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引发了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讨论和辩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界定了革命性、显著性和一般性三种差异，梳理了主流学者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理解和诠释，并以世界政治关系理论为例，聚焦作为认识论的中庸辩证法，显示中西国际关系理论围绕二阶问题所表现出来的显著性差异。如果将更多中国学者引发国际辩论的理论成果纳入该分析框架，表现出来的差异会更加明显。由此可见，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显著性差异，并因差异而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引发学理层面的辩论。
作者：秦亚青，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摘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26年第1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5期
近年来，随着中国学者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和国际发表不断增多，对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学派的思考、研讨和辩论也明显增加，吸引了包括西方主流学者在内的其他地域学者的参与。其中有一个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其他地域文化中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否存在重要差异，尤其是与既有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简称“主流理论”）是否具有明显差异。西方主流学者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没有显示出重大差异；中国学者则往往认为中西国际关系理论不仅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极为明显。
这个问题在更深的层面上涉及是否存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笔者认为，较之于西方理论尤其是以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理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表现出了明显差异。本文试图构建一个针对理论差异的分析框架，梳理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观点，并以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简称“关系理论”）为例，聚焦认识论问题进行比较分析。
有差异还是无差异？
西方主流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理论没有重大差异甚至没有差异。虽然他们承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明显的进步，甚至认为中国学者的成果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理论化程度，但即便如此，中西国际关系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差异并不具备根本性意义。他们主要从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释。
第一，中西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实质性思想差异。彼得·卡赞斯坦认为，中国学派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是，中国学者发展的这些理论所涉及的内容和讨论的问题在西方学界都已经出现过。道义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关系理论与西方社会学理论、共生理论与西方生物学以及国际关系的安全共同体理论都有很多重叠。阿米塔·阿查亚与巴里·布赞的整体评价是，不同文明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可以在当今主流理论中找到对应或相似的思想理念，甚至可以用主流理论的标识来框定中国理论。
第二，中西国际关系理论没有显著性概念差异。理论差异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构成理论的基本概念存在明显差异。布赞和阿查亚选用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等级、权力政治、和平共处、国际政治经济、领土性/跨国主义以及思维方式六个基本概念，比较分析了世界不同文明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他们指出了三种文明与西方思想之间以及三种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异，但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国际关系的基本概念在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中的意义同西方主流理论并没有实质性差异。
第三，中西国际关系理论没有创新性类属差异。类属思维是西方学者的一种重要思维方式，它将事物先分为不同的类别并确定这些类别的本质属性和特征，然后根据这样的个体属性和特征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找出同类事物的规律。卡赞斯坦在2022年出版的著作里，将当今的世界政治理论以牛顿主义（实质主义）/后牛顿主义（关系主义）、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为两轴画出一个类别坐标系，四个象限分别代表四类国际关系理论。根据这样的分类，所有地域文化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都可以包含在这四大类中，同一象限的理论——无论作者来自中国、美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差异。按照这样的处理方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仅没有显著性差异，而且连一般性差异也难以被发现，大家都是在同一个类属中进行理论建构。也正是根据这种分类，卡赞斯坦认为中国学派并不存在。
无差异观点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在讨论差异的时候，讨论者背景知识中的标准是建立在经典科学观上的主流国际关系元叙事，将其他文明文化中的思想框定在该话语体系中进行对标式考量，结果不证已知；二是以主流理论所主张的普遍性统合世界不同地域文化中的国际关系思想和理论；三是无差异观点总体上属于笼统讨论的感知，并没有对根本性问题进行细致解析。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同属国际关系理论是共性，自身表现出来的差异则是特性。没有共性不成理论，没有特性也就没有在全球国际关系知识之林中的立足之地。
差异与理论创新
差异是理论创新的标识。一般而言，理论差异可以分为革命性差异、显著性差异和一般性差异三类，三种差异程度各有不同，反映了创新程度的不同。
（一）革命性差异
革命性差异是创新程度最高的一种差异。这种差异打碎了原有理论的坚实硬核，并因之否定围绕理论硬核、构成理论体系的一系列假定。卡尔·波普尔坚持一个关键实验即可证伪一种理论，黑天鹅就是否定“天鹅是白的”这一全称陈述或一般理论的差异性现象。托马斯·库恩以范式不可通约性界定科学革命，不可通约性意味着两种理论体系之间具有根本性差异，且这样的差异是不可调和的。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最严苛和最高程度的理论差异标准，指向的是革命性差异，结果是颠覆原有理论特别是原有的主导理论范式。
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性差异引发的思想革命和制度革命贯穿人类发展的整个过程，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推动进步提供了重大的思想引领和理论依据。例如，马克思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胡果·格劳秀斯的国际法理论、约翰·洛克的民主政治理论和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等理论的原创性表现在与当时主导思想的根本差异上，对推动人类社会的思想演变、制度建设和发展进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显著性差异
显著性差异是指针对根本性问题表现出来的差异，往往表现在二阶问题层面，是关涉怎样认识、理解和诠释世界的基础性问题，包含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显著性差异的创新程度低于革命性差异，不足以引发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但显著性差异在一些根本性方面质疑了既有理论，并在此基础上以表现出来的差异为前提发现新的根本性要素，发展新的系统思想，对学术发展和思想进步做出了贡献。
例如，相对于英国乃至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而言，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的国际关系研究表现出明显差异，标识是以行为主义革命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成为美国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方法。这种差异是使国际关系学成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的重要原因，进而成为世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话语。因为美国国际关系学表现出来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征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历史思辨方法相去甚远，两者间的辩论被称为国际关系学的第二次大辩论，辩论显示的差异恰恰是美国国际关系学一个重要的创新点。这种差异是显著的，但没有引发国际关系学的范式革命。美国本土的三大主流理论也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但依然未能达到引发科学革命的程度。
（三）一般性差异
一般性差异指那些在二阶问题上没有明显差异，但在一阶问题或对一个理论的具体内容产生困惑并据此提出新问题和新解释。一般性差异通常不涉及或无法质疑整个理论或整个理论体系，也不能否定一个理论范式，更不能引发科学革命，因此类似于库恩所说的常规阶段科学研究表现出来的差异。但一般性差异同样具有学术意义。在某个方面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差异问题，对原有理论进行补充和修正，无疑是一种有价值的学术活动。
有关三类差异的区分需要做三点说明：其一，差异之间的边界有时会非常模糊，不同观察者可能会从不同视角观察，产生不同的理解；其二，不同类型的差异是可变的；其三，科学的进步和理论的发展或许是时时勤拂拭的结果，也可能是沉思中的顿悟，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进而，对差异的看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一定之规，本文在这里提出革命性差异、显著性差异和一般性差异是为了建立一个差异分析框架，用来解释当前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种不同看法，也以此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做出一个尝试性的判断。
显著性差异：以关系理论为例的解释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近年来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仅以关系理论作为一个案例来分析理论差异问题。就差异本身而言，本文集中到认识论这个二阶问题上，分析作为关系理论认识论的中庸辩证思想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与其他认识论不同的显著性差异。
关系理论对世界本体的认知是世界是由关系构成的，这与原子构成世界的世界观具有根本不同。在这个前提下，建构关系理论始于对三种差异的认识论思考：一是怎样认识关系，如互涵式关系与分体式关系就具有根本差异；二是怎样认识世界的本原状态，如和谐与冲突便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三是怎样认识变化，确定性二元结构与不确定性二元变易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围绕这三个二阶问题，中庸辩证法提供了一种与主流理论不同的认知路径。
中庸思想反映了一种完全意义上的整体观，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宇宙中最基本的关系是阴阳关系或称元关系，阴阳是一个整体的两方面，共同构成生命和存在。这一思想包含了三点重要内容：一是互涵，二是和谐，三是变易。三者构成了关系理论的主要二阶概念。
（一）互涵
互涵是中庸辩证法的核心思想以及其不同于其他辩证法的关键所在，也是与其他认识论思想在二阶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显著性差异。互涵既表现了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与主流理论原子认识论的不同，也表现出与英语学界关系理论对关系概念理解的差异。
关系理论中的互涵是指任何互动的事物都并非完全分离和独立，而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并且这两个部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包涵。这可以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两个看似独立和分离的实体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体两面，阴阳如此，天地、刚柔也是如此；其二，个体与集体也是一体两面，而且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生成、互为生命的。
互涵思想的基本认识在于关系是互涵性互动。对于互动有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外互动，指的是两个独立实体（如原子或原子式国家）之间的互动，互动中的物体或行为体是自组织和独立的生命体；二是内互动，指的是一个生命体内部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在后一种互动中，互动中的两种力量不是独立体，而是共同构成生命的有机成分。因此，互涵性互动与内互动存在相似之处，是指一个整体中部分之间的互动。互涵还有一层意思，即阴阳互动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互动。这就意味着两者之间不仅是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而且是互为内在的两个部分。这是中庸辩证法表现出来的最根本差异。
主流国际关系文献中讨论的互动形态多是原子式的外互动，即两个独立实体的相互行动。互动的依据是个体理性，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囚徒困境。主体间互动的提出相对于主客互动来说是一种进步，但主体间性中的主体依然是独立和分立的主体。互涵性互动则不同，因为阴和阳原本就是一个生命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互为生命、互为生命存在的条件，失去了一个，也就失去了整个生命。互涵性互动生发了生命的能量和动力，使得这个生命体能够存在、发展和传承。这是关系理论在概念层面不同于主流理论认知的一个典型例子。
从互涵派生出的一个概念是因果不确定性。互涵性部分之间的互动不会表现为经典社会科学所寻求的那种因果律，因为在这种互动中没有确定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没有不变的因果关系。在关系主义理论范畴内，欧美学者强调关系先于实体或是过程先于关系都包含一个前提假定，即有一个原因或类原因因素导致了结果，或是有一个主体因素导致了客体的生成，背后的支撑是现代科学观的因果时序原则。关系理论则否定了关系先于行为体的论断，因为关系作为一种过程，既表现为生成过程，也表现为被生成过程，过程与行为体是同在同构的。
（二）和谐
从互涵思想衍生出的第二个概念是本原和谐。有关认知和谐的根本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是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原态，是和谐与合作还是斗争与竞争。
主流理论更倾向于认为斗争和竞争是自然现象，尤其是在国际体系这种无政府条件下，竞争是主导取向。这些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无政府性意味着合作与和谐在本体意义上的非优先性，冲突和竞争才是本原状态。
互涵作为认识关系本体的一种特征，其包含的和谐却是一种本原的和谐、自然的和谐以及具有本体意义的和谐。因为构成和谐的部分原本就是一个生命体，是这个生命体中互为补充、互为依托、互为生命条件的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和谐是根本的，是自然而无须外力设计的，是与生命共在的。这种情景并不否定冲突的存在，就像一个人的肌体会出现各种疾病一样。
这自然涉及国际关系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即合作问题。阴阳关系的本原状态是和谐，这种和谐不是来自同质性，而是来自差异。关系理论将和谐界定为最大程度的合作，其中最鲜明的一个观点是中庸和谐是差异生发出来的和谐。黑格尔辩证法将差异视为对立冲突的本源，主流理论也往往将差异看作冲突的根本原因。而互涵思想指明差异是合作的条件以及和谐的基础。正因为存在差异，才可能出现互补，才能够维持和生成和谐的生命体。同理，国际关系理论的生命力在于理论的差异而非趋同，趋同反而意味着理论生命的终结。
（三）变易
中庸辩证思想的一个根本观念是变易：唯变化永远不变，唯不确定方为确定。我们将这一法则用于西方哲学中的一对根本关系即主体—客体关系，以说明关系理论与主流理论对所谓主体和主体性的不同认知。主体在中庸辩证思维系统中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可以表现在主客互易性与主体拓展性两方面。
1. 主客互易性
主体和客体的互涵变易和相互转化是中庸思想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构成了中庸思想与其他认识论的显著性差异。在中庸辩证法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主体，所谓主体和客体都是相对的，并且是相互转化的，两者之间不存在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一切都是在互涵性互动过程中、在关系流动中自然产生的现象。阴和阳是兼主兼客、亦主亦客的。在一个特定时空点上，我们可以观察到某种定态结构（如权力结构），但在整个流动的空间中，这样相对固化的结构与流动运行中的过程总是在相互转化。在一个主客体二元明确并且主要由主体界定的世界观中，在一种类属确定且界限明晰的思维模式中，这种主客互兼、互嵌、互易的思维方式是很难被理解的。归根结底，中庸辩证法在根本上是反实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的，也不赞成永久性物化结构。
西方的主导文化哲学传统对两者的界定是清晰的，二元结构是明确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主体就是主体，客体很难逾越界限而成为主体，除非发生革命将主体和客体身份完全颠倒。主客体之间乃至任何两种事物之间的界限都是由主体决定的。这既是一种二元分离的结构性思考，也是一种以确定性为前提的理论假说，反映的是决定性理论的建构理性。与西方相比，中华哲学文化的一个根本差异是鲜有二元结构性思维传统。
2. 主体拓展性
主体外延不断拓展并将原来的所谓客体包含在主体中。主体和客体是互涵相兼的，一定条件下尤其是在实践活动的拓展中，主客体的互涵性特征会明显表现出来。
对于这种主体客体兼而有之并相互转化的认知方式，全球治理是一个典型案例。我们现在至少面对三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即国际治理、全球治理和地球治理。从国际治理到全球治理再到地球治理的变化是一个治理思想发展的过程，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就是所谓的治理主体和客体关系发生了变化，即“谁治理”“治理谁”在理念和实践上发生了重要变化。从国际治理到全球治理这一变化的根本是治理主体的拓展，即由国家扩展到非国家行为体。地球治理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理念，它源自世界万物都是平等的治理主体的思想，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拓展和治理关系的变化，试图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类发展到超人类：世间万物都是平等的，它们之间的治理是主体间治理。当前国际治理、世界治理、全球治理叠加并存，治理主体变动且相兼。因此，从中庸意义上说，卡赞斯坦坐标图中的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只是主客体关系的自然拓展和实践变化，而非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属理论。
结论
前述个案主要从认识论层面讨论关系理论与主流理论的显著性差异。即便是与西方的关系主义理论相比，关系理论也存在明显的不同。进而，如果认真分析其他一些在国际上引发关注和争议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成果，势必会发现更为明显的差异。这些成果表现出来的差异几乎都涉及二阶问题，是从本体和认识等根本层面上思考世界政治的，属于显著性差异。正是因为这些理论成果具有显著性差异，它们才能引发世界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激活不同的理解、诠释和辩论。据此可以做出一个初步判断，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已经表现出显著性差异，不过尚未表现出革命性差异。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究竟是否存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中国学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就是多元多样的理论话语，也许正因如此，其他地域的学者认为中国学派是很难定义的，其实不然。英国学派内部支流众多，经过几代英国学派学者的发展更是异彩纷呈，但英国学派之所以被称为英国学派，更多是因为它们享有一个共同的知识点，即从社会视角研究国际关系。
笔者曾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下过一个可操作的定义：“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使用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中的思想资源，对国际关系实质性内容进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则化处理，形成自洽的合逻辑思想体系。”该定义包含概念化、抽象化、通则化及其以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实际问题为基本内容等要素，这些都是与其他地域文化中国际关系理论的共同之处。因此，其中的定义性特征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以智识资源界定的，即以中华文化背景知识为主要思想启迪发展起来的理论，尝试以中华文化中表现出来的理念和实践差异为当今的国际关系理论做出贡献。这既不是指理论的应用范畴，不涉及仅在中国还是在更为普遍的范围内具有适用性；也不是指仅仅由中国本土学者完成的理论研究，而是将任何地域的学者据此构建的理论都包含在内。当前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激活争议和引发辩论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大都是以中华文化思想和实践为启迪的，何以呈现这一趋势是值得高度关注并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进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是全球国际关系知识生产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其他不同地缘文化中的理论学派共生共存、互学互鉴、交互涵化中发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立身于全球众多学派中，兼具共性和特性，并以自身表现出来的差异对国际关系领域的知识生产做出贡献，这才是称其为“中国学派”的深层意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