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9期

我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均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旨趣，乃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对历史最好的继承方式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正是《中庸》所强调的文明传承开新意义上的继承之道：“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当代性召唤中国特色，而要理解中国特色，就需要了解其中包含的两个层面的变革：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度越古今之别；由中国特色见出生成于其中的“世界性”。

探本寻源，涵养有中国特色的精神品格

“三大体系”有其“本”“源”。本者，生活实践，源者，思想渊源。“三大体系”建设当归本生活实践，扎根生活实践，扎根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实践，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章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当代中国正在经历我国历史上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将为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然而，实现“必将”向“实然”的转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此有自觉的意识，并且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将工作方式真正回归到生活实践中。

“三大体系”建设当赓续中华优秀思想渊源。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何以“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因为没有来自实际问题的真实灵感，因为没有充分重视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当代价值。如何克服此弊？归本生活实践，同时对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传统进行“双创”工作，即创造性地转化和创新性地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源离不开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传统，既包括从先秦开始的古代传统，也包括自19世纪中叶以降逐步形成的近现代传统。对于传统，只有在传承创新之中才能真正据为己有。如冯契先生所言，“对一种有价值的学说，后继者只有通过它才能超过它，也只有像小鸡一样破壳而出，才真正吸取了鸡蛋的营养”。在此，我们看到了连续与创新以及守成与创造的有机统一。没有创新就无以连续，没有连续亦无以创新；非守成无以创造，非创造无以守成。

“三大体系”建设的使命是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反对“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这绝非拒斥中华文明传统之外的其他文明传统。需要改变的，不是向其他文明传统学习的做法，而是要改变学习方式，从单纯的模仿输入转向自主的批判性学习。易言之，对于外来文明传统，我们也应该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籍此“双创”将外来文明传统据为己有，实现外来文明传统的本土化与中国化。进而言之，站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度越东西之别，这正是“中国特色”的真正意义。

“三大体系”建设当探本寻源。这是一项充满创造性和创新性的任务。这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涵养独立自主的精神品格，同时也要求我们创造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充分发挥独立自主精神的思想环境。就前者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不惟书，不惟上，惟实励新，惟理是问。就后者言，我们应倡导百家争鸣的风气，建立保障自由探索的制度。

合内外之道，构建“活泼泼”的贯通体系

上文辨明“三大体系”建设当探本寻源。然则，探本寻源当如何具体开展？

探本寻源，需“合内外之道”，构建“活泼泼”的有机体系。“活泼泼”一词借自宋明理学。《中庸》第十二章引诗“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程子评之曰“活泼泼地”，可谓善解。“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生动描绘了一幅天道流行、上下昭著的活泼泼的图景。天道如此，人道亦当如此。活泼泼的学问是动态的，“惟变所适”，随着生活实践的变化而不断生发、不断创造。学问只有处于运动之中，才有可能是客观的；学问一旦静止下来，就会变得主观，静止的学问是教条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均具有内外双层结构：内层，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外层是体系化的组织与制度建设。内外两层，分别以话语和学科为重心，而以学术为内外耦合的纽带。虽有内外之别，无内则无外，无外则无内；内外不相合，则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不能“和”起来成为一个活泼泼的、有机的贯通体系。

“三大体系”之外层，体系化的组织与制度建设，兼学科和学术而言之。“学科体系”建设首先是针对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布局而言的。哲学社会科学现有的学科体系深受现代西方模式及苏联模式的影响。寻源者，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是否有合理性，是否可能重新进入当下的学科体系。比如，近几年，随着经学研究的复兴，经学如何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入学科体系便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探本者，反思现有的学科体系是否适应当下的社会实践。以哲学学科为例。哲学学科内部包括诸多二级学科。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哲学”“应用伦理学”等新的二级学科应运而生。然而哲学问题的深入研究越来越需要打破二级学科的界划，进而溢出哲学一级学科的框框，打通文史哲、科学与哲学，如此等等。泛而言之，唯有破除固有学科界划，才能为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生发打开必要的空间。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在产生与发展过程中，又需要不断达到学科自觉，确定自身的学科身份，在变动的学科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落入外层的“学术体系”建设，旨在为开展学术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构建、优化服务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组织机构和制度文化。在这一层面，“学术体系”建设之探本，需要思考现有的学术建制是否有利于促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包括高校的学术生产机制，高校、社科院、智库的分工与合作，学术期刊与学术生产、学术评价之间的关系，如此等等。“学术体系”建设之寻源，则需考虑传统学术建制，如传统书院制度、师友讲学活动的当代价值。

“三大体系”之内层，体系化的理论建构，兼话语和学术而言之。落入内层的“学术体系”建设，其要义在于，学术的原创性和主体性。一个领域的研究要成其为学术，系统义理的建构是必要的工作，包括厘清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提出核心观点并加以系统论证，围绕概念簇、意象群建构具有内在关联的义理系统。

概念簇和意象群的建构密切关联着“话语体系”建设。从名实关系来看，话语体系建设的探本意味着以实正名。话语是名，经验世界是实。“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庄子·齐物论》）言要合乎“所言者”（实）而后当，但所言者是不确定的。实在变，名也需要“惟变所适”，做出相应调整。不过，一般说来，名的变化总是滞后于实的变化，由此出现名不符实。为克服之，我们需要重释旧名，或另立新名。此外，名对于实的滞后还表现为，名引导我们迷恋停留于过去之实。因此，为了与“实”俱进，我们要善于解读中国实践与人类实践，事上明理，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如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基于对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考察，提炼出“差序格局”这一富有中国气象，且对中国传统社会富有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堪称典范。

传承开新，锤炼“活泼泼”的话语

如何找到与实相适的名？这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寻源工作着重思考的问题。约略言之，其途有三：或承旧词而袭其义，或因旧词而变其义，或另创新词而通其义。

承旧词而袭其义。在强调变之前，我们需要先“退一步”，看到变中有不变，学科中固有的概念，如果依旧与实相应，那自然是有必要沿用的。另一个极端，则是完全找不到一个现成的语词与实相应，这时，不得不另创新词而通其义。在现代汉语中，人们往往用双音节词来表达概念；与古汉语常用单字表达概念相比，两个单字的组合一方面更加准确，或者说，更具有分析性，另一方面又相当灵活，从而给创新词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较之“承旧词而袭其义”“另创新词而通其义”，“因旧词而变其义”处于居间的位置。一个名（概念），有词有义。学科现有的名词，可以赋予其新义，从而将之打造成一个新概念（新名）。经过创造性的阐发，旧词重新焕发生机，成为我们解释与改造现实世界的理论工具。例如，在教育学中，“学习”除了通行的知识导向意义的内涵之外，可以加入中国传统“学以成人”的向度，从而使它成为一个新概念。又如，牟宗三标举“具体的普遍性”，以区分通常所理解的“抽象的普遍性”。“具体”本来指特殊的事件，现在却被用来讲普遍的真理。经此“辗转引申”，“具体”就成了一个新名词。旧词也可以是其他学科现有的概念。比如，叶澜先生从生物学借来“基因”概念，将之改造为阐发教育学理论的新词。这启发我们，打造新概念可从学科交叉中获得灵感，由其他学科中借用概念并加以转化，将之打造成一个有解释力的新概念。旧词新说，具有经济而“不费”的好处。当然，由于旧词自有旧义，且旧义约定俗成，在人们的头脑中扎了根，很容易遮蔽我们试图赋予它的新义。

旧词也可以是还没有被某学科用作专门术语的传统话语或日常语言。中国式哲学社会科学的运思需要“活的语言”。我们应当有效实现中国思想传统话语的创造性转化。这可以接续我们身在其中的传统，从中国深厚的思想传统中汲取解决具体问题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智慧。运用这样的概念工具，思考者比较容易有亲切的体会和情感上的认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连续性，有些日常语词和中国传统思想的关系非常紧密。这样的语词便兼有日常语言和传统话语的妙处。例如，费孝通先生晚年沉思人类多元文明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用“场”的概念与意象解释不同文化间的关系。“场”既是一个表示地点的常用词，同时又跟中国传统的气思想密切关联。用“场”来说道理，大家自然感到亲切，与生活世界不隔，与中国思想传统也不隔，可以说同时接上了生活世界之“本”和中国思想传统之“源”。

综合而言，“三大体系”需内外相合。体系化的理论建构所成就的理论“体系”也应该是“活泼泼”的贯通体系而非封闭的体系。封闭的体系遵循典型的现代体系建筑术，以极少量的基本概念为基石，以极少量的基本原理为梁柱。它在形式上完成于写作结束之时，而它的内容甚至在写作开始之时就已完成。相形之下，“活泼泼”的体系是未完成的，既在写作中生成，又向着生活实践保持开放。面对“代际跃迁”的历史大变局，我们需要传承开新，放弃属于过去时代的封闭体系，转向探索属于新时代的“活泼泼”的体系。险路漫漫而光明兮，吾人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