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历史上有过三个“黄金时代”：

一是五四时期，被称为“觉醒时代”，是中国跨入现代史的起点。

二是西南联大时期，北大以“兼容并包”的传统精神维持了三校联合，弦诵不绝，为中华的崛起储备了人才。

三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意气风发的北大人，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口号。

从1979年秋至1982年末，韩天石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这是“天作之合”。

韩是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的东北学子。“一二·九”运动时，他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南下请愿第一团团长。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地抗战不息。

这只歌曲和《青春之歌》曾风靡了我们这一代人。而韩天石他们那批人，就是书里面里面卢嘉川一流的青年俊杰。

毛泽东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历史留下它的光辉，而创造历史的人们却会消失。

1956年，韩天石被“高饶集团”牵连。因高岗在信中提及，视察时发现“鞍山市委书记韩天石是可造之才”云云，韩被处理、降职到昆明机床厂任副厂长。

在人生遭受长期压抑后，东山再起后，韩天石没有为自己的仕途平安考虑，而是直接回到了北大的源头，秉承蔡元培“兼容开放”的治校传统；狂风暴雨之际，他和马石江那一届的北大领导，为下面的青年“扛起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

这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是鲁迅所赞美的“脊梁”的品质。

韩天石在北大任职的一段，刚好与我在北大上学的时间重合。他是校领导，我是中文系一学子，后来又成为引人注目的“竞选者”。

而我与他的关系却更早，更深。

我们两家是邻居，我与他的孩子一起长大，从小我叫他“韩伯伯”。他关心和牵念我，经历过时代风浪，我是他的一个亲密的晚辈。

这层关系，在那个时期的北大，是隐秘的存在。我守口如瓶，就连我那时的男友鹏，也不知情。现在想来，有种“命中注定”的使然。

离开北大后，韩天石到中顾委任职，他去海南视察时，专程看望了我。

最后一次见面，我去北京翠微路大院里看望年迈的他。记得，茶几上一盘翠绿的提子，他说：“这是为你来买的。”当晚，他要我住在他家里。

如今前辈已逝。那一份特殊年代的忠诚与温情，值得追忆。

邻家女孩

昆明医学院在城市西郊。

在院内，韩天石家与我家所住的两楼紧紧相邻。他家是青砖房，我家是红砖房，中间隔一条便道。

我是1978年秋进入北大的。到1979年暑假，我回家，母亲道：“韩天石来说过，要你回来后去他家一趟。”

一进门，他坐在沙发上，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有几个选择。”

原来他的“问题”已经厘清。故人宋平，要他去西北当省委副书记，抓工业。云南省委希望他留下，也说要抓经济。而此时北京高教部原来他们“一二·九运动”的那批人都在教育部，又来召唤他赴京。

他问我：“你的看法呢？”

我说：“当然是到北大去啦！”

那天韩伯伯很高兴。

我直言道：“你在这里受压多年，人人都知道你是‘高饶集团’的。就算到了省级领导层，你没有手下，没有人帮你，也是一个空头的职务，不过房子换大了，钱多点而已。你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没有威望。可是北大不同，北大从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你长期脱离政界也没关系。来什么人，要看他能不能适应北大的气候。你就是北大出身的，搞过学生运动。有这个来历，熟悉教师和学生的心态，你应该去北大。”

他说：“我也想去。但是家里人，她们都不愿意到北方去。”

我说：“你去了，她们不去也得去。慢慢就知道北方的好了。”

他说：“你要帮我说服她们。”

他自然是早有主意的，与我这个熟悉的小辈先作沟通，日后还要“互动”。

当然，他和我都没有想到，后来会有那样”风口浪尖“的关头。

我是他的”邻家女孩”，是一个亲密的晚辈。在那个院里，我们共同经历过一些事。

韩的妻子李健平曾就读于中央大学医学院，蒋介石是这所大学的校长。1936年韩天石接受“地下党”派遣到成都开展工作。是时中央大学从南京迁蜀。李健平由韩介绍入党。

1946年二人到了延安，李就在傅边璋领导的中央医院做医生，后随韩转战到东北。

在韩天石遭到审查后，李健平没有选择“离弃”，也因此影响了她的发展。

昆明医学院于1956年创建，李健平以“教务长”的身份和老红军颜义泉领导创院，我的母亲从云南大学出来，任化学教研组有机组组长。

二十多年，在学院内，韩天石一直是作为一个“有问题”的人沉默着。

每至周末，人们会在一个小侧门那儿遇到他从北郊的机床厂回来。他总是一身黑色衣服，大个头，不抬眼，匆匆而行。但只要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会抬头，用那很亲热的东北口音回应。

我见到他时，会叫一声：“韩伯伯！”对他的自我收敛我有种同情。

那些年，买豆腐要排队，天不亮就出门。

卖菜点在棕树营，队伍用破盆、旧磁缸、还有砖头摆出来一个长蛇阵。我在第五个，用钵头排队，又捡了一截砖头排进来，占有两个位置。因为会有熟人来。大家都这样，加一个塞并不过分。

豆腐运到的时候，人们都进入了行列，我向后看了一下，一个穿黑色棉大衣的大个儿排得很后，我急忙喊道：“韩伯伯，上这儿来，我有一个位子。”

他端着一个小锅上前来，我让他跟在我后面，代替那块砖头的位置。

他高兴地说：“这下能买到了。”

我们依次买到了热腾腾的板豆腐，端着傢什一起回去了。

我们还有过患难时刻。

在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时，4月8日，作为小工人的我，组织了院内的追悼大会。

几乎学院里所有的教职员都默默地来到了我的会场，站得黑压压的一片。我宣布追悼大会开始。

院内的老干部们都来了，因为院长与书记，老红军颜义泉站在那儿。当然，他们是早就通过气的。他们都还在“靠边站”，没有上岗。但为纪念总理，他们跨出了这一步。我们风险共担。

站在队伍最后的是穿黑色棉大衣的韩天石，他是唯一的不在医学院编制内的人员，也可以说是“外单位的人”。对于韩天石，这可是一次风险极高的“选边站”。

学院车队队长陈师傅组织了会场纠察队，严防捣乱。大会由我主持，念《人民日报》的悼词，大家默哀，然后在院内绕场举行小游行。散会的时候，泪水打湿了一片水泥汀地。

随着全国性的镇压，我们家正在吃晚饭时，人保组来把我带走了，拘留在院内。“号子”一直没有来收我。于是将我送到寻甸农场。那里只有一个守场的，是当地人，夜间回村子去。只有我一个女孩，用石头顶门，听狂风在荒野呼啸。

一天，陈师傅来运玉米，他说：“跟我回去，你不能一个人在这里。出了事谁负责？”

回到学院，我又被送到石屏下乡医疗点。因此得到了学习中医的机会。

我结识了一位医生李岷，她相貌出众，为人高傲。李岷独器重我，把她儿子的射击教练介绍给我处对象。我就跟他骑摩托，打野鸭。

改革开放后，我才知道，李岷就是台湾那位名人李敖的妹妹。

就在我“不清不白”之际，高考来临。在1977年高考中，我因“政审”遭受诬陷以高分落榜。

韩天石当时还没有恢复身份，听说了我的事情，他回家对妻子发火：“不让人家上大学，搞的什么名堂？”其实与李阿姨无关。

1978年我再度高考，这时老红军颜义泉升任云南省委组织部长。他亲笔为我给教育厅长李福筠写了一封信，类似于“鉴定”。他在信里称我为“可贵的青年”，“国家宝贵人才”。

这一年，北大招生组赵钰国、王树棣老师亲自赴昆医调查。一位同情我的李处长对他们讲：“为了纪念总理这点事，把一个年轻人逼得无路可走。”

两位老师毅然决定录取我。

入学一年后，“天安门事件”平反，中文系才收到云南寄来我的平反证书。

小韩，脱帽！

安排新来的北大党委书记韩天石与全校学生见面，是在冬季的长跑开幕式上。

寒风中，一伙学校领导，都是棉大衣厚帽子长围巾，登上体育场上的露天主席台，然后宣布“新任领导韩天石同志与大家见面”。

从台下看，根本分不出谁是谁。

台下同学中就有人喊：“小韩，脱帽！”

于是一排领导中，有一个老头脱了毛帽子。

韩天石能听懂北大学生的语言，他知道这是测试，看你有没有“官气”，能不能平等待人，有没有北大式的幽默感。

他立刻就懂了，摘下了帽子，光着头兀立于几个领导人当中。寒风吹乱他的头发。

台下再次响起了学生的喊声：“小韩，戴帽！”“别感冒了！”

他微笑着戴上了帽子。下面一片掌声。初试通过了。

韩天石与北大学生的感情激活了。凭着历史的老本，他来到了新的时代，新的北大校园。

下面还有考验，看看这位早期北大学生和今日学子的感情纽带。

“老头，快去拿钥匙！”

北大学生历来对领导心不在焉，知道来了新领导，不知道长得什么样，见过的也模模糊糊。

新来的书记韩天石要在办公楼礼堂做报告。

那天，有些同学早去了，见礼堂大门锁着。一会，见一个穿大棉衣的老头来了。

同学以为他是管礼堂的工友，就说：“老头，快去拿钥匙来开门！”

那老头转身就去了。一会，有人拿了钥匙来开了门让大家进去。

等到做报告了，一看，那老头正在台上，就是韩天石书记。

“看什么看？出去！”

那时的北大女生很拽，我在楼道里，洗水房，时常听到她们亲热地说着“邦邦”，我还以为是说的是大熊猫。直到有一天，我才听明白，原来她们说的是当朝领袖胡耀邦。

我这个经常被人视为狂妄的人，在她们中间完全是一个小人物。甚至愚昧到连真正狂妄的话也听不懂。

这就是北大人的境界和情感方式：不仰视，以轻松的语气来表示信任。

所以后来在天安门前会出现“小平你好”的床单标幅。

有一天，一个老头摸进北大女生楼来，东瞧西看。

正在瞅着，一个女生问：“找谁？”

他说：“不找谁，看看。”

女生火了：“看什么看？出去！” 老头就乖乖下楼走了。

威风凛凛的女生将老头赶出了女生楼。直到一天，她们坐进办公楼听报告，抬头一看发，那个被赶走的老头正坐在台上。

麻饼、泡在盆里的衣服

那天我们都到办公楼听报告。

忽然舍友莎说：“你看台上的小黑板，有你的名字。”

“张曼菱同学，请立刻到101室去。”

我一惊，立刻离座，去找101室。上楼后，走廊上问了一个人，那人挺奇怪地看看我，指点了一下。

韩天石在101室等我。他说：“你为什么不来看我？”

我没有回答。我心里说，今非昔比，今天不是看见黑板，我也不会来的。

我们都是受过压抑的人，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脾气。但韩天石此刻已经找回了那个遥远的自我。他刚气十足。

还没散会，他带着我去他住的朗润园那套单元房。

屋里空荡荡，只有一张床铺。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个烧饼。墙角的洗脸盆里泡着满满的脏衣服。我就帮他把衣服洗了。

“你看看我过的什么日子？你快写信去，叫她们过来！”

至今，我不明白，韩天石初到北大时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接待，或者说这根本不是接待。

北大有招待所，我后来回校写作，住过多次的“北招”，是原来接待苏联专家的，就在朗润园，里面都是木地板，非常暖和。重要的是床铺、热水、开水都很舒适。北招还有自己的食堂。

北大那些刚调来的老师，就会先安排到北招，等宿舍安顿好了，再搬过去。我就是这样在北招遇到许渊冲夫妇，他们刚从河南调来时，曾住在我隔壁的房间。

为什么作为领导的韩天石，孤身赴任，却安排在冷宫一样的空荡荡的宿舍楼里？

只有一床一桌，床上是简单的铺盖，桌上是纸包着的吃剩的蔴饼。

这里还不如我住的学生宿舍，我们楼下就有开水房，吃饭都在食堂。

住在这片老师宿舍的人们，都是各家自行解决开水与热水的问题。而身为领导的韩天石，单身一人在下班和开会后，又去哪儿吃饭呢？

我默默地洗着那一盆衣服，感觉他的处境真的不易。

后来，他的夫人与儿媳来了，总算有了一个家。

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到朗润园韩天石家吃饭，不去他会派人来叫我。一是他的妻儿媳初来乍到，在北京没有一个熟人，还有他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北大学生的状态。

在韩伯伯家吃饭时，北大有人来了，我会避进他孩子的房间去。他们家的人以为我忽然变得多虑。因为我自幼都是大大咧咧的。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我有一个下意识：韩伯伯来到北大，和我这个从小他“看着长大的”孩子相遇，这只是极小的事；我和他都要为与一个大时代的邂逅作好准备。小邂逅必须服从于大邂逅。

我上了北大，而他也“翻身”了。我们都是被这个新的时代刷新的人。

虽然隔代，但曾经患难，彼此间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同理心。这在那个乾坤翻转的年头，是很重要的。北大的生活如此的不平静，多种力量在这里格斗。我和韩伯伯都面临考验。

他并不在乎，所以，会让办公室在礼堂的黑板上写我的名字。

而我却从来没有在北大的任何地方，提过我与他的这个邻居关系。

我在文学78的班上处于一种困境，是被孤立的。与我要好的女同学京宁写了篇小说《舞会之后》，居然遭到班会批判，并认定我是这篇小说的“后台”，甚至就是我写的。小说描写一个反对跳舞的女生，但又忌妒别人去跳舞，这么简单的情节，也大动干戈。

很可惜，从此京宁再没有写小说了。

这些奇葩事情，我从来没有对韩伯伯讲过。

到毕业之际，《当代》到北大来开我的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研讨会，这个班竟然组织批判我的这篇小说，令当代主编孟伟哉和前来的编辑非常气愤。

我从来没有对韩天石告过任何人的状。我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摆平环境，是一种惭愧。

一直到竞选，当全校人都看到我面临的敌对处境，纷纷起来指责时，我才明白，并不是每个班级都是这样的。

这年春天，建校劳动中，我被一块飞来的砖头砸中脑袋，当场昏迷。送往阜外医院，诊断为“脑震荡”。醒来后，我要求回北大校医院治疗。

韩天石凭着他的敏锐，对我受伤这个事，他直接干预了。校办派出了调查组，到医院里来看我，问我“是不是有人恶意所为？”

我的解释是：“自己劳动中不小心。”

因头伤，我长期卧床，那一学期的课都没法上。到期末也不能参加任何一门考试。

韩天石全家都感觉奇怪。因为砖头很重，有可能致人于死命。

韩天石对我发了脾气：“你仔细想过没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你要求不追究？”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非常虚弱，自己觉得再追究下去，没有什么好处。

假期我回到昆明家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跟父母说了一下，吃中药调理。

经过这样息事宁人的处理，回来后，我调了宿舍，得到一个与班里人隔离的空间，可以静养。我的医药费也得到报销。然而我通过了一系列的补考。

学习生活又进入了正常。李阿姨也认为我这样低调比较好。

“你的头现在还眩晕吗？”韩伯伯关心道。

我说：“我已经不上体育课了。体育免考。因为运动获得过800米冠军。”

从那以后，班里针对我的那股风有所收敛。一直到竞选，才大爆发。

记得，韩伯伯还对我发了两次大火。

一次是我在饭桌上批评别人的小说，他说：“你说人家的作品这样那样，你的作品呢？你怎么不拿出自己的作品来？”

后来，我发表了自己的小说，他悦然了。

临到毕业，系里让我们填表，有一栏是“对象”。我填了鹏，他是社科院研究生。而对方部门却说“我们这里登记的是另外的一个”。

韩伯伯这下是勃然大怒了，他对我吼道：“是不是你的男朋友，你都不知道吗？”

我沉默无语。

他大怒。是自己的孩子受了委屈的那种父辈的愤怒。而我无言。我无法说，这是我对鹏最后的情感交代。

鹏是不是我的男友，我们女生宿舍的人，还有班上与我接近的男生都很清楚。他每周来北大找我，都要呆上一天，已经年余。

竞选后，他提出分手。而当我的小说发表后，他给我写了信，说：“你是大作家了，我则默默无闻。”周末，我们正在宿舍开舞会，他却突然跑来了。

在小说写作过程中他曾经帮助了我，但当我的小说成功时他却受到莫大的刺激。在这种不确定状况里，我决定，自己不去先否定这个关系。以报知音。

但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找了“替补”。真尴尬。

有时我到他们家去得太少，韩伯伯经常表示不满意。他希望我能够多来，陪陪他的家人。她们从昆明初来，很不习惯；同时他也想听听我谈校园的情况。

那年“五一”节，韩伯伯的小儿子媳妇分娩。她小名“老三”。

她是老红军颜义泉伯伯的女儿，我们儿时在一个院子里一起玩大的。饥饿年代，我们俩一起在田野里刨农民收获后的菜根，用铅笔刀削干净了，放进嘴里吃。运气好时，还会刨到一根胡萝卜，两个人分着吃。

老三常来我们宿舍玩，也和我一起去到留学生楼，给日本同学川考和我一起过生日，留下了合影。但同学们只知道她是我的“老乡”。

丈夫远在武汉上学，她分娩在即，那天夜里我去医院产房守护她。

早上我走进教室，伏在桌上睡着了。

班里人却把我与另一位夜不归宿的男生联系起来，令人哭笑不得。

公子转学与“摘缨会”

韩天石进校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显出了他的气度和宗旨。这件事不显山不显水，但值得一表。

王任重儿子要从西安转学到北大，被学生抵制，扬言：如果9月1日他进校就要上街游行。

韩天石非常着急，四处托人给王任重做工作，而王认为他受迫害多年，儿子也受了牵连，为什么不能得到补偿？双方相持不下。

韩天石就在上面找人，做来做去，终于做通了，校园安宁了，没有出现针对谁的事件。

我们初进校的时候，晚上同学们在未名湖畔散步，谈情说爱，是有人监视的，还有人投小石子。甚至，将有亲密行为的人带去人保组。

这固然有思想观念的禁锢，但未尝不含有一种狭隘的报复意识。

形势来得太猛，工宣队搬出教授的别墅，司机必须去送教授们登机出国。

对于刚刚“领导过一切”的人们，眼前的这些反差太大，实在难以下咽。所以，小则消极怠工，大则挑刺打击。

我常去的燕东园许大龄教授家，那楼梯的扶手上就被砍过狠狠的几刀，触目惊心的样子。那是一家工人曾经住进来，后来落实政策，让他走人，把房子还给许教授。

许先生讲：“人家搬出去心情不爽。我们也曾推辞过，工人同志家里孩子多，我们住平房也够了，习惯了。但学校非得让我们搬回来。”

一次重要的出国访问，也因为司机的有意延误，教授们都没有赶上飞机。到了国外，人家来迎接，只有一个团长走了下来。因为团长是行政级别的，有专车送机。

就在这种新旧交替的时刻，时代转向的轮子刚刚启动，曾在最基层磨砺的韩天石，深深知道其中奥妙，小事不小，大事也不大。

就在这时“风咋起，吹皱一池春水”。

77、78级学生，大男大女居多，有的已婚，有的正当谈婚论嫁 时。于是在周末和假期，学生宿舍常有“鸳鸯”寄宿。同学们相互成全，渐长此风，有几幢男生楼最为嚣张。

在一个周末的夜，熄灯人静后，学校人保组突袭宿舍楼，捕获了不少梦中鸳侣，连夜带到人保组，让他们一一写下检查。

翌晨，这些颜面扫地的大龄学生回到课堂，等待着令人沮丧的处置。

不料此事如“泥牛入海”无消息。情况甚至没有通报到系里。各个系都不知道，被人保组逮到的这起桃色事件里的学生都是谁。所以，当事者虚惊一场后，又回到了正常的学习生活中。有时相互开玩笑，说：“你的检讨被我拾到了。”

原来在那个周末次晨，人保组立即将“战绩”报告校党委。没想到，韩天石勃然大怒，说：“这是糟蹋人才！北大自己给自己抹黑。”当即下令：立刻把那些“检查”全数销毁，也不许将这些学生的姓名通告给系里，此事就当没有发生过。

周日晚饭时，我正好到他家去，韩天石还在怒火未熄。他说：“国家用了多大的决心，打捞上来这一批人，都是社会急需要用之才。胡搅蛮缠，这不是破坏国家战略布署吗？人保组是保卫校园安全的，怎么尽盯着学生搞这种名堂，还没搞够吗？”

这令我想起历史典故“摘缨会”。

楚庄王既平斗越椒之乱，回朝在渐台论功行赏，大宴群臣，命爱姬许姬敬酒。忽然风吹灯灭，小将唐狡酒后戏姬，被姬扯断盔缨，暗告庄王，庄王却令诸臣皆摘下盔艘，再燃灯火，释而不问。后晋楚交兵，庄王为晋将先蔑追袭，唐狡救驾报德。

“摘缨会”是北京京剧院的一出重要戏目。

而在当年校园，人保组此举有点像“许姬”的角色，要揪出那个风流小将。而韩天石的深明大义，把这变成了一笔糊涂账。保全了一批大龄学子的尊严与人格；其中又有多少英才人杰，将会为国尽力。

北大人保组在后来的许多关头上，也做出了保护学生的壮举。

人们常常讨论“幸福”，其实，不必装强硬。我认为，80年代的北大学生所以感受到一种幸福，那是因为有护翼。

经历过大半人生的压抑磨难，韩天石对我们这批学生是怀着感情与期待的。

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韩天石来到北大就任，有力地推动了80年代的北大的发展，使之顺利地进入一个开放活跃、朝气蓬勃的新时期。

山雨欲来

2015年春天，为深入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状况”，我到人民大会堂采访。

刘政副秘书长接待了我。

办公室门一开，还没走进去，他伸出了手，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当年的竞选是合法的。”

我没有想到他用这句话迎接我。竞选，对于我来说已经是那样的遥远，社会上越来越众说纷纭，我已经习惯了不和一般人谈论这个话题。

可是在这国之重器之地，一位资深的官员，一见面就对我这样说。使我深深感到，事情并没有过去，那段我们创造的历史，一直铭刻在有心人的脑海里。

我一时间愣住了。

刘政说：“坐下吧，欢迎你来。我们这里还有几个你的校友，一会吃饭的时候就都能见到了。我已经告诉了他们，你要来。”

我们坐下，谈采访主题。

然而我的心底波涛已被搅动，在翻滚，由于这亲切的一句话，我几乎要流出泪水。同时，这威严的人民大会堂内部，走过的那些楼梯、还有食堂、校友们热情的问候，都因为刘政的这句话，变得如此有暖意，完全不是“衙门”的感觉了。

那些天我被安排住在不远处的人大招待所里。离开的那天，我特意选购了一只景泰蓝花瓶，留个纪念吧。希望这不是个梦影。

在1980年那个冬天，北大校园里所有的人，上上下下，没有谁会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积极参加竞选，会是“不合法”的行为，会成为日后“被追究”的事件。

学校贴出通知，为竞选，凡选民都可以去领纸，领浆糊。

我去的时候，只剩下红绿黄的彩色纸了，供不应求，工作人员让我下午再来，她们已经派人出去紧急采购了。学校库房的纸都全部拿出来了。

接着，教室开放，可以去联系使用。

再往后，办公楼的大礼堂也开放了。我们最后的一次竞选答辩就是在办公楼礼堂里举行的，竞选者一个个神气活现，登台演说，俨然已经成了大角色。

迄今留下的一份资料《开拓》，是后世研究这次竞选的可靠资料。

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都在求新求变，但是封闭太久，可供参照的资源不多。由于招生的开放性，学生们年龄相差最大到十五岁。

有人已经在基层当干部多年，因此提出的主张比较务实，被称为“稳健改革派”；有的人则是初生之犊，一夜就企图将历史总结完，并以为给历史下一个结论就可以走向未来。还有人长篇阔论引证西方经典，想要用此来指导当下中国。他们被冠以“激进改革派”。而我的名号是“人性解放派”。

层出不穷的大字报，出语惊人。

我看到的一份大字报，标题就叫《论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兵力之部署》。令我这个边疆来的女生惊讶万分。心想，他是如何知道军事上的情报的。

相形之下，我的“女性问题、东方美、大学毕业生分配和出版自由”的竞选宣言，显得土气。我被批评为“不懂政治”。甚至被人私下“劝退”。但我依然坚持“尽我所能”，因为我对未来心存希望与热情。

每天我面对数千选民的提问，有人问：“你不觉得你很幼稚可笑吗？”

我说：“鲁迅说，幼稚并不可笑，怕的是腐朽腐败。”

有人说：“女人心最毒，你以为呢？”

我说：“回去问你妈。”

面对侮辱性的挑衅，我“以牙还牙，以眼不眼”，根本不考虑什么“拉选票”。竞选对于我成了一场战斗，首先是为“尊严”而战。

我所在的班出了一份署名“大多数革命群众”大字报，反对我参与竞选，我立刻登上男生宿舍楼，一一敲门，核查究竟这“大多数”都是谁。我把结果出来，其实一半以上的同学根本不知情，就被牵扯进去了。

一个女生被这么多的人反对，而反对的理由多半是鸡毛蒜皮的。这引起了季羡林的关注。而金开诚老师则在课堂上提出指责，他说“57年的教训要吸取。”

也是这个班，上海男生蒋同学贴出大字报，请那些攻击者站出来，说他愿意为我去“决斗”。可叹我昏乱中没有注意到这位侠义之士。多年之后，还是汉语班的郭力告诉我的。

校园竞选不再和风细雨，变成了一场运动式的风暴。

这已经不只是要选出两位海淀区的人民代表，而是汇聚八方风云，在此一搏；震荡的也不只是校园，而是整个社会。每天都有很多人到北大来看大字报。

遇罗锦到女生宿舍来找我，要求我对她的离婚遭遇表态。我的感觉是她有一种“受伤”的情绪，似乎不相信任何人。很多女生因为关心而来，“她们都是来看热闹的。”她却这样说。

国际上的媒体也穿梭于校园，并采访竞选者。

一些越来越偏激的演说，将整个竞选推向了一个危险的边缘。

翻阅历史，北大曾经是中国巨变的窗口，在80年代它又重新承担了这个任务。其来势波澜壮阔，已不是个人可以把握的了。

我的男友鹏非常焦虑，他每天都到北大来，担心我会被风潮席卷失去常态。

但他也认为，既然我站了出来，就不应该退缩，要坚持，坚守自己的信念。

在风云变幻的那几个月，他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敲打我。这是令我难以忘怀的。

1981年是一个举棋不定的冬季，校园内的竞选结束了，而在校外，社会各界和中央领导对北大学子和学校的方向持有不同看法。

这段时期里，韩天石要求我频繁去他家里，他会向我传达一些动态，宗旨就是要“稳住”。

激烈的博弈正在高层酝酿。有人写了报告，提出要把北大这批“闹事者”送到青海劳动改造，重新“整顿”北大。

马石江告诉我：他与韩两人联名上书：“肯定主流保护学生”。他们这是把自己久经沧桑的老境押上了。

关于处理这批竞选学生的两个报告，都压在了中央的办公厅。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报告，代表了党内对学生们的两种看法和北大的两种前途。

“工作组进村了！”同学们风传。

中央办公厅向北大派驻了调查组，显示了一种谨慎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时，在耀邦同志主持下，党中央正在对全国的“冤假错案” 进行大规模的查实平反。

工作组召集我们这些竞选者开会。记得大家都有些委屈。在座谈中，有竞选者讲了一句很有份量的话：“我们都是三中全会的产物”。这句话让大家动了感情，也打动了工作组。

“我们怎么会希望国家乱呢？我们都是过去乱世的受害者。没有‘拨乱反正’，我们都在底层。我们也可以只上学，只念外语单词，考出国去，自己过好就行。为什么顶着风险，耽误功课竞选呢？是为了报答国家嘛。”

工作组有人说：“竞选耽误了功课？”

“开个运动会还停课呢。但是我们竞选者里多数都是成绩优秀者，不信，你们去系上查。我们的重心还是在各自的专业上嘛。”

大家七嘴八舌，直言之：“不过是一个海淀区人民代表，选上了也不会当官。为了竞选，家里也担心。图什么啊？”

个别谈，开会谈。听说工作组也有分歧，有的相信学生，有的不相信，说：“胡闹什么？违背全国人民心愿。”

眼看着工作组里有人调走，又有人来加强，这说明北大的命运悬而未决。竞选的结论未下，竞选者的命运悬而未决。

当年最小的竞选者曾说过：“我就是坐牢二十年出来，也才四十岁。可是中国如果这一弄，又得耽误二十年。请为中国想想吧！” 这些话到现在还震荡着我的耳膜。

无论有多么激烈的观点，当时我们这些学生都是植根于中国现实的历史感与时代感的。

这与后来的“海外来客”参政不一样。当年的竞选者们，是以自己的毕业前途和家庭命运来作风险抵押的。我们信任中央，希望国家好，越来越好。

那年头，大概还没有什么“境外势力”的渗透。

韩天石告诉我，工作组调看了每个竞选者的成绩单，对我和张炜的学习成绩比较满意，认为我们是热爱专业的好学生。

一面去上课，一面做了被“流放到青海”的思想准备。我想好了，到任何地方都要写作。

学校领导召集竞选者们，交代大家：“现在是关键时刻，所有的竞选者都不能出校去活动，也不要出头露面了，否则学校难以把握大局， 不能再保护同学。”大家都保证配合。

校园的气氛沉重、彷徨。学子们心怀委屈，领导们小心翼翼。

那段日子，北大运动场上吼声震天，同学们把压抑发泄在体育上。

足球场上，小男生扛着这样的标语去踢球：“立着进去，横着出来”，“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则成为一个苦闷的象征。鹏与我分手了。他说“全北京都知道我的女朋友在竞选”。

我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巨大压力与风险。我只能沉默并抱歉着。

每天下午，我仍在运动场上长跑。

爆发——爱国之夜

体育，国际性的球赛，是那个年代给全国人民注入信心与活力的事件。

健儿们穿着旧运动服，却迸发着势不可挡的中华气概。

许多难言的情感，激烈与压抑，都通过那些赛式得到宣泄。

就在北大上上下下，有口难言的时候，一场被关注的球赛——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中国男排顽强拼搏，逆转制胜，给了这种表达的机会。

那时，学生宿舍楼里都配置了电视机。大家挤在一起观看球赛，特别有意思。情绪传染，也是一种享受。

中国男排预选决赛的那天晚上，大伙不上晚自习了，只听见宿舍楼群里发出的欢呼声和沉重的叹息声，仿佛一幢幢楼都化为了会呼吸的巨人。

我却独自呆在宿舍里，和这热火朝天的场合拉开距离。但我也在这共同的呼吸中。

忽然惊天动地一声吼：“冲出亚洲了！”

接着，各楼里的人都冲了出来，他们呼喊着：“快下来，游行庆祝去！”

舍友们跑了。屋里剩我一个人。

外面的空气似乎要燃烧了，热烈的人流溢满了南校园。

我冲动了。正在洗脚，湿淋淋地套上鞋子，冲下楼去。

我想，悄悄混入大流，看看热闹，享受一下这胜利，应该没有什么事的。

校园里人越聚越多，最起劲的是那般小同学。竞选结束了，但选民们找不到自己投票的那个对象，学生们失去了头领，只有一片热情像火焰一样燃烧。

小卖部门前堆着的用过的木箱被点燃了。熊熊大火照亮了周围。

这还不过瘾，接着路边一排排未发芽的小树都变成了火炬，它们也被点燃了。

我感到了忧虑。此时，校团委书记王玉梅和她的手下阎玉霞发现了我。

王玉梅说：”张曼菱，快来。我们喊，同学不听。你来吧，他们会听你的。“

同班的两位军人同学范开明和汪守德也过来了，范讲：“张曼菱，你来指挥吧。这样乱下去不行。”

他们俩从路边推来一辆自行车，扶着我站上那个凸凹不平的座椅。其实我只能是一只脚站着，金鸡独立式地，一直这样坚持。

我大声招呼：“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毕业歌》。”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挥动我的双臂，用我那点指挥合唱的功夫，打拍子，让大伙围绕过来，就这样一直唱着，唱下去。让同学们宣泄，让情绪爆发，一遍又一遍，《毕业歌》完了，唱《团结就是力量》《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五月的鲜花》《国际歌》，一直唱下去。

此时，对面的宿舍顶楼上忽然响起了小号声，奏响了《国歌》的旋律：“1——3——5-5——6-5——”这振奋人心的号音，当载入史册。

火焰从宿舍楼的窗口飘下，有同学点燃了自己的凉席。

我的外套被火炬烧着，那件边沿被烧焦的灯芯绒外套是我在上学前亲手缝制的。

当歌声还不够有力时，口号声从人群中传出来，一阵一阵，不同的口号，有：

“北大清华，振兴中华！”这口号好，就是有点狭隘。

“团结起来，反对专制！”这可能表达出同学对命运的心存余悸。

我摒弃了带对立性的口号，筛选后进行重新组合：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同学们，让我们一连喊十遍。”

随着我挥动的手臂，同学们齐声呼喊，这个口号压盖了全场，杂音消失了。这个口号是得人心的。就这样，让口号定型，把其他的噪音压下来。强大的时代呼声响彻在校园夜空。

一低头。看见很多的录音机向着我伸了过来。继续，继续呼喊：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大局已定。此时夜深了，人群有些散去。但还有同学在摇南校门，想要到海淀街上去游行。那时，为球赛获胜而上街游行，还没有这个惯例。会被市民们认为“瞎折腾”。整个社会渴望安宁稳定。学子的心态是超前的，要稳住。

和王玉梅商量后，我站在高处喊道：“同学们，为了振兴中华，大家回去睡觉吧明天还要上课。”说完我跳下来。

一直守在我身边的王玉梅，此时放下了心。看着大家散去，我们也道别各自回去了。

一觉醒来，有人敲我们宿舍的门，说：“张曼菱，让你快去办公楼，党委办公室。”

我不知道是祸是福。一切都已经定格。

舍友莎看着我，说：“不会有事的。”

我说：“有事也跑不掉。”

不知是荣是辱，头不梳脸不洗就走了。

推开办公室的门，神魂未定，看见韩天石和马石江二人。

我想好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违规了。昨晚我忍不住下楼了。”

但还来不及出口，马石江已经伸开双臂，上前将我拥抱，他说：“我们北大有自己的口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可比清华的那个‘从我做起’强大多了。”

“学生不爱国，是教育的最大失败。我们北大学生是爱国的！”韩天石欣慰地说。

“昨夜，我和老韩一宿都在办公楼，等着王玉梅她们送来的情况。一直到听见‘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我们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了。”马石江说。

韩天石一语中的：“北大自己救了自己！”

中央调查组一早就撤了，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看了一夜。

“让他们去向中央报告吧，也不用我们再写报告了。”韩说。

天大的重担终于可以卸下了——

倘若北大被否定，那么遭受厄运的将不只是我们这一批人，当我们被送到青海去劳改，“苏武牧羊”会成为生命的旋律，而这一大批77、78级招收进来的人才，亦将蒙受极大冤屈，国家“百废待兴”的大政将痛失人才。

北大是中国的窗口，对这里作出否定的结论，胡耀邦亦会面临巨大压力，整个中国的风向可能逆转。熬过“文革”后，全国人民期盼的光明前景又将迷茫。

那时，蒋南翔、胡乔木上书中央，要在学生中抓1-2%的右派，所谓“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学生”，主要旨意是送这批竞选学生去青海，全国也要抓一批学生。

韩天石与马石江亦上书中央，二人以身家性命担保“北大学生是爱国的”。

两分报告在胡耀邦那里压下了，所以中央向北大派出调查组。

后来，邓小平也不同意抓“右派”……

蒋南翔是当年与韩天石他们一起领导“一二·九运动”的战友，时任教育部部长。是蒋把韩调到北大，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调令也经由政治局成员审批，是邓小平“拍板”批准的。

但此时为保护北大“竞选”学生，韩天石与蒋南翔撕破了脸。

我们时常谈到的某个“时代”如何幸运，其实那是由于凝聚前面几代精英，存下了一批人，在历史关头挺身而出，扭转乾坤的。众多的因缘际会，才造成一个时代。

翌日，吃中饭的时候，学校的广播响了，正是我们昨夜的现场录音。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又脆又尖地叫着：“同学样，我们再来十遍：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时任团委宣传部长的黑良杰当夜派出部下做现场录音。北大人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记录了历史。后来，当上级领导与北京市委来人调查时，黑良杰就放这盘磁带给他们听。来者听完，无语告退。

那夜天刚亮，黑良杰就派人向各大媒体送去简报。

当大家端着饭碗站在广播下听时，《体育报》也出来了，昨夜的北大盛况登在了头版头条，大标题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中央调查组在次日撤离，带着结论回去了。那天夜里他们一直站在那里，观察到这个爱国之夜的全程。这对于他们是个意外的礼物。青年赤子的激情和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克制，全都呈现。

周末，已经“分手”的男友鹏跑来了，他很激动。他也看到了北大校报，说：“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形象啊！你要没有前面那些竞选的事就好了。”

我笑了笑。这是“不懂北大”的人说出的话。前面的事，正是那些曲解与压力，积累了这夜爆发的能量。

在中国转折的微妙时刻，“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为半年来沸沸扬扬、轰动中外的校园民主竞选运动画上句号。

北大人向祖国交上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2026年5月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