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孙子兵法》研究的成果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飞跃。抗战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既是反对侵略战争的必然反应，又凸显了民族自觉和军事文化自信的提升，以及融合古今中西的哲学思考，呈现了鲜明的实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特点。
【关键词】抗日战争时期；《孙子兵法》研究
《孙子兵法》研究在近代大致可以1937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37年前《孙子兵法》研究成果不多，比如1911—1937年之间共出版9种，除蒋百里、刘邦骥合著的《孙子浅说》和蒋百里的未完成稿《孙子新释》外，乏善可陈。[1]1937—1945年则达到18种，总数是抗战前的两倍，不仅数量增多，同时呈现出鲜明的实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特点。
一、面对侵略战争的军事学回应
《孙子兵法》直位居中国古代兵书之首,在中国军事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但随着西方军事技术的冲击和西方军事学术的引入，鸦片战争后《孙子兵法》一度失去了重要地位。例如，1875年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写到兵书时,虽然没有明确否定《孙子兵法》，但也并未将其收录；[2]相反，他认为《克虏伯炮说》《水师操练》《防海新论》等西方兵学译著“皆极有用”。[3]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进一步指出，西方军事学不仅包括了中国兵学的内容，而且更精密。[4]张之洞认为，即使是中国古代的孙子等名将生在今天，也会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使诸名将生今之世，必早已习其器，晓其法，参以中国之情势，即非仿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5]还有人虽然承认《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书中的佼佼者，但认为仅仅靠《孙子兵法》是不够的。例如，1884年杨琪光在其《百子辩证》的《读孙子》中指出：《孙子兵法》十三篇诚为胜兵之术，“倘不济以盈盈武库之兵械，如邱如阜之粮糈，亦必不能战胜攻取”[6]。这种重谋略而轻实力的弊端也为日本人所批评，认为中国自古兵学注重谋略而轻视实力是谲诈误己的竞技。[7]在日本侵华战争的冲击下，民国学人寻找自救的军事药方，重新挖掘和认识《孙子兵法》的价值。既把《孙子兵法》当作军事知识，也将其看作是具有永恒价值的战争哲学，并在战争实践中运用《孙子兵法》。
首先，此一时期的学者认为《孙子兵法》是一种重要的军事知识。当时普遍认为，只有普及了军事知识，才能贏得抗战胜利，拯救民族存亡。因此研究《孙子兵法》是为普及国民的军事智识，快速提高军事人员的军事素养，以赢得抗战的胜利，具有重要的拯救民族危亡的社会政治意义。当时的学人指出：“我们为了民族的生存，人类的幸福，除了在这个侵略者鼓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狂潮骇浪中全国一致皆为战时的准备以外，还要随时寻求普及军事智识的方法，使到全国民众皆能执新式兵器以捍卫国家，个个都能够负起抵抗敌人复兴民众的责任，达到和世界国民军事智识最普及的国家并驾齐驱，这才可使侵略者戢止他的阴谋。”[8]并指出，研究《孙子兵法》不是以千年前的智慧来抵御敌人的枪炮，也不是纸上谈兵，而是普及国民军事智识，提高武装人员的军事素养。“不是想将过去数千年的残骸来抗挡现在敌人犀利的枪炮，也不是想大众不注重实际的军事训练来作没有意义的纸上谈兵”，而是“为了普及国民军事智识和减省一般武装同志研究孙子兵法的脑力”。[9]
其次，指出《孙子兵法》作为战争原理和战争哲学具有永恒的价值。认为：“战术虽有新旧，战理固无古今，孙子乃论理而人入深微者,此其所以历百世而莫能易也。”[10]“邻邦人士，所以奉为圭臬者，盖有由矣，……乃者科学昌明，战争艺术，一日千里，然万流所归，仍不能脱孙子之范畴。”[11]《孙子兵法》“所言之战争原理，虽现代兵学亦莫能越其范围而胜之”[12]。《孙子兵法》是中国军事名著，其战争原理在现代仍然是有价值的，专门研究军事者应该将其作为战争哲学的教本来钻研，普通的抗战人士也应该了解《孙子兵法》的要义。这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希望和根本。“孙子为中国战争原理之名著。其所示之战争原理，虽在近日，仍多可适用。凡专攻军事学者，故宜取为战争哲学教本而精研之。即一般热心抗战建国之人士，亦宜略知其要义，然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乃能益有望矣。”[13]挖掘《孙子兵法》的现代价值，强调研究《孙子兵法》既不是为祖先歌功颂德，也不是要盲目顶礼膜拜，而是探讨出具有永恒价值的战争原则，并注入新的内容和新的见地。“不是要为祖先歌功颂德,也不是要拿来当作偶像一样的顶礼膜拜；而是要从中探讨出至今不易的战争原则来，刷新而说明之。”[14]
再者，国共两党为适应战争时局的迫切需要，都高度重视研究和吸取《孙子兵法》的军事智慧，形成了一场深人学习、研究、运用《孙子兵法》的热潮。面对日本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孙子兵法》研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产生于冷兵器时代的《孙子兵法》能否运用到拯救民族危亡的现代战争实践中。对此，多数研究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坚信《孙子兵法》在现代战争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提出了“使孙子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全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一批直接用于抗战的《孙子兵法》研究相继出现。如李则芬的《以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针对抗战时局，运用孙子军事原则，分析中日双方战场形势，指出日军违背了《孙子兵法》最高原则，超过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限度，速战速决的结局是失败，论证日本侵华“在《孙子兵法》中找不出日军胜利的条件”，并由此得出“日军败亡的前途”是注定了的。[15]曾担任国民党国防部政治厅宣传研究会副主任、世界兵学社社长的黄埔军校知名教官李浴日，从1934年起就对《孙子兵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1938年)、《东西兵学代表作之研究》(1943年)等5部著作。在《从孙子兵法分析敌人进犯粤北的溃败》一文中，用孙子军事思想对国民党战区对日作战取得的粤北大捷进行了分析，指出导致日军溃败的原因，在于日军“将军骄横，不知己彼，计划错误，地形困厄”等。并指出：“孙子铁一般的原理原则，在这次大战中同样闪耀着它的光辉。”[16]冯家勋著《新译孙子兵法》出版之际，正值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之时，作者在题为《献给中华民族勇士及全国民众，迎接胜利年》的附言中，特别强调《孙子兵法》在抗战中的作用：“时代战法虽殊，而攻守目的仍不出《孙子》……以今日吾国情势，设为与假想敌之对立，应如何谋划?如何备战?如何攻守?如何制胜?概用《孙子兵法》。”[17]还有研究者指出采取“持久战”并不违反《孙子兵法》的原则，而是从反面对《孙子兵法》原则加以变通运用，如《孙子新诠》就强调：“孙子兵法这部书，从正面研究，有许多原则必须遵守，从反面对照，又有许多方法可以活用。譬如这次暴日侵略中国，暴日是站在攻势的一方，……当然是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而在我们，则是站在被侵略，不得已而应战的地位，是站在守势的一方，以劣势的军备来抵抗世界的强敌，当然无法速决，速决就必至于败亡，所以对于孙子的正面的原则，必须从反面对照，来设法活用。换句话说，就是敌人欲速，我们就必须设法使他延缓，敌人欲决，我们就必须设法使其不决，这就是我们抗日战争所以采取持久战游击战的道理，不是违背了孙子的原则，而是活用了孙子的方法。”[18]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也非常重视《孙子兵法》，不仅深人研究《孙子兵法》，而且在抗战的战略和战术层面都运用《孙子兵法》的原则和精髓。1936年毛泽东两次致函当时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和刘鼎，要求购买一些军事方面的书籍，其中包括《孙子兵法》。为了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孙子兵法》和其他一些军事著作。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已，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19]把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上升到“孙子的规律”,“仍是科学的真理”[20]。1938年5月，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充分借鉴和汲取了《孙子兵法》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指导抗战胜利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提出了全面抗战，预见性地指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必然取得胜利。毛泽东不但自己研究《孙子兵法》，而且还倡导其他同志学习《孙子兵法》。1939年，毛泽东根据当时全国抗战形势，提出要学习古代兵法，并把注释兵法的任务交给郭化若，同时就如何研读《孙子兵法》提出了具体意见。郭化若撰写了《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孙子兵法》进行系统研究，开了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孙子兵法》的先河，在《孙子兵法》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郭化若的《孙子兵法》研究既阐发了《孙子兵法》的学术价值，又实现了《孙子兵法》的战争指导功能。对抗战中准确普及、传播《孙子兵法》作出了贡献。人民军队其他高级将领，如刘伯承、叶剑英、陈毅、彭德怀、林彪等，也对《孙子兵法》有精到的研究，并在各自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生涯中发挥作用。被誉为“论兵新孙吴”的刘伯承不但熟读《孙子兵法》，而且能背诵全文，在实战中运用孙子谋略克敌制胜，屡建奇功。如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指挥129 师在山西七亘村三天之内两次设伏，痛击日本侵略者。刘伯承在总结这次战斗时，强调是依据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军事原则，把握日军的一个重要的作战习惯和特点，即往往为了完成作战任务“记吃不记打”，因此针对日军的这一作战习惯进行“重叠设伏”，不断重创日军。陈毅曾写诗赞刘伯承“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孙子兵法》研究在抗战中得到充分的宣传、普及和应用，是中华民族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必然回应，验证了孙子军事思想在现代战争中仍具有重要价值。
二、超越军事的民族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提升
近代意义的学术自觉总是和民族自觉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近代中国而言，西方列强纷至沓来，日本大举侵华，学术自觉和民族自觉更加紧密相连。国人对《孙子兵法》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忽视到肯定、重视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孙子兵法》军事价值得以发掘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民族自觉与自信的构建过程。
首先，自上而下学习《孙子兵法》的热潮，体现了民族自觉与自信的提升。蒋百里的《孙子新释·缘起》便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据蒋百里自述,他在德国拜访伯庐麦（《战略论》著者）时，伯庐麦跟他谈到，拿破仑曾经说过百年后东方将出现继承东方古典兵学的战略家，会挑战欧洲，成为欧洲的大敌。伯庐麦很欣赏蒋百里，认为他可以传承中国传统兵学思想的精神，他也许就是拿破仑所预言百年后出现的那个人[21]。这是伯庐麦对蒋百里的鼓励和欣赏，更是西方军事学人对中国古代兵学的肯定和赞誉。蒋百里认为西方军事学界所推崇的中国古典兵学，就是《孙子兵法》。如果求诸于外,将他国的军事学说输入中国，不如发扬光大我们固有的学说。在面对西方军事学时，我们不用疑骇，也不用羞愧。[22]超越军事的民族自觉和自信跃然纸上。与此同时，学人将民族自觉与自信融人对《孙子兵法》的阐释，并用以指导抗战。李浴日在《孙子兵法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抗战公式，即抗战科学公式(武力抗战+外交抗战+经济抗战+间谍抗战+宣传抗战)x举国一致、坚持到底=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个公式中的武力抗战+外交抗战+经济抗战+间谍抗战+宣传抗战是抗战的综合实力，举国一致、坚持到底就是民族自信。
其次，从对《孙子兵法》的否定到探索中西融合，再到构建自己的兵学，既是学术自信，更是民族自信的体现。《孙子兵法》从在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中没有提及，到抗战时成为军事学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谋求民族自信的体现。《孙子兵法》的研究中引证了许多西方军事学的论著，这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看西方军事学已经从仰视走到了平视。从抗战时期《孙子兵法》研究著作中可以看出，当时对中国最有影响的两部军事学著作分别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又译《全体性战争论》《全民族战争论》)。在《孙子兵法》的研究和阐释中用西方军事学思想和中国古代兵学思想进行比照,将《孙子兵法》与《战争论》《总体战》等西方军事著作相提并论，试图在古今中西的军事学理论中选择出救国之策。林薰南、李浴日等人在《兵学论丛》中已表现出明确的构建“独自兵学”的自觉。如林薰南指出:“我们不但要继承‘兵学之祖’和‘兵学之师’的伟大精神，还要‘从事新的努力，开辟兵学一新天地’。”[23]李浴日也说：“本来中国古代的兵学是很伟大的,但有待于整理和发扬，同时对于世界的兵学亦有待于介绍和批判，尤以应如何建立中国现代的独自兵学，更为首要。”[24]那么，中国要发展什么样的独自兵学呢?李浴日强调，中国的独自兵学“系以自卫和反侵略为本质，并本此而给予世界帝国主义的兵学思想与法西斯主义的兵学思想以彻底的抨击和廓清”[25]。正是出于自卫和反侵略的目的，中国的“独自兵学”并不是一般的军事学理论，而是带有强烈的民族自信色彩。面对一场几乎亡国灭种的侵略战争，中国上下需要的不仅是军事学的指导，更需要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力，《孙子兵法》作为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巅峰之作，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从对《孙子兵法》的否定到探索中西融合，意味着经过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等侵略战争，中国对自身的学术思考和国家命运的关怀更趋理性，中国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自信心得到极大提升。
三、融合古今中西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高度思考战争和军事问题，是中国传统兵学的重要特征。《孙子兵法》更是如此，带着与生俱来的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烙印。在近代西方的战争和思想的冲击、影响下，《孙子兵法》的科学精神和哲学思想得到进一步的阐发。
首先，学人认识到《孙子兵法》重视运用自然规律，不尚空谈，与西方的理性思维有相通之处，更符合现代科学精神。战争是个实践性很强的领域，一切理论都是要经过实践检验的。而战争实践尽管充满了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但贏得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你要算得比敌人更多、更精确，只有这样才可能贏得战争。这种需要计算的思想导致了《孙子兵法》严密精确的理性思维的产生。蒋百里认识到这一点：“即可见孙子之所谓天者决非如寻常谈兵者之神秘说。”[26]“后人乃有以孤虚旺相等说解天字，而兵学遂人神秘一门。神秘之说兴，而兵学晦矣。”[27]陈肇燊序《孙子兵法新诠》时也写道：“传于今者，若风后握奇，六韬三略，大抵阴阳术士之所假托，荒唐怪诞，陈义肤浅，殊无足观。惟孙吴司马法，则确为秦汉以前之古兵书。而孙子十三篇，专论战略，悉凭学理，不尚空谈，尤为精当。”[28]吴鹤云指出：“孙子言兵，最重自然规律之运用”[29]。陈启天也认为，《孙子》“其立论也，纲举而目张，有类科学。”[30]“兵阴阳家所谓阴阳，实杂有迷信成分。然孙子在汉志列人兵权谋家，虽亦讲阴阳，似不重迷信。”[31]《孙子兵法》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性，这使得它与西方以理性思维为基础的科学容易相通。许多学者认为兵家与道家之间有渊源关系(李浴日、吴鹤云都有这种倾向)，因为表面上二者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甚至用的很多比喻都相同，比如水、石之类。但正如钮先钟在《孙子三论》中指出的，孙子的思想与道家只有表面上的相似，并无本质联系。事实上，道家这个概念也很模糊，老子的道与庄子的道就很不一样，如果说兵家与道家有联系，最多也只是兵家与老子的道有联系。《孙子兵法》中的确有很多辩证思想，比如奇正、虚实等，而老子中也有很多辩证思想，特别是认为事物具有两面性，且两方面经常相互转化，表面上的弱也可以转化为强，等等。但是孙子比老子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的发点并不是这样一个看似普遍的原理，而是出于他的计算思想，战争的胜负在于计算，谈论奇正、虚实、诡道的目的是为了达到用兵出人意料的效果，出人意料就会使得敌人无法计算或者计算出错，这样就能胜敌。而要出人意料就要运用矛盾，或者说事物的两面性，表面上展示给敌人一面，实际上是另一面。所以辩证在孙子那里并不是普遍原理，而是为达成“计算”目的的一种手段。这也是辩证思想的革命性的一面，就是在大家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的时候，辩证法揭示出事物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从而多少让人有些惊讶，有些出人意料，而使人惊奇的理论无论正确与否，总会增进人们对世界的理解。由于孙子的目的是出人意料，因此孙子和老子对于矛盾两方面的认识是很不一样的。老子的道家强调得更多的是以弱胜强、以柔克刚(这是由当时他本人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他当时处于社会边缘，已经是没落阶层，所以要鼓吹弱的好处)；但是在孙子那里，为了达到出人意料的目的，不一定就要使用弱的和柔的手段(尽管这些手段常常出人意料)，而是奇正相生，不断变化，这次你用迁回的手段取得胜利，当下次敌人料定你又要迂回时，你又偏不迁回，而是直接进攻。所以说，老子的道家强调得更多的是阴阳中的阴的一面，而孙子的核心思想是变化，不断变化才能用兵如神。事实上，孙子与其他诸子相比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其思维方式更加理性。例如，《孙子兵法》用了很多“故”“是故”“必”等。[32]《孙子兵法》可贵的地方就在于，它没有像老子那样使用阴阳、强弱这样极度模糊的概念，而是通过解释尽力使得奇正、虚实这样的概念变得精确(比如，奇指机动部队，正指正面部队，虚指敌人防守兵力少，实指敌人防守兵力多)，并且后世的一些注释者也尽量使得这些概念进一步明确(比如曹操对奇正的解释)。当然，在重新认可《孙子兵法》的过程中也不免出现过分抬高《孙子兵法》地位和价值的现象。例如，温晋城认为《孙子》“六千余字包括哲学和各种社会科学”——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经济学经济哲学或者战时经济学、群众心理或者社会心理学、教育学或教育哲学。[33]这就过分溢美《孙子兵法》了。
其次，发掘出《孙子兵法》的辩证哲学和实践哲学的特点。孙中山指出，千年前的《孙子兵法》有十三篇，这十三篇解释的是当时的战理，也正是这十三篇兵书，奠定了中国的军事哲学。[34]20世纪30年代开始，《孙子兵法》的哲学内涵得到进一步深入研析。有学者指出《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相通之处,认为:“孙子所谓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实生虚，虚生实，利害无限的相交，虚实无限的相生等等，为其根本思想，即各在矛盾之发展中而被发现，各在矛盾之发展中而被捕捉，在此处的哲学有其特点。……孙子用兵的方法，正是黑格尔正一反一合的三段辩证法。”[35]温晋城在《孙子浅说补解》一书中，专设一节《孙子的社会背景及其哲学》，对孙子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孙子的方法——方法论——是辩证法，孙子的价值标准——实践哲学。”对孙子哲学思想揭示最为深刻、贡献最大的是毛泽东。他将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遵为“孙子的规律”“科学的真理”。指出，这“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毛泽东深刻揭示孙子的知行观，为孙子哲学思想研究指明了方向。郭化若依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孙子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36]他在1939年为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所作的报告提纲即《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中,专辟一节《〈孙子兵法〉中唯物辩证法的因素》，从七个方面系统地概括了《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明确提出孙子的军事思想是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的，所以才有强大的生命力。终其一生，郭化若对《孙子兵法》的唯物辩证法思想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孙子兵法》在战略上，提出了很多杰出的命题，“在哲学上表露出不少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相当广泛地揭示一般战争的客观规律，成为古代军事学术史上一颗明珠”[37]。《孙子兵法》哲学内涵正是《孙子兵法》流传两千年而依然充满张力、常用不衰的谜底。
注释：
[1]温晋城在其1939年的《孙子浅说补解》自序中写道：“周秦诸子当中，恐怕又要以孙子为最不幸，我去年到中央政校授孙子兵法，当时搜集古注多种，均不能算是善本,求之本近人的著述,更是绝无仅有。”
[2]参见张之洞:《书目答问》，清光绪刻本，64页。
[3]参见张之洞:《书目答问》，清光绪刻本，64页。
[4]参见张之洞:《劝学篇》，清光绪二十四年中江书院刻本，37页。
[5]张之洞:《劝学篇》，清光绪二十四年中江书院刻本，40页。
[6]于汝波：《孙子兵法研究史》，164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7][日]阿多俊介：《孙子之新研究》，来伟良、孔蔼如译，70页，共和书局，1931。
[8]叶慕然：《孙子兵法新诠》，篇前绪语，美华书店，1936。
[9]叶慕然：《孙子兵法新诠》，篇前绪语，美华书店，1936。
[10]刘文垕：《孙子释证》，序，北京，中国书店，2008。
[11]吴鹤云：《孙子兵法新检讨》，自序，战地图书出版社，1940。
[12]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凡例，上海，中华书局，1944。
[13]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35页。
[14]陈华元：《孙子新诠》，自序，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
[15]参见李则芬：《以孙子兵法证明日本必败》，24—70页，生活书店，1939。
[16]李浴日：《从孙子兵法分析敌人进犯粤北的溃败》，载《广东省政府公报》，319—324页，1940。
[17]冯家勋：《孙子兵法?要义》,载《广播周报》1937年第129、140、141期。
[18]陈华元：《孙子新诠》，79—80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1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4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参见蒋百里：《蒋百里先生文选》，104页，新阵地图书社，1944。
[22]参见蒋百里：《蒋百里先生文选》，104页。
[23]林熏南、李浴日：《兵学论丛》，第一辑，弁言一，重庆，世界兵学社，1943。
[24]林熏南、李浴日：《兵学论丛》，第一辑，弁言一。
[25]林熏南、李浴日：《兵学论丛》，第一辑，弁言一。
[26]蒋百里：《蒋百里先生文选》，106页。
[27]蒋百里：《蒋百里先生文选》，107—108页。
[28]叶慕然：《孙子兵法新诠》，陈肇桑序，美华书店，1936。
[29]吴鹤云：《孙子兵法新检讨》，研读兵书应注意之事项。
[30]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自序。
[31]陈启天：《孙子兵法校释》，52页。
[32]参见李浴日：《孙子新研究》，7页，重庆，世界兵学社，1946。
[33]参见温晋城：《孙子浅说补解》，序。
[34]参见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册,6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35]樱铁郎、刘宙尘：《孙子兵学评论》，载《大道半月刊》，1934 (2)。
[36]参见于汝波：《孙子兵法研究》，186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
[37]郭化若：《郭化若军事论文选集》，425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侯昂妤，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孙子兵法研究》总编辑。
【文章出处】《中国军事科学》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