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城乡关系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依据所处时代语境和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规律的分析，深刻揭示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对立产生的根本原因、发展趋势，以及消除城乡对立的前提条件和路径方法。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初心使命，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不断深化对城市和乡村融合发展的认识，探索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中国道路，为“十五五”时期促进城乡融合、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征程上，必须坚持不懈地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城乡关系稳定发展，为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书写更加绚丽的篇章。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必须坚持不懈地“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一战略部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律与战略需求，彰显了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也为“十五五”时期进一步处理好城乡关系，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指明了前进方向。以往学界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科学内涵、价值意义、制约因素，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而对党的这一理论创新成果的思想渊源、历史成因的解读缺少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的关联性研究。同时，对我国城乡关系和融合发展的演进梳理多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较少从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体进程进行系统的思想史考察。鉴此，本文立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阔视野，将解读经典文本和分析客观史实相结合，从理论、历史和进路三重逻辑客观分析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思想渊源、历史脉络和实践进路，以为深化和拓展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城乡融合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欧洲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变大，城乡之间矛盾尖锐。对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结合所处的时代背景，深刻分析城乡对立产生的原因，并站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沿，对城乡关系的未来趋向作出科学预判，提出了实现城乡融合的前提条件和路径方法。
（一）城乡关系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导致社会分工的产物
19世纪40年代起，城乡关系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乡村和城市的出现都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城乡对立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蒲鲁东的分工观点时，首次提出“城乡关系”，指出“德国为了实现城乡分离这第一次大分工，整整用了三个世纪。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这意味着分工并非一种永恒规律，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也处在动态变化中，城乡分离和对立冲破了旧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的桎梏，打破地域限制，也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重塑人类社会。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考察了早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认为直到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才有“定居而成村落的某些萌芽”。制陶术、铁矿石冶炼、文字的发明，使得人类逐渐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过渡到文明时代。这时，“由设塔楼和雉堞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城市”是古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之一，标志着文明时代城市雏形的产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在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即“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所以，生产力发展导致社会分工是城乡分离的根源和动力，此后人口、生产工具、资本等越来越集中于城市，乡村则呈现出隔绝和分散的态势。
（二）城乡关系从对立走向融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使得“农村从属于城市”。“城市病”的产生和加剧，乡村农业发展遭到破坏，人的全面发展受抑制都是城乡对立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在与蒲鲁东、杜林、米尔柏格等人论争过程中，还从工农业发展、卫生环境、住宅问题、人的全面发展等多个方面论证了城乡关系由对立走向融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客观规律，阐明了“消灭城乡对立不是空想”的观点。1872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明确提出了消灭城乡对立是“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认为大城市的工业发展，不仅阻碍城乡间自然资源的配置，还对城市造成环境污染，甚至对农村发展产生威胁。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不断地从城市迁往农村，因而不断地造成新的大城市”是一种恶性循环，因此消灭城乡对立，是工业、农业、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此外，大量人口涌进城市导致住房短缺，引发了住房问题。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恩格斯提出，“不仅要以当时的情况为转移”，“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城乡对立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只有待城乡对立彻底消除后才能被解决，“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因此，城乡融合具有历史必然性，但需要经历一个长期且渐进的过程。
（三）发展生产力和废除私有制是消除城乡对立与实现融合发展的前提条件
城乡如何从对立分离走向融合？马克思恩格斯对实现城乡融合的前提条件予以了充分论证，提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消除城乡对立的两大条件。由于城乡对立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而“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许多物质前提的基础就是社会生产力。“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阶段”，这表明，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时，实现工农两大产业的结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鸿沟才会逐渐消弭。
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在立足审视国情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俄国城乡对立的原因，以及消灭城乡对立的根本途径。列宁认为，俄国城乡之间呈现出的种种矛盾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剥削乡村（这些是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到处都有的旅伴）”。由于社会分工使工业和农业分离，工业和农业成为两大独立的部门，“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农村人口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和工业中心流动，使“乡村处于从属的、不发达的、无助的、闭塞的状态”。这表明，社会分工及其带来的人口流动是导致俄国城乡分离的两大主要原因。因此，必须将“消灭城乡对立当做我们的理想（并且列入我们的行动纲领）”。为此，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探索缩小城乡差距的方法途径。一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列宁指出，“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一长期性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创造新的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并在废除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将城乡连接起来，以消除城乡对立。二是妥善处理工农业关系，建立新型经济联盟。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同广大的城乡贫民群众结成联盟，是革命取得新的胜利的保证”，必须正确处理工农业的关系，利用城市优势，为农民提供工业品、农具和文化，要有计划地吸引产业工人参与到农业发展中，实现工农业的紧密结合。三是巩固工农联盟，注重农村文化工作。列宁指出，“城乡对立是农村经济和文化落后的最深刻的原因之一”，必须重视农村农民的文化教育，这“对于我们的整个革命有决定的意义”，应先从“建立城乡间的交往开始”，通过城市工人和农村雇工之间的交往，有利于加强城乡文化联系，将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带入农村，最终实现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这一目标。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城乡关系的重要论述，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二、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城乡关系探索的经验总结
在古代中国，“城”多用于军事防御，“市”才是城市的最初形态，是城市的起源，是与乡村定居点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朝代更迭中，城市被赋予了政治和经济意义，乡村则负责工商业原材料供应。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要求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埠城市，“这些埠口，在中国封闭的社会体系上戳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外国资本主义的东西因之而源源不断地泻入、渗开……通过这些窟窿，中国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城乡社会的演变由此而缓缓发生”。城市在政治上统治乡村，经济上剥削和依赖乡村，越来越多乡村人口到城市谋生，城乡二元格局出现。因此，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城乡关系问题被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成为先进知识分子论争的一个重要话题。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初心使命，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对城市、乡村及城乡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并不断调整政策，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融合发展道路。
（一）从农村从属城市到“农村包围城市”走向“城乡兼顾”
受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依照“城市中心论”，将革命重心放在城市，强调工人暴动的重要性，把革命成功寄希望于城市的工人阶级，集中主要精力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尽管这一时期也派出力量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但“政治的中心总是在城市，因此斗争的中心，也是着重在城市”，认为只有发动城市暴动，“革命方能真正胜利”。1921—1927年间党代会的相关文件中，虽没有明确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但从党的工作重心可以反映出农村从属于城市是这一时期党对城乡关系认识的表征。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极为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毅然选择了以革命的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方针，但武装斗争的主攻方向是城市，还是农村？对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逐步探索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工作重心在农村，并不意味着放弃城市，忽视城市工作。为打破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党领导革命根据地进行了有效的经济建设，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尤其是以各类合作社为桥梁，既解决了根据地内部的供需问题，还疏通了与国统区的经济贸易往来，对打破国民党军事政治封锁，促进城乡商品交换发挥积极作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中国大部分城市被敌人占据的情势，毛泽东指出：“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因此，先在农村取得革命胜利，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再以此为依托“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是革命的方法策略。他强调“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只有开展充分的城市工作，才能从敌人手中夺回城市，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引下，党在大力开展农村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同时，开始积极做城市工作，并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1944年6月，毛泽东在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来执行，一方面要发展巩固农村根据地，同时又要争取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驱逐日寇。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为夺取抗战最后的胜利，“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并预见性地提出，培养和派遣一批会做城市经济工作的干部。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华北、东北地区的大城市被陆续接管，党对城市工作、城乡交流、城乡关系的认识和实践逐步深化。张闻天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是互助合作的关系”，“农村供给城市粮食、原料，城市在经济上文化上帮助农民”。王稼祥提出，“全党必须有城乡的统一的整体的观念，必须城乡兼顾”。从中可以看出，农村以发展农业为主，城市以发展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为主，二者承担着不同的经济任务，这也就决定了城乡关系是一种互助关系，既强调农村的重要性，又保证了城乡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以商品流通与交换打破城乡空间隔阂。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决定，毛泽东强调，“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
（二）从“城乡兼顾”到城乡资源分配失衡和差距扩大
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建设根本方针，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城乡兼顾、城乡互助，这成为新中国我们党探索城乡关系的起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处理城乡关系的基本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工农业结合的设想大体一致。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调整农业税收、推广互助合作；在城市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强调围绕生产建设，做好城市的各项工作。刘少奇认为，城市工作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任弼时提出，要巩固工农联盟，“农业要发展，农民生活要提高，就是要供给以便宜的工业品；同时，农民以自己的产品供给城市，使工业发展，工人生活改善”，通过物资交流，增进城乡之间的互助交流，为大规模开展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后来由于工业化赶超战略和片面强调重工业发展，导致城市人口增长过快粮食需求增加，给农村造成巨大压力。尽管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反复强调，必须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指出：“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但后来的发展还是出现了偏差。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粮食等农副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相继出台，不仅割裂了城乡联结的市场纽带，还人为地造成了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区别，致使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三）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到协调统筹城乡发展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改革推动改善城乡关系，逐步探索城乡经济社会互动的路径方法。邓小平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的经济改革先于城市，先从经营体制和商品流通体制进行改革，加强了城乡间经济、人才联动。在商品流通方面，强调“改善农村商业，疏通流通渠道”，农村流通领域渐次放开。在人口流动方面，“鼓励城市技术人员下乡，倡导和组织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之间的人才和技术的流动，为发展农村工业增强技术力量”。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统计数据显示，1985年全国乡镇企业数量达1222.46万个，从业人数达6979.03万人，不仅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还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城乡基本实现了从隔阂到互动的转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要素单向流动，加之国家政策对城市倾斜，导致农村经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滞后，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明显。对此，党中央对城市和农村工作分别作出部署，强调要“合理调整工农、城乡利益关系”，使工农业互相支援，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融通。党的十六大在制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针，并作为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的首位，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是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路，强调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置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核心位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的目标。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要“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应该说，这期间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和改革措施不断丰富完善，从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公共服务全方位推进农村改革，并取得初步成效，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从协调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提出了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完善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及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等举措，不断改善和提高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让广大农民平等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提出要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目标，把城乡融合发展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举措。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习近平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用好改革这一法宝。要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人口、土地作为城乡双向流动的主要要素，是影响城乡关系演进的重要范畴。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统筹户籍制度改革不断深化，调整户口迁移政策，从“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居住证制度”，到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逐步取消。2014—2024年，共有1.5亿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2024年末城镇人口94350万人，农村人口46478万人，城镇化率达67%。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承包地“三权分置”，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农民拥有更充分的财产权益。同时，财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领域配套改革也在不断推进，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正在加快构建，农业和工业相互促进、城市与乡村相互融合的美好图景正在徐徐展开。
三、新时代新征程上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进路
当前我国城乡关系正经历着深刻的历史性变革。站在“十五五”新起点上，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面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复杂变化，我们必须将城乡融合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运用系统观念，着力探索出一条以人为本、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实践新路径，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根基。
（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供城乡融合发展的坚强政治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回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的目标任务，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进行调整，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城乡发展之路。历史证明，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解决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习近平指出：“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是各级党委工作的两大阵地，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三农”问题作为城乡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一是要始终将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党集中统一领导的优势，把好农村改革的方向之舵，谋划农村发展的大局，切实制定农村发展政策，为保证城乡关系的健康稳定提供政治保障。二是要加强城乡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应当充分发挥其在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的领导作用。街道、社区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础，要在社区治理上下功夫，最终实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目标。三是要加强城乡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论是农村工作还是城市工作，都要依靠党员干部发挥“领头羊”的作用。在农村，需要选拔培养政治立场坚定、具备一定理论和政策水平、敢于担当作为，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基层干部，为农村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城市，要加强城市工作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培养一批能用科学态度、先进理念、专业知识去规划、建设和管理城市的干部，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二）坚持人民至上，确保人民群众享受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际收益
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贯穿于处理城乡关系的一切工作和决策中，习近平指出：“如果在现代化进程中把农村四亿多人落下，到头来‘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这不符合我们党的执政宗旨，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方面，要加大民生工程实施力度，着力推进城乡建设。在农村，投入更多医疗资源，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打造城乡医联体，上下联动，解决农村看病难的问题；优化硬件、师资队伍等教育资源配置，努力追求城乡教育公平，提升乡村幼儿园、中小学教育教学水平；打造农家书屋、文化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丰富农民生活，统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缩小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差距；推动交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便捷城乡物资流通，打破城乡信息壁垒。在城市，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打牢社区基层公共服务基础，着力解决广大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各种难题，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另一方面，完善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尤其要着力办好供销合作社。7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在服务城乡群众、繁荣农村经济、助力脱贫攻坚和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时代新征程，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供销合作社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充分用好这支力量”。“十五五”时期，应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拓展服务功能，使其成为城乡发展的桥梁和纽带。既要向农村农业领域延伸，了解农民所需、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又要向城乡社区全方位拓展，保证农产品流通与购销，切实让城乡群众享受到更多由城乡融合发展带来的收益。
（三）坚持系统观念，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推进改革发展、调整利益关系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处理城乡关系和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必须始终坚持系统观念，从理论构建、制度安排、政策体系等方面精准研判，不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一是要树立系统思维，把握住城市和农村两大主体。以农业萎缩和乡村凋敝为代价发展城市不可取，必须认识、尊重和顺应城市、乡村发展的客观规律，将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空间布局、生产要素分配、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协调发展，推动城乡互动良性循环。二是要做好顶层设计，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效能。土地、资金、人口等要素流通不畅仍然是城乡融合发展面临的困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从战略高度出发，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改革，创新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逐渐破除阻碍城乡融合发展的种种障碍，推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优化配置。人才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所在，尤其要制定激励政策，吸引城市人才返乡创业就业，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三是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习近平多次强调：“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完善农业经营体系，鼓励和支持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带动小农户合作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探索发展进路，创新运营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四）加强城乡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马克思曾敏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断裂”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现象。因此，从改善生态环境问题上看，城乡最终会从对立走向融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在追求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城市和乡村之间环境冲突进一步凸显，严重影响着城乡人民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城乡生态文明建设，指出：“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一方面应继续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充分发挥乡村原本的生态环境自然优势，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多优质农产品；发挥钉钉子精神，持续性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因地制宜探索解决农村污水、生活垃圾等突出问题的方法，打破“脏乱差”的局面。另一方面要推进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增强城市宜居性。习近平指出，城市是一个经济、产业、环境、资源等多种要素相融合的“有机生命体”，“城市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目标，努力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因而要统筹好城市的生产、生活、生态布局，以自然为美，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开展垃圾减量化行动，利用周边植树造林，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基础，建设美丽城市数字治理体系，不断提高城市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幸福感。无论城市发展，还是乡村发展都要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五）统筹县域城乡规划，发挥县域在城乡融合中的枢纽作用
2020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推进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等县域统筹，把城乡关系摆布好处理好，一体设计、一并推进”。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了明确部署，强调要重视县域的功能定位，“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弊端”，发挥其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可见，县域对于重塑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具有独特价值。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统筹优化村镇布局，推动县域基础设施一体化规划建设管护。”县域处在城市和乡村的连接点上，是“城市之尾，乡村之首”，能够实现城乡功能衔接互补。一方面将农产品输送到城市，满足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将城市先进的产品、技术、人才、信息等传递到农村，增强对乡村的辐射能力。因而要发掘和培育农村特色产业，以县域为经济枢纽，打造出完整的“生产—供应—销售”链，搭建县域经济体系、城乡商业体系，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提升农村内生发展力，实现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未来，要把具有优势条件的县域作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着力点和切入点，优化县域国土空间格局规划、盘活城乡闲置资源、促进要素平等交换，推进交通、信息设施一体化建设，这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具有战略性意义。
综上，城乡关系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命题，也是世界上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是客观规律，但在我国拥有近十四亿人口的国情下，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农业都要发展，乡村都不会消亡，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这也是客观规律。”不论从理论逻辑，还是从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演进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致力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发展之路，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书写中国答卷，向世界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