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6期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知识后果和回应形式，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在党和国家的形塑下，借鉴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应对中国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和出现的问题，在为这场大变迁作出智力贡献的同时，也形成了尚待系统化但初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进一步而言，如果说国家形塑、社会需求和西方影响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实然逻辑，那么后者的应然逻辑还不能缺少中国文化传统的向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将传统带回中国社会学是实现社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赋予社会学以中国文化性格，建构一种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
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已经跨过“不惑”之年，正在朝向“知天命”的五十年这一历史性节点迈进。尽管在整个世界尤其是欧美国家的范围内，社会学的诞生都与自17世纪起磅礴恢弘的现代化进程休戚相关，或者干脆被视为现代性的产儿（Westwood,2000;吉登斯，2022:16-18），但只有在中国，独特的历史决定了社会学的重建紧随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中国现代化的重启。这不仅使得重建以来的中国社会学一开始就与中国式现代化同向共进，而且使这场学术重建最终也成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与转型叙事（周晓虹，2023）。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习近平，2016：19）。一晃近十年过去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三大体系”建设已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有鉴于此，本文拟在过往讨论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的相关议题基础上（高玉炜、周晓虹，2021；周晓虹，2022；胡洁、周晓虹，2023），进一步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逻辑，尤其是在检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实然状态的同时，从应然的角度探讨其发展的不足或缺憾，并为这一原本舶来的知识体系如何根据中华民族的长久传统和当下实践作进一步改造提供一种新的设想。
一、基本议题、分析框架与资料来源
在社会学历史上，从马克思起，知识的形成与积累以及知识与其生长的社会环境或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就一直得到了高度的关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地提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2012：152）。这一立场影响到了经典社会学尤其是其分支知识社会学的走向。正如艾森斯塔德（Shmuel N. Eisenstadt）所言，“经典知识社会学的核心任务在于阐明‘存在与思想’间的关系问题，更具体地说，是阐明知识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Eisenstadt,1987）。
在马克思之后，知识社会学在社会学的早期知识中心法国和德国分别获得了独立而富有特色的发展。在法国社会学的思想脉络中，涂尔干正是在与极端的心理还原主义者塔德（Gabriel Tarde）的论辩中，踏进了知识社会学的领域：“他试图确定道德、价值和宗教的起源与社会功能，并把道德、价值和宗教解释为不同形式的‘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兹纳涅茨基，2012：11）。在德国社会学的思想脉络中，尽管在《知识社会学问题》一文中提出“知识社会学”概念的舍勒（Max Scheler），和凭借《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一书确立知识社会学分析框架的曼海姆（Karl Mannheim），都反对用机械决定论尤其是单一的阶级立场来说明思想及其来源，但他们都承认社会存在或“现实因素”对思想的决定作用。舍勒的贡献是从本质上强调了“知识社会学本身主要研究群体的精神”（舍勒，2000：62）；而曼海姆则说明能够锻造思想的除了阶级以外还包括世代、党派、职业群体等各类社会群体，一言以蔽之，“知识的各种新的形式都是从集体生活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Mannheim,1954:259）。对集体生活及其精神后果的关注，决定了德法社会学的两大脉络从本质上说都是社会学主义的。
除曼海姆以外，因个人学术生涯和欧洲形势骤变而几番往返于欧美的波兰社会学家兹纳涅茨基（Florian W. Znaniecki），对将知识社会学舶往美国殚精竭虑。兹纳涅茨基不仅像上述欧洲同道一样，强调“知识是历史地成长起来的，它是无数人类个体的各种文化活动的凝结物”，而且受微观知识社会学（the micro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倡导者斯塔克（Werner Stark）的影响，还注意到了在“社会总体知识氛围”之外，“知识的创造者与承载者这些社会角色及相应的组织结构”（兹纳涅茨基，2012：7，13-14）的作用。如果考虑到他曾讨论过理论家的“社会圈子”或关系网络在知识形成和传授中的作用，就能够想到这会在何种程度上将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路径一分为二：如果将经典分析中对宏大社会背景的考量视为一种“外部主义视角”，那么后来的“内部主义视角”则聚焦于分析学术共同体及其所能依赖的包括机构、组织、会议、资金和期刊在内的学科资源对知识形成的影响（李钧鹏、周港，2024a）。
将经典知识社会学和盘托往美国的当属默顿（Robert Merton）。默顿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有关“知识对社会地位依赖”（Merton,1937）的经典命题，另一方面也因对中层理论的痴迷而提倡应该“节制”建构宏大体系的渴望（Merton,1968:48），这实际上导致了知识社会学范式的分裂与转换。转换的一种路径是新观念社会学（the new sociology of ideas）的涌现，该路径力图揭示位于宏观社会脉络与思想之间的地方性情境（包括家庭、院系、机构和其他各类共同体）对学者思想的影响（Camic & Gross,2001:246-247）；转换的另一种路径则是“新知识社会学”（the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迭代，它与文化社会学的兴起不无关联，提倡关注形塑普通人思想的知识和意识结构。
由马克思开创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很早就影响到中国社会学人尤其是燕京学派对知识或思想与社会关系的理解。早在1934年，吴文藻就注意到了曼海姆的思想；1937年，刚刚完成江村调查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留学的费孝通，读到此时在本校任教的曼海姆刚刚出版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英译本，感悟到“思想并不能超越情境而存在……因之，我们要研究思想，不能和社会生活的巨流分开”（费孝通，2009/1937a：53）；次年，李安宅还翻译了曼海姆的著作。不过，遗憾的是，同样熟知舍勒和曼海姆的孙本文在撰写《当代中国社会学》（孙本文，2002/1948：92、119-121、301-302）时，却没有想到运用这一分析视角来讨论社会学的本土发展及其倡导的中国化理路。多少受惠于时代的馈赠，以及杨（Larry C. Young）关于1949年后中国实际上一直存在一种与西方知识传统不同的“大众社会学”（mass sociology）或“无名社会学”（nameless sociology）（Young,1974）观点的启发，金耀基、王载生和黄绍伦沿着知识社会学的路径，探讨过在学院社会学被“废黜”后以马克思主义形态存在的“另类”中国社会学（King & Wang,1978; Wong,1979）。虽然1952年后制度化的社会学不复存在，但中国并不缺乏包括毛泽东提倡的“修四史”在内的非专业化的社会调查，相关的学科知识和研究方法也被陆续用于民族识别与劳动经济研究等领域中；在将中国与推崇精英教育的印度相比之后，黄绍伦感慨道：“中国正是在困境中培养出了‘赤脚社会学家’（bare-foot sociologist）”（Wong,1979:116）。
当然，中国学界对知识社会学及其分析视角的真正关注，始于社会学的重建尤其是最近十年。在中国社会学重建的40年中，有关这一知识体系在中国重建与发展的议题不时被提起，尤其在重建后每个十周年的节点讨论更是密集。在前三个十年里，回顾性文章虽主要涉及历史反思、重建历程、社会学对现代化的意义及基本的研究议题，但有关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讨论却密切关涉知识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林南，1986；杨心恒，1989）。在重建40年前后，随着学科的逐渐成熟，不仅有关本土化的讨论日趋深入（谢宇，2018；翟学伟，2018；周晓虹，2020；Wang,2025），而且对社会学历史的考量深度嵌入了知识社会学的视角（Chen,2017;陆远，2019；李培林，2021；洪大用，2021；杨典、向静林，2022；周晓虹，2022）。学者开始涉入对学科内部知识构造、学科体系与外部社会结构关系的“反思”，提倡“回顾40多年来的知识变迁”过程（李钧鹏、周港，2024b），为锻造一种自主的知识体系打下基础（梁永佳，2024；杨立华，2025）。
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历史经验，尤其是这一学科及其知识体系未来的发展路径，本文拟以改革开放或中国式现代化为宏观社会背景，主要借外部主义视角讨论在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进程中，党和国家如何借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形塑社会学的社会主义方向，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又如何批判性地借鉴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满足和应对一个从传统向现代急速转变的中国不断涌现的各种社会需求与社会问题。如果说国家形塑、社会需要和西方影响在过往共同建构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实然逻辑，那么在40年后，我们自然会发问，对一个已基本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同时又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传统的国家来说，社会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应然逻辑到底是什么？
本文主要借助下述经验资料来讨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逻辑：自1979年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学科发展的专业文献、连续刊印的《社会学年鉴》、各院系和研究所刊发的学科建设回顾性文献、重建参与者的个人回忆和历史传记，以及我所在的课题组2019年在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之际完成的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实录（周晓虹主编，2021）。我们曾提出“将社会学家的个人生命史带回社会学史”（高玉炜、周晓虹，2021），并深信这一带回不仅能够铺陈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宏观历史背景，还能够从社会学人的个人经历与精神蜕变中体察这一学科如何受到外部社会及其变迁的影响，以及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相互关联、学缘结构、组织方式与话语实践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形态和知识积累方式。
二、国家形塑：制度建构与知识生产
本文之所以将国家形塑（state-shaping）置于中国社会学重建逻辑链条中的最重要一环，不仅是因为从知识社会学的经典叙事出发，首先需要考量一种知识生产的外部路径，即知识生产与存在或社会背景的关系；而且是因为从中国社会学的现实来看，实现学科重建并能够在短期内迈出快速的步伐，确实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休戚相关。比较1957年恢复社会学的努力和1979年同样性质的重建运动间的异同，如果说前后相隔22年的两场恢复“运动”都关涉两个重要的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的关系，二是社会学对社会主义中国是否有用，那么，“1957年努力的失败和1979年的成功并非源于问题性质上的差异，而应归因于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Cheng & So,1983）。
与1957年相比，1978年后社会政治环境的最大变化，就是改革开放成功地将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为此，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即将结束时，邓小平申明，面对底子薄和人口多的现实，“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同时又强调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邓小平，1983：164、180-181）。
与此同时甚至更早，面对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社会尤其是政治生活朝向积极的变动趋势，曾在1957年因倡议恢复社会学而吃尽苦头的吴文藻和费孝通、林耀华等“吴门师徒”又开始活跃起来（王炳根，2014）。这一次，社会学家的愿望获得了党和国家的积极回应。不过，领衔重建社会学的费孝通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我们现在所要的社会学决不是解放前的社会学的简单恢复，不能把那一套旧东西拿出来教学生，而是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尽量用正确反映新中国的社会实际来充实社会学的内容”（费孝通，2009/1982a：276）。
有鉴于中国的社会制度与政治背景，从社会学重建伊始，它就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教育与学术方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Cheng & So,1983），这是本文所说的国家形塑的第一个方面。其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或者说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仅一开始就出现在邓小平敦促社会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的同一篇讲话中，出现在邓力群与费孝通商讨“恢复社会学”时有关“恢复到哪里”的询问中（王炳根，2014），而且也体现在费孝通等老一代社会学家和陆学艺、郑杭生等后来者的理论自觉中。
尽管费孝通最初接受的是西方社会学的训练，但因其一生崇尚“从实求知”的科学精神，又因其1945年参与昆明“一二·一”运动和1949年1月与张东荪、雷洁琼及严景耀同去西柏坡面见毛泽东等五位中共领袖，使人到中年的他精神世界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如果说前一场学生运动导致费孝通与国民政府产生了精神疏离，那么后一趟出行则使他开始亲近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不久在撰文回忆目睹冀中平原上为解放军自发送粮的浩荡车队时，他动情地写道：“这成千上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就是这个力量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费孝通，2009/1949：409-410）。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费孝通那一代学人主动接受了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始终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中国社会学的指导思想。
先生的垂范影响到重建后投身社会学的年轻一代，尤其是有“插队”务农或做工、当兵的社会经历的“知青一代”学人（周晓虹，2022）。他们不仅因为时代的原因，从中学或插队阶段起便开始读《资本论》（沈原口述：630），“读那时提倡阅读的马列‘六本书’”（马戎口述：506；周雪光口述：1111），或组织工人每天“读半个钟头毛主席著作”（刘林平口述：418），甚至养成了“把经验现象纳入已有的理论框架中”反思的能力（关信平口述：224；边燕杰口述：993）；而且因为入校前后正逢“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雷洪口述：281），有人专业又是哲学或经济学（李路路口述：308；彭华民口述：530），所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不陌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几代社会学人独特的生命历程，保证了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学知识重建的有效形塑。
国家形塑的第二个方面突出地表现为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每一步发展，或者说学科建设方向、学术目标和研究议题，都体现了党和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及不同时期的战略部署。在此基础上，如陈汉辉所说，“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将资源导向社会学研究、教学及其他活动之中”；尽管在重建进程中，国家形塑存在降低社会学学科自主性的可能，但也通过物资资源和制度约束，“为大学系统的扩张、教学课程的标准化、学科知识的规范化、研究资金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专业社群的合法化提供了契机”（Chen,2017:133-134）。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有一系列重要的党的代表大会标志了不同阶段国家的发展方向与具体目标。比如，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把重心放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从1982年起，党和国家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每十年两届的党的代表大会，推出了一系列影响整个国家走向的战略决策：党的十二大（1982年）确立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四大（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党的十六大（2002年）确立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建设目标；党的十八大（2012年）确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党的二十大（2022年）提出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2：2、7）。上述方针的确立，都通过不同时段和不同层级课题的确立、学术年会的主题安排、著作出版与论文专题的设置、专业领域的调查研究的展开，以及社会学家及相应智库的参政议政，影响到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走向。
其实，从前述内部主义路径入手，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在国家形塑的同时，中国社会学原有的学科内部积累尽管十分薄弱，但依旧对学科制度的建构产生了积极影响。与西方社会学相对漫长、自下而上的专业化进程相比，中国社会学的专业化体现出自上而下的快速推进特点（周雪光，2019）。得益于中国高等教育40余年来的快速发展，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从每年27.8万（1977年）上升到1042万（2024年），相应地从1982年设立第一批5家社会学系起，40年间高等院校社会学专业（系）增长至近百家、社会工作专业（系）增长至近300家，增长最快的时段与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段（1993—2002年）相一致（胡洁、周晓虹，2023）。1979年国家形塑的学科重建借用了老社会学家们的旧有知识，费孝通更是一方面倚重先前的社会网络建立起国际国内的联系，另一方面根据过往经验提出了俗称“五脏六腑”的学科重建框架；20年后的世纪之交，在教育部的统一规划下，以对学科素有思考并具“理论自觉”意识的郑杭生为首的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则进一步制定了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个专业各10门左右的核心课程群（教育部高等教育司，2003，2004），促进了学科规范的养成。进一步而言，教育部从2002年起实施的连续五次学科评估提高了社会学学科的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水准，而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则推动了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
三、社会需求：从富民实践到社会治理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社会学学科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同时，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一直以回应改革开放或中国式现代化中不断涌现的社会需求为自己的学科使命。1979年社会学重建之时，整个中国刚刚摆脱了使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边缘的“文革”梦魇。当时城乡居民生活困顿、百业萧条，一面是1700万“知青”吁请返城，另一面是在人口、就业、住房、医疗、求学乃至婚恋等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无一不充满了令人棘手的各类社会问题。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回应社会需求或解决社会问题，自然成了社会学重建逻辑中的必要一环。费孝通那篇在床边的小桌上写成的《为社会学再说几句话》，由头就是自家住房紧张这个“社会上很多人的共同问题”（费孝通，2009/1979：203）。
当然，在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及民众所遭遇的社会问题不同，由此体现出的社会需求也自然有异，这影响到学界经验研究兴趣的转移。我们曾分析指出，1982—2022年，在“面向现代化”这一宗旨下，重建中的社会学在起步、成长、巩固和提升四个时期，分别以倾情于富民实践、服务于市场经济、致力于和谐社会建设、投身于社会治理的方式回应了不同时期的社会需求（胡洁、周晓虹，2023）。此后，多位学者也分别以文献计量方法证实了在重建以来的不同阶段，社会学研究议题“演变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和国家驱动特征”（李钧鹏、周港，2024b；吉瑞新等，2025）。
社会需求成为建构中国社会学重建逻辑的三重向度之一，有着较为深刻的学科性质、政治现实和个人经历等多方面的根源。首先，从学科性质上说，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无论在马克思、孔德（Auguste Comte）的信念中，还是在信奉进步主义的芝加哥学派的宗旨里，都担负着通过解释社会来促进社会变革、增进人类福祉的共识。正因为如此，当孔德致力于在巴黎工人中寻觅“知音”时，包括恩格斯、布思（Charles Booth）、勒普累（Frédéric Le Play）、恩格尔（Ernst Engel）和韦伯兄弟（Alfred Weber & Max Weber）在内的一批欧洲各国的企业主、公职人员和学者就开始致力于“经验社会研究”（Oberschall,1972），他们的目光所及包括贫困、健康、卖淫、犯罪、监狱、贫民院、人口、移民、医疗和教育等各个领域。欧洲人的探索后来影响到芝加哥学派，使其形成了观照底层社会的研究传统，也为由美国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Kulp Ⅱ）和步济时（John Burgess）带入中国并由燕京学派发扬光大的社会调查传统提供了借鉴。社会学重建后，这一直面社会需求的经验研究品格也同样重新获得了弘扬。
其次，观照社会需求或以问题为导向自然也有着现实的政治考量。对社会学这样一个本身就陷于激进和保守两重性格漩涡的学科来说，在社会主义时代研究者就不仅需要说明其在政治上无害，还要能够证实其在功能上“有用”。早在1957年费孝通就郑重说明赞同恢复社会学，这主要是“从当前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上来提出这个问题”（费孝通，2009/1957：19）。到了改革开放的1979年初，尽管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变得十分宽松，但是为了尽快赢得重建学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费孝通等人还是十分着意地强调了社会学对现实中国尤其是解决矛盾丛生的社会问题的重要性。王康在重建的第二年即以肯定的口吻为《美国社会学家》杂志撰文：“社会学家必须满足人民的迫切需求，努力进行社会调查，并研究现存的和新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Wang，1980）。如果说在外人看来“工具性作用是社会学得以恢复的唯一理由”（Cheng & So,1983），那么正如社会学家怀特（Martin Whyte）在王康的文前评论的那样，“人们确实寄希望于社会学能够在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方面取得成就”（Wang,1980）。
如果说在当代学科发展中，由于倡导向物理学等“硬学科”看齐，美国社会学在依赖学位和职衔体系、专业协会、学术期刊逐渐成为一种仅为求知而存在的“纯粹科学”的过程中，其早年的“应用性”不断被边缘化（Weinstein,2006）；那么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因强调学科对中国现代化的应用价值，社会学强调观照社会需求或问题导向的意识，就自然成为一种愈加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1985年“带着学以致用的潜在想法从哲学转到社会学”的边燕杰去留学，面对美国社会学“解释社会现象，建立社会认知，而非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定位就颇为不适（边燕杰口述：1001）。不久，他的导师、华裔社会学家林南等人受福特基金会的委托调查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回去后在《福特基金会内部备忘录》（The Ford Foundation Inter-Office Memorandum）中也证实：“中国社会学具有非常强的实践取向，其目的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定社会问题”（Springer,1990）。其实，早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其“首要任务是了解他们正在研究的对象……其次涉及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Li，1999），而与边燕杰经历相似的周雪光等人也写道：“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带来了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促进了社会学研究的开展”（Zhou & Pei,1997）。
最后，如果回到几代社会学人的生命历程之中，我们还能发现，直面社会需求，坚持在学术研究中以问题为导向，也与他们过往的生涯休戚相关。众所周知，费孝通投身于社会学之时正值苦难的中国在近代发生巨大变迁之时。面对“人民的饥饿问题”，年轻的费孝通在与学伴的争议中，强烈反对“为研究而研究”（费孝通，2009/1937b：33）；到了晚年，在回应自己的同学利奇（Edmund Leach）的质疑时，他依旧反对把研究“作为表演才华的戏台”或“生活中的消遣”，申明自己当年弃医从文就是“自觉地认识到‘为万民造福’比‘为个人治病’更有意义”（费孝通，2009/1990：343、342）。
社会学重建之初，有一批1949年前毕业的社会学人，或人到中年从其他专业改行的学者，也都一样秉持先生“志在富民”的理想，不顾可能有的政治风险或改弦易张的困难，投身到学科的重建之中。其中，出生于农民家庭，先后做工、务农、参军，退伍后1956年在速成高中毕业时就立志成为“农业经济学家”的陆学艺当是典范。他不仅在1979年就冒着风险最早提议实施“包产到户”改革，更是在后来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长年在农村“蹲点”，其“一生的研究都是围绕‘三农’问题的，研究如何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陆学艺，2023：3、303、510）。受费孝通感召的还有那些年轻时代就有过丰富的底层体验，并因此具有与普通民众高度共情的能力，与强调现实关怀的社会学一拍即合的“知青社会学家”。他们有着直接的务农、做工和当兵的底层生活体验，以及经历了贯穿他们生命全程的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可能借此比肩自己的前辈甚至强于他们后辈的历史馈赠”（周晓虹，2022）。
四、专业化与中心外倾：西方影响及其两重特性
作为一门舶来的学科，社会学自清末传入中国。20世纪初，在基督教教会学校于中国各地开办社会学系科的同时，借由退回的庚子赔款，一批学人开始去美国留学，这也连带使美国社会学成了中国社会学最早的标杆。一晃到了1979年，历史再度重演。在受命于中央重建中国社会学时，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的费孝通征得邓力群的同意后，还是选择了此时在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的同学杨庆堃作为“取得学术情报资料的一个捷径”（王炳根，2014）。
费孝通找对了人。自1951年出国后，杨庆堃就一直没有放弃在中国恢复社会学的念想，“他认为中国早晚都要现代化，而现代化不能没有社会学”，为此他一面先后招收李沛良、刘创楚去匹兹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面携同仁助力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希望将其“作为基地，以后帮助内地恢复社会学系”（李沛良口述：40、42）。考虑到杨庆堃“布局”时，正值“‘文革’的雷声已在远处天际隐隐滚动的一九六五年！如果不是当事人的回忆，这话恐怕很难让人置信”（王小章，2021）。天道酬勤，杨庆堃的准备没有落空，重建时费孝通找到了他，而他带上的正是当年的全班人马：在1980年第一期讲习班上，讲社会学概论和统计方法的是刘创楚和李沛良，讲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则是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的霍尔兹纳（Burkhart Holzner）和涅尼瓦萨（Jiri Nehnevajsa）（杨心恒，2005）。
来自杨庆堃的支持不但及时而且至为重要。除了杨庆堃和匹兹堡大学的支持之外，另外两处最主要的支持来自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的布劳（Peter Blau）和华裔学者林南，以及1981年美国社会学年会期间由林南牵头成立的北美华裔社会学家协会（North America Chinese Sociologists Association，简称NACSA），这后来“成为中美社会学界学术交流的桥梁”（Bian & Zhang,2008）。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除了傅高义（Ezra Vogel）、怀特和倪志伟（Victor Nee）等从事中国研究的社会学家经常来访外，倾情中国又能够和交换论大师布劳平分秋色的恐怕还有以研究现代化著称的社会心理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后者于1983年春首次访华时便为边燕杰、彭华民这些几年前还是农民或工人的第一届研究生开讲了六周“人的现代化”课程，而他们后来的个人生命史也成为“最有效或最能体现当代中国的现代变化的案例”（周晓虹，2023）。
来自美国社会学界的支持毫无疑问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必不可少的知识外援。英克尔斯和布劳的著作中译本出版后，从经典时代的韦伯、涂尔干、齐美尔、托克维尔，到现代时期的帕森斯、默顿、米德、戈夫曼，再到当代的福柯、哈贝马斯、吉登斯、布尔迪厄和亚历山大，在西方社会学史上值得一提的学者的著述在40余年间都一本本地被翻译到中国。与此同时，欧美学界严谨的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不仅通过著述的翻译，而且通过林南、边燕杰、谢宇、陈向明等人的课程与研修班在国内的推介，训练了越来越多的青年社会学人。近年来，生命历程研究法、计算社会学和虚拟民族志等也逐渐为中国社会学界所熟悉（风笑天，2016）。
作为开放引进或文明互鉴的一种积极后果，西方影响起码在速成性和规范化两个方面促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健康发展。就速成性而言，不仅来自杨庆堃和匹兹堡大学的支持助力了费孝通原本可能步履蹒跚的“起步”，而且对整个中国社会学学科而言，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海外学人担任师资的各类研修班和研究生班的开设、图书资料的大规模赠与和翻译、国际会议的邀约交流、海外读博的经费资助、来自理论和方法两方面的译介和训练，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在资金和实践机会方面提供的多种支持，呼应了中国的开放大势和改革的急迫需求，在短短几十年内造就了庞大的学科体系。就规范化或专业化而言，与西方学界的广泛交流同样带来了积极影响。尤其是1998年后国家对建设高水平“世界一流大学”的强调，使得“在学术规范化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研究成果的引进和吸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都要快、都要全面”，这使中国社会学“摆脱了草莽状态”（冯仕政，2022），也保持了相应的学术品格，没有因应对繁多的社会需求而陷入单纯的应用泥淖。
当然，来自西方的影响同样也有消极的一面，这就是因无批判或过度吸收形成的颇为普遍的“中心外倾”现象。应该说，因经历过旧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费孝通一开始就对此抱有高度的警觉。在重建三周年时，他在讲演中一方面肯定要“从旧中国和从世界各国吸收一切有益的养分”，另一方面也强调“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对过去的和外国的各种社会学成果进行去伪存真的批判接受”（费孝通，2009/1982b：301）。1987年，因担心重建中的社会学过于西化，费孝通特地将社会学中国化的源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杨开道、许仕廉在紧邻清华的清河镇所做的清河实验，并将田野研究（field work）视为“做到社会学中国化”的第一步（徐经泽主编，1991：1-2）。尽管从此之后中国社会学界一直常提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议题，知青一代社会学人及其后来者也试图用转型中国的实践或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来建构中国社会学，但自主知识体系的建立问题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解决，或者总体上说“大多数社会学家并未对在全球传播的知识所隐含的文化和政治假设持批判态度”（Chen,2017:133）。
“中心外倾”现象的形成和延续，与社会学的知识生产特征、中国社会学重建时的贫瘠状况，以及过度提倡与世界学术接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关联。显然，作为现代性的产儿，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它的知识体系、理论模式和研究范式都带有浓郁的西方特色。甚至在西方国家内部，知识也存在差异。比如，法国人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就意识到，自己的理论“若要在美国的环境中被准确地理解，都必须避免出现任何扭曲或变形的情况”（Bourdieu,2000）。但中国社会学因为几十年的中断，在整个重建过程中，真正受过理论和方法训练的人才极度匮乏，而严峻的社会现实又不断提出解释现象与解决问题的需求，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解释路径的盛行。加之20世纪末对与世界接轨的强调，无经验质感的部分后知青一代学人形成了单纯的方法倚重，“更多的是通过数据模型来认识社会”（周雪光口述：1128）；在越来越“卷”的学术环境之下，“年轻一代学者基本已不再在其学术实践中寄托他们对现实社会变革的关怀”（王小章，2021）。
五、三重因素的互构与套叠：实然的逻辑
国家形塑、社会需求和西方影响，构成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三重向度或三大因素。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与社会变迁的天然关联，加之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1978年的改革开放或中国式现代化的同向共进，决定了我们可以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这一学科重建的“三重”逻辑。进一步而言，有鉴于构成知识积累或学科重建的任何一重向度都难以独立地发挥作用，因此从本质上说现实的重建逻辑体现为上述三大因素的互构或套叠。
整个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从一开始就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意图及不同时期的战略部署。经过1979—1981年短暂而迅疾的初步准备之后，如果说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一方面在宏观层面以党和国家的现代化部署为经，那么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则以解决或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社会问题或社会需求为纬。而这幅学术经纬的编织，一开始自然需要借鉴伴随西方尤其是美国现代化进程发展了100多年，并解释和应对了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简言之，西方社会学是帮助我们动手编织这幅经纬之作的学术之梭。
为了方便叙事，我们分别讨论了国家形塑、社会需求和西方影响三重向度各自的运作，但事实上这三者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过程中互相影响、彼此套叠。我们先来看国家形塑与社会需求间的关系与互动。这一重互构一方面反映出不仅在改革开放初而且在随后的40余年里，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政策制定从总体上说始终是在回应社会需求、“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2022：10）；另一方面反映出人民或整个社会也以各自的方式积极投身到这场大变革之中，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社会学置身其间，它受命于国家，既从理论上帮助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大业，也将人民或社会的需求与呼声及时通过各种研究或路径传递给党和国家，并通过1990—2010年有关“国家—社会”这一知识论域的深入讨论（张静主编，1998；邓正来，2023），揭示了两者间关系的多元复杂性，极大缓释了因市场经济的高歌猛进而形成的某种张力。
我们再来看国家形塑和西方影响间的关系与互动。这一重互构一方面反映出党和国家希望借助改革开放，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比外国落后”的局面（邓小平，1983：181），在现代化建设中吸收“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习近平，2016：16）；另一方面也表明党和国家着力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希望用西方学术话语冲击国家既定的意识形态。当然，在具体的学科重建中，上述两重因素或向度的互构在形态上是复杂的。一方面，不但西方影响促进了社会学的知识重建，而且1980—1990年学界受西方影响而展开的有关现代化知识论域的深入讨论（孙立平，1988；英克尔斯、史密斯，1992；金耀基，2023）也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借鉴之道。另一方面，国家形塑也始终将西方影响控制在一定的学术限度内，冯仕政（2022）就注意到，来自国家形塑的“政治因素是推动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议程不断演进的重要动力”，“关于最近提出的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国家意志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动力之一”。
第三重互构发生在社会需求与西方影响之间。除了中国的现代化无疑需要借鉴西方的经验外，从广义上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学对西方知识的渴求也是一种社会需求。尽管从社会学被取消到重建的近30年间，吴文藻、费孝通等人通过翻译“灰皮书”和“黄皮书”，或接受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来访的美国学者的赠送，零星地接触过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但总体上说整个中国社会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都十分陌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为学界和普通民众接触西方社会科学提供了可能。20世纪80年代连艰涩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存在与虚无》的起印数都在数万本以上，这说明西方影响确实带来了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繁荣，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也带来了思想领域不同程度的混乱。
如果从国家形塑、社会需求和西方影响这三大向度的互构或套叠出发，综合考虑或审视重建中的中国社会学在这40余年中的实然发展，我觉得有两个互为依存的题域是不能回避的。第一个题域涉及西方社会学与中国社会及中国社会学的关系问题。对此问题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西方影响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而国家形塑和社会需求又在何种程度上制约或建构了中国社会学对西方影响的吸收及具体的吸收方式。就此题域的前一半而言，应该承认由于重建伊始就存在“移植”和“加工”西方社会学的倾向（林南，1986），在随后的40年中虽然我们建构了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提出了一些具有原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但整体上看，输入性知识仍是中国社会学知识的主体，重复性研究仍是社会学研究中的多数，验证性发现仍然是知识发现的常例”（洪大用，2021）。当然，就此题域的后一半而言，中国学界面对西方社会学确实并非都是单纯的“照单全收”，而是在不同程度上践行了鲁迅所言的“拿来主义”。比如，何蓉（2022）曾以苏国勋的韦伯研究及重建过程中的“韦伯热”为例，提出面对韦伯诠释背后的单一现代化路径，中国人的关切揭示了西方“现代化理论所揭示的道路既非独一、亦非主导性”。再比如，我们分析英克尔斯和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中国社会学重建中的接受史时也发现，对现代化的渴慕与想象随社会转型或改革的深入让位于对真实社会问题的回应，或如陈汉辉所说伴随着“从现代化理论到市场化理论的范式转换”（Chen，2017：6），两位讨论现代化及相关主题的西方社会学家在中国的地位及声望出现了明显的翻转（王冠宇等，2025）。
第二个题域涉及从20世纪30年代起，尤其是1979年社会学重建后不断引发争议的话题：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回溯近百年来的几度本土化或中国化运动，我觉得可以将这场学术运动划分为三个版本：1930年前后开启的中国化运动属于1.0版，旗手是孙本文和吴文藻及燕京学派，主要目标限于如何使西方的理论能够联系中国实际；1979年重建后的本土化2.0版进了一步，开始包括“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费孝通，2009/1994：247）两个方面；当前面临的任务是实现本土化或中国化的3.0版，为了着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习近平，2016：22-23），我们希望该体系不但要体现中华文化自身的特点，还要使其具有普遍的国际影响力，具体来说便是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并促成中华民族文明的向外辐射。
尽管中国化的2.0版尚不完善，但重建以来一直有社会学人意识到应该更进一步。比如，郑杭生（2011）就认为，除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本身的内在逻辑，本土化“更包含了对民族的‘学术话语权’或民族的尊严和地位的考量”。为了握有“学术话语权”，王小章（2021）倡导“要让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格和经验向普遍的人类社会开放，并参照人类普遍性来观照审视（之）”；对应于东方学，王铭铭（2007：10-11）呼吁要重建中国的“西方学”以恢复表述的双向性；梁永佳（2024）构想基于文明互鉴的原则，可以通过“以中释外”的方式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而我曾提出，只有在养成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形成与之对应的深层次的“文化觉他”意识，“才能真正建构具有主体性和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社会科学”（周晓虹，2025）。
六、应然的方向，或将传统带回中国社会学
到此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实然逻辑，接下来必然会遇到一个回避不了的题域：既然我们依旧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体系，或者用库恩（Thomas Kuhn）的话说，既有的社会学范式尚无法圆满解释中国式现代化的诸多问题，那么我们是否需要一场新的“科学革命”？在由国家形塑、社会需求和西方影响三重向度构成的实然逻辑之外，能否根据应然的方向探求这一学科的既成体系的改造之路，使之成为一种具有主体性的自主知识体系？
回到社会学的学科历史中，我们发现，与西方社会学家相比，像费孝通和金耀基那样深谙中国传统或赞同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学家，在行文中常常难以忘怀的恰是与“现代”或“现代性”（modernity）这一学科的母题或基调相对应的“传统”。西方社会学从来不隐瞒对传统的疏离态度，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更是大张旗鼓地说：“社会学是与现代社会生活研究最密切相关的学科”，因此“现代性本身具有深刻和内在的社会学性质”（吉登斯，2022：4、49）。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费孝通不但“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性”，而且执拗于寻找传统与现代（来自西方的新动力）的接榫之处；就像其导师马林诺夫斯基评价的那样，他“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费孝通，2009/1939：69、278）。比费孝通小四分之一个世纪的金耀基一生关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问题。他一面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完成中国的现代化”，另一面却深信“中国的文化将会形塑‘中国社会学’的性格”（金耀基口述：24、31）。
如果上述对传统及其题域的亲疏远近真的存在，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深究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差异？再进一步说，如果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实然逻辑是由国家形塑、社会需求和西方影响三大向度互构而成，那么我们能否通过将传统带回中国社会学，将后者改造成一种如图1所示的应然构型？在这一构型中，底部三边是现有知识体系的实然形态，但通过带回传统将形塑一种“棱形”知识体系。借用前文曾经使用的比喻，如果真的能将中国文化脉络也穿入学术之梭，那么其与西方社会学这“金银双线”共同编织出的画卷一定会更加五色斑斓。
造成中西社会学差异的第一重因素，或者说将传统带回中国社会学的第一重必要，与西方和中国产生或接触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历史时段不同有关。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虽有相同历史背景但传统深厚不一的欧洲和美国相互间其实也存在着差异。尽管我们通常将18世纪的两场革命视为西方现代化的标志，但事实上酝酿于14世纪、到16世纪达到顶峰的文艺复兴及紧随其后的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已经从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孕育了后来成为社会学之母的现代性，并造成了整个欧洲文明传统的断裂。因此，几乎在现代性萌生了三五百年后，或干脆说在西方世界的工业化基本成熟之时，社会学这一学科的知识积累才最终成型，并直到1892年这朵欧洲之花才偶然在芝加哥大学结出美国之果。
欧美两种社会学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前者以传统的断裂为背景着力讨论现代性的诞生，并划分出包括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共同体/社会等一系列二元分立的理想类型。在这种二元叙事中，“变迁（都）是社会学这一学科的核心问题”，或者说社会学“诞生的初衷就在于理解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重大变迁”（Browne,2015:55）。因此，人们一方面将“一切好事都认作是现代的”，另一方面对传统逝去的必然性大体上也都深信不疑；或者说对他们而言，“现代性可以明确地下定义”，而“传统性却基本上仍是个残留的概念”（亨廷顿，1996：53、52）。而在社会学从欧洲传播至历史仅有200余年的美国的历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本就十分微弱的“传统”进一步淡出，而对现代的关注则进一步加强。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社会学中一家独大的结构功能主义最终借“冷战”的态势，发展出了被称作“非共产党宣言”的现代化理论（雷迅马，2003：IV）。作为“战后社会科学的伟大范式”（Abbott & Sparrow,2007:312），现代化理论使传统进一步被置于与现代水火不容的对峙之中，并受到进一步的轻蔑。
和欧美不同，社会学对中国来说是外生性的知识，而在其舶来之时，虽然帝制刚刚崩溃，但中国依旧还是一个传统深厚、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正因为如此，当第一代社会学人从欧美国家学成归国后，自然就会面临如何将外来的知识用于解释本土现实的中国化问题（周晓虹，2020）。1930年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后，表现出“对独立知识存在的渴望”（Wong,1979:19），而农村研究及乡村建设运动自然构成了早期中国社会学了解国情的最重要的研究场域。紧随梁漱溟、晏阳初，李景汉、杨开道、费孝通和林耀华都留下了他们有别于西方社会学的重彩华章；而其他社会学家则对现代性的引入导致的中国传统急剧崩裂的社会后果（如人口、劳工、犯罪和贫困等社会问题）予以了高度的关注。
将传统带回中国社会学的第二重必要，当与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及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系统知识“群学”有关。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延续数千年而依旧具有勃勃生机的不多的文明形态之一，中华民族在独特的历史背景、生态环境、文化氛围和社会生活中锻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2022：18），也从学理上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基础。社会学家们也发现，尽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依旧有诸多相对稳定的深层厚观念固着于中国人的传统之中（周怡，2025），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时，显现出改造后的“理性传统主义”特征（金耀基，2016：153）。费孝通也曾以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理念为例，申明依旧可以借鉴中华民族传统“解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费孝通，2009/2000：175）。
进一步来说，在中华民族悠久而丰厚的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和西方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高度相似的“群学”。群学思想系最早发端于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年），近代以来由严复和梁启超等人加以确认和发扬的一种涉及人群共同体及其行为规范的知识体系。尽管将“群学”等同于社会学的观点存在一定的争议，但考虑到“群”或不同形态的“人群共同体”也是现代社会学常规的分析单元，我们起码可以将“群学”视为社会学的一部分或某种前现代的社会学。这一知识体系的基本命题涉及“合群”“能群”“善群”和“乐群”诸方面，并构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基因”（景天魁等，2017：12）。显然，在中国文化的架构中讨论“群”，甚至沿梁启超的思路讨论近代以来从“小群”（如家庭）到“大群”（社会）的改造路径，不但能够丰富社会学的知识体系，而且能够为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变迁提供一种动态的说明。
最后，将传统带回中国社会学的第三种必要，与1978年改革开放后开启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密切相关。我们看到，通过1978年的改革开放、1992年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2001年加入WTO融入世界经济格局的助推，尤其是党的二十大后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伟大的成就，造就了全球闻名的“世界工厂”和国内生产总值领先的第二大经济体。因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是一场依靠薄弱的家底，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欲带动“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习近平，2022：22）的伟大变革。这场变革或转型要解决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所面临的共同富裕、两个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等一系列难题，因此也决定了它势必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一现实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金耀基，2009：30）。
社会学家们看到了中国这场大变革的特殊性，尤其是其间交织的传统与现代的颉颃、融合与再造。孙立平（2003：12）注意到，在这场大变迁中，“在社会的不同部分当中，几乎是完全不同时代的东西，共存在我们的社会里”。阎云翔（2012：345）也惊奇地发现，“中国的个案同时展现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状况”。甚至以《学做工》享誉学界的威利斯（Paul Willis）也发现，“在西方，现代性渗入得比较缓慢，在中国，这一切似乎是突然的、爆发的、激进的”，由铺天盖地的消费浪潮和互联网铸就的“现代中国人的万花筒”（the modern Chinese kaleidoscope），与整个社会中依旧留存的传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文化矛盾（cultural contradiction）的家”（Willis,2020:167）。在共存与颉颃之外，费孝通睿智地发现，我们悠久的传统也嵌入不断增长的现代性中：“像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国’，虽然是在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之后建成，但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并不都是1949年建国时一下子凭空创造出来的，它是过去几千年社会结构演化的继续”；从这样的意义上说，1949年的革命也好，1978年的改革开放也好，都是“建立在中国社会自身演化的内在逻辑之上的，是中国文明演进中的一个连续过程的一个阶段”（费孝通，2009/2003：449）。
正是因为当下的中国传统与现代并陈交织，我们才深信对这一场大变革或社会转型的研究将有助于中国社会学本土知识的萃取，而“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社会学的一些议题有学科的敏锐性”（邴正口述：192；另参见胡荣口述：271）的知青一代学人更负有萃取的责任。为此，我曾提出在研究历时态的“中国的转型”之时，可以将共时态的“转型的中国”或转型社会作为中国社会学长时段内的研究对象，从而在西方社会学强调互相对峙的“传统—现代”的二分模式之外，选择某种更为独特的叙事对象（周晓虹，2023）。
在转型的中国，尽管传统与现代之间充满张力，但二者非但不是一对互为不容的对抗性力量，妥善待之恰能成一对相辅相成的契洽性因素。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将传统带回中国社会学具有丰富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这能够在补足我们对中国传统与文化缺乏深度了解的知识缺环的同时，形成与欧洲社会学强调传统与现代的断裂、美国社会学惟现代马首是瞻两种范式不同的第三极——一种强调传统与现代的相互影响、吸纳和融合的分析范式。另一方面，这有助我们在萃取中国社会的转型实践与丰富经验，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同时，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科之路。仔细检视能够发现，尽管中国社会学离将这种悠远的传统打造成自主知识体系的底色或既有性格尚有相当距离，但意识到应当在这一向度上着力的社会学人已越来越多（翟学伟，2001；应星等，2006；周飞舟，2018；孟庆延，2020；严飞、刘明轩，2024）。显然，真正实现“两个结合”，就不仅需要考察中国人民生产与生活的实践经验，还同样不能缺少包括社会学人在内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传统向度上的理论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