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考大学不分系，考取后入学报到时随意选系。文理科都不分。我入学时选的政治系。大约还有大革命的影响。革命失败了，革命到底为什么失败?想找一下根源。但不久，我发现政治系的课程不合我的理想。政治系多是些政治制度、政治理论课，不讲历史根源，史学系才是我要入的系。入学不久，我就又转入史学系了。这一入一转，使我在课堂听课吃了亏。当时课堂排座位是按选课先后排定的。我转入史学系后，座位一般都排在靠后，听课听不好。遇到口音重的教师讲课，简直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顺便说一句，北大校花马珏女士，是政治系学生。我在政治系的那一段时间，有幸和马珏同学邻座。我这小城市来的土学生，当然不敢有何妄想，但看到过有一位学兄对马珏女士的痴慕和倾倒。马珏同学不理睬他，他跟后面说：“你父亲让我们交个朋友吗!”说个不停。
我到史学系时，系主任朱希祖刚刚被赶走，换上陈寿颐教授。陈先生，广东人，是讲授欧洲中世纪史的，我听过他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课。傅斯年先生告诉我，陈先生很有学问。但他不怎么会讲课，课堂教学不怎么吸引人。那时课堂教学受欢迎的是：胡适、傅斯年、钱穆和陶希圣几位教授。他们讲课都很生动，析理清楚、深刻，引人入胜，处处有他们各自独到的见解，使你佩服。老一代的学者，学问根基都很扎实，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傅先生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诵。背了半天，不在这篇又背另篇。我们都佩服他记忆力惊人。
钱穆先生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无学历，教过十年小学、十年中学，刻苦努力，写了几本书，但使他成名的是：《刘向歆父子年谱》。胡适、顾颉刚两先生推荐他到燕京、北大教书。
钱先生讲课，很有声势，也很有特点，虽然一口无锡方言，不怎么好懂，但仍然吸引人。我听过他的先秦史、秦汉史。他讲先秦史，倒着讲，先讲战国，再往上讲春秋西周。我听他一年课，战国讲完，也就到学年结束了。他讲课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到这头。
当年北大史学系开有多少课程，我现在已回忆不起来。我记得西洋史和中国史都开有断代史和专门史。西洋断代史有：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中国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史、辽金元史、明清史。专史我记得的有：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哲学史、文艺复兴、目录学等。有些课程是政治系或哲学系的课，各系的课是可以互选的。系不再分专业，但可以有所偏重。偏重西洋史的要修完西洋史的全部断代史，再修两门中国断代史。偏重中国史的要修完中国史的各门断代史，再修两门西洋史。好像只有一门课是必修课，就是中国通史。先前不是一个人讲，而是按时代顺序分专题由各家讲述。也没有统一的大纲，各位讲课的人，各打各的拳，各唱各的戏。
每门课程，每周大约是2小时或3小时。1小时是1个学分。我不记得4年全部必修多少学分，但记得一、二年级每学期是18个学分左右，三年级是12个学分左右，四年级只有8个学分了。上课时间少，课余时间多。如果喜欢学习，喜欢钻研问题，到图书馆去的时间就多，思考问题的时间就多。学习生活，在紧张中有从容。
北大在教学管理和生活管理方面都是很松的。1931—1932年左右，我刚入学的一年，查堂还是比较严，教室座位都有座位号，学生按号入座。查堂的人，对座位号空着的就打旷课。这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间并不长，不久我就没有查堂的印象了。
那时同年级的同班同学，人数都很少。我入学的那两年，史学系好像是很迎时的系，我们班有26个人。一般课程都是选修的，同堂听课的人可能来自好几个系，也可能来自好几个年级。很少一个课程是一个系一个年级听课。同系同年级这个概念很模糊。但同系同年级的同学，彼此还是知道的，好像越到高年级越清楚。同班同学的“感情”,大概是一个重要因素。
史学系因为是“迎时”的系，人数多，有26人。有的小系只有几个人。有的课程只有一、两个人听课。少的还有一人的。有一次，我到二院办事，跑进一个教室去问路，正好一位教授对一个学生讲课。后来知道那位正上课的老师是当时鼎鼎大名的心理系教授汪敬熙。所以学生下一课要请假，最好给教师说一声，免得老师来了没有学生空跑一趟。
我在校这一时期，北大偷听生很多。北大红楼附近，住有很多不是北大的学生。他爱听什么课，就按时去上课，谁也不管。这些学生虽然不是正式生，却听课认真，学习认真。一般都岁数比较大，有社会经验，对社会对学科理解能力强，分析能力强，都学得很好。当时就有一句话：“正式生不如旁听生，旁听生不如偷听生。”旁听生指没有选这个课的北大学生，偷听生指根本不是北大的学生。其实，“偷”只是个名词，来“偷”听的人没有一点偷的意识。有一次胡适之先生在课堂上问：“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更是好学之士。我只希望你们给我一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我听了胡先生的话，心里很感动。胡先生高明，宽厚待人，身教言教，对我人性成长有很大教育。
最近读到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才知道张先生和我是北大同年，他是中文系，我是史学系。张先生书中谈起当年旧事，一下把我带回几十年，心冲冲动，八十老翁又变成了一个沙滩红楼青年。张先生在《红楼点滴一》中谈道：我刚入学的时候，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都自以为有一套，因而目中无人。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上课常常在一起，比如说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见《负暄琐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3页)。
张先生这里所谈的我有相同的感受。北大同学一个个好像都是大丈夫，神气很不凡。不仅同坐一堂，很少交谈，甚至同住一间宿舍，几年都不交谈。我当时觉得很别扭，闷得慌。我还以为这是我们山东曹州人的土气，保守，不开展，不和外边人接触，看到张先生的文章，才知道这是当时北大学生间特有的风气。师大风气就和北大截然不同。我的中学好友朱启贤、王显林都在师大。星期天无事，常到和平门外师大找他们去玩。他们那里总是热热闹闹。宿舍里人来人往，海阔天空地聊，彼此间都很熟。我师大的朋友比北大的还多。
一个学校的校风是很难建立的，树立了以后，这传统会保存下去，也很难打散消失。抗战时期，学校播越在昆明，和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到抗战胜利迁返北京，北大的学术自由气氛仍保留着。张先生说，抗战胜利后，他曾到北大听过梁思成教授“中国建筑史”的课。学期终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诸位说说怎样考法?”听课的近20人，没一个答话。梁先生似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一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台下作一个大揖。听讲的报以微笑。“我走出来，觉得北大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同上)现在读来，我也觉得安慰。我也很欣赏北大这种学风。
北大入学考试难，进校以后学期、学年考试都是很松的。上课也很松，我的记忆，除一年级时曾查过堂，以后就没有查堂的记忆。有的课，为凑足学分而选，却很少去听课。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我选过王镛教授的地理课。一学期没有去上过课。考试时找不着教室，匆匆忙忙各个教室乱钻乱问，问到了再进去找座位。不上课也能考，王老师出的题总是“你家乡的土特产”或是“你家乡的山川地理形势”之类。你总能答而且还可以得高分。老师也得益处，他不出都门，不用亲自去调查，年年出这类题目，积累起来，他就可以知天下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的大势。
当时北大史学系教授的学术思想，大体可以分作三个流派。一个是以乾嘉为主导的学派。这派可以钱穆教授为代表，孟森(心史)教授、蒙文通教授可以划在这一派里面。一个是乾嘉+西方新史学学派。这派可以胡适教授、傅斯年教授为代表。一个是以乾嘉加点辩证唯物论，这派的代表人物可以举出陶希圣。这个问题应该作点说明。我说陶希圣有点辩证唯物论，是从学术观点说的，不是从政治组织说的。从政治组织说，陶希圣是国民党，或者说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受有他们的影响。他标榜唯物史观、辩证法。使他成名的、在学术上高出别人的，确是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当然他的史观是不纯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都在战场上和在地下，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等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进入北大。
我在北大时，影响我最大的是陶希圣，他开的两门课：中国社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我都选修过。我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主要是受他的影响。其次是胡适、傅斯年，再次是钱穆先生。他们的治学方法，通过听他们的课，读他们的著作，对我都有影响。他们的治学方法，各有特点，对我都有好处。
我那时前后班的同学，现在在海内外有成就的人不少。如在我前的：劳干、胡厚宣；我的同班：杨向奎、高去寻、全汉升、李树桐；我下面一班的：张政烺、邓广铭、傅乐焕、王崇武、王毓铨；再下一年的：杨志玖、孙思白、任继愈等。在美国的吴相湘，台湾《传记文学》的大主编刘绍唐，也是这一班或再下一年的。这些人在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上或多或少大约都可以说是属于胡适、傅斯年一派，只有我主要是属于陶希圣一派和半个胡适、傅斯年派。抗日战争时期，陶希圣曾一度随汪精卫去上海，不久他回归重庆，但跟随他去上海的诸弟子如在学校时即小有名气的鞠清远、武仙卿、沈巨尘、曾謇等，都没有再回来。大浪淘沙.为时代所抛弃了。而留在大陆的我，遂成为《食货》的“余孽”,“孤臣孽子”了。
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后，革命者中出现反思，反思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由之引起对中国社会的研究，由中国社会的研究又引起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这个学术潮流的兴起，是由革命失败引起的。
在北伐革命风暴中，我只是站在大风暴的边缘上，跟在小风的后面，受到一点革命的洗礼，一点沐浴。这点洗礼、沐浴，也使我跟在别人之后读了一些当时出现的新兴社会科学书籍。这些书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最多。在这些读过的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和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托玛斯·穆尔和他的乌托邦》。还读过一些日本人的书，如河上肇的《唯物史观辩证法》等。我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和第3卷的一些和历史有关的章节。应该说我除很吃力地读懂一点点劳动和剩余劳动以及原始积累外，对《资本论》的经济理论我懂得实在太少了。
我在这里说这些，是在说明我的学术思想的形成除受陶希圣的影响外，也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等人的著作中受到影响，自有渊源，完全不是自夸我早年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何况，我接受的杂而不纯，主要是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考茨基的。
来源：《爱国一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