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费孝通在学科渊源和人生经历上都与跨文化传播有诸多交集，文章结合“三圈说”来提炼费孝通跨文化传播思想的内容。他在“核心圈”研究中运用的是对中西方进行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基于对“中间圈”的研究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观点，并将其推广到对世界多元文化间关系的理解当中；从中国向作为“外圈”的海外世界拓展，提出了心态秩序与跨文化共识体系。文化自觉和对人的观照是支撑他在不同文化圈之间跨越的观念动力。费孝通的跨文化传播思想对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和实践不乏启迪，他所思考的跨文化传播问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以来文明变局之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性的文化关切，我们或许可以以此为切入点来开启探索跨文化传播本土思想史的可能性。
01研究背景
在跨文化传播学进入国内的过程中，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所代表的功能主义范式与本土外语研究者和传播研究者的诉求相呼应，且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相贴合，因而从众多国外学者中脱颖而出，被奉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奠基者。但不断重复类似霍尔作为跨文化传播学奠基者这种已成共识的历史叙事，对拓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视野和推进其本土化来说，学术价值终归有限。作为一个有着多学科知识来源的研究领域，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思想起点只能是霍尔吗？在跨文化传播学进入中国之前，本土学者的学术思想中就没有对跨文化传播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吗？理论阐释力的不足造成作为思想资源的跨文化传播滞后于作为传播实践的跨文化传播，因而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主体性尚未充分彰显，作为舶来学科的本土化诉求尚未充分实现。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明的强势扩张，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实现中国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是一代又一代学者不断思考的主题。因此，我们需要寻找跨文化传播学术脉络中“缺席的在场者”，重新确认跨文化传播学的经典文本和重要人物，重新建立跨文化传播学的本土思想谱系，从中发掘出能够观照全球跨文化传播问题的视域、理论与方法，否则难以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奠定思想根基。在这样的问题意识和关切下，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姜飞在讨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思想起点时，认为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是一项重要资源。曾长期担任费孝通助手的张冠生称其为中西方的“文化中间人”；杨渝东则具体分析了费孝通的这一形象，认为与同时代的吴文藻、孙本文等社会学者相比，费孝通起到了文化桥梁的作用，其坚持文化比较的表述方式并对整个人类文化有着冷静和理性的关怀。王敬慧认为，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能够为跨文化交流中的互鉴与共情提供启发。尽管费孝通并没有专门开展过跨文化传播研究，但作为与跨文化传播学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学、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他的学术思想与跨文化传播颇有交集。
从学术渊源来看，跨文化传播学与人类学的联系在中外学界都得到认可。美国最早的跨文化研究组织“跨文化教育、培训与研究学会”的学者们认为，在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中，人类学对跨文化传播学的贡献最大。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人类学家在二战时期出于了解异文化的需要而组织了跨文化研究院，雷·博威斯特（Ray Birdwhistell）、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等人类学家进行的“访谈的自然历史取向”（The Natural History of an Interview）项目增进了对跨文化互动的理解。文化人类学为跨文化传播学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术语、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温迪·利兹-赫尔维茨（Wendy Leeds-Hurwitz）强调了跨文化传播学与人类学之间密切的关系和共同的历史，她还曾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人类学研究进行了讨论，这些研究虽然没有直接导致跨文化传播学的产生，但仍然与之有着共同的基本关切和假设。威廉·哈特（William B. Hart）也曾对美国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之于跨文化传播的贡献进行梳理总结。作为最早引介跨文化传播研究到中国的学者之一，何道宽认为人类学在摆脱了博物学、殖民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束缚，经历了文化相对论和功能主义之后，成为传播学的基石之一。吴予敏认为，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是跨文化传播学主要的学术传统来源。孙英春同样指出，跨文化传播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思路呈现出“叠压”而又“分疏”的特征。姜飞从后殖民语境入手，认为奠基于人类学的跨文化传播学就是从现实中的殖民主义、理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开始的，早期的跨文化传播学就是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来研究如何使西方的殖民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的学科。
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的解读和研究构成了跨文化传播学的重要基础，而费孝通正是文化人类学领域中的重要学者，他先后受教于史禄国（Sergei M. Shirokogorov）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两位著名人类学家，其博士论文《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Kaihsienkung: Economic Life of a Chinese Village）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他在文化人类学领域的成果影响了后续许多学者。文化人类学与跨文化传播学的互涉，为费孝通跨文化传播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学理基础。
从费孝通的人生经历来看，他本身就是跨文化的行动者。费孝通一生治学都受到其早年留学英国的影响，他一生四次踏上英国土地，每次都以其社会学和人类学家的眼光对英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观察分析。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在美国访学期间以游记、随感和政论等形式写作了大量文章。1979年他又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美进行学术交流，后写就《访美掠影》，比较了三十余年间美国社会的变化。费孝通实际上是在创造性地用人类学的方式观察西方社会，试图对英美的文化和社会生活及其内在张力进行解剖，勾勒一个社会结构的标本，并用跨文化比较的内在视野反思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那个跨文化交流还并不像今天这般发达的年代，费孝通的跨文化视野显得尤为珍贵。
由此观之，研究费孝通的跨文化传播思想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有着较大的书写空间。本文将从费孝通的原著文本出发，提炼其跨文化传播思想，并从中寻找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实践的启发。
02文化三圈：费孝通跨文化传播思想的层序化生成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其研究对象和视野可分为由内而外的“三圈”，分别是作为最内圈的汉人农村的民族志调查、作为中间区带的少数民族研究、作为外围区带的海外研究。费孝通是少有的对这三个圈层都有过研究的学者，在核心圈方面以江村调查为代表，中间圈包括大瑶山调查、少数民族识别工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研究，海外圈则涉及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观察与书写以及对人类文化共同命运的关怀。“三圈”的划分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派的“文化圈”概念，是以三个圈层对“中国文化”的构成进行了区分。“三圈”作为一种对文化区域进行的理论推演，从认识论上提供了一种文化边界，费孝通的跨文化传播思想正是在对文化三圈之“跨”中生成和体现的。
围绕如何界定和认识文化的界限，在以往研究中形成了跨文化传播的不同表达。一类是以intra-为前缀，关注的是边界内部的均质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另一类包括cross-、inter-、trans-三种前缀，关注的是非均质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分别代表了文化比较、文化介入、文化超越三个研究层面。前一类体现的是对本文化的内部多样性的关注，后一类关注的是异质的文化主体间的传播，这种表达的不同引发的是何种文化主体向何种边界“跨”的问题。目前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最显著同时也被研究者默认的一个文化边界便是国家，国家内部一般被认为具有同质性的文化。不同于通常对文化界限的认识，费孝通思想图景中的“三圈”所形成的文化边界不仅仅是国家的边界，而是同时包含了中国之内与中国之外。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其内部的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对主流的跨文化传播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此，从费孝通在“三圈”之间的跨越来发现其跨文化传播思想，不仅是一条有迹可循的路径，其思想的独特之处也将在此显现。
（一）由核心圈出发：作为方法的跨文化比较
跨文化比较是费孝通跨文化传播思想中的底层方法，这种方法既来自他接受的人类学训练，也源于对自己作为一个关切中国文化命运的知识分子的自觉体认。在费孝通的研究和思考中，他对乡土社会的研究与对中国和海外世界的比较有着密切关系，两者背后都是在寻找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答案。换言之，费孝通不是就中国研究中国，而是跨越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与研究。他比较的对象主要是英美社会，但没有停留在表层上的文化差异，而是涉及了背后的文化精神和社会结构。跨文化比较的方法既体现在《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学术著作和学术反思文章中，也体现在有关海外的游记随笔和时评类文章中，其中以《旅美寄言》《初访美国》《美国人的性格》《重访英伦》为代表。
从十九世纪开始，中西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打破了中国人的封闭心态，也引起了西方人对人类文化命运的关切，中西比较由此成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一条主线，并萌发了基于历史语境的多种文化心态。“差序格局”是费孝通提出的经典概念，这一概念刻画的是与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相对的中国社会结构。差序格局描述的不仅是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包括中国的文化结构。费孝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西两种文化、两种社会之间差异的比较。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叙述是从“私”的问题出发的，“私”的问题本质上是群己界线如何划分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划法与西方的划法不同，由此带出了对中西社会结构的比较。接着，费孝通又从社会结构差异深入到文化差异，把差序格局与儒家文化传统联系起来，并从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来理解团体格局。对宗教的虔诚和信赖既是西方社会道德观念的来源，也是支持社会行为规范的力量，是团体的象征；而在儒家传统道德系统中，没有像基督教里那种不分差序的爱，也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中西二分的框架为看待传统中国和中国现代性提供了跨文化的空间，费孝通的思想正是在这一空间中形成和发展的，差序格局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一概念既是在跨文化比较中建立起来的，也是在跨文化的意义上才体现出其解释力度。他先描述出一个“他者”，即西方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然后再以这个他者为镜，对照出中国社会结构的镜像。这种深刻的洞见，直接根植于其扎实的跨文化经历。费孝通于1943年赴美进行为期一年的文化交流，先后写出《旅美寄言》和《初访美国》两篇文章。1947年，费孝通又出版了《美国人的性格》一书，该书是他根据玛格丽特·米德的《美国人的性格》（The American Character）和他的访美观感而写就的。费孝通对自身这种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和意识是有所体认的，他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提到，“访外杂写”是把英美社会作为各具个性的实体来描述，心中一直在和中国社会做比较，写到的人和事则是作为文化的载体来处理，他的《美国人的性格》与《乡土中国》是姐妹篇。由此可见，他之所以对中国社会有着精到见解，与其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观察和比较是离不开的。
在费孝通四十年代的美国书写中，他的跨文化比较思想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从西方回想中国”的文化立场。当费孝通初次踏足美国时，面对“文化的下马威”，他没有一味赞叹美国之先进，而是在思考中国的文化出路。二是比较中西文化之优劣。对西方文化缺陷的认识，激发了费孝通对中国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的探索和思索。三是经过比较发觉了处于不同文化的人相互理解之困难。费孝通看到，一个世界社会已经开始形成，但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少价值标准是不相同的，在各自文化中生活的人对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觉得厌恶甚至可怕，如果要改变这种态度，就要充分发挥人的理性和“民族自省”。
（二）中间圈的内聚与外推：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格局
对作为“中间圈”的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研究是费孝通的重要课题，在多年研究思考的基础上，费孝通将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相结合，分析中国各民族之间、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同为人类学家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所有大于成员能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规模的共同体都是想象的，民族就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们彼此之间的区别在于被想象的方式的不同。费孝通则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经过民族间文化交流融合而形成的实体，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而不仅仅是出于心理层面的想象。
费孝通援引了许多考古学证据来说明中国有很多文化区，进而论证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不同族群相互接触、相互竞争，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但也不失自己原有的个性。多元一体既是对民族认同的一种描述，也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基础的解释，“多元”是指中国有许多民族、地方和文化的小传统，此外中国还存在一个人们普遍认同的大传统，即“一体”。小传统代表了中国文化多元的现实，大传统彰显了统一性，大传统与小传统构成的相互融合与交织的体系就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是对中国多民族文化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格局的概括和提炼，是对中华文化内部的跨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的一种表达。通过对中间圈的研究和思考，特别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总结，费孝通展现了中国不同民族在跨民族文化交流中增进理解、形成集体共识和认同的历史和现实，逐渐向内汇聚融合成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除了用“多元一体”来理解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格局，费孝通还认识到，人类已经从一个个自给自足、封闭独立的小群体融合成了一个大群体，人类生活在休戚相关的世界社会之中，但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体系还没有完善，多元一体格局中“多”和“一”之间还没有协调好，缺少一种共同的意识基础。怎样使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人群能相互理解，是费孝通探索的重要课题。从学术生涯早期开始，费孝通就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联系起来思考，在1947年他就指出，人类应当及早探索人和人共同相处的道理，“中国社会变迁，是世界的文化问题……让我们东西两大文化共同来擘画一个完整的世界社会”。这样一种朝向世界社会的观念一直延续到其晚年，面对整个世界秩序的变动，他十分关注中华文化的历史经验能为世界文化秩序的构建贡献何种力量。费孝通将20世纪比作世界的“战国”时期，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性的由分到合的过程，在世界一体的格局中如何容纳和处理文化多样性，将是21世纪人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费孝通看到，现代化使人们的跨文化流动和接触更加频繁，静止、封闭的小区域逐步成为世界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如果没有一套共同符号，人们的交往是难以成功的。因此，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文化趋同的一面，文化的共同性和多样性在现代化进程中并行不悖。由此，费孝通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外推，跨向世界文化整体上也具有多元一体的可能性及前景。
费孝通借由“多元一体”理论，将中国之内的多民族文化间交往的经验之于世界上多元文化间交流的意义凸显了出来，表现出其思想中对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间的可理解性的承认。“一体”不意味着多元文化的同质化，不是以一方或少数几方的文化去同化其他文化，而是要实现世界多元文化的“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局面。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古老观念对构建现代社会的跨文化传播关系仍具有意义，其意在创造出一个跨越文化界限的讨论空间，使不同文化在对话、沟通中取长补短。和而不同可以看作是多元一体的另一种表述，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就是要将和而不同的关系嵌入到文化间的交流过程中。
（三）从中国关怀外圈世界：心态秩序与跨文化共识体系
到了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提出了“心态研究”这一主题，即应该既关心人的物质生存状态，也关心文化和精神生存状态。在这个未能充分展开的研究课题中，费孝通阐述心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们面对世界多元文化时的心态。此外，费孝通还通过重温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的学说，进一步提出了对构建人类跨文化共识体系的思考。在这一过程中，费孝通再次体现出他由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思考，拓展至对世界多元文化共存之前提和文化间交流重要性的深切关怀。
心态研究的提出，一方面是费孝通学术反思的结果，他坦言自己以前的研究一直没有进入这个层次；另一方面来自社会现实的变动，费孝通看到，全球局势的变化已使人们认识到生态秩序的日益紧张，但是少有人发觉到更加急迫的心态问题，全球范围内跨文化传播活动越发繁盛，人类不仅需要一个物质联系上的新格局，而且还需要建立心态秩序。费孝通所说的“心态”是泛指人的心理、情感、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等方面，它代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况。从学理渊源来看，费孝通提出“心态秩序”主要是受到史禄国的“psychol-mental complex”和潘光旦的“两个世界”（人与物世界、人与人世界）观点的影响。从社会学观点出发，费孝通认为社会有三层秩序，第一层是经济的秩序，第二层是政治上的共同契约，第三层是大众认同的意识，即道义的秩序，道义的秩序是要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人同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道义的秩序实际上也是心态秩序的另一种说法，费孝通提出心态秩序一方面意在探究文化观念的差异性背后的共同性和人类心智的相通性，另一方面找寻文化间理解、互惠和共生的逻辑。建构心态秩序的目标就是要让人类能达到美美与共、人心相通的局面，因此如果不进入“心”的领域，就难以理解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是如何思考、如何行动的，也就无法为跨文化交流找到一条可行的途径。
费孝通在晚年曾用时两年写作了近十万字的《补课札记——重温派克社会学》，他之所以在帕克这里投入了大量精力，不仅是因为帕克是对他有重要影响的老师，更在于帕克提出的共生（symbiosis）与共识（consensus）的问题，与他对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问题的思考颇为契合。在帕克所处的时代，多元种族的接触、冲突和融合是美国的社会问题，帕克认为美国社会中存在共生体系而缺乏共识体系，因此不同族裔之间无法取得理解和一致行动。全球化时代，美国曾面临的此类问题成为各国都会面临且需审慎对待的文化问题，如何建立与全球共生体系相适配的跨文化共识体系，成为费孝通继承帕克的思考、结合时代新境况而提出的新问题。
在帕克看来，生物层形成的共生体系是人类社会和动植物界都存在的，其中既有竞争关系又相互依赖；道德层形成的共识体系才是人类特有的，是“人性”在文化和历史中的积淀。费孝通虽然在学生时代就已接触了帕克的理论，但他在早期未能领会到其中的意义，直到开始思考心态问题后，才认识到帕克所说的人类集体生活的两个层次，即“利害关系”和“道义关系”。前者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在维持生存方面的相互适应、相互竞争、共同合作的关系，后者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在维持秩序方面“痛痒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二者的区别就是共生与共识的区别。在费孝通看来，当今世界正处于帕克所描述的半完成状态，即已形成了全球的共生体系但还缺一个相配套的共识或道德体系。
如何再造一个与全球共生体系相配的共识体系，是费孝通晚年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他看到西方的社会团结模式有其内在缺陷，无法为再造共识提供恰当的方案，转而反求诸己，尝试构建一种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理念和历史经验的跨文化共识体系。在费孝通看来，人类的多元文化若要不断发展，势必要形成一种跨文化共识体系，因此首先要从各美其美上升到美人之美，接受多元文化的并存，进而通过加强各文化群体间的接触、交往，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甄别出一系列能为不同文化所接受的共同价值标准，实现美美与共。不过费孝通并没有对构建跨文化共识体系提出更具体的想法，而是停留在了对未来愿景的描绘上，但这种描绘本身就彰显了对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的批判力，这也正契合费孝通在晚年作为“先知”型学者的角色。
（四）何以跨越文化圈：文化自觉与人之面向
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内在地具备跨文化比较的意义，以及对自身文化和他者文化的多重反思，意在理解不同文化之间复杂纠缠的关系。在他对文化自觉和“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论述中，对人本身的关怀也较为突出。文化自觉以及对跨文化传播中人本身的重视，是费孝通得以在文化圈之间“跨越”的观念基础。
在费孝通看来，他上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被困在了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不同的是，费孝通并非从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国学的根底并不深厚，在中西文化接触中并没有感到严重的矛盾和冲突，因此能够从更开放的立场来看待中西文化之别。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虽然是从本土立场出发的，但其目标在于通过中西文化的相互体认与参照，探寻世界文化的共同前途，因而本质上提倡的是一种跨文化的自觉、可交流的双向自觉。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要跳出单一的文化主体性，不执着于单向度的自我层面上的自觉，而是深化对文化的主体间自觉，即文化互觉。文化互觉也并非最终目的，而是超越文化区隔、解决文化冲突、实现文化互惠的手段。现代世界体系的出现将各个地方社会联系起来，文化间的相遇、碰撞、误解和冲突越发普遍，文化自觉即是对这一情况的回应，其指向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结合，并将本土文化的价值置于全球视野之中，在跨文化传播中创造新文化。
费孝通在晚年的学术反思中认识到自己以往的研究存在“只见社会不见人”的偏颇，因此转而观照人在文化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性，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人与人如何相处的问题。在费孝通看来，文化隔阂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类的共同生存，由各种文化塑造出来的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彼此无法分离的寰宇之上，人们带着从思想到行为上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进入共同生活，怎样和平共处已经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出发，费孝通认识到解决世界文化秩序的问题需要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费孝通一方面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觉，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对人本身的关注，并以此观照全球化时代普遍处于跨文化交往情境或背景中的个体；另一方面他希望每个个体都能够具有一种跨文化的自觉，既懂得自己所处的文化——“跨文化交流的基础，就是得从认识自己开始”，同时也能理解其他文化。费孝通提醒道，虽然人们往往把世界上不同文化之间相处的问题，看作是国与国在政治、经济、综合国力等方面较量，但文化本质上是关于人的事情，要搞清楚文化的问题还要从人入手，在处理跨文化交流这样更复杂、更微妙的人文活动时，要最大限度地注意到人文关怀和人的主体感受，这是一项以人为中心的系统工程。文化自觉最终需要落实到人的自觉，跨文化传播需要为人自身留出位置。
跨文化传播关乎人的文化生存，其要思考的是在富有差异性的多元文化及其交往中如何保持每一文化和个体的尊严与价值，从而实现跨文化传播为人的目的。费孝通曾有过对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直接论述，处于其论述中心的便是人为何以及如何跨文化交流。他认为，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做人做事的方法，不同文化的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要合作共事就要进行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不断交流接触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费孝通在此强调的是行为层面的交流意涵，即通过跨文化传播实现人们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合作。之后，他还把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概括为一种从人的思想和意识方面积极地进行和平共处的教育，即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建立起一套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了21世纪人类共同生存的根本规则，涵盖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基本意念，这些基本意念是每个人可以从小养成的。费孝通之所以强调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意识的教育意义，是因为他认为身处不同文化的人进行交流对话需要有共同的心理准备，人们必须平等宽容相待，运用人的理智来化解冲突，培养跨文化传播意识就是为了培养面对不同文化时的理性态度，他既强调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理解彼此文化的现实行动，也将其看作一种观念性存在。
03费孝通跨文化传播思想的学术启迪与现实意义
跨文化传播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发展历程不是线性的历史，而是多学科相互融合和对立的竞争历史。霍尔虽然是国内外学界都认可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奠基者，然而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他的奠基者地位并非在该领域形成之初就得到确立，他甚至无意开创一个新的领域，其奠基地位更多是后续研究者所建构起来的。霍尔所代表的仅是脱胎于美国的、以文化人类学为主要理论根源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此之外还有源自其他国家和理论传统的研究路径，例如跨文化传播研究在德国的主要来源是文学、语言学和心理学，在法国则主要来自修辞学和符号学。
针对跨文化传播学术史以霍尔为中心的状况，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将intercultural与communication并置，但不意味着他确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并且在外事服务所中不仅有霍尔这样的人类学家，其中的语言学家在早期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霍尔在外事服务所的这段时期牵涉了包括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内的多方主体互动过程，折射了当时美国人文社会领域科学转向的思潮和学科之争，也影响了霍尔此后的学术选择。跨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曾经组织一期专题，探讨了为形成和整合跨文化传播学做出重要贡献的12位学者，这些学者同样是该领域的早期影响者。顾力行（Steve J. Kulich）等人在跨学科视野下回顾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包括20世纪之前的关于文化和社会关系的欧洲思想以及霍尔之前的美国学者的思考。曾任IAMCR主席的哈米德·莫拉纳（Hamid Mowlana）甚至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先驱追溯到了古代阿拉伯的学者艾布·赖伊罕·比鲁尼（Abu Rayhan Biruni）和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这些研究对霍尔的奠基者身份进行了反思，表明霍尔其实只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众多开创者之一，为我们重新思考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多重历史和多元思想提供了参考。
尽管费孝通和霍尔一代的美国人类学家都是从人类学研究中生发跨文化传播思想，但费孝通体现出与霍尔所代表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所不同的特点，这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其一，后者以国家的对外扩张战略为现实背景，意在将自身文化强势输出到另一方，探究跨文化传播之“术”，费孝通则从中国和全球的现状出发，力图从中国的历史与传统中发展出跨文化传播之“道”，构建的是和而不同的跨文化传播境界，赋予其具有德性的、和谐的内核；其二，后者将跨文化传播止步于对文化行为和意义的认识和被认识，隐含着将文化视作静态稳固实体的预设，费孝通则注意到了文化之“跨”对于双方文化的形塑性，意识到了跨文化传播不仅可以增进对对方文化的理解，更是对自身文化的动态更新具有重要意义，强调的是文化间交流对于文化自身的生成性；其三，后者对文化的认识是去历史化的，忽视了文化与传播的历史变迁性，费孝通则认为不了解历史就无法理解文化，他重视文化的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一刻”，其跨文化传播思想的各个部分无不贯穿着“历史”的影子；其四，在后者的理念中，人是跨文化传播的手段，跨文化传播之于个体生活的意义不被重视，而在费孝通来看，跨文化传播是使人“安所遂生”的手段，人本身才是目的。
为了使跨文化传播进一步发展，研究者有必要创造新的思维模式和理解模式，打破典范知识（exemplary knowledge）的优越性，而费孝通的跨文化传播思想正可以为我们带来新的见解。一方面，他围绕“中间圈”形成的思想对忽视国家内部的跨文化传播这一问题构成了质询。如郭建斌所言，从统计的角度来说，讨论国家内部的跨文化传播的文献在整个研究领域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一问题似乎不存在也不需要讨论。然而费孝通对中间圈的研究揭示了中国内部跨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交融是显著存在的，这种交流交融既处于“核心圈”的汉民族文化与处于“中间圈”的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也处于各少数民族之间。中国内部的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性、差异性，通过跨民族文化传播，作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得以形成和发展，这不但为我们讨论国家内部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依据，而且使我们认识到这一问题并非无关紧要。如果说国家间的跨文化传播重点在于理解他者，那么对于国家内部的跨文化传播，关键则在于审视自我，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跳出既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话语，来更好地彰显中国内部跨民族文化传播的经验以及提炼相关理论表达。另一方面，费孝通思想中的“文化三圈”图景呈现出的是文化间关系的多层次性。西方知识体系下的跨文化传播学暗含着对文化主体进行“中心—边缘”的区分，西方文化居于优越的中心位置，其他地区的文化则处于边缘。在费孝通眼里，文化间是层层嵌套、相互交织的状态，不同文化平等地共在于世界之中。虽然他将自己所身处的中华文化作为立足点和根本关切，但这并非把中国当作中心，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的位置，各个文化都有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位置和视角，都可以由此出发来推己及人地认识他者并反观自身，彼此贯通起来，进而增进文化间的理解与合作。
此外，费孝通的跨文化传播思想还可以对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方向带来一些启发。首先，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以检讨源自人类学的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根本意图为起点，而非继续重复其研究路径。有研究者指出，霍尔的奠基者地位长期主导着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乃至于成为学术想象力的枷锁，因此要真正实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创新，必须以批判霍尔的奠基者神话为基点。与其说是批判霍尔，不如说是以霍尔为镜，回溯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史，以史为鉴，以免不加甄别地陷入其局限。其次，中国跨文化传播学需要表现出源于自身文化传统的经验和智慧。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基础、研究目标乃至认识论大都基于西方知识系统，中国的文化经验和学术传统则往往被遮蔽，这不仅难以为中国日益复杂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提供指导，也缺乏与西方理论进行对话的动机和能力。我们并不缺少传播学的知识，缺少的是与中国传播问题相匹配的智慧。中国跨文化传播学需要接续本土思想资源、拓宽历史视野，与中国文化传统建立有机的内在联系，这就需要开掘本土传播思想史中的基源问题，寻求在当代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元素。最后，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需要面向世界。中国跨文化传播学要扩大自身的学术影响力，需把视野放置于整个世界，将世界文化的故事以中国视角进行表达，这种视角的转换意味着要使自身由研究对象向研究主体转变，从模仿者和跟随者转变成主动的言说者，建立以自身文化视野来表述世界的能力。
费孝通的跨文化传播思想对中国跨文化传播实践的导向更新也不乏价值。其一，费孝通晚年的一个思想转向就是不仅关注社会，更关注人之存在，具体到跨文化传播思想中，即强调个体的跨文化自觉与跨文化传播对人之生存的意义。跨文化传播实践除了以国家战略为导向，还需以促进人心相通、凸显跨文化交往之于个体的意义为策略追求，避免在跨文化传播中“只见文化不见人”。其二，我们要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在继承和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讲好中国故事，并且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充分把握同样作为主体的对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需求，了解其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最大程度减少文化折扣，进而实现文化间的有效对话与理解。其三，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可以兼顾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方面，中国有着丰富多彩、各具特色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它们共同汇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也值得通过对外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展现给世界；另一方面，我们要从独白走向对话，从文化共性中理解、在文化差异中互鉴，寻求各文化主体之间的价值共识与合作之道。
04结语
如果从以霍尔为起点的中国跨文化传播学术史的视野来看待费孝通，他显然是一个不在场者或是被归入“史前史”序列的学者，但与此相反相成的是，费孝通恰恰因为其本土身份而显露出与其他作为舶来品的跨文化传播思想所不同的特质：一方面，费孝通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具有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民族性传统，这意味着聚焦“中国问题”是无需说明的学术追求，因而更容易发现自身文化中独有的经验；另一方面，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和连绵的生命力为本土学者提供了深厚的知识资源和求知动力，费孝通承袭了传统知识分子用思想来启迪民众、改造社会的传统，而他所要关怀的对象不仅是中国文化和人民，还包括世界以及整个人类文化。费孝通跨文化传播思想作为个案所显露出来的特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地方与全球、模仿与自主等诸多张力时集体性的文化关切，不同学者对这一关切的不同回应与表现，也构成了现代中国思想史的一环，以此为切入点，我们或许能探查到开启更丰富的跨文化传播本土思想的可能。
作者简介：韩志瑞，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4级博士生；李梦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5级博士生（上海 200433）。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儒家文化视域下跨文化传播学的本土化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4BXW026）阶段性成果。
原文刊载于《新闻春秋》202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