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薪火的代际传承，往往在跨越时空疆域与文化藩篱的学术际遇中，焕发出独特的价值。20世纪30年代，白俄流亡学者史禄国与中国青年学者费孝通在北平的学术邂逅，正是这样一段交织着偶然性与必然性、融汇东西方学术范式、串联起师承授受与理论创新的学术因缘。
本文通过梳理二人由多重历史机缘缔结师徒之谊，到史禄国以系统化的人类学训练为费孝通筑牢学术根基，再到二人于动荡时局中，分别以“自由鸟”的学术开拓精神与“蜗牛”的治学坚守定力践行并传承学术理想的完整脉络，力图揭示这段鲜为学界充分认知、却对中国人类学发展影响深远的跨国学脉传承。这一关系不仅具象化了史禄国“实践导向、危机预设”的教育智慧与费孝通“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的学术升华路径，更映射出中国人类学与社会学在理论引进、方法吸收及学科本土化进程中的关键演进脉络。通过对二人学术互动、训练范式、精神契合及后世影响的深入考察，本文亦希望发掘学术传承中，超越具体知识传授、关乎治学态度、研究伦理与精神境界的“隐性脉络”，为当代学术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建构与学科体系建设，提供兼具历史深度与现实关照的学理思考。
跨越代际与国界的师承因缘
分属不同国家的两代人类学学者，出身白俄贵族的史禄国（S.M.Shirokogoroff,1887-1939）与成长于中国本土的费孝通（1910-2005），人生轨迹本无必然交集。二人不仅国籍相异，更存在23岁的年龄跨度，分属近代人类学领域的两个代际学术群体。
史禄国于1909年自法国学成归国，俄国十月革命后因被冠以“反动学术权威”之名而被迫流亡来华，1922年定居上海，1926年起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9月入职清华大学，并承担人类学教学工作；费孝通出生于1910年，早年入读东吴大学医学预科，1930年因学术志向转变，转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求学。彼时，1929年自美国学成归国、执教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文藻，正积极践行“社会学中国化”理念，他不仅延请美国芝加哥大学学者派克（Robert E.Parker,1864—1944）赴华讲学，系统传授社会学实地调查与社区研究方法，更对主动接纳派克社区研究理论的费孝通，予以重点栽培与学术扶持。
史禄国与费孝通最终能在北平相遇并缔结师徒之谊，实则是多重历史因素交织而成的偶然性结果。史禄国因政治变局辗转来华并入职清华，费孝通因学术志趣转变进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求学，二人在地理空间上汇聚于北平，本是时代浪潮下的偶然安排，而吴文藻的学术引荐，则成为二者建立师承关系的关键中介。彼时，吴文藻虽已规划将费孝通送往英国，师从功能学派人类学大家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1884—1942）深造，但考虑到其人类学理论基础尚需夯实，加之燕京大学本科生不具备申请出国留学奖学金的资格，而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可获得赴欧美公费留学的机会，遂将时任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唯一人类学教授史禄国，视为费孝通的理想学术导师。
1933年夏，即将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费孝通，在吴文藻的陪同下登门拜谒史禄国，恳请其接纳自己为清华大学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这场会面（准确说是口试），让史禄国开始认识到费孝通的学术潜力，他随即与系主任陈达(1892—1975)共同向清华校方争取到当年的研究生招生名额，促成费孝通顺利进入清华大学师从自己研习人类学。值得注意的是，1933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仅招收了费孝通一名研究生，这一事实更凸显出这段跨国界师徒渊源的独特性。
会面之后，史禄国便为费孝通量身定制了一套完整的欧美范式人类学培养方案，无论是课程体系的整体排布，还是学术实践的具体设计，均彰显出其对费孝通学术培养的系统规划与深层考量。这套培养体系周期约为6年，依循循序渐进的学术训练逻辑分三阶段推进：第一阶段（2年）以体质人类学为核心研习方向，第二阶段（2年）主攻语言学，第三阶段（2年）深耕文化人类学并辅以考古学交叉训练，整体时长与当下的硕博士生贯通培养周期大致相当。遗憾的是，因费孝通 1935 年赴欧洲深造，仅完成了第一阶段2年的体质人类学系统学习，后续阶段的训练未能按原计划落地（后在英国追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了文化人类学）。费孝通晚年对未能完成语言学阶段训练便出国深造之事深表遗憾，将其视为自身学术生涯中的重要缺失，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这套培养体系的完整性与学术价值。
在学术培养方法论层面，史禄国形成了兼具实践导向与个性化指导的鲜明范式，核心特征可归结为两点：
其一，秉持“从实践中习得”的教育理念。史禄国摒弃理论知识的直接灌输模式，在体质人类学课程教学中，从未对费孝通进行过系统性的理论讲授，而是向其提供个人学术著作及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文献供自主研读，同时辅以测量工具的实操指导，为其设定明确的学术学习目标、创设多元学术条件，鼓励其独立开展学术问题探索，仅在费孝通的研究出现明显学术偏差时予以针对性纠偏。
其二，推行“一对一”的实操带教模式。史禄国通过手把手示范的方式，向费孝通传授体质人类学测量技术，夯实其田野调查的技术根基。与此同时，他依托自身丰富的田野工作经验，提前为费孝通准备应对野外突发状况的防护装备，以此强化其风险防范的学术素养。例如，在费孝通前往广西大瑶山开展民族田野调查前，史禄国不仅为费孝通的考察购置了成像精度优异、设备影像成果后续留存于《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相关研究中的德国胶版相机，还为其配备了坚固的长筒防护皮靴。这双皮靴在费孝通大瑶山调研坠入捕兽陷阱的危急时刻，发挥了关键性防护作用，使其免遭重度创伤乃至终生残疾的折磨。史禄国的前瞻性筹备，既为费孝通的田野调查构筑了坚实的安全防线，也为其后续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践支撑。
总体观之，这一培养模式的核心特质在于，以学术目标为导向驱动系统化训练，通过基础研究技能的打磨与野外风险预判能力的培育，塑造研究主体的独立学术探索能力。其独创的“定目标、创条件”与“一对一”“手把手”实操的培养范式，不仅对当代人类学教育体系构建及田野调查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更为费孝通日后成为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的奠基性学者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使其终身受惠。
为学筑基的严苛训练与精神底色
史禄国对费孝通的人类学训练，秉持极为严苛的学术标准。他专门为费孝通向清华大学生物学系申请了一间专属实验室，实验室配备两把钥匙，师徒二人各执其一。史禄国要求费孝通独立在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而自身则可凭借钥匙随时进入实验室督查学习进展。彼时史禄国正全力投入《通古斯人的心智丛》巨著的编撰与刊印工作，每日多数时间均于私人书斋潜心伏案，师徒二人在工作室的碰面机会实则甚少。不过，史禄国夫妇素有每日傍晚绕清华园散步的习惯，每当行至生物馆附近，他便会持钥匙进入费孝通的工作室；而此时的费孝通常已返回学生宿舍休息，史禄国便会独自查阅其置于案头的统计数据底稿，一旦发现数据纰漏或分析谬误，便会留下“重做”的批语。费孝通每每见到此类字条，便意味着此前的研究劳作需悉数返工，足见史禄国对学生训练过程的严苛要求与严谨的学术立场。
严苛的学术训练，最终孕育出了卓越的学术成果。清华大学档案馆留存的学籍档案显示，费孝通在学第一、二年修读史禄国开设的“初民社会”“体质人类学”“人类学”三门课程，成绩均达到“超”级；1935年5月9日，费孝通参加硕士毕业考试，其“人类学”科目考试成绩为“上+”，足见其学术素养的扎实程度。
在费孝通的学术筑基阶段，史禄国所秉持的“危机管理思维”，对其产生了贯穿终身的学术影响，这一影响集中体现在体质人类学测量训练的工具选择与能力培养上。在清华大学生物学系实验室的实操训练中，史禄国明确要求费孝通仅以算盘、皮尺两类简易工具开展人体测量与数据统计工作，刻意规避对彼时已存在的、可提升研究效率的精密仪器的依赖。面对费孝通“为何不引入先进省时计算工具”的学术困惑，史禄国则以“你得准备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还能继续你的研究工作”予以回应。这句简短的表述，既阐明了训练的核心目标，也成为深植于费孝通学术认知中、贯穿其学术生涯的治学箴言。
事实上，史禄国对研究工具使用的严格限定，并非简单的研究方法选择，而是其基于自身长期跨区域田野调查经验所凝练的教学智慧。通过剥离费孝通对先进工具的依赖，倒逼学生夯实基础测量技能与数据处理能力，进而锤炼其在仪器匮乏、环境恶劣等极端调研场景下，持续开展学术研究的能力，这一训练设计，也与上述史禄国“实践导向”的培养理念形成了高度契合的逻辑闭环。
“在最艰难的条件下仍能继续研究”，此语虽简，践行起来却殊为不易。在史禄国的学术生涯中，曾以6年时间扎根中国东北及远东的田野，在极寒气候与偏远无人区的恶劣自然条件下持续开展田野调查；即便遭遇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而被迫离境、在华多所高校任职期间屡遭解聘的职业动荡，以及社会层面的误解与非议，他仍以“人不知而不愠”的精神境界坚守治学初心。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费孝通的学术历程：他曾对1957至1977年间20年的学术生涯断层进行深刻反思，相较于导师史禄国“始终不渝”的学术定力，自身在政治运动冲击下荒废了整整20年的学术光阴，由此愈发钦佩恩师在学术坚守上的境界与选择。
1977年，67岁的费孝通迎来了个人学术生涯的“第二次生命”。他以饱满的学术热忱主持中国社会学学科的重建工作，重启中断已久的田野实地调查，系统追踪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并基于扎实的调研成果撰写了一系列田野调查报告；与此同时，他积极倡行“文化自觉”理念，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学科发展指明理论方向。费孝通此阶段的学术坚守与实践探索，实则与恩师史禄国“在极端条件下仍坚持学术研究”的治学理念存在深层精神关联，史禄国当年于困境中淬炼的学术定力，已内化为费孝通重启新学术征程的精神养分，成为其推动学科复兴与深耕田野研究的重要思想动力。
“自由鸟”与“蜗牛”的意象传承与超越
“自由鸟”与“蜗牛”的喻称，均出自史禄国本人之口。前者是史禄国致函友人、俄国汉学家阿理克（V. M.Aleksyev, 1881-1951）时，用以形容其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时的心境，言其彼时如“自由的鸟儿”般享有学术创作的愉悦；后者则是其来华前对自身处理复杂人际关系基本策略的自述，即选择缩回“蜗牛的壳”以规避人际纷扰。
这两个喻称，精准概括了史禄国在华学术生涯的复杂面向：在学术研究层面，他始终坚持不懈地追求自由的学术创作，不断拓展人类学研究的理论新境界，最终成就了如自由鸟般的思想翱翔；而在动荡时局之中，或遭遇学界的误解乃至不公待遇时，则秉持“蜗牛”般的学术定力，主动选择韬光养晦，以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潜心治学。这种看似对立的双重人生态度，实则映射出史禄国的性格特质，更是其在华学术生涯与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正如王铭铭教授所言：“承载自由鸟与蜗牛的‘双重身份’，是认真的人类学家的本分和宿命。”这一论断不仅是对人类学家学术品格的高度褒扬，更精准道破了史禄国在华期间的精神底色：即便身处动荡不安的时代环境，面对研究资料匮乏、生活境遇困顿等多重阻碍，他始终以学术为毕生志业，以坚韧的学术姿态守护人类学研究的纯粹性与学科尊严，将这份“本分与宿命”诠释得淋漓尽致。
1977年之后，费孝通的学术实践与精神内核，始终与史禄国的治学理念深度勾连，而“自由鸟”与“蜗牛”的意象，恰是这一学术传承关系的生动注脚。这两组意象不仅映照出史禄国的精神世界，更精准隐喻了费孝通及所有潜心治学的研究者所必备的双重学术品质：“自由鸟”象征着突破学术牢笼的拓新信念与俯瞰全局的学术视野。史禄国以跨区域田野调查构建系统性人类学理论体系，费孝通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美美与共”的宏大学术构想，皆展现出突破地域与学科边界的整体学术观；“蜗牛”则代表着脚踏实地的治学坚韧。史禄国扎根远东极寒之地深耕十载开展田野调查与研究，费孝通重启田野调查后持续追踪农村发展进程、撰写系列研究报告，均以步步为营的实证精神践行了这一学术品质。
值得注意的是，史禄国在清华大学与辅仁大学任教期间的“蜗居”式生活，绝非消极意义上的退缩，而是以社交层面的“收缩”换取学术创造力的“保全”。这种看似内敛的生存策略，却能将政治动荡与社会喧嚣隔绝于书斋之外，使其得以全身心投入《通古斯人的心智丛》等学术论著的创作，本质上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学术坚守。这一治学选择对当下研究者具有重要启示：在信息爆炸与学术评价功利化的时代语境下，唯有主动构建内心的精神净土，以“蜗牛”般的专注屏蔽外界干扰，方能维系学术思考的深度与纯粹性。
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与“美美与共”理念，实则与史禄国的跨文明理解及“他者智慧”思想具有内在学理契合性。史禄国作为外籍学者，始终以尊重与包容的学术态度开展中国各民族、各区域文化的研究，其跨越族群与国界的学术视野，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费孝通的学术认知；而费孝通所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理念，正是对这一跨文明共情理念的继承与升华，将史禄国的个体学术追求，拓展为推动民族文化发展与文明对话的宏大学术实践，完成了学术精神的代际传承与价值超越。
穿越时空的学术启示
自2008年首次接触史禄国的学术遗产至今，笔者的相关研究已历经十七载。尤其是2013年接触到史禄国留存的核心研究资料后，我的研究重心正式转向其在华时期的学术实践与社会活动。在这段学术探索历程中，我内心时常激荡着复杂的学术情愫：既因偶然发现新史料而彻夜难寐，也为史禄国在华遭遇的不公待遇与坎坷人生而陷入沉思，更被其与费孝通之间纯粹的师徒情谊深深触动。
史料发掘过程中的两则关键经历，构成了支撑本研究推进的重要节点。其一为2013年的台湾访学发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的傅斯年档案中，偶然检索到一批尚未被学界系统利用的史禄国档案。这批泛黄文献以英文、法文打印而成，内容涵盖史禄国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整体规划、专题调查报告，以及其与傅斯年、蔡元培等学界同仁的私人通信。这批一手文献为重构史禄国在华学术轨迹提供了核心实证，成为“打捞”其被遮蔽学术贡献的关键线索。
其二是2021年前后的史料突破。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赵旭东教授《否定的逻辑：反思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一书中，发现一段史禄国致葛学溥的书信引文后，生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的学术感慨。随即我与赵旭东教授建立学术联系，并在其协助下获取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该信原件。这份我曾判定已佚失的文献，对于重估葛学溥华南乡村研究相关篇章的学术价值、厘清史禄国与葛学溥的学术关联均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可能修正中国人类学与社会学早期乡村社会研究的学术史叙事。值得一提的是，新史料的每一次出现，都让笔者深切体会到学术探索的价值与乐趣，很大程度上成为消解研究过程中可能伴随的孤独与枯燥的良药，而这种意外的学术收获，正是这一研究主题赋予我的独特学术馈赠。
相较于史料发现的学术惊喜，史禄国与费孝通跨越时空的师徒情谊，更具持久的精神感召力。据费孝通自述，1935 年夏与史禄国分别后，二人便再未谋面或通信，但文献资料揭示了史禄国对其学术成长的持续关注：史禄国通过欧洲及国内出版的英文论著，持续追踪费孝通的学术动态，甚至在1939年《江村经济》英文版甫一出版便获取原著，并在辅仁大学主办的《华裔学志》上发表专题书评，对该书的学术成就给予了可与马林诺夫斯基评价相媲美的高度认可。
尤为可贵的是，史禄国同期亦撰写了针对《江村经济》的批评性文字，却并未急于公开发表。这一批评并非指向费孝通个人的学术能力，而是对人类学功能学派（包括马林诺夫斯基、派克等学者）所倡行的社区民族志研究范式提出的学理商榷。这种“藏而不发”的学术选择，背后蕴含着对学生学术成长的护持与提携。若干年后，费孝通在接触到史禄国的批评文章后，明确指出史老师“不满意”的学术评判，较马林诺夫斯基的高度肯定“更厉害”，彰显出一名学者开阔的学术胸怀。
学术传承的双向性，在二人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费孝通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时，最初将其视为个人学术创见；但在深入研读史禄国的学术著作后，他坦然追溯该理论的思想渊源，并在晚年多次公开提及自身学术观点深受恩师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费孝通晚年发表《人不知而不愠：缅怀史禄国老师》《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体质人类学》两篇回忆文章，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史禄国的生平、学术及其对自身的学术影响。这两篇忆文在中外学界影响深远，让史禄国去世后沉寂近六十年的学术遗产重回学界视野，成为当下国际学界史禄国研究的核心文献与学术起点。
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师徒情谊，已然超越时空阻隔与生命界限，或可称之为“没有尾声的结束”，至今仍在学界广为流传。史禄国“默守关注、护持成长”的师者风范，与费孝通“正视批评、追溯渊源”的学者品格，共同构成了学术传承中最为珍贵的精神内核，为当代师生关系建构与学术薪火传递提供了深刻学理启示，值得学界永久珍视与传承。
在信息碎片化、学术评价功利化的当下，重提这种“慢火细炖”的师徒传承模式，其特殊学术意义在于实现“反速成”的学术精神纠偏。史禄国曾以6年时间扎根俄罗斯远东与中国东北极寒之地开展田野调查，其后学术足迹遍及中国华北、华东、东南、华南、西南等区域；费孝通则以数十年光阴持续追踪江村社会变迁，这种“蜗牛式”的学术坚守，恰是对当下“短平快”研究倾向的有力警醒。而师徒间“一对一”“手把手”的教育理念传递与实践技能打磨，更弥补了现代规模化教育中个性化学术指引的缺失。其疗愈的不仅是学术研究的浮躁风气，更是教育领域重结果轻过程的功利化病灶，让“扎实筑基”重新成为治学的核心准则。
书写这段师徒情谊的过程，我恰似一名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倾听者”：从史禄国为费孝通精心购置的坚实长筒靴，到费孝通晚年回忆“重做”字条时的释然，将这些散落的学术细节串联起来的，是两代学者“以学术为生命”的精神共鸣。而这段研究经历，也使我深刻认知到，学术传承从来不是理论与方法的简单复刻，而是如史禄国影响费孝通那般，将“坚守与纯粹”的学术基因，以个性化的方式予以传递，这正是这段跨越近百年的师徒学术故事，留给学界最珍贵的学术馈赠。
《自由鸟与蜗牛:史禄国在华的两重生命》，王传著，上海三联书店2025年11月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