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树彬，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钱琪林，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开创的创新性话语体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表达，同时也积极回应了加快构建中国政党自主知识体系、补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短板的现实需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创新打破了西方国家在政党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垄断，揭露了长久以来自诩“自由”“民主”的西方政党政治的虚伪本质。为此要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结构及其优势，积极拓展国际话语空间，形成同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相匹配的话语软实力。
关键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国际话语权；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自主知识体系
本文载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26年第2期。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也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展现出了巨大的制度优势，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深刻阐明了政党作为国家治理重要主体的本质属性，通过标识性话语展现了行之有效的政党制度优势，确立了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政党政治话语评价标准，突破了西方国家对政党制度形式单一化诠释的局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创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形成逻辑严密、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达，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成功实践总结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故事讲好、讲透，从根本上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和逻辑陷阱，以在国际政党政治文明交流互鉴中真正掌握话语主导权。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基本结构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是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实践，通过提炼标识性概念、构建原创性理论范畴而形成的对政党政治的科学化理论化表达。该话语体系是由叙事场景、本体、主体、内涵与效能等五重维度共同构成的逻辑严密的系统性结构。具体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叙事场景，明确其时代方位；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客观实存为逻辑起点，构筑其叙事本体；以形成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为核心，塑造其叙事主体；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为实践机理，丰富其叙事内涵；最终以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评价标准，彰显其叙事效能。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叙事场景
政党制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其本身遵循着一定的发展规律，且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而自发实现迭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话语都是特定历史实践的理论映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时代背景，在理论上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如何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构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叙事背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现代政党政治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其中，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则凝聚中国式现代化的广泛共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政治认同基础。中国式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命题，并要求中国新型政党话语体系必须从学理上精准阐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如何成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制度安排。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提供了底蕴深厚且特色鲜明的文明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创造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崭新高度，同时也明确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全新发展方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领域伟大实践的经验总结与知识创新。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社会多元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过程中展现了强大的治理效能，这使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超越了纯粹抽象层面的价值争辩，而以现实的治理效能来论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以构建起具备强大现实解释力的实践性话语。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叙事本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并非自说自话的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制度实存的现实之上，其叙事本体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伟大的政治创造。
首先，架构完备且运行良好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构成了话语体系的叙事本体。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创新并非脱离现实政治的单一宣传辞令，而是依赖于嵌入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存在与发展。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行框架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履行参政议政职能，同时依托人民政协等专门协商机构进行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这一规范的制度设计、明确的行为主体以及具体的政党互动过程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叙事本体。因此，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首要任务，即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制度的客观结构与政治功能进行严格界定与理论概括。
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在运行机理规定了叙事本体的实质内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政治实践中实现了执政与参政、领导与合作、协商与监督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合作、参与和协商的政治哲学，这一独特的运行机理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重要叙事资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实质内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广泛吸纳社会各界意见、各民主党派通过制度化渠道建言献策的生动政治互动，这种以协商与合作为核心的政治运行逻辑经由学理化提炼后，构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中兼具解释力与现实依托的核心内容。
最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原创性规定了叙事本体的理论阐释边界。作为内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制度设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制度结构和民主基因上既区别于西方政治中围绕权力博弈所形成的政党制度，也不同于传统的苏联式一党制，其原创性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理论阐释设置了清晰的边界。换言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制度框架，基于明确的理论阐释边界自主提炼出与中国现实政治发展需要相契合的原创性理论概念，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叙事主体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框架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了通力合作、团结和谐的新型政党关系，构建了“共产党执政，民主党派参政”的政治结构，为世界政党政治提供了全新的叙事主体。
首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呈现“执政党—参政党”的主体关系架构。在西方政党政治话语中，政党被划分为截然对立的“执政党”与“在野党”，不仅其身份认同建立在排他性基础之上，而且其话语功能也更多聚焦于“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否决政治。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各民主党派具有鲜明的党派特色和社会基础，是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捍卫者”，双方呈现一种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关系。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中，叙事主体的身份认同形成于共同政治基础上对同一秩序的维护与建设性参与。
其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以“十六字方针”丰富了话语主体的关系内涵。其中，“长期共存”明确了话语主体间关系的时间维度，表明各民主党派是具有独立政治生命和长期合法性的参政主体。“互相监督”明确了话语主体的功能维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语境下的监督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基础上的、建设性的、友党之间的善意批评与建议，以促进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要旨。“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则明确了话语主体的情感与价值维度，生动地描绘了中国政党主体之间形成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运共同体。
最后，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叙事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存在分工与定位上的差异化安排。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发挥着定方向、立基调的主导作用，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创新提供根本的价值遵循和战略设计，同时依托国家级通讯社、主流媒体平台以及整体性的对外宣传平台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及其效能。相比之下，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中则发挥着丰富内涵、拓展维度的协同作用。各民主党派的话语主体功能更侧重于反映其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生动政治实践；同时，各民主党派充分利用统战系统媒体、政协平台以及其成员在各界别中的广泛影响力，形成更加灵活、具象、贴近社情民意的柔性叙事以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因此，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塑造了既有高度领导力，又兼具广泛代表性与生动实践性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叙事主体格局。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叙事内涵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良性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而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实质内涵。
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了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民主政治制度体系。党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实践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党的领导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保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质在于将党的领导作为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以实现对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有效整合，共同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政治目标。因此，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核心逻辑，赋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更丰富的话语内涵。
另一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协商民主呈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叙事内涵的实质。政治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服务国家治理、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形式，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话语内涵的实践基础。这种以“求同存异、体谅包容”为特征的协商性话语，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程序民主”向“实质民主”的深刻转变，增强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超越西方政党政治话语的解释力。
（五）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叙事效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已经彰显了其科学性与生命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叙事效能则在于通过提炼具有普遍性的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等将其展示出来，以全面提升国际传播力。话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载体与阐释工具，而“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的传播与软实力的生成，不是闭门造车与自说自话。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构建与自身治理优势相匹配的话语体系。
一方面，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创新展示并确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现代化国家治理中的优势。话语体系作为彰显国家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与诠释媒介，其创新构成了制度优势、治理优势向话语优势转化的关键环节。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之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已在实践层面展现出优秀的治理效能与制度韧性，是符合中国具体国情与现实需要的制度设计，但在国际范围内尚存在话语权缺失、影响力偏弱的困境。因此，需要创新构建与中国综合国力及治理能力相匹配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以充分展现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效能，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感召力与影响力。
另一方面，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创新实现增强中国国际影响力、掌握国际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性推进要求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进行全景式创新，以矫正治理优势与话语优势之间的错位，提升国际对话能力，实现从“解释中国”走向“贡献世界”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自觉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因此，为了更好地讲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中国故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贡献政党政治发展的中国智慧，要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体系创新以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国际对话能力，充分彰显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趋势，为世界各国解决政党政治问题提供中国方案。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创新对西方政党政治话语的超越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一项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的政党制度。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创新，能够以标识性话语揭示西方国家长久以来所鼓吹的“自由、民主”话语背后的阶级压迫本质，从而实现对西方政党政治话语的批判性超越。
（一）“党的领导”标识性话语对西方政党“轮流执政”的超越
在以周期性票决选举为核心程序和政党执政合法性来源的西方代议制国家中，政党作为一种利益集团，通过赢得选票来争夺领导权。然而，当代表特定群体利益的政党成为决定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走向的实际控制者时，人民虽名义上作为国家的主人，却并未实质性地参与到国家治理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全过程中，由此形成了以特定群体利益为代表的政党“窃取”国家最高权力的现象。争夺国家权力被视为政党竞争的核心议题，政党执政国家的合法性则完全由选举这一程序所赋予。基于此，西方国家逐步构建了一套二元性质的评价标准：凡是符合票决程序的，即为民主；反之则被视为威权或专制。然而，在这种将程序合法性绝对化的话语逻辑中，一旦执政党受制于因周期性选举所导致的轮流执政的压力时，便难以制定符合国家利益的长远发展战略，这势必导致国家治理陷入政策摇摆与效能低下的困境。此外，在西方政党政治中，“利益集团和游说势力的扩张扭曲了民主进程，削弱了政府的有效运作能力”，然而政党却利用相关的资本主义政治话语遮蔽其阶级压迫与统治工具本质而表现出超然于社会之上的中立性。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围绕“党的领导”这一标识性话语逻辑而建构和创新，其集中体现在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在人民政协平台中与中国共产党开展政治协商。
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这一脉络集中体现在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中国现代国家样态的塑造，同时各民主党派也并未在此历史进程中缺位。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应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发出的救国号召得到了全国范围内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抗日战争胜利后，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样态这一任务的完成。就历史进程而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样态建构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党的领导”为标识性话语的话语体系创新的历史依据。
另一方面，就现实中国政治制度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同载入宪法，受宪法保护并由宪法赋予权威。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载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实践中，人民政协也与党委、政府、人大等机关一致，在全国各级行政区划内设置层级不同的政协机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相比较而言，大多数西方国家虽然在国家宪法层面承认政党政治存在与政党组织活动的合法性，却并未对政党的地位、性质、职能与组织方式进行严格的质的规定，更未形成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动态耦合且为其提供政治保障的政党制度。由此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党的领导”的标识性话语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支持中国革命的历史逻辑的生动写照，也是现实中国政治制度中各政党肩负国家治理职能的客观反映。
（二）“多党合作”的标识性话语对西方政党“否决政治”的超越
在政党关系范畴，西方政党政治遵循“多元主义”与“极化主义”的政治逻辑，产生了以“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为代表的政党政治话语。该话语背后的逻辑体现为在以选举为核心环节的政治实践中，政党之间通过公开的、激烈的竞争性博弈实现权力的有效制衡与决策的优化。然而，这种强调“否决”“反对”的话语体系在当代西方政党政治实践中已发生深刻异化。以英国政党政治为例，长期以来英国奉行的两党制传统因受到各类不同政治取向的新型政党的冲击而愈发岌岌可危。目前英国下议院除工党与保守党外，尚有11个政党获得了席位，政党政治呈现出明显的极化趋势。正如萨托利所指出的，“如果一个政治体制获得了反体制、双边的反对党，并且（其中心被有形地占据）阻碍向心性的竞争，这些特征就表明它是一个极化体制”。此外，美国的政党政治虽仍坚持着两党竞争，但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相互间斗争愈发激烈。特别是美国两党围绕国防预算、社会福利政策、环保政策等诸多议题发生多次争执，导致美国联邦政府截至2024年已关门了22次。因此福山也批判美国实际上是“一种可被称作否决制的体制”。“否决政治”愈演愈烈，严重影响了国家发展与社会治理，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撕裂。随着社会共识的撕裂与党派利益的固化，原本旨在推动民主进程与确保治理效能充分发挥的竞选机制也日益异化为零和博弈模式。
相比于西方政党间互相倾轧、彼此争斗的竞争性政党关系，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框架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形成了以“多党合作”为典型特征的新型政党关系，其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核心，以双方所共有的利益目标为现实基础。在这种良性互动模式中，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长期存在，民主党派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中国共产党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巩固的。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强大领导力，而这种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力可以最大程度上发挥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支持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长期存在，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能。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同样也是由其在革命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共识的广泛性决定的。民主党派始终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一同致力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所形成的“多党合作”的标识性话语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律性认识，也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政治哲学，在国家政治运行的全周期、全环节中实现了对西方竞争性政党关系的突破性超越。
（三）“政治协商”的标识性话语对西方政党政治“竞争性选举”的超越
在西方政党政治中，各政党间形成了以“选票”为核心议题的博弈关系，并将民主政治异化为对“选票”的争夺，由此建构起基于“竞争性选举”的话语体系。以英国的两党制为例，虽然前工党党魁科尔宾试图以“为了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话语凝聚社会广泛群体的合力，但实际上这一话语仅是针对左翼群体而提出的竞选口号；而保守党则从迪斯雷利到特蕾莎·梅一脉相承地以“一国保守主义”作为本党的代表性话语，但其重点仍在于强调通过维护既得利益者、传统秩序和精英统治以赢得选票。以美国的两党制为例，民主党长期以身份政治为基础建构自身的标志性话语，甚至将多元主义作为自身的施政标签，强调“多样性就是我们的力量”。然而，民主党高度依赖少数族裔、性少数群体、女性、环保主义者等碎片化群体的支持，其话语体系旨在动员特定的细分选票仓。这导致“否决政治”在美国的盛行——为了满足特定群体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群体外更广泛民众的利益，在加剧社会撕裂与阶层对立的同时也导致国家认同的瓦解。此外，共和党虽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与“美国优先”为自身的代表性话语，但其目的在于赢得白人、底层劳工群体与基督教徒等群体的选票。这直接将占美国人口近半数的少数族裔及非基督教徒排除在本党核心叙事之外，加剧了美国的社会仇恨与政治极化现象。因此，基于竞争性选举的西方政党政治难以使政党代表全社会的广泛诉求，而只能是为其政党背后的少数阶级利益而服务，最终导致国家整体利益被损害。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为标识性话语。一方面，“政治协商”这一标识性话语是“求同存异”理念在政党政治层面的具象表征，是中国共产党构建和维护政党间密切联系、吸纳全社会各方面意见、整合社会不同阶层多元利益诉求的突出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中国不同政党政治参与渠道的建立与完善提供了规范性依据。其中，各民主党派通过人民政协平台充分行使表达群众诉求、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权利，不同政党之间形成广泛的参与局面与团结的政治氛围；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社会听证、专家咨询、民意调查以及网络平台征集意见等形式更好地吸纳来自各民主党派的各方面意见与建议，从而做到科学、民主、依法决策，兼顾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制定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形成有机协调、和谐统一的良性互动模式。
另一方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政治协商”这一标识性话语有效整合全社会范围内不同的利益诉求，实现了社会共识最大程度的凝聚。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不同于以往的复杂情况，简单多数原则或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难以有效处理和平衡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强调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协商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和关切，并在不同社会阶层与群体的利益诉求间进行协调和权衡，以寻求全社会范围内的最大共识，从而找到能够兼顾社会各方利益、获得最广泛社会认同的治理方案。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代表着各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与群体的特殊利益，双方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框架内就全社会所关切之事进行民主协商，有助于凝聚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共识，发现并化解不同阶层与群体之间的隐性矛盾，从而增进社会团结和稳定，推动国家的大政方针尽快落地、平稳实施。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合作，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国际话语优势，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思想保障和舆论支持。因此，必须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以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优势，积极扩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在国际范围内的话语空间，在政党政治领域形成同中国国家综合实力相适配的话语软实力。
（一）增强主体自觉，构建政党引领、学术支撑、媒体传播的话语协同生产机制
首先，增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主体自觉，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引领作用，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标识与原则遵循。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领导核心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主体，应继续强化顶层设计，不断在现实的治国理政实践中提炼具有原创性、标识性的政治概念，保持话语的政治定力，将成熟的制度经验转化为具有标识性的政治话语，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基准与价值坐标。各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与重要参政党，应当自觉担负起在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职责，充分发挥自身政治素质过硬、技术业务精湛、理论基础深厚的优势，使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步伐协同，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双方间的协作，形成话语聚合力。
其次，强化作为学术主体的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支撑功能，实现政治话语向理论话语的学理化体系化转换。这是当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构建中亟待补强的短板。要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自主知识体系以提升对标识性概念的系统性学理性阐释深度，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叙事提供智力支持和学理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为此，作为学术主体的理论工作者与专家学者的核心任务在于构建中国自主政党政治理论体系，自觉打破西方政党政治理论的话语垄断，深入挖掘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功实践背后的历史逻辑、文化根脉与运行机制。习近平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要推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相关概念去西方化，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话语转化为国际社会乐于沟通交流的理论话语。
最后，充分发挥中国媒体作为话语传播主体的传播功能。以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外文局、中国日报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际电视台等为代表的中国媒体与各官方智库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传播主体，肩负着将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的任务，是直接面对广大话语客体与受众的关键平台。为此要改变以往单纯的生硬说教与政治宣传模式，转向生动叙事模式。中国媒体应善于挖掘多党合作实践中的生动案例，以微观视角和具体实践案例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将抽象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具体的治理故事。同时要积极打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民间有关组织与个人的沟通渠道，统一协调制定传播战略，形成多方参与、协同发展的矩阵集群。
（二）充分发挥话语优势，围绕理论指导、实践成就、文化根基构建话语立体阐释模式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实践创新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创新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得以建构的理论根基，也是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优势的最直接理论源泉。助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优势提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主要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明确阐释了政党的本质及其历史地位，揭示了西方政党的资本主义剥削本质与资产阶级的伪善伪装，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即以全人类的解放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则为无产阶级政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高理想提供了现实而具体的实践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享有盛誉的革命利益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则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创造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的极大发展，先后建立并领导了革命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等政治联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最新成果，因此，要站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觉，充分彰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优势。
其次，要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优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现实根基。在世界范围内，规模如此庞大的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下的中国能实现。这一“中国之治”与当下“西方之乱”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实现“中国之治”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科学合理而又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政党政治制度安排，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效避免了西方普遍存在的社会动荡、效率低下的乱象，并成功凝聚起全社会各阶层不同群体间最广泛的共识与合力。因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优势在于，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虚幻承诺和苍白话语，它经过实践检验而具有真理性，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最后，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优势要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立足于文化维度实现自身话语优势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强调：“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其蕴含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理念，提倡“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合”理念，这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强调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民主协商等话语高度契合。中国自古以“天朝上邦”塑造其国家形象，提倡“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等理念；近代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是以民族独立与解放为目标，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重申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这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和提升，更是对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和引领，从而创造出极具魅力又彰显负责任大国形象的现代政治文化。因此，要通过深入挖掘和创新性阐释这些文化资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注入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价值意蕴，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染力，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镜鉴和智慧启迪，进一步彰显其独特话语优势。
（三）积极拓展话语空间，立足净化环境、打造队伍、创新方式破解话语被动局面
首先，积极拓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空间，要善于营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环境。要打破西方国家对政党话语领域的垄断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歪曲与抹黑，坚决同西方国家的话语霸凌进行斗争，规避其预设的话语窠臼与理论陷阱，明确揭示其鼓吹的“西式民主”的剥削本质和虚幻特质，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话语认同，创造有助于传播中国声音的话语环境。同时，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借鉴不同国家在政党制度设计、民主政治实践等方面的优秀成果，加强政党外交以服务中国外交全局，注重与社会主义政党构建战略合作机制，同时也要与周边国家、发达国家建立党际友好合作、对话机制，加强党际交流，吸收其他国家政党在政党关系、政党执政能力建设领域的不同经验与教训，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走出去”，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以深化国际党际交流，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中国主张，从而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国际影响力，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及理论力量。
其次，充分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宣传功能。要加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对外宣传投入，建设好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业化干部队伍、研究队伍和宣传队伍，为提升新型政党制度国际话语权提供充足的后备人才。同时，开展交流互鉴要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人民至上的原则，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表达策略，在吸收宝贵经验的同时坚持以中国具体实际为根本基准，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探寻理论之源，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探寻实践之基，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构建的实际需求为导向，不断构建符合实践经验与历史趋势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最后，创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的传播方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创新传播载体和方式”。话语载体是在话语主体与话语客体之间传播话语内容的媒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快速发展，公众号、短视频、小程序等新兴媒介凭借时效快、互动性强、范围广等优势以及动态图文、影像、动画等图像化表达成为新媒体传播方式，逐步改变着舆论格局。习近平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因此，要适应互联网信息时代的舆论环境，增强网络空间的话语主导权，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竞争，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善于预测、有效引导网络舆论，加强网络空间的综合治理能力建设，顺应互联网信息时代从单一传统媒体向多元化全媒体转变的趋势，以传统媒介加现代媒介相融合形成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全方位、多层次的传播渠道，主动开辟新媒体传播阵地，从而扩大话语的辐射力与覆盖面。
结 语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是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表达，集中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打破了西方对政党政治理论与话语的长期垄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政党与国家、社会以及政党之间的不同范畴内建立起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标识性话语，实现了对西方政党政治“自由”“民主”话语的虚伪性与局限性的批判和超越，为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同时，在未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进一步创新性发展中，要增强话语主体自觉，充分发挥话语优势，积极拓展话语空间；要通过加强党际交流、创新传播手段等方式，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软实力，进而在国际社会中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