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2日上午，“田野调查与文化自觉——纪念费孝通先生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成功举办。本文为国务院参事室原副主任、党组成员王卫民致辞全文。
谢谢丁书记！也感谢在座我的学长们，把这个代表费先生学生发言的宝贵机会让给我。
我想从40年前讲起。大约是1985年暮春的一个下午，我坐在二教阶梯教室里，一边听费先生像弥勒佛一样坐在讲台前，用吴侬软语讲我看人看我，讲镜中我，讲派克，讲马林诺夫斯基，一边偷偷翻阅我刚从三角地购买的一本叫《费孝通传》的小书。这本书是一位美国学生大卫·阿古什的博士论文，他好像是哈佛的，我不太记得住了。这本书主要讲的是费先生的早年经历、学术思想及成就。由于很长时间的与外隔绝，也由于费先生很长时间的销声匿迹，阿古什的论文写得非常艰苦，当时他没有到过中国，甚至也不知道费先生是否还在人世，当然，阿古什更没有料到，当他的作品在中国问世时，费孝通先生正在精神矍铄在北大给学生上课，并且已经是中国朝野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在朝，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位及国家领导人，也是决策层最为认可的专家智囊。他重启江村调查，着力书写乡村工业和小城镇发展两篇大文章。肇始于他的家乡苏南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改变了十几亿中国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而费先生是这两大事件的重要推手之一，这是先生作为学人最值得书写的贡献。
在野，费先生受命重建中国社会学。他在短时间里，使社会学从绝学成为显学，这既是因为他不遗余力地多方奔走，摇旗呐喊，也是因为他以及雷洁琼先生等前辈社会学家的光芒映照。我相信，绝大多数，或者无一例外，最早投身社会学的人，都是由于费孝通的缘故。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成为1983级北大社会学的本科生，实际上也是我国恢复社会学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去年，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到云南师范大学参观了西南联大校史馆，看到了鼎盛时期的社会学，看到了魁阁论道，街头卖文，争民主自由，那时候的费先生真是意气风发、风度翩翩；那时候的学者群像，真是灿若星河。而在我们度过民族的危难时期，在民族复兴、学术重建的旅程中，费先生作为那个群像的代表，所作的贡献无人能两。
1987年，我考取了费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那时候的北大社会学，有三个机构，三块牌子。最大的是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我印象中是中央统战部和北大联合举办的，实际是专门为费先生设立的。与其合署办公的是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马戎老师就是第一任所长，同时还有纳入北大教学体系的社会学系。当时，中心租用了西门外海淀乡的一个小楼。费先生国事繁重，但只要在北京，几乎每周都到小楼来给我们上课。他讲课没有教案，也没有主题，都是漫谈，大多是他行走各地的见闻与思考，以及自己早年从学的经历，但他的情怀，他的视野，他对古今中外人和事的见解，给了我们莫大的启发。
在研究生期间，我的专业方向是城乡社会学，并参加了费先生领导的边区开发课题组。其时改革开放如火如荼，我国的普遍贫困问题基本解决，但同时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落后状态日渐突出。费先生开始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西部地区、民族地区，更多关注生活在山巅水角的边地人民。实际上，这也是他早年边区调查的延续，是他终身致力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延伸。在研究生期间，我多次随先生到西部地区调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到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我看到了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对地方同志的尊重与妥协。当时，先生已是垂垂老者，因为身体很胖，行动吃力，但地方同志总是安排很多点让他看，而地方的所谓点，大都是样板、盆景，没有什么代表性，还有很多千篇一律的汇报、礼遇活动，我能看出来，费先生作为学者实在不胜其烦，但为了尊重民族地区的同志，他选择妥协，从早奔波到晚，回到驻地筋疲力尽。费先生长期在全国政协任职，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关系非常好，这些上层人士把费先生当作懂他们的学者，爱他们的朋友。一次，费先生在安多藏区活佛嘉木样大师的陪同下，去甘肃的甘南藏区自治州，沿途很多藏民跪地祈求活佛摩顶。费先生后来说，藏区人民还很贫困，我们要努力让他们赶上现代化步伐。但他们虔诚、内心充实，他们是有信仰的人，而有信仰的人是幸福的！这句话给了我很大震撼，使我努力去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的视野，重视每一个平凡人的存在，敬重每一个灵魂。
从江南儒士之家的发蒙，到燕京大学步入社会学，到清华时期跟随史禄国先生学习体质人类学，到负笈英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文化人类学，费先生建立了对人类行为和社会发展认知的基本逻辑和知识体系。从青年时期的大瑶山调查，到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再到晚年的行行重行行，费先生始终思考着中华民族何以建立起大一统的绵延帝国以及长盛不衰的中华文化，并身体力行让这个国家富强起来，让中华文化与时俱进、生命长青，让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更加幸福。他早年关于中华文化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这两部著作中，迄今仍是我们认识传统中国的重要途径。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他学贯中西，熟读儒家经典，信奉己之不欲勿施于人，梦想天下大同。他站在学术之巅，观察了人类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生存之道以及独有智慧，认为众生平等、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他晚年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名句，今天被人们反复引用，并成为处理个人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
费先生曾经说，他对学术并没有兴趣，他之所以钻研学问，是因为他认为学问对改造社会、造福人民是有用的，为此他倾注了毕生的心力。从实求知，志在富民，这是他重出江湖后一切行为的依据和守则，也是对我们的终极嘱托。作为费先生早期的学生，我自己的学习经历、从事扶贫工作、从事建言献策工作的职业生涯，深受先生的影响，并获益匪浅。如果要问此生中，我从费先生那里到底学到了什么，我想用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人类视野以及人文情怀。因之，使我的人生愉快并有意义，而这，是最重要的。费先生已经作古二十年了，我将永远铭记他的恩情、他的教导。我也要借此机会，感谢今天来到会场的他的后人张荣华老师、张喆先生、王琼博士，你们陪伴并照料了费先生的晚年。我想，这也是所有在座社会学人的共同心声。
燕园，曾经是费先生青春飞扬的地方，他后来把学术阵地移至北大，既有北大学养丰厚的因素，窃以为也有先生个人情结的因素。无论如何，费先生上世纪80年代来到北大，于北大，于我们学子，实在是一件美事、幸事。北大曾经大师云集，群星荟萃，而费先生的加入，使北大的光芒更加耀亮。今天，北大在这里以费先生之名举办学术研讨会，社会学界，包括海外的同仁群贤毕至，这是北大的荣光，也是我们北大学子的荣光。我要向北大的领导，向我的母校致敬。由费先生、雷先生及其学生袁方先生等开创的北大社会学，今天在我的学弟周飞舟等带领下，成就斐然，已经成为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生力军，成为国际社会学的重镇。作为最早、最老的社会学毕业生，我也要向社会学系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致敬。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