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对罗伯特·吉尔平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关于国际体系的发展动力和变革逻辑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比较。本文认为，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强调物质第一性的理论，对国际体系的发展动力和变革逻辑持有许多相似的观点。两种理论都强调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和军事革新是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根本动力，同时，两者都认为国际体系的变革逻辑是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不适应，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动最终会导致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和国际秩序的变革。但是，相比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更为广阔，对国家性质的忽视、对国际体系不平等缺乏批判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缺失的地方，这也导致它们在国际体系变革的方向和可能性等方面存在差异。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有力解释当前国际体系各层次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尤其是中国为何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国际体系；发展动力；变革逻辑；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
一般认为，国际体系包括行为单元、力量结构和国际秩序三个方面。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是什么，根本动力的变化如何层层传导最终导致了国际政治组织方式的变革，也就是国际秩序的变革？本文系统分析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发展动力和变革逻辑的论述，并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体系变革的认识进行比较。比较分析的目的一方面在于增进国际关系学界对两种理论在相关问题上的了解，另一方面则是分析中国为什么要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因，指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局限性。
本文的结论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都是物质第一性的理论，其所揭示的国际体系的变革逻辑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提出的变革逻辑有一部分是重叠的。但是，尽管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霸权兴衰是国际秩序变革的根本原因，但它们并不充分。对国际秩序变革的理解还需要关注主要大国的国家性质、价值观等因素。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更为广阔，重视国家性质的作用，以及强调对国际体系中不平等因素的批判，而这正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所缺失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变革的认知为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和可能性提供了更多空间，可以很好用来解释中国为何现在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国际体系的发展动力：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
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从城邦时代、帝国时代发展到今天的民族国家时代，正是各种行为体自主行为、互相竞争的结果。不管是城邦国家、帝国还是现代民族国家，为国家间互动搭起舞台的都是它们之间的实力对比结构。这个结构，以国家间的物质实力的分配来定义。也就是说，不仅国际体系的行动单元是物质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属性也是物质的。相比古典现实主义思想家，新现实主义理论家更加看重科技发展和经济力量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重视军事力量的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其他社会领域变化的根本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主要是从国内政治运作的角度出发，这一论断在国际体系内仍然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并且得到了现实主义国际变革理论的支持。吉尔平对国际体系的发展动力的界定就是一种经济中心的解释，这种解释首先是考察国际关系领域生产力的变革如何导致生产关系（即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的变动，并最终导致上层建筑即国际秩序的变革。
虽然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肯定国家本身的物质性和国际体系的物质性，它们对国家类型或者国家性质的作用却有所不同。现实主义忽视国家实力之外的其他属性，而马克思主义强调国家属性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阶级性质和其他属性，而这些国家属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各国在推动国际体系变革时的方向选择。在十九世纪，如果沙俄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那么它所建立的国际秩序肯定与一个工业化的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英国所推动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有着本质的区别。尽管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强调同样的国际体系发展动力，但是它们对国际体系的变革方向和可能性仍然衍生出明显的差异。
二、国际体系的变革逻辑：现实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
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关系理论对于国际变革的论述聚焦于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动如何导致国际秩序的变动，例如新崛起的大国如何挑战守成大国、建立自己的领导地位和新的国际秩序规则。新兴大国通过工业化快速增强了自己的实力，导致它与霸权国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那么它必然对于现存的国际秩序产生不满。这种不满可能包括两个方面的不满。一个方面的不满是希望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和决策权。另外一个方面的不满就是希望改变现有的国际资源分配规则或者结果。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会对国家改变国际体系所付出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产生影响，生产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并最终导致各国互动方式和国际秩序的变革。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判断，那么新现实主义所认定的国际体系的变革动力源自经济基础（国家间力量对比）、上层建筑（国际秩序）之间的不相适应和冲突。不过，现实主义者对国际秩序变革的解释仍然存在缺陷，必须求助于对各国国家利益和政策的理解，而后者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层次的因素。例如，如果不理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国家实力竞争和财富分配方式的变化，那么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会致力于建设一种世界性的市场经济而不是统治更大范围的领土。同时，吉尔平和大部分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缺乏实质进步、停留于历史循环的看法也值得怀疑。在现实主义阵营内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就承认，国际政治的性质在逐步发生变化，追求扩张、权力未必是理性的选择。
相比较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变革逻辑，马克思主义不认为国际体系的变革就可以简化为霸权秩序的更替，而是认为，不同属性大国所主导的国际体系，有可能建立具有不同性质的国际体系。更重要的是，相比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突出了对国际体系中不平等的批判，而不是像许多现实主义那样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和无法进步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不认为国际政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具体来说，其一，与现实主义类似，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大国之间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最终会导致新的世界大战（即霸权战争）。其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体系中的不平等进行了充分的批判，强调国际秩序的方向应该是朝着不断平等的方向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这一点已经在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演进中不断成为现实。其三，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动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基础，但不同类型的国际体系统治者仍然会塑造不同的国际秩序。
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秩序的变革方向
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我国对外关系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思想力量，在中国对外交往的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
首先，就如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认识到的，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等因素深刻塑造了国际体系今天的现实：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都面临着许多新的全球公共问题，包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核安全问题和对跨国公司的管理问题等。各国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主要大国之间核威慑的存在，都使得传统的国强必霸理念已经过时。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地球村现实下人类命运已经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现实，中国有必要摆脱传统的国强必霸思维方式，妥善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利益冲突，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其次，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意味着阶级、政党、宗教等原本属于国内政治的因素具有越来越大的国际影响，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突出了国内因素对于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发展的推动作用，为国际秩序的改革提供了更多思路，例如要合理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加强各国政党的友好交往和民间外交，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相互理解。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这些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再次，按照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应该继续致力于改革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现实主义带有一种大国中心主义的倾向，认为弱肉强食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必然，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显然带有更高的价值观追求。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改革，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条件。从国际力量结构变化的角度来看，当前国际体系变革的焦点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在国际关系中获得更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说，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利于世界的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跳出霸权兴衰的历史循环。中国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做善事、有利于其他国家的人民，同样也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
最后，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来看，中国之所以提出一套与以往国际秩序理念有着根本区别的新主张，更多是源于中国自身的国家属性，而不仅仅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安全都紧密相连的现实。在对外政治关系中，中国长期以来坚持独立自主、不干涉他国内政、不结盟的基本原则，是《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坚定拥护者；在对外经济关系中，中国一直以来坚持全方位对外开放、互利互惠、照顾发展中国的基本原则，在对外援助中不附加政治条件。这些外交实践本质上都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体现，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以及沿线国家能够在“一带一路”中获得合作共赢的发展机遇，能够提振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并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从而推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之所以成为这些新的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的提出者，显然根本原因是源于中国自身的国情和实践，而不是仅仅是因为中国实力的崛起。
总而言之，相比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视野更为开阔，为国际秩序的变革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原因在于，尽管国际力量结构的变动是国际秩序变革的主要和直接原因，但是，构建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却很大程度上源于各国的国情和国家属性。现实主义强调大国间的权力政治，忽略国家本身性质的变化、跨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世界的冲突，其实质是一种悲观理论，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宿命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体系变革逻辑的视角，对于推动国际体系发生本质转变，提供了一条积极的道路，即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抛弃传统的国强必霸、对外扩张、经济剥削的国际关系路径，转向实践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熊智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1期【当代中国与世界】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