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政策导向下新闻传播学科的“显学”，国际传播研究回应现实传播任务的能力亟待加强。本文基于知识生产与学术职业实践的双向视角，试图探讨政策导向下学者对国际传播知识类型的认知及其在这种知识生产模式下所面临的职业困境。研究基于对33位国际传播学者的访谈发现，学术共同体将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理解为一种具有情景化、对策性与默会性的“实践知识”生成过程。然而，政策驱动下的学术体制与这一过程之间存在矛盾：学术共同体尚未建立与实践知识相匹配的学科资源分配模式，滞后的学术评价体系则难以激励实践知识的生产。以上引发了地域间国际传播学科认知差异、学术代际断裂等共同体困境。对此，国际传播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实践知识的使命性定位，通过学术资源下沉、改善学术评价方式等路径来寻求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全球发展倡议下中国方案向‘共有知识’转化的国际传播研究”(25CXW030)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国际传播/ 学术共同体/ 实践知识/ 府学关系/ 战略传播
作者简介：童桐，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讲师，教育部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024）。
原文出处：《传媒观察》(南京)2026年第1期 第74-85页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际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国际传播”成为急需紧缺专业和重点培育的学科方向。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5·31”讲话)，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等重要部署。在此政策导向下，近年来国际传播的学科地位显著提升，在学科资源配置、学术发表和科研立项方面获得倾斜。
国际传播研究滥觞于对西方主导的全球传播秩序的批判和重建，并逐渐演化出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研究等取向。“5·31”讲话后，在国家政策导向下，作为“政学复合体”的国际传播研究地位迅速提升，研究提出“面向实践”的学科命题，[1]并带来了国际传播研究的政策性繁荣。面对这一蓬勃发展态势，学界是否已具备足够的理论准备与研究能力，从而构建能够有效回应国家战略需求的知识体系，成为审视国际传播学科发展时亟待思考的重要议题。在实际情境中，学术共同体在知识生产上具有其内在发展逻辑，而这种逻辑与学科层面的政策性繁荣之间往往存在阶段性的不匹配甚至是脱节的问题。体现在国际传播学科建设层面，建设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本土国际传播实践需求的必经之路，但当前国际传播研究面临学科内部理论的自我循环、与西方理论存在显著的学术“依赖性逆差”等困境，在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2]
针对上述困境，已有研究多以知识生成的外显成果为出发点，依据政策导向推演国际传播学科的理想发展路径，较少将目光投向学者群体的实际学术实践，以及这种实践与学科发展需求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例如，学者群体如何理解政策导向下的国际传播知识生产？国际传播学术共同体又面临哪些职业困境？以上问题是学科发展宏观视角下极易被忽视的隐匿性议题。库恩(Thomas Kuhn)将学术共同体视为学科发展的主体，认为学者的职业境遇对学科发展有潜在影响，即学科发展与学术职业生态并非平行发展，迟滞的学术职业生态可能成为知识创新的瓶颈因素。[3]在此视角下，理解学科发展的一系列困境，需透过学科发展宏大叙事把握个体感知，关注学者本身如何理解知识生产及其在这一过程中面临的实践困境。
基于此，本研究以学者群体为研究对象，引入职业社会学等视角，试图回答：国际传播学术共同体如何理解政策驱动下“面向实践”的国际传播研究知识生产？哪些因素成为国际传播学术共同体回应政策需要的阻碍？
二、文献综述
(一)“政策型职业”属性下的国际传播知识生产
学科的发展与其所依托的职业实践往往呈现出相互塑造的关系。例如，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医师群体的实践反馈，法学的演进也深受律师职业活动的影响，学科背后的职业事件在知识生产的议题选择与方向设定上发挥关键作用。对此，本文从国际传播领域的职业属性入手，对其在学科形成与知识生产中的作用展开简要分析。
职业社会学家阿伯特(Andrew Abbott)将“职业”界定为围绕特定任务形成的社会系统，其核心在于对“管辖权”的争夺与维护，[4]而职业共同体为稳固对相关职业领域的解释权，会建构一整套知识、技术与制度安排以巩固自身地位。[5]从学科源头来看，国际传播相关概念在改革开放之初便进入中国，上世纪90年代该学科伴随中国融入全球化的战略需求而得以迅速发展，开始承担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使命。就职业特质而言，国际传播需要的充足财政支持、资源协调和制度安排，主要由国家主体提供；从职业管辖权视角来看，国际传播是一种典型的“政策型职业”，其目标与国家战略、公共政策高度耦合，核心功能在于服务国家战略。在此基础上，为保障国家需求的连贯性与政策敏感度，国际传播共同体也需通过职业标准以及特定的共同体文化维持其职业专业性。尽管近年来“网红出海”等去中心化传播日益受到重视，但归根结底国际传播整体仍以中央媒体和国企等为主体，近20年来代表性的重要项目如“中国媒体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均由国家主导支持。这种实践属性使国际传播更接近阿伯特所描述的“以政策与组织为合法性支撑”的职业形态，或“封闭型职业”，由于具备一定的专业性、道德规范和纪律程序，其组织边界并不向所有实践场域开放，在地域与主体上均存在准入门槛。[6]
以上职业属性也影响着国际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作为典型的“政学复合体”，国际传播研究兼具学术探索与为政府、媒体提供智力支持的双重功能，呈现出典型的现实问题驱动型研究模式。[7]教育社会学家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关于知识类型的分析为理解这一过程提供了参照，他区分了“水平话语”和“垂直话语”两类编码：前者依赖情境与经验，强调即时可用；后者通过抽象化与理论化“去情境化”，能够在不同场域迁移并接受检验。[8]国际传播实践属于高度情境化的编码实践：从议题选择到信息表述、时机把握，都必须嵌入实时政策和国际语境。这种以“实践知识”为核心的研究取向，使学者需依托深度接触实践来获取那些难以通过学术训练获得的经验性知识。对于实践经验如何反哺学术研究，伯恩斯坦同时指出，经验知识与学术知识可以通过“重新语境化”实现转化，实践经验可上升为学术理论，学术成果也可情境化为操作规范，但若缺乏实践知识的根本来源，研究者既难以有效回应现场问题，也无法将实践经验抽象为学术成果，学科便可能陷入“发育不良”的困境。
综上，国际传播知识生产呈现出由“政策型职业”属性与知识编码差异共同塑造的逻辑：一方面，国际传播职业社群属于一种门槛较高的政策型职业，其选择性获取学术研究的开放资源；另一方面，国际传播学术研究必须依赖情景化的国际传播实践进行知识生产，以上职业封闭性与学术对职业实践的依赖造成了国际传播研究资源不平衡的隐忧。[9]在理清国际传播职业属性与知识生产之间的基本关联后，本文进一步关注此类矛盾在具体学术生产实践中的动态演化，从学者的能动视角出发，对国际传播研究的知识生产规律与实践困境展开实证探讨。
(二)政策支持与知识生产“商品化”间的张力
学术生产不仅与其所关注的实践领域紧密相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学术体制与学者职业环境的影响。前文揭示国际传播职业场域与知识生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当代学术生产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这种张力。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等学者曾提出“学术资本主义”概念，指出大学与研究者在学术市场化导向下日益依赖外部经费、项目资源和量化评价，由此推动知识生产的商品化，[10]这一趋势在中国学界也愈发明显。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引入源自西方的“项目制”学术治理，通过国家社科基金等政策资源设定研究议程。[11]“5·31”讲话后，国际传播被迅速提升为全国性议题，获得大量学术资源倾斜，各类学术项目对该领域表现出显著偏好，由于这些项目掌握主要资金和声望，是学者积累学术资本的关键渠道，也致使大批学者涌入国际传播这一实践导向的学术领域。[12]
然而，当今学术系统倾向以量化指标为核心进行学术考核和资源分配，驱动研究者倾向于产出易于发表、便于“理论化”的成果。[13]而实践研究往往需要长期的田野调查，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有影响力的成果。于是在量化考核导向的驱使下，来自一线的传播经验被简化为“案例素材”，学术生产缺乏与日常实践运作的持续对话，学术知识生产因而陷入不健康状态。[14]这种体制安排使伯恩斯坦所描述的“实践/学术”编码冲突演化为政策议程与绩效机制共同强化的结构性矛盾：当学术研究被塑造为可计量、可交易的量化数字时，便牺牲了对现实与实践的解释力，进一步削弱“实践知识”的生成基础。
总体来看，在政策导向与“学术锦标赛”的交互作用下，学者在追逐项目和量化指标时，往往忽视应有的回应实践的能力，学术研究被迫服务于学术评价绩效，而非国家的国际传播实践需要，并进一步限制了国际传播研究回应实践问题的能力。以往研究虽已涉及这一现象，但多停留于宏观描述，尚未细致关注其核心主体，也就是学者群体如何感知并应对这种职业困境。从学者个体的实践细节切入，有助于理解政策驱动下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的症结，并探寻可能的破解路径。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1.国际传播学者如何理解政策驱动下的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特质？这种知识特质与学术共同体的发展逻辑间存在何种矛盾？
2.政策导向与学术系统的运行机制如何塑造国际传播学者的职业处境？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及样本选取
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回答以上问题。依据扎根理论的分析步骤，通过质化研究收集并整合研究材料，提炼出主范畴，并归纳出主范畴之间的关联。
自2023年10月至2025年3月，通过立意抽样的方式访谈了33位国际传播学者，共进行29次单独访谈，2次焦点小组访谈，发言人编码从A1至A33。为追求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充分考虑了受访者的分布特征：(1)单位类型，受访者既包括高校学者也包括各类型智库学者；(2)地域分布，北京作为国际传播学术重镇占比最大，其次是华东、华南、华中，研究也观照到云南、新疆等地的国际传播学者；(3)院系代表性，教育部第四轮新闻传播学评估A级以上高校至少有一名受访者，地方省份特色新闻传播院校也纳入考量；(4)年龄分布，35岁以下青年学者占40％，35―50岁占37％，50岁以上占23％，虽然资深学者通常引领学术议程，但预示学科发展走向的主要是青年学者，因此分配更多访谈名额；(5)所属学科，除新闻传播学科外，受访者包括3位来自于国际关系、政治学领域的跨学科国际传播学者。研究采取半结构化访谈，研究问题围绕对国际传播学术共同体、学科建设、个体实践困境等展开，着重考察这些学者在“5·31”讲话后对国际传播知识生产实践的理解以及他们所面临的各类职业困境。访谈时间从50分钟到150分钟不等，经受访者同意后整理访谈录音，总时长超过30个小时。
(二)数据分析
研究遵循扎根分析的一般程序，使用NVivo辅助分析。在分析过程中，访谈过程遵循理论饱和原则，首先抽取25位访谈者用于开放编码、初步建立主题框架。余下8份访谈材料保留不参与前期框架建构，用于饱和度检验，当研究过程中不再出现新理论时，视为达到理论饱和标准。基于原始编码获取11个代表性概念(见表1)；通过主轴编码，聚类出3个主要概念范畴，包含2个系统性影响范畴：学术资源分布、学术评价体系；1个问题概念化范畴：国际传播学者眼中的国际传播“知识特质”。通过核心编码构建出国际传播研究知识特质及其影响因素的解释框架(见表2)。
四、实践知识的认知冲突与结构困境
围绕国际传播学术共同体的知识生产实践，本文通过扎根分析整理出在政策导向下国际传播的知识特质及其影响过程(见图1)。在这一过程中，学术资源配置与评价体系既是国际传播领域“实践知识”生产的支持力量，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构成其发展的结构性阻碍。接下来，本文将结合原始资料对相关要素进行分别阐释。
图1 政策导向下国际传播研究的知识特质及其影响过程
(一)面向实践的国际传播知识特质
本文首先回应学术共同体如何理解政策导向下国际传播知识特质。研究发现，受访国际传播学者的普遍共识在于：在政策驱动情境下，国际传播研究承载着明确的实践使命，是我国多主体、立体式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知识特质可被概括为一种“实践知识”。正如受访者指出，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学术理性”，国际传播更多是面向政策需求的“国家理性”(A4)。尽管近年来学界对“面向实践”的国际传播有所讨论，但这一概念的具体共识尚不清晰。本研究在受访者的回答基础上，从类型学的角度对“实践知识”的内涵进行梳理，具体包含以下三个维度。
首先，在关注对象上，国际传播属于一种“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即不追求一般规律，而是实践案例的个体性和对具体实践问题的回应与解答。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指出，国际社会的多变性和连带性使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不存在“国际理论”，普遍性知识无法回应国际问题的多变性，因此相关学科需要建立回归语境的“国际研究”。[15]就国际传播的知识特质而言，鉴于国际社会的去中心化状态、主体复杂性以及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特殊性，国际传播研究更需要针对具体传播情景开展针对性的知识生产，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国际传播学科的普遍理论，而非本末倒置地忽视情景化实践，将普遍理论视为知识生产的唯一导向(A27)。以相近学科为参考，部分受访者认为国际传播在知识生产的关注对象上与国际关系等学科更相似(A9，A13)，而国际关系与其“母学科”政治学之间也曾出现过情景知识的争议，政治学早期以“理性人”为假设，关注国家内部政治活动的一般规律，试图提炼抽象理论，但由于国际社会处于国家多样性的去中心化状态，任何普遍性的理论都缺乏解释力。最终国际关系学科内部走出差异性道路，形成了一套注重复杂性、个体性和情景化的“实践知识”。[16]这种知识生产理念的转变对国际传播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而情境知识的基本定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确立了国际传播学科的知识功能与获取偏向。
其次，从知识的指向与功能来看，政策导向决定国际传播追求的是“对策性知识”(policy-relevant knowledge)。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国际传播研究也应嵌入具体政策情境，为决策提供信息与行动方案，这一过程既包括对形势与问题的情境诊断，也涵盖策略设计、效果评估与技术性操作等多种形式，其核心特征是问题导向、应用导向与可供政策采用的可操作性。[17]这一知识类型往往伴随着特定的立场取向，站在回应国家需求立场上生产知识。但面对这一特质，一些青年学者陷入了知识生产的立场性困境，使国际传播的立场要求与近年学界盛行的“科学主义”之间产生张力。受访者A17在海外完成博士学位归国任教，并成功申请到国际传播议题的国家级项目，却因难以与国际学界进行普遍性理论对话而遭遇所谓的国际交流困境。
以上受访者的经历并非个例，学界围绕国际传播研究应否以及如何处理立场性的问题仍未形成共识。但正如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等学者所强调的，社会科学不存在完全中立的知识生产，所谓的“科学客观性”必然与特定制度目标和国家利益相互纠缠，只是在中立话语下，诸多价值选择被掩藏于问题设定与指标选取等“技术细节”之中，因此立场性本身不应成为学者加以否定的问题。[18]近年来国内学界的反思性讨论亦指出，西方国际传播研究的衰落与其试图以方法论与抽象理论建构一种“中立”且普适的话语体系密切相关，以“方法论”为核心的国际传播研究看似客观，却不触及国际传播知识背后最关键的权力逻辑，只能陷入“自我验证”的逻辑闭环。[19]用伯恩斯坦的两类编码来解释便是，过度倚重垂直知识会导致学科与日常经验脱节，进而忽视实践知识生成。
但也有受访者认为，由“对策性知识”引发的立场性争议正是国际传播研究需正视的学科困境。论点在于，当前国际传播的一大挑战在于立场性被过度凸显，在国际交流中，带有政策或国家立场色彩的知识在中西话语差异下更易被误读，不利于营造“文明交流互鉴”的合作氛围，因此其主张在具体研究实践中适度“后台化”立场表达，弱化目标指向甚至国际传播概念本身，以减少立场性所带来的外部误解(A3，A4)。
最后，在知识的获取与传承层面，实践性知识意味着国际传播学术共同体需要培育一种“默会”取向的思维方式，需重视默会知识的积累与生产。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将知识区分为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后者作为实践知识的重要形态，需依靠“做中学”的在场体验与交流得以积累与传承。[20]这种默会知识的重要体现之一是国际传播学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随着知识开放获取机制的不断完善，理论和数据等显性知识已较易获得，但在国际传播实践中识别并化解跨文化冲突，却高度依赖研究者对异质文化的长期浸润与体察。这种浸润往往通过日常生活细节的持续观察与体悟实现，进而内化为研究者个体的跨文化认知框架，即学者个体的“文化智力”。就现实来看，很多国际传播学者被认为是“书斋型学者”(A12)，未在海外长期生活、工作过，或是在现有的学术实践中未深入国际传播的实践环境，在跨文化实践思维与能力方面存在不足，这种实践与学术的脱节成为了学者的困境来源之一。
另一项受访者普遍提及的“默会”素养是学者对国家政策导向的判断与把握。国际传播研究的学科使命要求其关注政策动向研判等实践维度，这类知识的获取必须依托“实践情景”的深度参与，这要求研究者确立“做中学”的知识积累模式，前往政策发布和执行的一线开展实践性的学术研究，在准确把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上，构建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能力的知识体系。
以上所论述的实践知识是国际传播研究在理想状态下的知识生产目标。在现实情境中，学术资源禀赋、评价体系等结构性因素都会深刻影响研究的实际走向，而这些结构条件恰恰构成了以往研究所忽视的学者个体层面的知识困境。
(二)“政策漏斗”型的学术资源分布
实践知识的生产依赖特定的学术资源禀赋，这既包括由政府意志所决定、影响学科结构位置的政策性资源，也包括学科为回应社会需求而拓展的社会与市场资源，如产学研合作、企业咨询项目和田野资源等。[21]学术资源结构决定个人、院系甚至是学科的发展前景。学术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在各个学科均为常态，适度的资源差异能够激励学术创新，但过度固化的资源结构亦阻碍良性的学术实践。受访者普遍认为，当前国际传播学术共同体的资源结构呈现出以地理空间、学术代际为分布逻辑的不平衡“政策漏斗”式资源分布模式。
首先是地理空间上的资源分布逻辑。访谈发现，学术共同体面临的一个重要资源难题来源于政策导向带来的国际传播的“全国性扩散”与国际传播实践“央地”资源配置差异之间的矛盾。“5·31”讲话后，国家社科基金等政策资源对于国际传播研究的扶植使其成为全国性的学术议程，使得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纷纷涌入国际传播研究赛道(A2)。但如前文所述，国际传播职业系统并不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而是主要由央媒、政府部门等主体主导，在学术资源配置上偏向于北上深等一线城市，地方国际传播研究因与这些资源距离遥远，只能“隔靴搔痒”地接触国际传播实践(A13，A12)。
近年来兴起的地方国际传播中心建设热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地方的参与度，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善地方国际传播学者面临的资源困境。构建从中央至地方的“大外宣”格局被提上政策议程后，一批具备国际传播潜力的沿边、沿海省份和城市开始着手组建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团队。但与此同时，国际传播领域的学术资源分配愈发呈现“马太效应”：北京高校在这波国际传播的政策性繁荣中获得更多资源，拉大了与地方院校的差距。原因在于，高校和智库在政策传播中被视为重要的“知识中介”或“政策中介”，而位于政策中心的北京高校在地理与制度位置上具有天然优势。[22]随着国际传播上升为国家战略，地方政府和媒体部门在政策落实中需要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北京高校因其“政策中介”地位而成为地方政府和媒体合作的首选对象。一位地方高校学者将其概括为“听懂北京话”的资源悖论：“听懂北京话”是地方国际传播在各种意义上的最大困境，接触北京高校则可以降低“信息差”。(A32)
这种资源结构造成了中央与地方学者在学术理念上的分化。北京学者因实践资源充足，更倾向从“实践能力”出发探讨国际传播的现实难题，强调研究的政策参考价值(A2，A3)；而地方学者因资源相对匮乏，将重点转向依赖项目渠道的学术生产，强调理论、方法(A7)与议题创新(A10)。由此形成“中央侧重实践、地方侧重理论”的分异。
其次，这种漏斗式资源分布结构也存在于学术代际层面。社会科学存在知识积累效应，老一辈学者通常掌握学科话语权，但青年一代学者则会通过研究方法、议题等方面的创新开辟新领域，形成学科的资源代际流动。[23]青年学者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较为细致，但对宏大、系统及更加深入的国际传播研究力有不逮。在这一过程中，地方高校青年学者面临的困境尤其显著，他们处于职业生涯起步阶段却难以接触多样化的国际传播实践，加之面对日趋激烈的学术竞争和发表压力，很多青年学者已经意识到自身陷入了“重发表”而“轻实践”的知识生产困境(A29)。
“漏斗型”的学术资源分布使地方高校的国际传播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难以形成从实践到实践知识生产的完整闭环。由于缺乏实践资源，这些学者更多依赖既有理论，尤其是西方理论来观照本土国际传播实践，并不得不以二手数据替代第一手经验和默会知识的积累(A18)，如此一方面难以回应各类实践议题，另一方面也陷入了面对西方理论的“自我矮化”困境，使得当前国际传播的学科繁荣缺乏地区和代际层面的可持续性。
(三)学术评价系统的结构性缺陷
学术评价系统是知识生产的激励来源，直接影响学术共同体研究的速度、质量与可持续性。其设立旨在评估学者的创新能力，通过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的规则，对学术成果质量、研究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规范与评价。[24]同时，学术评价系统也确定学术共同体的贡献形式和“准入”规则，影响学者群体的生存境况，是学术共同体的职业合法性来源。与时俱进的评价系统有利于学术共同体良性竞争，反之则会带来学者的个体生存困境。
在各类评价标准中，同行评议的论文发表构成了学者最基础的评价体系。论文发表强调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与学术贡献，是知识共同体维护自身“纯洁性”的关键机制，也是多数科研机构衡量学者职业发展的主要指标。尽管不同单位的考核细则有所差异，但普遍以CSSCI和SSCI收录论文为核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分类标准。在这一体系中，一些受访者面临的困境在于，学术发表强调理论的普适性与抽象性，而对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政策价值的“实践知识”关注相对不足，使得国际传播研究成果难以充分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一位国际传播学者提到他所认为的国际传播发表困境时提到：理论贡献是中英文顶级期刊评价文章的核心标准，国际传播很少贡献“普遍理论”。(A30)
此受访者所描述的困境也呼应了近年来教育学领域所讨论的西方学术主导与中国教育学自我矮化问题。SSCI论文因其良好的国际声誉和纾解中文期刊发表内卷的特殊价值越来越受到学者欢迎，但这类考核标准对于国际传播研究而言存在一定缺陷。社会学家康奈尔(Raewyn Connell)曾提出西方学术系统存在的普遍理论困境，其认为西方社会科学普遍推崇所谓的“普遍理论”，而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则为这种“真理”提供数据，扮演背景板的角色，具有差异性的知识则被忽视，这一问题在SSCI和部分顶级中文期刊中均是普遍现象。[25]部分受访者提到，西方学术期刊在评审“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时往往考虑的是研究的推广性和是否符合其所谓的“普适”立场(A17)，而中文顶级期刊也对“理论贡献”的要求水涨船高。但如前文所述，实践知识并不以普遍理论为核心目标，其擅长的是对现实议题的观照，这致使真正回应实践和政策需求的国际传播议题反而不如被理论包装过的研究受到学界重视。
实际上，实践知识并非完全无法“科学化”和“普遍化”。伯恩斯坦也认为，偏向实践的水平知识话语可以通过“重新语境化”转化为可在学术界广泛流动的垂直话语。但相比于偏理论化的传播研究领域，国际传播关注宏大命题，其实践属性使其生产普遍理论的时间跨度和难度高于其它学科方向(A8)。而随着“学术内卷”程度的加深，青年学者追求高效的学术生产模式，需缩短论文写作和发表周期。结果是对国际传播研究而言，虽然政策导向鼓励学者探索各类实践议题，但在“学术锦标赛”的逻辑下，国际传播并不是青年学者的理想研究议题，他们对国际传播的学科认同也较为薄弱。
除同行评议外，“府学关系”是政策导向学术研究需要面临的另一种评价标准，其主要指政府与学术系统之间的指导、支持与合作，产品类型包括政府项目、咨政报告等。[26]府学关系并不直接影响学者的生存境遇，但会以价值导向方式确定学者的研究议程。近年来，国际传播逐渐由一项专业性工作领域上升到“重大主题”和“亟须解决”的国家战略范畴，这显著影响了“学术项目”的规划议程，带来了国际传播学科地位的提升，学者则通过“政学复合体”承担咨政建议功能，肩负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重任。
但受制于漏斗型的学术资源分配结构，不少高校在尚未积累好回应府学关系的实践资源时，便急于建设国际传播研究团队。各类国家级科研项目虽对国际传播青睐有加，但在论文发表等更加“高效”且“可控”的评价指标下，国际传播并不占优。结果是，“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国际传播学科建设被简化为申请国家级项目的单一激励模式(A10)。这种导向使得国际传播研究在表层繁荣的背后实则掩盖着学者的个体困境：尽管越来越多高校设立国际传播专业、鼓励教师投入相关研究，但这种趋势往往并非源于学者自身的学术兴趣，而更多出于提升申请国家级项目时的竞争力，从而支撑个人职业发展，[27]并非真正回应国际传播实践的需求。
五、学术共同体的突围路径
如何回应当前国际传播知识生产所面临的多重困境？现有的国际传播学术资源配置和评价机制难以有效支撑国际传播研究的实践取向，也难以满足政策层面的现实需求。这类结构性困境并非国际传播独有，知识社会学早已有相关讨论，其中以吉本斯(Michael Gibbons)提出的“知识生产的模式2”(Mode 2)最具代表性。Mode 2强调在应用情境中生成知识，要求研究问题自始便嵌入政策与社会实践之中，而非先形成抽象理论再寻求实践应用，并主张知识在学界、政策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流动，通过网络化、跨机构的协作结构实现生产。[28]基于对既有知识生产模式的回应，结合访谈材料，本文尝试探索国际传播学术共同体可能的突围方向。
首先，应在学术共同体内部重申国际传播的使命性定位，以实践知识作为学科认同的核心，明确国际传播研究服务国家战略与公共沟通的基本取向。职业社会学指出，学科走向成熟的关键在于确立自身在社会分工中的“主权领域”，通过使命与专门知识界定边界。对于国际传播而言，这种使命性认同使其研究活动天然嵌入国家需求之中，也让国际传播学术共同体天然成为国际传播职业系统的一部分。访谈结果显示，多数学者将使命性认同视为开展国际传播研究的第一推动力(A8，A16)，但随着学术共同体规模扩张和“学术锦标赛”压力上升，这种认同在部分情境下出现弱化与偏移。强化使命性认同的意义在于使学者在议题选择上拥有更明确的方向性，避免在西方理论霸权面前陷入“自我矮化”，促使研究更加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减少“象牙塔式”脱节选题。使命导向的知识只有在真实应用情境中才能有效生成，有必要在国际传播学科内部重申使命框架，并以实践知识引导议题设置与研究路径。具体而言，应加强青年学者的国情教育，推动学界、智库、媒体间的跨界合作，强化学会与学术组织的整合作用，使学术研究持续与实践场景发生联系。
其次，在学术资源分配层面，应通过学术共同体的自发协作，建设跨区域、跨机构的实践合作平台与数据库等“学术基础设施”，以缓解地方高校和青年学者在实践资源上的结构性弱势。在当前呈“漏斗型”分布的资源格局中，除少数经济发达城市外，许多边境省份虽拥有独特的国际传播资源，但当地传播主体缺乏动力与专业性，导致学者可获得的实践资源长期受限。Mode 2知识生产模式指出，随着知识生产对跨界与跨区域合作的依赖不断增强，有必要通过持续性、组织化的基础设施体系来支撑实践性研究，此类基础设施包括跨高校联合研究中心、共享数据与案例库、合作项目平台等。近年来学界成立的各类型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体现了对这一需求的回应，但与社会学已有全国性调查体系等成熟经验相比，国际传播在实践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鉴于国际传播研究本身存在资源分布不均等特点，此类基础设施在设计时更应向青年学者和地方学者倾斜，例如通过共享政策咨询平台、建立青年学者研习网络与跨机构合作机制等方式，激活多元主体的研究能动性并拓展学者的实践接口。
最后，在学术反馈层面，有必要在现有学术职业体系中推动面向国际传播研究的“双轨制”评价体系建设，将政策咨询、智库成果等纳入学术贡献的讨论范围，纠偏长期以来由“论文中心”主导的单一评价导向。尽管政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传播研究的发展，但在实践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多数高校的考核仍主要依赖论文数量，尚未形成能够有效衡量实践知识生产的制度框架。国际传播本是情境化、浸润式的知识类型，单纯依赖量化指标容易忽略实践知识所具有的公共价值。受访者普遍认为，建立更加多元尤其是“双轨化”的评价体系至关重要(A17，A25)。在确保学术论文质量的同时，有必要将咨政报告等实践性产出纳入正式评价标准，并允许不同地区和机构根据自身知识生产状况制定差异化指标体系。鉴于新闻传播学科内部本就存在多个面向实践的研究方向，评价体系的改革不仅有助于提升国际传播研究的有效性，也将为整个学科带来更为显著的边际收益。
六、结论与讨论
以往研究多关注国际传播学科发展的“宏大叙事”，忽视学者的“个体表达”，即学者在知识生产中面临的实践困境。实际上，学术共同体作为学科发展的主体，其职业境遇潜在地影响着学科发展。本研究从职业社会学的个体困境视角出发，把握影响国际传播研究面向实践、回应实践的能力困境，理解政策导向下国际传播繁荣发展背后学术共同体所面临的职业困境。
研究发现，国际传播学术共同体将“实践知识”视为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的核心特质。拆解其具体内涵：在关注对象上，国际社会的去中心化状态和主体复杂性使国际传播追求面向具体实践的情景化知识，而非科学主义话语下的“普遍理论/北方理论”；在知识落点上，国际传播需生产回应国家重大战略实践的解决方案型知识；在知识的获取与传承上，学术共同体在知识的获取与生产方面需跳出抽象理论，通过默会知识进入国际传播的实践现场，理解国际传播研究的重大实践需要。
但以上理想化的知识生产受限于学术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学术评价系统的结构性弊端。[29]首先，国际传播职业系统的封闭性使得国际传播研究也更多局限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学者群体以及老一代学者，两者因扮演着“政策中介”的角色占据了国际传播学术资源的结构性优势地位，而地方学者及青年学者因实践资源的缺乏只能从二手资料入手开展国际传播研究，诞生了诸多实践缺位的泡沫式研究。与此同时，在学术产品商品化大趋势下，部分青年学者热衷于追求高效的学术生产模式，缩短论文发表周期，而国际传播实践知识的对策性、长期浸润性等特点与追求普遍理论的学术期刊评价标准存在差异，进一步压缩了国际传播研究的认同空间。面对以上问题，本文尝试性提出了推动国际传播职业实践资源与学术资源向地方下沉、学术职业体系中完善“双轨制”评价体系、强化国际传播共同体“使命性”学科认同的突围路径。
对于国际传播研究而言，能否面对实践、回应实践，关系到学术共同体能否获得外部认可并获取相应资源。本研究多数受访学者对国际传播怀有充分的使命感，但学术系统为其带来的职业困境也不容忽视。以往在国际传播的“宏大命题”之下，学者的个体体验常被置于边缘，本文则尝试将这些个体经验重新纳入国际传播学科发展的叙事之中，以期为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未来走向提供新的思考视角。
参考文献
[1]邓理峰，钟智锦.国际新闻传播作为一门实践的学问及其意涵[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4(4)：58-67.
[2]景嘉伊，胡正荣.价值观板块化形塑国际传播议程——基于“一带一路”的叙事性政策分析[J].国际新闻界，2024(5)：6-27.
[3]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张卜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15-46.
[4]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M].李荣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17.
[5]简逸伦，肖索未.职业社会学的新发展：迈向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与理论框架[J].社会学研究，2024(2)：203-225.
[6]安德鲁·阿伯特.职业系统：论专业技能的劳动分工[M].李荣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17.
[7]胡正荣，王天瑞.能力与价值：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培养的关键[J].中国编辑，2022(8)：45-51.
[8]Bernstein B.Pedagogy,Symbolic Control and Identity:Theory,Research,Critique[M].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2000.
[9]王润泽，常峥.新闻学元问题的实践转向与价值重构[J].中国编辑，2023(1)：10-14.
[10]Slaughter S,Rhoades G.Academic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y:Markets,state,and higher education[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4.
[11]熊进.科层制与项目制：高等教育治理“双轨制”的形成研究[J].江苏高教，2016(6)：15-20.
[12]钟新，蒋贤成，沈静，等.从“媒体独白”迈向“全民共情”：中国国际传播10年研究的多元谱系与未来路径[J].传媒观察，2023(2)：15-30.
[13]李冲，苏永建.学术评价：量化模式的反思与超越[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7，33(2)：59-63.
[14]巫锐，陈洪捷.质量何为：德国学术评价机制转型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21(1)：83-88.
[15]Wight M.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In:Butterfield H,Wight M,eds.Diplomatic Investigations:Essay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
[16]唐士其.论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属性——兼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内在缺陷[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2)：4-28.
[17]Franklin G M,Wickizer T M,et al.Policy-relevant research:when does it matter NeuroRx,2004,1(3):356-362.
[18]Jasanof S.States of Knowledge: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Social Order[M].London:Routledge,2004.
[19]展宁.学术与政治：国际传播研究在美国的兴起[J].新闻界，2019(10)：92-100.
[20]Polanyi M.Study of Man[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12-31.
[21]高耀.优势学科建设的老范式与新思路[J].大学与学科，2024(1)：2-4.
[22]张云昊，田海容.打通学术研究与公共政策的“最后一公里”——知识中介的内涵、功能及争议[J].科学学研究，2024(2)：225-232.
[23]Miao W,Gong J.Understanding the academic field in China:a four-generation portrait[J].High Education,2025:1-18.
[24]戢锐.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高校教师学术评价政策变迁[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23(5)：22-27.
[25]Connell R.Southern theory:the global dynamics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M].London:Cambridge,2007.
[26]胡建华.大学外部治理中的府学关系[J].高等教育研究，2022(5)：19-25.
[27]周裕琼，董惠珍，曹博林.学术生产的协商与中国意识的生发——以健康传播研究为样本[J].新闻记者，2024(2)：15-30.
[28]Nowotny H,Scott P,Gibbons M.Introduction:'Mode 2' revisited: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J].Minerva,2003,41(3):179-194.
[29]刘思达.新发展格局下的当代中国职业研究——从劳动分工到专业技能[J].中国社会科学，2023(4)：63-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