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为北大入学五十周年，9月2日，全班十几人曾聚于小干部(陈崧)家，算是纪念入学之日。上周陈惠民劝我回忆当时情况。后思之觉尚有可写，唯文笔拙劣，又系小人物，且事亦不惊人，不过回忆当年点滴，以为入学纪念，亦以存当年大学风气之一斑。
2001年12月
投考北大史学系
以自己课业之差，根本无法报考理工科，堂哥维勤三兄劝我报农学院，我又很不愿意，结果报了历史系。报的顺序如下：第一志愿北大史学系，第二志愿北师大历史系，第三志愿辅仁大学历史系，第四、第五因不愿再报，乃空，第六志愿北京大学任何系，第七志愿任何大学历史系，第八志愿服从统一分配。老先生说：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全是我的学生，亦可报。 我未听，当时所担心的是任何大学历史系，很可能至东北师大， 或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当时曾闻陆方表兄言，此系为李光璧师主持。再就是服从分配， 一服从则说不定分至何处，最坏结果可能分至中央税务学校，结果居然能入北大，实出意料之外。
北大史学系该年录取标准
原来1951年史学系因报名者少，成绩不佳，故录取标准一再降低，开始规定平均40分为录取线。是年共考八门，文理各半，考文科则文科比例高些。结果一算，40分以上(除二名在50—60者外),仅得五至六人，于是再降低，30分以上，又招十八人，仍不够数，再加30分以下，方招够三十多人。故先父日记曰：“较之往年，相差甚远。”此亦我班所以水平低之主要原因。至于志愿，第一志愿凡十八人，第二志愿八人，第三志愿三人，第四、第五志愿各一人；成绩50—60分二人，40—49 分八人，30—39分十六人，30分以下十人，合共招三十六人。
初至红楼
新生报到为1951年9月10—12日，周一即10日我未去，老先生知道后极不满，让我赶快去，并告诉我要先去史学系系家，在红楼。9月11日上午我就先去系家报到，接待我的是四年级老大哥杨诗庚，填表中有一项是“来自何地”。这本来填北京就行了，不料我稍迟疑，杨大哥就告诉我：“籍贯，填籍贯。”我想我的籍贯是福建，于是糊里糊涂写上福建，不料杨老兄是福建人，遇到老乡格外亲切，问长问短。后才知道填得不对。
随后就是老同学带我们去选课。当时我的学号是2251008, 第一个2是文学院，第二个2是史学系，51是1951年入学的，后三位数是因为有的理工科系人多，怕要过百，所以定个三位数。当时傅同钦早我一刻报到，她之学号为2251007,孔庆榛带她至系选课，我随着他们走，正巧孔陪傅从中文系出。她是选了大一国文，而我选的是史学文选。孔出来后见到我说，去中文系，一进去后，一位老师说：“你没选中文系的课呀!” 我有些后悔，如果当时选了大一国文，我的文学底子可能还会强些。
初见杨杰诸人
同一个上午，办完了一切手续后，我正在灰楼旁张望，忽然见到三位同学向北走来，个头都不矮。第一个人对我非常客气，说话称您，他们自报姓名为杨杰、田珏、王希孔，全是一 个班上的。杨杰家住在东直门内大街，后门在香饵胡同，离我住之府学胡同26号不远，他当时是团小组长，班内仅一个小组，团员六七人，我亦在其中。过了一个多月，杨杰生病，我曾去看他，所谈甚欢，日后成为挚友。他为人忠恳，待人得体，讲实话，所以说出话来有一定威信，不过他毕竟幼稚，看问题有些简单，所以不会被重用。
新旧同学去北海游玩
9月11日下午，老同学刘贵真等人组织新同学去北海游玩。本来我自幼在京，北海不知去了多少次，不过当时是团员，又是系主任之子，太脱离群众也不行，所以跟着去了。先去漪澜堂，在走廊内大家席地而坐，各自介绍，其中一女同学自我介绍一下，然后用眼睛向我一翻。我没听清名字，然看我一眼却印象极深，她就是陈惠民，亦是团员，被团支部指定为第三小组组长。她们组当时是先进组，有王云鹗、傅同钦、马寿千等积极配合，中午读报，订爱国公约，什么都是走在先，所以 “三反”、“五反”之后，陈惠民即被指定为班长。她人不错， 无心计。
后来大家又去五龙亭及九龙壁等处，刘贵真对我说：“小北京，你多给介绍介绍。”
班中选举
9月12日即报到第二天，班中选举，共选六人，班干部三人，出席学生会代表三人。原我班召集人系会定为马富民。此人系老陕，人积极，但有些糊里糊涂，能力奇差，说话亦扯东扯西，不着边际。班中开会时，我也发言一二次，表示积极。 在提名时，马寿千曾提过三四个人，其中也提到我，竟然说我口才很好。我本口吃，居然得到如此称赞，大概是马兄对我实不了解。事后马兄对我说：我看马富民实在不成，所以提了许多人。最后结果：班常务冯松年，学委郑笑梅，文体张义德， 后张调任系文体委员，文体乃改为朱蓬举。而马富民等仅选为代表，马代表之外号实源于此。选举时我得十二票，傅同钦得五票，她未参加会，只张鸣环极力推举之故。
订爱国公约
班中选完之后，即系会选举，选举张义德为文委，曹贵林为卫生医药委员。随后系即指定各小组组长，当时分四个组， 每组九人(各含女生三人),合共三十六人。 一组组长为徐印玺，二组组长为杨益森，三组组长陈惠民，四组组长为我。当时第一件事即各组要订爱国公约，我们这个组的特点是开会全不发言，与一般爱发言表现积极者完全不同。由于不发言不表态，所以订与不订无法说。系学习委员是高两班之卢育三，他总是问我为何还不订。我把情况汇报后，他又问了几次，最后说如先不订亦无妨，所以我们组是全班最落后的，订约也不例外。大约过了一个月之后，居然订成了，条文都是一般的八股文字。但我加了几句，是针对不发言的。记得其中一条曰： “开好小组会，不开无准备的会，开会踊跃发言。”
第一次上课
9月13日周四，第一天开学上课，是日上午原定马寅初校长讲话，临时取消，改为上课。第一堂课应该是余逊先生之 “史学文选”,排在了第三、四节。当时规定，凡大学入学考试语文在60分以上者，大一国文免修，改学“史学文选”。刚入学时又把50—60分的人再考一次测验，如已及格，则亦可免大一国文。那次重考，冯松年仍未通过，而陈惠民则通过， 一齐上“史学文选”。
上课开始后，大家等了好半天余先生也没有来。因第一次上课，谁也不敢动，其中有一个穿旧西服上衣、年纪比我都大的人说，咱们走吧!此人即我班大学长朱蓬举，自号朱飞，喻学习岳飞之意。他因为1948年已考入天津国术体育学院，49年又考入山西大学外文系，已上两年，已是老资格的大学生了。 他1924年出生，年龄比我们大多了。
大家仍不愿意走。 一会儿系主任郑先生来了，说余先生大概不知道上午上课，所以没来。于是大家就走了。
历史系系家
当时各系学生都有一聚会的场所，可以借借书，看看报， 开开会，聊聊天。历史系系家是我最怀念的，地点在红楼二楼。红楼共四层，楼梯是盘旋上下，原拟安电梯，因费用大而未安。另加一地下室，当时看来已相当大，一楼也应上几个台阶。系家原是一个大教室，相当于四间房，其中隔开一间即存放图书之处，书大约也有四五六个书架，都是上几班老同学捐赠的。记得我第一次借书是郭沫若之《青铜时代》,封面即大书“田昌五”三字。
借书时间在晚饭后一段时间内，总有一个多小时吧。当时是二年级的吴荣曾同学义务担当管理员。吴现为北大教授，他义务担当此职务，实在令人敬佩。他也借机会能多浏览一些 书。我借《青铜时代》之后，让学习委员郑笑梅看到了，她说：我也正想借此书。还有一次，王天奖同学借了一本《秦汉史》,很薄，为劳贞一著。当时大家谁也不知道此人，更不知劳贞一即赫赫有名之劳干。天奖对我说：此书借者少，向为众人所轻视。
可惜系家时间不过半年，1952年初开始“三反”、“五反” 运动后就全取消了。1952年春在民主广场东边盖起一座二层小楼，各系系家均迁至此，地方小了，又太偏僻，去的人也少了，不是那个意思了，至于书也不知落入何处了。
系会选举的民主气氛
开学不久系会选举，原系会主席为刘克华，副主席为张磊。这次选举，全下台了，改选为胡拙(主席)及杨建芳(副主席)。胡为史四学生，人显得精明。杨原应是史四学生，因去南下工作团，耽误了两年，现在史二，情况与周怡天相同。
选举前孔庆榛的发言最逗。他攻击张磊，认为他不称职， “工作也平常”,应当换下来。他发言后，别人虽未附议，但实际上同意他的意见，张磊真落选了。孔与张磊及胡永树，自称“三老”,胡原为福利委员，管学生助学金，这次也给免了，他们三人关系最好，但孔这次全不赞成他们再任此职。当时被选举的人，也不全是上边指定或非“红”不可，有些就是大家认为不错的即可当成委员。记得李英春(史二)同学就在这次会上被选为福利委员，后来有一次我要退饭票，找的就是他。他为人沉默寡言，按当时的标准说，并不“积极”。
“窝头”膳团
入学后住校，当然要入膳团。当时每月伙食费旧人民币87000元，即后来的8.7元，价格不太高，大约是每月7日交伙食费。入学不久，除国庆时改善伙食外，其他时间吃得不好。记得早上只吃小米粥，并无干的。王云鹗曾抱怨说“吃不饱”。午饭及晚饭主食是米饭、馒头，副食天天吃菜帮子。于是有人提议办窝头食堂，即主食可吃窝头，副食应好一些。不料有一个周六下午，原学生会主席岳麟章(1946级)针对此窝头膳团，大大抨击了一番，说这是和学校领导，和学生会对着干，好像提建议的这些人有问题，或是别有用心。岳口才好， 侃侃而谈，一直说了有两个小时。听者均报以掌声，不用说， 我亦为北大有如此出众之领导感到高兴。但岳所批之人到底怎么回事，一点摸不清。岳似一直不受重用，1957年又被“错划”,相当之惨。1985年12月，我自香港开会回内地，住在中山大学，还在中大见到他，所谈甚欢，但未曾想到这件事，不然真应当问问他，此事到底有何背景。
开大会无礼堂
北大之穷，表现之一即无礼堂。我上大学后，开会虽则去中法大学礼堂，当时中法已归北大，当无问题。记得入学不久，去中法礼堂听许德珩讲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之报告，以后周末请人做报告均在民主广场，全都坐地上。10月中旬袁翰清做访苏报告，及10月25日庆祝抗美援朝出兵一周年大会，均在民主广场举行。民主广场1947年还有几个大字，写着“民主广场”,现在也成了中宣部的宿舍了。但已记不清教师如何听，只记得后一会议杨振声先生是在东墙根站着听。11月初天冷了，王震来做报告就在图书馆了，各教室都接喇叭。1951年底，新膳厅建好，在红楼之西北，比较大，听报告及庆祝活动就在这里了。记得1952年元旦我们演话剧就是在北大膳厅， 观众二三百人，估计此厅可容近千人。1952年1月薄一波来校讲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就在此厅。时在1月5日左右， 天冷，大家冻得够呛，大膳厅容不下，似还开了几个教室。
记同学去动物园游园
除了刚开学去一次北海外，我还与班上同学去过一次中山公园，时间是在10月中旬，大约七八个人吧。记忆最深的就是刘瑜也去了，跟我特客气，且一句一句郑主任如何，弄得我挺尴尬。因为我与别人不同，我之父乃是系主任，人家恐怕也因为如此，才对我客气的。
再一次就是10月28日班上组织去动物园，当时该处是叫西郊公园还是别的，已记不清。是日我是骑自行车去的，同骑者尚有吴国仪，我们见去得早些，且天气极好，乃乘车往民族学院及人大那边去看看。当时民院建筑尚未完工，人大似也未建什么楼。
这次印象深的是，张鸣环也去了。她一般不太愿意参加集体活动，这次不仅去了，还玩得挺高兴，大家均如此。12时前我因我父30日要去江西参加土改，所以提前走了，骑到西直门门脸，正见杨益森及另一人刚从沙滩食堂取回饭菜，他们是因大家高兴，不愿意回去，班头冯松年乃让二人去膳团取饭的。我对冯兄考虑如此周到，杨益森兄等如此积极，至今仍敬佩不已。
记大一时之杨益森
杨益森兄不止这次去动物园为大家取饭，在1951年除夕他在北楼游艺厅也担任服务员之角色。记得那天，我们与王云鹗、傅同钦等一伙人都去北楼游艺厅，即见到杨。他说：“我再一会就到点了，就可以一起玩了。”班上如此积极的服务员，当时并不多，杨为其一，当时冯班头能“支使”的人也不多， 就这么几个。
杨为人深沉，不开朗，他与丁子英为天津一中同学， 一中是好学校，他家乡似在杨柳青。记得有一次选文体委员，丁子英即提名他，介绍他在中学嗜体育。不料那次杨未当选。后来让他作第二组小组长，他坚决不干。他对王云鹗有好感，暗暗追逐王，因两人均喜篮球，且王还是北京女队主力。 一次王给杨一张篮球票，丁子英说，杨自此以后天天写日记，大约也是一般男青年的那种激动。这种幼稚，人人有之，不足为怪。
杨日后愈趋消沉，原因不明，至于毕业时的情况，究属何因，亦不能下结论，且是北大迁到城外之事了。
记史一1951级之第三小组
班中分四组，其中就是以陈惠民为小组长之三组总为模范，其组内一因有班常务(即班长)冯松年，二因有两员女将，即王云鹗及傅同钦，以及积极分子马寿千等人。王原为贝满女中球将，她与虞德舜同为北京乃至全国女篮之佼佼者，平时大大咧咧，总拿个篮球，人极活泼，与男同学打打闹闹，但不出格。冬天总穿件黑色短皮上衣，即小皮袄。傅同钦出身慕贞女中，人亦活泼，可以极简单地响应任何事，故极好领导， 中午读报就是从他们组开始的。其实当时图书馆报纸极多，尽可读之，何必非集中一起念?但当时大家政治热情极高，亦是领导上要求政治进步之一安排，于是各组纷纷读起来。好在10 月底以后，高班所住地字楼房间都腾出来，给史一女同学住， 开会读报均在女同学宿舍中， 一切方便。
但她们这个组也有略略不随俗者，王希孔即其一。他大约不太以如是积极为然。当时系会因三、四年级都去参加土改， 实际仅有一、二年级各四组，系会经常表扬第三组，大家都觉得无所谓。
史一之博物馆专修科同学
1951年入学的史一学生凡三十六人，其中亦有几个是博物馆专修科学生。当时史学系自1950年开始招收博专学生，我班谁是博专生并不清楚，直至11月初系内组织去天津参加华北物资博览会，一般史学系学生都只能派代表去，而博专学生因与专业有关，全体都去。当时能去天津可不简单，我就没去过。
记得一次在对面628室内，见马子庄及魏效祖嘀嘀咕咕，方知即是为博专去津参观事。后来才知道阎孝慈、吴国仪、马、 魏、刘瑜，或许还有孙国璋、郑成通都是博专的。阎孝慈原是南京大学艺术系的，上了一年又重考北大博专的，可知他学博专的兴趣。代表史学系去津的人只是张义德，大约去了两三 天。是年11月10日下午，那天正是周六学习日，张还向全系同学传达博览会的内容，记得说到装配汽车与美国福特等相同云云。那几天我正头疼感冒，是趴在桌上听的，不料一听头疼反倒好了。是日回家，看翦老《秦汉史纲》一直至午夜。还有一事值得注意，即是年月日星期，与五十年后之今年完全相同。
“ 一帮一 ，一对红”
刚入学不久，系会为让新同学迅速了解系中情况，乃让史一、史四同学“一帮一”。当时给我指定的史四同学为彭 ××,为系会主席胡拙之女友，后为胡妻。其人原系中法大学转来，人比我还蔫，与我仅谈过一次话，不过一二十分钟，也没说什么,大约觉得我乃系主任之子， 一切不会陌生。她们班在10月中旬已决定参加土改，规定史三、史四全体参加。史二同学闻讯后，亦有张磊等人向上级反映，要求亦去参加，上边未准，乃罢。我们班并无人反映此事，人生地不熟，一切听之任之。
胡拙是新当选的系会主席。只记得人长得挺精神的。他好像不是团员，只当了一个月就去江西了，次年5月回来不久， 系家已搬，系会已不多，大多由团支部代替了，大家一起活动的机会更少了。我没有印象再与胡、彭他们说过话。
“一帮一，一对红”是后来的口号，女中早就有高中生与初一班同学闹蝶儿(Dear) 之事，实亦一帮一之含意，不过神秘化了而已。
后来从未见过胡、彭夫妇，仅知在北京工业学院附中，胡先彭而去世。
同学们最所钦佩之一
史一同学有几位极为用功，能得到众人所钦佩。 一为王天奖兄，天奖兄额头极大，且是穷学生，来自浙江黄岩，极用功。令人钦佩的是，9月中才开始上课，他在是年10月即在《光明日报》“历史教学”版(即1952年后改版之“史学”版)上发表陈涉(陈胜)一文，文虽不长，但初学历史之人即能如此快地发表文章，当然令人羡慕。后来1953年暑假，天奖兄又利用在西斋休息两周的机会写出上海小刀会起义始末，亦一传世之作，此为后话。后来天奖兄留在学校做了研究生，1959年分配到河南大学。他是浙江人，别人听不太懂他的口音，就调到河南省历史研究所搞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单位并入河南省社科院，与河南大学关系就不大了。他担任过河南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但在这个研究所，他的局限就非常大了，他只能研究河南相关的，都是地方史，相当于被耽误了。此外他的身体也不好，他母亲身体也不好，他还得照顾。他在2002年就去世了，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在河南是个佼佼者。
另一为李家翰兄，他学考古， 一入学就在东安市场书摊购得前后《汉书》两部，还买了一个签子，日日用竹签圈点， 从不间歇，亦颇为同学侧目。一个新同学能坐得住已经不容易，更何况踏踏实实地阅读古文，且能标点，怎能不让人敬佩。奈何他考试成绩也是不太好。他毕业去了西北大学，1959年西北大学一度想开考古专业，他也参与其中了，60年代初困难时期又下马了，他去教了一段时间中学，再后来就去西安的文物局， 当了副局长，主持长乐宫的发掘。我毕业之后唯一没见过的人就是他，1985年我路过西安，还特意去他家看他，他的爱人孩子我都见到了，他去逛书摊去了，我着急走，就再也没见到他。
再就是朱飞，他是老资格的大学生了，不仅已经上过大学三年，且年纪亦比大家大六七岁。他考过北大五年，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1948年考入天津国术体育学院，1949年又考入山西大学外文系，已经读了两年。后来又考了一次，没考上，第五年终于考上了。我与他同屋。他每天只睡觉四小时，剩下时间都用来看书。图书馆10点关门，他回来已经是10点半以后，寝室已经熄灯，他竟全然不顾，再把寝室中的书、桌等搬至走廊灯下，再读书直到深夜12时以后。这种毅力，亦特别让人向往，所以他当时甚为同学所敬重佩服，在班中亦有威信。但他成绩不是很好， 总是七十多分。朱飞毕业后分配的工作不是很好，去了内蒙古。
男同学一度苦读《资治通鉴》
与李家翰圈点《汉书》的同时，班上忽然掀起一股读《资治通鉴》的风气。当时《通鉴》尚无标点本，当然是线装书。 记得男同学宿舍中每天读《通鉴》的有马寿千、冯松年、刘纯杰等人，他们三人住同一间寝室。是谁先开始的我不知道。可 能还有其他人响应，但是谁，我忘了，只记得有人问我为何不读《通鉴》。以我当时之水平，看钱穆《国史大纲》尚觉吃力，谈何读《通鉴》?此读《通鉴》风时间不长，就过去了。 当时同学二十四人，住三院丁字楼四间房，每间六人，够拥挤的，每室中有四个二屉桌，四把凳子，三张双人床，冬天再加 一火炉，已经够满的了。好在三院离东安市场近，走路不过几分钟，市场书摊也多，同学虽多未去，但也有少数人去逛逛， 凡此都对新同学有所影响。
说实话，我在三院去东安市场次数不多，逛书摊亦少。 只记得次年3月8日下午，我与同屋徐印玺兄去买过几本《食货》,不是五分钱一本就是三分钱一本，其内容我极欣赏。
史一同学的第一个中秋节
上课不久的一个周六，即是入大学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是日上午冯松年即召开全体同学会，商量如何过节。很明显，他是指北京以外的外地同学而言的。我怕又要来个“左”,号召全体同学一起过，于是发言，表示应让本地人还是回家过节。 冯采纳了，说：刚才郑同学说的是对的。于是议定当日晚餐后在民广场西讲台畔一齐活动。我既然发言在京同学不来过，而自己当然要来与诸新同学一起过。记得那天吃完晚饭后不久，我就到了学校，顺便还带了几块糖。那天是联欢会，有什么节目多不记得了，只记得张义德之手风琴演奏，他的手艺颇为一般，拉出来也是吱吱扭扭的，好在这比什么也不会的诸人，也算是相当难得了。此后极少听他在任何场合拉过。一次暑假，他索性把琴带回上海，再未见带来过。同学们这第一个中秋节，大家挺高兴，因为毕竟是北大的大学生了。
在北大第一次入伙
一开学我也入了伙。因为入伙晚了，且当时饭厅小，所以我被排在第二批，即比第一批人晚半小时吃饭。当时很不方便，且与班上的同学全部脱离。一桌八个人，每月伙食费是旧人民币87000元(即新人民币8.7元)。刚一吃即觉伙食不佳，早上是光喝小米粥，午、晚则为米饭、馒头，同学们如饿狼似的，尤其表现在拿馒头时，有时放在凳子上的馒头没了，炊事员刚背着大筐箩进来，众人则一齐上抓馒头，压得炊事员受不 了。张义德最看不惯这种现象，索性到东方红吃回民饭了。
到了10月4日左右，再入伙，把我编回班中去了。临走时， 大家都重感情，纷纷留姓名以便日后联系。中文四年级有个老学长，已经察觉出我们是刚上大学之幼稚与喜悦，还是照旧签了名。记得八人中还有一位是动物系的，原系北师毕业，看样子教了一两年小学，很像个老师样子的。还有一位也是动物系的，她们是同学。再一位是姓蔡的，是贸专的，吃饭最慢。他说他在他们家里是吃饭最快的，他母亲说他以后在外吃不了亏，其实仍比别人要慢一半，此人后来在校内屡与我打招呼。
史三史四班去参加土改
大约在这年10月中，校中即决定史三、史四年级生及部分教师要去南方参加土改，于是系中教师及学生均有一些变化。 史二学生听说高班生去参加土改，也要求去，张磊特别积极，大约是学校不允许，还是留下来了。史一新生无人吭气，继续上课。原教上古史的张政烺先生要去参加土改，改为余逊先生讲秦汉史。校外艾思奇教的历史唯物主义，改为李琦教，其他无变化。当时高班同学为了维持生计，多在外边中学教书，郭毅生在孔德教历史九堂，由史二胡永树代教。刘贵真上有老母，在外亦兼课，一开始土改，家中缺钱，于是郑先生给了她一百元。其实郑先生当时也没钱，是女婿黄熊在外设计图案所得报酬。土改师生是年10月30日出发。出发前10月25日，正是抗美援朝周年，北大开会庆祝，土改团团长郑先生代表全体人员发言。那天很冷，记得中文系杨振声先生叼着烟斗，站在东墙根下，沉默寡言，却也有老教授之派头。
记三院丁字楼627室诸人
当时史一男生均住在三院丁字楼，其楼即1951年新建，为银专大楼，系银行系统为培养干部而建者，凡三层，我的印 象似厕所在楼外。史一男生住二楼，即627—630室，每室六 人，627室住马富民、吴国仪、徐印玺(均下铺)、我、朱飞、 田珏(为上铺)。当时室内仅四个书桌。好在天天在室内者仅徐、吴二人，其他人多去图书馆。
徐印玺是张家口小学教师，已婚并有孩子，当时已经二十二岁左右。他与吴极怕冷，很早即在室内生火炉。当时该楼并无暖气，炉子容易熄火，房中炉土飞扬，脏得要命。徐后做一组组长，人极蔫，似心事重重。我当时极不习惯集体生活， 睡不好觉，只好常回家住，徐笑我必有家室。我在1952年1月放寒假前，约他及吴、田几人在家吃过一次饭，算是室中之友谊。 那次未约马富民，朱飞未来，仅我们四人，记得买了二斤肉， 以半斤炒菜， 一斤多炖之，大约花了二元钱，大家极满意。
1952年三四月，张家口致函北大勒令他回张，他只好回去。临走之前，班中还为他开过欢送会，依依惜别。徐1953年又考入南开，1957年毕业分至新疆社科院，后退休回到张家口。
记灰楼地字楼104室女生宿舍
三院男生宿舍因地远，从无人去，而灰楼女生宿舍则不然。一为两性之追求；二为男同学一天除上课及去图书馆外几乎无地方去；三是中午不睡觉，系读报时间，每组九个人，各占一室，故去灰楼习以为常。不过男生多去的是104室，此房间住王云鹗、傅同钦，房中主人热情活泼，各毕业于贝满、慕贞，长相在班中也属不俗，所以去人特多。尤其有时为什么事开玩笑，王云鹗竟能以武力压过对方，几条汉子也不是她的对手。因为她是篮球队员，几次代表国家队，非同一般。我去104室比较晚，当在12月中下旬，当时衣着平常，是件蓝制服棉衣，下踏中式老棉鞋，是那年11月21日忽来寒流，临时去铁狮子胡同东口一小店买者，如记忆不差，价三元六角。当时灰楼暖气极热，房子仅八平米，屋里聚集多人，其空气之不佳，可以想见，但大家还是愿意去。主人对我挺热情，众多人一起聊天打闹，自是平常之事。也有时房主人不在，几个同学在内，且有睡觉者。一次冯松年在内盖着脸正睡，虞德舜来找王，掀开大衣一看，吓了一跳，煞是有趣。还有一次众人都在床上打盹，我说咱们这儿是内多旷夫，大家也大笑。因为当时余逊先生正讲汉代，言宫内“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如何如何，所以大家笑了。再一次，我与曹贵林同开会，我写条给曹：“校长是你老丈人，阁下将来继承(原小学)校长。”他回条说：“我们校长姓×,我爱人姓曾。”他又反问我：“阁下爱人姓什么呢?我听说是姓王?”可见当时有人已背后议论我与104室两主人之一有意，不过他们猜得不对。
1951年除夕
已是大学生，当然处处高兴，何况又首次接触男女同班， 其喜悦当不一般。是时星期一，下午无课，午饭后特别回到三院，想睡个觉，以备晚上好好玩玩，不料一直躺到三点半，根本睡不着，觉得没地方去，乃在沙滩东街随便走走，忽然觉得肚子有点饿，乃去理学院对面一小铺，问有何物?女店主特别客气，且当时炉火早已封，说：“焙两个果儿(鸡蛋)吧?”我 说好。于是临时把火撬开，给我弄了两个鸡蛋，这两个蛋焙得不软不硬真是火候儿好，故至今不忘。吃完后还觉早，当时是 5点半吃饭，于是我又去松公府门斜对面一糖铺买黄油球三角钱(当时旧人民币为三千)。这家糖店叫哥伦比亚，以售黄油球最著名，其他糖的品种不多，且这里的黄油球也有不用糖纸包的，价更便宜。该店这时生意已更不行，看来快关门了。北大门口几个店似乎都是如此，生意没有什么好的。
饭后几个男生不约而同到了104室，人不多，比原来想象的热闹场面差不少，大约一起就四五个人吧!一起先去北楼礼堂，各教室都有游艺项目，人还算多，大家似乎没什么兴趣。 到了一处，正撞上杨益森在服务，大家与他搭讪了，他说我服务快到点了，然后可以一齐玩?大家不知为何，可能觉得没什么意思，再回104室吧!后来有一部分人去了孑民堂，好像傅同钦及郑惠浜(一旁听同学，但与大家均熟)非常高兴地跳， 这时已经12时多了，似乎也没有什么12点的钟声，原说马寅初马老要有什么新年贺词，似乎也取消了。 一二点钟回到三院， 大家似乎都不如原来那么高兴。是不是快“三反”、“五反” 运动了，大家并不清楚，也许上边早已布置，有意降温，而我们学生不知道而已。
史一同学之不愿学历史
前面已说，考历史系者有些多是第二、第三乃至第五志愿者，恐怕还有硬性分配至博专者，吴国仪大半即如此。有一次吴甚至在女生宿舍看数学等课本，以备转系。
三院男生宿舍离东安市场极近，走路比在北楼上课近得多。但1951年我极少去，以无物可买。记得仅一次与杨杰至内一转，仅买糖葫芦各一串，当时价为旧人民币一千(即新人民币一角)。王府井周围电影院亦不少，但看之次数亦不多，仅 11月26日去大华电影院看《幸福的生活》,此剧当时极红，且歌亦有名，如《红梅花开》等。1951年12月27日，晚上与吴至真光看电影，为《俄罗斯航空之父》,述俄人如何钻研飞机者。观后，吴大感慨，对我说：实在喜欢工科，不愿学历史， 看了此电影，此思想更加滋长，亦颇受剧情感动。当时吴与我同屋，且时常一起活动。当时班上许多人不喜历史。我并不以为然，因为如成绩好，何必非考自己不喜者?令人奇怪者，吴一直申请转工科，至次年暑假尚未罢休，但当校方同意他转清华，但只能至专修科(是时专修科人极多),他却未予理睬。 可见喜爱专业，也是有条件的。
北大之剧艺社
初入大学，各文艺团体均招人参加。我在中学时本演过多次话剧，尚能演些二流角色，反映尚佳，又在北京市属艺术班进修过一月，故当此情绪高涨之下，乃决定入北大之剧艺社， 当时参加者亦有十人左右。其中有中文系一年级的刘坚(后在社科院语言所)、裴家麟(先留北大，后在中央民族大学， 当时为二年级)、沈玉成(中文系一年级，有才华，后在中华书局，曾修改《万历十五年》)。沈不演戏，但喜爱。他与我谈得来。一次道及我父亲，他说，那可是老先生了。其时 郑先生当时不过五十二岁，已是老先生。我现在已近九十，尚无人称我老先生。
入社后并无活动，到12月因临近新年，且新膳厅(即大礼堂)即完工，故决定为迎接新年出演一剧，我在其中饰演一个一般角色，剧名为《最后的窗户》,系讽刺揭露美国社会者。 大家无共同时间，只好利用周日排演。大约十二月的几个周日全用上了，我已感到太无聊，太耽误时间，决心下不为例。 记得当时是哲一的张××为导演，原剧艺社几个均担主要角色，一是社长(外号老头儿),一是俄语系一杨姓女生，还有一法律系之人，此人几十年后在公安大学教哲学，其妻即图书馆专科之薛清录，她后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本为慕贞女中毕业。
剧排基本完了，导演不满意。1952年元旦在新礼堂演出， 那天天冷，且同学多已疲倦，观众仅数百人，演员情绪受影响。 导演看后说，糟透了，糟透了。从此我就与剧社Bye Bye了。
史一系中所演的小话剧
今为12月15日周六，忽忆五十年前今天亦在史学系演过一剧。事情在是年12月10日周一，张磊写一反映当时学生之剧本， 约胡永树、孔老二(孔庆臻)、徐永上(当时叫虎儿)、我、同 钦及他共演。我们在工字楼他们屋聊完，即回丁字楼。时胡永树正应孔德中学校方邀请做“一二 ·九”之报告，孔德之礼堂正在我丁字楼627室之对面。大约两点半我正听一片掌声，估计是胡开始讲了。12月15日开师生纪念“一二 ·九”、“一二 ·一六” 会议，向达、余逊两先生及一些师生都来了，加一起估计不过五六十人。剧的内容反映当时学生生活的。如孔老二早上不愿起，胡的台词说：什么温暖的被窝啊!等等。 一会儿张磊又说：可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如何如何。永上则一本正经，傅同钦说什么已忘，反正极不自然。迄今已五十年矣。 当时孔、胡、张自称三老，我与杨杰兄继之称二翁。 一次还让团书记马模贞点了名，说新同学受老同学的影响，即指此。今 孔、杨已故，张、胡远在广、闽，永上又生重病，再想五十年前之轶事，恐大多已不复记忆。忘了听谁说，我们演戏时，向达师问余逊师：“哪个是郑公孩子?”余指我言：“这个即是。”
三老与二翁
三老及二翁前已略述之。 一次张磊指其同屋人福建之小林(林则勋)说：郑也是你的上级。原来他们排辈时，已开心地把小林视为他们三老之部下。既然有三老，我与杨杰兄自称二翁亦理所当然。 一次议及二翁时，杰谓：二翁必须饭后百步走。我与张磊言：杨杰是二翁驻灰楼办事处之大使衔行走。张大笑，盖当时我还不大去灰楼，只杰兄一天到晚泡在灰楼，不过他少去104室，大多是在刘瑜、徐宝善那个屋，大半他们全是一组的，而我是四组。
杨杰在他们组认干姐们，张鸣环为大姐，徐宝善为二姐， 秦淑清为三姐，杨杰为四，尚有个五妹，即刘瑜。据杰兄称当时他与刘尚有意，且在灰楼前拉手散步，亦不知真假。杰兄当时极窘，后方知其父在临解放前，由于其兄杨栋做汽油买卖， 结果全部陪光。故其父为全家糊口，只好开了补习学校，教书 挣钱。其时干脆住在其女之夫家后院南房三间，此后几年我去找杰兄，均在此房内。据云1958年被占充为幼儿园，因杰兄已离京，所以也不常去了。五十年来，杰兄似乎一直很穷，也不知怎么回事。
史一同学六人共舞
12月15日纪念会上，除我等六人(三老及永上、同钦、 我)演话剧外，史一同学尚有一舞蹈以助兴，共计三男、三女共跳苏联舞。第一出场为女生张鸣环、男生张义德，女张似不习惯演此，紧绷眉头，一脑门子官司。第二似是杨益森及刘瑜，还有杨杰及陈惠民。女的每人下身披一褥单，可谓穷对付，而且颜色似是灰色的，也不般配。此次舞蹈在本班似是空前绝后，因为后来亦有女生跳舞，但多没有男的，或男的不是本班之人。此中最特别活跃者应该是杨益森。前面说到，杨当时还是很积极的，至于后来为何如此低沉，或与其家庭变故有关，不过这多是猜测而已，并无根据。
所以说，这六人一无有艺术细胞，二无活泼之心态，三更无该方面之兴趣，所以从此就再无此类表演之出现了。六人中女张后来入考古，男张及陈为班中得力干部，刘为病号，二杨则多为班中一般人士，平平庸庸而已。
1951年12月北楼之舞会
当时北大每逢周六晚必有舞会，跳者及观者相当多。一次是12月15日晚，不知是谁非让我及张义德与秦淑清、刘瑜去， 这一去，很不得劲儿，因为等于每一曲必请她们跳，而她们也并无人请跳。完后，张义德说，真没劲儿!再就是12月22日， 那次不知何故，去了不少中学生，跳舞虽不多，但觉得有些生气。还有一次跟张义德同往，张认识当时校文娱部之某领导， 是俄一的，长得招人喜欢，我仅和她跳过一次，觉得她跳得挺好。后来杨杰讽我为垂涎三尺。此人后不见了，据说1952年后留苏了。1952年留苏之人学习俄文时合拍过一照片，杨杰见到了告诉我的。
再就是12月29日周六之舞会，好像也挺热闹，没有本班的人，但印象中挺高兴。当时每多与张飞(张义德)一起，因为 他系文娱部长(或委员)。以后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文娱节目全部取消，没听说再跳什么舞了。当时班中女同学似无人跳舞，男同学着迷者亦不多。上述日子或许有颠倒，忆不清楚。
范若愚教《共产党宣言》
史一时为加重马列主义学习，除让艾思奇先生教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外，尚有周四下午三堂《共产党宣言》 课，由范若愚教。此课纯粹马马虎虎，先生不喜教，学生不喜听，尤其怪者，老师一无讲稿，二无准备，每周闲聊。范先生曾举例说明学习理论之必要性。一次忽然批评梁漱溟之《<中国文化要义〉序》,范说：“其序仍写民国卅八年十月，是时已改公元纪元了么!”其实，当时梁在四川重庆，尚未解放，故不奉正朔，似亦说得过去。可见，党内理论家对梁素所不满， 非因1953年秋梁之发言也。
范教之课，到了最后四周，只好按照每周一章，一句一句地讲，像讲语文课那样，正好期末讲完，他自己亦承认讲得很糟。 当时我们只知他是个老干部，不知他当时还任过周恩来之秘书。
他讲最后一章时，即1952年1月3日，当时正新年过后，大家都感觉累，所以听课心不在焉，尤以此课为甚。冯松年时为班常务，亦在课中打盹，同钦曾写一打油诗讽刺之。不料冯大怒，大发雷霆。同钦乃不得已而道歉，但心中不悦，还委屈地哭了。
以上所写均在2001年12月底前写，1952年后者，留至2002 年1月开始写。
记1952年前今日的一怪事
1952年1月12日晚，是日为周末，我去灰楼104室王云鹗、 傅同钦室，忽见杨杰欢不楞跳地告诉我：课停了，要搞运动 了，考试也不考了。好似屋内其他诸人均有喜悦神色。我当即郑重地说：这有什么高兴的!当时是否已意识到此运动会涉及家人，或认为考试有什么,杨之喜悦是否太幼稚?经我这么一说，影响了全屋气氛，同钦也说杨之不对，大约话不投机，不一会我就回家了。及今思之，哪个同学愿意考试，或不怕考试，应当说大半都不愿意吧!
今杨兄已去世多年，深觉其高兴与我后来相同。我亦怕考试，不上课不考试最高兴。所以1956年全国考研究生时，根本未想报名(历史所刚入所的虞明英却报北大了)。不爱考试大半是学生之通病，不足为怪。而我之所以对杨如此说，或亦幼稚，或亦有预感也。
1952年先是教师思想改造，父亲为史学系改造重点，后又有院系调整，父亲被调至南开。北大老教授至外地者大约仅他及杨振声二人，看来我的预感未必是错的吧!
2001年1月12日晚，次晨补
来源：郑克晟《从未名湖到新开湖：郑克晟师友杂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