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迎旭，军事科学院原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侯昂妤，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5年第6期
侯昂妤：黄老师您好，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天恰逢建党节，这个讲座正当其时。
黄迎旭：能跟大家在一起交流，感到非常荣幸。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4周年的纪念日，在这个日子里讲这个主题，是对这场战争的最好纪念，也是对党的生日的最好庆祝。
侯昂妤：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抗战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黄迎旭：是的。毛泽东的决定性贡献，就在于正确解决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问题，毛泽东由此而获得了崇高威望。所以我们纪念抗战胜利，重温毛泽东的抗日战争战略指导非常有意义。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这段历史，提高我们的战略判断能力和战略决策能力也是有帮助的。
毛泽东的抗日战争战略指导正确解决抗日战争一系列全局性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正确解决了两个从根本上决定全局的问题，一个是如何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如何打持久战的问题。另外，还有如何正确开展反摩擦斗争问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等，这些问题也很重要，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党丰富政治斗争经验，形成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具有重要意义，但决定全局的，还是上述两个问题。
侯昂妤：是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准确判断主要矛盾、主要对手，第二个问题是要回答如何取得胜利。先请您谈谈第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
黄迎旭：好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抗日战争战略指导首先要解决好政治问题，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以及政治策略。
制定抗日战争政治路线以及政治策略的依据是什么？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主次地位的转换。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着两个基本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当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按照“利益均沾”原则，利用中国政府及地方势力代理它们各自的利益，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时，国内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当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要把中国完全变成它一家的殖民地时，民族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处于从属地位，阶级斗争要服从民族斗争。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将中国变为殖民地，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人民大众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矛盾及中华民族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这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依据。具体来说，就是与国民党开展第二次合作，由“人民共和国”转变为“民主共和国”；从“反蒋”转变为“联蒋”；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根据地改称为“边区”；将“土改没收地主土地”调整为“减租减息”。同时，在国际上结成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包括联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
另一方面，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依然存在，集中体现为前者同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但他们不同意政治、经济改革，仍坚持独裁统治；后者则不仅要求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求政治、经济改革，实现民主、自由。另外，英、美等帝国主义搞“东方慕尼黑”，前者会响应。因此，在讲阶级合作的时候，必须防止阶级投降主义。
侯昂妤：毛泽东准确判断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的地位，使它们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因此，毛泽东提出“重新与国民党合作，为救亡而奋斗”。对中国共产党来讲，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最核心的就是“独立自主”这4个字。
黄迎旭：独立自主包括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首先，我谈谈政治方面。第一，要坚持共产党的性质，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全党。第二，要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毛泽东把这个问题归结为“谁追随谁”的问题，不是要与国民党争国家统治权，不是要把国民党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而是使我们党的抗日战争政治纲领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纲领，这就是彻底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说，我们党应当发挥政治领导作用，毛泽东把这种作用称为“总参谋部”作用。第三，要保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但领导权还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拒绝国民党在八路军、新四军安插副职；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基本制度；坚持党在人民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更重要的是，八路军、新四军的调动只听命于共产党的中央军委。第四，要对国民党的反动性、顽固性和对外妥协性进行必要的斗争，对它的进步性不能估计过高。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1938年12月，蒋介石在重庆对周恩来、王明等说，取消共产党，或把共产党并入国民党这件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a。
其次，我谈谈军事方面的独立自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最初提法是“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1939年1月《〈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正式表述为“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采取这个方针，是考虑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的力量对比，更深刻的考虑则是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第一，就指挥关系而言，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独立进行的，不受国民党约束，不受国民党领导和指挥，有独立指挥权和独立行动权，对国民党军队只作战略配合，一般不作战役战斗配合。第二，就作战形式而言，主要是游击战，在全国战场以运动战为主，在敌后战场以游击战为主。第三，就军事部署而言，分散和活跃于敌人后方和侧翼。这有一个变化过程，先是设想集中部署于恒山山脉，日本占领平津后，分散部署于吕梁山到五台山；太原失守后，分散部署于管涔山到太岳，呈扇面展开，面向华北平原。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战场。第四，就战略重心而言，是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主要精力用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侯昂妤：毛泽东的主张一开始在党内获得了广泛接受和支持吗？
黄迎旭：一开始并没有，党内广泛接受有一个过程。在1937年8月22—25日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关于军事问题，毛泽东指出，军事问题就是战略问题，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毛泽东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在1937年12月9—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全面否定洛川会议确立的政治路线，也包括军事路线，反对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王明在军事上提出“五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统一作战计划。后来又发展为“七统一”，增加了统一编制、统一作战行动。这就是要把人民军队交给国民党。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促使全党接受毛泽东主张的是两件事。一件是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标志着国民党的政治倒退。再一件是共产国际的态度。任弼时、王稼祥先后赴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共产党内情况，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传达了这一精神。
总之，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因为不仅考虑到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考虑到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设一个光明中国。
侯昂妤：接下来，想请您谈谈第二个问题，如何取得胜利的问题，也就是如何打持久战的问题。
黄迎旭：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方针就是持久战，国共之间有高度共识。李宗仁在193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焦土抗战论》。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北，又表现出对整个中国的野心，当时中国就开始考虑怎么去战胜日本。李宗仁提出要焦土抗战，通过长期抗战来消耗敌人，最后取得胜利。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给蒋介石上书，讲“拖的哲学”，讲要持久抗战。陈诚回忆，1936年10月，蒋介石的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已确定。a所以说在是不是打持久战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没有分歧，分歧在于持久战该怎么打。
侯昂妤：是的。毛泽东从未以持久战的首创者自居，他在《论持久战》的开篇指出：“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这意味着，在他之前，很多人说持久战，但是并没有系统地论述清楚，这是毛泽东写《论持久战》的目的。
黄迎旭：的确如此。国民党是主张持久战的，但对于如何进行持久战则含混不清，在战略上有严重缺陷。一是政府抗战，要人民服从所谓“秩序”。1937年7月17日的“庐山谈话”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又称“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二是初战即决战，节节阻击。实质上是消极防御。三是寄希望于国际干预，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中国军队损失25万余人，就是想把英、美力量引进来。战略错误导致抗战初期陷入战略被动。
毛泽东回答了如何正确地开展持久战的问题，创建了系统且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持久战战略。
侯昂妤：毛泽东首先将中日双方进行了系统对比，指出：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这样的比较，不是流于眼前、浮于表面的比较，不同于以往的军事力量比较，更看重的是综合实力比较，也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实力比较，更强调战争潜力比较。他还明确划分了持久战的阶段。
黄迎旭：毛泽东持久战战略的“密码”（底层逻辑），一是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和转换，二是能动地推动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转换。
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和转换决定了这场战争的特点和基本进程：日本强中国弱，日本小中国大，日本退步中国进步，日本寡助中国多助。日本一个优点三个弱点，中国一个弱点三个优点。因此，这决定了最终胜利属于中国，但不会很快胜利。抗日战争有两个基本特点：在时间上（战争进程）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空间上（战争形态）呈现为“犬牙交错”。国民党的战略，则没有阶段划分。
毛泽东以“中日双方力量对比”为基本依据说明了抗日战争“是什么”的问题，然后围绕“推动中日双方力量对比转换”阐述了“怎么做”的问题。实现这个转变，要靠中国军民的努力。《论持久战》两个部分，前半部分讲“是什么”，后半部分讲“怎么做”，连接两个部分的过渡节是“能动性在战争中”。
侯昂妤：还想请您谈谈，怎么能动地推动中日力量对比的转换？
黄迎旭：第一，高度自觉地贯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原则。毛泽东把这条原则上升为“战争本质”，他主张“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第二，始终把争取战争主动权作为战争指导的核心，保持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主动性，即善于在战略处于被动的情况下，争取局部主动（战役主动、战斗主动），即善于创造一个又一个局部优势，达到最终的战略优势。灵活性，即善于以高度机动灵活的作战去争取主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计划性，即善于从长远的利益来部署近期的战役战斗。第三，以己之长对敌之短。日本的短处在于以少兵临大国；中国的长处在于以众兵临少兵。持久战的正确战略，就是放大敌的短处，发挥我的长处。怎么做？就是战略上持久消耗内线，战役战斗上速决歼灭外线。在作战形式上，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避免消耗大的阵地战，始终把自己置于机动位置。第四，善于乘敌之隙。毛泽东指出，日本侵华战争有五个致命错误，一是逐渐增兵。日本计划三四个月用少量兵力迅速征服中国，“速决”计划破产后，才由十几个师团增加到三十个师团。二是没有主攻方向。总的分为华北、华中两个方向，没有主攻方向，各个方向又是平分兵力，如华北是津浦、平汉、同蒲三个方向同时用兵，而且每占一地都要留守部队，兵力更加不敷使用。三是没有战略协同。华北、华中两个集团之间没有协同，北打南不动，南打北不动。四是失去战略时机。攻占南京、太原后停顿时间长。五是包围多歼灭少。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因此不可避免，还要不断重犯。因此，要诱使敌人继续犯错误，并利用这些错误陷敌于被动。“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第五，把战略相持作为扭转敌我力量对比的枢纽。战略相持是最困难的阶段，但也是最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丢失大城市和交通线并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第二阶段（战略相持）中力量对比转换。那么，第二阶段战略是什么？毛泽东用一个“熬”字概括了这个阶段战略的内核。中国在“熬”中逐步将劣势转为优势；日本则经不起中国的“熬”，逐步将优势转化劣势。“熬”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以游击战、运动战大量消耗敌人。第六，实行人民战争。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力量源泉在人民之中。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一是给人民以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使人民切身感受到这场战争是自己的战争；二是进行广泛政治动员，让人民知道为什么而战；三是军队要和人民搞好关系，使人民把军队视为自己的军队；四是把人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
到中共七大召开时，中共领导下的军队达到90余万，民兵达到百万之众，根据地分布于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十几个省，人口近1个亿，牵制侵华日军兵力60%。相比之下，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一直处于被动之中。正是因为共产党实行了一套正确的战略策略，所以在抗日战争当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也正是因为毛泽东为我们党制定了正确的战略策略，所以毛泽东真正赢得了领袖的地位。
侯昂妤：黄老师讲得非常精彩，把毛泽东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从两个方面讲得很透彻，一个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判断，一个是持久战。我想请教黄老师两个问题。1936年的10月22日，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请他买一点书，要买一些关于战役指挥与战略的书，包括《孙子兵法》和《战争论》。毛泽东在抗战中著述丰富，占了《毛泽东选集》的56%，4卷占了有2卷。在这当中，他多次引用《孙子兵法》，尤其是“知彼知己”的原则。刘伯承、徐向前也都引用《孙子兵法》。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在毛泽东的战略当中，中国传统战略的智慧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论持久战》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就是我们传统战略的一个智慧判断，是最朴素的辩证法。
第二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古代兵学研究得不错，为什么运用得不好？您刚才提到的近代军事学之父蒋百里，他开创了《孙子兵法》研究的新方式，即以西方的战史战例来注解《孙子兵法》。而且他曾在日本留学，特别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所以也提出了持久战的思想，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抗战期间，国民党有不少将领都对《孙子兵法》有系统论述，1938年，毛泽东对郭化若说：“你能不能写点关于古兵法的文章，宣传点运动战思想。对国民党的军官，搬古兵法，他们懂，听得进，讲马列、讲唯物辩证法，他们听不进。”可见，毛泽东认为国民党对古代兵学还是有研究的，但是不会打仗。所以您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持久战的战略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实际上您刚才已经讲到人民，我想这个问题能不能从古代兵学的角度给我们一点答案。
黄迎旭：好的。你刚才也讲到了，毛泽东在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时候，专门找《孙子兵法》看，就是为了把经验上升为理论，要读经典，要看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理论可以借鉴，可以被吸收。任何一个军事家在总结自己经验的时候都要做这件事情，毛泽东也不例外。毛泽东很看重《孙子兵法》。在遵义会议上，有人质疑他是靠《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打仗。其实毛泽东之前确实没研究过《孙子兵法》，到了延安以后，他要找来看一看。毛泽东研读了《孙子兵法》之后，显然是很欣赏这部经典的。我觉得在毛泽东的抗日战争战略指导中，对《孙子兵法》的吸收是很全面的。
首先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毛泽东说这是科学的真理，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战争都要去遵循。所以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首先对中日双方的全部特点加以比较，找出这些特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才能够制定出一个符合实际的战略来。这是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当中明确提到孙子思想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些地方他没有提到，但是我觉得也是相通的，比如像孙子强调庙算，多算胜、少算不胜。毛泽东关于抗日持久战三个阶段的设想，以及对战争进程当中的各个阶段所应该实行的战略，还有日本会怎样做，毛泽东算得非常精到。战争不是打一步看一步，在打之前就要把这些主要问题都想好，目标、手段、阶段、各个阶段的战略策略，这就是庙算。
我觉得《孙子兵法》中还有一个概念是很重要的，就是势。势的概念在西方的军事理论当中是没有的，这是中国独有的一个战略学概念。这个东西摸不着、看不到，但是它又确实在发挥作用。孙子讲的“转圆石于千仞之山”是势，《六韬》里的“鸷鸟之击”也是势。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实际上讲的就是造势，怎么造成一个胜势；我们在被动当中，怎么塑造抗日战争的胜势。毛泽东还用到了围棋的术语，把我们开辟根据地的这样一些行动叫“做眼”，有些举动看来是一步闲棋，但是当这个事成了之后，它就是战略转变的枢纽。我觉得毛泽东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最见智慧的地方就在造势上，也就是并不急于拼输赢，也可能在这一步我方是被动的，是退却的，但是我方通过退却，争取到一个更有利的态势。毛泽东最喜欢讲退避三舍，用《水浒传》中林冲和洪教头比武的故事说明，让敌人在进攻中暴露出弱点，然后我抓住弱点一拳打出去，这都是势。毛泽东对《孙子兵法》的借鉴还有很多，但是我现在能体会到的在于以上几点。
讲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战略区别，首先是政治立场不同。国民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所以在政治上有两面性，一面是反对日本侵略的，但另外一面有其软弱性，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候，显现出软弱性妥协性。再如我刚才讲到的国民党不认为这场战争应当跟社会革命结合起来进行，这种政治上的表现，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根本区别。
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实行的是法西斯独裁统治，搞特务统治。军统在抗战时期的任务主要是三个：一是搞日本的情报，二是防共反共，三是防范自身的军队。蒋介石控制军权，一靠人身依附关系，二靠特务。黄埔毕业、前四期、浙江人，这三条具备了才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例如陈诚是黄埔军校的教师，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他们都是浙江人，这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将领。贺衷寒说自己不可能真正赢得蒋介石的信任，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蒋介石对国民党将领中的地下共产党员抓住就杀，为什么要杀吉鸿昌？吉鸿昌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抗战是要跟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的，不仅要驱逐日本，还要建立一个光明的中国。国民党只是要驱逐日本，但是反对社会革命，既不准备进行土改，又不准备改变独裁，始终追求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抗战时期蒋介石找陶希圣写了《中国之命运》，就是告诉老百姓，中国的命运在于蒋介石，在于国民党。
在战略上，刚才我已经讲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既是针对党内一部分同志轻敌或者过于看重敌人的倾向，又是针对国民党。要打持久战，首先是要能够保存自己的力量，而不是硬拼，所以就要规划好这个仗该怎么打。蒋介石则是走一步看一步。郭汝瑰回忆说：“有人说蒋介石重点进攻，是从山东和陕西两翼进行钳形攻势。事实上他没有这样高的战略水平。”抗日战争当中也是如此。陈诚在回忆的时候，讲到1936年10月在洛阳跟蒋介石的谈话，他们想到了以秦岭到大巴山一线为最终防御线，但他也仅仅想到了这一步。实际上日本打到了宜昌，就攻不动了，到了潼关就再也攻不动了。
蒋介石对整个抗日战争缺乏总的战略筹划。更要命的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蒋介石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转入消极抗日，搞了两次反共高潮，第三次没搞成。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六千余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在抗日战争当中最大的一个损失。所以在相持阶段，蒋介石的相当精力是用来搞摩擦了，而不是积极抗日，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战上很重要的一个不同之点。
共产党和国民党根本的不同之点还是对待人民的态度，所以国民党虽然对《孙子兵法》研究得很好，但是，不在政治上解决好问题，不在历史上解决好问题，理论再好也没用，逻辑再严谨也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