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是一个深度多元化的世界。权力多极化、利益多样性、关系多维度都是世界深度多元化的重要特征。同时,世界也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国际社会竞争加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在增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各种表现渐次展开。在这种情景之下,世界是否还有一个可依赖的平台,促成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呢?
坚持极端现实主义和冷战思维的观点认为世界会退向强权政治和意识形态角斗的未来。但是,当今世界毕竟已经不是冷战世界,全球化虽然遭受挫折但依然继续发展,全球性问题依然威胁整个国际社会,因此,全球治理是包括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合作的希望所在。当然,这一合作平台绝不会自动生成,而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中国,打造这一平台尤为重要,因为全球治理是中国强起来的重要国际机遇。
一
一般来说,行为体具有共同目标的时候,合作就会相对容易,并且可以通过具体领域的合作产生外溢效应,甚至实现共同进化。如果这个目标相对清晰单一,打造合作平台就有较大的可能性。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是世界一个最鲜明的标识,经济合作也成为促成国家间合作、尤其是大国间合作的一个相对单一的要素条件。冷战的结束打破了世界经济的分割局面,使得全球经济活动连为一体。主要国家的主导政策从以美苏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安全困境中解脱出来,利用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国际社会共同打造了经济发展这个重要平台,使之成为国际合作的基本保障。
中国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理性地抓住经济全球化的重大机遇,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第一要务,以改革开放的思想和实践参与全球化进程,为尽快富裕起来而奋斗,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中美关系这个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中,虽然有冲突、有竞争,但经贸关系发挥了稳定双边关系压舱石的作用,使合作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导面。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看,在全球化进程展开的世界中,经济发展作为一种相对单一的要素,发挥了纲的作用。与之相比,意识形态、军备竞争、地缘政治等其他因素,虽然不失重要意义,但在整体上处于次要地位。因此,经济发展在全球化进程中为国际社会合作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使世界主要国家可以达成和实施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富起来的重要国际机遇。
经过 30 多年的经济全球化,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经济发展被赋予更多的政治涵义,被渗入更多的意识形态内容,更多地被裹挟在身份政治的话语体系之中,由经济合作带来的收益、尤其是相对收益也因此受到更加敏感的关注。经济发展、尤其是单纯的经贸合作,作为国际社会合作最重要平台的意义和作用明显下降,已经无法担负促成和支撑国家间合作重要支柱的使命。
二
那么,当今世界是否依然有一种重要因素,可以搭建国际社会合作的重要平台呢?对此问题虽应审慎,但回答依然是肯定的,这就是全球治理。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全球化为整个世界福祉的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国家,都是在这一轮全球化过程中崛起的。近年来,全球化出现了许多问题,遭遇了重大挫折,全球化进程和形式势必发生变化,甚至会出现我们完全陌生的发展形态。但是,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是难以逆转的。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全球化会继续发展,地球村概念会更为清晰,共同体意识会越来越强烈,人类命运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只要全球性问题持续出现,全球治理就是世界的责任。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只要生活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就需要有效的全球治理,以保证自身国民和整个人类的安全和发展。全球性威胁是一种负面公共产品,超越了种族、国家、信仰、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经济水平和社会形态,对整个国际社会和人类构成了无差别的威胁。回顾一下这些年出现的重大威胁,无论是非典病毒、新冠病毒,还是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概莫能外。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覆盖了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体,当下的新冠疫情更是严重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命。这些威胁,不是针对任何一个具体国家的威胁,而是针对全人类的威胁;世界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哪一个国家的敌人,而是全人类的公敌。
一个共同体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往往趋于合作,人类现在的确面对全球性威胁这个共同敌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当今世界还有能够将国际社会维系在一起、能够使大国进行合作的要素,就是共同应对像新冠疫情这种对整个人类构成的严峻威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治理是大国合作的希望所在。
三
全球治理是世界的合作平台。但是,这个合作平台是自动生成的吗?显然不是。全球性威胁关系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安全,合作应对挑战是当今世界的为数不多的高度共识。因此,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最有可能和最有希望的合作平台,也很可能是国际社会当下能够团结的唯一平台。但如果没有国际社会成员,尤其是国际社会中负有更大责任的大国共同努力,将其打造为合作平台的话,这一最有希望的合作平台也只能是空中楼阁。简单回顾一下全球治理的历史,可以发现过去几十年的效果并不理想。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新一轮全球化开始不久,国际社会就认识到全球性问题会伴随全球化而出现,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名为《天涯若比邻》的报告,明确提出全球治理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近 40 年过去了,不夸张地说,2004 年联合国高级别名人小组中所列举的全球性挑战,几乎没有一样得到有效的治理,更不用说彻底根除。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金融危机,还是恐怖主义、贫富差距,都在继续威胁着国际社会。全球治理赤字持续积累,致使一些反全球化的观点和行为不但相继出现,甚至发展成为一些国家的政策。
新冠肺炎病毒的全球性大流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也是全球治理失灵的最严重个案。在整个世界遭受百年未遇的公共安全威胁之际,也是在国际社会最需要同心协力、共克时艰的时候,国际合作却反常缺席。一旦国际合作缺席,全球治理只能是一句空话,灾难也就会肆虐世界。新冠肺炎病毒的个案再次告诫我们,如果没有各国之间的真正合作,尤其是主要国家之间的合作,全球治理的舞台也只能上演公地的悲剧。
诚然,出现全球治理赤字飙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之间的不合作。人们都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权力越大,责任越重,如果国际社会主要成员在面对全球性威胁的时候,仅仅考虑一己私利,全球治理只能是无功而返。美国原本是全球化的一个主导国家,但在国际社会面临重大全球性威胁的时候,不惜退群毁约,包括退出与整个国际社会休戚相关的《巴黎协定》,放弃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治理合作。“只要美国主义,不要全球主义”,最终只能破坏合作治理。国家极端的个体理性势必导致国际社会集体的不理性,引发“理性悖论”。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在自我利益和人类利益之间的权衡,依然是一个以无政府性为重要特征的国际体系中十分艰难的选择。
因此,全球治理虽然是最有希望的合作平台,但要真正使之成为这样的平台,需要国际社会有意识的建设。我们必须把全球治理打造成为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有效合作平台,因为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所在,并且也是通过努力最可能做到的事情。当今世界,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上面,讨论新两极、新冷战的文章著作汗牛充栋。但是,即便是在中美之间战略猜忌和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两个国家依然在全球治理领域进行了重要的合作。从全球气候变化领域来看,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关键国家。2016 年《巴黎协定》的达成,关键在于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也是两个最大排放国之间的合作;2021 年 4 月,中美气候特使在上海签署《中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承诺携手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2021 年在英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大会”期间,两国发表《中美关于在 21 世纪 20 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提出了具体的合作领域,再次表现了中美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治理行动。
当今世界正处在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之中,世界的发展也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全球化继续发展,全球治理需求更为迫切,国际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基本保证。虽然全球治理是最有希望的合作平台,但这样一个平台绝不是自动形成的,而是需要国际社会成员,尤其是承付重大责任的大国,同心构建、努力打造。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我们的共同议程》中所指出的那样,“人类福祉——乃至人类自身的未来——有赖于团结一致,作为一个全球大家庭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目标。为人民,为地球,为繁荣,为和平。”
四
全球治理不仅为大国合作搭建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也为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当全球化席卷整个世界的时候,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的大战略,抓住了重要的机遇,实现了经济腾飞,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今,中国正在经历强起来的重要发展阶段,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为人类公地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寻求与国际社会的有效合作,是中国继续发展和增强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机遇。可以说,全球化是中国富起来的重大机遇,全球治理是中国强起来的重大机遇。
当下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显像是现实主义视野中的权力博弈。由于美国将中国当作挑战美国秩序的崛起大国,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对中国的权势压力会持续下去。美国不再将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最主要的战略目标,而是重新将中国这样的崛起大国界定为直接的、最严峻的挑战。在这样一种身份政治框架中,中美权力博弈的竞争性明显加大,并且在较长时段内难以发现根本消解的有效方法。
进而,价值理念领域也会表现出比较强烈的竞争态势。意识形态更多涉及信仰和信念,信仰和信念都是难以妥协、难以谈判的问题,因此这是一个敏感度很高的国际关系因素。美国一些人将中美之间的斗争归结为价值理念之争,将中国作为意识形态的威胁,认为“自由世界与共产中国”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呼吁所谓的“自由世界”结成新的同盟,共同应对中国挑战。虽然中国反复强调不能将国家间关系意识形态化,但在可预期的未来,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难以调和。中国和美西方在这方面的斗争依然会对国家间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据此,在权力博弈和价值理念两个维度上,竞争会持续下去,有的时候会相当激烈。但是,如果说当今世界与冷战世界有一个明显不同的话,那就是虽然国家之间的安全威胁和价值差异依然存在,但是全球性挑战对世界所有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威胁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境之下,全球治理对于国际社会意义重大,对于中国尤为重要,因为这是中国强起来的重要国际机遇。我们至少可以考虑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中国是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国家。作为拥有 14 亿人口的国家、联合国五常之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多边组织和条约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全球治理无论在哪一个领域,没有中国,都难以实现治理的目标。只要国际社会希望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只要国际社会意识到全球治理的成功依赖于国家之间的合作,中国就是全球治理平台上一个最为关键的合作伙伴。联合国《我们的共同议程》所列举的六项议程中,从世界团结、重建信任、谋划未来,到以联合国为基石、建立更加包容性的多边体系,中国都是其中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行动者和引领者。
其二,全球治理是提升中国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强起来,首先需要自身具有强大的实力,需要坚定不移地发展自己,这是过去几十年的一条基本经验。同时,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强起来的过程也一定是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中实现的。无论是参与全球治理的哪一个领域,都会产生反哺中国自身实力的正面效应。以环境治理为例,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不仅为整个世界带来新的福祉,也会使中国内部经济和社会进程发生重要改变,有利于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目标。同时,全球治理为中国提升软实力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坚持包容性多边主义,倡导世界公平与正义,承担自身负有的重要责任,通过像“一带一路”倡议这类重大项目为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全球治理都是中国提升软硬实力的有效进路。
其三,全球治理是现阶段中美合作的首要平台。中美关系是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强起来外部环境中一个关键条件。在中美关系跌入低谷、战略竞争和意识形态分歧都处于紧张的时期,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所起到的作用无异于中美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保持稳定前行的底线保证。如果说经济合作是中国富起来阶段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那么,全球治理就可以被打造成为中国强起来阶段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上文讨论的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就是很好的例证。正如习近平主席最近在阐释中美应着力推动的四个优先事项中,第一个就是“引领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突出挑战”,在这方面,“中美合作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
五
世界深度多元化已经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国际格局的多极态势、国家的多元利益诉求、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多维关系,也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新常态。在大国竞争加剧、国家利益纷繁的世界政治进程中,全球治理成为包括大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最可能合作的一个平台。
就中国自身而言,如果说全球化为中国富起来提供了重要机遇的话,那么,全球治理则为中国强起来提供了重要机遇。在全球化遭受重大挫折、全球治理明显疲软的时候,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是中国在强起来过程中的重大战略选择。努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和中国对世界的责任,是中国提升自身软硬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中美两个世界性大国找到正确相处之道最可期望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