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乐:辩证看待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6 次 更新时间:2021-12-23 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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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乐  

  

   “权力”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心内容。一些学者认为,权力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扮演角色的决定因素,世界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政治”。围绕“权力”,政治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其中,“权力转移论”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那么,“权力转移论”是否可以公正客观地阐释国际关系的走向问题?围绕“权力转移论”,学界有着怎样的争论与看法?应如何辩证看待这一理论,从而正确认识全球利益分配?记者采访了相关学者,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梳理与探讨。

   权力转移论具有局限性

   195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肯尼斯·奥根斯基(A. F. Kenneth Organski)在其著作《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书中首次提出“权力转移论”(power transition theory)。在奥根斯基看来,国家权力的此消彼长会带来国际体系的动态演变。他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分为 “主导国”与“崛起国”,认为二者之间相对权力的变化与转移决定着国际体系的变迁。

   奥根斯基认为,除了权力的“接近度”,对国际秩序的“满意度”也是衡量权力转移的重要变量。而满意度由国家的应得利益与事实上既得利益的相对关系决定。当崛起国积累了足够的国家实力并变得强大之后,很容易对国际格局的现状及以主导国为核心的利益分配体系产生不满,进而要求开启权力向自身转移的进程以改变其国际地位。

   在与亚采克·库格勒(Jacek Kugler)合著的《战争总账》(The War Ledger)一书中,奥根斯基这样界定权力转移的临界点:当一个崛起国的国家实力增长至主导国经济总量的80%以上,则该崛起国有可能成为“挑战者”。随着挑战者相对能力的增加,它将寻求重新分配全球利益。在权力过渡时期,战争可能在新近崛起的势力和原有霸权势力之间爆发。当国际权力完成新一轮由主导国向崛起国转移让渡的周期后,原有国际体系的主导规则就会被改变,进而产生新的国际秩序。

   然而,对于奥根斯基的论点,国际政治学界存在许多争论。有学者认为奥根斯基有关“不满意国”一定是崛起国而非主导国的论断不成立。根据奥根斯基的理论框架,主导国通常满足于国际体系的现状,更倾向于维持而非改变现状,因而不会主动挑起冲突,战争的可能性仅出自对自身利益不满意的崛起国。但这与西方知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论点不一致。在吉尔平看来,霸权大国(也即奥根斯基笔下的主导国)也可能成为不满意的一方从而主动挑起冲突。吉尔平认为,任何国家都会对现实有所不满,霸权大国也不例外。即使霸权大国对自身实力满意,也有可能对国际权力的变动趋势感到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霸权大国很有可能会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霸权大国发动这种预防性战争的目的在于在自身仍保留相对优势的时期,以武力手段防止其国家实力在权力的相对竞争中走向衰落,从而消除其国际霸权地位丧失的风险。这种手段对于霸权国是一种较有吸引力的选择。

   美国波士顿大学帕迪全球研究学院副教授约书亚·西弗林森(Joshua Shifrinson)对本报记者表示,奥根斯基对于崛起国与主导国以冲突和战争结局收场的判断过于片面。新兴大国与衰落霸权大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有可能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实现,对二者的关系走向应持乐观态度。新兴国家不一定总是寻求与霸权大国发生冲突,反而有足够的动机避免冲突。在很多情况下,新兴国家愿意支持霸权大国并与之合作,二者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可以避免。

   西弗林森称,如果两个大国之间地理位置相隔遥远,彼此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地区影响力,且具备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的国内环境,它们是能够和平地解决双方争端的,至少在理论上,国际竞争的强度有可能降低。毫无疑问,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对自身相对收益的盘算,以及预防性消除威胁的倾向,都使得放弃竞争变得艰难。然而,这不会在本质上妨碍国际体系的和平变革。“考虑到国际关系均势理论中的权力平衡因素,我认为来自中国的威胁被夸大了。中国不存在‘猎获’美国的动机,反而有理由与美国长期合作。”西弗林森对记者说。

   此外,不少学者认为,权力转移论将过多的焦点置于主导国与潜在的挑战国之间的权力较量,而忽略了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这也与传统均势理论的观点背道而驰。根据均势理论,一个完整的国际系统的演变应当是由多个主体(包括多种角色的国家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互动共同促成的结果。这些多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是确保国际秩序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政治科学系副教授维斯娜·达尼洛维奇(Vesna Danilovic)在文章《权力平衡与权力转移:利害攸关的全球利益》中表示,权力转移论与均势理论都是国际关系领域的独特理论,但二者在如何确保权力分布的稳定性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权力转移论认为,保持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权力分配的巨大落差(而非均衡)有利于国际政治格局的稳定。然而,均势理论的观点与此相反。该理论认为,世界处于无政府秩序之中,各个国家都寻求权力的最大化以维持实力并提高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安全指数,而权力在各国间包括大国间的均衡分配恰恰能够有效地制衡各国力量,从而约束冲突的发生,维持稳定的国际环境。

   权力转移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奥根斯基在其著作中称,一般情况下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英国与美国在历史上的霸权转移则成为“权力和平转移”的唯一案例。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一些学者认为,英美之间虽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大规模的霸权争夺战争,但并不代表两国权力转移的进程是和平的。事实上,在两国权力转移期间,世界充满了不和平。除了两国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外,两国都分别与当时的其他大国发生过战争。英德对抗及后来两次世界大战中与其他国家发生的战争,都让英国的实力遭到极大损失,往日的“日不落帝国”开始背负巨额债务,霸权地位被严重削弱。而此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受益者——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增强,其对西欧经济的支配权也通过“马歇尔计划”等得到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崭露头角,并主导了战后雅尔塔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后来,通过与苏联相抗衡、建立北约组织等战略举措,美国一跃成为冷战后唯一的霸权国家。至此,英美权力转移最终完成。由此可见,权力在英美之间转变、演进并完成交接的过程中,世界充满着斗争与冲突,以及英美与其他国家的第三方战争。因此,奥根斯基将英美霸权转移认定为“和平”转移的说法失之偏颇。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邓超曾这样评价:奥根斯基的理论问世于冷战初期,或明或暗地夹带着某些意识形态的观念,而且对非西方国家充满敌意。美国分明通过一场场战争成为西方世界霸主,奥根斯基却竭力将其美化为“和平”继承。虽然几乎所有美国学者都宣称他们的研究建立在客观中立的理性思考之上,并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但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时髦”理论并不少见。

   权力分配可以是“正和博弈”

   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也曾对权力做出过定义和分析。他认为,权力是通过影响他人以获得某个结果的能力。强制性威胁、金钱引诱与“用能力吸引别人合作”构成了“权力行使”的三种形式。他将21世纪以来的权力变革趋势分为两大类别:一是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在当今世界表现为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二是从国家层面向非国家层面的权力扩散。

   在一次演讲中,约瑟夫·奈围绕“全球权力转移”论述道,当我们谈论第一种权力转移时,通常会谈论亚洲的崛起——这更应该被称为亚洲的复苏或回归。如果追溯到1800年左右,我们会发现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亚洲,他们生产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产品。快进到1900年,世界上一半的人仍然生活在亚洲,但此时他们生产的产品只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这个时期的世界发生了什么?答案是工业革命,这意味着欧洲和美国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世界的主导中心。而我们将在21世纪看到的是,亚洲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及占世界产品一半以上的地位将逐渐回归。这是当今世界权力的重要改变。当我们谈论第二种权力转移即“权力扩散”时,不得不认识到,只有国家占据国际体系的时代结束了。国家依然重要,但国际政治舞台十分拥挤:除了国家,还有许许多多的非政府行为体。这些行为体有一些是善意的,也有一些是非善意的。在恐怖组织策划的“9·11”事件中死亡的美国人,比1941年“珍珠港事件”中死亡的美国人还要多。这见证了国际权力由国家向非政府行为体扩散的巨大变化,可以被认为是战争逐步走向私有化的表现。

   约瑟夫·奈认为,传统上,人们对权力的理解主要是军事力量。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将强国定义为“能够在战争中获胜的国家”。但理解21世纪的权力需要一种全新的叙述,不应仅仅是“在战争中获胜”,必须从多维叙述的角度来思考权力的有效性。许多人认为,人类解决分歧的唯一途径就是合作。约瑟夫·奈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欧洲的版图烧得四分五裂,同时破坏了欧洲在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一切都源于德国力量的增长以及这种增长给英国带来的恐惧。他援引高盛集团的预测称,中国经济被认为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如果因为这种预期产生恐惧感,就会导致“过度反应”。他指出,“在面对自西向东权力的转移和交接时的最大危险即是恐惧。借用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一句话,我们最应该感到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我们不必担心中国的崛起或亚洲的回归。如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能够从大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种现象,我们就能够良好地管理这个过程”。

   约瑟夫·奈在另外一次演讲中谈道,崛起中的中国并不会威胁美国的地位,也不打算推翻现行的国际秩序。对美国而言,最大的威胁是来自内部的民粹主义政治。在他看来,重点是各国如何定义自身的国家利益,从而使权力分配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各国都应该思考如何共同合作生产对自己有利,同时又对他国有利的全球公共产品。这将是人类在思考21世纪的权力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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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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