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显著特征。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十分丰富，是兼具原创性与标识性的重要概念，更是编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概念之网”的基本要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思想实现了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飞跃，其叙事主轴历经“鲜明主题”到“战略方针”再到“长期战略、永恒主题”的演进，最终定型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重大理论论断，其演变逻辑遵循价值引领、认识发展、治理升级、时空拓展、制度固化等基本规律。“全面从严治党”标识性概念，丰富并创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话语体系，奠定了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既通过对大党治理内在机理的有效揭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原创性贡献，又凭借大党善治的成功实践为探索政党治理有效性和发展政党政治文明提供了中国智慧与路径启示。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标识性概念；叙事体系；理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作者简介：唐皇凤，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章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2期，参考文献从略。
大党治大国，是中国政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它深植于中国的特殊党情与基本国情，并决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面貌。对于一个兼具领导党和执政党双重制度角色的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管党治党水平直接决定了国家治理的绩效和质量。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1]因此，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就成为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铁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支撑，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和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更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大党独有难题、持续增强执政本领的战略抉择。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强调要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2]。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话语体系中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全面从严治党”凝结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党治国最新的理论与实践智慧，构成了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石。在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本文拟系统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标识性概念叙事体系的生成演变与演进规律，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有效性背后蕴含的内在机理与大党治理智慧，系统阐释这一标识性概念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以期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人类政党文明的发展进步提供有益借鉴。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标识性概念
标识性概念的诞生是任何一种理论学说具有创新性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中国共产党更是把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现党的理论创造视为庄严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系统完备、内涵丰富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就是一个由诸多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相互支撑、有机互补织成的“概念之网”和一系列重大理论论断所构成的整体性理论。而部分标识性概念处于“概念之网”的关键节点上，党的创新理论正是基于这些关键节点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中兼具原创性与标识性的重要概念。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全面从严治党准确概括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核心任务，集中展现了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高度，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刻的理论内涵和丰富的实践价值，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话语。
概念的创新往往昭示着理论的突破和实践的飞跃，标识性概念的提出更是重大理论突破的集中体现和基本标志。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谱系中，标识性概念往往指代那些能够精准凝练某一时代核心议题、深刻反映特定实践的本质，并且在该学科话语体系中占据枢纽地位的关键术语。标识性概念不仅说出了“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讲清楚了前人没有发现或者讲不清楚的道理，是一种“术语革命”，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人类知识的总和”[3]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揭示人类社会运动和事物发展科学规律的基础上凸显了特定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标识性概念不仅是思想表达的载体，更是理论创新的结晶和实践探索的指南。一个成熟的标识性概念通常具备如下基本特征：（1）高度的原创性与鲜明的时代性。它并非对既有概念的简单重复或机械叠加，而是源于对崭新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与理论升华，能够敏锐捕捉并集中体现特定历史阶段的矛盾运动与发展趋向。（2）深刻的理论穿透力与丰富的思想内涵。它能够穿透纷繁复杂的现象表层，直抵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与本质联系，并为一个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坚实的逻辑支点与核心范畴。（3）强大的实践引领力与广泛的社会认同度。它不仅是学术探讨的工具，更是指导实践行动的方针、凝聚社会共识的旗帜，能够有效转化为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并在社会成员中形成普遍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4）显著的系统关联性与动态发展性。它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其他相关概念、命题构成有机整体，共同支撑起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并且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深化其内涵与外延①。“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概念，正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完全符合上述标识性概念的全部特征，成为理解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一把关键钥匙。
中国共产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实践探索源远流长，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始终是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优势，“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标识性概念的形成具有清晰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厚实的理论实践积淀。准确理解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需要在中国共产党自身话语体系的变迁中予以把握和定位。早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党就特别强调“铁的纪律”，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确保党的纯洁性与战斗力。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继续探索从严治党之路。1962年11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的讲话中指出：“党要管党。从中央到基层，党的各级组织工作要加强，要建立经常工作，搞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专门把党管理起来，把党员、干部好好地管理起来。”[4]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新的历史环境与考验，党中央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并将其作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1985年11月，在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中，强调“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5]，首次在党内文件中正式提出了“从严治党”的政策话语。接着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强调党必须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要求“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6]，从严治党被明确为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党的十四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7]，党的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首次将“从严治党”写入总纲。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定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8]，“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9]写入了大会部分修改后通过的党章。这一时期持续推进“把从严治党的方针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10]，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保障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原有的从严治党理念与实践，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方面需要进一步提升，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全面从严治党应运而生。在2014年10月8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11]。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首次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命题，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12]。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并非对从严治党的简单替代，而是在继承其核心精神基础上的质的飞跃与系统性升级。“全面”二字，是这一概念演变的点睛之笔，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广度、深度与力度。就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而言，覆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并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体现了管党治党内容的全覆盖；就其对象而言，涵盖从党的中央组织到基层组织，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党员，体现了客体的全覆盖；就其过程而言，强调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体现了严的标准的全过程，严的时间的长期持续性。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标识性概念的历史演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实现了管党治党理念与实践的系统创新和全面升华。
“全面从严治党”之所以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标识性概念，根植于其所具有的深刻理论价值、巨大实践成效与广泛社会影响。首先，全面从严治党精准概括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核心任务与时代特征。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迫切需要一种能够统揽全局的总抓手、总方略。全面从严治党以其综合的视野、严格的标准、治理的思维，完美契合了新时代管党治党的迫切需求，成为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的总纲领。其次，全面从严治党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系统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为何要管党治党、如何管党治党”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不仅指明了管党治党的历史方位、根本原则，而且明确了重点任务、方法路径，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有机衔接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构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基础性内容。最后，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主创造，获得了党内外的广泛认同与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从严治党的理念与实践贯穿于党的全部奋斗历程。“从严治党”和“全面从严治党”均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提炼党的建设实践经验、有效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基础上提出的，是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自主创造。全面从严治党有效解决了许多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重塑了党的形象，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具有强大的实践伟力。这一标识性概念已经成为中国政治话语中的高频词汇，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生态与社会风貌，同时也为世界其他政党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与启示。全面从严治党以其原创性的理论贡献、系统性的实践布局、显著性的治理效能和广泛性的社会认同，无可争议地成为标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形象的鲜明理论符号和话语创新实践。
二、“全面从严治党”标识性概念叙事体系的生成演变
标识性概念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实践土壤，其叙事体系的建构过程能够折射出理论本身的成熟程度和实践深度。“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标识性概念，其叙事体系伴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系统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的发展轨迹，有助于把握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战略部署的演进脉络，有利于更好理解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3]，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叙事体系远不止于简单的故事讲述，而是指围绕某一核心议题或价值观念，由一系列相互关联、彼此支撑的价值预设、概念、命题、判断、论证逻辑等所构成的，具有内在一致性与外在解释力的系统性话语表达。它旨在通过对事实的选择、组织与阐释，构建一种能够引导认知、塑造认同、指导行动的意义框架。对于政治实践尤其是政党建设而言，叙事体系是理论武装、政策宣示、经验总结与价值传播的综合载体，是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研究一个叙事体系的生成与演变，需要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首先，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坐标之中，考察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与问题导向，理解其为何在彼时彼地得以形成并发展。其次，需要深入剖析叙事体系内部的核心概念如何定义、基本命题如何展开、价值取向如何确立，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联如何构建。再次，需要追踪叙事体系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强调的重点、所使用的语汇、所回应的关切、所发生的变化，揭示其动态调整与丰富深化的轨迹。最后，需要跳出文本本身，将叙事体系的演变与客观实践的发展、权力结构的互动、社会思潮的变迁联系起来，探究其背后的动力机制与社会效应。通过对“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的历史性考察，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把握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理念与实践不断走向自觉自主和成熟定型的深层逻辑。
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围绕“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深刻认识到新时代“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繁重、更为紧迫”[14]。在党的第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的见面会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15]，强调党面临着许多风险与挑战，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对腐败绝不手软。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16]。在2013年7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组织工作要落实好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17]。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从严治党”[18]，揭开了“从严治党”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创新的序幕。在这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整体上依然沿用了“从严治党”的传统表述。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19]这一标识性概念。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从严治党是在吸收借鉴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历史经验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基于新形势新任务，对党的建设规律的新探索与新总结，为提高管党治党水平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这一重大话语创新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广度、深度、力度和效度等方面的整体跃升，意味着党的自我革命正式迈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20]随后，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问题。以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问题，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首次，充分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问题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21]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从抓思想从严、抓管党从严、抓执纪从严、抓治吏从严、抓作风从严、抓反腐从严[22]六个方面总结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内容，更加凸显出全面从严治党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战略地位。
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鲜明主题，全面从严治党是成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要秘诀。“主题”又称中心思想，代表主要内容。党的建设的主题指引着党的建设的方向，体现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建设重点内容的有效把握。该时期“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的构建，紧紧围绕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与问题，尤其是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消极腐败现象而展开。其叙事基调突出强调“打铁必须自身硬”的坚定决心与“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巨大勇气。在概念定位上，全面从严治党被创造性地提出，并迅速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顶层设计的高度，向社会各界和全世界明确传递出管党治党并非孤立工作而是关乎全局的重大战略举措的信息。在叙事内容上，突出四个重点：（1）以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破题，聚焦作风建设，以小切口撬动大变局，找准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性环节和战略突破口。（2）坚持反腐败斗争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强力反腐形成震慑力，迅速扭转腐败蔓延势头，整体重塑政治生态。（3）强调纪律建设的重要性，提出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4）注重制度建设，提出扎紧制度的笼子，使制度成为硬约束。“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充满了问题导向的锐度与攻坚克难的力度，被成功塑造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最亮丽的名片。
党的十九大至党的二十大期间，“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围绕“党的战略方针”展开。党的十九大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进入了一个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经过此前五年的强力推进，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全面从严治党”的叙事重点开始从“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向更加注重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转变。该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位得以进一步明确和提升，不仅被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而且被明确为“党的战略方针”。这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不再仅仅是应对现实问题的权宜之计，而是上升为关乎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战略性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23]。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首次写入全面从严治党相关内容，“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标识性概念共出现五次，并单列为党的建设五项基本要求之一，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阶段。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统一、坚持抓‘关键少数’和管‘绝大多数’相统一、坚持行使权力和担当责任相统一、坚持严格管理和关心信任相统一、坚持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统一”[24]的“六个坚持”的基本经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25]，强调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的体制机制，更加注重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26]和“完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27]等事关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从单一的、致力于解决党内突出问题，发展到系统的、整体的、致力于引领和保障党的建设全过程，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体系化程度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内容、重点、方式方法也随着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而得以不断优化调整，“全面从严治党”也因此而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话语体系创新的标识性概念。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和党的建设各方面”[28]，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战略方针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以“十个明确”进一步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29]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一项战略方针，就是把全面从严治党视为规定党的建设的战略目的、战略任务、战略部署、战略措施等重大事项的基本依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全面从严治党。”[30]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巩固党长期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
该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也随之呈现出新的特征：（1）更加强调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明确提出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成为最高政治原则。这一定位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将管党治党的根本指向聚焦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2）更加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既要解决“总开关”问题，补足精神之钙，又要依靠制度建设提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两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3）更加强调压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明确各级党委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层层传导压力，确保责任落实。（4）更加强调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持续强化“不敢”的震慑基础上，着力健全“不能”的制度机制，增强“不想”的思想自觉。这一阶段的叙事，体现了对管党治党规律认识的深化，展现了系统施治、协同高效的治理思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方向发展。
党的二十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主题”，“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围绕“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展开。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31]的重大论断和全新要求，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化推进的重要标志，开启了以注重预防和治本为核心的体系化建构新阶段，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的各项措施应做到统筹规划、一体推进、关联互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从“全面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叙事体系的标志性突破，就是明确提出了“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重大理论论断，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从重点突破、单项推进进入了体系化建构、整体性提升的新阶段。该重大理论论断的提出，是对新时代十余年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集成，是对管党治党规律性认识的又一次飞跃[32]。这为新时代新征程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求通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得各领域、各层面、各环节的治党举措相互衔接、协同配合，产生集成效应，从而将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
202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33]，进一步提升了全面从严治党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定位。在2023年6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全面从严治党主题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扎实做好理论武装、选贤任能、强基固本、育才聚才各项工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了积极贡献”[34]，强调要“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重大任务”[35]。会议明确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主题主线，具有深刻内涵。主题揭示了最根本、最关键的核心任务，而主线则是贯穿其实践过程的核心线索和主要脉络。将全面从严治党同时作为党的建设的“主题”与“主线”，二者辩证统一，既明确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价值指向，也规定了其推进的实践路径，从而更能彰显其重大的战略指导和政治保障作用。全面从严治党是对新时代党的自身建设思路和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思路的高度凝练和集中概括，鲜明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
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36]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要“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更加突出党的各方面建设有机衔接、联动集成、协同协调，更加突出体制机制的健全完善和法规制度的科学有效，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37]。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新时代党的建设是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党的各项建设同向发力综合发力的系统工程，必须以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用系统思维、科学方法推进管党治党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38]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39]，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40]。尤其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要求全面一体地落实好”[41]。面对风险挑战的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必须清醒认识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和战略性，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地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守正创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从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将其确立为新时代党的建设鲜明主题，到党的十九大至党的二十大期间将其升华为党的战略方针，再到党的二十大将其定位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主题，并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这一全新概念，这一演进过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管党治党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从概念创新到体系建构，从重点突破到系统集成，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
三、“全面从严治党”标识性概念叙事体系的演进规律
“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的生成与演进，绝非简单的术语更迭或话语堆砌，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方位下，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从自发走向自觉、从局部走向系统的辩证发展过程，进而实现了管党治党方略从治标走向治本的系统优化。系统考察这一历程可以发现其演进呈现出系统性与内在性的规律，这些规律共同构筑了“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成熟完善的逻辑主线。
（一）价值引领规律：以自我革命为内核，永葆叙事演进的人民性本色
自我革命精神作为一条鲜明主线贯穿叙事体系发展的全过程。这一精神不仅体现在对突出问题的坚决整治上，还体现在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上，更体现在通过改革和创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持续努力上。自我革命使“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特色，也使其区别于其他政党的自我调适话语。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任何的特殊利益，正是这种以“无我”为底色的彻底自我革命精神，确保了叙事体系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也必然使其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无论是惩治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还是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顽疾，抑或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都体现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追求。这种价值导向的确立和坚持，使得“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和社会认同。
（二）认识发展规律：以实践与认识的辩证转化为动力，推动叙事体系的成熟完善
叙事体系的演进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呈现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轨迹，体现出实践探索到话语建构的连贯过程。每一个阶段的叙事调整，例如，从作风建设破题到反腐败斗争深化，再到制度建设全面推进，都建立在对前一阶段实践成效的评估和对新形势新问题的研判之上，同时又反过来指导新的实践创新。同时，这一实践认识过程的成果凝结为标识性概念并实现话语体系的建构，表现为概念创新与话语体系化的相互促进。以“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标识性概念的提出为基点，不断衍生出新的理论生长点，如政治生态，“四种形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的概念，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的话语集群。这种从实践探索到理论认识，再通过概念创新实现话语体系建构，并最终指导新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过程，确保了“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兼具现实针对性和理论前瞻性，构成了其内在的发展动力。
（三）治理升级规律：以系统集成为导向，完成从治标到治本的战略转型
叙事体系的建构展现了从重点突破到系统集成、从治标为先到标本兼治的双重逻辑演进。一方面是治理范畴的系统性拓展。初期叙事侧重于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作风与腐败问题，以形成突破、赢得民心；随着实践深入，视野逐步扩展到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各项建设，并将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形成系统推进的格局；最终形成内容全涵盖、对象全覆盖、责任全链条、制度全贯通的体系化治理格局。另一方面是治理策略的辩证统一。叙事凸显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巩固深化与常态化相促进的战略思维。在实践初期，面对腐败易发多发的态势，叙事侧重于正风肃纪反腐的“治标”，通过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形成震慑，为治本赢得时间。随着实践深化，叙事逐步转向强调制度建设、思想教育、文化浸润的“治本”，致力于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这一治理升级的完整闭环，标志着管党治党正从单项举措的整合走向系统效能的跃升，治理重心也实现了从事后惩治向源头预防的战略转移，逐步迈向常态化、长效化的深度治理，深刻体现了破立并举、系统施治的治理智慧。
（四）时空拓展规律，从永恒课题到全域覆盖，构筑持续深入的叙事格局
“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的演进，深刻体现了其在时间维度上的持续深化与空间维度上的全域覆盖，共同构筑了一个动态发展、立体化的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42]，这揭示了全面从严治党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动态特征。在时间维度上，其定位从作为阶段性任务向“永远在路上”这一永恒课题延伸，深刻体现了党对全面从严治党长期性、艰巨性的规律性认识。在空间维度上，全面从严治党从党内政治生活扩展到政党治理各方面全过程，在党内监督全覆盖的基础上实现各方面监督的贯通协调，形成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的有效机制，其背后是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相衔接的系统思维。这种时空维度的拓展，不仅反映了党对自我革命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也确立了全面从严治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历史眼光和系统思维谋划未来的高度政治自觉。
（五）制度固化规律：以制度巩固叙事成果，督促实践成果形成规范形态
叙事体系演进的过程，也是将党形成的核心思想与成功经验通过制度建设予以程序化、规范化的过程，最终形成可长期遵循的规范体系，这是叙事体系得以稳定和传承的根本保障。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每一阶段取得的成果，如“主体责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等，都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的修订和完善，被转化为刚性的制度约束。这一转化过程从政治要求具体化为清晰的责任清单，如同“压舱石”将全面从严治党的宝贵经验牢牢固定下来，实现了从思想引领到制度保障的飞跃，同时又为下一阶段的实践划定了底线、指明了方向。这种实践与制度的良性互动，不仅为叙事成果提供了根本遵循，更为自我革命构筑起常态长效的制度保障。
这些基本规律的总结，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也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必将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续丰富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作出新的原创性贡献。“全面从严治党”叙事体系的演进规律，既是对过去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引未来发展的理论灯塔。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理论创新也永远在路上。只有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保持刀刃向内的勇气和自我革命的决心，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全面从严治党”标识性概念的理论贡献
理论的价值在于观照现实，概念的力量在于推动实践。“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标识性概念，其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已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得到充分验证。其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面貌，提升了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更在理论建构、实践创新和文明互鉴等多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首先，丰富了新时代党的建设话语体系，对建构中国自主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贡献。“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标识性概念，在话语体系层面打破了传统党建话语中某些相对程式化的表达，注入了一系列鲜活、有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问题指向的新表述、新范畴。例如，“打铁必须自身硬”，永远在路上，政治生态，“四种形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等等，这些由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衍生出的核心术语，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自洽、内涵丰富、易于传播的新型话语集群。这一话语体系不仅准确描述了实践，更有效引导了实践，提升了党的建设理论表达的解释力与感染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标识性概念及其叙事体系的成熟，为加快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它提供了一个从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实践，特别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提炼概念、构建理论、总结规律的典范，有力地证明了党的奋斗实践，尤其是其加强自身建设的创造性实践，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创新的源头活水。通过系统梳理、阐释和学理化表达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能够形成一系列独有的核心概念、基本命题和研究范式，从而摆脱对西方政治学、政党理论话语体系的简单套用或依赖，真正建立起立足于中国大地、回答中国之问、解决中国之问的自主知识体系，增强中国学术话语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其次，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有效执政规律的认识，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作出原创性贡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提出了基本原则，但在执政特别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效应对执政考验，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以其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成功的实践探索，深刻回答了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如何防范被腐蚀瓦解的危险，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原理性贡献，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纪律建设、党内监督、防止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思想，特别是在如何实现执政党自我监督、自我净化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践样本和理论总结。同时，全面从严治党也是新时代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原创性贡献。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思想、邓小平同志关于执政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以及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它将“全面”和“从严”有机统一，将“治党”与“治国”紧密联系，将“自我革命”作为鲜明品格，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完备、逻辑严密、运行有效的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内涵，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自觉。
再次，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有效性的内在机理，蕴含着大党善治的独特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拥有超过一亿党员、在十四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管党治党的有效性举世瞩目。而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正深刻揭示了这一有效性背后的内在机理。其一，体现在坚持党的领导与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机统一。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强调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而加强党的建设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两者相辅相成，确保了治党实践的正确政治方向。其二，体现在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同向发力、刚柔并济。思想建党重在提升思想自觉，制度治党重在强化刚性约束，二者协同发力。其三，体现在党内监督与人民群众监督的紧密结合。一方面强化党内巡视监督、派驻监督、日常监督，形成严密的内部监督网络；另一方面畅通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渠道，依靠人民的力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其四，体现在自上而下率先垂范与压实基层责任的上下联动。中央政治局从自身做起，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同时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确保压力传导到位，责任落实到边。其五，体现在猛药去疴与常态长效的辨证施治。既有雷霆万钧的“刮骨疗毒”，也有锲而不舍的“滴水穿石”，既集中力量解决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构建长效机制。这些内在机理共同作用，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协同高效的治理系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超大规模政党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的独特政治智慧，即善于把握矛盾、统筹兼顾、系统施治、标本兼治，在破解自我监督这一世界性难题中展现了卓越的治理能力。
最后，开辟了政党建设有效性的新道路新境界，为人类政治文明和政党政治发展提供了有效镜鉴。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主要形式，但如何实现政党的有效治理，使其保持生机活力并忠实履行其所承担的政治功能，是各国政党面临的共同挑战。一些西方政党因陷入党派纷争、短视政治、金钱政治而导致的治理失灵现象屡见不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以其鲜明的特色和显著的成效，成功开辟了一条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实现长期稳定执政的新道路，将政党建设的有效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条道路的核心在于，它将政党自身建设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视其为政党履行历史使命、实现长期执政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保证；它强调政党必须具备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敢于刀刃向内，勇于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它坚持严字当头，将严格的标准、严密的制度、严肃的纪律贯穿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它注重体系的构建，追求系统性的治理效能。这条道路的成功实践，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政党政治叙事，证明了政党建设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它为世界各国政党，特别是那些希望保持自身凝聚力、执行力、影响力，希望在本国政治生活中发挥稳定和建设性作用的政党，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中国方案。它启示人们，一个政党要担负起时代和人民赋予的重任，必须始终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必须有能力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建立完善的内部治理和监督机制。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是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为思考如何提升全球政党政治质量、推动人类政治文明向着更加健康、有序、有效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宝贵的镜鉴与全新的选择。
结 语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标志性实践与理论创新，其标识性概念地位的确立及其宏大叙事体系的生成与演变，是一个随着实践深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动态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清晰地展现了从纳入战略布局到明确为战略方针，再到升华为长期战略与永恒主题，并最终迈向体系化建构的逻辑脉络，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管党治党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与战略谋划的日益成熟。“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标识性概念，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新时代党的建设话语体系，为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核心支撑，更在理论层面深刻回答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时代之问，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在实践层面，它通过揭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有效性的内在机理，彰显了超大规模政党的独特政治智慧与卓越治理能力。尤为重要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实践，超越了特定政党和国家的范畴，为世界各国政党探索加强自身建设、提升治理效能提供了全新的路径选择与深刻启示，为丰富和发展人类政党文明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的长期战略和永恒主题，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将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开创新局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根本政治保证和强大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