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先生（1899—1981）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1924年起留校任教，1933年出任北大秘书长，与北大相伴三十馀载，见证了北大最跌宕也最璀璨的岁月。

近日，俞国林先生据郑先生现存日记手稿整理而成的《郑天挺北大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正式出版，收录了1922年、1924年至1936年、1951年至1952年的日记。这几段岁月，恰好覆盖了郑先生北大生涯的关键阶段：他由初登讲台的青年教师成长为统筹校务的中坚力量，并亲历抗战前的学术鼎盛、战中战后的护校传薪，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院系调整。郑先生以史家之谨严，将时代风雨、治学初心及育人热忱凝于笔端，文字质朴真切，所思所行皆如实记录，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与北大校史留下了宝贵文献。

治学恒诚

品读《日记》，一位学者终身不辍的治学赤诚打动人心。世人皆知郑天挺先生博洽多闻、治学谨严，却鲜少有人知晓他日复一日的自律与坚守。在碎片化娱乐裹挟人心的当下，翻开百年前的日记，先生的治学日常足以令今人抚卷自省、心生愧赧。

郑先生始终以“自律”二字立身治学，每年年初都会立下清晰的治事、治学计划。1935年元旦，他在日记中郑重写下年度期许，“本年治事应再加勤、加平，待人应再加诚、加和，治学应再加恒、加专”，寥寥数语，不饰激昂辞藻，内里尽是终身恪守的人生信条。

在北大执教期间，无论校务如何繁忙、世事几多纷扰，先生从未荒废学业。日记中密密麻麻记录着他的日课进度与读书心得，对诸史地理典籍的研读梳理，皆有迹可循。1933年12月6日，他以“危难受命”，履任北大秘书长之职，凡大小庶务莫不亲力裁处，即逢寒暑假，亦常公务缠身，难得闲暇，可用来专心研学的时间大为缩减。1934年9月，新学年伊始，郑先生检视暑假前拟定的功课，“竟一无所成”，《山海经》《说文》等札记也没有写完，他不禁在日记中懊恨道，“学德不进，自甘废弃，盖无逾此二年者”。好消息是这一年不必任课，时间可稍宽裕，于是他给自己定下目标，“一年内完成《说文释地》《山海经谱》《中国地理学史》三种”（1934年9月27日日记）。此后数月，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读、录《山海经》及相关文献的记录。

一般来说，好买书者未必好读书，而好读书者大多好买书，郑先生也不例外。他的日常之一就是逛书店，“往厂甸看书摊”，到琉璃厂“参观中华、商务两书局廉价书”，“至来薰阁、邃雅斋、朴学斋书店略看”，凡有选购，即请店家将书送至家中。久而久之，书贾也常常主动送书给郑先生，请他挑选。1934年4月12日，琉璃厂群玉斋书贾送来《禹贡》书四种。先生仔细翻阅后，决定留下两种，即杨懋建《禹贡新图说》与方溶《禹贡分笺》，“向所未见，留案头”。另两种，魏源《禹贡说》，已有，遂不留；王澍《禹贡谱》，索价七圆，“较昂，还之”。日积月累，书盈四壁，大半皆是历年搜求所得。

秉志担当

《日记》不仅记录郑先生的读书治学，更真切留存了他投身实务的责任与抱负。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时局动荡、兵戈扰攘，高校办学步履维艰，经费短缺、人事纷繁、校舍维护、师生安置，桩桩件件皆是难题。作为北大秘书长，郑先生义无反顾扛起重任，全心全意守护校园。

在1934年日记的首页，就记录着北大修建图书馆的招商投标事宜，“招商投标，为公兴顺木厂所得，标价十三万七千九百十四元八角”。此后数月，郑先生每日必要到校“视工程一周”，一天中多次巡查亦属常事。5月1日，他又到北大第三院检视应修楼房——“檐角攲斜，柁柱朽败”——堪称危楼矣！其实早在1933年冬险象初露端倪时，先生就已注意到并有了修葺计划，只是受校中经费短缺所困而一再搁置。待图书馆工程开工，先生即召工人勘察情形，决定“即日修缮”，一桩搁置日久的危房整治事宜，就此启动。而图书馆营建工程到1934年底始告落成，郑先生仅在11月24日日记中用“校中图书馆土木工以今日竣”寥寥一笔带过，万千辛劳，皆隐于只字片语之间。

调和学生事宜向来被视为校务难事，郑先生处理起来却从容妥帖。1934年4月22日，校内院系风波骤起，国文系学子因院系合并、经费缩减之议心生惶恐，并极力挽留林损、许之衡、黄节、马裕藻诸先生在校任教。郑先生耐心接待来访学生，郑重许诺国文系不会与史学系合并、经费调整绝不影响同学课业，“黄、马两先生，校中必不任其他去，而系中课程势必大加改革”。同时恳切劝导同学们专心学业，毋受流言蛊惑。平日里，郑先生就十分体恤学生，凡衣食、学业之难，皆尽力协调解决；偶遇纷争则循理开导，从不以“峻法”苛责，是以诸生心悦诚服，由衷敬爱先生。

郑先生待同事也是谦和有礼，从无矜傲之色，他能听人言，善与人合作，在同事中声望颇高。然而，倘遇公私利害相妨，先生必以公心处事，不肯苟且徇私。1934年夏，当时北大正酝酿改组，教育部恰巧也颁令裁员，人事裁汰骤然成为棘手难题。身处权责关口的郑先生摒除私情牵绊，选定秘书处六名裁汰人员，皆平日履职失当之辈。裁员议定之时，他直言道，“今日悉屏感情交谊，但就成绩考核，以昭公允”（1934年7月1日日记）。这是他追慕诸葛亮为政持平、赏罚分明的治事之道，“法诸葛之开诚心、布公道”的身体力行。布告一经发出，校内人心震荡，昔日故交孙鼎烜（北大前秘书长王烈妇兄）也在被裁之列，念及私交情谊，郑先生内心满怀歉疚；待到裁员生效时，往日共事之人尽数未至，几案空张更令他心生怅惘，不由发出“公私之不能两全如此”的感慨。

守护之功

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冀（包括平、津在内）、察、绥、鲁、晋五省脱离中国，风雨欲至，人心惶惶。郑先生认同胡适等人竭力维持校务、不轻率迁校的主张，并在第一时间将危急局势电告教育部，同时开启校园应急部署：督促财务人员“将已完手续之帐据，即日呈部报销，未完手续者分置身边，以备紧急保存安全处所，并略存钞票于校”；文书方面则要重点保护学生名册、成绩等核心资料，将之分类收纳，妥善存档，以防珍贵学籍资料遗失损毁；叫停校内非必要的出版工作，精简事务，聚力应急。同时，他专程前往图书馆，嘱托馆员“略选善本装箱，备万一，但以镇静处之，无使人知”（1935年11月18日日记）。

面对危急局势，救亡怒潮席卷北平。在“一二·九”及“一二·一六”大游行中，北大学生有九人受伤、五人被捕。19日下午三时，郑先生亲赴公安局保释被捕学生，但公安局仅允许保释四人，另一人“情节重大，须送法院”。郑先生与之交涉再三，“仅允即送法院，明日由校向法院请保”，不得已，在再三确认该生健康尚好、未遭虐待后，只能先领四人回校。到傍晚，峰回路转，公安局称其馀一人也可保释，郑先生急忙派人前往办理，心头的悬石总算落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郑先生撑持危局。当时，他几乎统揽全校各类核心职权与印信，于兵荒马乱中统筹全局，全力组织学校南迁。

抗战胜利后，时任校长的胡适甚少过问校务，郑先生又主动承担起北大复校重任。8月15日抗战胜利，9月初郑先生即北上。其时，他的工作十分繁忙，来往办事人员应接不暇，“办公桌上两台电话铃声不断”（郑晏等《三十年风风雨雨》）。1946年春，傅斯年代校长抵平，郑先生与之通力合作，大量接管房产、报请科研经费，为北大的战后复兴奠定了有力基础。

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企图使北大再次南迁，而以郑先生为首的北大师生一致反对。12月15日，校长胡适离平南去，他给郑先生留条道，“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日记》彩插）。此后，在郑天挺、汤用彤、周炳琳三人主持下，北大迎来和平解放。彼时正值北大建校五十周年校庆，学生自治会的代表特别感激郑先生在历次危难中对他们的保护和关爱，特向郑先生敬献红绸锦旗一面，上款书“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献给郑秘书长”，中央四个大字“北大舵手”，落款为“全体学生敬献”。

正如1999年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时任北大副校长的何芳川教授所说：“郑天挺先生将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北大，在北大几次重要关头，如‘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抗战前的南迁、战后的复员、解放战争时期的护校，郑天挺先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北大的功臣。”（封越健、孙卫国《郑天挺先生学行录·前言》）可以说，郑先生多番的守护之功，是被一代代北大人所认可与铭记的。

报国兴学

1950年5月，郑先生正式辞去已担任十八年的北大秘书长职务，专任史学系主任与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全国上下踊跃捐输，驰援前线。他一面和当时的上海《大公报》、天津《进步日报》及开明书店联系，一面发动师生撰写文章，“定本系师生以编写爱国历史小丛书捐献三千万元，每人领导学生三五人，各任三百万元”，同时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写一千五百字始能免于误事也。勉之，勉之”（1951年6月7日日记）。后来，郑先生将所得稿费全部捐献。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郑先生在筹委会历史核心小组中报告北大情况，并讨论今后史学的办学方针、培养任务与专业建制。在育人目标上，确定综合大学历史系以“培养历史科学研究人才，中学及中等以上学校师资，以及有关历史工作部门的干部”（1952年7月2日日记）为核心任务，结合当时国情，优先侧重中学历史师资的培育。

1952年9月，一纸调令，郑先生辞别北大，转赴南开就任。这本《郑天挺北大日记》至此画上句号。然而，先生报国兴学的漫漫征程未有终章。离开熟悉的未名湖畔，他转身扎根南开沃土，躬耕杏坛、育李培桃，始终在新中国史学事业发展中熠熠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