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思想或知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入手，马克思、舍勒和曼海姆等人缔造的知识社会学确立并有效扩展了自己的全部叙事框架。在此基础上，20世纪后半叶发展起来的新知识社会学，强调了知识与诸种地方情境和人群共同体、知识与权力及知识与纸质文本以外的媒介形式的关联。将知识社会学用于考察分为前后两个时段的中国社会学120年来的历史，能够清晰地呈现一门外来的知识体系是如何嵌入传统中国的现代变迁，以其激进和保守的矛盾性格的两面，分别呈现由这一迅疾变迁所带来的社会转型并成为有关转型社会复杂性的最佳叙事的。同样，中国社会学前后两个时期最重要的知识生产者和组织者费孝通，以“牧师”和“先知”的两重身份，也出色地演绎了作为社会学矛盾性格的两重特性。

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了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群学肄言》（The Study of Sociology），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最初标志。在随后的120年间，除去中间约30年（20世纪50—70年代）学科被取消的阶段，社会学在中国经历了崎岖坎坷但却成果显著的发展。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剖析，其发展主要包括两大向度：其一，西方社会学知识体系进入中国，被知识界接纳与吸收，不仅在现代中国的知识和学科体系中确立了地位，也从不同向度促进了中国的现代性发展进程；其二，在20世纪30年代、80年代和当下三个时期，社会学界围绕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展开了具有内在关联的论辩和研究，主题关涉如何“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与建设”。正是围绕上述两大向度，中国社会学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知识积累和本土锻造。

分析框架与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叙事

社会学的知识积累与本土锻造，是中国语境下知识社会学理应涉猎的标准议题，这也是我们有必要回溯知识社会学的发展轨迹与理论叙事的缘由。在现代社会学的庞杂体系中，知识社会学算不上主流或强势分支，但在百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依旧发展出了繁复而缜密的叙事。其众多理论叙事主要围绕“知识对社会地位的依赖”以及“‘存在与思想’间的关系”展开，研究者大致都同意“一个中心共识”：“就思想本身不是被内在地决定而言，同时就思想的某个方面能够导源于认知之外的因素而言，思想是有存在基础的。”基于此，知识社会学确立并有效扩展了自身的完整的理论叙事框架。

1. 马克思、舍勒与曼海姆：传统的确立

马克思本人虽从未使用过“知识社会学”甚至“社会学”的概念，但是其思想——“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为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石。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颠倒了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将观念、思想和概念视为束缚人们的真正枷锁，幻想以纯粹的思想批判代替反对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他们不仅指出了思想或知识与存在的内在关系问题，还进一步借“阶级”概念及相应的分析方法，揭示了存在对思想的制约方式：“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科塞（Lewis Coser）认为马克思强调意识根植于存在的观点意义重大。伯格（Peter L.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也指出“意识形态”（ideology）和“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是知识社会学的“关键概念”。

诸多经典社会学家都与马克思的思想有所“缠斗”，马克思及其思想实际上成了衡量知识成熟度的一种精神标尺。舍勒（Max Scheler）在创建知识社会学时受到马克思的启发。他承认知识由社会及其结构共同决定，借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二分结构，他将社会学研究对象分为“理想因素”和“现实因素”，分别对应文化社会学和现实社会学。同时，他反对机械决定论，强调现实因素虽调节理想因素在历史中的出现状况，但不影响其本质内容。舍勒还提出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群体的精神，集体表象或社会表征应被视为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畴。

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确立了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框架。他的理论基于马克思的存在概念扩展而来，认为：社会存在或生存性因素在知识生产中至关重要，不仅影响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还渗透到观念的形式与内容中；能够塑造思想的现实群体不仅包括阶级，还涵盖世代、地位群体、党派、职业群体和学派等；不同历史和社会情境下的群体，其思维方式会有所不同，当群体所处的社会情境发生变化时，思维方式也会随之改变。

2. 范式转换与新知识社会学的叙事

曼海姆的理论为知识社会学的范式转换搭建了桥梁。20世纪下半叶，知识社会学不再局限于知识与存在关系的宏大叙事，而是从具体的文化事项和社会过程入手，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新观念社会学”的涌现是知识社会学范式转换的路径之一。受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和柯林斯（Randall Collins）的影响，新观念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知识社会学不同的主张：观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镶嵌于社会与思想的脉络中；研究观念应考量其产生与发展的地方性情境，而非仅着眼于宏观社会存在；强调知识生产者之间竞争，还原知识生产的微观情境和具体场景。

“新知识社会学”的迭代是范式转换的另一条路径。知识社会学这一形态的产生与文化社会学在二战后的蓬勃发展有关。传统知识社会学主要关注观念的正式系统，而新知识社会学则发现观念的正式系统与人类生活的广泛文化模式或广义社会意识相关。因此，新知识社会学不仅研究专家制造的思想，还关注普通人处理日常生活实践所发展出的知识。

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实践

在翻译出版《群学肄言》的8年前，严复在《原强》中首次介绍了斯宾塞及其“群学”。他将“sociology”译为“群学”，这一译名受到荀子“人能群，彼不能群”思想的影响。尽管后来“社会学”一词取代了“群学”，但严复的引入反映出当时中国对这一外来知识的迫切需求。中国社会学的早期实践可分为两个阶段。

1. 社会学知识体系的传入与接受（1905—1930）

如果说严复是开启社会学中国之旅的第一推手，那么从学科意义上说，美国的传教士或“教会大学本是中国社会学的温床”。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基督教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陆续在中国创办大学。许多大学纷纷开设社会学课程，并建立社会学系。到1925—1926年，全国16所教会大学中，有14所都讲授社会学。葛学溥（Daniel H. Kulpll）和步济时（John S. Burgess）是这一时期推动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关键人物。葛学溥1913年来到中国，1914年在沪江大学创建社会学系，并开展了多项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调查。此外，他还组建了“沪东公社”这一社区服务机构。步济时1908年抵达中国，1922年在燕京大学创设社会学系，讲授社会组织课程，并与甘博合作开设社会调查课程。

2. 中国化的尝试：本土知识体系的初步锻造（1930—1949）

1930年是中国社会学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此之前，活跃在中国社会学舞台上的主要是欧美传教士。伴随着国门洞开，尤其是美国退还近半“庚子赔款”并设立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后，更多中国人赴美欧留学并选择社会学专业。从朱友渔191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到30年代前数十位留学欧美的社会学人陆续回国。一开始，归国学人选择去教会学校任教，但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民政府要求教会大学正式注册，诸多教会大学的社会学系主任开始由中国人担任。同时，厦门大学（1921）、复旦大学（1925）、中央大学和大夏大学（1927）、中山大学（1931）等多所国立及私立大学也先后设立社会学系。1930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社会学社，不仅标志着中国职业社会学家共同体的形成，而且表现出了实现中国化的意图或“对独立知识存在的渴望”。

在中国社会学社成立大会上，孙本文率先明确提出“建设一种中国化的社会学”主张。这种努力除却其本人的辛勤著述外，首先表现在作为“中国社会学社的中心人物”，孙本文先后创办了《社会学刊》《社会建设》杂志；其次表现在他从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及训练社会学人才三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社会学中国化设想；再次表现在他带领社会学人积极参与社会建设运动。

同孙本文为代表的学院派通过引进和积累所做的知识贡献相比，以许仕廉、杨开道尤其是吴文藻为代表的燕京学派的知识锻造更是有声有色。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说，燕京学派的成就不仅与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地域有关，而且其“领袖和追随者形成的团体……在知识的传播中都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燕京学派的成功得益于其顺畅的代际传承。有意思的是，开创芝加哥学派的帕克（Robert Park）在这里竟又一次成为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1931年吴文藻邀请帕克来燕京授课，后者通过传播芝加哥学派面向社会的实践主张，既与燕京的田野调查倡导相吻合，也冲击了原有的研究格局，吸引了费孝通、林耀华、杨庆堃等一批燕京学派的年轻学者。费孝通在完成“江村”和“云南三村”的研究后，提出了“差序格局”和“双轨政治”等一系列本土概念，尝试从人文世界层面或知识社会学高度概括出乡土中国的特点，以说明“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道理。

社会学的矛盾性格及其中国命运

从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群学肄言》到1952年社会学在“院系调整”中被取消，社会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整整50年。1949年前，社会学系已发展至20家左右，专任教师数百人，中国社会学社先后召开过9次年会。社会学是一门因现代性而生的学科，它与都市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面临诸多困难，一直处于“王朝崩溃、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内战频仍”的状态，但社会学依然取得了显著成就，得到国际学界的公认。

不过，在这相对的繁荣之中，有关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历史叙事一直存在一个被“悬置”的议题：孙本文是1949年前中国社会学的领军人物，但其时中国社会学的知识构架却主要基于北方学者尤其是燕京学派的学术成果。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这门来自西方的、有关社会变迁的学科在民国体制中的尴尬处境。中央大学社会学系1927年成立，先后隶属于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最终归于法学院。在文学院时期（1928—1935），短短8年就先后更换5任系主任，还经历了两次存废危机，第一次有惊无险，第二次则被取消达5年之久。与此相比，燕京大学在社会学系及专业的创办上则表现出生机勃勃的一面。20世纪初基督教教会学校涉足社会学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动机，就是为了了解传统价值观和社会秩序，以推动中国人对教会的皈依。同时，教会大学社会学系获得蓬勃发展的另一个原因，与他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支持有关。与此同时，1926年刚刚从留美预备学校转为综合性大学的清华大学也成立了社会学系，凭借汇聚陈达、潘光旦、吴景超和李景汉等一众留美学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比较中央大学、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三家社会学系在战前尤其是战时的发展，对我们讨论上述议题不无裨益。孙本文依赖民国第一学府和教育部的资源，在体制内部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但由于与其时的政治体制联系紧密，他又不得不谨慎地与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会学研究保持距离。而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相对独立，受民国政府的控制较弱。例如，燕京大学在国民政府调整社会学系隶属关系时采取了拖延抵制的态度。抗战时期，由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脉交叉组成的西南三个团队依旧扮演了中国社会学知识锻造的主角。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尽管许多社会学家在思想改造中表达了学习马列主义、跟紧时代的愿望，但社会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仍被视作为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保守学科或“伪学科”而被取消。大多教师改行教授民族学或历史学，孙本文则调任地理系。1957年，吴文藻、陈达、潘光旦和费孝通等11人被打成“右派”。

社会学在1949年前后的历史命运一直令人困惑。为何1949年前社会学被国民政府视为外来的激进学科，从民族主义和防范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双重角度予以限制，而除了孙本文等少数人外，许多社会学教授也确实成了与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第三条道路的拥护者，或共产党的同情者，但在1949年后又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而遭到取缔？除了可能有的个人好恶或思维定式，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是不是还有更为深刻的学科背景或社会历史根源？

其实，中国社会学在1949年前后的遭遇，与其学科性格密切有关。社会学自诞生起就具有“秩序”和“进步”的双重特性，由这一矛盾性格派生出批判性与实用性：基于前者它具有先知的功能，对社会保有一定程度的批判锋芒；而基于后者它则具有牧师的功能，希望采取对社会进行改良而不是革命的策略。

在中国，社会学及其早期从业者的命运就是由上这双重性质决定的：前者追求“进步”，后者维护“秩序”。1949年前，社会学的改造和批判功能受到限制，但认识和服务功能使其能够存在；1949年后，在错误地认为已经不存在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其认识和服务功能消解了，而其改造和批判功能自然成为挑剔社会的“反动”象征，这是社会学被取消的内在原因。

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1952年院系调整后，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学科建制消失，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得以重建。不过，在中国台湾地区，依旧保留着小规模的社会学系科；在大陆，一门学科虽然在建制上消失，并不意味着与此相关的知识积累或锻造也会戛然而止。

1.“大众社会学”，或专业知识的非专业化改造（1949—1978）

尽管社会学在中国大陆被“废黜”，但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说，有一部分人确实依旧在以另一种方式进行非专业性的社会学实践及相应的知识积累，包括20世纪50年代初民族识别在内的少数民族调查，毛泽东提倡的各类社会调查，以及1958—1964年间开展的村史、家史、厂史和人民公社史的“新四史”研究。在这样的基础上，1974年在“文革”尚未结束之际，拉里·杨（Larry C. Young）提出，在革命中国实际上存在一种与西方传统的知识与学科体系迥然不同的“大众社会学”（mass sociology），也可以将这种在日常生活和大众实践中积累的知识系统称之为“莫名社会学”（nameless sociology）。

2. 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历史进路（1979—2022）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79年3月，费孝通受中央委托主持标志着学科重建的座谈会，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两年后改为中国社会学会）。此前我们在中国社会学重建40年口述史访谈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历史叙事。其中，可以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分为学科建设的准备时期（1979—1981）和学科建设的发展时期（1982—2022）。在准备时期，尽管当时的中国大陆尚未有一家社会学系，但在费孝通的带领下，“主要办了三件大事：在北京主办社会学暑期讲习班；主编《社会学概论》（试讲本）；创办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班”，并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这几件大事的完成，为社会学的重建尤其是知识生产奠定了基础。

发展时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起步阶段（1982—1992），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五家社会学系建立，西方社会学知识再次被引进，以费孝通先生的“富民实践”为核心的一系列相关研究成为知识锻造的重要内容。成长阶段（1993—2002），社会学学科建制快速发展，社会学家们意识到了“社会学要主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合格人才”的目标。巩固阶段（2003—2012），随着高校“985”工程的推进，社会学科的专业水准要求提高，研究重点转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阶段（2013—2022），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推动社会学发展，知识锻造集中在自主知识体系和社会治理实践两方面展开。

3. 社会转型：知识积累与话语实践

社会学重建后的40余年里，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学术队伍的扩大以及国际交往的便利，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积累和话语实践上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可归纳为一个宗旨和两个议题：一个宗旨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两个议题则是在强调专业化的同时，继续推进其中国化或本土化进程。

其实，在这一个宗旨和两个议题的表述中，已经隐含了我们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或知识建构的新叙事构架。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是国家形塑、社会需求和西方影响的互动结果。改革开放就是形塑社会学知识形态的国家力量，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促使中国借鉴西方社会学经验，同时也检验了西方知识体系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用于解释中国的试金石。正是这场与改革开放同向共进的知识重建运动，终使中国社会学成了一种关涉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型叙事。与此同时，“由‘问题导向’的强烈实践取向，构成了中国社会学的基本性格”。

牧师与先知：以费孝通为个案的补充说明

作为几乎整个20世纪的“见证人”，费孝通扮演了中国社会学重要的知识生产者甚至组织者的角色，因此以其为个案说明这一学科的知识锻造应该同样是一个相对适当的选择。

韦伯提出用理想类型来概括社会现象，如区分宗教领域的牧师和先知。美国社会学家弗里德里希提出的“牧师—先知”这一理想类型，适用于对社会学家进行分类。牧师型社会学家秉持客观中立、价值无涉的态度，致力于改良社会、抚慰民众；先知型社会学家则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追求理想社会的构建。费孝通在社会学重建过程中，始终强调社会学对现代化的重要作用，积极提倡“学以致用”，展现出“牧师”的角色特征。然而，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来看，其角色经历了从“牧师”到“先知”的转变。在学术生涯的早期，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参与乡村建设运动，到完成“江村调查”，费孝通主要扮演“牧师”角色，关注解决民众的现实问题。但在昆明“一二·一事件”后，他开始向“先知”转变，对国民政府进行批判。在社会学重建后的学术生涯中，初期他投身于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的富民实践，体现出“牧师”的角色；到20世纪末，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浪潮，年近九旬的费孝通停止田野研究，转而反思自身文明及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关系的思考之上，实现了从“牧师”向“先知”的再次转身，临终前提出与西方世界“先知”最接近的东方概念——“圣贤”。

以费孝通的案例来看，在中国社会学的知识锻造中同样蛰伏着与知识社会学相关的一个两面互倚的议题：思想虽有其存在基础，但知识并非社会的自动映射。出身士绅阶级的费孝通成为 “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说明阶级因素不是知识生产的唯一决定因素。同时，知识人的个体选择也受到时代、社会文化结构和个人生命史的影响。费孝通的两次转身，第一次与民族危难和国家前途有关，第二次与国家发展变化和个人生命历程转变相关。

周晓虹，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摘自：《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