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军事学研究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本质规律，是用于指导战争制胜和国防建设的一门科学。战争实践的深入发展，战争形态的快速演变，使军事学学科建设机遇和挑战并存。信息化智能化背景下，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的时代之问和军事理论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亟待探索构建中国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基于军事学学科的鲜明特点，构建中国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军事观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兵学为源头活水、以西方军事学知识为镜鉴、以多学科思维和知识为观照、以新的军事科技为助推，从多个维度探讨其实践路径，为军事理论现代化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方法论；中国传统兵学
文章出处：本文经修改后，刊于《思想理论战线》2026年第2期
作者简介：侯昂妤，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孙子兵法研究》总编辑
军事科学又称军事学，是反映战争和国防的本质与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和国防的准备与实施的科学。军事科学是人类整个科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理论支撑。军事科学的理论性和实用性，决定了它对于巩固国防、遏制战争和赢得战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军事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兵学”，从传统“兵学”到“军事学”的概念演变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也体现着作为一门学科的军事学的建立过程。军事学的学科构建充满了古与今、中与西、理与战的交锋交融，直至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相对稳定的学科体系，“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军事学与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并列为国家11个学科门类。军事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国家正式确认”。习近平强调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军事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自主的军事学知识体系，是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随着战争实践的深入发展，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加速演进。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的时代之问和军事理论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亟待探索构建中国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本文试图从多维度探讨中国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以期为军事理论现代化提供新视角新思考。
一、方法维度：以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方法论为指导
军事理论与哲学方法论紧密相连，二者如影随形。“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的每一次大的发展和突破，总是与其特有的哲学、文化背景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先秦时期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以及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兵学第一次大发展的重要条件。”军事学扎根于哲学文化土壤，中国传统兵学的诞生和中国近代军事学的构建都是如此。任何新的学问的系统化除了需要逻辑工具作架构外，还需要新的观念和理论作支撑。以中国近代学科构建为例，对当时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而言，“进化论”是最大的理论支柱。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批判旧史学“陈陈相因”，认为进化论应贯穿于新史学，“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那时，进化论成为“新史学”最核心的理论支撑。进化论也成为构建近代军事学的新方法。《新国防论》指出：“荒古之世，人与人战，人与兽战。人与兽战，而优于兽。故兽劣败而日稀。人兽之战，久不见于今之世矣。然人之智能不齐也。亦优胜而劣败。自有人类以至今，劣败而消灭之民族不知凡几。且今世存在之民族，其智能仍未等齐。故今后将相继而劣败之民族，尚非鲜也。民族之劣者，而欲不败，而欲图存，则唯有出于发奋自强之一途。”《抵抗的国防论》则认为“国家演进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就是生存竞争，物竞天择的结果，而国防也就是人类生存进化的必要手段”，甚至认为“国防文化的中心思想是‘战争论’”，而“战争论的中心思想是‘进化论’”。但是，在军事学的核心问题——战争观上，进化论只能回答战争的开始，不能解答战争的结束；只能描述战争的现象，不能阐释战争的本质；只能分析战争各方的强弱，不能辨析战争的是非善恶。因此，“进化论”既不能在学理上完成军事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也无法指导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兼具科学性、阶级性和实践性的特点，“它的出现，使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第一次拥有了反映劳动人民切身利益的军事理论，为整个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形成、发展，铺垫了基石”。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军事领域，科学地总结了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阶级进行战争的丰富经验，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揭示了军事对物质生产发展的依赖，提出了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基本理论，论述了战略战术、军事史、战争史等方面的问题，奠定了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牢固基础。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方法论是军事科学的理论思维，是认识军事现象的普遍真理，是指导军事行动的思想武器，是夺取军事斗争胜利的科学指南。以近代军事学的构建为例，可以看出，是否以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方法论为指导，在阐释方法和研究结论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蒋百里在1913、1914年撰写的《孙子新释》《孙子浅说》中，大量引用西方战例和军事理论，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毛奇的《普法战史》和《普奥战史》等与《孙子兵法》比较，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解读方式融会中西军事学。这种融合开创了近代孙子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野，但是这种融合以战例和战史为主要论据，以中西方军事学的比较为主要研究方法，没有也不可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原因在于，蒋百里研究《孙子兵法》的时期，中国虽然已经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但马克思主义尚未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1937年毛泽东撰写《矛盾论》和《实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系统分析了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上理论上逐步走向成熟。之后，郭化若在《军事辩证法浅说》中，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分析战争的辩证唯物论和战法的唯物辩证法。1939年，郭化若撰写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开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孙子之先河，成为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孙子兵法》的理论专著，他认为《孙子兵法》在哲学上属于“唯物辩证战争论”。郭化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研究《孙子兵法》，将其战略战术思想与抗战实践紧密结合，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群众路线、运动战、游击战等路线和战略赋予《孙子兵法》新的生机和活力。他深入分析《孙子兵法》中蕴含的朴素唯物辩证思想，高度肯定孙子全面、客观的思维方式，既找到了《孙子兵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相契合的方面，又指出了《孙子兵法》朴素唯物辩证思想的局限性。哲学的高度决定了军事学的高度，抗战时期，郭化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为指导，通过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完成了对传统兵学再创造的理论研究使命，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完成了近代军事学构建。正如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指出：“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这即是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方向。
习近平指出：“在我国，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最终也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军事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同样如此。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方法论，集中反映了对战争根源本质、性质作用、制胜因素等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是我们认识和处理军事问题的重要方法和基本工具，成为构建中国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指导。
二、历史考量：以中国传统兵学为源头活水
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历史悠久，比世界其他文明古国更加早熟、丰富，也更具有生命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我们的民族魂，活跃着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中国古代积累了丰富的优秀传统军事文化，其中自然包含着对传统兵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据《中国兵书知见录》统计，中国目前存目的兵书为3380部，23503卷，其中存世兵书达2308部，18567卷。除了兵家论兵，诸子都谈兵，留下了丰富的兵学智慧。中国传统兵学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战争观念、思维境界和价值取向，为军事学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是构建中国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
1840年以来，西方军事学理论的大量引入，使中国开始接受现代军事思想、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但西方的军事理论多源于欧洲战争经验，因此，中国在引入和吸纳中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缺乏系统化与本土化等问题，完全依赖西方的军事理论不仅无法指导战争实践，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军事学的构建问题，中国人又重新重视传统兵学。以《孙子兵法》的近代地位和作用变化为例。《孙子兵法》在中国古代兵书和兵学中具有标志性地位，但在西方军事学冲击下，却一度被忽视。1875年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写到兵书时称：《太白阴经》《虎钤经》之属，诡诞不经，不录；《登坛必究》《武备志》多言占候，所言营陈器械，古今异宜，不录；《握奇经》《三略》《心书》《李卫公问对》，伪书，不录；《武编》《兵法百言》之属，多属空谈，不录。虽然张之洞没有明确否定《孙子兵法》，但是，他更为推崇《克虏伯炮说》《水师操练》《防海新论》等西方兵学译著，认为“皆极有用”。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进一步指出，西方军事学不仅包括了中国兵学的内容，而且更精密：“盖兵学之精，至今日西国而极”，“《汉·艺文志·兵家》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类，西人兵学，惟阴阳不用，余皆兼之。枪炮、雷电、铁路、炮台、濠垒、桥道，技巧也；地图、测算，形势也；至攻守谋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艺多，条理繁细，故权谋一端，亦较中法为密。”因此，张之洞认为：“使诸名将生今之世，必早已习其器、晓其法，参以中国之情势，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张之洞对传统兵学的否定和对西方军事学的推崇很具有代表性，这种情形在近代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直到全面抗战开始，中国人开始重新发掘传统兵学的价值，以《孙子兵法》为基点构建近代军事学。
中国传统兵学为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哲学思辨、价值取向和军事原则支撑。历史上形成的战争经验和军事理论，是客观规律的总结，值得高度重视和认真学习。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一切带有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富勒指出：“世界上没有绝对新的东西”，“无论军队是由徒步步兵、骑兵，还是由机械化步兵组成，节约兵力、集中、突然性、安全、进攻、机动和协调等原则总是适用的。总之，摩托化和机械化只是改变了战争的条件，即改变了将军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军事原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传统战术战法加速更新迭代，哲学思辨和军事原则却有着恒久的价值，这就是中国传统兵学在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的基底作用。一是中国传统兵学的哲学思辨是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维基础。孙中山指出：“二千多年前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是解释当时的战理。由于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郭化若对《孙子兵法》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在哲学上表露出不少古代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相当广泛地揭示了一般战争的客观规律，成为古代军事学术史上一颗明珠”。二是中国传统兵学的战争伦理思想是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底色。中国传统兵学中的高度重视生命、“慎战”和平等战争伦理思想，符合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在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基石作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孙子兵法》是一部著名兵书，但其第一句话就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融入血脉、刻进基因的要义，体现的正是一种价值追求。三是中国传统兵学的一些军事原则是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曾经跟蒙哥马利谈到《孙子兵法》中有一些很好的军事原则，如“知彼知己”“不战而屈人之兵”“致人而不致于人”等。这些军事原则，对军队和国家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不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消亡，反而会随时代发展更彰显价值。
三、开放视野：以西方军事学知识为镜鉴
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兼容并蓄、海纳百川，体现着一种开放的视野。因为，“开门”才能促进军事学知识体系构建，“闭窗”则必使军事理论落后，从而使国家付出惨重的代价。中西方军事著作在语言体例、概念范式、表达逻辑等方面固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是两类军事文明的产物。但是，中西方军事学的重要基本问题，如重视将帅、灵活多变、集中兵力、以攻为主、重视精神因素等，可谓旨趣一致、异曲同工，这种一致与相似远远胜过“差异”与“对立”。我们应该充分看到中西方军事学的这种同一性，更好地认识中西方军事思想文化中那些超越时空的价值，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启迪。
中国近代军事学的构建在外力促逼中进行。20世纪40年代，针对学习西方近代先进军事学的重要性，军事学家林薰南有一段精彩的论述：“欲普及兵学，发展兵学，不可不无兵学的工具，尤以兵学是进化无止的，昔日的兵学，未必适用于今日，今日的兵学，未必适用于将来。本国的兵学既要建立，外国的兵学亦要参考。中国过去的兵书虽是汗牛充栋，但大多数已失掉了时代的效用，有待于专家的从新著述。欧美各国的兵学名著层出不穷，至理名言，技术方法，足供参考，亦可资采用，亟待大量翻译，介绍国人。民国以来，兵书出版，虽有若干数量，但与世界文明先进国家比较，实是小巫见大巫”。由此可见，对于当时的军事理论界而言，学习外部军事知识何其必要与迫切。时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兵学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建立新的兵学必须积极参考和借鉴欧美最新军事理论和技术成果。
军事学概念本身就是学习西方的结果。“兵学”一词，最早见于北宋时期。郭雍著《冲晦郭氏兵学》，即以“兵学”作为军事著作的标题。郭逵“忼慨喜言兵学”，这里的“兵学”就是关于军事学术方面的学说。1906年出版的《战法学教科书》，把“兵学”定义为“武学之总称，战争之学问”，确定了兵学的定义和内涵。1911年陆军部军学司改兵官学堂为军官学校的文书中，确定在术语中将“兵”改为“军”。1929年张崇玖著《军事学ABC》，1931年龚厥民编《军事学大意》，1933年杜煐著《军事学通论》等等，可以看出从“兵学”到“军事学”的转变脉络，乃是中国近代军事学兴起的概念体现。其中《军事学通论》指出“军事学即我国所谓兵学”，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出版的《红星报》，已经使用“军事科学”一词。1840—1911年，“兵学”“武学”“军学”“军事学”等中西概念常混合使用，1911—1949年，“军学”“军事学”称谓逐渐取代“兵学”而成为主流，但“兵学”的表述还时时在译著、期刊、报纸中出现，如近代著名军事学家李浴日1945年写的《兵学随笔》依然使用“兵学”。这正是新旧转换、中西融合的过程之漫长的体现。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写的《军语画一》，把“军事科学”正式列为通用军语，标志着军事学学科称谓的确定。上述进程中，从“兵学”到“军事学”的概念转变，正体现着学习西方军事学的过程。“军事学”作为现代学科术语，是在近代随着西方军事理论的传入和中国近代军事学的构建而逐步确立的。在文件、教科书、期刊、报纸上对“军事学”一词进行广泛使用，既是对西方先进军事学思想的认可和学习，也是以西方军事学框架构建中国近代军事学的体现。
军事学构建过程中大量学习西方的经典军事理论。中国传统兵学著述浩如烟海，尤其擅长“舍事言理”，在军事理论方面成就斐然。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不仅学习其军事技术，也认识到其军事理论的先进，开始大量引入和研究西方经典军事理论。到20世纪40年代时，中国近代军事学人对西方重要的军事理论都已有所掌握，如意大利杜黑的空军决战论，英国富勒的机械化战争论，美国马汉的海权论，德国古德里安的闪击战论等。唐子长在《抵抗的国防论》中提到的西方军事理论就包括：拿破仑的《战争定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约米尼的《战争艺术》、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恩格斯的军事论述、福煦的《战争原则》、富勒的《战争科学的基础》等。大量学习西方的经典军事理论，意味着时人不仅承认西方的“器”，也学习西方的“道”，这种更为开放的视野和态度，对于中国军事学的发展意义深远。
当然，完全依赖西方军事理论、脱离中国具体实践、罔顾中国传统兵学的丰厚积淀是难以真正实现自身军事学构建的。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要在破除迷信的条件下学习西方”。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实现了“洋为中用”。今天，世界军事学知识体系正在经历更为急速的变化，只有更加敏锐地比较、选择、吸纳，才能构建生命力旺盛的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
四、综合视野：以多学科思维和知识为观照
综合性是军事学的内在需求和显著特点。军事学承载着技术、制度、文化等丰富的内涵，自然也就连接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同时，军事学以战争的方式贯连科学与社会，呈现庞大复杂的体系。
军事学的综合性在中国古代兵学中就已充分体现。汉代刘歆所著《七略》中的《兵书略》将兵书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大类：“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阴阳者，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古今比较地看，兵权谋相当于战略、兼顾其他，兵形势相当于战术，剔除迷信成分的兵阴阳则大致相当于军事地理、军事气象、军事心理等军事交叉学科的总汇，兵技巧则相当于军事技术。这种对兵书的四分法作为主流分类法，一直延续到清末。
近代以来军事学的综合性内涵和要求日益加强。对于文化、军事、兵学的内在关系，陈启天认为“夫军事为文化之一要素，而兵学又为学术之一分支，如不知军事，即无由识文化之全体。不知兵学，亦无由识学术之大用”。更有军界学人指出，“兵学是一切学术的结晶”。首先，近代学人认识到，军事学和政治学、外交学、地理学、气象学、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交通学等学科紧密关系。20世纪30年代，杜煐在《军事学通论》中指出：“故军事学之原则，常期与政治学之原则相符合。用兵，必须顾虑政治上之代价。否则得不偿失，利之而适以害之也。是以习军事者，若不明政治，则犹如操舟而不知所向。习政治者，若不明军事，则犹如乘舟而不知操舟。二者均不可也。军事学与外交学，亦至有关系”，“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交通学，以及法律，伦理，论理，哲学等，无不与军事相关联”。在这一专著中，作者不仅将军事学与政治学的关系做了详细的解释，而且还列出许多新学科，指出军事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鲜明体现了军事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的综合性特点。其次，不同学科的学者关注和研究军事学。在那个战争和军事成为生活主题的时代，政治学、经济学等许多领域的学者都关注、研究军事学，极大地丰富和提升了军事学。如科学派和玄学派的领军人物丁文江、张君劢都在军事学上有所贡献，丁文江的著作《民国军事近纪》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还有其著名的《关于国防的根本问题》；张君劢在1936年翻译了德国鲁登道夫的《全民族战争论》；章乃器的《国防总动员》于1936年10月出版；吕思勉的《日俄战争》于1928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29年、1933年相继再版。各领域学者共同关注和研究军事问题，既是中国救亡图存时代的独特现象，也是由军事学融合多科学的综合性特点所决定的。
五、技术支撑：以新的军事科技为助推
重大科技进步和创新引发军事学的革命性变化。恩格斯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学技术每次发生重大突破并用于军事领域，都会成为引发军事领域结构性、整体性变革的催化剂和助推器，并在军事改革中起到重要牵引和支撑作用。新的世界科技革命带来新的军事革命。科学技术是军事发展中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古往今来，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和创新，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会引发军事领域的革命性变化，进而引起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谁能有效适应或引领这种变化，谁就能掌握军事竞争的主动，否则就会导致军事发展上的落后，甚至造成严重政治后果。炼铁技术的发展和火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军事革命；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进，催生了第二次军事革命；19世纪后半叶炼钢技术、铁路运输和有线通信的大发展，带来了第三次军事革命；与20世纪上半叶大科学、大工业、大生产为特征的“电气时代”相伴随的，则是第四次军事革命；当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取得突飞猛进时，第五次军事革命也就发生了。可见，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如影随形，最新的科学技术往往首先使用在军事领域，带来翻天覆地的军事革命。
新的世界科技革命带来新的军事理论革命。近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一批军事学理论。鲁登道夫的《总体战》、马汉的《海权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体现了工业革命、技术更新换代背景下的军事理论成果。反过来，技术带来的战略战术改变又使得这些军事理论得到进一步推广。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速战、多兵种协同作战、强火力攻击、集中兵力等战略、战术已成为通识，中国军事学界高度重视这些变化并极力广泛推行；而许多战役证明了克劳塞维茨战争理论的生命力，《战争论》得以广泛传播。新的科学技术引发的战术和战略改变，推动新的军事理论诞生。从这个角度看，近代西方一系列经典军事理论正是新的世界科技革命的产物。
科学技术在现代军事学中的地位因其在战争和军事中的作用而日益凸显。“任何一种军事理论的发展，最终都要以一定的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战争实践的刺激为前提”。比较近代《军事学术大全》与汉代《兵书略》二者对军事学的分类会发现，与自然科学相交叉的学科，如军事地理、军事医学、军事技术等内容在新的分类体系中得到了明显加强，与自然科学关系相对较弱的战略和战术部分则明显减弱。“兵器学”之所以在当时分类体系中位列第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近代武器装备远不如现代繁多，对武器装备的采购、使用、管理、研制等也还没有区分得像当下这样清楚，因此研究各种武器装备的学问基本可以统合为一个学科。今天，武器的分类越来越复杂、各种武器的原理不同，武器的采购、使用等环节逐渐从统一的母体中分化出来，而它们所需要的知识也各自有别。因此，“兵器学”在现代军事学体系中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部类，而不再是独立的学科了。目前，中国的军事学分为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两大部类，其中军事技术部类大致与近代“兵器学”相对应。
21世纪以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推动下，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演变，智能化战争已见端倪。智能化战争不仅正在颠覆人们对战争和军事的认知，也加速改变战争制胜机理，人类将面临一场更为强大的新军事革命浪潮。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及其与信息、认知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将对武器装备、作战空间、军事理论等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军事理论体现着人们对于先进科技在战争和军事领域最大化运用的合理化想象，因而必须具有前瞻思维和引领性。
六、实践之维：以智能化战争形态为靶标
战争实践是检验军事建设和改革成效“真正的练兵场”。毛泽东形象地指出，“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实践和军事学的发展不断印证着实践和认识的关系，是实践和认识的循环和推进的生动写照。军事学以战争实践为出发点，又在战争实践中进行检验。
战争实践是近代中国军事学的催动者。普法战争（1870—1871）、甲午战争（1894—1895）、日俄战争（1904—1905）、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等战争，对中国近代军事学的影响至关重要。普法战争后，德国军事理论和军事教官就活跃在中国军事学界。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中国开始了学习日本军事学的历程。日俄战争对中国近代军事学的影响尤为明显。在1941年的《军语释要》中用外部战争来解释术语的词有9条，其中有8条（战略要点、战略要线、作战地、策源地、作战、作战目标、内线作战、别动队与挺进队）都是用日俄战争进行注释，还有1条是用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来解释。如此频繁地用一次战争来对军事学术语进行注释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学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为什么日俄战争对中国军事学界的影响如此之大，甚至远甚于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呢？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二战之前）影响中国军事学界最大的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政治、经济、战略格局的影响有目共睹，对军事学的震撼自然是首当其冲。“回顾此十年中，国内国外，变乱迭起，其最足以资吾人之参考者，厥惟欧洲大战。战术上之变迁，与军械之改革，洵可开军事上之新纪元”。但是，由于东西方的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国人的感受如同隔岸观火。日本曾经是中国文明的学生，却在日俄战争之中一跃而起击败西方军事强国，这给中国以极大的刺激。再者，因为日俄战争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战争，对中国的直接冲击当然远远要比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得强烈。之后，日本军事学对中国军事学的影响与日俱增。
近代战争使得中国军事学中有了军制学的内容，并对战争观有了新的阐释。首先，出现了军制学的内容。比较近代《军事学术大全》与汉代《兵书略》二者对军事学的分类会发现，军制学被排在了第一位，这项内容在四分法中是没有的。军制学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受重视的军事学内容之一，这与新的兵役制度的兴起不无关系，也是甲午战败后的必然诉求。事实上，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最早向德国学习的也是军事制度。军制不是中国古代兵学的重点。《孙子》“仅言编制之必要，未及详论焉”，在五计中，军制被排在第五位，而“由今日之见地而言，胜败之数，先视其军制问题之如何。在古代，常备军之制度未立，故五事中以此为最后之一项，是则因时代相异故耳”。其次，对战争观有了新的阐释。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战争冲击下，近代中国军事学界对于战争本质的认识开始转变，更为重视从世界地缘政治、社会制度结构等视角进行思考。宽广的学术视野，新颖的思考方法，无不表明了中国传统兵学在战争冲击之下的蜕变。中国近代军事学强调战争的客观必然性；认识到战争的正面意义和价值；主张战争是“力”的较量，特别是武器的较量；等等，这样的战争观更趋理性和现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相对于和平时期而言，战争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形势，往往更能促使人们积极思考、锐意革新，不断完善武装力量的组织体制及其使用方法，“真正的练兵场是在敌人面前”。军事学说的发展，来源于实践，军事学也是用来指导实践、接受实践检验的学科。所以，军事学要反对空谈，反对把军事学说束之高阁，反对纸上谈兵。今天，社会实践的发展也进入一个“加速时代”，战争实践的发展更是进入一个“加速时代”，把握“智能化战争”，真正理解和前瞻“智能化战争”的重要方法就是实践。通过观察当前智能化战争的萌芽阶段的作战实践，前瞻智能化战争的高级阶段的战争形态，深入理解人工智能技术机理、能力边界，充分把握智能化战争“综合绞杀战”的残酷性、对抗性和不确定性。
结语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相对于和平时期而言，战争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形势，往往更能促使人们积极思考、锐意革新，不断完善武装力量的组织体制及其使用方法，“真正的练兵场是在敌人面前”。军事学的发展来源于实践，也必然用来指导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当前，社会实践的发展进入一个“加速时代”，战争实践的发展同样如此。在战争实践中，当代军事学已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宏大、结构完整、多层次、宽领域的理论体系。面对智能化战争形态这一新趋势和实践靶标，理应构建具有鲜明综合性、引领性特点的中国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构建和发展中国军事学自主知识体系不仅是为了赢得战争，更是为了超越战争、赢得和平，进而以中国军事理论现代化成果惠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