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钟捷，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4期
关注理论，尤其是聚焦理论创新，是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的重点之一。讲话全文提到“理论”有58处，明确要求“理论创新”及“新理论”共9处，并特别指出“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在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征程中，摸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视野的世界史理论，正是数代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现代化理论是世界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文围绕持续推动现代化理论创新，谈三点思考。
第一，我们应该持续性地破除所谓“经典现代化”理论的错误认知。“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后从英语世界（特别是美国）流行开来的学术概念，主要指的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关于这一过程出现的原因、表现形态以及最终目标的系统性观点，即现代化理论。
这一理论的最初形态源于美国的全球战略思考。为了同社会主义阵营竞争，争取更多的盟友，美国社会科学家们通过总结经济史与政治发展历程，提出了一整套针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策略。它把美国作为“现代化的国际样板”，描述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不同阶段（如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最终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世俗化等现代性特征。这套论述后来被人们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
“经典现代化”理论是典型的经验式、目的论型的思维范式，从历史来看，至少在两方面是经不起推敲的。一方面，现代化道路绝不是唯一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取决于极为复杂的历史条件，不是一蹴而就、一模一样的过程。即便在欧美国家，现代化道路也不是统一的。在英国，1640年“光荣革命”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但议会制改革迟至19世纪才逐渐完成。在法国，1789年大革命虽然带来了新体制，然而在随后一个世纪里共和与帝制反复出现。在德国，两次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确立，而常见的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勉强立足。在美国，南北战争和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都曾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对现代制度的稳定性提出过挑战。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也是曲折的、分段推进的。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复制“经典现代化”道路实现转型目标。从战后历史来看，极少有新独立的国家能够运用欧美国家的发展策略完成自我更新。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虽然建起了资本主义民主体制，而时至今日也没有正式取缔种姓制，更没有完成大众生活的脱贫目标。伊朗的“白色革命”曾在一段时间内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但这条“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70年代末走到了尽头。亚洲“四小龙”的快速发展一般被认为是威权主义政府而非自由市场所推进的结果。不仅如此，批判者还从“依附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无法延循“经典现代化”方案的结构性原因，即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世界经济体系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
今天，“经典现代化”理论已成为历史，不再是关于现代世界形成的主导观念，但其留下的一些错误认知，依然值得我们继续揭露和破除。例如，从结果来看，“现代国家”都是民族国家吗？在19世纪，欧洲大部分国家经历了一个显著的“民族化”转型过程。民族神话伴随民族历史的书写进入各国民众的国民意识中。这一潮流随后在20世纪席卷亚非拉各地，“民族国家”一时间成为现代化转型的政治符号，进而引发了一系列民族冲突和民族战争。然而事实上，是否成立民族国家并不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必选项。且不论19世纪的欧洲国家不少仍属于帝国形态，多民族共存一国的情景直到今天也没有在欧洲“现代国家”里消失。美国更是一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所谓“民族熔炉”的说法不过是另一种“神话”而已。
再如，从价值评判来看，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都是值得向往和赞赏的吗？在“经典现代化”的理论范式下，传统/现代的两分法被附加上鲜明的进步论色彩。已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欧美国家似乎站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制高点。其实不然。在过去的20世纪里，我们见证了号称代表现代文明的欧美国家如何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屠杀其他国家的平民。在这一点上，犹太人惨遭大屠杀不过是众多悲剧中的一例而已。不仅如此，我们还能够通过越来越丰富的历史研究来揭示欧美国家是如何依靠殖民地资源实现自身发展的。印度的大片森林变成了英国铁路建设中不可缺少的枕木，非洲的丰富矿产被运往欧美国家成为“工业奇迹”的重要支撑，而这些原料产地却陷入资源枯竭和生态危机的发展困境中。
第二，我们应该持续性地推进一元多线现代化理论。在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反思和批判浪潮中，中国学者扮演过重要角色，特别是罗荣渠教授。他提出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提出的新现代化理论。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我们称之为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中轴原理，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一元论”。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那里，每一种生产力系统在不同的自然历史、社会条件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扩而大之，也就是社会经济形态。每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都具有内在的结构上的相对适应性和长期稳定性，以及自身的运动规律。这样，在同一生产力水平和条件下，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模式的，发展的道路也是多模式的”。正是在这种一元多线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不仅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得到了历史性研究，而且也能够解释发展中国家无需也不必完全复制“西方道路”的根源。
在欧美学界，也存在着类似的想法，即“多元现代性”理论。其核心在于，“现代性不等同于西化。现代性的西方模式并非唯一真正的现代性，虽然它们有着历史领先作用，而且也仍然会是其他模式的基本参照点”。研究者还指出，“在这些起源于欧洲并从那里带来的西方式制度框架和文化框架中，不仅出现了欧洲模式或众多欧洲模式的地方变异，还发展出了崭新的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模式”。如此一来，现代世界的形成就是“多元变化的现代性相互竞争、相互对抗后不断发展、不断构建和重建的结果”。
总体而言，在现代化道路的“多线”问题上，国内外学术界基本达成了一致意见，从而可以避免“经典现代化”理论在应用层面的错用。但在现代化道路的“一元”问题上，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来破除一种“迷思”，即认为唯有欧洲能率先启动现代化进程。
从历史上来看，欧洲的确在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道路上领先一步。为此，不少研究者试图论证欧洲的那些先天优势，如源自古希腊罗马的文化基因，或者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的“人的解放”。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前言中，也开宗明义地写道：“生为近代欧洲文化之子，在研究世界史时，必然且应当提出如下的问题，即在——且仅在——西方世界，曾出现朝着（至少我们认为）具有普遍性意义及价值的方向发展的某些文化现象，这到底归诸怎样的因果关系？”在他看来，近代西方由特定宗教信仰（新教的加尔文宗）所决定的理性主义才有能力开启通往现代的大门。
其实不然。这种仅聚焦欧洲本身的观念既神化了欧洲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实现现代转型的能力。国内外学者早已论证过，有能力转向现代的欧洲文明（或西方文明）并非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直接产物，而是中世纪的产物。当时，一种新文明通过采纳和改造包括古希腊罗马文明在内的一些文化元素而整合产生。它形成的“元规则”是西方文明不变的内核。不仅如此，欧美学者也承认，阿拉伯文化“唤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在所谓“大航海时代”，来自世界各地的财物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多种信息丰富了他们的视野，促进了欧洲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来自中国的各类记载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文化反思与制度建构。
这种现代文明的多源性特征在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的晚年反思中表达得最为显著。他说：“我和我的同事一直认为只有一种一元的关于自然的科学，各种各样的人类群体均有途径通达这种科学，只不过道路或近或远；均有时参与了这种科学的构建，只不过在贡献上或多或少，在持续时间上或长或短。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希望追溯出一条绝对连续的科学之路，它始于古巴比伦天文学和医学，经由中世纪中国、印度和整个古典世界所提供的先进自然知识，到文艺复兴晚期欧洲的突破性进展——正如人们所述，关于发现的最有效的方法本身被发现了。”
以上表明，欧洲率先向现代进行转型的原因，与其说是欧洲文明的天生使然，倒不如说世界各地文明在一个特殊时期“大汇流”到欧洲地区，结合欧洲文明的历史性发展，共同促成了人类文明的一次根本性变化。
第三，我们应该持续性地运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来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过程在过去两百年间席卷全球各地。现代政治和经济的运作模式、现代生活方式、现代文化观念等的各式变体，出现在欧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
但是，现代世界并没有如欧美国家想象的那样继续走在19世纪的道路上。两次世界大战让一批帝国烟消云散，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带来了与资本主义体制平行的新规则，接踵而至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困境让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步伐陷入发展极限的恐慌之中，一股股反现代性的思潮在欧美国家内部滋生蔓延。一种全球现代性危机已经出现。
对此，有三个欧美学者的反应值得关注。第一个是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抛出的“文明冲突论”。他虽然没有按照时间线性方式来划分文明，而是根据地域来界定不同种类的文明，但其实质依然是把未能“西化”的文明都归类于非现代文明中。他这样写道：“几个世纪内，非西方民族曾一直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先进技术、军事实力和政治凝聚力。他们在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中寻求成功的秘诀，如果发现自认为可能的答案，他们就尝试在自己的社会中加以运用”，“现在他们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强大，于是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攻击起那些他们先前曾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观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观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各类非西方文明都会出现“本土化”的趋向，如“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正是在这种维度上，在亨廷顿看来，“在21世纪初期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与亨廷顿相对悲观的结论不同，第二种反应略显模糊性，即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现代性未定论”。早在1980年，哈贝马斯就在荣膺“阿多诺奖”时用了“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这一表述。他认为，“现代”这个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各自具体界定的对象，“现在，凡是有助于使时代精神之自发更新的当下性获得客观表达的东西，都被视为是现代的”。他引用阿多诺的话来凸显“现代性”的独特一面：“破坏的疤痕是现代性的真正印记；通过这种印记，现代性绝望地否定一成不变的封闭性；爆炸是现代性的常态之一。反传统的力量成为吞噬一切的漩涡。就此而言，现代性便是神话，转向反对自己；而神话的无时间性成为打破时间连续性的瞬间所造就的灾难。” 如此，他才有可能把一切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的各种攻击包容在现代性方案的不断更新换代中。“现代性方案伴随着种种迷误，而过激的扬弃纲领也出现诸多错误，我以为，我们更应该从中学习，而不应放弃现代性及其方案本身。”
第三种反应来自印度裔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其观点可被概括为“流转与超越论”。他直截了当地表示：“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模式是以征服自然这一概念为基础，并以扩大生产为动力的。这一模式已不可持续”，“我们已经不再需要现代化革命曾经需要的文化和主体性条件。它们已经导致了人对自然征服的过度：我们现在遭遇到一种可持续发展危机——很大部分地球生物将无法在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的综合影响下生存下来”。在他看来，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既能够从历史中调用“能够与人类世时代全球责任产生共鸣的传统”（即流转），也在真切的“民生环保”与信仰实践中确定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即超越）。
以上三种试图解决全球现代性危机的方案各有所长，但也存在明显问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色彩，而且最终导向冲突。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未定论”虽然有更大的包容性，但他更多关注的是西方内部产生的反现代性浪潮，而对非西方国家的创造力缺乏深入了解的兴趣。杜赞奇的“流转与超越论”更有突破性，特别凸显了亚洲传统在革新现代性中的作用，但他最后却落脚于某种神秘物，“超越了合理限度的希望”，说“它就会指向某种超越了现实而且超越了信仰的东西——一种生存下去并寻觅着祂的动力”。
由此，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便显示出它的历史意义与实践价值。它立足于中国现状（人口规模巨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精准解决西方现代化历史上不断出现的物质进步迅速但精神发生危机的问题（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继承文化传统与体现全球担当紧密结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保驾护航（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历了曲折前进、螺旋上升的过程，突破了欧美经典现代化理论叙事，凸显出既实现自身跨越发展又为全球现代化进程提供包容性方案的鲜明特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阐释，将更有利于人们认清全球现代性危机的本质，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开辟出新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中曾强调：“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现代化理论作为有关现代世界形成的重大命题，理应成为我们反复质疑、思考和重构的对象。持续创新现代化理论将为中国世界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更为坚实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