会团结与制度建构等四个通道应对大势。能动地应对是小我创新的具体路径，其将小我能动性从个体行动汇集为共同体行动。
在四个场景“不躺平”之外，小我的实践姿态还体现为与机器相伴。算法、平台、人工智能输出、数据化亲密、价值塑造等交集持续而广泛，仅靠抵御不足以应对，还应在与机器的相互建构中，完成日常能动性实践。与机器相互建构的过程，即本文不断强调的人机互生，也与已有的人机共生相区分。共生立意于人与机并列共存，不分主从；互生则以小我为主、以机相伴，标识小我在大势中与机器相互促进、成就人类的当下处境，是一种现实。从现代性视角观之，人机互生是人的现代化的前沿实践与表达。
每一个小我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要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的路径，把每一个小我的能动性作为微观基础，把人机互生作为微观基础的实践形态，是可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这意味着，在大势中，人的现代化目标的关键，是每一个小我能否保有能动性。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每一个小我都能参与并享有现代性的成果。那么，数智大势下，人的现代化究竟靠什么微观机制实现？本文认为，依靠小我能动性的三个特征及其坚守。把抽象的人的现代化，接入可操作能动性的机制，再嵌入人机社会的具体场景。
中国话语对现代化有落地的具体方案。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发展观的总指向，智能向善作为科技伦理的方向引导，“人工智能＋”行动作为产业落地的政策抓手。在此背景下，能动性在中国话语中落脚于国家与社会对人工智能的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信赖。然而，这种在国家层面的可控与社会层面的向善，尚未充分融合为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实践与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每一个小我的能动性，纳入集体现代化的微观基础之中。
当然，实现每一个小我的现代化还需有相应的配套机制，其着力点也应在于把小我导向人机之间的双向互生。为此，在“人工智能＋”行动中还可考虑正式增设人机互生配套机制。
人机互生配套机制应覆盖教育、健康、社交、劳动、价值、日常生活六个方面。教育互生把人工智能素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与终身学习体系，培育反思性能动性的认知资源。健康互生兼顾身体与心理，以应对“算法久坐”“屏幕依赖”“姿态退化”等身体问题，同时为算法依赖人群提供公共心理支持，以应对主体性蚕食的“临床后果”。社交互生建设公共领域的非平台化基础设施，保留关系性活动的非中介通道，作为建构性能动的实践场域。劳动互生推动算法管理透明化并健全劳动者参与机制，保障工具性能动的选项空间，把劳动者从被管理对象转化为制度共建者。价值互生开放公民参与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通道，构建建构性能动的实践场域，把价值共同体从隐性传承转化为显性建构。日常生活互生维护数字工具之外的“非中介”日常实践空间，如线下社群、传统手艺、面对面交往等，保留小我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完整性。
六个方面互生构成能动性三个特征的坚守条件，与不躺平的四个场景形成对应。教育、健康两方面互生，面向反思性、能动性的资源供给，支撑认知不躺平的认知与心理条件。社交与日常生活两方面互生，则面向建构性、能动性的实践场域，托举关系不躺平的非中介场景。劳动互生，面向工具性能动的选项保障，落实劳动不躺平的制度安排。价值互生，面向建构性能动的方向引领，承载价值不躺平的共同体落点。六个方面与四个场景一一对应，对应中又有交融。
人机共生标识的是人们对小我在大势中当下处境的工程性认知，人机互生则标识人机互动的双向提升与发展的方向。六个方面互生配套机制的着力点，在于从认知上激活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际关系引向双向互生。
结语
既往对数智社会的研究覆盖结构、关系、认知、物种四个议题，却没有涉及行动者。至此，劳动尊严、重构关系、人机互生、物种分化、加上小我能动性，共同构成对数智社会基本理解的完整链条。
小我能动性的关键在于与大势随行而仍能保有人的自觉。自觉的含义，是在每一具体交集上保有选与不选的元能力。算法的推送、平台的中介、人工智能的输出、数据化亲密的侵入、价值的塑造，是大势作用于小我的常见入口。在每一个入口前，小我都应保有最后的元判断，即在系统给出的默认选项之外，保留选择与拒绝的机会与权利。每一个小我的能动性，是在每一次人机接触中的觉知与判断。
人机共生与人机互生存在认知错位。人机共生是对小我在大势中，与机器各自独立、平起平坐的想象；人机互生则是对小我与机器互动现实的刻画，以及双向提升与发展的方向性期待。小我的自觉是把相互独立的并行，转向主动的互生。
为推进相关研究，本文留下几个有待检验的经验问题。其一，能动性的三特征（工具性、反思性、建构性）在不同社会群体（按年龄、教育、职业、收入等维度）中的分布与差异；其二，四个不躺平场景实践（认知、关系、劳动、价值）的可操作量表，特别是对认知摩擦的测量；其三，人机互生六个方面配套机制的政策实施效果评估。
小我之能动性，是大势之内的根芽。守住根芽，便能在变局中找到立身之本。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每一个小我对自己的承诺。
文章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6年第11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