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曦泽（本名邓勇），四川泸县人，武汉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作为最先进的知识生产方式，（现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知识准备是以古希腊时期欧几里得几何和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为典范的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以此为参照系可知，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在于中国古代缺乏相应的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这导致中国缺乏产生科学的必要条件。而西方发展出科学后，利用科学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改造，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西方社会的文明水平，拉开了与非西方社会的差距。
关键词：知识生产方式；演绎系统；科学；基础差异
一、引言:问题、方法与观点
西文化的相同与差异是什么？这是一个老问题。其中，中西文化的差异是什么？这一问题尤为重要。因为，第一，在认知上，发现差异比发现共性难得多;第二，在实用上，发现差异远比发现相同有价值。因为事物的价值体现于它的独特性，而差异是独特性的必要条件。就文化（或文明）交流看，文化之间相互借鉴和学习的是自己所无者（包括类型的缺乏和数量的不足），而自己所无就蕴含了自己与他者的差异。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个体之间的交流、借鉴与学习。不过，基于不同的视角，事物之间的相同或相异有所不同。例如，中国文化重集体主义，西方文化重个体主义；中国文化重人情，西方文化重规则；中国文化重综合思维，西方文化重分析思维……这些说法都不无道理。而本文欲图考察的是：在这些差异中是否存在一些可以决定其他差异的基础差异？由此可以明确提出本文的问题：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是什么？这虽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也不是一个过时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有助于更精准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及中国文化的不足，并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改进策略。本文的探讨思路是：首先寻找人类最基础的活动（即知识生产），并认为应该在知识生产方面寻找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再以之为坐标，论证人类知识生产的两大方式与阶段；然后讨论作为最先进知识生产方式的（现代）科学的主要来源（实验+数学）及其知识准备；继而指出中国古代因缺乏与欧几里得几何和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相匹配的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从而缺乏科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最后指出知识生产方式会全方位影响社会。所以，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不是其他，而是知识生产方式的差异。这种研究有助于推进学术研究的精准化。
略需说明本文与既有中西文化异同比较研究的差异，并由此呈现本文的新意。二者的差异在于本文有“基础”这一限制，而有无“基础”这一限制完全不同。因为要指出X是A与B的差异很容易，但要论证X是A与B的基础差异则很难，而要为该基础差异提供理论根据（即坐标）则更难。由此，本文在新的视角下呈现出四点新意：第一，明确指出讨论“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是什么”这一问题需要理论坐标；第二，明确将知识生产作为理论坐标；第三，以该坐标为前提，将是否有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明确、精准地论证为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第四，这一基础差异是其他许多差异的重要原因。将此四点结合起来，本文的新意则是：从知识生产视角指出是否有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是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而这一基础差异又衍生出其他种种社会差异。因此，本文的写作特点可以概括为：“老问题+老材料+新视角→新观点。”
另外，为了便于下文的讨论，需先简单说明两个概念：有效性与有用性。有效性是指论证的严格性，即如果前提真，结论必然真;有用性并不是一个逻辑概念，而是对演绎系统的功能要求，它是指一个演绎系统可以用来处理某些类型的具体事件。
二、理论坐标：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
要理解一个事件，有一点极为重要，即为该事件建立合理的坐标；否则事件就不可能被有效定位，犹如随机分子在飘移，做布朗运动。所谓理论，就是为理解事件而建立的坐标。在不同的理论坐标下，同一事件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理解、解释和预测。如果基于伦理观、政治观、自然观等不同坐标或视角追问“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是什么”，答案肯定各不相同，但需要质疑的是：伦理观、政治观、自然观等算不算一个文化的基础层面？所以，首先需找到一个文化的基础层面是什么，并以之为坐标。
本文选择理论坐标的思路是：首先寻找一个文化的基础层面，即：在众多相互关联、纷纭复杂的人类活动中，寻找最能决定其他活动的活动，并以该活动为坐标。通过论证，本文选择以知识生产为坐标来理解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因为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因而它是理解人类社会与历史的最基础的坐标。本文认为知识生产是理解中西文化基础差异的最优坐标（需强调的是，“基础”这一限制不可或缺，因为离开这一限制，基于不同角度则有许多不同的最优坐标）。下文将对知识生产这一坐标的基础性展开论证。
人类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如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脑力劳动、体力劳动、休闲活动;耕作、采桑、打鱼、建筑、制造机器等等。这些活动是否相互独立，互不影响？显然不是。那么，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是否有一种或多种活动能够决定其他活动？如果有，它是什么？又如何获知？对于这些问题，或许可以这样来探寻答案：跟动物活动相比，人类活动有什么差异？答曰：计划性。因为跟动物相比，人类能在进行活动之前进行预先计划，而计划性就是所有人类活动的共同特征。继续追问：计划性从何而来？答曰：任何行为者（个体或群体）的计划性都受其拥有的广义知识所决定。广义的知识是指支配行为者行为的一切观念，它包括系统的和非系统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自觉学习和非自觉学习的，自身创造的和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习得的知识。并且，有的知识是对的，有的是错的，还有的是相互矛盾的，这表现为行为者的行为的正确、错误或者自相矛盾。由此可以得出第一个阶段性结论：行为者的知识状况决定其行为的计划性。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来理解这一点。例如，一个人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阶段，对同一类问题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这正是因为他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而这种认识就是本文所说的计划性的基础。
对于任何行为者而言，他所掌握的知识要么是自己生产的，要么是向他者学习的，但无论哪种情况，知识都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被生产出来的。由此可以得出第二个阶段性结论：知识生产状况首先决定知识状况，进而决定行为计划状况，最后决定行为状况。
人类知识是一个集合，人类活动则是一个更大的集合。对于任何行为者，他所掌握的知识集合状况都决定了自身其他集合的状况。在这个意义上，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这是本文的第三个阶段性结论。
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这一命题构成本文比较中西文化基础差异的理论基础或坐标。如果这一理论坐标不成立，则整个讨论的理论根据就不可靠，结论也就不可靠。根据这一理论坐标，如果两种文化在知识生产上存在明显差异，那么此差异就是两种文化的基础差异。
三、现代科学的两个重要构成
一个事物被生产就必定有其生产方式。知识是被生产出来的，所以知识也有生产方式。在不同背景、条件或层次下，对生产方式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农民的耕作方式（如种水稻），从微观上可以具体到使用工具、操作程序等层面，这种层面的生产方式可以视作具体技术。在宏观视角，传统农民的耕作方式可以称为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农民的耕作方式可以称为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本文所说的生产方式指宏观生产方式。从宏观知识生产方式的视角看，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相对规范的知识生产方式只有两种：玄思与经验；实验与数学。
（一）玄思与经验：古代知识生产方式
在（现代）科学诞生以前，玄思与经验是人类的知识生产方式。任何一个正常人，不管是否受过规范教育，都具有玄思和经验两种能力。玄思是指理论推理（能力），它既包括一些简单的严格推理，也包括许多不严格的推理。前者例如，一个农民打算明天下雨就不干农活，第二天果然下雨了，因而他就不去干农活。当该农民这样计划时，就已经不自觉地运用了很简单的逻辑推理，只不过他没有能力将之形成明确的认知并形成理论形式。后者例如，《周易》的八卦系统、五行相生相克、西方的占星术，都有不严格推理。经验则是基于归纳法的。简单的归纳法甚至动物都掌握，此即巴甫洛夫条件反射。
就共性看，任何正常人都掌握玄思和经验两种能力，但就程度差异看，不同人、群体、民族所掌握的玄思和经验两种能力大不相同。在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之前，人类尚未形成比较规范的玄思和经验能力。自轴心时代开始，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欧洲文明都形成了比较规范的玄思和经验能力，产生了许多影响至今的重要知识。在这三大文明中，欧洲文明的玄思能力最强，是古代世界唯一形成了严格有效的演绎推理系统的文明。而正是这一差异导致科学首先诞生于西方。
（二）实验与数学：现代知识生产方式
此处关于科学尤其是其方法特征的讨论属于科学史常识。而之所以要讨论科学的“实验+数学”的方法特征，旨在为下文的讨论做铺垫，即：如果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数学作为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科学是不可能（impossible）产生的，而古代中国正是缺乏相应的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所以不可能产生科学。
科学的诞生有明确的时间、人物、事件和特征。科学史家丹皮尔说，伽利略乃是科学的奠基人，“他把吉尔伯特的实验方法和归纳方法与数学的演绎方法结合起来，因而发现、并建立了物理科学的真正方法”，“伽利略真可算是第一位近代人物……我们知道他已经达到了至今还在应用的物理科学方法”。罗素也指出：“伽利略的主要功绩是把实验的和力学的技能同用数学公式来表示自己的结论的能力结合起来。”霍金说：“伽利略可能比任何其他的人更有资格称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根据这些重要人物的言论可以获知三点。第一，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乃是“实验+数学”，而这两个特征都是就方法而言的，所以科学是一种以“实验+数学”为基本特征的新的知识生产方式。并且，它兼容“玄思+经验”，与古代学术（古代没有科学，故不宜将“古代学术”称为“古代科学”）是高级与低级的关系，而非矛盾关系。在现代科学中，玄思和经验仍在发挥作用，只不过重要性降低了。关于科学的方法特征，丹皮尔还说：“科学方法主要是分析性的，要尽可能地用数学的方式并按照物理学的概念，来对现象作出解释。”爱因斯坦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伽利略对科学的开创性贡献，但他通过指出科学的主要来源从而间接指出了科学的方法特征，“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杜威也从方法角度指出科学的基本特征，“科学本身，借助于数学，把证明性的知识体系带到了自然对象的领域中来了”，成为“数理科学”。这些观点都特别强调科学的数理特征。第二，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即手段），科学是被发明而非被发现的，其发明者是伽利略。关于发明与发现的关系，可以这样类比：人类发明了望远镜，然后通过望远镜发现了冥王星。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科学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能力，其本身（作为“实验+数学”的方法组合）既无空间特征，也无经验对象。伽利略发明了科学这种认知方式，这与牛顿、莱布尼茨发明微积分，康托尔发明集合论，爱迪生发明电灯是一个道理。差异在于，爱迪生发明的是具有空间特征的实物，而伽利略、牛顿、莱布尼茨、康托尔发明的是一种理论和方法，前者是技术，后者则是科学。第三，科学的诞生有明确的事件和时间。科学的诞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飞跃，它是有明确的时间点的，犹如一个婴儿的降生有具体时间（只不过由于伽利略没有明确记载，科学的诞生时间可能无法精确到月、日、时，但其依然是确定和唯一的。这犹如一个人忘记了自己的生日，但他的出生日期仍有确定性和唯一性）。科学诞生的时间点就是伽利略的斜面实验时间点，即伽利略利用斜面降低小球下滑速度，观测并计算物体下落速度与下落时间的关系，并得出物体下落速度与下落时间成正比，物体经过的空间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的结论。这项研究被伽利略记录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中，并于1638年发表。因此，可以将1638年确定为科学的诞生时间。在该项研究（不应将该项研究称为实验，因为它还涉及计算）中，伽利略创造性地同时使用了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在今天看来，尽管这项研究非常简单，但在伽利略之前，人类史上没有任何人将实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某个事件。以伽利略完成该研究那一刻为标志，现代科学得以诞生。虽然伽利略的研究也需要基于历史的知识积累，但他作出的飞跃性贡献，使得（现代）科学相较于古代学术有了质的差异和提升，人类从此开辟了知识生产新时代。
由此可以更准确地理解科学。科学有多层含义：第一，作为知识生产方式的科学。科学最基础的本质是一种知识生产方式。这也是科学最基础的含义，这种含义的“科学”（science）是名词。第二，作为知识产品的科学。在派生的意义上，科学可以指通过科学这种知识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科学知识（knowledge of science）。这种含义的“科学”也是名词。第三，作为评价标准的科学。由于科学表现出强大功能，在派生的意义上，科学就转化为一种评价标准，成为“正确的”的代名词，即科学的（scientific）。这种含义的“科学”是形容词。其实，把作为评价尺度的科学理解为“科学的”即“正确的”，并不妥当。因为凡是用科学这种知识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即科学知识都是（属于）科学的（of science），但其中也存在许多错误的科学知识。针对同样的问题，虽然不同研究者采取的具体研究方法可能不同，甚至同一研究者也可能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因而可能得出不同甚至矛盾的知识，但这些研究方法都是（属于）科学方法。相应的，尽管相互矛盾的科学知识至少有一个是错误的，但它们都是（属于）科学知识。
由此还可以更准确地理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与技术是两种不同的方法，科学解决的是理论问题，是发现事物的规律（必然或概率意义的因果关系），而技术是发明解决实用问题的产品。例如，牛顿研究的是科学，瓦特研究的是技术。在伽利略之前，科学尚未诞生，因而根本不存在科学与技术相结合的问题。作为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巅峰人物的牛顿，其研究的牛顿力学在诞生后的半个世纪都未得到欧洲的普遍认可，也就更不存在利用牛顿力学与技术相结合解决实践问题。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科学与技术没有结合，科学不支持技术，技术也不支持科学，此前人类的所有技术都是经验技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科学与技术才开始结合，相互支持、促进。科学为技术提供理论支持，技术为科学提供实验器材支持，由此提高了科学发现规律的能力。此种受科学支持的技术可称为“科学（的）技术”。或许，可以创造两个英文词语“ex-technology”和“sci-technology”，“ex-technology”指经验性技术，即未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基于经验的技术；“sci-technology”指科学性技术，即与科学相结合而受科学支持的技术。
根据以上讨论还可以更准确地理解科学诞生的原因。科学的诞生与任何实用目的都无关。可用排除法来讨论此点。第一，科学的重要知识准备即演绎思维的产生不基于实用目的。科学产生之前的演绎思维以欧几里得几何和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为代表，而二者的发明都与实用无关，因为一切实用都要与经验相结合，但如杜威所论，古希腊的理性传统是轻视实践和经验的，它推崇的是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的方法是玄思，无需经验归纳，也就无需与实践相结合。第二，科学在形成时期没有表现出实用功能，因而不可能被人们赋予实用目的。哥白尼、布鲁诺、开普勒、伽利略等的研究都跟实用无关。如上所言，牛顿力学诞生后半个世纪都不被欧洲认可，也无实用功能。直至17世纪初，科学都没有明显的社会功能，反而在宗教上颇有颠覆人心之嫌，所以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也不高。直至工业革命之前，科学与技术都没有结合而表现出实用功能，所以彼时的人们不可能怀有实用期待而要求科学研究具有实用目的。因此，经过排除可以确定，在动机上，科学诞生于求知欲和好奇心，而非实用目的。但是，科学的发展与实用目的有显著关联。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由于有人尝试将科学与技术相结合而使科学展现出了强大的功能，所以人们（包括部分科学家）开始基于实用目的对待科学。对此，贝尔纳指出，“十八世纪的科学研究一开始就同工业革命结下不解之缘”。资本与科学开始结合，相互支持和促进。资本出于逐利目的，将科学作为工具，从而推动了科学的巨大发展，而科学也为资本创造了丰厚利润。霍布斯鲍姆指出，工业革命之后的资本主义明确基于实用目的推动科学发展，“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充满自信，对自己的成就颇为自豪。在人类努力进取的所有领域中，成就最大的莫过于‘科学’，即知识的进步”。
四、中西古代文化的基础差异及其衍生影响
以前文讨论为基础，方可讨论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
基于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且科学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知识生产方式，再根据方法角度的科学（科学的第一种含义）的条件，则可获知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科学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中国古代生产和技术表现出典型的经验特征，但却“几乎找不到以数学解决物理问题的例子，也没有在物理阐述中常见到的逻辑推理的范式”。与西方文化（准确说是古希腊文化）相比，中国古代文化不缺经验，也不缺实验，但缺与欧几里得几何和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同类的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若无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科学是不可能产生的。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极为重要。此举一例。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的下落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但是，伽利略经过纯粹的数学和逻辑推理，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错误的，然后通过实验证实了他的推理。在反驳亚里士多德的过程中，首先且最重要的是有效的演绎推理。在此之前，经验、实验和实践都没有参与进来，也就没有发挥作用。由此可见，演绎推理的功能十分强大。至于古代西方为什么产生了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而古代中国却没有产生，这是本文无法回答的。
基于知识生产方式的视角可知，中国古代不是没有演绎系统，也不是没有有效的（严格的）演绎系统，而是没有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例如，根据演绎系统的一般含义可知，中国古代有演绎系统，如《周易》的八卦系统、阴阳家的五行系统、围棋等，但它们都不是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八卦系统对阴爻、阳爻的规定，结合乘、承、比、应等规则，可以构成推理。阴爻、阳爻及八卦各自代表的含义是一回事，一个卦象内部的推演方法则是另一回事。在《周易》中，一个卦象内部的推演本身采用的不是归纳法，而是演绎法，所以八卦系统的确是演绎系统。虽然八卦系统能作出一些推理和预测，但其推理和预测的过程并不严格，因而结论也经常不准确，所以八卦系统不是有效的演绎系统，进而其有用性也极不可靠。五行系统同理。围棋则是以黑子、白子为基本单位，基于简单规则而形成的非常严格的演绎系统，虽然满足了有效性这一特征，但它无用，即离开了棋盘就不能用来解释或处理任意类型的具体事件，所以它也不是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
在全球诸多文明中，只有西方（古希腊）原创性地发明了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结合上文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科学并非必然诞生于西方，但只可能诞生于西方。这个结论的意思是：科学未必会诞生，但如果它要诞生，就只可能诞生于西方。不过，非西方的其他文化没有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不等于它们没有理性思维。所有正常人都有理性思维，所有文化也都有理性成分。对于正常人和由正常人构成的群体（包括作为群体表现的文化）来说，理性思维不是有无的差异，而是强弱的差异。比较而言，在古代世界，古希腊文化的理性思维尤其是演绎思维是最强的。理性既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从定性角度而言，任何正常人都既有理性态度，也有理性能力。态度比较主观，很难衡量；但能力比较客观，容易衡量。理性能力是一个集合，包括多种多样的理性能力，如计算能力、推理能力、分析能力等。其中，演绎推理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理性能力，并且它是大体可衡量的。例如，下围棋、象棋，赢者（不考虑年龄差异等）在这方面的推理能力就更强，因而可以说在这方面的理性能力更强。在古代世界的非西方文化中，有许多精彩的具体推理案例，但除了西方文化，其他文化都没有发明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因此不得不承认，在古代世界，古希腊文化的理性思维尤其是演绎思维是最强的。
由此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在于中国文化缺乏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其实，有不少人已认识到中国文化缺乏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但是没有认识到它是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而要准确得出这一结论，需要三个条件作为讨论的基本框架：第一，明确知识生产是人类最基础最重要的活动这一命题和理论坐标；第二，明确（现代）科学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先进、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方式；第三，明确在方法论层面上科学的两个特征和条件即“实验+数学”。然后，以此条件为参照系，对比中国古代文化，就能准确把握该基础差异。同时，本文的关键不仅在于指出该基础差异，还在于理解其深刻的社会意义。虽然已有很多文献探讨了中西文化的种种具体差异，但由于没有准确辨明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所以常常只能局限于某些具体差异来探讨中西文化之差异，而未认识到这些具体差异与基础差异的关系。本文则认为，是否存在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是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且这是中西文化存在许多具体差异的根本原因。
那么，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究竟有什么衍生影响？第一，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导致中国古代文化（及其他非西方文化）不可能（impossible）发展出科学，也不可能发展出基于（自然）科学的其他科学如社会科学；第二，科学（广义）对西方社会进行了全方位改造，并产生了全方面效果，使整个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实现了现代化转型，而非西方社会则进步缓慢，甚至倒退。这两层逻辑关系可以这样表述：中西文化的基础差异（即中国缺乏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其他因素→中国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科学；中国没有产生科学+其他因素→中国社会不可能向更高水平发展（即不可能发生现代转型）→中西方社会的种种具体差异。关于第二点，此申述之。
西方产生科学后，科学对西方现代转型的启动和推进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首先，科学是打破宗教和迷信的最重要力量，因而是启动西方现代转型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科学进步对宗教守旧观念的颠覆和摈弃，现代转型就不可能启动；或者即便启动，也难免被宗教势力扼杀，而不可能持久地发展和壮大。对此，罗素认为，宗教（这里指基督教）的问题“首先在于它贬低理智和科学”，因为“宗教教义和科学理论不同，它自称含有永恒的和绝对可靠的真理，而科学却总是暂时的”。宗教之所以对科学持这种态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学与教义相冲突，“教义是宗教与科学冲突的理智上的原因……那些对教义表示怀疑的人们削弱了教士们的权力，可能还削减了教士们的收入……因此，世俗的统治者，和教士们一样，感到自己有充分理由害怕科学家们的革命学说”。虽然“教会已不再坚持认为知识本身是有罪的，尽管它在兴盛时期就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即使获得知识不是有罪的，那也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理智的傲慢，从而怀疑基督教的教义”。到了19世纪，科学已经取得巨大进展，但教会的认知却仍严重滞后，“直到1835年为止，宣讲地球运动的著作一直被列为禁书”。虽然这种极端情况现已很少出现，但教会对科学进步的每一次承认都不是主动的，而是迫于科学不可阻挡之势而做出的不得已的让步，所以对待科学，“天主教会采取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日渐放松的反对态度”。由此可知科学对西方现代转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其次，科学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科学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展现出强大功能，于是西方社会自觉发展科学，实现了资本与科学的结合和相互促进。科学对西方社会的改变表现为：第一，极大提高了西方社会的生产力。此点无需多论。第二，促进社会改造。科学最初只是用于理解自然界，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开始改造自然界，但此期的科学都是自然科学。由于（自然）科学具有强大功能，所以西方社会希望有一种像（自然）科学改造自然界那样改造社会的科学（即后来的社会科学）。于是，1857年，英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成立，它标志着（现代）社会科学的产生。（自然）科学产生到社会科学产生期间，则是社会科学的酝酿期。社会科学的产生极大地改善了西方社会的治理。韦伯指出，现代政治越来越技术化，形成技术政治。福柯也指出，到了18世纪末，在刑法实践中，随着心理学知识取代传统司法的决疑法，人们开始在科学模式中寻找法典与个案的联系，并表现为一种精心计算的惩罚权力经济学。韦伯和福柯所论都揭示了科学对国家治理的直接影响。
科学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的两大作用表明科学对西方社会的改造覆盖了生产力和社会治理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且二者的变化直接和显著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的其他方面，因而科学全方面地改造了西方社会，并提高了西方社会的文明程度。
结语
虽然中国古代不可能产生科学，但后人不应该苛责古人，追究历史的责任是毫无意义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通过比较已知，中国古代文化缺乏有效且有用的演绎系统，这是其严重不足。直至今天，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化这一不足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够，并体现在教育、行事等方面对逻辑的重视不够，导致逻辑思维能力不足。中华文化要实现再造和升级，需要在基础层面积极学习西方的理性思维，并在教育中进行思维训练，尤其是进行逻辑训练，从而提高国民的理性思维能力，进而提高民族的思维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