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的4年，我是很用功读书的，好好地学习了4年。

一年级时，我曾努力学习了一阵子外语——英语。我学英语是相当早的，在费县平邑集小学五年级时已开始学。菏泽六中毕业时，我的英语已学得不错，短篇散文像《最后一课》(Last lesson)我能背诵十多篇，《天方夜谭》我能背诵四五十页。入北大后，我仍喜欢英语。我选了潘家恂先生的英语课。我记得他给我们讲过Carland Anna,Five Tales,Mary Mary等。我读了不少名家英文小说。我最喜爱Five Tales中的Apple Tree,也是能上口背诵的。背诵，是我们那时候老师们强调的一种学习方法。到现在我也仍然觉得是一种好的学习方法。但遗憾的是我的英语始终没有学好。三起三落。学了，忘了；又学，又忘了。老在原水平上起落，没有巩固，没有提高。我是怨天尤人的。我觉得我没有学语言的天份，在学习语言上是个蠢材!

大约二年级开始读《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每天钻进图书馆里看书。那时北大新图书馆还没有建筑，松公府的平房大院用作图书馆。第二进院的北房是古籍阅览室，屋里南北条放着几张长桌。桌子又长又宽，对面可以坐人。当时在这屋里看书的人并不多。我们一个人往往可以霸占半个桌子。借的书多了，三面围起书墙，自己藏在书堆里看书，像个小小世外桃源。我们借书，多不去查目录、写借条。有一位管取书的老头，你要借什么书就问他要，他用手指敲敲脑袋，略一寻思，就说：“有，有。”然后就去书库，不一会就把书给你取来。我们给他取个雅号，叫作“取书手”。高高个，瘦瘦的，非常和气。我一直对他很怀念。大约现在已不在人世了，愿他安息。

三年级开始写文章。我写的第1篇文章是《北宋的差役与雇役》,刊登在北京《华北日报》1933年11月22日和12月6日《史学周刊》上。周刊的主编人杨中一(效曾)是北大史学系同学，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他帮顾颉刚师编《文史杂志》。后来因为和顾师意见不和，辞职去陕西蔡家坡，依傅安华(靖吾)兄在一纺纱厂工作，蔡兄是那个厂的经理，中一后来害肺病死在蔡家坡，丧事全由靖吾办理。靖吾兄也是北大史学系同学，低我两年，也常在《食货》上写文章。后来弃学从商，作了纱厂经理。抗战胜利后，他随纱厂复员到天津。1950年我从美国回国，他和夫人带着儿女来北京看过我。那些年生活都不轻松，未再有来往。后来听说他因病去世了。他女儿傅梅，北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南开大学工作。靖吾兄也算有后。九泉下有知，可以欣慰了。

我为什么搞了一阵子宋史，现在已回忆不起来。回忆起的是对北宋的役法和王安石变法很有兴趣，大约因此就读起宋史来。但我《宋史》读得不多，写《北宋的差役和雇役》大约主要是用的《文献通考》的材料。那时年轻，胆子大，一知半解就敢写文章。

我的兴趣不久便转移到汉魏晋南北朝。我写的第2篇文章是《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刊登在1934年9月《中国经济》月刊第2卷第9期。我学欧洲中世纪史，知道基督教在欧洲很有势力。

我读了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又选修了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社会史”课，他提到南北朝的佛教寺院之盛，也使我很受启发，我便立意要研究这一课题。每天上午或下午，只要没有课，我便去文津街北京图书馆善本室阅读《大藏经》(日本大正新修本)律部和史部有关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书。那时我住在北大东斋，从北大东斋到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都是走来走去。下午回校时，走在北海大桥上一站，南北两海景色一览无余。夕阳斜照，水波荡漾，清风徐来，极为舒畅。60多年了，往事如烟如云，烟消云散!俱往矣!数风流人物，何处寻觅?

我在《中国经济》上写的这篇文章，很得北大教授们的称赞。《中国经济》连着出了两辑中国经济史专号，9月是“上”,10月是“下”。陶希圣在专号的下册就写了题为《读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册以后》的文章说：“最后两篇(我的一篇外还有鞠清远的《唐宋元寺领庄园研究》)中古时期教会财产及权威的叙述，可以算得最有特色的”,“如今中古的教会，系统的研究把它表彰出来了”。

不久，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写信约我写文章。我自然很高兴，写了一篇《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发表在1934年12月1日出版的《食货》创刊号上。

从1933年11月发表《北宋的差役与雇役》始，到1935年6月北大毕业，在这两年里，我发表了以下7篇论文：

1.《北宋的差役与雇役》

2.《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

3.《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

4.《三国时期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食货》第1卷第5期)

5.《质任解》(《食货》第1卷第8期)

6.《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食货》第1卷第11期)

7.《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食货》第3卷第4期)

这7篇论文中，《质任解》曾先发表在《华北日报》的《史学副刊》,《食货》转载来的。《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是我北大毕业论文，完稿于1935年上半年。陶希圣给我的论文分数是88分。

1934至1935年，我是北大三至四年级的学生。20多岁的人，所写文章是很浮轻的。材料掌握得不多，但胆大敢于乱说，自然也有些新见解。

30年代中期，史学界出了不少人。一时能想到的如：季羡林、张岱年、周一良、侯仁之、史念海等，是清华、师大、燕京的；杨向奎、邓广铭、张政烺、王毓铨，去世的胡厚宣、傅乐焕、王崇武；海外的劳干、杨联升、高去寻、全汉升等；政治上走错了路而被大浪淘沙的鞠清远、武仙卿、沈巨尘、曾謇等(以上除杨联升是燕京，鞠清远是师大，其他都是北大的),都是30年代中期出身。

平心客观来论，我只是30年代这一群中一个附时代骥尾的笨人。傻人多福，又经“文化大革命”不死，侥幸活下来的。

来源：《爱国一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