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三件事的新闻，都是关于学术研究方面的，听来让人不可思议又百感交集。

第一件，是关于一个叫耿同学的博士生。他从985高校肄业，却以一己之力，公开举报并实锤了至少五位教授的学术造假，其中不乏长江学者这样的“学术大牛”。一个连博士学位都没拿到的人，凭着一股倔劲，撕开了学术共同体那袭华美的袍，露出了里面的虱子。

第二件，发生在西南财经大学。2021年，他们以“科研能力不达标”为由，解聘了一位名叫菲利普·迪布维格的美籍外教。讽刺的是，仅仅一年之后，2022年，菲利普·迪布维格便因其在银行和金融危机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有眼无珠，不识金镶玉，将一个诺奖得主扫地出门。

第三件，某位教授被曝一年之内发表了一百多篇学术论文，平均三天一篇。这早已超出了人类智识的极限，沦为赤裸裸的数字游戏。

这些新闻让我联想起近年来听到的有关“论文工厂”的真实故事：博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不必自己写，只要交足钱，便有人代你做好；职称论文，则只要交足钱，不仅有人代写，而且还代发表，一条龙完成。

一年发表一百多篇学术论文可说是荒诞不经；“学术大牛”学术造假与论文工厂是恶性学术腐败；解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则是西南财经大学，甚至是中国学术界的奇耻大辱！

这么多的学术怪相，乱相，说明我们的学术环境已经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必须要有个真正的改变，否则怎样与人竞争？怎样称雄世界学术？除非我们永远安心做个抄作业的国家，至少永远安心一到一百的模仿和改良，而绝不问津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我想，改变可以首先从改革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做起。

其一，改革学术论文评审制度。论文作者向学术刊物投稿时，可否向高考阅卷学习，设法先隐去作者一切个人信息：姓名、年龄、性别、职称、学位、单位、学科、前期科研成果等等，待决定录用后再公开论文作者个人信息。这样，编辑将纯粹根据论文质量，论文的创新度进行选择，外审亦完全依据论文质量，论文创新度进行评判。这样也并不会增加编辑的工作量，因为可以让AI负责初选，AI也是不会分亲疏远近的，也是纯客观的。当然，要训练好，让AI有对未知观念和知识的最充分的敏感。

其二，改革所获课题在科研成果评价中的位置，完全取消未完成课题在科研成果评价中的得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课题及课题经费一经到手，便成为重要科研成果，校级、厅级、省级、部级、国家级课题，一经到手，无需完成，便在一切科研成果评价中占有重要位置，得分大头。例如评职称，评副教授需要什么层级的课题，评教授需要什么层级的课题，课题经费多少，等等，（不必完成，只要申报到手），都被规定为必要条件，在评价中占绝对重要位置，这根本是荒诞的，未完成的课题，怎么能成为科研成果，且在评价中占如此重要位置？一项课题申报成功，最多只能证明该项研究的大方向受到肯定，根本无法证明该项研究有多大的创造性。且真正有创造性的想法，谁也不敢拿去申报课题，因为课题并非成果，没有法律承认，一申报即可能泄密。所以课题申报本身是不可能具有什么创造性的。完全取消科研课题在科研评价中的位置，一切评价对象只能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最终成果，才能回归科研成果评价本义。

此外，凡只需后期资助的课题应一律予以后期资助，相当一部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的成果，一般只需资助出版费用。应拿定稿参加资助评价。并以出版物作为科研成果评价的最终成果。

再次，改革科研成果评价中论量不论质的弊病。对科研人员或教师的科研要求常是按年进行，每年必须有一定量的完成。这就迫使科研人员或教师匆促写论文凑数，没有时间去进行真正有价值的，长期的，坐冷板凳的研究工作。西南财经大学解聘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可笑可悲事，想来也是因为科研评价论量不论质才造成的。我认为，至少对教授以上人员的科研评价应当有一个适当宽松的时限，尽量少看量，多看质。在职称评审等工作中，也应尽量少看量，多看质。

上述三点，只是我暂时能想到的一些建议，而且还只是浅层次的建议。

不管怎样，如果我们不想做个在科学研究上永远只会抄作业的国家的话，我们就一定得改革我们的科研评价体系，甚至是改革我们的整个科学研究系统。当然，更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整个科学研究的大环境——从功利主义转向真理探求，从浮躁喧嚣转向沉潜静穆，从头脑封闭转向思想自由，从而形成为一种尊重原创、敬畏真理、容忍失败、鼓励沉潜，观念开放的学术生态。

2026.6.1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